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史研究

民国期间中国学者在哈佛燕京学社发展中的贡献

张西平

美国中国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是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的成立，它的成立直接推动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并为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学研究奠基了基础，关于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多有成果，本文仅就民国期间首批访美的中国学者在推进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和中国文化的传播方面做的工作做一初步的探讨。

一、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

哈佛燕京学社1928年成立时就将中国学研究作为其重要的任务。在双方的协议中对中国文化研究有明确的规定：“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方向，准备把经费首先资助中国文学、艺术、历史、语言、哲学和宗教史的研究课题。”美国设立这样的机构不是临时性的，不是为了让美国学者仅仅学学汉语，“而是首先保证在哈佛大学的西方学者和燕京大学的研究者，为传播与保持中国文化而进行研究”。学社最初设立时也有这样的想法，如司徒雷登曾说，设立这个机构的目的就是“用西方研究外国文明的仪器设备和技术，去帮助中国研究他们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帮助美国学习中国文化，以便在他们的同胞中传播”。后来在哈佛的教授们对中国作了访问后，开始从国家的利益考虑这个问题，如学者所说，“20世纪初年，甲骨文的发现和部分敦煌经卷被劫夺到西方，刺激了西方汉学的发展，但美国在汉学研究上远远落后于法国。哈佛文理学院院长摩尔（Clifford H.Moore）当时曾说，哈佛‘对亚洲研究的兴趣日益增长’。一些哈佛教授则认为中国文化的研究将对哈佛的亚洲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而当时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也促使当时的教会大学非常关注中国文化的教育，教会大学在许多方面比一般的民办或官办的大学做得还要好，司徒雷登也认为：“加强中国学研究，是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取得一致立场的最佳途径。”这样双方一拍即合，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上取得了共识，从而开启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新的阶段和中国典籍翻译的新局面。哈佛燕京学社的第一任社长是俄罗斯汉学家、伯希和的高足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他1934年正式就任，在哈佛燕京学社主任位置上做了23年。他对推动美国汉学的建立，建立美国汉学和欧洲汉学之间的学术联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在接受美国来华的青年汉学家以外，还接受中国研究生申请，“依照燕京研究院标准来加审核，学社提供奖学金，成绩优异的学生可在哈佛大学深造攻读博士，如历史学的齐思和（致中）、翁独健、王伊同、蒙思明、杨联陞、邓嗣禹等；考古学郑德坤；日本文化与佛学有周一良；佛学与印度语言有陈观胜等。奖学金计划包括每年中文系及历史系等文科研究生，可申请攻读学位或继续研究工作，款项足够包括学费、膳宿费及零杂费用”。以往在谈到美国汉学的发展时很少人注意到中国当时前往美国去的哈佛燕京学社的青年学者在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和中国文化传播上的贡献。其实，他们也是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传播中国文化、介绍中国文化典籍的一支重要的学术力量。我们仅以杨联陞、洪业等人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二、杨联陞与哈佛燕京学社

杨联陞先生1940年在美国汉学家贾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的邀请下来到美国哈佛读书，1942年得到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继续他的学业。杨先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是撑起美国汉学界半边天的人，他在中国经济史、中国制度史、宗教史考古和艺术等诸多研究领域都有很高的成就，胡适称其为“最渊博的人”，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汉学家叶理绥称其为“最杰出的中国史学家”。杨先生在中国典籍的翻译上的代表作是他的博士论文《〈晋书·食货志〉译注》，他的《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汉学散策》在美国中国学界和整个西方汉学界都很有影响。余英时在谈到杨联陞对美国汉学研究的贡献时说：“我个人认为杨先生对西方汉学的最大贡献毋宁在于他通过各种方式——课堂讲授、著作、书评、学术会议、私人接触等——把中国现代史学传统中比较成熟而健康的成分引进汉学研究之中。”如果将杨联陞的学术成果放在当时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汉学家的研究转向，即从传统汉学研究转向以近现代中国研究为主的中国学研究的大的学术背景上考察，他的价值就很突出。萧公权后来在《问学谏往录》中说，当时的很多美国年轻的中国学家急于发表文章，在学术上往往“断章取义”，这些做法受到了杨联陞的批评，也正因为此，余英时说：“由于杨先生的存在，西方汉学界在五十、六十年代减少了许多像魏复古那样把‘浮云’当作‘树林’的事例，弭患于无形，这是他对汉学的一种看不见的贡献。”“事实上，杨先生所接受的西方汉学主要在技术的层面，他真正继承并发扬的是二十世纪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文史研究的传统……他不但把中国新兴的史学传统带进了西方汉学界，而且继续在西方开拓这一传统。”

正是杨先生的这些学术贡献，他于1965年荣获哈佛燕京学社中国历史讲座教授的称号，从而证明了他在上个世纪前半叶的学术地位。

三、洪业与哈佛燕京学社

洪业先生是燕京大学史学的开创者，也是哈佛燕京学社创始人，中国近代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所建立的哈佛燕京引得编辑处在上个世纪是著名的学术研究机构，从1930年到1951年前后历时20年，共编辑出64种引得（Index），81册。这套“汉学引得丛刊”（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inological Index series）包括综合引得41种，特刊引得23种，除中国文献的引得外，还包括《日本期刊三十八种中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一百七十五种日本期刊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哈佛燕京引得在中外学术界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余英时先生认为洪业与顾颉刚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史学界的一个主流，即史料的整理工作。

洪业先生也是哈佛燕京学社中美学者交流计划的推动者，1946年他应邀赴美讲学后就一直在美国高校任教，1947—1948年担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客座教授，1948—1963年从夏威夷大学退休。他在美国也发表了一系列的英文著作和论文，对美国汉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其中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外译上的突出成就就是在1952年哈佛大学出版的《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此书于一九五二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外有关杜甫的著述，士林推为权威性著作”。洪业先生晚年居住在哈佛大学附近，他“在康桥的生活是平静朴检的：研究、写作、偶尔做点学术演讲，而且义务辅导学生。好几代哈佛研究中国文学历史的学生陆续发现康桥有这位学问渊博的学者，像一座宝矿任他们挖掘。他虽没有正式地位审查考试，但无数的博士论文在他的指导下完成”。

四、王伊同和郑德坤与哈佛燕京学社

王伊同是哈佛燕京学社留学计划的成员，1944年留学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去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匹兹堡大学等校执教。终为匹兹堡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他在魏晋南北朝研究方面就著有《五朝门第》、《南朝史》、《王伊同学术论文集》等，他译有《洛阳伽蓝记》（A 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 Yang，1984）。

郑德坤，燕大学子，燕大期间在顾颉刚和洪业指导下完成《水经注》的研究论文，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中国留学生，1941年提交了《四川史前考古》（Prehistoric archaeology of Szechuan）的博士论文，同年在剑桥大学出版，被学界称为“四川考古学之父”。

五、邓嗣禹与哈佛燕京学社

邓嗣禹，燕大学子，1932年燕京大学毕业后，作为哈佛燕京学社成员，师从费正清，于1942年获博士学位，后长期任教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并被哈佛等名校聘为客座教授。他的《中国考试制度史》、《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为重要著作。1936年他与毕乃德合著的《中国文献选编题解》，上个世纪前半叶他和费正清在《哈佛亚洲研究》发表的一些论文，如《论清朝文书的传递》、《论清朝文书的类别和应用》、《论清朝外藩的朝贡制度》都是涉及清朝历史文献和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重要文章。邓嗣禹一系列论文，例如，《太平天国起义的新见解》、《太平天国起义与捻军运动》、《清朝政治制度》、《太平天国起义史编纂》、《太平天国起义和西方政权》以及和费正清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对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他写过一篇短文，学界很少注意，题目是《中国学术世界化》，他在文中提到了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典籍的翻译，提醒中国学术界要注意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学问的研究，注意汉学家的成果，这些意见十分重要。他说：

中国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的问题，中国学术，同时也是世界学术的一部分。这是尽人皆知的。要想解决中国重要的问题，首先或同时要将世界的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要想中国学术世界化，首先要了解世界学术的趋势，然后我们如道努力的目标，与世界学术并驾齐驱，方能将中国学术发扬光大。

所谓中国学术世界化者，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是将中国学术传播与世界，使世人对于中国文化发生景仰。第二，是用世界的科学知识，学术潮流，研究中国文化，使中国人于本国文化的研究，不致落在外国人对我们文化研究之后。这两种解题，本文都可以包括，但重点是在后一种。

……我们中国人所自豪的，是能够很彻底地了解中文，而辜鸿铭翻译的四书，反赶不上James Legge及Soothill等人的译品；中国人翻译的唐诗，反而比不上从未来过中国的Arthur Waley的译品。然伯希和与Arthur Waley等人，还可以说是精通中西文字，其作品之优胜，使我们望尘莫及，在我们看来，还可聊以自慰。即不懂中文的Kenneth Scott Latourette他所作的《中国史》（The Chinese：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似乎比一般的中国课本还要好。现在中国重要的经史文哲等典籍已多半译成西文了，所以不懂中文的洋人也可以利用翻译作品写文章，研究中国学问；仿佛不懂梵文的人，可以利用佛藏研究佛理一样。至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外交、政治经济，恐怕西方文字的记载，比中国文字还要多，甚至还要可靠一点，因为他们有言论及出版的自由。

所以现在研究中国学术，国学固须有根底，而英、法、德、俄、日、意等国的文宇，亦须精通一二种，当然是多多益善，凡是研究那一个时代的东西，如史前史、秦汉史等，或研究某一部门的学问，如音韵学、外交史、舆服、音乐等等，西洋人的著作，也须加以涉猎，然后能截长补短，发扬光大。

因此，简单说，中国学术世界化，是要首先虚心，多学外国语言，多利用外人对我国学术的研究，我们更进一步，考核原著，发挥心得，使国人对本国文化的研究，不致蹚乎外人之后，而外人方能引用中国人的著述，尊重中国的学术，发扬中国的学术，因而提高国际地位。否则我们虽自夸为四千年的文明古国，为礼义廉耻之邦，而外国人到中国来、并看不出多少文明，多少礼义廉耻之观念。第二，我们要多翻译外国人有价值的著作，使不懂西文的人们，也能够知道外国人研究的结果。

这里可以看出邓先生长期在美国汉学界工作，熟悉西方汉学界历史，因而提出的建议十分中肯。他的这段话告诫我们：一是要重视西方汉学界，不要认为中国的学问只能中国人能做，只有中国人做得好；二是要知道，中国的古代文化典籍大部分已经有了翻译文本，外国人可以用这些翻译本做学问了；三是要做好西方汉学名著的翻译工作。这三点建议至今仍是很有价值的。

六、一个初步的总结

1950年后哈佛燕京学社的中国留美学者留在美国工作的有：“陈观胜、房兆楹、杜联喆、刘子键、邓嗣禹、王伊同，他们都在美国各大学任要职。”

哈佛燕京学社的这些留学生心中很清楚“在正常情况下，人文学者出国深造之后，总愿意回到自己本土的学术环境去工作，一方面可以更新本土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个人的长处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在抗日战争之前，中国文史学界虽然承认西方的‘汉学’有它的重要性，但同时终不免把‘汉学’看作边缘性的东西，因此，第一流的中国文史学者都宁可在国内发展自己的学术研究传统，而不肯长期居住于西方做汉学家。”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批学者留在了美国。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个世纪前半叶的美国汉学研究中，哈佛燕京的中国学者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以往的美国中国学历史研究中对于他们的贡献没有给予充分重视，这是很遗憾的。应充分认识到这批学者在美国汉学发展历史中的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化在西方传播中的特殊价值。

首先，从晚清开始，中国学者开始登上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外译的历史舞台。这个破冰者就是晚清中国驻法的外交官陈季同。“从1884年发表第一篇西文作品开始，到1904年最后一部著作出版，20年间，陈季同以Tcheng-Ki-Tong这一西文拼写在西方文坛声名鹊起。在清末文人中，几乎没有人比陈季同在西方更引人注目。陈的著作有英、德、意、西、丹麦等多种文字的版本，但实际上除了中文以外，他只用法文写作，其他西文作品都译自法文。”虽然陈季同和辜鸿铭一时影响巨大，但大都昙花一现，后继无人。哈佛燕京赴美的这批中国学者不仅仅是继承了陈季同和辜鸿铭的中译外事业，更重要的是他们学在美国，工作在美国，开始正式进入美国的大学教育体制著书立说。显然，这和以外交官的身份或中国幕僚的身份从事外文写作有所不同。这是20世纪中国古代经典外译的一个重大特点，中国学者登上了历史舞台。

其次，他们更注重对中国文献的翻译与研究，直接继承中国史学的传统。经由他们所翻译的这些中国经典至今仍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时的必读书。他们的学术存在使美国汉学的发展更为健康。像上面我们提到的杨联陞先生被称为“东方伯希和”，他对美国汉学家学术中的不足的批评，使美国的青年汉学家更为谨慎。例如，对于美国中国学发展过于迅猛所产生的问题，杨联陞先生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学者重于现代中国研究而割断历史、无视古今联系的实用主义研究态度，以及预设理论再以资料加以填补的随心所欲的研究方法，更是杨联陞所不能容忍的。”邓嗣禹在协助费正清的教学过程中先后编辑出版了《清季史料入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他所翻译的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剑农的《中国近代政治史》成为美国研究生的必读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费正清取得显著学术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了邓嗣禹这样的学生和合作者。

第三，他们保持住了哈佛燕京的学术传统，在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从传统汉学研究路径到现代中国学研究路径转变中，后者越来越强大，但是如果没有坚实的汉学研究的传统是很难做好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在这个转变中以杨联陞为代表的华裔学者对这个传统的坚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批哈佛燕京学社的赴美学者在日后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骨干和脊梁，而且留在美国的杨联陞等人又培养出一批新的像余英时、杜维明这样的华裔汉学家，从而继续推动着美国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

正如吴原元所说，“这批赴美的华裔汉学者，在赴美前大都在国内接受过较为系统的学术训练，到美后虽然失去了在中国社会中所有的支援系统，但却得到了美国的研究环境，更重要的是熟悉了解了西方的学术方法和范式。由此，他们在美所从事的中国文史研究，一方面是将在中国比较成熟的文史研究移植于美国，但另一方面他们的中国文史研究中也留下了深深的西方学术方法的烙印。作为既接受过中国和西方学术训练，同时且为这一代华人学者，他们在美从事的中国文史研究，毫无疑问是美国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美国汉学的发展以及美国的中国研究发挥着重要影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哈佛燕京学社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汉学发展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奠定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基础，开启了美国汉学界对中国典籍的翻译之路，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学者翻译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入西方汉学界之门。

1. 张寄谦，《哈佛燕京学社》，载章开沅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1页。
2.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58页。
3. 陶飞亚、梁元生，《〈哈佛燕京学社〉补正》，载《历史研究》，1999年6期。
4. 转引自陶飞亚、梁元生，《〈哈佛燕京学社〉补正》，载《历史研究》，1999年6期。
5. 阎国栋，《俄国流亡学者与哈佛与燕京学社——读叶理绥俄文日记》，载朱政惠主编《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514—528页。
6. 张凤，《哈佛燕京学社75周年》，《文史哲》2004年3期。
7. Lien-Sheng Yang，“Note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Chin Dynast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9，No.2（Jun.，1946），pp.107-185．
8. Lien-sheng Yang，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
9. Lien-sheng Yang，Excursions in Sinolog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
10. 余英时，《中国文化的海外传介》，载王元化主编《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172页。
11. 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余中国现代史学》，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8期。参阅马良、李伟，《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丛刊的文献学价值与思想》，载《河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2. 如刊登于《哈佛亚洲学报》上的《蒙古秘史源流考》、《钱大昕题元史三诗的英译和注释》、《关于唐开元七年（719）的一次史籍争论》等。
13. 王仲瀚、翁独健，《洪煨莲先生传略》，载《文献》，1981年第4期。
14. ［美］陈毓贤，《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3页。
15. 1968年他们将这三篇著作刊印成单行本，以《清朝的行政：三篇论文》（Ch'ing Administration：Three Studies）为题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16. 黄培、陶晋生编，《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选集》，台湾食货出版社，1980年，第387—388页。
17. ［美］陈毓贤，《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9页。
18. 余英时，《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载王元化主编《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171页。
19. 李华川，《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20. 刘秀俊，《中国文化海外媒介：杨联陞学术探要》，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21. 吴原元，《华人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影响与贡献——以20世纪40年代赴美华人学者为例》，载朱政惠主编，《北美中国学的而历史与现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296—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