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张 剑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分会会长）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

2016年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分会的专题会“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在贵州大学举行。这个专题会在贵州大学举行，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只要我们看看贵大花园似的校园，它的森林覆盖率，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是讨论生态问题最适合的地点。从生态角度来讲，中国越是往西部走，生态状况就越好：更加天然、更加原生态。云南、贵州、四川相对于山东、江苏、浙江来说，自然环境就更好；西藏、新疆相对于云南、贵州、四川来说也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环境状况与工业化有关：工业越发达，自然环境可能就会越差。

当然，除了工业外，影响环境状况的因素还有很多。《经济学人》杂志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说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美国西部某个省份的动物数量大幅减少，但同时这个省份的人口数量大幅增加。这说明了什么呢？人口增加、动物减少，是人把动物吃了吗？显然不是，那么人口增加与动物减少有怎样的逻辑关系呢？文章作者是这样理解的：人口的增加需要开垦土地、生产粮食，建造房屋、提供住宿，建设工厂、创造岗位，解决就业问题。这些都会挤占动物的栖息地，改变动物生存环境，使动物死亡或者数量减少。

到目前为止，生态批评已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关注荒野，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第二次关注城市，促进环境正义；第三次关注地方与全球的关系，倾听第三世界和欠发达地区的声音。据说第四次浪潮已经来临，这就是生态批评的物质主义转向。这些浪潮不仅反映了生态批评的发展过程，也反映了生态批评所拥有的生机和活力。虽然这些浪潮关注点不同，而且还充满争议，但是它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没有改变，那就是世界面临的环境问题，包括：1）气候变化，全球变暖；2）环境污染，疾病增加；3）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下降；4）资源过度消耗，面临资源枯竭。

英国学者约纳森·贝特在《大地之歌》（2000）中列举了环境问题的具体表现：“我们生活在放射性废料、酸雨和污染的世界，这些化学物质可以改变鱼类和鸟类荷尔蒙，使雄性变为雌性。城市的空气带有一系列污染物质：二氧化氮、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土地被过度种植，土壤被过度消耗，粮食生产全靠化肥。用病死动物肉喂牲畜，造成疯牛病。疯牛病造成中枢神经系统瘫痪，可以传染给人类。”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雾霾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也是环境问题。生态批评的目标就是要寻找这些环境问题的源头，并且从源头上逆转造成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人们把环境问题追溯到18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以及随后出现的大规模的城市化活动，追溯到17世纪欧洲的科学哲学和理性主义传统，具体地说，是主客体二元论。如果回溯得更远一点，甚至可以追溯到《圣经》和基督教传统。美国学者琳·怀特在《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中说：“根据《圣经》的记载，物质世界的创造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仅仅是服务人类，让人类支配。虽然人的身体来源于泥土，但他并不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讲，怀特认为基督教是“世界上人类中心主义色彩最浓厚的宗教”。

在追溯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的过程中，西方的生态作家和思想家有一种转向东方的倾向。如果西方思想造成了环境问题，那么东方思想是否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呢？在他们看来，东方文明代表了一种不同的自然观，代表了一种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的宇宙观。这里所说的东方，不仅仅是指亚洲，还指西方传统之外的其他地域的文明。如果我们看看泰德·休斯、加里·斯奈德、W．S．墨温、莱斯利·玛门·西尔科，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都有一种向非西方传统靠拢的情结。凯尔特文化、中国文化、日本文化、印第安文化、佛教都被用来承载一种生态意识，一种对自然友好的世界观。

作为东方学者，我们对这样的观点可能会感到一种欣慰，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不管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不一定就是解决问题的金钥匙。文明的开始都是城市化，文明的进程就是对自然进行破坏的过程。今天我们在这里开生态批评的学术研讨会，我们阅读的书籍，使用的纸张，无一不是对自然的攫取。美国诗人米歇尔·布瓦索（Michelle Boiseau）在《羊皮书》（Parchment）一诗中指出，书籍的存在方式就必然是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古代的羊皮书就是靠屠宰动物获得的。因此文化与自然（nature and culture）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对立关系。

生态批评的目标是保护生态，那么保护生态靠的是什么呢？一般来讲，人们认为挽救生态靠的是彻底戒除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建立以生态为中心的自然观。因为过去几千年的生态危机都是由于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而造成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恶果。“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认为，人类应该以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应该与自然界的其他物种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不应该具有任何的特殊性。我们应该勇敢地踏入“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的时代，把人类与其他物种放在一个完全平等的位置，才可能从根源上消除破坏自然的现象。

然而，“环境主义者”（environmentalist）则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人类在自然界既有特殊的地位，也有特殊的责任。保护生态要靠人类的努力和人类的智慧，自然界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生物能够肩负起这样的责任。如果人类错误的自然观导致了生态危机，那么就必须通过人类的努力，建立正确的自然观，采取正确的行动和措施。人类将通过科技的手段来改变这一状况，成为生态的守护者，而不是破坏者。人类的呵护（human stewardship）是生态状况向好发展的重要保证。

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将“英语文学与生态批评”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但是生态问题决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我们在超市购买食品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现有转基因食品。从本能上，我们可能会拒绝转基因大豆、豆油、玉米，因为它不是天然食品，而是人工干预自然的结果。我们在电视上还可以看到克隆技术，我们可能会感到不适，甚至感到恐惧，因为干预自然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小说《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中所想象的那个导致人类毁灭的生态灾难，就是因为一个生化试验出了差错，造成超级细菌扩散的可怕恶果。这种反乌托邦的想象是对不尊重自然行为的一种警示。

4月22日是联合国的“世界地球日”，它提醒人们要保护我们的家园，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日曾经提倡每个人都过“简约生活”（minimalist life），达到节约资源和能源的目的。但后来人们才认识到，光靠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将大企业纳入节约资源的行列，才能真正实现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因为一个企业的节能减排将会等于成千上万个个人的简约生活的总合。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环境问题要大得多，但是我们的节约意识也差得多。比如，节假日高速公路小轿车免费通行的政策，实际上就是鼓励小轿车出行。大客车节假日反而照常收费，在关心生态的人来看，这简直就是鼓励浪费。这说明我们的政策反而缺乏环保的考量。

6月5日是联合国的“世界环境日”，我们的环境意识是否随着环境日的宣传而得到提高了呢？有一则公益广告说：如果我们不保护水资源，那么地球上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类的眼泪。中国是人均耕地面积全世界最少的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的占有量也是全世界最少的国家之一。然而我们的节约意识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高，我们的水资源浪费是惊人的。

5月22日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日，我们是否为了保护动物做了实质性的工作呢？2013年世界人口已经超过70亿，然而另一方面世界上动物物种却在快速地减少。另一则公益广告展示了一座非常特别的时钟：时钟的指针不是指针，而是枪管，时钟的数字不是数字，而是动物。随着枪管的转动，动物被一个一个地消灭。这则广告显示的是地球上物种消失的时间表，也是地球上物种数量锐减的惊人事实。

的确，生态批评不是书斋游戏，它是一种行动哲学。动物保护主义者对残害动物的行为会感到深恶痛绝，但是他们希望保护动物的行动能够走多远，这里边有没有一个法律边界问题？比如他们可不可以点把火，把那些出售动物皮革制品的商店烧掉呢？我们所有人都对那些被关在实验室中用来做试验的白鼠存在巨大的同情，但是我们是否可以潜入那些实验室，把那些白鼠放掉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动物保护的另一个极端就是素食。萧伯纳（Bernard Shaw）曾经写了一首诗，将人类称为“动物的坟墓”（The Grave），因为许多动物的最终归宿就是人的胃。这首诗实际上是对人类的肉食行为的辛辣讽刺。雪莱是另一位激进的素食主义者，他不但不吃肉，而且认为肉食动物都是暴力的动物，因此肉食行为会增加人类的暴力和战争。在我们看来，食素也是一种个人选择，我们也无法谴责肉食行为，但生态批评有责任宣传动物伦理，促进动物关怀，在最大限度上减少动物的痛苦。

2015年联合国在巴黎召开了气候变化会议，达成了一些重要的协议。经过赫尔辛基、多哈、巴黎三次气候变化会议，世界在节能减排的主要目标上达成了基本的协议。考虑到各国的技术能力和资金能力不同，《巴黎协定》主张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带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即减排指标和目标期限各不相同。但是区别责任的另一层含义是，由于目前的生态危机主要是由西方国家在过去几百年中的工业化造成，因此西方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西方国家对此说法完全不能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问题不仅仅是伦理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

美国和欧洲的环保标准比其他地方高，按照这些标准，有些企业就不能在当地开办企业，因此他们就把企业转移到第三世界。我们应该思考的是，难道污染美国就是污染，污染第三世界就不是污染了吗？“污染出口”所牵涉到的问题是环境公正（environmental justice）问题。另外，既然节能减排是一个共识，也是一个道德追求，那么采用清洁能源就应该得到支持。但是在光伏产品的进出口问题上，为什么美国和欧洲会使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阻碍光伏产品的推广和使用呢？这也说明生态是一种政治。

生态政治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生态的认识不同，富裕阶层与贫穷阶层对生态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不仅存在着digital divide，也存在着ecological divide。我的一位同事在谈到生态问题时说，生态和环保是富人的游戏，当你肚子吃不饱的时候，你会考虑生态问题吗？他的意思是，只有那些整天不愁吃不愁穿、不了解下层人民疾苦的人，才能奢谈环保。

环保与发展之间的确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它是我国许多农村地区被严重污染的根本原因。依此类推，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还可能更加极端。比如为什么发达国家会推广环保理念呢？为什么环保会成为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呢？难道这不是一个西方的阴谋吗？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发达了，又不想让你们发达，因此就到处挥舞生态的大棒，阻碍你们的发展。

6月17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日”，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我国每年都在内蒙的库布奇沙漠举行国际沙漠会议，探讨治理沙漠的良策。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一些有识之士在用毕生的精力和金钱在沙漠上种树，实现了个人的理想。我们也在电视上看到，被污染的土壤的修复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被化工企业污染过的土地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才能够去掉土壤中的污染物质和放射性物质，使土壤重新达到能够种植和居住的水平。这些努力都是很好的迹象。

以上这些思考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明，本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是我们每天都能够碰到的问题。同时也想说明，各位专家的发言有一个大背景，在了解了这个大背景之后，也许这些发言就更有意义，更有现实的相关性。

2016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