前言

杨志玖先生（1915—2002年），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人。著名历史学家。回族。1934年同时考取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年9月，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卢沟桥事变后，随校南迁，在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习。1938年8月大学毕业，被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所外研究生。1939年9月，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师从姚从吾、向达教授研究蒙元史。1941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留西南联合大学暨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1944年3月，应傅斯年先生邀请，借调到四川南溪县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编写中国边疆史清代部分。1946年10月，应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冯文潜先生之聘，到南开历史系任教。新中国建立后，杨先生历任南开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历史教学》编委会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顾问，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中国唐史学会顾问等。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第六、第七、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著有《隋唐五代史纲要》、《元史三论》、《马可波罗在中国》、《元代回族史稿》、《陋室文存》等专著，发表论文近两百篇，主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等。他坚持“少而精”的著述原则，在蒙元史、隋唐史、回族史、中西交通史等诸多领域内学术贡献卓著，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尊重和赞誉。

杨先生对蒙元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可波罗来华、回回人和探马赤军等国内外高度关注的三个热点问题。

马可波罗来华及其所撰《游记》，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重大事件。1941年，杨先生利用《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经世大典·站赤》一段百余字的公文，撰写《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考证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所述伴随蒙古公主自泉州离华返波斯是真实的，进而确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还订正马可波罗离华时间是在1291年初。这一揭示迄今汉文记载中唯一能见到的马可波罗活动的考证和研究，运用的是非常普通易见的史料，却披沙拣金，得到重要发现。该文荣获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名誉奖，被译为英文，先后刊于英国《亚洲皇家学会学报孟加拉版》第十卷及美国哈佛大学《亚洲学报》。相继得到了伯希和、柯立夫等外国权威学者相关研究的印证与肯定，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对马可波罗来华的真实性研究作出的重要建树。20世纪后期，杨志玖先生连续发表《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马可波罗与中国》、《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再论马可波罗的真伪问题》和《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等论文，与美国学者海格尔、英国学者克鲁纳斯和弗兰西丝·伍德等展开长达二十余年的“论战”，就马可波罗的语言文字能力、在华身份和相关汉籍史料等焦点，作了中肯而有说服力的辩驳和论述。1999年又汇辑其重要论文15篇，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马可波罗在中国》一书。2000年8月还在天津主持召开“马可波罗与13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伍德博士等国内外学者面对面地切磋研讨马可波罗来华问题。杨先生以其精湛的研究，把马可波罗来华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被国际学界公认为马可波罗研究的权威之一。

杨先生在元代回族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因为出身于回族家庭，杨先生早在大学期间就有志于研究回族史。1938年写出三万字《元代回回考初稿》。两年后完成研究生毕业论文《元世祖时代“汉法”与“回回法”之冲突》，提出了“回回法（与汉法对立的回回人的政治观点和主张）与汉法的冲突曾经是元世祖时期朝廷政争的主要文化背景”的观点。所发表的《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等论文，对回回的来源、民族构成，对回鹘、回纥、回回音转过程中的区别和联系等做了深入的探讨。20世纪70年代以后，继续发表了《元代的阿儿浑人》、《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古速鲁氏非回回辨》、《元代的吉普赛人——啰哩回回》、《关于元代回族史的几个问题》、《阿儿思兰家族事迹杂考》等十余篇论文。《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把政治斗争与文化背景结合起来深入分析研究回回人在元代政治中的地位。《元代的吉普赛人》则钩沉发掘中外文诸多文献，考证出元代啰哩回回即中国领土上最早的吉普赛人。他如对回族人物的研究，或纠正屠寄《蒙兀儿史记》、柯劭忞《新元史》误数人为一人等误，或考订著名清官海瑞实出身于回回。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杨先生耗费很大精力撰写《元代回族史稿》专著，2003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分“概说”、“正名”、“东来”、“地位”、“文化”、“人物”、“华化”等编。该书是先生六十年来元代回族研究的集大成，也是国内外这一领域的扛鼎之作。

探马赤军是蒙元时期的重要军队，又是长期存在疑窦和争议的难题。20世纪60年代以前，国内学者大体沿用日本学者的看法，未作细致探究。1965年，杨先生撰写《元代的探马赤军》一文，批评了日本蒙古学者那珂通世、箭内亘等认为探马赤军系契丹人和女真人等非蒙古人组成的军队的观点，并对探马赤军的语源、语义、组成、性质等进行了探讨。这是国内史学界第一篇研究探马赤军的论文，引起学术界关注。80年代，杨先生又连续发表了《探马赤军问题再探》、《探马赤军问题三探》、《辽金的挞马与元代的探马赤》等多篇论文，继续与中、日两国的多位蒙古史专家学者进行有益的商榷和讨论，廓清了探马赤军问题的基本内容，有力地推动了这项研究的不断深入。

杨先生是新中国唐史教学和研究的拓荒者之一。1955年出版的《隋唐五代史纲要》是建国后第一部隋唐断代史著作和优秀教材，是引领许多青年学习隋唐史的入门书。该书的特色是内容系统，条理清晰，观点鲜明，言简意赅。他撰写的唐史论文数量不多，重要的如《试论唐代藩镇割据与儒家学说》、《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释“台参”并论韩愈和李绅的争论》、《关于唐代除陌钱的几个问题》等。尤其是《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一文，认为藩镇依靠地方军士的支持而割据，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是均田制破坏后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该文立足确凿史实提出了符合历史真相的新见解，在唐史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此外，他和吴枫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是第一部隋唐史权威工具书，为隋唐五代史的学科基础建设作出了可贵贡献。

杨先生研究土地制度史和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也颇值得称道。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杨先生担任过历史系土地制度研究室主任，先后撰写《北宋的土地兼并问题》、《关于北魏均田制的几个问题》、《论均田制的实施及其相关问题》等系列论文。1959年10月，还和郑天挺先生举办了一次土地所有制学术争鸣讨论。会后又主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在三联书店出版，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八九十年代，杨先生担任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及隋唐五代史卷主编，为这部大型工具书的编纂出版，殚精竭虑。尤其是另外两位主编郑天挺先生和谭其骧先生相继逝世后，杨先生承担了大量终审“把关”和解决疑难的工作。其间，又撰写了十余篇与词条相关的考证文章，如《关于乌马儿任江浙平章的年代问题》、《“考竟”与“结竟”》、《“加役流”解》、《释“龙水”》等。这批文章虽然字数都不多，但对厘正部分词条讹误和在工具书层面的“正本清源”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杨先生形成了自己的治史风范：精于考证，追求真实，富有创见。早在北大和史语所学习期间，杨先生深受当时占主流的考据学派的影响，既注意继承乾嘉考据学，又大量吸收西方的历史与语言考证法。他的马可波罗研究、回族史研究、探马赤军研究等方面的论文，充分展示了娴熟的考证方法和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如《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元代的吉普赛人——啰哩回回》等篇章堪称中外史学方法相结合研究的传世佳作。杨先生的考证文章有两大特点，一是问题虽“小”但以小见大且意义重大；二是问题虽“大”但论证精微，而贯穿其中的都是追求真实和创新。例如，关于马可波罗离华年代事情虽小，但关乎马可波罗来华及《游记》的真伪，影响甚大。杨先生的学问既渊博精湛，又行文清新雅致。即使是微观的考证文章，也能写得生动活泼，形成了将严谨论证与清新的文字融为一体的风格。他发表的学术论文无论篇幅长短，都逻辑缜密，以理服人，而不以势压人。与中外诸多专家论辩，始终坚持以文会友的“君子之争”。他始终以追求真实为最高准则，又择善而从，非常愿意听取和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论著发表，对提供帮助的诸位学者，都要一一附志，不埋没他人的协助之功，赢得学界的尊重和敬佩。

杨先生自抗战胜利南开大学复校后执教长达61年，为南开历史系的发展和教书育人，奉献非凡。先后开设“中国通史”、“元史”、“宋辽金元史”、“蒙古史专题”、“隋唐史”、“史学名著选读”、“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回族史”、“中西交通史”等课程。他一心扑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上，孜孜不倦地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史学人才。1978年以来，杨先生先后培养隋唐史和元史等方向的博士生8人，硕士生9人。他的弟子学生“桃李满天下”，遍布全国各地。很多人已成为中国史等领域颇有建树的学术骨干，其中包括中国唐史学会会长1人、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2人、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1人。

早在2003年4月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南开史学家论丛》首发式上，陈高华、瞿林东等学者就曾不约而同地赞叹杨先生的杰出学术成就、道德文章及其给南开乃至史学界作出的重要建树。为繁荣史学研究，便于海内外学人全面深入了解杨先生的治史路径和风格特色，我们在中华书局的大力支持下，对其多年来的论著进行了整理，汇辑成《杨志玖文集》。

《杨志玖文集》各册所收论著如次：

第一册《隋唐五代史纲要》（外三种：《隋唐史通俗讲话》、《宋辽金西夏史讲义》、《元史七讲》）

第二册《元代回族史稿》

第三册《马可波罗与中外关系》（含《马可波罗在中国》、《马可波罗及中外关系文存》）

第四册《陋室存稿》（上）

第五册《陋室存稿》（下）

《杨志玖文集》的收录、整理和编辑、校核，遵循如下原则：

（1）各册排列顺序大致依照原论著刊载出版时间先后和兼通隋唐史、蒙元史的学术特色。

（2）对已出版的专著和论文，大致维持原书和原文面貌，仅对个别字句做了修正。其中，《隋唐五代史纲要》等三书仍然使用原书名，另将若干种讲义、论著附录其后；而将回回人和马可波罗以外的其他论文，依时间顺序编辑为《文集》的第四、第五册，取先生自选集“陋室”之号，冠之以《陋室存稿》（上）（下）。

（3）《文集》参照原书原文的版式，统一使用简体字横排形式和新式标点符号。

（4）《文集》主要收录学术性著作和论文，书信等暂不予收录。少数文章（如《释阿衡》）因战乱佚失，未能收入。

（5）除个别篇章和讲课纲要外，一律采用脚注。注释形式大致保持原书、原文的面貌，仅对某些明显讹误之处径直予以修正。

《文集》编纂，最初由张国刚、李治安、王晓欣、李燕捷、杨西云共同商议策划，李治安综理其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在津杨志玖先生的学生、子女及部分博士生等一起承担了《文集》的整理和校核工作。第一册，杨西云、薛磊。第二册，张沛之、王素强。第三册，王晓欣、马晓林。第四册，李燕捷、张玉兴。第五册，李治安。前言，由李治安、赵文坦执笔。第一册的《元史七讲》，是依据杨先生的讲课纲要和学生听课笔记，主要由王晓欣整理。薛磊、王素强、毛佳佳、郑旭东也参与了整理和录入工作。薛磊、马晓林等承担了复印资料等工作。还特邀彭莘女士对全书文字做了审阅加工。杨先生不同时期的学生蔡美彪、匡裕彻、白翠琴、陈有和、丁柏传、何灿浩、赵永东、杜家骥、李小林、何孝荣、胡务等，也以不同方式予以帮助和支持。特别是年近九旬的蔡美彪教授精心修改了前言，还对《文集》的立意、选编等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

范曾教授为《文集》题签，并慷慨资助出版，令人至为铭感！

中华书局的领导和李静主任为《文集》编辑出版，提供很多支持和帮助。责任编辑孙文颖女士在编辑审校中付出许多心血和劳动。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杨志玖文集》编辑组

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