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上京纪行诗研究 - 绪论

绪论

一、研究对象、范围和意义

元代有两个都城，一个是大都，一个是上都。从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年间开始，直到元顺帝后期上都被红巾军烧毁为止，元代一直都实行“两都巡幸制”。

两都巡幸中，每年阴历三四月间，皇帝都要带领诸王、嫔妃、公主、驸马和文武百官，到上都住半年，照常处理政事，叫作“清暑”，到九、十月间再回到大都。每年一次，从未中断过。两都巡幸的道路，据元人周伯琦说有四条路：“大抵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者有四道焉：曰驿路，曰东路二，曰西路。东路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在从大都到上都的“四道”中，驿路是最重要的交通干线，元代一般人去上都大多是走这条路。而周伯琦所谓的黑谷东路，俗称“辇路”，是一条禁路，为皇帝赴上都的专用道路，在两都巡幸期间，只有皇族及其近侍和一些有特殊身份的官员才可以行走。元代皇帝每年巡幸上都，大多“东出西还”，即由东道辇路赴上都，然后从西道返回大都。

两都巡幸是元代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同时也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巡幸期间，皇帝在上都待半年左右，路途单程所用时间在20～25天，也就是说，皇帝的整个巡幸一般都需要六七个月，时间相当长。而巡幸的随同人员，除了后妃、太子和蒙古诸王，上至宰执大臣，下至百司庶府，都要根据自己的官职，分官扈从。在各级官吏，尤其是文职官吏中，相当一部分是诗文家。他们扈从皇帝北行，在亲身经历巡幸的整个过程中，目睹了巡幸规模之宏大，仪式之隆重，上都及沿途的山川风物之奇特迥异。所见所闻，使敏感的诗人们情思涌发，他们挥翰染墨，倾注自己独特的感受，而这正是上京纪行诗的一个重要来源。

本书研究的上京纪行诗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歌咏上都城及其周围地区山川景物、社会生活的诗作；一是描述从大都到上都沿途地理景观、风土人情的诗作。

研究上京纪行诗的意义主要有：

(一)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元代上京纪行诗描写内容非常丰富，首先涉及两都巡幸的各个方面，如行期、路程、随行人员、巡幸仪式等，这些内容可以丰富、补充史书中关于两都巡幸的记载，真正起到“以诗证史”的作用。

补史之阙，以诗证史，这是上京纪行诗最重要的文献价值。元代上京纪行诗中，保存了大量的史料，这些史料往往不见于史书，或者虽见于史书但记载较简略，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关于两都巡幸的史料。元代两都巡幸是中国历史上富有时代和民族特征的重大社会活动，其历时之长，规模之大，涉及人数之多，社会影响之广，真可谓是空前绝后。这样重大的社会活动，史书中有记载，但普遍记载不详，如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的两都巡幸，《元史》卷三十五中这样记载：“(五月)丙申，大驾幸上都。”记载得非常简略。而黄溍的上京纪行诗，记载要翔实得多。至顺二年，黃溍扈从大驾至上都，期间创作了一组组诗，命名为《上京道中杂诗》。该组诗用十二首诗歌记录了他沿途路过刘蕡祠堂、居庸关、榆林、枪杆岭、李老谷、赤城、龙门、独石、檐子洼和李陵台的情形，纪实性很强，可以裨补《元史》中记载的不足。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的两都巡幸，据《元史》卷四十二载：“是月(四月)，大驾时巡上都。”而上京纪行诗，对两都巡幸的各个方面，都做了详细的描写，涉及两都巡幸的行期、路程、巡幸仪式、随行人员等。比较典型的是江西鄱阳人周伯琦的《扈从集》，用诗歌的形式把此次巡幸的整个过程完完整整、详详细细地描写了出来。

其次，上京纪行诗中有大量诗篇描写上都及沿途的山川风物、习俗人情。两都巡幸四条道路中的各个驿站和纳钵，在上京纪行诗中基本上都有描写。这些对研究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风俗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龙门是从大都到上都路途中的一个重要驿站。关于龙门的地理环境，元代上京纪行诗中多有描写，如胡助的《龙门行》：“龙门山险马难越，龙门水深马难涉。矧当六月雷雨盛，洪流浩荡漂车辙。我行不敢过其下，引睇雄奇心悸慑。”再如周伯琦的《龙门》：“踰险梦频悸，循夷气始愉。千岩奇互献，万壑势争趋。峭壁剑门壮，重梁星渚纡。凡鳞期变化，雷雨在斯须。”这两首诗具体而真实地描绘了龙门的山险、水深、雷雨多、路难行。

北方草原民族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许多元人的上京纪行诗，对此都有描述，比较典型的是后期诗人杨允孚的诗集《滦京杂咏》，该诗集介绍了塞外滦京的独特风俗以及元廷避暑行幸的典故史实。通过该诗集，留存了元代时期滦京及其周围地区的大量史料。

上京纪行诗还可以裨补我国的动植物学史。对上京及沿途动物、植物的描写，是上京纪行诗的又一重要内容，如杨允孚的《滦京杂咏》，用诗加注的方式，介绍了大量的北方物产，“紫菊花开香满衣，地椒生处乳羊肥。毡房纳石茶添火，有女褰裳拾粪归。(按，下面为注)紫菊花，惟滦京有之，名公多见题品；地椒草，牛羊食之，其肉香肥。”“海红不似花红好，杏子何如巴榄良。更说高丽生菜美，总输山后蘑菇香。(按，下面为注)海红、花红、巴榄仁，皆果名，高丽人以生菜裹饭食之。尖山产蘑菇。”其中许多动植物，只生长在北方草原地带，极为珍贵。“金兰花叶绿如黛；紫菊花大如盂，色深紫，娇润可爱，俱产上都。”还有一些动物，也是草原所特产的珍贵品种，如黄羊、白翎雀等，“北陲异品是黄羊”，自注曰：“黄羊，北方所产，御膳用。”黄羊肉味精美，特产于朔方山野中；“白翎雀生于乌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鸣，自得其乐，世皇因命伶人硕德闾制曲以名之。”

上京纪行诗中关于古代北方草原地带所特有动植物的记载，可以充实、弥补动植物学的记载，在动植物学领域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参考价值。

(二)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上京纪行诗是元诗特有的现象，也是元诗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我国历史上，两都制并非元代所特有，但是在元代，两都巡幸却成为定制。元代两都巡幸的时间是最长的，规模是最大的，所涉及人数也是最多的。在文坛上，突出特点是众多的诗文作家扈从巡幸，流传下来大量的上京纪行诗，成为元诗中特有的“景观”。笔者对《元诗选》《元诗选癸集》《元诗选补遗》进行了文献检索，共检索到上京纪行诗诗人50人，诗作489首，其中《元诗选》初集共20人384首诗；《元诗选》二集共7人42首诗；《元诗选》三集共7人20首诗；《元诗选癸集》共12人19首诗；《元诗选补遗》共4人24首诗。当然，《元诗选》只是元诗的一个选本，并不是元诗的全部，也就是说，我们检索出来的上京纪行诗，并非是全部，还有相当数量的上京纪行诗存在，如杨允孚的《滦京杂咏》共有108首诗，而《元诗选》只选了100首；袁桷的《开平四集》共有228首诗，而《元诗选》只选了73首；柳贯的《上京纪行诗》有32首诗，而《元诗选》只选了12首，等等。但《元诗选》却给出了一个上京纪行诗为人所知的基础数字，即流传下来的元代上京纪行诗至少有近500首，无论是诗人还是诗作，都有很大的增补余地。通过对部分诗人别集的梳理，以下诗人的诗作还有较大的增补余地，梳理结果列表如下：

通过对元人别集和《御选元诗》《皇元风雅》《元风雅》《草堂雅集》等元诗总集的检索，笔者目前共检索到有上京纪行诗作品的诗人75人，诗作1528首(详见附录二《元代上京纪行诗人及诗作表》)。

除数目多之外，元代上京纪行诗人的面也非常广。在元朝写作上京纪行诗的诗人中，除了汉人，还有数量相当的蒙古、色目和南人。廼贤(葛逻禄氏)、萨都剌(西域答失蛮氏)、马祖常(西域雍古族人)等知名色目作家的加盟，使上京纪行诗显得丰富而多彩。另外，许多世代居住在南方的作家，他们的足迹第一次踏上山高峰峻的北方。北方山川之胜、风土之异，使他们心中充满了新奇和诧异，在他们的笔下，上京纪行之作多了几分神秘和诡异。写过上京纪行诗的，还有许多宗教人士，如马臻、薛玄曦和张雨等。写作群体的广泛是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特点，也使上京纪行诗别具风味。

(三)具有较强的人文应用前景

上京纪行诗主要描写了上都及沿途的山川风物、人情风俗等，涉及现在的北京市、河北的张家口地区和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地区，这些地区现在都在大力宣传地方文化，宣传自己的特色产品和历史文化，同时也在积极发展旅游业。从这个角度来看，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研究成果，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可以为当地的地方经济打造文化背景，具有很强的人文应用前景。

二、上京纪行诗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参加两都巡幸、写作上京纪行诗是元代诗人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们写作上京纪行诗的本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立意要保存一代文献史料。元代的两都巡幸，历时之长，规模之大，是其他朝代所无法比肩的。参与两都巡幸，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历一切的一切，诗人都想把它们保存下来，“鄙近虽不足以上继风雅，然一代之典礼存焉。”“若睹夫巨丽，虽不能形容其万一，而羁旅之思，鞍马之劳，山川之胜，风土之异，亦略见焉。”二是抒怀言情。“诗言志”，上京纪行诗同样也有它“言志”的功能。来自四面八方的文人都加入到了写作上京纪行诗的行列，他们抒发着自己不同的感受，发表着自己独特的看法，“窃为诗一二，以赋物写景，然抒吾怀之耿耿，而闵吾生之孑孑，情在其中矣。”“其关途览历之雄，宫籞物仪之盛，凡接之于前者，皆足以使人心洞神竦，而吾情之所触，或亦肆口成咏，第而录之，总三十二首。噫，置窭家之子于通都万货之区，珍怪溢目，收揽一二而遗其千百，虽欲多取悉致，力何可得哉。”

元代文人也注意到了上京纪行诗的价值，他们从这两个方面对上京纪行诗进行评价。对杨允孚的《滦京百咏》，元人郭钰说：“茫茫天壤名长在，赖有滦京百咏诗。”充分肯定了它的文献史料价值。揭傒斯对许有壬的上京纪行诗，曾这样评价：“而扈从上京，凡志有所不得施，言有所不得行，忧愁感愤，一寓之于酬倡。”薛汉为朋友柳贯的《上京纪行诗》这样做跋：“旦夕南还，堕影万山，回视朝绅，浮沉异势，宁不重为耿耿？”

明清时期，学者们虽然不大看好上京纪行诗，认为它的艺术价值不高，但却众口一词地肯定了它的史料价值，“江山人物之形状，殊产异俗之瑰怪，朝廷礼乐之伟丽，与凡奇节诡行之可警世厉俗者，尤喜以咏歌记之，使人诵之，虽不出井里，恍然不自知。其道齐鲁、历燕赵，以出于阴山之阴、蹛林之北，身履而目击，真予所谓能言者乎”。“凡山川道路之险夷，风云气候之变化，銮舆早晚之次舍，车服仪卫之严整，甲兵旗旄之雄壮，军旅号令之宣布，祃师振武之仪容，破敌纳降之威烈，随其所见，辄记而录之，且又时时作为歌诗，以述其所怀。虽音韵鄙陋，不足以拟诸古作，然因其言以即其事，亦足以见当时儒臣遭遇之盛者矣。”“海内分裂而滦京不守，遂为煨烬。数十年来，元之故老殆尽，无有能道其事者。独予幸得亲至滦河之上，窃从畸人迁客谘访当日之遗事，犹获闻其一二。登高怀古，览故宫之消歇，睇河山之悠邈，以追忆一代之兴废，因以著之篇什，固有不胜其感叹者矣。因观先生所著而征以予之所见，敢略述其概以冠诸篇端，然则后之君子欲求有元两京之故实，与夫一代兴亡盛衰之故尚，于先生之言有征乎。”明代杨士奇的《东里续集》卷十九《杨和吉诗集附萧德舆故宫遗录》里提到杨允孚的《滦京百咏》时，也说：“皆胜国遗事，可以资览阅、备鉴戒。”《四库全书》馆臣在为陈孚的《陈刚中诗集》作提要时，提到他的上京纪行诗，也要读者注意它的史料价值：“其上都纪行之作，与前二稿工力相敌，盖摹绘土风，最所留意矣。”同样，在为《可闲老人集》作提要时，说：“《辇下曲》、《宫中词》诸作，不独咏古之工，且足备史乘所未载。”指出上京纪行诗可以裨补史书记载的不足。吴师道在《题黄晋卿应奉上京纪行诗后》诗中，同样强调了上京纪行诗的这种纪实性：“居庸北上一千里，供奉南归十二诗。纪实全依太史法，怀亲仍写使臣悲。”

20世纪80年代以前，元诗研究不受重视。在中国诗歌史上，人们认为元诗不仅无法与唐诗相比肩，甚至不如宋诗和明清诗。在元代文学中，元曲的光环也掩盖了元诗。在这种心理背景下，元诗研究一直很“萧条”，基本上没有元诗研究的专门著作。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才出现了包根弟的《元诗研究》。在这部元诗研究的专门著作中，第二章为《元诗之特色》，其中第四个特色为“多塞外景色及风物之描写”。书中写道：“每当元帝北巡上都之时，大批文人学士皆扈从而往，是以沿途的塞外风光，上都的风土人情，遂尽入吟咏。如袁桷《清容居士集》中开平一至四集之诗、黄溍《金华黄先生集》‘上京道中杂诗’、柳贯《柳待制文集》‘上京纪行诗’、胡助《纯白斋类稿》‘上京纪行’、周伯琦《扈从诗》、杨允孚《滦京杂咏》皆属于此类诗篇。此外，如柯九思、马祖常、虞集、廼贤、张养浩、张昱、杨瑀、陈刚中等人皆有上京纪行之作。诸诗描写塞外风土景物，或自然真切，或气势雄伟，不但在诗坛上特立一格，更兼有文献史料上的价值。”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元诗研究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人开始改变对元诗的看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上京纪行诗作为元诗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也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叶新民的《元上都研究》在《元人咏上都诗概述》中认为：“在元诗中，咏上都诗占有一定的比例。近年来，研究上都历史的论著大量引用咏上都诗作，它的史料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如何全面评价元人咏上都诗作，这些诗作的概貌，它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等问题，还没有专文进行讨论。笔者认为，咏上都诗独具特色，它不仅是研究上都历史的珍贵资料，同时对研究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等，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部书还分前、后两期，对重要的上京纪行诗人及其纪行诗进行了简单的介绍。21世纪初，杨镰先生出版了两部和元诗研究有关的专著，一部是《元诗史》，一部是《元代文学编年史》。在《元诗史》中，杨先生把上京纪行诗作为元诗“同题集咏”的一个部分，认为它之所以在元代备受关注，是因为“它的不同于唐宋等朝的异族文化因素”，并进而指出：“在元代，前往上京观礼、巡游，是‘北方士人’也是全国人士的一大兴奋点，因为可以前往上京时，南北诗人对于大都以北的蒙古草原感到神秘陌生已经有三四个世纪之久。从五代时期契丹兴起，那就是中原人士的秘境绝域。元代开国，前往上京的古道就往返着一批又一批的官员，一帮又一帮的商队，一群又一群的游客，人们兴奋、疲倦、好奇，他们一次次、一轮轮，将感受写在诗册上。根据元诗文献，当年到上都观礼，也是江南士人的心向往之的一件大事。”《元代文学编年史》则介绍、论述了一些有上京纪行诗集子的重要诗人及其上京纪行诗的集子，包括柳贯和他的《上京纪行诗》，胡助和他的《上京纪行诗》，黄溍和他的《上京道中杂诗》，廼贤和他的《上京纪行》，杨允孚和他的《滦京百咏》及许有壬的《上京十咏》等。杨先生从整个元诗发展的高度，对这些诗人及上京纪行诗作进行了评述，其中许多论点都属首次，例如：“胡助《上京纪行诗》50首与黄溍《上京道中杂诗》12首是中期上京纪行的典范之作。当时名流为胡助上京纪行之作题跋尽卷，使‘上京纪行诗’这一题目，重新成为翰苑文人的关注点。《纯白斋类稿》(卷二十)有《上京纪行诗序》，这是上京纪行之作成熟定型、并对社会产生比较广泛影响的标志。”21世纪初，出现了专门论述上京纪行诗的论文，《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发表了李军老师的《论元代的上京纪行诗》，该文从上京纪行诗的产生、上京纪行诗的内容及文献价值、上京纪行诗的审美特征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充分肯定了上京纪行诗的独特价值：“这些作品不仅因其可裨补史实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且在艺术上风格鲜明，气象雄浑，充分显示出元诗特有的异质因素，是元诗研究中一个尚待开发的领域。”

三、本书要解决的问题及研究重点

上京纪行诗是元诗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从文献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这方面的研究仍有许多领域尚待开发。本书拟在以下两个方面争取有所拓展：

一方面是对元代所有的上京纪行诗进行全面、细致地文献检索和整理。文献检索是研究的基础，也是本书研究的起点，所以本书首先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元代的上京纪行诗，以及所有参加两都巡幸并写作过上京纪行诗的文人。然后对诗人和诗作进行分类整理，其中组诗和结集的上京纪行诗及诗人是研究的重点，如柳贯、袁桷、胡助、黄溍、廼贤、周伯琦、杨允孚等。通过文献检索，对元代上京纪行诗有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另一方面通过上京纪行诗的研究，掌握它在两都文坛以及元代文坛的独特地位，以期对元诗特质有更全面的认识。上京纪行诗是元诗中一个非常独特的部分，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和民族特点。把握好了上京纪行诗，就可以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元诗的独特性。所以本书重点是把上京纪行诗置于时代大背景中，从元诗的整个高度来研究，争取做到既有具体的上京纪行诗研究，又能够把握上京纪行诗在元诗中独特的地位。

《扈从集》前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14册，第543页。
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1版，1997年7月第6次印刷，第3册，第785页。
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1版，1997年7月第6次印刷，第3册，第899页。
详见第四章第三节。
“‘纳钵’是‘捺钵’的转译。‘捺钵’是契丹语的汉文音写，意为‘行营’、‘行帐’，指皇帝出行时居住的帐幕，即所谓皇帝的牙帐。”见于史卫民的《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215页。
胡助，《龙门行》，《纯白斋类稿》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第42页。
周伯琦，《龙门》，《扈从集》，《四库全书》本，第1214册，第543页。
杨允孚，《滦京杂咏》，《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180册，第8页。
杨允孚，《滦京杂咏》，《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180册，第9页。
伍良臣，《上京》诗注，《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中华书局精装本，第4册，第3579页。
杨允孚，《滦京杂咏》，《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180册，第4页。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1980年3月第2次印刷，第248页。
主要是昌平县和延庆县。
张昱《辇下曲》序，《张光弼诗集》卷三，《四部丛刊续编》本。
《上京纪行诗序》，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十，《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89页。
《题北还诸诗卷后》，柳贯，《柳待制文集》卷十八，《四部丛刊初编》本。
《上京纪行诗序》，柳贯，《柳待制文集》卷十六，《四部丛刊初编》本。
《哀杨和吉》，郭钰，《静思集》卷九，《四库全书》本，第1219册，第237页。
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丙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2002年11月第3次印刷，第790页。
柳贯，《上京纪行诗》后附录永嘉薛汉的跋。
《滦京杂咏》罗大巳跋。
《滦京百咏集序》，明·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七，《四库全书》本，第1240页，第721页。
《滦京百咏集序》，明·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七，《四库全书》本，第1240页，第722页。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十九，《四库全书》本，第1238册，第621页。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陈刚中诗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1版，1987年7月第4次印刷，第1434页。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八《可闲老人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1版，1987年7月第4次印刷，第1463页。
《题黄晋卿应奉上京纪行诗后》，吴师道，《礼部集》卷七，《四库全书》本，第1212册，第68页。
包根弟，《元诗研究》，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61页。
《元上都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页。
《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45页。
《元代文学编年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9页。
《论元代的上京纪行诗》，《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