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一

北国十月是全年中最美好的季节。在坦荡无垠的大平原上，到处都洋溢着丰收的欢笑。就说是在那有五花季节美誉的深山老林中吧，也不时飞出打柴人的歌声，或登山人的笑语。如果再仰望那蓝蓝的高天，以及在碧海长空中飘浮的白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说道：

“啊！多美的秋天……”

但是，一九三四年十月的北国却是十分凄戚惨然。大地荒芜，满目疮痍，再看看那遍野的饿殍以及那累累的白骨，再听听那“左手拿着瓢，右手孩儿抱，离乡背井把饭要……”的歌声，大有不寒而栗之感！不知情的人们一定会发出这样的自问：

“啊！一九三四年的秋天怎么了？……”

十月中旬末的一天，铅似的浓云重重地压迫着大地，淅淅沥沥的秋雨就像是潸然而下的泪水，又给昏暗的大地蒙上了一层雾似的白纱，也给逃难人们的心上罩上了一层难以消散的愁云。就在这时，远天隐隐传来隆隆的响声，四处流浪的人们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几尽本能地循声眺望长空，遗憾的是低垂的浓云遮住了视线，什么也看不见。隆隆作响的马达声越来越近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日本飞机又要下蛋了！”雨中的难民有的卧在泥泞的庄稼地里，有的不要命地四下逃散，再听听那男人喊、女人叫、孩子哭……真是惨不忍睹，悲不忍听！读者看后一定会愤然地骂道：

“可恨的日本侵略者！……”

但是，今天在长空中翱翔的飞机不是日本人的轰炸机，而是南京国民政府蒋委员长的专机。为此，读者一定会发出这样的自问：

“蒋介石不在南昌组织实施第五次‘围剿’计划，他坐着专机到华北来干什么？……”

蒋介石为完成一统天下，安坐九五之尊的宝座，首先实行了“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计划。为此，他相继发动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中原大战”等内战，终于打垮了诸地方实力派，使得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等这些拥兵自重的封疆大吏称臣。接着，他置日本侵略于不顾，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下，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尤其对江西朱毛红军进行了长达四年的军事“围剿”。但是，出蒋所料的是，自一九三○年冬到一九三三年夏，对江西朱毛红军发动的第一、二、三、四次军事“围剿”均以失败而告终，损兵折将达三十万以上。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因第一次失败被撤换；继任者何应钦，因二、三、四次“围剿”的失败，怯蒋谴责而惴惴不安，遂被蒋介石发往北平，去办理对日妥协、出卖华北的卖国外交去了。因此，红军成了蒋介石的心头之患！

蒋介石痛心于以往“围剿”红军的屡次失败，并从这些教训中醒悟出一些道理，遂改弦更张，放弃了长驱直入打运动战的作战原则，一面调整部署，一面调集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和大批军火。为实现“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战略，特任命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指挥蔡廷锴所部；以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指挥九个师又三个旅的军队；用重金收买南天王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这样一来，就把红军困在了赣北、湘赣、粤赣、闽赣之间，再“辅以杨永泰建议的保甲团练政策，企图构成包围圈，断绝苏区物资来源，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进而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苏区的目的。

天有不测风云。是年冬，陈铭枢、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在“围剿”红军的东方打开了一条缺口。如果当时中央苏区主要负责人博古等利用这一天赐良机，第五次反“围剿”很快就能被粉碎。但是，博古等人顽固地坚持“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致使福建事变很快失败。同时，蒋介石重新任命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转头进攻中央苏区，使得蒋介石的“步步为营、堡垒推进”战略得逞。加之，刚刚进入中央苏区的李德与博古等人执行“御敌于国门之外”、“实施短促突击”以保证“不丢失根据地一寸土地”的“左”倾路线，使得中央苏区日趋渐小，红军将士伤亡逾万。待到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被陈诚所部攻陷之后，红军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等到红六军团奉命自湘赣突围西去之后，蒋介石认定江西“围剿”红军的大势业已完成。是年九月，蒋氏在庐山曾得意洋洋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湘赣边红六军团在西路军围攻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而西移的。孔荷宠投降是红军瓦解的先声。”

也就是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召来了他的重臣、策士杨永泰，考试似的问道：

“你看我的下一步棋应当如何走？”

杨永泰，广东茂名人，生于一八八○年，考取秀才。一九○一年入广东高等学堂，后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遂入政坛角逐，并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政学会”(即老政学系)的成员。随着曹锟贿选后的国会的消灭，政学会也寿终正寝。十年之后，杨永泰挤进了蒋家王朝的大门，并沿袭古代权奸的衣钵——“结纳近臣，察帝动静，故奏对皆称旨”，着手研究蒋介石的思想作风及其生活习惯，同时还向蒋介石身边的人打听蒋氏的“起居注”，故向蒋氏条陈时事意见，往往“报可”。结果，他逐渐取得了蒋氏的信任。正当蒋介石准备实施第四次“围剿”红军计划，且又忧心忡忡地感到没有把握之际，杨永泰抓住这个时机上了一篇万言书。据说它的主要内容是：阐明“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主张“安内”(即“剿共”)必须用七分政治，并提出了所谓“政治剿匪”的纲领与方案。蒋介石看后“龙颜大悦”，立即擢用杨永泰为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的秘书长，着即“随驾亲征”。待到南昌行营成立不久，蒋氏完全接受了杨永泰的所谓“剿匪要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主张，并把行营庞大的组织机构简化为两个厅：即以参谋长贺国光兼任厅长的军事厅，以秘书长杨永泰兼任厅长的政治厅。从此，杨永泰得了一个“七分厅长”的绰号。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和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紧密勾结起来，在国民党内又逐渐形成了“新政学系”，公然与其他派系争宠夺势。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红军得以成功，除去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执行“左”倾路线外，杨永泰等人搞的这一套反动方案，并同“柳维垣提出的碉堡政策相配合”，也是重要的原因。

杨永泰作为一名策士，不仅会审时度势，既知道“围剿”红军的态势发展，而且还能准确地揣度此时此刻蒋介石的心路轨迹的变化，因此，当他听到蒋介石的问话之后，即断然地答说：

“委座，我看您应当把江西剿共的事放一放，到华北等地做一些安抚工作。”

蒋介石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政治家，他一听杨永泰的口气，就知道这个策士已经猜出了自己的心事。他为了进一步摸清杨永泰的全部想法，又有意地问道：

“你是怕国人骂我不抗日吧？”

“也是，也不完全是。”

“你是不是为了回应共匪提出的抗日口号？”

杨永泰微笑着摇摇头。

“就是嘛，共匪他们有什么力量抗日，无非是诱使我军放松包围，从困境中逃遁。”

杨永泰信服地点点头。

“这也证明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是正确的，不消灭共产党就不能抗日。”蒋介石说罢看了看杨永泰的表情，复又加重口气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因此我们更应对共军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

杨永泰自然清楚蒋介石如此讲话的本意，并不是测试自己对下一步“围剿”红军的战略设想，而是有意考察谁能猜透蒋氏下一步棋的动向。对此，聪明的策士明知不答，或巧妙地顾左右而言他，由蒋氏道出——有意满足蒋氏作为最高主宰者所特有的虚荣心——进而达到自保的目的。但是，杨永泰或许是过分的聪明，也或许是刚愎自用的性格使然，他不仅没有向当年刘备学习“青梅煮酒论英雄”之道，反而大讲特讲华北自“塘沽协定”签订一年多以来，长城内外与黄河上下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高潮。当他分析了日本侵华企图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等实力派有可能利用人民的抗日情绪，再次举起反对中央的大旗之后，遂又直言道：

“华北百姓的心需要委座去抚慰，日本步步进逼的行为也需要委座去做个姿态，至于那些有反叛之心的实力派，委座也应该当面晓以利害，给以颜色。”

对此，蒋介石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杨永泰并没猜透蒋介石的心思，他再次认为自己献策有功，遂暗自欣喜，告辞离去。这就是杨永泰的悲剧所在。自然，这也就是杨永泰两年后被蒋介石免职，并被政治对手暗杀的原因所在。此乃后话。

蒋介石为了防止被围困的红军发生变故，在粤赣和湘赣交界处派重兵布防了三道封锁线之后，遂在十月初偕宋美龄下庐山，乘专机去华北各地视察，同行者有杨永泰和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蒋氏先后“历经北平、察哈尔、归绥、太原、西安各地，分别接见了当地军政首脑”。“蒋在北平接见的，有原东北的军政人员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苏炳文、米春霖、邹致权(张学良之办事处主任)等，在察哈尔接见宋哲元等，在归绥接见的有傅作义及蒙旗德王、云王、沙王等，在太原与阎锡山密谈多次，在西安接见杨虎城、马鸿逵等。”蒋对这些人大肆宣传“不是不抵抗，是共产党拉住了后腿，非消灭共军不可”的理论，借以“争取大家同情他反共，以缓和国人对他不抗日的攻击”。

正当蒋介石向诸实力派起劲地宣传“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之际，突然于十月中旬“接南昌行营转来情报，知道红军主力有突围模样，前锋已通过信奉江(即桃江)，蒋鼎文东路军先头已由长汀逼近瑞金”。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炸得蒋介石险些不辨东西。他稍许镇定一下情绪，遂下令：

“晏主任，请准备好专机，立即赶回南昌！”

这个被蒋氏称为晏主任的随行人员即晏道刚。晏氏为湖北汉川人，早年投在赵恒惕的湘军中供职，历任下级军官和参谋长。北伐军兴，他又改任湘军唐生智第八军参谋长和第四方面军参谋长。一九二九年冬，唐生智于豫南反蒋失败之后，晏遂离开军队过了一段隐居生活。一九三三年，由何应钦推荐出任南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负责处理作战业务。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初创侍从室，晏出任侍从室主任。从此，他随侍蒋介石身边，从旁相助蒋氏“围剿”红军。

晏道刚作为一个称职的高级参谋官佐，自然懂得红军突围的结果——意味着蒋氏一年“围剿”红军将功亏一篑，因此，他迅速安排好了专机，不顾浓云重压所造成的能见度很低的天气，请蒋介石、宋美龄，以及杨永泰和其他随行人员登机南返。有意思的是，蒋氏北来的时候兴意极浓，一路上侃侃而谈，似无倦意；但此次南返却蹙眉凝思，连一句话也不曾说过，使得专机中的空气分外的沉闷。

蒋介石回到南昌行营之后，连备好的白开水都不曾喝一口，就下达命令：

“晏主任，杨厅长，请分头通知有关人员：立即赶到作战室，参加军事会议！”

晏道刚与杨永泰非常清楚这次军事会议的内容，是研究红军突围所引起的后果以及应该采取的防堵措施。为此，他们分头通知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办公室主任熊式辉、行营第一厅厅长贺国光、参谋本部高级幕僚林蔚等人赶往作战室，参加蒋介石亲自召开的军事会议。由于熊式辉、贺国光、林蔚三人在本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笔者有必要向读者做一扼要的介绍：

熊式辉，字天翼，于一八九三年出生在江西省安义县万家埠鸭嘴垅村。他早年思想上趋向维新，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后弃文习武，相继入江西陆军小学、南京陆军中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一九二一年，又被广东军政府参谋部保送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并于一九二四年学成回国，遂晋见蒋介石，被蒋氏委任为第三军军官学校教育长。从此，他依靠蒋介石在军中混迹，青云直上。第二次“围剿”红军惨遭失败之后，蒋氏在南昌设立行营，熊式辉被蒋氏委任为行营参谋长。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和杨永泰一见如故，不仅成为“新政学系”的领袖人物，而且为了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共策略，还向蒋介石提出了以宣扬“四维八德”来鼓吹反共理论的“新生活运动”，并组成了以蒋介石为会长、宋美龄为指导员、熊式辉为主任干事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由于他乘坐飞机出事摔成瘸子，遂主动请辞军职，又被蒋介石委任为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办公室主任。毫不夸张地说，上述杨永泰的所谓功劳，都有熊式辉的一半。而今，蒋介石召开研究红军突围动向的军事会议，熊式辉无论是作为江西省的父母官，还是作为南昌行营办公室主任，无疑都应出席会议。

贺国光，字元靖，于一八九五年生于湖北省蒲圻县赵李桥一个耕读世家。后随父入川，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校，与刘湘、杨森等川中名将同窗。辛亥革命之后考入陆军大学深造，遂又参与鄂军角逐功名。北伐军兴，改投蒋介石门下，参与军机。“征战中，贺上书建议，对于军事、敌情、地形、民俗等等，都有所重要条陈，并有颇多卓越见解，多被蒋采纳”。第四次“围剿”红军失败之后，他建议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碉堡战”。其法为：“每收复一地，迅即以克难方式，广修公路，密建碉堡，堡与堡间的距离，以目及弹及为度。在多不在大，重密不重坚，务使纵横参错，列罗成网，目力火力皆能交叉，一堡有警，四方响应，逐步前进，逐步围剿，使包围圈逐渐缩小，然后聚歼”。一九三四年一月，“贺策定东、北两路军合围计划，得到了蒋的同意，立令实施”。东路军在福建相继攻陷建宁、永安、连城，北路军按计划于四月下旬占领广昌。此次蒋介石北巡，贺国光留守行营，待到他获悉红军有突围的迹象后，立即电请蒋介石南返。当他接到出席军事会议的通知之后，立刻赶到作战室，把有关的电文、材料备好，置于蒋介石的座位前。恰在此时，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林蔚走进作战室，他笑着问道：

“林厅长，你看今天的军事会议……委座会有什么高见？”

林蔚跟随蒋介石多年，积有一套丰富的“伴帅”经验。他曾向贺国光等人谈起当参谋长的要诀：“要有战略眼光，遇事要抓住重点，要任劳任怨”。还多次说作为蒋介石的幕僚，“最主要的是能揣摩蒋介石的心意，能明了蒋介石重大决策之意图”。为此，他胸有成竹地答说：

“唯委座之意旨是从。”

贺国光似乎懂了这句答话的内在含义，遂赞同地点了点头。

不久，晏道刚、杨永泰、熊式辉相继走进了作战室，大家心照不宣地点点头，分别在各自应坐的位置上落座。

蒋介石终于迈着军人的步伐走了进来，与会者整齐划一地起立，肃然目送蒋氏走到他的宝座前，双手习惯地取下军帽，放在右前方的桌面上，待到蒋氏点头落座后，大家才又像小学生那样坐下，等候着这位“教员提问”或“授课”。

首先，蒋介石拿起面前备好的电文，一页一页地用心翻阅，他那严厉的目光偶尔会停在一页电文上，就像将要发现“新大陆”那样，蹙着眉宇在思索着什么。每到这种时候，与会者的表情就会发生变化，似乎都在暗暗自问：“他又在做什么文章？……”蒋介石那如同电影定格后的表情和目光终于又开始变化，全体与会者随之又下意识地轻轻吐了一口气，等着蒋氏看完全部的电文，发表被他们称之为伟大的宏论。

但是，今天的蒋介石却一改旧习，不仅没有对部属进行庭训，反而微微合上了他那永远射出领袖威严目光的双眼，似陷入了更加深沉的凝思。这时，刚刚有所放松的与会者的心猝然又绷紧了弦，暗自猜度蒋氏的葫芦里将卖什么药。突然，蒋介石站起身来，走到挂着作战地图的大墙下边，仰首看着那张标有各种军用符号的地图。与会者未弄清这是为什么，都机械地仰起头，但目光却停留在蒋介石的表情上。一厅厅长贺国光慌忙拿起那根长长的指看军事地图的教鞭，诚惶诚恐地说：

“委座，给您。”

蒋介石无声地接过教鞭，继续沉吟良久，方才缓缓地转过身来，用双目的余光扫了一下与会者的表情，操着领袖的口气考问道：

“诸位，尤其是贺厅长、熊主席，先于我等获悉共匪突围的消息，对未来战局有什么想法尽可畅所欲言。”

或许是与会者不想再捱度这无言的痛苦时光，也或许都猜透了蒋介石这盘棋的走法，遂就红军突围的形势和所谓的对策议论纷纷，但他们的发言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谁也不谈最本质的东西，留给蒋氏一展雄才大略。蒋介石听了片时，也听出了这其中的奥妙，遂举起手中的教鞭，指着赣粤边界的信丰一带，低沉地说道：

“从目前得到的军事情报看，共匪突围已成定局。但是，共匪突围后的行动方向却不知。因此，我们在商讨对策之前，必须搞清，或者说猜测、判断他们将去什么地方。”

蒋介石已经出了考题，与会者就遵命应答。经过严肃的讨论，对红军行动方向做了如下判断：

一、由赣南信丰入广东。根据是：赣粤交界大山雄立，交通不便，加之粤系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有二心，在历次“围剿”红军的战斗中取守势，与东面的蒋鼎文所部、北面的顾祝同所部、西面的何键所部相比较，赣粤交界是最为薄弱的一面。而红军选择弱者突围是情理中事。另外，广东尤其是潮汕一带，历来是共产党闹革命的地方，加之粤地有着长长的海岸线，中共容易打通海上的国际交通，得到必需的军火物资。对此，蒋介石认为有其可能。但他从战略的角度提出了质疑：

“红军利在乘虚，如进入粤境，逼得粤军不得不拼命抵抗，倘被前后夹击，是难于立足的，那是他们的不利之路，去了也无足为虑。”

二、从赣南经粤湘边入湘南，重建苏区。根据是：红军自赣南突围，南天王陈济棠坚拒红军入粤，那红军突围之后唯有沿着粤湘边界入湘南。再者，湘南有着良好的革命传统，红军中的主力有不少是来自湘南，在此重建革命根据地是可能的。对此，蒋介石是赞同的，也是蒋介石最为担心的。尤其当他再想到红六军团突围沿此路线西去，与湘西的贺龙所部会合的现实之后，这种担心愈加严重了。因此，当他听完与会者的议论之后，忧心忡忡地讲了如下这段话：

“赣粤湘边区是政治上的薄弱点所造成的军事薄弱点，且中央红军入湘后有与贺龙部会合之利，应加重视。”

三、红军沿粤湘边界进入湘南之后，一不在此地重建根据地，二也不沿着红六军团突围的路线西去，与贺龙所部会师，而是像当年太平天国北征路线出鄂皖苏区再北进，利用抗日做诱饵，与退入关内的东北军、虽败而不服的西北军，以及阎锡山的晋军等结为一体，转战黄河上下和长城内外。对此，蒋介石在北巡中就感到了这种威胁。因此，他蹙着眉头讲了这样一句话：

“我认为这是当年太平天国北进路线，政治上威胁较大，可以考虑。”

四、红军突围进入湘南之后，一不在湘南重建根据地，二不与湘西贺龙所部会师，三也不沿着当年太平天国北征路线出鄂皖北进，而是经湘西入黔、川北进，与徐向前所部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川、陕、甘等地重建苏区。讲到此处，一向爱表现才干的杨永泰再也按捺不住，他大讲特讲了一番孔明图川的历史之后，又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委座，我们还要考虑共匪入黔尔后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

对此，蒋介石很不以为然。加之，他对杨永泰的发言不满，当即说：

“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

杨永泰一听蒋介石的口气，遂收住了自己的话语。其他与会者也聪明地收口不语。因此，一个议论风生的军事讨论会猝然变得死气沉沉了！蒋介石看到自己的威严所在，有意停顿片刻，操着请教的口气，点名指问一直没有表态的熊式辉：

“天翼兄，谈谈你的看法吧？”

熊式辉清楚蒋介石请自己发言的用意，遂很有分寸地说道：

“该讲的委座都讲了，我均表赞成。再说，我身为江西省主席，更应多考虑共匪突围之后做些什么。换句话说，如何在江西替委座分忧。”

蒋介石听后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愉悦感。他看了看与会者的表情，又说道：

“不论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头之患。”

“是的，是的……”杨永泰为挽回面子，忙敲边鼓似的说道。

但是，蒋介石似乎不给杨永泰面子，他继续按着自己的思路说：

“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

蒋介石匆匆回到南昌行营立即召开的商讨红军突围后的对策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但是，作为军事家的蒋介石非常清楚，时下当务之急是摸清红军突围的真实动机和方向，因此，他又对负责作战的厅长贺国光命令道：

“立即派出飞机搜查，以最快的速度搞清共匪突围的真相！”

贺国光为落实蒋氏的指示，与自己的副手兼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忙碌起来。晏氏作为行文的高手，天天在撰写向进剿红军各部下达的命令，贺氏则时时都在接收来自各部的有关消息，并交由晏氏转呈蒋介石。对此，晏道刚做了如下的记述：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红军西移前锋迅速达到赣粤湘边。从国民党东路军占领瑞金所得资料中已明确：红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而是西进。蒋介石在南昌于是日下午七时召集我和贺国光谈，拟定初步追堵的计划要旨，限九时以前发出电令。当时我正患偏头痛，勉力支持草拟计划电文，每隔十几分钟蒋即以电话催问贺国光是否拟就。贺对我说，蒋似迫不及待，持电话听筒之声甚重，要我迅速草拟让他去看算了。依计划要旨发出的电令大意有：(1)西路军何键部除留刘膺古纵队于赣西“清剿”外，主力悉调湘南布防，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并以有力之一部在粤湘边境堵击，该部总部移驻衡阳；(2)南路军陈济棠部除李扬敬纵队留置赣闽边“清剿”外，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化、汝城间地区截击，该路军总部推进至韶关；(3)第四集团军主力集中桂北，总部移至桂林；(4)北路军顾祝同部以第六路军薛岳率所部包括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担任追击。

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清楚的：那就是把突围的红军团团包围在赣、粤、湘、桂四省交界处，把所谓的“久困之师”——突围的红军再次困而歼灭。但是，蒋介石作为一方的战略统帅十分重视红军统帅部的变化，其中尤其关注毛泽东在此次突围中的作用。因为前后五次“围剿”，国军有过四次惨败的教训，他通过各种渠道获悉，概因毛泽东指挥高明；而第五次“围剿”始有今日，也是因为毛泽东被剥夺指挥大权所致。因此，他又向贺国光和晏道刚下达命令：

“随时掌握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动向！”

……

二

虽说时令已经进入十月上旬，但是，赣南腹地军事重镇于都依然是非常炎热的。就连那令人讨嫌的苍蝇、小咬等蚊虫也照旧与人为敌，搞得人们处处设防，不得安宁。

夜幕笼罩着大地，于都已进入了梦乡，一家祠堂偏房中的茶油灯还亮着灯光。一位体格魁伟、身着红军灰色干部服装，但风纪扣未系的中年人驻步屋中，他蹙眉凝视，似陷入深沉的对往事的回忆中。他右手拿着的那把破旧的芭蕉扇不停地摇着，机械地驱赶着大小不一的蚊虫。他就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

毛泽东生于湖南韶山，但他被蒋介石骂作山大王却是在江西的井冈山。如果说三湘的江河是孕育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母乳，那么赣南的大地则是成就当代大军事家毛泽东的第一摇篮。事后追论：湖南留给毛泽东的是文化的沉思和追求，赣南则是把这种文化的沉思和追求化为行动的实验地——坚信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毛泽东自一九二七年九月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从江西突围长征的七年时间中，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期，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屡遭打击的年月。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敢于向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挑战，他不仅带头批判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第一个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是国民党第一、二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真可谓是官居要职，但是当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他毅然决然地和国民党决裂，抛弃高官厚禄，带着手拿梭镖、鸟铳的泥脚杆子上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等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蒋介石军事集团争天下，这都显示了毛泽东那非凡的革命家的胆识！

正当毛泽东与朱德等共产党人顺利地粉碎蒋介石第一、二、三次军事“围剿”，并不断扩大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留居上海的党中央却经历了李立三、王明等“左”倾路线的统治，逐渐把党在白区的力量损失殆尽，不得不相继转移到中央苏区，靠着共产国际的支持，不仅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而且还公然指责毛泽东是“富农路线”、“游击主义”、“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等等。结果，他们拱手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一位既不会说中国话，又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即李德)。实行“正规战”和阵地战，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质的运动战；实行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反对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实行“全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反对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等“左”倾军事路线，使得中央苏区一点一点地被国民党军队蚕食，最后不得不丢掉中央苏区突围转移。这对一手创建中央苏区的毛泽东而言是何等的痛心啊！

毛泽东自一九三二年十月宁都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大权之后，在从事地方工作的同时，仍就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方针向中央积极建议。当他的正确建议被博古、李德等人否决之后，他仍旧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身份深入基层，广泛地做调查研究，默默地为中国革命积累经验。自然，他在这期间的心情是郁闷的。为此，他曾写下“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的诗句。但是，他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对革命寄托着无限的希望，就在同一首《菩萨蛮》的词里，又无比乐观地吟道：“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一九三四年四月下旬国民党军占领广昌的驿前。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线和北线被敌人突破，西线和南线的形势也更加危急。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清楚地知道：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断绝，剩下的仅是战略转移一途了！与此同时，各种风声四起。而毛泽东因前线吃紧，日夜忧思，对战局更是放心不下，几经思考，遂向中央提出到于都视察。中央经过审慎研究，同意毛泽东的请求，并“要他多注意军事情况”。毛泽东遂于九月中旬带着秘书和警卫员到达于都。

在于都，毛泽东迅速“调查于都、赣县等地区的敌情，了解苏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情况，了解敌军调动情况，为中共中央选择战略转移的行军路线提供调查情况。同时，密切注意前线战况的变化，只要有从敌占区和敌人刚攻陷地区来到于都的人，都要找他们询问战事”。当他收到周恩来催问军事情况的电报之后，遂于九月二十日在于都复电周恩来，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西南部于都、赣县、登贤等地的敌情，详细叙述敌军小队、地主武装及小股散匪在何地侵扰或潜伏的情况；同时报告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防务，其任务是对敌军小队进行戒备，对地主武装和小股散匪迅速进行打击、驱逐和肃清；最后报告于都、登贤全境没有赤色戒严，敌人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的报告对中央选择突围的起点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接着，毛泽东很自然地想到战略转移前的政治动员工作。为此，他“在于都县城召开手工业工人、贫苦农民和村、乡、区干部座谈会，提出：要组织游击队，牵制敌人。要努力搞好生产，支援前线，……要严厉管制阶级敌人”等。同时，他还在于都接见红军家属代表会的代表，“号召他们积极搞好生产，支援前线，鼓励亲人在前方英勇杀敌”。在这繁忙的工作中，毛泽东那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日渐不支，待到九月底又突然得了恶性疟疾。他“高烧发到四十度，嘴唇干裂，两眼深陷，脸烧得通红。卫生员给他吃奎宁片，打奎宁针，高烧依然不退”。吓得随行人员不知如何是好。警卫员吴吉清跑到省政府给瑞金打电话，向中央报告毛泽东的病情。

中央获悉毛泽东在于都染疾的消息后，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立即派傅连暲医生从瑞金赶往于都，为毛治病。

傅连暲出身贫寒，早年就读并毕业于福建汀州亚盛顿医专，后任福音医院院长。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南昌起义的一批伤员来到汀州，他自此即为革命工作。毛泽东在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期间，尤其是在毛受到博古等人排挤养病的时候，曾受到傅连暲医生的诊治，并结下了很深的革命友谊。一九三三年春，傅毅然把福音医院迁至瑞金叶坪，并参加红军，任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兼中央红色医务学校校长等职。在这期间，他对毛泽东有了更深的了解。因此，当他听说毛泽东在于都患恶性疟疾之后，急忙赶到于都，为毛诊治。在他细心地调治下，毛的高烧逐渐退去，但他那十分虚弱的身体还需要一段较长时期的恢复。因此，傅医生深沉地对毛泽东说：

“要暂时把革命工作放一放，集中精力把身体养好。”

但是，毛泽东深知局势的险恶，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置革命工作于不顾而专心养病。因此，他违心地点点头，遵医嘱吃过药，把傅连暲送走之后，就又驻步屋中，独自思索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大事。少顷，警卫员吴吉清送来了一些文件，他又伏在桌上认真地看了起来。

傅连暲是熟悉毛泽东的个性的。同时，他也依稀知道毛在红军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中的作用。因此，他在睡觉之前又来到毛泽东养病的房间。当他看到自己的这位大病未愈的病人还在专心翻阅文件，一种异样的情感打心底泛起，使他不得不动情地说道：

“你是我的病人，我有权要求你休息。”

毛泽东抬起头，看着傅连暲那严肃的表情，他沉吟片时，有些沉重地说：

“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傅连暲一是深知毛泽东的性格，再是他自己也为紧张的局势担心，故轻轻地叹了口气，没有再劝毛泽东休息。

“连暲同志，你离开瑞金的时候，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大家都在议论突围转移的事情。”

说到红军突围转移，在上层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是由于决定战略转移的权力控制在博古、李德手中，故何时进行战略转移、从何处突围以及转移到什么地方等都秘而不宣，连毛泽东这样官居高位的领导人也不知晓。他看了看傅连暲那沉郁的表情，就没再说什么。

然而在傅连暲的心目中，毛泽东是一定知道这些大事的。另外，他十分敬重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沉吟片时，遂又以求教的口吻问道：

“你看，红军突围转移应选在什么地方？”

提到这件事，毛泽东怅然地叹了口气，遂又想起了今年夏季对会昌考察的往事……

是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陷前后，毛泽东离开瑞金，前往赣粤交界的南线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盘踞广东的陈济棠是地方实力派，和蒋介石矛盾重重，在历史上曾三次通电反蒋，自称南天王。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中，蒋介石为把陈济棠绑在他的战车上，给了他个南路军总指挥的头衔。但陈济棠出于自身的利益，并不想离粤赴赣为蒋卖命，消耗实力。另外，“陈深知蒋介石其人，奸险狡诈，反复无常，对他忽打忽拉，居心叵测”。而这次令他参加第五次“围剿”，实则是“借刀杀人”、“一石二鸟”之计，想使他的粤军与红军两败俱伤，而蒋氏则坐收渔人之利。因此，他进剿红军的行动缓慢，时时考虑在防堵红军中也防堵蒋氏的中央军入粤。换言之，陈济棠的军事行动与其说是服从蒋氏的命令，还不如说“主要是为他们自身的厉害着想，目的是防堵红军入粤桂地区”。有鉴于此，毛泽东把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最后希望，或不得已进行战略转移的突破口选在了南线。欲达此目的，中心问题是利用蒋、陈矛盾，搞好与陈济棠的统战工作。

恰在这时，陈济棠为给蒋介石做个样子，集中兵力攻打广昌。在北大门广昌失陷前的一个星期，防守南线的红军被迫退出筠门岭。毛泽东获悉这一情况之后，对部队讲道：

“你们是新部队，敌人又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

针对部队想夺回筠门岭的思想情况，毛泽东又告诫说：“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钳制敌人。在整训中要总结经验，好好研究挡不住敌人、不能打好仗、不能消灭敌人的原因。”总之，毛泽东的意图是：不能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而获罪于陈济棠，将陈氏把守的南大门紧紧关死。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把陈济棠推到蒋介石的一边，而且也等于断了红军突围的通道。

可是，博古、李德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南线筠门岭失守后，中革军委调来方志敏的部队，由第七军团司令寻淮洲率领，“准备夺回筠门岭”。毛泽东听后不同意这种做法。他经过深思熟虑，即致电周恩来同志：报告“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判断是渐，不是突然”；提出“目前我军对西岸联防队及协白军的，应是声东击西，出其不意，黑夜接近，拂晓攻击，包其一部，打其援队”；建议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在瑞金待命为宜”。这时的周恩来正在考虑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与向陈济棠借路等事，故收到毛泽东的电文之后，逐下令停止进行收复筠门岭的战役。毛泽东为了让更多的同志了解和陈济棠搞好统战的重要性，在会昌期间曾对粤赣省委书记刘晓与粤赣军区司令兼政委何长工讲过如下这段话：

对于南线的和缓形势，毛泽东同志早就给以关注……他说，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加派化装小分队，潜入陈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促使陈军反蒋抗日。毛泽东同志还明确指出：根据前线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缓和前线的局势，并可积蓄我军力量，以备不虞。

事后追论：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对缓和南线红军与粤军的对立，促成陈济棠同红军和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在会昌期间的心情是沉郁的。他作为诗人，会很自然地借诗咏志，表露这沉郁的心境。诚如他本人在六十年代所回忆的那样：会昌有高山，天不亮我就去爬山。最后，他终于吟出了一代名词《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毛泽东很快就从回忆中又回到了现实，他望着心境同样不好的傅连暲，只是小声且又低沉地吟了这首《清平乐·会昌》。

傅连暲沉吟片时，近似自语地重复吟道：“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他似乎从这两句词中得到了答案，遂说了一句：“主席，应该休息了。”于是毛泽东就很不情愿地离去。

翌日上午，毛泽东久久思虑的大事——红军战略转移变成了现实。他接到中共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毛泽东作为战略家，十分清楚地知道，这“特别任务”十有八九就是红军开始战略转移。他当即命令警卫员吴吉清：

“请通知所有人员，立即收拾东西，准备回瑞金。”

吴吉清离去之后，毛泽东边整理回瑞金的行囊边发出了一个又一个自问：红军转移的突破口选在什么地方？红军转移后的落脚地又选在哪里？红军转移后何时再回到中央苏区？留在赣南的人民和伤员又怎么办？……他没有答案！但是，当他想到这样大的军事行动连他都不知其情之后，他那本来就十分沉郁的心情就越发地沉重了。当他想到回到瑞金向谁讨教这一个又一个疑问的时候，他想到了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周恩来。

周恩来生于清末，长于民初。毫不夸张地说，在他的身上集纳着一代救国志士的理想，他所走过的曲折的救国之路，就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中国近代史！如果说他西渡归来，在广州投笔从戎，帮助蒋介石办黄埔军官学校，一直到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等，是他有意识地在中国践行巴黎公社的道路，想在中国大城市的上空飘起十月革命的红旗，那么他在上海参与领导白区革命长达四年的教训，就是他对这一革命道路发生怀疑的时期。但是，他在何时才逐渐确立中国革命只能走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呢？是他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由上海撤到中央苏区，在近三年的极其残酷的反“围剿”的战争中。而周恩来这前后十年的革命经历，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创建初期由成功到失败、再由失败到觉醒的极其生动的革命史。

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之后，正式接任远在一九三零年十月十七日就决定了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之职。这时的中央苏区在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于是年九月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歼敌三万多人，迫敌转为守势，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没能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进剿”。就在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前，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董振堂、赵博生的领导下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宁都起义，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使红军实力大为增加，使中央苏区迅速扩大，使赣南和闽西两个根据地完全连为一片。这时的红军已编成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朱德任总司令，下辖第一、三、五共三个军团，约六万人枪。实事求是地说，这时的中央苏区是比较和谐的时期。

但是，远在上海的由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坚持比李立三更“左”的错误路线，在不了解中央苏区情况的状况下乱发指示，一味强调在国内革命战争中采取所谓“进攻路线”，不顾实际地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公然要求“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对此，坚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毛泽东坚决反对。

这时周恩来刚刚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经过和毛泽东同志交换意见，改变了他到苏区前主张进攻城市的意见，致电上海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但是，临时中央复电：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对此，毛泽东仍不同意。

结果，周恩来与苏区中央局的多数领导作出攻打赣州的决定，并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打响了围攻赣州的战役。但是，由于战略失策，判断失误，致使红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在三月八日撤出战斗。结果，“城未攻破，伤亡很大，又丧失了扩展苏区的有利时机，因而是失败的”。

从此之后，苏区中央局自觉或不自觉执行王明路线的多数领导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相左，并发生对抗。为此，苏区中央局于十月上旬召开了史家所称的“宁都会议”。用与会人的话说：“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自然，这斗争的矛头是对准毛泽东同志的。并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对此，周恩来十分清楚：这等于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他在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干，加之红军的基本队伍，是由毛泽东和朱德同志从井冈山一步一步带出来的，故不赞成这种意见。他强调指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坚持：“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的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事后追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的这两点建议是可行的，对革命也是有利的。

但是，苏区中央局多数领导同志坚持要剥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加之毛泽东绝不屈服的性格使然，周恩来的建议落空了。最后，毛泽东被批准暂时请病假回后方。结果，那些坚持剥夺毛泽东指挥权的同志必然对周恩来不满，他们致电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批评周在会上“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周“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线”。

批评毛泽东的同志是错误的，责备周恩来的同志仍然敬服周的为人和才干。虽经多次所谓磋商，到十月二十八日，上海临时中央下达命令：以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这样一来，毛泽东的指挥权就被剥夺了。虽说在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但随着上海临时中央局迁入中央苏区，周恩来的指挥权也渐渐地被博古、李德等人剥夺了，使得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陷入了绝境，不得不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

说到红军举行战略转移——长征，就在周恩来的心中激起很大的波澜，使他不能不想起近一年来发生的令人痛心的战略失误……

第四次反“围剿”正在胜利进行的时候，原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处境日益恶化，并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作出决定迁往中央苏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一到中央苏区，立刻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大权抓到自己的手里，为推行其“左”倾路线，借批判所谓的“罗明路线”，无情地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执行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干部。自然，毛泽东同志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对此，周恩来同志是很痛苦的。接着，迁到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以博古负总责，周恩来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也就不存在了。年仅二十六岁、且从未打过仗的博古同志等下车伊始，就批评负责军事指挥的周恩来和朱德同志，强行“要求将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这就是所谓的“两个拳头打人”。从此，周恩来的许多有益的建议被否决。

是年九月，蒋介石发动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第五次“围剿”。恰在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被博古聘为军事顾问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不懂军事的博古遂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这位不会说中国话，更不懂中国国情的李德。从此，“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作战”。加之“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结果，使第五次反“围剿”从一开始，就陷于不利的作战态势。接着，博古等人又错误地处理“福建事变”，使得粉碎第五次“围剿”失掉了最好的机会。同时，使得红军陷入更大的被动中！翌年一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博古等人不顾周恩来的反对，在指责毛泽东为“富农路线”的同时，坚持以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为了搬掉最后一个不同意见者，又于二月三日任命周恩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实际上他们又剥夺了周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只让周担负一些技术性的组织工作。大权在握的博古、李德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抗，推行“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实行消极防御的方针，使得红军所进行的许多战役、战斗都遭到了失败。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李德首次对博古说：

“要准备做一次战略大转移！”

四月中旬，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吃紧，博古、李德赶赴前线，与朱德组成野战司令部。朱德名义上是司令，大权实际上操在博古和李德的手里。他们调集一、三、九三个军团的九个师坚守广昌，同有着优势兵力的敌人进行“决战”。结果，广昌失守，仅三军团就损失多达三分之一的兵力。在国民党部队进入中央苏区腹地的形势下，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这一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为了准备战略转移，成立了以博古、李德、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三人团”，遂秘密地开始准备工作。

在这前后，周恩来的心情是很不好的。但是，他清楚自己在三人团中的地位：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并不能与闻所有的事情。事至如此，他想的是如何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能顺利地完成红军的战略转移。在这期间，他协助中央决定以第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同月下旬，他又协助中央决定第六军团退出湘赣边革命根据地，向湖南中部挺进。目的在于：“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周恩来在完成“探路”和“调敌”之后，随着中央苏区不断缩小的危局，遂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中去。但是，他很快发现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自己是被排除在外的，像党政干部谁留谁走的事情，“三人团”不仅未开会研究，而且他“迄未与闻”。对此，他只能“相忍为党”，继续默默地做着交由他具体承办的事情。

今天时过中午了，周恩来依然在忙碌着。他刚刚给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打完电话，请他们迅速赶到瑞金“接受重大任务”，警卫员又前来报告：毛泽东主席由于都回到了瑞金，要求面谈。周恩来听后很是兴奋，连忙说道：

“有请！有请……”

三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何时何地相识，史无确切的记载。但是，我们深信他们之间神交是很久的。姑且不说在一九一九年席卷全国的“五四”学潮中，他们一个是天津学运的弄潮儿，一个是湖南学运的中坚分子，相互知其大名是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毛泽东是一大的参加者。不久，当年新民学会的成员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等赴法勤工俭学因不堪迫害相继回到中国，毛泽东也一定会从这些同乡战友的口中听到周恩来的名字。一九二四年九月，周恩来西渡归来，先在中共广东区委工作，后受党的委派担任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这时的毛泽东在上海党中央工作，在完成党的四大的筹备工作之后，因积劳成疾，于是年底回湘养病。翌年一月十一日，周恩来赶来上海参加党的四大，失去了相见的机会。

毛泽东与周恩来相见应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

这时，国民党于元月一日至十九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出席大会，并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宣传报告委员会做报告，同时，与邓颖超等共产党人再次当选为第二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此期间，时在广州的周恩来自应见到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毛泽东接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二十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据史记载：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恰好碰上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事后，周恩来曾回忆说：“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在此前后，周应毛之邀曾到农讲所讲课，毛应周之请去黄埔军校讲演。从此，他们二人交往增多，并在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立场相近。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时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还谈不上相知。

不久，周恩来为践行中国革命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道路的思想，受党的委派领导了南昌起义，参加策划广州起义，并受命在上海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在李立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支配下，周恩来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开始对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有所觉醒；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与朱德等同志创建第一个井冈山红色政权。不久，又创建了中央苏区。在这期间，毛、周二人虽无谋面的机会，但周却给毛以很大的支持。如：

毛泽东率部转战赣南闽西期间，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加之刚从苏联回国被派到红四军任临时军委书记的刘安恭的挑唆，遂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结果，在选举中毛泽东落选，并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不久，毛泽东因疟疾病倒了，但中共红四军前委强行要病中的毛泽东出席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毛写了一封批评陈毅等人的信，前委再次给毛党内“警告”处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在重阳节填了一首千古绝唱《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

远在上海的周恩来十分关注红四军的这场争论。他命令时任前委书记的陈毅来上海做汇报。周在听了汇报之后，由陈毅根据他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并经周恩来亲自审定。在此信中，周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立场，并明确指示陈毅：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从此，毛泽东回到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写下了红军建军的纲领性文件《古田会议决议》。

不久，毛泽东与朱德等同志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二、三次“围剿”。而时在上海的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书记，通过特科获取了敌人的大量情报，为粉碎敌人的三次“围剿”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周恩来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通过残酷的战争实践，逐步地改变了中国革命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先占城市道路的思想。同时，也在血与火的战争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才能。诚如前文所述，他在宁都会议的前后冒着政治风险数度支持毛泽东。博古等人要以张闻天取代毛泽东的职务之后，他公开提出“似无必要”。待到他自己的军权被博古、李德取代之后，他依然在“相忍为党”努力工作的同时，给受到更大迫害的毛泽东以支持。或者说，他们二人心照不宣，有意或无意地相互支持，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努力地工作着。请看如下史实：博古、李德亲赴北线广昌之后，留在瑞金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经过思考，批准毛泽东于四月下旬前往南线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为周恩来、朱德与陈济棠谈判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自南线回到瑞金之后，周恩来已经获悉共产国际同意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指示。周恩来依据共产国际关于主力转移时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的指示精神，遂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要毛泽东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自然，毛泽东也深知周的用心良苦，因此，他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成了约三万字的《游击战争》。对此，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道：

“有好几次主席让我把他写好的东西，连夜送下山去给周恩来副主席他们看。”

由此，读者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周恩来相知甚深且互相信任的亲密关系。

再如前述，毛泽东于九月到于都视察，周恩来用长途电话要毛“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而毛泽东领会了周的用意，遂于九月二十日急电报告周。正如史家所述：“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开始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

就在毛泽东同志在于都考察期间，中共中央——实际上是“三人团”，在着手准备战略转移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具体事宜，但是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博古、李德不想让毛泽东随军西征。对此，时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曾做如下回忆：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

是谁改变了博古、李德不带毛泽东走的初衷呢？伍修权没有说明。但是，我们从以上追述毛泽东与周恩来从相识到相知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时的周恩来无论从大局出发，还是从未来突围转战中的困难设想，他都会说服博古、李德改变初衷，允许毛泽东一起长征的。另外，我们从周恩来的性格和为人也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像这样重大的事情，如果是其他同志所为，他一定会在各种场合大讲其功劳的；实际上呢，他从没谈及此事。

对此，笔者推论：作为知人善任的毛泽东同志，他的心里自应也是有数的。

毛泽东飞马来见周恩来的目的是多种的，其心情也是复杂的。虽说他早就料到红军迟早会有今日，然而当料想变成现实之后，他想知道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同时，毛对周恩来或许是太了解的缘故，除去投鼠忌器的因素，他也深知组织纪律性极强的周恩来不会向他透露极想知道的决定的。因此，他见到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恩来同志，我奉命前来接受特别任务。”

对此，周恩来是有很多心里话想和毛泽东说的。但是，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他也只能把决定通知毛泽东：

“中央作出了决定：近期就要突围转移。你是中华苏维埃主席，请你回来的目的之一，就是在你主持的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前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他深知像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没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也没有向指战员传达并进行政治动员，更没有在适当的范围内向根据地的人民宣传和酝酿，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必然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埋下失败的种子。同时，这也表现出了博古、李德在战略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对此，毛泽东只能摇首喟叹！

“另外，”周恩来看了看沉默不语的毛泽东，又进而说道，“中央根据你在于都的电告，决定从于都方向突围。我请你来，想了解于都方面的详细情况，尤其是于都河的水位情况。”

毛泽东如实报告了于都方面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之后，遂又说道：“时下，于都河是枯水季节，架桥还是徒涉都问题不大。”

周恩来微微地点了点头。接着，他转身取来几本油印的小册子，双手捧到毛泽东面前：

“这是你写的《游击战争》一文，我请他们赶印出来，准备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下去。你是作者，给你留了这几本。”

毛泽东双手接过这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游击战争》小册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苦笑道：

“我的这本小册子不是万能的灵药，我看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此刻，周恩来是明白这句话的深层含义的。但他的性格和位置决定了他什么都不能评说。他按照自己的思路继续说道：

“对此次实施战略转移有什么建议，你随时都可向中央反映。”

毛泽东近似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你离开瑞金不少天了，且又得了一场重病，子珍同志十分担心，你快回去和她团聚吧！”

毛泽东从这善意的话音中听出了此次谈话应该结束了，可是，也正是这句话勾起了他的心思，遂又直言问道：

“此次战略转移，女同志和孩子怎么办？”

“中央研究过了，原则上一个不带，留在苏区。”

毛泽东听后一怔，遂匆忙告别了周恩来，骑上战马，朝着自己的驻地云石山驰去。

云石山位于瑞金高围东北方向，是一座海拔不到一百米的石灰岩山。亿万年来，石灰岩经大自然神工鬼斧地干雕百刻，山头呈朵朵云状，当地的人民就给它起了一个诗化的名字——云石山。俗话说得好：佛家占仙山。不知是何年何月，是哪方的云游高僧到此，利用佛门的经理进行高台教化，动员这里的人民在山岩顶上修了一座石砌的古庙。佛殿的正中央供有如来佛的神像，两厢有二十几间偏房，按佛规这是僧侣的住处。从山下眺望，只见云石山上是高劲挺拔的参天大树，而这座古庙则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使凡夫俗子望而兴叹：“啊！这真是一片净土……”

自从毛泽东率领红军来到瑞金之后，这些自称能预知未来的佛门弟子听信谣言，弃庙下山，逃往他乡，剩下如来佛祖充任留守大员。一时间，这烟雾缭绕的云石山断了香火，冷冷清清，好不凄然！

是年八月，中央苏区前线吃紧，局势危厄，而红火多年的根据地也日趋渐小，一时人心惶恐，不知所因。恰在这时，国民党的飞机天天光顾瑞金的上空，轮番轰炸红都的党政军所在地。为此，中央民主政府等机关不得不由沙洲坝等地迁往云石山。而毛泽东也因此偕同贺子珍住进了佛家的圣地云石山。

贺子珍于一九○九年生于江西永新的望族。由于生她的时候是秋月朗朗，桂花飘香，母亲就给她起了一个乳名桂园。但是，这个桂园生不逢时，在那军阀混战的岁月里，不仅家道中落，而且时任七品县令的父亲也因吃官司被关进了大牢。这在桂园那幼小的心灵中投下了永远磨不去的阴影。不久，桂园被送进福音堂小学读书，起名自珍，是取擅自珍重之意。后来，她参加革命之后，在前委保管文件期间，她签名的时候写为子珍，遂使子珍这个名字相沿至今。但毛泽东在给她写信的时候，仍然尊称自珍。

贺子珍受教于教会学校，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思想对她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加之，她不仅亲身经历了家道中落的变故，而且她还目睹了人吃人的残酷现实。这就在她的心中植下了寻求光明、反抗暴政的种子。因此，她不顾父母的反对，迎着大革命的风雨前进，并在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期间，她参加政治夜校学习，组织农民运动，并出任永新县第一任妇女部长……最后，她告别家乡，于一九二七年秋参加袁文才的农民部队，成为井冈山上的第一位女战士。

不久，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贺子珍很快又被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以及那诗人的性格所倾倒，她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终身交给了自己所敬仰的人，并在龙岩为毛泽东生下第一个女孩。由于环境所迫，毛泽东与贺子珍不得不把他们的爱情结晶寄养在百姓家。等他们再次转战到龙岩的时候，这个天真可爱的女孩已经夭折了。无论是对喜爱孩子的毛泽东而言，还是对第一次做母亲的贺子珍来说，这种打击都实在是太大了！

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回到后方养病。不久，他又听说贺子珍在傅连暲的福音医院中生了一个儿子，这消息对他而言无疑是一种慰藉。但是，他那喜悦的心情尚未平静，就又获悉贺子珍吃了不干净的香菜得了中毒性痢疾。他不顾自己的病体虚弱，连夜又赶到长汀福音医院，亲自照料产后得大病的贺子珍。

或许是毛泽东太喜爱孩子的缘故，也或许是他与贺子珍的第一个爱情结晶——可爱的女儿不幸夭折，也有可能这是他在政治上受到无情打击的时候……总之，他分外喜爱这个刚刚来到人间的男孩。由于江西人把喜欢的孩子叫毛毛，贺子珍就把这个营养不良、十分瘦弱的儿子叫小毛。由于毛泽东姓毛，领导同志间尊称他为老毛，这样小毛的含义就又多了一层——老毛的儿子。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屋里不是叫老毛的喊声，就是逗小毛的哄笑声。

不知是血缘的关系，还是亲情的原因，这个小毛也特别喜爱爸爸老毛。就在小毛牙牙学语的时候，他只要听见毛泽东回到家的声音就伸开双手说：“爸，抱……”而毛泽东只要把小毛抱在怀中，在那稚嫩的小脸上亲吻一下，内心所有的郁闷就不翼而飞了！等到小毛会走路的时候，毛泽东出门他要送，只要他获知毛泽东回家，他就一定要倚门等待。因此，在那种年代里，遭受打击的毛泽东视小毛为开心果，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脑海里永远有小毛那可亲可爱的形象。

毛泽东去于都考察之后，即将年满两岁的小毛天天喊“爸爸”，贺子珍只能说：“不要急，爸爸就要回来了！”加之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贺子珍是何等地希望毛泽东快些回来啊！但是，当毛泽东突然出现在她和孩子面前的时候，她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爸爸，抱……”

毛泽东一听这稚气的叫声，内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潮。当他循声再一看那期待已久的伸展着的一双小手，双眼忍不住地模糊了，他下意识地俯下高大的身躯，抱起了小毛……

“爸爸，小毛想……”

“小毛，爸爸也想……”

贺子珍不知看过多少次老毛抱小毛，但唯有这一次她是打心里不愿看这父子相见的情景。她或许是对未来想得太多了，一见毛泽东那少有的表情就不由得心里一酸，就又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

毛泽东的视线很快从小毛移到了贺子珍的身上，他心里清楚：贺子珍不希望他带来骨肉分离的消息。但是，残酷的现实使他又不能不把真情相告。怎么办？他沉吟良久，把在回家的路上就想好的话说了出来：

“按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队伍走，孩子更不能带。”

尽管贺子珍不止一次地想到过这种结果，但是当这件事变成现实之后，她在内心中筑起的感情之墙瞬间倒塌了！一时间她失去了主意，泪水忍不住地淌了下来。但是，当她想到此时此刻毛泽东的心境的时候，她又强忍着把冲开情感闸门的泪水送回心底的深处；当她再想到毛泽东大病未愈的时候，一种伟大的爱战胜了因分别而造成的痛苦，她故作平静地说道：

“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我要走不了，就带着小毛到他奶妈家住一个时期，看看情况再说。”

这时，小毛虽然不知走的真实含义，但他本能地认为刚刚回家的爸爸不该再出远门，因此，他紧紧抱住毛泽东的脖子，天真地说道：

“我不让爸爸走！我不让爸爸走……”

此时的毛泽东只好答说“爸爸不走”，哄得小毛高兴。但是，当他再一看贺子珍那强做出来的平静表情，脱口而出说了一句“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呢！”也就是在这一瞬间，毛泽东想到了红军中还有不少像贺子珍这样的女战士，他有责任为她们请命。换言之，说服某些中央领导同志同意她们随部队转移。因此，他又对贺子珍说道：

“你走不走，还得听听我的意见呢！”

“那你的意思是……”

“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我们绝不放弃中央苏区！”

贺子珍听后有些茫然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安抚了贺子珍和小毛之后，又在云石山古庙里召开了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的会议。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这一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

这次会议的气氛是压抑的。无论是随红军转移的同志还是留下的同志，心里都像是灌了铅似的分外沉重。另外，与会者或许是都知道毛泽东的政治处境，谁也不向他这位主席询问些什么，会议一结束就默默地散去了。这时，一位面目清癯、身材瘦高、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中年人走来，低沉地说道：

“老毛，我希望随红军一起转移，但博古同志坚持要我留下，你给中央说说好吗？”

他就是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瞿秋白同志。

瞿秋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是我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早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并参加“五四”运动。一九二○年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赴苏联采访，他写的《俄乡纪程》等报告文学曾引起很大的轰动。他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直主持党的理论刊物，同时还撰写了大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翌年，他出席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主持起草党纲，积极支持国共合作，并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大革命期间，为促成国共合作，发动北伐战争，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和党内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自党的四大进入中央领导机构之后，一直是党的主要核心成员。因此，大革命失败之后，由他主持党的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并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但是，此后不久开始了以他为代表的“左”倾盲动错误在党内的统治。一九二八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他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并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长达两年之久。一九三○年八月与周恩来奉命回国，主持召开了结束立三路线统治的六届三中全会。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很快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以右倾为名被赶出中央。从此，他在上海与鲁迅、茅盾等人从事左翼文化运动，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章。一九三四年二月，他被迫撤离上海，转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博古等人为什么要把瞿秋白留在苏区呢？这其中有着鲜为人知的原因。

博古与王明等人在苏联留学期间，在校长米夫等人的支持下，曾在中山大学搞宗派活动，有意打击反对他们的同学，并酿成了被史家所称的“中山大学风潮”。当时，瞿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来到中山大学，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最后严肃地批评了王明、博古等人，平息了“中山大学风潮”。不久，王明、博古等人相继回国，他们由稍后回国的沈泽民等人的口中获悉：共产国际认为中共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遂抢先向党中央发难，并在米夫的支持下强行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把瞿秋白轰下台。同时，又把王明捧上领袖的宝座。不久，顾顺章、向忠发等相继叛变，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怕死的王明在米夫的认同下调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行前，他又把党的第一把交椅交给了博古。而这时的博古依然大权在握，在干部路线上执行宗派主义，把反对过他们宗派的人留在苏区，算作一种变相的惩罚。因此，不准瞿秋白随军转移也就在所料之中了！

毛泽东一没有去过苏联，二没在上海和王明、博古等人共过事，因而他并不完全知道这些靠共产国际起家的宗派主义者和瞿秋白的恩怨。另外，毛泽东认为自己是红都政府的主席，教育委员的去留应当听听他这位主席的意见。因此，他大包大揽地对瞿秋白说：

“请放心，我这就去找博古同志谈。”

博古，原名叫秦邦宪，于一九○七年出生在有无锡十大家之称的望族大户秦家。他早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积极探寻救国之途，并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赴苏联，入中山大学读书。在苏联期间，他起了一个俄国名字博古诺夫，回国后省去诺夫二字，自称博古。诚如前文所述，他在中山大学读书期间，与王明等人结为宗派主义小集团，不知是自诩还是被他人所讥，在历史上留下了“二十八宿”的称谓。在苏联学习期间，他与王明、张闻天、王稼祥有四大金刚之称。回国之后，他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局书记。王明赴苏联之后，他又出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主要负责人。一九三三年同陈云一道撤往中央苏区，在六届五中全会上仍被指定负总责。他在苏区继续推行“左”倾路线，亲手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李德，历经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央苏区丢给蒋介石，遂又采取逃跑主义的策略进行战略转移。

在宗派主义者的眼里，大凡反对他们的人都被视作宗派主义。实际上在博古的眼里，毛泽东就是最大的宗派主义。或许由于中央苏区是毛泽东与朱德等同志一手创建的缘故，博古一直怀疑毛泽东“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至于李德，就更是“不断散布谣言，诬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因此，当博古听到毛泽东为瞿秋白请命的话后，断然回答说：

“瞿秋白同志留下，不可更改！”

毛泽东听后愕然，自知再说也不起什么作用，遂转身拂袖大步离去。

四

毛泽东回到自己的住处，顿感昔日的温馨已不复存在了。他望着默默为自己收拾行装的贺子珍，想打破这种沉闷气氛却找不到话题。这时，或许也只有这时他才感到自己的嘴笨，连宽慰自己妻子的本事都没有。也可能是存在决定意识吧，他不知不觉地又与贺子珍谈论起红军转移谁留谁走的问题。但是，当他获悉自己的弟弟毛泽覃等人不能随部队转移时，这才恍然醒悟是“沾了他的光”。为此，他那本来就非常复杂的内心又添了一份歉疚。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一位大政治家，他很快就从这种矛盾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又站在战略家的高度暗自审视起这次红军突围转移。

“博古、李德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呢？”

毛泽东的自问是痛苦的，因为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意图上，一直都与博古、李德这些军事教条主义者意见相左，即使他提的建议是正确的，也被他们讥为是“游击主义”的点子而不采纳。加之，这时的博古、李德以军事机密为由，使毛泽东并不清楚红军此次突围转移，是为了抛弃中央苏区，转战至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在湘黔边重建革命根据地。因此，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了解博古、李德等人进行战略转移的目的。但是，当他想到周恩来那欲言又止的表情，遂又喟叹摇首，只好作罢。

翌日，毛泽东留在家里继续思索怎么办的时候，突然闯进两位红军指挥员，异口同声地说道：

“主席，我们来看你了！”

毛泽东闻声一看，见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到了，十分高兴，忙让道：

“是你们来了，快请坐！”

林彪，原名育蓉，于一九○七年生于湖北黄冈县。早年受同族长兄林育南、林育英的影响，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考入黄埔军官学校，并于一九二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再后，随军北伐，参加南昌暴动和湘南暴动，并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营长、团长。一九二九年春，随第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先后出任第一纵队司令员、第四军军长、第一军团军团长等职。实事求是地说，从山头讲，林彪是毛泽东从井冈山带出来的嫡系；从能力而言，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他对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立下不少战功；就是在长达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中，虽说打了不少败仗，也有不少的苦劳。那时，他不过二十几岁，毛泽东一直把红军主力军团交由林彪指挥的目的，一是说明林彪确有指挥才能，再也证明毛有意在培养林彪。

聂荣臻，于一八九九年出生在四川江津县吴滩镇一个大家族中。虽说他一来到人间就家境破落，但父亲依然想方设法让他读书。后在新思想的影响下，于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并在一九二三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年底转赴莫斯科，入东方大学深造，后又转入红军大学就读，和军事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九二五年六月，与叶挺等人回国，先在黄埔军官学校执教，后作为广东军委特派员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参加南昌暴动和广州起义；不久，转入上海，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参与中革军委的领导工作；就在周恩来撤离上海不久，他也奉命进入中央苏区。不久，他就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赣州战役结束之后，又调任红一军团政委。从上述经历看，聂荣臻一直与周恩来在一起，且相知甚深。但是，由于他在红一军团任政委近两年，从多次失败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才干。加之红一军团中的指挥员多为毛泽东的属下，间接知道了毛泽东是如何粉碎第一、二、三次“围剿”的，因此，他对博古、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是持反对态度的。日前，他与林彪接到周恩来的通知回瑞金待命。今天，周恩来找他和林彪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做战略转移，要他们秘密做好准备，但没有说明转移方向。转移之前，要一军团先到兴国抗击和迟滞周浑元纵队的进攻，以便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地域集结。会见结束之后，听说毛泽东同志这时候也从外地回到瑞金了，他们便一同前来看望。

对于林彪和聂荣臻的造访，毛泽东是非常高兴的。一方面，和他们有着很深的感情，或曰浸透着他多年治军心血的老部队的指挥员前来看他，自然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情分；另一方面，在这种危厄的局势下，红军主力军团的指挥员突然出现，一定和红军突围转移有关，说不定能从这两位部属的口中获悉博古、李德等人的战略意图。所以，他有意地问道：

“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

“我们回来了，接受新任务来了。”聂荣臻抢先答说。

毛泽东一听点了点头，故意反问：

“什么任务？”

“要转移。”聂荣臻答说。

“你们知道了？”

“我们接受任务了。”聂荣臻又答说。

接着，一向不爱说话的林彪讲了周恩来同志接见他和聂荣臻的情况。最后，他直言相问：

“你是主席，一定知道这次红军转移去什么地方吧？”

毛泽东听后笑了，并有意打住谈话的议题，说：

“怎么样？我们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一个图书馆吧！”

聂荣臻和林彪来访毛泽东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从毛泽东这里“打听一下转移去哪个方向”，但是，当他们一听毛泽东的话音，遂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历来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

但是，聂荣臻同志当时还不知道毛泽东同志和他们一样，对于红军转移去什么地方也毫无所知。

瞿秋白所关心的依然是他能不能随红军转移，因而当聂荣臻和林彪告辞离去之后，他就焦急地问道：

“关于我的事，你向中央反映了吗？”

提起这件事，毛泽东就有气。但是，当他一见瞿秋白的表情，遂又把这气压在心底。他叹了口气，说道：

“我给他们谈过了，不顶事。”

瞿秋白听后愣了片时，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毛泽东沉吟良久，他想到张闻天不仅与茅盾等大文学家有过交往，而且和王明、博古等人在苏联留学期间相知甚深，遂又出主意道：

“你可否向洛甫同志谈谈，或许他的话顶事。”

瞿秋白听后摇了摇头，怅然地叹了口气，说道：

“我跟他谈过了，他也找博古同志说了，结果是一样的：我必须留下。”

毛泽东无比愤慨地拍案而起，险些说出“岂有此理”的话来。他告辞而出，心情沉郁地走回云石山。他刚一走进这座古刹的山门，院中传来话声：

“老毛，你有时间吗？”

毛泽东循声一看，一位身材较为魁伟，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中年红军干部伫立在庭院当中，他的表情显得心事重重。他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同志。时人都叫他洛甫同志。

张闻天，上海南汇县人。早年在南京参加新文化运动，与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十分要好。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他参加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不久，他赴美留学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就读。在这前后，他的兴趣在文学创作上。实事求是地说，他的创作是很有成绩的，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也占有一页。他自新大陆回国不久，即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十月，赴苏联入孙逸仙中国劳动大学学习，并于一九二七年九月毕业留校任教，一九三一年春回国。他在苏联的六年中，打下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在一般的留苏学生心目中，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师长。与此同时，他也接受了苏联那特有的教条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执行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应当说及的是，由于他没有权欲和野心，个人品质是值得称道的。

一九三一年春天回国不久，他接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之职。从此，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党的理论建设上。作为理论家，尤其是正派的理论家，他是愿意向真理投降的。他来到中央苏区以后，残酷的革命现实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一个没有实践经验的理论家指导革命，是一定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的。因此，他决计在革命的实践中修正自己的错误。结果，他和相知有年的战友、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博古等产生了政治上的分歧。当时，长城抗战爆发不久，党中央提出了“共同抗日三条件”，即：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证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但是，出张闻天所料的是，由此他和博古的政治分歧公开化了。对此，他曾做了如下的回忆：

然而政治上的分歧终究开始发生了。首先关于三条件的理解，我们一开始即有分别。博古说，三条件只是宣传的号召，只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我说，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对于十九路军的策略，他完全采取开玩笑的态度，在军事行动上完全不配合，我则主张慎重其事，在军事上主张积极配合。但这种不同的意见，没有在正式的会议上发生过公开的争论。……其他关于经济政策也曾经有过个别的不同意见。

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始于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事后，张闻天回忆道：“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一九○五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诬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从此，张闻天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博古为了缓和关系，借李德的口说了这样一句史有所记的话：“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换言之，“我们内部不应该闹磨擦。”

诚如前文所说，张闻天是一位愿意向真理投降的理论家，最反对搞非理性的派别活动，但当时他并没重视博古这句话，继续坚持他自认为正确的立场。这样一来，旧有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新的矛盾又时时发生，怎么办？坚持宗派主义立场的博古开始排挤张闻天。请看张闻天同志的如下记述：

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

张闻天是大理论家，对博古、李德等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当然有他的看法；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对“三人团”在长征前如此准备和行事，他也认为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与此同时，他在反“围剿”的失败中逐步认识了毛泽东，也或许是因为他自己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对博古——包括他自己对毛泽东所采取的排挤措施开始有了反省。说到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在延安整风期间他曾讲过如下这段话：

我对他历来无仇恨之心。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思，也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事，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眼下，博古等突然宣布红军突围转移，可是红军转移之后将会是个什么结果，张闻天的心里是没有底数的。在他进入中央苏区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清楚地知道毛泽东是不赞成李德的指挥的，并对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提过不少建议。随着反“围剿”的节节败退，尤其是在广昌战役大败之后，他听到了不少指战员对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略实施的表扬声。他十分清楚，这种对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怀念，实质上是对博古、李德指挥的不满，是希望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红军作战。由于他没有权欲，每每他都暗自说道：“为什么就不可以让老毛指挥呢？”现在，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但红军未来将转移到什么地方？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为此，他就很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这就是他主动找毛泽东的缘由。

毛泽东对王明、博古这些只会背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留苏生十分反感，对共产国际把这些宗派主义小集团人为地扶上台更是有意见。但是，他对张闻天同志的印象却是很好的，就是张在党内负总责时期，他也称张是“明君”。因此，当他听到张闻天同志问他有没有时间之后，忙答说：

“有时间，去你的办公室谈好吗？”

毛泽东与张闻天坐定之后，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洛甫同志，你是政治局常委，又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为什么连秋白同志随军转移这样的事都做不了主？”

张闻天听后叹了口气，很有情绪地答说：

“他们规定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字，由我提出名单，交由他们批准。瞿秋白的请求我如实地向博古提出，但博古反对。”

毛泽东听后再也忍不住了，他说：“党内也应当有民主嘛！”遂又对博古、李德他们独断专行的作风提出了批评。

这尖锐的批评诱发了张闻天的牢骚，用他的话说：“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最后，他又带情绪地说道：

“你知道吗？博古他们为了排除所谓指挥上的干扰，决定把政治局委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中去。”

“不行！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毛泽东本能地反对道。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我立即去找军委负责人恩来同志！提出我、你、王稼祥一起行军。”

这些天来，周恩来忙得真是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加之博古是一位能言善辩，既不懂军事又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空头理论家，红军转移前的大小事情自然都落在了周恩来的头上。结果是，做对的事情，功劳记在博古、李德的头上；出了问题，他还要主动承担责任，甚至还要忍受博古、李德无端的指责！从宿命论的观念来看，终其周恩来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命；从道德、人格来衡量，周恩来就是东方完人的化身。今天，他接到毛泽东求见的电话之后，又不无歉意地说道：

“真对不起，我马上就要和前方赶来的同志谈话，一俟结束，我就约你来好吗？”

从前方赶来的同志是何长工。至于周恩来约他谈话的目的，容笔者扼要地交代一下。

毛泽东离开会昌之后，何长工和刘晓同志遵照毛的指示，使会昌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在军事上主动地、有计划地打了一些小仗，既不吃掉陈济棠的主力，也使陈济棠认识到红军并非好惹”。不久，毛泽东要在这里打出一个和谈局面的预言实现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是年九月，陈济棠派来姓李的代表，要求和我们谈判。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何长工，被对方提议担任红军的全权代表。为此，何请示中革军委。接着，朱德主席致信陈济棠：首先伸张民族大义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并对协定提了如下五条：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廓十里之外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活动，并切实做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迅速运输。

最后，朱德同志建议：“如蒙同意，尚希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负责代表来瑞(金)共同协商作战计划。日内德当派员至门岭就近商谈。”

陈济棠收到朱德的信后，遂同意朱的建议，并密电相邀举行秘密军事会谈。

这时，周恩来虽已决定在于都突围转移，但突围之后沿什么路线向西转移尚未成定局。当获悉陈济棠主动要求和谈的消息之后，他想如能巧妙地利用陈蒋之间的矛盾，在陈管辖的粤赣交界处借道西行，不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而且还能出奇制胜地迅速挥兵西指。所以，他与朱德同志反复磋商，决定派何长工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为谈判代表，与陈济棠的代表举行秘密军事会谈。遂电令何长工急到瑞金，接受任务。

潘汉年，原本是以郭沫若为首领的创造社的小兄弟。后在党的领导下在上海负责文化工作。顾顺章叛变之后，周恩来调潘进入中央特科，并接替陈赓出任情报科科长，为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后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曾作为红军的代表，与十九路军举行秘密谈判。虽然他出使福建，不辱党命，但因博古等人视此为儿戏，不仅使福建事变很快被蒋介石军事集团平息，而且也使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失掉了一次天赐良机。时下，周恩来又亲自任命他为代表之一，与南天王举行谈判，他除去感谢党的信任之外，也深知此行意义之重大。因此，他准时赶到了中革军委，与何长工一起接受任务。

周恩来亲切地拉着远道而来的何长工的手，讲明与南天王陈济棠举行秘密军事谈判的意义之后，遂又告之：“根据目前党的统战策略思想及政策，我们准备与陈谈判。我们商定，派你们为代表，到陈管区寻乌附近和陈派来的代表——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幼敏及两个师长一个是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另一个是独一师师长黄任寰，举行密谈。”最后，周恩来亲切而又郑重地说道：

“长工同志，汉年同志，这是中央给你们的重任，望你们勇敢沉着，见机而作。”

何长工与潘汉年非常兴奋，他们什么都没讲，只是激动地点了点头。

“下边，我向你们交代联络的密语及注意事项。”接着，周恩来有条不紊地交代完毕之后，又指着陪同接见的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叶副参谋长，你再和他们二人说说吧！”

大革命失败之后，叶剑英奉命去苏联学习军事，后与刘伯承同志相继归国，进入中央苏区，一个是军委参谋长，一个是军委副参谋长，共同辅佐周恩来同志，取得了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胜利。但是，自从博古把军权交给李德之后，他与刘伯承同志就等于变相地靠边站了。时下，红军就要突围转移了，由于叶剑英和粤系军队有着很深的渊源，且又对粤赣一带的地形、民俗比较熟悉，遂又凭着党性主动地为党工作着。他嘱咐道：

“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

这次接见就要结束了，周恩来取来一封信，说道：

“这是以朱德同志的名义写给黄师长的信，请随身带好。”

何长工双手接过，并遵嘱看了一遍这封由朱德署名的信，内文如下：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即潘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专此，顺致

戎祺

朱德手启

10月5日

何长工收好信件，向周恩来、叶剑英行过军礼后，遂与潘汉年告辞离去。

周恩来随便地吃了点东西算作午餐，忙又打电话请来了要求面谈的毛泽东。一见面，他十分客气地说：

“对此次转移有何高见，请直言。”

毛泽东是带着情绪而来的，但是他一见到周恩来，再一听这亲切的话语，似乎这情绪就消了大半。他平和地问道：

“我听洛甫同志说，红军转移之后，军委决定把政治局委员分到各个军团去，是这样的吗？”

“是的，但尚未形成决议。”周恩来看了看毛泽东的表情，又补充说，“当然喽，你有意见还可以提嘛！”

毛泽东坦然地指出：红军转移西行的路上，随时都会发生带有全局性的大事需要解决，如果把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去，一不利于中央集体决策，再也会干预各个军团的指挥。最后，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党和军队处于非常时期，中央领导集中比分散好。我提议同洛甫、稼祥一起行军。”

周恩来完全明白毛泽东提此建议的用心。同时，他也认为中央领导集中比分散好——起码对遏制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会有不小的作用。所以，他微微地点了点头，说道：

“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会向博古、李德同志提出，重新复议此事。泽东同志，你还有什么意见？”

“我对红军转移不带女同志有看法。一、转移中没有女同志，不利于做群众工作；二、有些女同志在党内、军内负有很重要的责任，有的身体又很不好，人为地把她们和丈夫分开，似不妥。”

对此，周恩来也有很多想法。不久前，邓颖超同志大吐血，且又被确诊为肺结核，如留在苏区，他的心里会是很不安的。但是，博古、李德既提出这一建议，就他的为人而言，虽有异议也不便说什么。最近，他还听说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李德的中国妻子萧月华对此决定也反应强烈。时下，毛泽东又直言提出，故说：

“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反映给博古同志和李德同志，希望能收回原决定。”

自然，毛泽东如此而为是有的放矢，或曰是心中有数的，故对此没再说什么。他沉吟片时，又问：

“我听说你已下达命令在于都河上架桥，是这样的吗？”

周恩来点了点头。

“我比较了解于都的情况，还是由我赶去组织实施架桥的任务吧！”

“那子珍和孩子……”

“交给你们来处理吧！”毛泽东说罢，就骑马赶往于都了。

五

随着红军突围转移的日子一天天地临近，压在周恩来肩上的担子也就越来越重了。举例说，“三人团”作出决定：红军战略转移的时候要重新进行军事编队。博古、李德说罢就算了事，而具体实施军事编队的任务就又得落在周恩来的身上。平时做这样的工作虽较棘手，但因多是上级对下级整编，只要大体公正、合理，适当地照顾一下山头和人事关系，依靠行政命令就行了。可是现在是非常时期，不仅涉及谁去谁留，而且首先是对中央机关进行编队。这样一来，毛泽东向他反映的两个问题就必须首先解决。怎么办？只有请来博古、李德召开“三人团”会议复议。为了能使博古、李德接受他的意见，还要从各个方面力陈利害。结果，仍然避免不了无谓的争论。

“我认为毛泽东的建议是有道理的，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洛甫同志，还有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去是不合适的。同时，也是不利于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

当初，博古和李德作此决定完全是从宗派主义立场出发的。因为他们清楚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在军事路线上持有不同的意见，如果要他们随中央一起转移，势必会生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恐怕会干扰他们指挥的权威性。另外，关于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有所接近的风声也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他们担心把这样三位有影响的中央领导搞到一起，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自然，像他们这样一级的人物是绝不会坦言上述想法的，而是采用政治家所惯用的手法——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封住对方的嘴，进而达到既定的目的。因此，听完周恩来的意见后，博古不动声色地说道：

“老毛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红军转移能否取得胜利，关键是各个军团能否坚决贯彻‘三人团’的指挥意图。因此，我认为把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中去的做法是正确的。”

按照往常“三人团”开会的惯例，博古谈完意见之后，他会寻求自己的主心骨、洋顾问李德的支持的。为此，周恩来有意地问道：

“李德同志，你也谈谈自己的意见嘛！”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于一九○○年生于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支持左翼社会主义者而加入德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作为德共秘密组织的成员，与苏联发生秘密关系，加之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和工人起义，被控有叛国罪，遭德国当局逮捕监禁。一九二八年越狱后秘密逃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并出任骑兵师参谋长。一九三二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是年秋到达上海，在中央军事顾问委员会工作。在这期间，成为博古等人的依赖。翌年九月，他历尽艰险，有时还要采用化装成洋神父等办法才进入中央苏区。这时，早已进入中央苏区的博古等人业已控制军事指挥大权，并提出将中央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实行所谓的“两个拳头打人”，使红军遭受不小的损失。博古面对敌人已经开始的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束手无策，双手把军权交给了刚刚到中央苏区的李德。博古不懂军事，李德也不了解红军的战略和战术，因此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按照苏联教科书上说的正规军队作战的方法，教条地提出要进行“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黎川失守之后又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所谓“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结果，一步一步地把中央苏区的土地交给了蒋介石，最后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在一年多的指挥战争的实践中，他独断专行，听不得一点不同的意见，在博古等人的支持下，残酷地打击、迫害了一大批有军事才干的中高级指挥人员。诚如前文所述，此次战略转移的决定、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去留，均由他和博古议决。本来，他听完周恩来的讲话之后，就想断然否决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后来，他听了博古这番十分策略的话后，便操着西方大政治家的口吻用俄语说道：

“我同意博古诺夫的意见。我只想补充一点：政治问题要民主，军事作战一定要讲究高度的集中，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扰大本营的战略决心！”

周恩来听后真想拍案而起，厉言相驳。但是，他清楚这样做的结果：一定会把失败中的红军推向灾难的深渊。于是，他强压着心中的怒火，以柔克刚地说道：

“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任何一位清醒的指挥员都必须做好两种准备：一、按照我们预定的计划完成突围转移，顺利地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二、我们在战略转移的途中，在强大的敌人的追堵下失败，甚至是全军覆没。一旦出现了第二种情况，我们‘三人团’能负得起这样的责任吗？我们又将如何向共产国际交代？”

这是博古最害怕的事情，自然这也是李德最大的一块心病。他们是靠着共产国际赐给的尚方宝剑，在中国共产党内胡杀乱砍，他们最怕的也是共产国际因中国革命失败而收回这把尚方宝剑。一旦他们的担心变成现实，他们自然又会想到苏联的肃反，以及对他们实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后果。因此，他们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周恩来的问话。

周恩来当然知道博古、李德此刻在想些什么，他有意沉默不语。这样一来，小小的会议室的气氛顷刻间紧张起来。博古终于忍不住了：

“恩来同志，你说该怎么办呢？”

周恩来认为现在还不是回答博古问话的时候，遂又把球踢给了李德：

“李德同志，你的意见呢？”

在李德的眼里，中国共产党中没有一位负责人敢动他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但是，莫斯科的一纸决定就可以结束他在华——甚至他终生的政治生命。因此，他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担心他日共产国际追究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说句实话，这时李德手中并没有解救红军失败的灵丹妙药，他时时担心的就是怕红军在转移中全军覆没。此刻，他似乎已乱了方寸，张口结舌，不知所措。最后，他说道：

“像这样的大事，我一个人怎么能回答呢？”

博古一听李德的口气更没有了主心骨，遂又以商求的口吻说道：

“恩来，我们三人一块再复议一下吧？”

“可以，”周恩来认为自己可以反守为攻了，他以肯定的口气说道：“我已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中心的意思是：在战局瞬息万变、稍纵即逝的特殊时期，还是集中比分散为好。即使发生了难以预测的变故，大家都尽了力嘛！”

“对，对！”博古几乎说出这句心里话，“防止有些人做我们‘三人团’的文章嘛！”

这件事情就这样作了结论。

接着，周恩来才进行战略转移的编队。他经过深思熟虑，征求意见后，决定把党中央和政府机关等编为中央纵队，也叫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包括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为了防止敌人破译，又起了一个代号，叫“红章纵队”。从该纵队的组成成分来看，负责人自然就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同志，因此任命李为“红章纵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然后，他又决定将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编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代号为“红安纵队”。该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总指挥部，故任命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为“红安纵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虽说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领导都编在“红安纵队”中，但他考虑到具体情况——也很可能想到了要回避不必要的猜忌，又把张闻天编到第一梯队，与“三人团”在一起行军；把受伤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编在第二梯队；把大病未愈的毛泽东编在第三梯队，与警卫班、马夫、挑夫、担架队一起行军。这样一来，既达到了不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分散到各个军团去的要求，也使博古、李德去掉了不必要的担心。事后追论：周恩来真是一番苦心啊！

但是，这时的周恩来绝不会想到，他的这一良苦用心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为代表的新的“三人团”，为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乃后话。

至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第二条意见：不要一概地反对女同志随军转移。由于博古、李德在此问题上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周恩来一提出，博古就说：

“可以，请有关单位先拟个名单，交由中央批准。原则是：要少而精。”

这样一来，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李德的中国妻子萧月华、李富春的夫人蔡畅、李维汉的前妻金维映(即阿金)、邓发的夫人陈惠英以及李坚贞、刘英等一批女红军骨干得以随军转移，总计三十人。

周恩来立即电告正在指导红军战士在于都河上架浮桥的毛泽东同志，请他立即赶回瑞金，安排好儿子小毛，与贺子珍一道参加转移。

这时的毛泽东虽然大病未愈，但他想的是兵贵神速，红军在突围转移中才能少受损失，而能否尽快架好于都河上的浮桥，又是红军突围的首要问题，故他毫不犹豫地命令警卫员吴吉清：

“你立即赶回瑞金，请子珍把小毛托给我的弟弟泽覃和他的妻子贺恰，做好转移的准备。”

吴吉清深知毛泽东最喜欢儿子小毛，他们父子这一分别何时才能相见，那只有天知道了。因此，他近似请求地说：

“我看，你还是回瑞金一趟吧！”

“为什么？”毛泽东不高兴地反问。

“你应该再见小毛一面。”

“你怎么也变得这样婆婆妈妈了？”毛泽东猝发无名大火，但是当他再一看吴吉清的表情，遂又强忍住因过分想念小毛而发的火气，低沉地说，“去吧，如果小毛问起，就说我和子珍会很快回来的。”

吴吉清离去了，毛泽东又带病指挥红军战士架浮桥去了。

红军在突围转移的前夕，岂止是毛泽东一家面临着生死离别的痛苦啊！就说是周恩来吧，他也有难言之痛啊！

周恩来撤离上海之后，邓颖超原定是去苏联学习的，故暂时留在了上海。翌年四月，博古同志又通知她：中央决定要她去中央苏区工作。这样，她又奉命化装到了中央苏区，见到了久违的战友周恩来。她怀着火一样的热情投入了工作，先出任中央局宣传部、组织部的干事，后又担任中央局秘书长兼司法部秘书。但是，由于环境的艰苦、工作的劳累，她那本来就不算健康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了！她经常咳嗽，夜间盗汗，身体特别虚弱。时任中央红军医院院长的傅连暲知道了，遂主动请邓颖超到自己家休养，并由傅的母亲和妻子给邓增加营养。不久，邓颖超的母亲在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中央苏区，一面在医院当医生，一面在家护理女儿。就在红军决定突围转移后的八月，邓颖超连续大口吐血，母亲杨振德把她的痰拿到医院中化验，发现痰中有结核病菌，这样就确诊为肺结核病。那时得了肺结核，就像今天得了癌症一样，有“十痨九死”之说。而这时的周恩来又天天忙于红军转移的大事，只有深夜才得以抽身前往看看病中的妻子。

说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生活，社会上流传着很多美丽的传说。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邓颖超在中央苏区曾写过一首品格甚高的爱情诗。她是借苏区的红叶来咏歌她和周恩来那崇高而又圣洁的爱情的。诗文如下：

这片鲜红的叶儿，

象征着正在燃烧着的战争动员的热情，

象征着前线剧烈的战火，

象征着革命儿女的相思情意，

象征着革命与爱的交互紧张循环的血流哟！

鲜红的旗——中国工农解放唯一的战旗，

鲜红紧张的血流——战争迅速胜利的源泉。

流呀！鲜红的血。赤化全中国！

战呀！英勇的红色的战士！

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

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

看哪：

开着革命胜利与爱的灿烂之花，

结出革命胜利与爱的巩固的果！

这首充满着革命激情的诗篇，的确是真实地反映了邓颖超和周恩来的革命的爱情观——革命与爱情最完美的统一。时下，红军就要进行战略转移了，虽说中央因毛泽东的建议改变了不准带女同志的决定，但仍给邓颖超和周恩来出了一道难以解决的情感之题。邓颖超经过痛苦的抉择，就在转移前的一个晚上她背着周恩来向组织提出：

“我身体不行，不便随军行动，还是让我留下吧，免得增加组织负担。”

邓颖超的请求是痛苦的，因为她认为自己唯有做此选择，才不会影响周恩来指挥红军转移，用自己情感的痛苦换取革命的胜利是值得的。这就是邓颖超所追求的思想境界！

但是，党组织无论如何是不会批准邓颖超这一请求的，正式通知她：坐着担架随军转移。也只有在这时候，周恩来才紧紧握住邓颖超的手，分外深情地说：

“小超，党组织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邓颖超遂收回了自己的请求，决定随红军转移。但是，她再一看留下的母亲杨振德又禁不住地暗自难过起来。她为了不使母亲过分伤情，强打着笑脸说道：

“妈妈，您来江西一年多，我们又要别离，实在对不起妈妈。您不怪我这个总是让您担惊受怕的女儿吧？我和恩来走了，留下您，我也很不放心啊！”

邓颖超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不仅是中国近代最高觉悟的女性，而且还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她所热爱的祖国，还有她引为骄傲的女儿邓颖超和女婿周恩来。因此，她也忍着离别前的痛苦，无比坚毅地说：

“小超，多少风浪妈妈都闯过来了。你就放心和恩来一起走吧。我担心的是你的身体。随军行动，治疗吃药都不方便，只有靠你自己多加小心了。还有恩来，他总是没日没夜拼命工作，你要多劝劝他。干革命总要有起码的身体条件，才能坚持到底啊。”

邓颖超听罢难以自持，紧紧地抱住母亲，许久许久都没说出一句话来。她这时似乎想起了一句名言：“世界上只有母爱是最伟大、无私的！”

夜很深了，杨振德默默地把自己采的草药配成一服又一服，用土制的纸精心地包好，放进邓颖超的行囊中。她为了宽慰即将踏上征途的女儿，小声地说道：

“傅院长的家属也不走，我暂时住到她那里去。听说毛主席的儿子小毛也送到傅的家中去了，我们会照顾他的。……”

在红军就要突围的前夜，更多的是战友间的离别之情。由于这次战略转移是在高度的保密中进行的，和留下的数以千计的伤员告别就更是伤情不已！其中，周恩来与陈毅的壮别是最值得大书一笔的。

陈毅同志与周恩来相识很早，但他和毛泽东同志共事最久。自打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所部在潮汕失败以后，陈毅与朱德同志率部上了井冈山，就和毛泽东同志一块创建第一个红色政权，旋即又一起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又与毛泽东、朱德一道粉碎敌人第一、二、三次“围剿”。诚如前文所述，陈毅在这期间，曾错误地批评过毛泽东同志。但是，当他只身去上海向中革军委报告红四军的分歧与争论并受到周恩来等同志的启发之后，他回到苏区，又以负荆请罪的姿态请毛泽东出山，领导红军。这就是陈毅的胸怀！随着毛泽东被剥夺军事指挥权，陈毅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很快，他被调任江西省军区司令。但是，陈毅光明磊落的品格很受同志们的欢迎，就是那些军事教条主义者也奈何不了他。加之他指挥作战有方，打仗身先士卒，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被授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红星奖章。是年八月二十八日，陈毅在兴国老营盘指挥作战时不幸大腿中弹负重伤。时任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彭雪枫、李富春急电中革军委，报告了陈毅负伤的情况。周恩来见电十分焦急，与朱德联名给彭雪枫、李富春发电：

“同意陈毅回博生县休养，待稍愈时，转赴瑞金休养。”

陈毅遵嘱在博生县稍事休养，就又转到瑞金红色医院治疗。也就是在此治疗期间，他读到了张闻天为《红色中华》撰写的一篇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他从字里行间感到了这篇社论就是红军转移的动员令。接着，在红色医院中开始悄悄地议论起红军转移的事情。或许是应了船破又遇顶风雨这句话，他的伤腿肿得像水桶似的，疼痛难忍。他从这严重的伤情想到了自己未来的结局，十有八九会被留下坚持斗争。为此，他给中革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求在红军转移前为他做手术。

这时，周恩来正在与博古、李德举行最高“三人团”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之后，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负责领导中央苏区及附近苏区的红军和人民坚持斗争。中央分局开始由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五人组成，后又增加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毛泽覃等七人为委员，项英为书记，陈潭秋为组织部长，瞿秋白为宣传部长，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在讨论这些人事安排的时候，博古有他的想法，而周恩来自然也有他的意见。有意思的是那位不了解情况，却握有很大权力的李德始终是站在博古的一边。结果，博古的想法也就会变成中央文件下达实施。对此，当事人陈丕显同志多年之后曾讲过如下这段话：

“项英那时被留下来打游击就有被整的意思。……项英当时要是被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喜欢’的话，也就不会被留下来打游击了。”

但是，项英以及其他被留下来的同志堪称是临危受命，二话不讲，勇敢地挑起了这副以生命为代价的革命重担！

这次会议刚刚结束，警卫员就送来了陈毅请求做手术的信。周恩来阅罢陈毅的来信，当即叫来了卫生部长贺诚同志，以命令的口气说道：

“虽说明天就出发转移了，你必须请最好的医生，为陈毅同志组织实施外科手术。”

“可发电机和X光机已经装箱准备起运了。”贺诚有些为难地说。

“立即拆箱，运到医院！”

“是！”

“我这就去看望陈毅同志，亲眼看着你们给陈毅同志做手术。”

周恩来实在是太忙了！可是，当他想到陈毅同志的大腿中尚留有敌人的弹片，且又要留下来负责党交给的重要使命的时候，他当即骑上战马，直奔红色医院而去。

这太出陈毅的所料了！他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双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眼渐渐地由湿润而模糊了。

“陈毅同志，不要这样嘛，要坚强些，要向关云长学习。”

“周副主席，我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从大腿中取几块弹片吗？……”

“这我清楚，你是将军，又是诗人，此时此刻，你一定是想起了这两句诗：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周恩来引的两句古诗，不仅道出了陈毅同志的全部情愫，而且也概括了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的心情。但是，陈毅毕竟是一位久经血与火洗礼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清楚周恩来行前赶来的目的，除去战友的情分而外，还一定负有政治的使命。因此，他极力地控制住情感，风趣地说道：

“你们就要走了，快对我说说悄悄话吧！”

周恩来首先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影响，有名望，又懂军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代。随后，他又向陈毅传达中央的决定：

“你留下参加以项英同志为首的中央分局的工作。同时，由你出任中央政府留守处主任之职。你有什么意见吗？”

陈毅自然清楚这副担子的分量！姑且不说自己是一个重伤员，单说留下的数以千计的红军伤病员在即将全部沦入敌手的苏区如何才能生存下来，就是一道谁也不敢贸然回答的难题！但是，他是一位共产党员，面对党的困难局面，只能知难而进。所以，他十分干脆地说了史有所记的四个字：

“没有意见！”

这就是陈毅！

陈毅深知周恩来在党内极为特殊的处境，他不能在周的面前发牢骚。另外，他也清楚周恩来时下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忙人，有许多大事需要他去处理。因此，陈毅动感情地说道：

“你来了，我脑壳中的问题就全都解决了。俗话说得好：千里搭帐篷，没有不散的筵席，你就不要待在这里了！”

周恩来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去了，但是，他的心潮就像是投下了千斤重的巨石，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一路上，他的脑海里闪现着中央苏区即将失去的情景，又想象着未来极其残酷的厮杀场面……当这些画面渐渐消失之后，瞿秋白的形象又定格在他的脑海中。顷刻之间，他又想起了他和瞿秋白风雨共济的往事，遂又禁不住地暗自说：

“我应该去看看他啊！……”

但是，当他想到自己这位“三人团”的成员，竟然无法改变博古坚决要把瞿秋白留下的主张，遂又下意识地叹了口气；当他再想到见了瞿秋白该说些什么的时候，就又不无歉疚地摇了摇头。接着，他加鞭催马，向着中革军委所在地梅坑奔去。

周恩来回到就要弃之而去的办公地点之后，一种异样的情感打心底泛起。是啊，他进入中央苏区就快三年了，这里记载着他无数次胜利的喜悦，也留下了他一次次失败的痛苦，明天就要从这里突围西行，再硬的汉子也会分外伤情啊！……

周恩来驻步在挂有作战地图的大墙下面，望着标有各种军事符号的地图，瞬间这军事符号渐渐地化作了两军激烈的厮杀。当他的思路稍许清醒之后，又从红军突围转移西去的路线想到了何长工、潘汉年与南天王陈济棠的代表谈判之事，这是关系着战略转移借路能否成功的大事，忙问副总参谋长叶剑英：

“长工和汉年有消息吗？”

“没有。”

“请立即给他按照预先约定的密语发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

叶剑英自然知道这句密语的意思：红军已经举行战略转移了。

言外之意是：请加快谈判步伐，并获得成功。叶剑英回答说：“是！”遂遵嘱草拟电文，并请机要员发报。

明天——十月十日，周恩来将率领所部转移到于都，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建造的浮桥上过于都河。想到此，他又提笔给何长工写了这封短信：

长工同志：

我在于都等你们。

周恩来

六

十月九日的夜是那样的黑，就像是不透一丝光亮的铁幕死死地罩住了红都瑞金。黑洞洞的大街上，再也见不到往日的灯火，繁华的市面，似乎那亲切的欢声笑语也猝然消失了。听，远方隐隐传来的是什么声音？是暴雨到来前的沉雷吗？不！这是国民党进攻中央苏区的枪炮声……

夜，已经很深了，就是远方隐隐传来的枪炮声也渐渐地消失了，这苍茫大地已经沉沉入睡了，但是，红都瑞金的一家窗纸上还亮着淡黄的灯光。这是吴黎平的家，他正为瞿秋白举行家宴。

吴黎平同志是一位学者型的革命家，与瞿秋白过从甚密，并十分尊重瞿秋白的道德与文章。他听说红军转移不带秋白同志之后，立即想到秋白同志身体不好，且夫人杨之华同志又不在身边，这样的决定是不公允的，故亲自找到毛泽东同志抱不平，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

“秋白同志这样好的同志怎么可以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的摆布？”

诚如前文所述，对此决定，毛泽东也是反对的。他颇有情绪地说：“我提过了，但我说的话不顶事！”接着，吴黎平又找了张闻天，结果依然如上文所述：不能改变。对此，吴黎平只有把满腹的话儿置于心底。他思来想去，决定在今天晚上请瞿秋白同志吃饭、叙别。

瞿秋白是何等地想随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啊！当他这正当的请求遭到博古等人的拒绝以后，遂以党性原则要求自己，服从组织决定，与留下的同志们同舟共济，与革命大业共存亡！然而，他毕竟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革命家，当他见到吴黎平，想到明天——十月十日就要和战友们壮别的时候，此时此刻的心情只能借用“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来形容。

瞿秋白是我党数得上的大知识分子，自然清楚祖宗留下来的传统：自应由他做东为吴黎平饯行。但是，在我党的历史上却开创了这样的先例：走者为主，留者是客。如果再算上留者带有遭打击、迫害的成分，这走者为留者餐叙、话别也就合乎情理了！开饭之后，瞿秋白端起面前的酒杯，无限感慨地说道：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

吴黎平自然清楚瞿秋白改无为有的真实用心：红军突围西行是有故人的。而他留在这就要不复存在的中央苏区，且又带着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将如何面对国民党数十万“进剿”的大军呢！因而，他必然会产生“留在苏区无故人”的喟叹。如果我们再借用李后主的词来形容，那一定会脱口吟出：“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吴黎平此刻或许太了解瞿秋白在想些什么了，他真想举杯高吟“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然而他引发瞿秋白那多愁善感的情愫，又理智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只是下意识地说着这样的大白话：

“吃菜，喝酒；多吃菜，多喝酒……”

面对这样的叙别，瞿秋白真是感慨良多啊！尤其当他几杯热酒落肚之后，用吴黎平的话说：“他当时心中甚为不安，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最后，他又说了如下这段话：

“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说句迷信话：这时的瞿秋白似乎预料到了他的未来，如果再把他在八个多月之后——翌年六月十八日壮烈遇难时的表现相映照，他说的上述这番话即是一个革命者的遗嘱。

瞿秋白回到自己的住处之后，他的心依然在怦然跳动。虽然从理念上说，他的留下并不是被弃之革命队伍之外——甚至还可冠以重担在肩的美名，但在他心中的感觉却是另外一个样子：再次被王明、博古等人排挤出革命队伍中了！或许是出于条件反射的原因吧，他不能不想起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博古等人在米夫的支持下把他赶出中央领导核心，遭受一次又一次精神摧残的往事……在漫长的近四年的自我反省中，他对自己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一个平凡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换句话说：我瞿秋白是个文人，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而瞿秋白的历史也恰好说明了他的反省是正确的。早年当新闻记者，为中国近代新闻界开一代先河；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他又与鲁迅、茅盾等文学大家共谱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为光辉的篇章。但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虽说也不乏精彩之笔，但他视自己的政治历史为一出滑稽剧，且演得十分疲乏——“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虽然他当时感觉：“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他认为“始终不能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战士”。但是，当他在这静静的夜里回首往事，或憧憬未来，他又以诗人的视角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的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以前更光明了！”

这就是瞿秋白经过解剖后的自我。这也是瞿秋白在这个难忘的夜晚所思考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代表了一代人的追求。既是喜剧，又是悲剧！

十月十日，被称之为“难忘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一夜未眠的瞿秋白很早就从自己的住处走出，抬头一看湛蓝的长空，天高气爽，他禁不住地暗自说：“啊！天佑红军……”接着，他又忙着为就要踏上征程的战友送行，他握了一双又一双不愿松开的手，看了一双又一双热泪盈眶的眼睛……他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最后，不愿松开的双手终于分开了，热泪盈眶的眼睛模糊了，那一个个熟悉的身影渐渐地远去了！

太阳已经转到偏西的方向了，瞿秋白又空着肚子骑马赶往中央机关附近的一个村头，为长征中的一个特殊连队——干部休养连的同志们送别。

这个连队的成员，不是年老体弱的高级干部，就是刚刚从医院中出来参加转移的同志。年纪最大的是徐特立同志，其次是谢觉哉同志，时任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和谢老年龄相仿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二老；女同志年长的是蔡畅同志，身怀有孕的贺子珍、坐着担架的邓颖超等女同志也分在这个连队；另外，大文学家成仿吾、冯雪峰等人也编在这个连队。难怪邓发同志做动员报告的时候，他把大家看了一眼，才露出笑容来，操着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讲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我们这个连很好，各方面的干部全都有，男的、女的，有音乐家，有搞戏剧的，还有文学家，如果演个节目，不用到别的单位去借用。还有很多做群众工作的同志，各行各业都不愁没人做群众工作，真是应有尽有。哈哈哈哈……”

瞿秋白赶到之后，这个连队已经按照名册编成班、排，且各就各位。他再仔细一看，每人带着一床毯子，一袋干粮，一个挂包，里边装着几件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另外，每人在腰带上挂一个茶缸子或饭碗。但是，当他的视线和这些老战友的目光相遇的一刹那，他完全感到了他们想说而又无法出口的话……

“老林！老林……”

突然，在通往村里的大道上传来喊声。瞿秋白与这特殊连队的所有成员不约而同地循声望去，只见一位年近花甲、留着大胡子、手中抱着一件毛衣的长者跑来。大家禁不住地小声说道：

“何老赶来送行了！”

何老即何叔衡同志。他生于一八七五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大革命失败之后，赴苏联学习，后于一九三○年七月回国，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顾顺章叛变之后，他奉命撤往中央苏区，先后出任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由于他和毛泽东源远流长的关系，虽做好了随红军主力转移的准备，仍然被博古等人留了下来。这时，他已经五十九岁了，继续留在赣南山中打游击是不合适的。可他什么话都没说，倾囊所有，买了些花生米和清酒，于九日夜约老战友林伯渠做竟夕谈。今天，当他想到老战友林伯渠就要突围远征了，遂又拿出自己仅有的一件毛衣赶来送给林伯渠。

林伯渠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后在日本与李大钊相识，并结为异姓兄弟。另外，他与何叔衡同为湘人，一种无形的乡情把这两位老战友拴得更紧密了！今天，他双手接过何老的毛衣，一种难以诉说的情潮打心底涌起，瞬间又化成一首《七律·别梅坑》，当众含泪低吟：

共同事业尚艰辛，

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养政法，

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

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

殷勤握手别梅坑。

就要踏上征程的老战友们见此情景无不为之动容！

瞿秋白不忍再看这两位长者的壮别，更不愿意回味林老即兴吟咏的这首七律，他为了掩饰自己那复杂的情感，匆忙转过头去，取出手绢轻轻擦了擦有些湿润的眼睛，也就是在这刹那间，他看见一位年近花甲的长者依傍着一匹很瘦的老马，十分动情地冲着他点了点头，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到这位长者的面前，说道：

“徐老，你这匹马太老了，留给我吧！你骑我那匹马上路。”

这位徐老就是毛泽东同志的老师徐特立。徐老早年从教，后以不惑之年赴法勤工俭学；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又以半百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苏联学习；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与部长瞿秋白不仅工作上合作默契，而且还结成了相谈不厌的忘年交。就在瞿秋白请求随军长征遭到拒绝之后，他第一个话别者就是徐老。

徐老是知道瞿秋白的性格的，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握住瞿秋白的双手点了点头。

“徐老，多多保重！”

“秋白呀，你也是啊！”

瞿秋白感到就要沸腾的心潮猝然上涌，他望着徐老那饱经沧桑的目光，泪水几乎冲开情感的闸门！似乎只有“都在不言中”这五个字，才能道出此刻他们想说又不能说的真实感情！

瞿秋白把自己的战马和马夫交给徐老之后；又看见已有身孕的贺子珍，也就是在这瞬间，他想到了自己远在上海的妻子杨之华，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又扑入心头。他急忙上前握住贺子珍的手，动感情地说道：

“保重，代我向老毛祝福！”

贺子珍虽然和瞿秋白没有过多的交往，但是他受王明、博古等人迫害的事她还是知道的。加之瞿秋白和毛泽东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也清楚这两位同命相怜的受害者的心是相通的。她用力地握着瞿秋白的手说道：

“你也要多多保重！请接受我和老毛的祝福。”

瞿秋白深情地点了点头，转身走到一副担架前，只见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赶忙坐了起来，伸出双手主动地握住瞿秋白的手，十分克制地说道：

“我们不知有过多少次分分合合了，这次分别还是再说这句老话吧：我们会很快相见的！”

瞿秋白和周恩来相识有近十年的历史了。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两人的分合史，就是中国共产党这十年历史变迁的写照。也就是在这种非同常人的分别与相逢之中，使得他们两人由相识到相知。邓颖超与杨之华同属建党初期的妇女领袖人物，她们两人曾为中国妇女的解放而奋斗不息，并结下了很深的战斗情谊！今将离别，他们的共同心愿自然是“我们会很快相见的！”但是，瞿秋白是个唯物主义者，他看着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且还继续吐着血丝，如何完成这次战略转移？他的心中也画了一个不小的问号。当他再想到周恩来的处境之后，他强作笑颜，用近似调侃的语气说道：

“谁叫我们是共产党人呢？那就让马克思保佑我们吧！”

最后，瞿秋白与成仿吾、冯雪峰这两个大文学家话别。其中，冯雪峰与瞿秋白在上海期间时相过从，并由冯介绍，瞿与鲁迅成为战友，并共同领导了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斗争。后来，他们相继来到了中央苏区，因爱好相同，气味又相投，经常在一起谈文说艺。而今他们将随主力红军转移他处了，留在中央苏区的他又多了一份孤寂！或许是文人过分重视生离死别这类事情，因此他们相对却无有一言了！

自然，前来送别的人是很多的。但是，他们都和瞿秋白同志一样，谁也没有说太多的话。放眼看去，不是紧紧握手道别的，就是频频点头致意的。简言之，送与行双方的气氛，就像是下不了雨的天气，憋得人们实在是受不了！

转眼太阳西下了，就在大约午后五时下达了开拔的命令，休养连终于告别了红都瑞金前进了。他们排成一路纵队，一个紧接着一个。大多数同志是五步一回头，十步一摆手，那前进的步伐走得是那样的艰难、那样的缓慢……

瞿秋白木然地站在原地，望着远去的战友，他突然想到了一句古诗：“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不知何故，远去的战友已完全消失在披着暮霭的田野中，他依然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向着远方望着、望着……

“秋白同志，你怎么还没走啊？”

瞿秋白闻声回身一看：刚刚做完手术的陈毅拄着双拐，在警卫人员的搀扶下站在他的面前。他有些愕然地问道：

“你怎么来了？”

“我是赶来送行的，都走了，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我……”

“你应当走，骑上我的马，追他们去！”

“组织上没决定，我不能擅自前去，要服从组织决定。”

陈毅听后还能说些什么呢？他只是很有情绪地叹了口气。

“我扶你回医院去吧？”

“那你……”

“还怕没事做吗？”

陈毅有些惨然地笑了。但是，他的目光还是望着同志们走去的方向，似乎是在暗暗祝福战友们转移成功，遇难呈祥。他突然想起什么，转过身来问道：

“老毛离开瑞金了吗？”

“他几天前就赶到于都去了。”

“他为什么去于都？”

瞿秋白微微地摇了摇头。

毛泽东赶到于都去的主要任务是在于都河上架桥，让突围转移的大队红军快些渡过于都河，乘敌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敌人早就布好的封锁线。与此同时，他很为红军转移后的中央苏区人民担心，觉得应该向这些养育了红军的亲人有个交代。为此，他利用一切机会，代替博古这些逃跑主义者做好转移前的工作。随着红军向于都集中，当地的人民也风传着各种消息。就在于都河面上的浮桥架好以后，他于十月十五日在于都县城谢家祠，参加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上发表长篇讲演，严肃地指出：“敌人这次进攻中央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地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最后，他又对留在中央苏区的干部说了如下这番话：

“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毛泽东讲完话后，又与赣南省委各级同志做了十分具体的研究和部署，坚定了留下来的同志继续革命的信心。

是日——也就是十月十五日晚，毛泽东接到了命令：十六日下午大队红军由于都出发，踏着他亲自指挥架起的浮桥渡过于都河，向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前进。为此，他要求部属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是，当他看到战士们把驻地院门和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水缸也挑满了水后，他的内心又泛起了一阵阵酸楚的味道……

为了避免敌机的侦察与轰炸，红军出发定在十六日下午五时。为此，毛泽东赶到了新架好的于都河浮桥的桥头，观看红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浮桥。天渐渐地黑了下来，他看到“浮桥两边红军人山人海，无数的火把宛如千万条火龙在蜿蜒行进。而成千上万的苏区男女老表，则从四面八方拥到渡口来欢送红军出发，有的送茶水，有的送草鞋、布鞋、斗笠、雨伞，有的帮助挑担子，有的往战士怀里塞吃的东西，有的则高唱欢送红军出征的歌曲……”但是，当他看到男女老表紧紧握住红军指战员的手，反复地说着“红军呀，你们千万要回来啊”！而我们的指战员又以坚定地口气答说：“乡亲们，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时候，他的心的确是颤抖了……

毛泽东于十月十八日傍晚，带着警卫员告别了于都，大步走过浮桥，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踏上了征程。

“主席！主席……”

毛泽东一听这熟悉的叫声，急忙转过身来，只见一位十分干练、个头不高的女红军干部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笑着说：

“刘英啊，你也到了？”

刘英，是经过大革命风雨洗礼的湖南“妹子”。她于一九二五年入党，一年后就从普通的党员被推上湖南省委候补委员兼省委妇女部长的位置。也就是在这期间，她与林蔚相爱了，并结为伉俪。但是，他们仅仅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星期，却因大革命的失败而永诀，并在刘英的心中刻下了永远磨不去的爱的记忆。不久，她奉命去苏联，入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读书，在此期间结识恩师张闻天等人。后在劳动大学毕业，于一九三二年回国，在上海稍做停留，即转赴中央苏区做团的工作。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后，她转任赣南于都扩红突击队队长。第一次扩红，受到嘉奖；第二次扩红，因战场失利而遇到困难。恰在那时，她听说毛泽东主席正好在于都考察工作，遂决定找老上级毛泽东帮忙。

刘英在建党初期就听说过毛泽东的名字。但是，她得以相识还是在一九三三年夏天。那时，她到瑞金后没有几天，去中央局那座小楼上看望她的恩师洛甫(张闻天)，并由洛甫介绍才认识毛泽东的。由于毛泽东很重乡情，遂和这位湖南小老乡刘英相过从，并在工作中也给以帮助。当时，毛泽东听了她在扩红中遇到的困难以后，告诉她说：

“一定要开会，思想不打通，不下决心，再有时间也完不成任务！”

“可是扩红突击队的队员都分散到各区去了，通知也来不及了啊！”

“这好办，我有四个警卫员，叫他们跑马到各区去，口头通知，不就解决了吗？”

这一招果然很灵，全县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如期召开，毛泽东又拖着虚弱的身体赶来参加会议，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结果，刘英又动员了一千多名青年参加红军。

不久，毛泽东在于都接到秘密通知，他赶到刘英的住处说：

“小老乡，你赶快回瑞金去！”

“为什么？”刘英不知其故，固执地说，“再说，我还没接到组织部的通知呢！”

“你一定要回去，有特殊任务！”

刘英回到瑞金不久，就受命担任二纵队巡视员参加长征了。今天当她走过于都河上的浮桥，一眼就看到了毛泽东那高大的身影。也就是在这一刹那间，她又想起了发生在九月份的事情，她很认真地问道：

“你九月份到于都是有‘特殊任务’的吧？”

毛泽东听后笑了，他告诉刘英：那时他来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也就是在这时候，刘英才明白：“现在我们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

虽说毛泽东选定的突破口确保了红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向着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走去，但他依然担心和南线陈济棠的谈判是否成功。当他听说何长工奉命赶到了于都，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以后，他才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何长工、潘汉年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何长工与潘汉年奉命赶到于都之后，向周恩来汇报了秘密会谈的全部经过，并当场念了双方达成的五项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3.解除封锁；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同时，何长工还告诉周恩来，在谈判期间，当收到周恩来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之后，对方十分敏感地问道：“是否你们就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很平静地答说：“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周恩来听后笑了，随即他又用心地思索了一下这五项协议，微微地点了点头，异常高兴地说道：

“你们完成了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这对于我们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

不久，周恩来从于都出发。那时，他个人的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条被单，做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他马不停蹄地赶到前线，指挥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到二十五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见到了贺子珍，他回首苏区的大地，十分感慨地说：

“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贺子珍告诉毛泽东，瑞金的男女老少紧紧拉着红军的手，不停地说道：“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毛泽东听了之后，沉默良久，低泣地说道：

“我们欠根据地人民的实在太多了！……”

也就是在红军通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之后，周恩来见到了毛泽东，扼要地讲述了战略转移的意图，遂又诚恳地说道：

“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就立即告诉我们。”

对此，毛泽东有些沉重地点了点头，接着又说道：

“难题还在后边，蒋某人一旦知道了我们的战略意图，那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这也是周恩来所最担心的事。为此，他不止一次地自问：

“蒋某人将做何安排呢？……”

七

蒋介石自华北回到南昌以后，他的脾气增大了许多。不是独自一人在室内快速踱步，就是拿着电报驻步作战地图下边，望着那张标有各种作战符号的地形图出神。一旦有不顺心或不如意的地方，他碰到谁都会被骂个狗血淋头！用贺国光的话说：“委座是在为不知共匪的动向焦虑啊！”

是啊，蒋介石采用碉堡推进的战略，妄图竭泽而渔的“围剿”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了，突然红军不知去了什么方向，他能不焦虑吗？另外，他在下达第五次“围剿”计划，尤其是欲要达到他的竭泽而渔的目的的时候，他也曾不止一次地想到红军会突围转移，为此他有过网开一面的腹案：放红军东去福建，或南下广东。如红军东去，他则命令参与“围剿”的四路兵马席卷福建，把红军消灭在东海之滨；如红军南下，势必走南昌起义退却的老路，那就集中各路大军越过五岭，把红军消灭在潮汕一带，同时趁势解决南天王陈济棠。但是，从来自东线福建的消息证明：中央红军绝无向东转移的迹象；而来自南线的报告：红军在十月二十五日已经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这使多疑的蒋介石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陈济棠为了自身的利益，一定私下和红军订有某种默契。果如斯，他一年多“围剿”红军的心血不仅功亏一篑，而且还有预测不到的后果。为此，他怎能不焦虑呢！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古老的箴言迭迭应在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失败上。就在蒋氏北上的前夕，四川军阀刘湘在“进剿”红四方面军的过程中，被徐向前所部打得落花流水，死伤官兵六万余人，被红军俘获两万多人，加之在财政上一筹莫展，刘遂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以“川中‘剿匪’军事困难”为由通电辞职。这时，蒋介石担心川中“剿匪”无主，坐视徐向前部壮大，终成突围转移的中央红军的落脚地，这岂不遗患无穷嘛！为此，他恳请刘湘复职的同时，并电邀刘湘出川，来南京面商一切。但是，当他获悉刘湘东来南京的目的是为了探明他的虚实之后，如何走活四川这步棋子又成了他一块心病。为此，他暗自焦虑地思索对策。

与此同时，奉命西征并揭开红军长征序幕的红六军团一部经过昼夜艰苦转战，突破湘、桂、黔三省敌军二十多个团的包围，于十月十五日，在沿河县厂坝地区与贺龙所部红三军(即后来的红二军团)会师。此后不久，在大庆战斗中被截断的另一部与南下接应的红三军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会合。十月二十四日，红六军团主力，经过艰苦转战，在大阡以南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印江县的木黄，与贺龙等会师。二十六日，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四川酉阳县南腰界召开庆祝会师大会，宣布红六军团胜利完成突围西征的任务。对此，蒋介石非常清楚：不要很长时间，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必将在川、湘、黔三省交界处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使他更为不安的是：中央红军突围转移既不是东去，也不是南下，若是沿着红六军团突围的路线西去，与红六军团、红三军会师，到那时，湖南、四川、贵州三省必将成为红军新的根据地；万一再与红四方面军连成一片，这对蒋氏而言，真是犹如火上浇油，他怎能不分外焦急呢！

然而时下他最为焦虑的是：必须准确无误地搞清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方向。唯有如此，他才能决定下一步“围剿”或追击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为此，他每日数问：“又收到共匪突围转移的消息没有？”同时，他每天数电致各路“围剿”红军的部属，闭门造车式地制定所谓“追剿”部署。待到十月二十五日获悉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之后，他当即召集了会议，并于当日下达了如下命令：

南昌行营关于围堵中央红军的部署

查匪徒此次南犯系全力他窜？抑仍折回老巢？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刻下尚难断定。唯歼匪于第一线以东地区已不可能，自应歼匪于第二纵线及万、遂、横线中间地区之目的，另为机动之部署。经详商拟定：

1.先电芸樵(即何键)迅就上述纵、横两线加强工事，严密布防。

2.令李云杰集结遂川，援助罗霖，巩固赣州以北江防。

3.周(即周浑元)纵队抽调十六个团集结泰和；薛(即薛岳)路抽调十二个团集结龙冈。

4.匪如他窜，即以薛、周会两李(即李云杰、李生达)进剿。如回窜，即以周纵队会罗(即罗霖)、李(即李云杰)，由赣州东进。薛路仍服原来任务。

5.东路及辞修(即陈诚)应加速向长汀、宁都分进。

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的围堵中央红军的部署中可知：在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之后，他仍然不知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准确去向。因此，他的军事部署主要是建立在“全力他窜”、“或在赣南另图挣扎”上，希望把中央红军拦堵在第二道封锁线之内，在赣粤交界处消灭之。为达上述目的，他仍旧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碉堡推进战术，以图收竭泽而渔之效。他唯恐属下不明其战略意图，遂于十月二十九日电令：“北路军除进剿部队外，所有守备各部队应尽力推进筑碉，以便与前线部队切取联络。”

这时，蒋介石虽然尚不清楚红军转移的去向，但他作为统帅却懂得：无论红军是“全力他窜”、“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在大军围堵红军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要派重兵“追剿”。唯有如此，已经进行转移的中央红军才不会“折回老巢”，重新在赣南、闽西一带“为患”；也唯有如此，中央红军才会被迫流徙他地，成为当代的所谓“流寇”。他考虑再三，遂决定原顾祝同所部以第六路军薛岳所部担任追击任务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为“追剿”军。由谁出任“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呢？蒋介石思之良久，遂想到了他的爱将陈诚。

陈诚，字辞修，于一八九八年生于浙江省青田县高市乡。早年在家乡读小学，后考入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几经磨难，于一九一九年以备取生的名义进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学军。由于他在军校期间与邓演达有过一段师生之谊，毕业后随邓南下，在孙中山先生的粤军中供职。他在随中山先生出征西江的作战中胸部中弹，住院治疗。也就是在住院期间，得识前来慰问伤员的蒋介石，并由此一步一步地成为蒋氏军事集团中的嫡系将领。就在中原大战结束之后，蒋介石与宋美龄做媒，把谭元闽的三女儿——蒋介石的干女儿、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谭祥介绍给陈诚。这时的陈诚虽家有妻室，却聪明地答说：“我一切听从领袖安排。”自然，陈诚如此而为也必然遭到同僚的忌恨。不久，他在第四次“围剿”红军的战斗中惨败，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何应钦借此大骂陈诚饭桶，逼蒋严处。熊式辉也落井下石道：“辞修骄横，目中无人，不听劝阻，惨遭失败，其责非浅。”顾祝同、杨永泰等也向陈诚发难。为此，蒋不得不给陈诚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随着第五次“围剿”红军的得手，陈诚向蒋献了不少计策。其间，在筹办庐山军官训练团中更是得蒋信任。待到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前夕，他已荣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从上述简历来看，蒋介石属意陈诚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陈诚却有自己的打算。他认为“追剿”中央红军不仅是“苦差事”，而且根据他与红军作战的经验，难收速成之效。换言之，“追剿”之举只能胜，不能败。万一在与红军作战中出现败局，又必然导致同僚的责难。到那时，即使有蒋介石的力保也很难说是个什么结果。因此，他决定辞谢不就。但是，陈诚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蒋介石要他出任追剿军前敌总指挥的用意：一是希望他能忠诚地执行蒋的意图，再是表示对他的信任。也就是说，他若想改变蒋介石的决定，必须做到两条：一是他要做的其他的事情一定要比“追剿”红军更为重要，再是他能提出为蒋介石所接受的人选。他思之良久，遂向蒋说明：中央红军自赣南、闽西一带转移之后，仍会留下部队作为“火种”，妄图借国军主力“追剿”红军之际，重新在赣南、闽西一带复活。而彻底消除这一隐患的任务绝不比“追剿”红军的任务轻。再者，负责“追剿”的国军虽有较大的胜算，但也有局部失算的可能，一旦出现后者，就需要有精兵强将做补充，借以支持“追剿”任务的完成。最后，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从战略全局出发，我认为充任后者对委座更重要一些。”

蒋介石被陈诚说服了，他当即说道：

“那你就出任驻赣预备军总指挥吧！另外，在你看来，该由谁出任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呢？”

“薛岳。”陈诚胸有成竹地推荐说。

薛岳，别号伯陵，是陈诚系的重要成员。远在北伐时期，他就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并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参加“四一二”大屠杀。同年夏投靠李济深，出任新编第一师师长，不仅率部在潮汕堵击南昌起义军，而且还残酷镇压广州起义。待到陈诚兵败第四次反“围剿”之后，陈授意亲信罗卓英、吴奇伟二将军，向蒋介石保举薛岳充任北路军第六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陈诚升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后，又力保薛岳继任第六路军总指挥。而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战斗序列中，第三、六两路军又是最大的主力兵团。为提高薛岳的威信，陈诚有意吹嘘：“剿共有了薛伯陵，等于增加十万兵。”由此可见陈与薛的关系非同一般。事有凑巧，这时薛岳为向蒋介石表忠心，迭电陈述自己对“追剿”红军的建议。待到红军通过第一道封锁线之后，他以火急电分呈陈诚、顾祝同及蒋介石：愿率第六路军负责“追剿”。因此，蒋介石当即说道：

“好！就按你说的办，任命薛伯陵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

“我愿从旁相助，为委座分忧！”

“那就下达命令，先把共匪堵在赣、粤交界处。”

但是，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之后，按照既定的战略转移方针，继续向湖南的汝城和广东的边境城口方向前进。第一步西进到大庾、南雄地区，主力从大庾、南雄通过。第二步到沙田、汝城、城口地区，并相继占领汝城。但是，当红三军团于十一月二日占领汝城东南的制高点以后，发现“汝城碉堡坚固，山炮不能征服，地下作业又无时间”，遂决定“放弃进攻汝城”，改为监视。当红一、三军团“打开由官路下到文明司山田铺的道路”后，红军从五日晚到八日晨全部通过汝城到城口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区。也就是在这一天，蒋介石下达了改定西、北两路军任务及指挥系统电。

兹改定西、北两路任务、境界及指挥系统如下：

1.西路总部移驻衡阳，注重追剿；

2.北路总部移驻吉安，注重清剿；

3.西、北两路改以湘、赣省界为界线，但现在鄂、赣境内之西路第三纵队及所属各部，仍归西路指挥，其区域仍旧；

4.西路军第一、二两纵队之部队，其在赣境者……均改归北路指挥；

以上四项，希遵办具报，并饬所属遵照，但未交防前照旧负责。

由以上电令可知：蒋介石在这时仍未搞清中央红军此次战略转移的真实目的。因此，他下此命令的终极目的是：迅调何键设西路军总部于衡阳，阻止红军西进而已。

中央红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后，国民党北路军周浑元纵队和薛岳所部尚未跟进，南路军陈济棠部根据和红军签订的协议拥兵自保，而西路军何键所部因“追剿”红六军团等因使兵力过于分散，故红军未遇大的抵抗，即迫近敌人设在郴县、良田、宜章一带的第三道封锁线。由于在这条封锁线上，郴县有湘军第十五师驻守，宜章、坪石有粤军两个团防守，其战斗力又不强，中央红军遂决定从宜章南北通过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也就是在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过程中，陈济棠所部粤军曾和红军有过两日的激战。他为了向蒋表示“剿共”积极，曾向蒋迭电告捷，虚报伤亡及俘获红军人数，并发现有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等军团的番号。对此，蒋介石认为这是最有意义的一仗，因为他终于判明了中央红军此次突围转移的战略目的：沿着红六军团转移的路线西去。

所谓红六军团转移西去的路线，即红六军团奉命离开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与在湘西活动的红三军取得联系所经过的地方。在长达两个半月的时间里，他们从江西省遂川县的衙前附近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碉堡封锁线，几经转战，向东进入阳明山区，复又急转向南，经嘉禾出道县，在广西全州和兴安之间的界首附近渡过湘江，沿湘桂交界西去，在贵州沿河县厂坝、印江县木黄地区与贺龙的红三军会师。

蒋介石深知中央红军如果实现这次战略转移，并与先期到达的红六军团、红三军会师，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此，他立即召集南昌行营会议，研究具体的军事对策。

蒋介石作为行营的首脑，他虽然懂得“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古训，但是在他“剿灭”红军的这盘棋上从未忘记贺龙、萧克在湘黔边界的红军，以及徐向前等在川西北的红军。加之，他已探明中央红军突围西去的战略目的，他最为担心的就是这三支红军结成一体，把本来就割据多年的西南诸省搞得更加复杂化。因此，他开宗明义地讲道：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研究追堵与消灭朱、毛红匪，但也不要忘了分布在湘、黔、川、鄂等处的红匪，这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整体。”

对此，与会的熊式辉、杨永泰、林蔚、贺国光、晏道刚等人无一敢说半个不字，就像几千年来举行所谓殿前会议那样，只能遵旨议事。首先，他们各抒己见，对所谓敌情做出了如下的判断：

一、萧克、贺龙两股匪军，在湘西之慈利、大庸一带合股后，似将继续活动于龙山、咸丰及川东地区，以图截断川、鄂及川、湘交通，并掠夺物资。

二、朱、毛股匪之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各军团约十万余人，窜抵湘南后，将经桂北、黔东，向川南窜犯，图与川北之徐向前股及湘西萧、贺股匪，互成犄角之势，再行相互策应，制我川中。

三、第四军团徐向前股，由陕南窜至川北之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后，似将继续窜犯嘉陵江之阆中、南部一带，以图牵制我川中进剿军，策应朱、毛、萧、贺各股匪军之行动。

四、各该股匪均将避实击虚，沿途流窜，破坏交通，掠夺物资，宣传赤化，以达成再度啸集之目的。

接着，蒋介石又主持决定了如下的所谓“追剿”方针：

我军以歼灭匪军之目的，乘各股匪军尚未聚集之前，分别于湘、桂边境，湘、鄂、川边境，川北地区，各以有力部队分途“围剿”各个击灭之。

参加行营会议的人心里都清楚：蒋介石虽然做出胸有全局的最高统帅的样子，议出了上述所谓的“敌情判断”和“围剿方针”，但是他最担心的还是被他称为朱毛红军的中央红军的动向，以及如何才能尽快“剿灭”之的军事手段。换言之，决不允许中央红军渡过湘江西去，而是集中一切力量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的地区。因此，当蒋介石起身走到那张标有各种军事符号的地图下边，望着位居湘桂交界处的湘江凝神的时候，杨永泰再也沉不住气了。他说道：

“委座，您是在考虑我方未来统帅湘江围剿战的人选吧？”

蒋介石微微地点点头。他沉吟片时，转过身来，望着杨永泰那有些傲慢不逊的表情，说道：

“快把你想好的人选说出来吧？”

按着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为将者——或为相者就是有了上乘的谋略或腹案，也要设法转化成君王的意旨，并由君王说出。但是，这位自恃高明的杨永泰却要向这些行之有效的规矩挑战，因为他认为这恰是表现自己比他人高明的时候，因此，他拿起教鞭，指着地图侃侃而谈：鉴于朱、毛所部突围的去向，可能在广西全州强渡湘江。为此，参与会剿的国军除去薛岳的追剿部队外，还有西路军总指挥何键的湘军，广西剿匪军总指挥白崇禧统帅的桂军。就才干而言，白为上；就忠诚而言，薛为上；就地利而言，何为上。但是，由于桂系数度闹独立，白必然猜忌中央；何部虽然与中央保持一致，但何与桂系素有私交，要谨防在此役之中湘桂携手，留有遗患；薛为中央信任，且又统帅中央军多达九师之众，再加之薛向有恃强自傲的弱点，势难为何、白所容。最后，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上述三人均不是理想人选。为大局计，委座需派员前往，代表委座统御各方。”

“我看杨厅长所言极是，”熊式辉一改谨言慎行的为官之道，明确支持杨永泰的意见。但是，当他再一看蒋介石的表情，似感到蒋氏另有见地，故又补充说，“当然喽，最好是由委座统御三军，各方都无话可说。”

“晏主任，你的意见呢？”

晏道刚自然清楚蒋粤、蒋桂之间疑忌很深，粤桂怕中央嫡系乘机入侵并不下于怕红军。因此，他是支持杨永泰之见的，并当场说了如下这句话：

“粤桂是否依我们的计划办事乃是防堵的关键，应派员妥为联系才能贯彻命令。”

这时，贺国光看看与会者的表情，又望望蒋介石沉吟不语的样子，如他自己再被蒋氏点将陈情，实在不是好的结果，故主动说道：

“委座，大家的意见相去不远，就等您定夺了！”

“对，对，”熊式辉老于世故地说道，“我们的意见仅供委座参考。”

“我嘛，”蒋介石扫了一眼与会者的表情，“我已经决定了，任命何芸樵为追剿总司令。”

与会者听后为之一怔，接着又争着附和蒋的口味，大说何键出任总司令是最佳人选。唯有杨永泰一言不发，以示保留自己的意见。对此，蒋介石看在眼里，故又补充说道：

“我为什么选定何芸樵呢？一、他原本就是西路军总指挥，且在指挥追剿萧克所部时尽职尽责，如在他的头上再委加一位大员，未必有利。”

与会者边听边点头，似于瞬间就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见解。

“说到薛伯陵，他很可能持有异见，那就是不服何芸樵的指挥。为此，我决定任命他为前敌总指挥。”

与会者虽有不同想法，但多数人都做出理解蒋氏用心的样子。

“我了解白健生，时下，他决不会与何芸樵携手。相反，起用何芸樵，对白健生而言也不失之为一颗定心丸。”

与会者听到此处方知蒋介石早已有了定案，召开这次行营会议的目的一是考察部属，再是显示他作为统帅的高明。因而，大家和往常一样，只有听他近似“庭训”的份了。

蒋介石可能是为了给与会者打气，也可能是他在判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的真实想法，他认为红军业已被迫放弃根据地，像当年的黄巢、李自成一样变成了流寇。他在大讲了一通所谓“流寇”必败的历史掌故之后，又讲了如下这段带有结论性的话语：

“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

但是，如何才能使下山猛虎就擒呢？在蒋介石看来，有了能统御全局且又能听命于他的主将之后，部署能相互制约的部属就成了最为关键的大事了。为此，他把成案在胸的所谓部署要旨讲了出来：

一、以第二十八军刘建绪率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即开广西全州依湘江东岸布防，与灌阳夏威所率的第十五军切取联系，进行堵截。

二、以吴奇伟率第四、第五两军主力韩汉英、欧震、梁华盛、唐云山、郭思演五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红军北上。

三、以第三十六军周浑元率所辖谢溥福、萧致平、万耀煌师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

四、以第十七军李云杰率王东原师及其所兼之第二十三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五、以第十六军李韫珩率所兼之第五十三师，取道临武、蓝山，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与会者听罢蒋介石这个五路进军的湘江追堵计划，他们不仅都知道蒋氏很用了一番心机，而且也都清楚了蒋氏用人之道的真谛。对此，时任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事后写了如下这段文字：

他处处从人地相宜着想，认为何键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以湘军入全州(全州为广西地盘)，彼此不会猜忌，必能合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去路。桂北设有民团，亦可使过境红军遭到一些困难。李韫珩、李云杰都是湘南人，所部多系嘉禾、宁远子弟兵，跟踪追击地势熟悉，可收地利人和之便。蒋介石认为，以精锐之周浑元军抢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吴奇伟军沿永州西进，阻遏红军北上。企图逼使红军强渡湘江，形成在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之下于湘江东岸进行决战的有利形势，必能造成红军最大伤亡；如果红军不渡湘江则只有转入粤北或桂北，当时陈济棠已有好几万人集中粤湘边，红军欲仓促建立苏区亦不容易。当蒋在南昌决定这一计划时，我个人也认为红军在战略上已陷入不利态势，是否能渡过湘江、潇水这一条地障，的确是红军成败的一个大关键。

南昌行营会议就如此地结束了。负责起草命令的晏道刚于同日草拟了如下两道委任状，经蒋介石过目后以电令发出：

委任何键为追剿总司令电

派何键为追剿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所部及周浑元所部统归指挥，并率领在湘各部队追剿西窜股匪，务须歼灭于湘、潇水以东地区。除任状、关防另发外，特电遵照。

委任薛岳为追剿前敌总指挥电

已特派何键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追剿总司令，第六路军入湘后改受该总司令指挥，该总指挥着兼任前敌总指挥。

接着，晏道刚根据蒋介石的战略意图，连夜起草了《南昌行营关于追剿红军的计划》，并交由蒋介石过目。

蒋介石是个非常自负的军事统帅。在他的心目中，历次“进剿”红军的失算，不是部属的无能，就是各地方实力派为保全自己，有意推诿扯皮，给红军以可乘之机。而他亲自制定的战略计划是绝对没有错的。这次他在审看作战计划的同时，又想到了方方面面的制约因素，遂微微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抬起头，以极其严厉的口吻说：

“为了谨防参加会战的部属不认真执行这一命令，请把古代兵家尉缭子的四句话写进电令中：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

晏道刚看着蒋介石那稳操胜券的样子，非常担心粤、桂双方因私利而招致湘江之战失利，再次提出“粤桂是否依我们的计划办事乃是防堵的关键，应派员妥为联系才能贯彻命令”的意见。蒋氏听后断然地说：

“你不要管，命令只管下。他们不照我的命令行事，共军进去了他们受不了，他们执不执行我的命令是第二步。”

晏道刚一听话音，知蒋介石还有第二步棋待下，故知趣地退下，向有关人员发布命令去了。

八

衡阳为湘南重镇，因地理位置十分险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另外，由于衡阳位处湘、粤、桂三省的交通要道，因而又是近代新旧军阀争夺的地方。

而今，何键又受命在衡阳组建追剿军总司令部。

何键，字芸樵，于一八八七年生于湖南醴陵县何家屋。早岁在家乡读书，后为追逐功名投军，到他二十九岁——即一九一六年才在保定军校毕业，回乡在赵恒惕陆军第一师见习。后追随唐生智，官运亨通，由营长、团长而升至旅长。待到一九二六年夏，唐生智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时，他已升任第八军第二师师长。那时，他也是从衡阳誓师北上，任北伐军左翼，协助第四、七军克长沙、岳州、汉阳。应当说及的，是他首先率部进入汉阳，抚敌之背。不久，即升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参与了出兵河南与所谓东征讨蒋，旋任安徽省主席。不久，唐生智为李宗仁所败，何回湖南发展。从此，他追随蒋介石在湘、赣两省从事“剿共”，并深得蒋氏信赖，成为湘境政坛、军界的领袖人物。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之后，他生怕红军深入湖南腹地，威胁他的统治，故倾其全力尾追，终将红六军团送往湘黔交界处的大山中。当蒋介石发布他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时候，他的司令部仍设在长沙。为向蒋氏表忠心，或曰向蒋显示他的战略才干，他连夜召开会议，并于十三日清晨拟出一份洋洋数千言的《剿匪军追剿总司令部追剿计划》，并以密码急电发往南昌行营。

何键清楚自己这个追剿总司令的位置：他虽然得到蒋介石的青睐，但又不像薛岳、周浑元那样是蒋氏军事集团中的嫡系大将；蒋氏虽然视他为地方大吏，但又不同于粤系的陈济棠和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因此，他在奉命把追剿总司令部迁往衡阳的同时，必须协调好与各方面，尤其是和蒋氏嫡系大将且又任他的前敌总指挥的薛岳的关系。为此，他一俟到达衡阳，即给薛岳发了如下这通客气的电报：

欢迎北路军第六路军入湘，戮力同心，共矢有我无敌之决心。

但是，薛岳正如蒋介石所估计的那样：不买何键的账。

薛岳收到蒋介石的任命之后，他认为自己亲率中央军九师之众入湘，还要受制于何键，真是窝囊之极！他凭着所谓的军人的火气电告陈诚，以示不满。

陈诚是一位富有政治眼光的战将，因而他看问题的角度与薛岳大不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虽然没有参与南昌行营会议，但他完全明白蒋介石如此安排的用意。他收到薛岳的不满电文之后，暗自笑了笑，似乎是在说：“薛伯陵啊薛伯陵，看来你永远就是一员战将了！”他为了保全并发展自己在军中的派系，立即“复电安慰，认为薛率中央军入湘，又以前敌总名义兼任指挥湘省第四路军各师，‘将来越境追歼有利于国家大局’”。

薛岳收到陈诚电报的同时，又收到了何键上述那通客气的电文，他读罢之后，不无鄙夷地笑了笑，似乎是在说：“我谅你也不敢摆总司令的架子！”但是，当他收到蒋介石命他赶赴衡阳，与何键策定军事计划的电令之后，他一方面不敢抗命不从，另一方面又通过给陈诚、顾祝同等发电，让蒋介石知道他是为蒋屈尊就职的。与此同时，他以无比自傲的心态驱车前往衡阳，想会会这位湘籍的地头蛇何键，看看他在军事上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何键遵命赶到衡阳，尚未把追剿总司令部组建完毕，他就又收到南昌行营于十四日以蒋介石名义发来的这则电令：

现在匪已窜过一、二两线(即第一、二道封锁线)，今后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则扑灭更难，遗(贻)害国家不堪设想。希芸樵兄督饬两李(即李云杰、李韫珩)各部及军队、民团，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堵，务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尤其注意勿使迂回粤、桂，剿办更难。并须粤、桂两军严密防堵南窜，且压迫于郴水以北地区聚而歼之，最为有利。又亟须设计迟滞匪之行动。

何键认真地研究了这则电令，正当他准备分别下令实施之际，中央红军于翌日——十五日全部从郴(县)宜(章)间通过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也就是说，蒋介石在上述电令中所最担心的问题——“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已经变成了现实。因此，他不得不向蒋氏陈情，更定其部署。他在电令薛岳、周浑元、刘建绪等人火速来衡阳的同时，又以追剿总司令的名义下达了更定部署的命令。其中特别电示薛岳：“薛总指挥所部与陶、成、章各师及李觉所部，均仍遵元亥电令办理。”

薛岳收到何键的电令之后，以十分不愉快的心情赶到衡阳，拜会新的顶头上司何键。官样文章做过之后，遂与先期赶到的各军军长刘建绪、吴奇伟、周浑元、李云杰、李韫珩等及各路军参谋长会商“追剿”红军的计划。按照程序，何键起身宣读有关南昌行营的指示，向蒋氏的嫡系将领薛岳、周浑元等做个姿态：我何键是忠诚于蒋委员长的。接着，由作战参谋报告敌情。而作战参谋例行公事似的照本宣科，大意谓：“据南昌行营及南路军战报与沿途作战所得资料估计，红军西进番号有一、三、五、八、九等五个军团由朱德、毛泽东亲自率领；正规红军与地方部队、民夫等通过余汉谋防线时，人数当在十万以上。唯沿途被截追于粤、赣边及粤、湘边损耗很大。据湘南民团指挥胡凤璋及汝城县陶县长报告：红军通过文明司时，实有人数约六七万人(内民夫很多)。”这就是当时何键所能搜集到的全部“敌情”。

从上述材料可知：上至南昌行营的主帅蒋介石，下到所谓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均不知毛泽东早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足见得对“敌情”掌握得是何等的不准确。再接下来，就轮到何键主持所谓的会商会议了。他十分客气地说道：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下边，请前敌薛总指挥先谈谈对敌情的判断，然后我们再落实委座的指示。”

薛岳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将军，他的一切出发点就是打胜仗，并以此在蒋介石面前邀功请赏，得到军人那特有的满足。因此，他对分析军情、制定作战方案等是非常看重的。可以想见，他对何键所准备的上述“敌情”判断是很不满意的。然而，他这时对红军战略转移的实情也知之不多，说不出语惊四座的“敌情”来。况且，他深知即将开始的湘江会战是何等的重要，万一由他提供的“敌情”不确而招致失败，他也吃罪不起。可是，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在首次会商会议上不甘寂寞，一定要说出比总司令何键高明的见解，并以此宣泄他位在何键之下的不满。当他听到何键有意点了他的名字之后，便肃然起身，缓缓地巡视了一遍与会者的表情，使得他那本来就威严的神态越发显得有点可畏了。接着，他方说道：

“军人最可贵的品格就是说实话，尤其是在大战将即的前夕，就更需忌说虚话和废话。时下，我们对流窜到湘南共匪的实情都知之甚少，但他们西窜的兵力绝不会比在赣南、闽西时强。因此，我想根据我在江西近一年剿共的经验，向诸位将领谈谈他们诸军团的实力，或许更有所助益。”

何键听后感到是那样的刺耳，真想和他当众理论他准备的“敌情判断”有哪一处是虚话与废话。但是，当他想到对薛岳这样不懂政治，且又仗势欺人的军人只能以柔克刚之后，遂又把猝起的怒气压在心底，故作笑态地说道：

“薛总指挥说得好，下边请他实打实地讲一讲他所了解的共匪实情，为诸位提供可靠的参数。”

薛岳一听何键这短短的讲话中，竟然用了三个“实”字，心里更是觉得不是个滋味。但是，当他一看何键那做出来的亲善表情，禁不住地暗自骂了一句：“老谋深算的家伙！”他转念又一想，自己也应有政治家的风度，遂又讲了如下这段又臭又长、且史有所记的话语：

“红一军团林彪部系朱、毛起家的嫡系部队，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九年，曾在湘、赣边活动，战力最强，善于机动与突击，所辖第一、二两师曾在延寿与粤军李汉魂部发生遭遇战，颇有伤亡。林彪是黄埔四期生，湖北人，当时年仅二十多岁。红三军团彭德怀部(辖第四、五、六师)非嫡系红军，一九二八年彭在湘军当团长，于平江起义，所部在湘、赣边扩充后，在江西、福建方面作战也尚能打硬仗；据说该军团有不少湘军旧军官，并具有一定独立性，在红军中仅次于红一军团；彭出身湖南讲武堂，作战骁勇沉着。红五军团董振堂部，所辖第十三师、三十四师，在江西作战时期表现有顽强的防御力；该军团多北方各省士兵，董振堂原是第二十六军孙连仲部旅长，后在宁都起义；该军成分不纯，突围以来一向打后卫；如发现此番号应加以猛击。红八军团军团长不详，在江西围剿时没有发现此番号，当然是新组建部队，战斗力不会强；突围几次出现在侧翼，可能是牵制掩护军团。红九军团罗炳辉部，罗为云南人，出身云南讲武堂，原在朱培德的滇军第三军当过营长，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间在江西吉安率民团起义；该军团有一定机动能力，比诸红一、三军团较差，突围以来多任侧翼掩护。查红军总部及共产党中央确随红一军团之后行动……据飞机侦察，红军行动迟缓，远非江西时期可比。”

薛岳讲到此有意停顿了一下，看看与会者的表情，遂又操着不容置疑的口气，作了如下判断：

“敌军企图从湖南西北入湘西与贺龙合股，公算不大；徘徊于粤边之连县、桂边贺富地区迟迟不动，南入粤桂，生存不易，因之公算也小。全面观察，企图西行，强渡湘江入桂转黔。步萧克故伎可能性大。为此，追剿军按照行营指示，利用湘江地障加以追堵是刻不容缓的措施。”

薛岳的长篇讲话虽无多少新意，但在其他与会的将领来看，却有咄咄逼人之势，不敢小视这位来自“天子”脚下的前敌总指挥。因此，大家听后多给予虚意的吹捧。何键作为总司令，似可说得比薛岳还要详尽些，但是他积多年之经验，作为主将以多听为上，最后再综合平衡，结而论之。故一俟薛岳发言结束，便采取哄着薛岳高兴的语气说道：

“薛总指挥为我们做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发言，我听后很是受启发，如果诸位没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就根据薛总指挥对敌情的判断，一块议商追堵作战方针。”

“可以！”与会者相继答说。

很快就议出了利用湘江地障进行追堵的方针：“共军西窜，沿萧克旧路强渡湘江入桂黔的企图日趋明显，追剿军基于行营指示，利用湘江地障，一面猛追，一面猛堵，以强有力之一部，协同广西友军扼守全州迄灌阳以北四关，并沿湘江布防堵截，主力衔尾追击，并先占道县；另以一部机动于祁阳、零陵、全州间作为战略预备，以防共军取道零陵北进；俟在湘江将其击破后，加以追剿。”

是日夜，何键和薛岳根据与会将领会商的作战方针，又决定了如下追剿军作战要领：“如红军全力渡湘江西上，即照原定方针，湘江沿岸堵击兵团，协同地方军队进行堵截，迟滞红军行动，使尾随部队追歼；如红军在道县附近向南窜入桂境贺(县)富(川)地区时，追击兵团进行穷追，配合富川堵击的地方军队共同行动；如红军不经道县由宁远北经零陵，向东安西北进拱江，企图与湘西萧(克)、贺(龙)会合，即将原堵击兵团与机动兵团，进行东西截击。”

最后，何键与薛岳议出作战序列、作战任务与部署之后，拟成文字，电告南昌行营，请蒋介石恩准。

翌日——十七日，蒋介石可能是最为担心中央红军强渡湘江成功，沿萧克转移路线西进，竟然发来了“关于湘水以西地区会剿计划大纲”，何键与薛岳读后更加明确了蒋介石的战略意图：那就是务必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一带。但是，当何、薛研读了蒋介石钦定的指导要领之后，感到桂军是此役胜负的关键。为此，薛岳直言相谏：

“何总司令，我以为你应派出得力大员，与桂系主将白健生面商，以取他日协同作战之利。”

其实，何键早有安排，则顺水推舟地说道：

“好！派刘建绪将军前往如何？”

“好，好！”

刘建绪，字恢先，于一八九二年生于湖南醴陵县青安铺山背冲。早年在家乡读书，后投笔从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炮科，与何键为同期同学。保定军校毕业之后，分配回湘，从此他供职湘军之中。由于何键官运亨通，他也紧随其后水涨船高。待到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之时，他已升任第一纵队司令兼何键为总司令的参谋长。不久，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他为堵截红军西进，在湖南有关地区实行坚守碉堡、清查户口、集中粮食、处理食盐等“坚壁清野”的政策。蒋介石委任何键为追剿总司令的同时，他出任追剿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奉命扼守湘江北岸。由于地缘的关系，他与桂系三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相处都不错。因此，当何键受任追剿总司令后，何就决定派刘建绪出使桂系，与白崇禧面商“追剿”红军大计。

白崇禧，字健生，坐桂系第二把交椅。自然，他也是我国近代有名的军事家。由于他机智多谋，善用奇兵，人送绰号“小诸葛”。北伐之时，他曾受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代参谋总长之职，佐助总司令蒋介石立下赫赫战功。后与蒋反目，策动第一次蒋桂之战、参加反蒋的中原大战等，均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与李宗仁等凭借地利之便，依然保持着桂系相对的独立性。

一九三四年春天，南天王陈济棠为自身利益，曾主动邀请白崇禧来粤，共商防蒋、防共大计。白崇禧到粤之后遂做赣南行，前后走了近一个月。返穗后以战略家的目光提出：“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对共产党采取了公路碉堡政策，使共产党的根据地逐步缩小。这一战略战术，有了显著的效果。如果共产党继续留在江西，将会遭到防地越缩越窄的失败危险；如果要求生路，必须突围。至于共产党突围的方向，这是个关键问题。从地形判断，以走湖南和广东的可能较大。由南康、新城一带可入湘南；由古陂、版石一带可入粤北……至于共产党突围的时机，我估计在秋冬之间。那时正是农民收获季节，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否则千里携粮，为兵家所忌。”

实事求是地说，白崇禧的判断是准确的。

是年八月，当白崇禧获悉“萧克部红军由湘南经桂北、湘西入黔时，就判断江西红军会转移根据地”。当他“预感到共军将来全部西移，届时广西就会受不了”。遂借口“广西兵力单薄，要求把原先调往江西南部协助‘围剿’红军的王赞斌师调回广西”。对此，他曾得意地说过这样的话：“这着棋算走对了，不那么样做的话，第四十四师(即王赞斌师)就回不来了。”

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之后，蒋介石一再电令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竭力防堵，李、白为此惴惴不安，共商大计。在李宗仁看来：“共军入湘之后，按当时情势，中央军本可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水陆两路南下，截击共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期待我和共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阴险。”他们为了防蒋、防共入桂，除去预做军事准备之外，急调时在上海的刘斐速来广西议事。

刘斐，字为章，于一八九八年生于湖南醴陵县潭湾村一个农民家庭。后白崇禧率部入湘，大病于醴陵，经刘斐岳父诊治化险为夷。刘也因此而得识于白崇禧，并与桂系结下了不解之缘。刘斐善谋，深得白崇禧青睐。白为培养刘斐，先送他去江西讲武堂习军，毕业后又有意留他在身边参与军机大事。结果，刘在长年的战争中变成了桂系的智多星。北伐大军抵定武汉三镇不久，白崇禧又亲自选定刘斐等四人前往日本学习军事。一九三○年，刘斐以优异的成绩从陆军步兵专门学校毕业，因冠全校毕业生之首，被擢送陆军大学继续深造四年。一九三四年九月，刘斐由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权且旅居上海，“本想在五方杂处的上海住些时，以便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但他突然接到了白崇禧要他急赴广西的电文。他立即打点行囊由沪返桂。白崇禧见到他以后，非常高兴地说：

“你来得正好。现在广西处在共军泰山压顶的形势之下，老蒋再三来电，要广西和湖南竭力堵截，务须把共军彻底歼灭于湖南、桂北地区，免贻后患。广西兵力单薄，形势险恶，任务非常艰巨，你是陆军大学毕业的，要来显两手才行呀！我明天到桂北前线去，请你同我一道去看看。”

白崇禧是刘斐的恩人，他一听白的话，二话没说，“连行装都来不及换，还穿着西装，也没有什么名义”，就同白一路出发了。开始，白讲刘听；继之是他们二人边行边议，一块讨论既防共又防蒋的堵截方案。一次，白崇禧向刘斐如实地讲了桂系兵力部署之后，他忧心忡忡地说：

“现在共军号称十万，虽说是被老蒋打败了，但……”

刘斐看着白崇禧久久不语的表情，知是有难言之苦。他虽然回到了广西，但仍未完全进入情况，故接着白崇禧的话说道：

“牛虽瘠而卧于豚上，对广西来说是会被它压垮的，何况老蒋的部队又跟在后面。”

“是呀，是呀！”白崇禧立即又来了情绪，“老蒋对广西是不怀好意的，你看我们这个仗怎么个打法？”

“的确是一个难题，输不得，赢也赢不得。”

“是呀，我们十八个团，若打输了，共军进广西，老蒋说，‘我来替你剿’，广西就是老蒋的了。”

“即使打赢了，共军覆灭，广西已疲惫不堪，蒋介石说，我来替你善后，叫黄季宽回广西，把你们调到中央挂个空名义吃饭，你们就只好卷铺盖走路。”

白崇禧与刘斐在桂北通过实地考察，确定了对红军作战的总方针：“送客”。在形式上做出堵击模样，实际上是保全桂军实力，既要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的双重危险。在具体的做法上，由于白、刘判断中央红军企图转移到川、滇、黔山地重建根据地，故应开放一条西进的道路，做到不拦头，不断腰，只击尾，专从红军后卫部队做文章，以送客早走，并敷衍蒋介石。

由于桂北地区没有一处不是崇山峻岭，峰峦重叠，其中龙虎关更为险要，仅有隘路一条，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刘斐站在龙虎关东口的高地上，展望关外形势，遂向白崇禧建议：

“在这样的地形，有一个坚强的团守住龙虎关是够了的。这里是我们关门拒客的唯一要点，也是我们对北、东、南三面作战的枢轴。我们必须固守，将主力总预备队控制在这里，使共军只能从永安关以北的地区往西走。但也可以设想：共军号称十万，在老蒋从东北面乘胜猛追的压迫下，如果我们在龙虎关一堵，后面追兵又急，则有被迫向南……乘虚进入广西腹地的可能。因此必须以桂东各县民团预先固守抚河沿线大小渡口，阻敌渡河西移，主力以龙虎关为轴由抚河东岸向南侧击，压迫共军于桂东粤北而歼灭之。总而言之，就是主力部队控制在龙虎关附近的恭城地区，机动策应三方面的作战，以有限的兵力，达到确保共军不致进入广西腹地的目的。”

白崇禧边听边思忖刘斐提出的作战指导方案，最后，他果断地做了结论：

“很对，很对！文章就这样做吧！且先把计划定下来。”

恰在这时，白崇禧接到刘建绪奉命南来面商湘江会战事宜的电报，白唯恐刘斐刚由日本回国，不了解蒋桂之间面和心不和的实情，有意提醒：

“见到刘恢先(建绪)时，千万不能把我们这一套完全告诉他。只说我们根据共军西行企图和对中央红军衔尾追击的情况，我们准备固守龙虎关，并在灌阳、兴安间占领侧面阵地，相机向北出击，希望湘军由北向南攻击，共同配合中央军的追击，务求在全州、兴安间的湘江东岸地区，包围共军而歼灭之就够了。”

对此，刘斐也是心中有数的。他点头称是之后，又引而不发地说了一句：

“其实，何键老兄又何尝不是采取拒蒋、防共的策略呢？”

“简而言之，不要把话说白，做到心照不宣。”白崇禧再次提醒刘斐。

白崇禧偕刘斐驱车赶到全州，与南来的刘建绪会商了一天，双方同意遵照中央意旨，准备在兴安、全州、灌阳的湘江东岸地区会战，桂军由南而北，湘军由北而南，共同配合中央军之追击协同歼灭红军的作战要旨。双方交换了有关具体协调的通讯联络事宜等，即各自返回阵地指挥。

与此同时，薛岳与何键在衡阳相处不睦，其中薛岳以“天子”重臣自居，不把何键放在眼里。事甚急迫，双方谁也不敢承担湘江一战的责任，遂通过不同的渠道反映到南昌行营。蒋介石清楚事由薛岳引起，故亲函薛岳，指示机宜，大意谓：

一、朱、毛扰湘南逐日继续西进，有沿今秋萧克窜道入黔与贺龙合股之公算大。近日在粤桂边之窜扰应是佯动，图粤图桂公算小；

二、弟入湘佐芸樵任前敌，实乃肩负追剿重责，望善体斯意，与何通力合作，谦虚为怀，俾在战略上统率前线部队，摒弃境域观念，越境长追。如情况变化，进入粤桂境内与友军相处，尤要慎重，以顾大局；

三、西南诸省久罹军阀鱼肉人民之苦。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敉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中央军所至，即传播中央救民德意，同时也宣扬三民主义之精神。

蒋介石唯恐薛岳仍然不能完全悉知自己的用意，遂又屡屡电示。现综合起来，要旨如下：

一、赤匪此次西窜，虽号称十万，据空军毛指挥官(邦初)侦察报告，匪军分几路前进，队伍很乱，且民夫甚多，确是倾巢西窜，辎重甚长，行动维艰。据陈总司令伯南电告，匪军……迭经阻击，溃散不少。据俘供：一、三军团在前，五军团在后，朱、毛确在军中。歼灭此股，关系国家成败，应特加注意，倍加奋勇；

二、过去赤匪盘踞赣南、闽西，纯靠根据地以生存。今远离赤化区域。长途跋涉，加以粤、湘、桂边民性强悍，民防颇严，赤匪想立足斯土，在大军追堵下，殊非容易。自古以来，未有流寇能成事者，由于军心离散，士卒思归故土；明末李自成最后败亡九宫山，可为明证；

三、第六路军以机动穷追为主，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如侦察匪军有久盘之计，务即合围，勿容其再度生根。对朱、毛与贺龙合股之企图，务必随时洞察其奸，在战略上要经常注意，加以防范；

四、要令各军将士，就认识西窜流寇，人数虽众，乃多裹胁；在江西经国军四年血战，无以生存，才相率西逃。今已势穷力蹙，内部不和；缺粮缺弹，形如缺水之鱼。我军要人人同仇敌忾，树立灭匪雄心；为个人建立功勋，为国家开太平之信念。

薛岳读过蒋介石的亲笔信函之后，大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至此，他已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大致有两点：“一面敉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即所谓一石二鸟之策。为此，他统率的“追剿”军要做到“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换言之，在他强大的“追剿”军的压迫下，使西南诸军阀与红军拼个你死我活，待到两败俱伤之时，他的“追剿”军再取一箭双雕之效。换言之，他这个前敌总指挥是负有监视总司令何键之责的。为此，他一改冷面相对的做法，有意与何键笑颜共事，从而使得薛、何之间冷颜相向的共事改为心中斗法了。待到刘建绪返回衡阳之后，薛、何很快确立了追堵作战方针、指导原则、作战序列。接着，何键以追剿总司令的名义发电南昌行营，请示并希恩准；与此同时，他又以总司令的名义命令五路大军向着预定的方位前进。最后，他看着傲慢不逊的薛岳，操着不无得意的口气问道：

“你看共匪还有活路吗？”

“这要去问问朱德和毛泽东了！”薛岳说罢猝然大声笑了起来……

九

五岭就像是一堵高耸入云的大墙，横卧在赣粤、湘粤及湘桂的交界处，把南北两地划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天地：十一月中旬的岭南依然天闷气热，而位居岭北的江西与湖南却已是深秋！

时令进入十一月以来，老天爷就像是死了最心爱的孩子，天天哭丧着脸，那无声的“泪水”淅淅沥沥地淌个不停，把秋意甚浓的苍山完全罩在了云山雾海之中！

在蜿蜒蛇行的羊肠山路上走着一支队伍，他们有的披着一块变了色的油布，有的戴着一顶赣南老表自编的又大又圆且又极富特色的竹帽，有的用手举着用桐油浸过的纸伞……但是他们的脚下都穿着一样的草鞋，艰难地走在时而淌着涓涓细流、时而泥泞遍地的山道上。如果你站在山坡上向远处眺望，你将会看到这支队伍中有人抬着不知做什么用的机器，有人赶着骡子驮着沉重的东西，有人抬着坐在或躺在担架上的伤员……自然更多的是打不起精神的指战员，在远远传来的隆隆炮声的伴随下向前走着、走着。这就是正在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

中央红军在进行战略转移之前，由于在军事上准备得极端不够，必要的训练、休息、补充等工作都没有搞，相反却仓促成立了红八、红九两个兵团，加之两个新兵团不是由老部队扩大而成，干部又大都是红军学校的学生，不仅没有经过战斗的洗礼，而且也不知道红军的传统和作风，就连行军、吃饭都成了问题。因此，这些部队的战斗力是很弱的。结果，行军中的非正常减员大大超过了战斗中的伤亡。

另外，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整体队形是：红一、三两个主力军团为左右先锋，红八、九两个新编军团紧随其后打接应，负责殿后的是作战经验丰富的红五军团，中央和军委两个直属纵队在中间，“坐的是‘五个人’抬的‘轿子’”。换言之，五个抬“轿子”军团的军事行动目的，不是完全为了消灭围追堵截的敌人，而是受制于坐“轿子”的中央和军委两个纵队的安危。为此，时人与后人对中央红军转移起了一个十分形象的名称：成甬道式前进。

中央红军由于不是积极的战略转移，而是搬家式的退却与逃跑，所以最高领导“三人团”不是把各主力部队扩大，而是在扩大新兵团的同时，又扩大了直属队。“每一个军团成立后方部，有的有一千副担子，有的有八百副担子……什么东西都挑上。军委纵队更吓人，约三万人的庞大机关，还要部队掩护。供给部、卫生部人很多，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附近苏区打仗，所以就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可以想见，像这样的战略转移，不仅做不到兵贵神速，而且一天最多走二十里路，有时甚至连十里路都走不了，加之红军走的是崎岖的山路，敌人却利用公路运兵，结果，贻误战机、被动挨打就变成了红军转移中的家常便饭，这怎么能提高部队的作战情绪呢？

真不容易啊！老天爷终于有了喜庆的面色，那久违了的太阳也不时地穿云破雾露一下脸，向云雾中的大山射出一缕缕橘色的光芒，把表情凝重的苍山梳妆一番，向人间展现一下它那被称之为五花季节的尊容。正当这些红军指战员怀着异样的情感，向着这些稔熟的山影默默告别的时候，忽然身后传来疾驰的马蹄声，惊得无精打采的指战员下意识地转过身来，循声沿着山路向远处望去。

只见行进在羊肠小道上的红军指战员下意识地闪在一边，一个个惊愕地望着疾驰而来的三匹战马，生怕被马踩着似的向后边闪着、闪着，就是被战马踏起的泥水溅了一身，甚至是一脸，都顾不上擦一把，用心地看着这三位骑马人：打头的是一位二十七八岁的红军指挥员，他那件在根据地难以一见的雨衣，还有他鼻梁上架着的那副眼镜，引起了行军中的指战员的好奇；位居中间的是一位身高马大的外国人，他的高鼻子、蓝眼睛，把指战员们惊呆了，甚至连第三位骑马者的形象都没看清楚，似乎只有他胸前那飘逸的美髯还留下些印象。等到他们三人骑马远去之后，他们才想起议论：这三个人是谁呢？

他们就是红军最高领导“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和周恩来。

在博古、李德的心目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强，他们不仅有充足的弹药和兵员，而且还有飞机和大炮，这对红军来说，恰恰都是难以抵御的客观条件。自然，这也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博古与李德等人都认为：西南诸省地势闭塞，政治、经济、文化均较内地落后，各地方实力派的部队实力较差是正常的。而且，红六军团仅以九千余人突围向西转移“探路”，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与红三军会师的目的。这就更足以证明敌人在粤、湘、桂、黔的地方部队是何等的差！另外，红军自渡于都河突围转移以来，前后用了不到一个月，与粤军和湘军在赣粤边没有打几个像样的战役，就突破了敌人两道封锁线，进入湘南之后，又大踏步地奔向潇水东岸。照此前进，不要多少时间，就会沿着萧克西行的路线到达湘黔交界，与红六军团、红三军胜利会师，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就会建立起来。因此，他们在战略转移的初期乐观还是多于悲观的。换言之，博古与李德等人认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是正确的！

另外，在李德的心中还有一块为他人所不知的病，那就是在他进入中央苏区的前后，蒋介石请了一位德国军事专家，为他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碉堡公路推进战略；而李德却为中央红军制定了分兵把守、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反“围剿”战略。因此，当时有人说，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实际上是由两个德国人在指挥，结果，是为蒋介石做顾问的德国人打败了为中央红军当顾问的德国人。对此，李德的心中很不是个滋味。眼下，他认为红军突围不仅打破了蒋氏德国顾问碉堡公路推进的战略，而且还相继突破了两道封锁线，故而他还有着其他人所没有的欣喜。因此，他更加坚定地认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是正确的。

周恩来是个极其实际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他的心目中，姑且不论他不完全赞成第五次反“围剿”的路线，就说他对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初期所取得的胜利，也有着与博古、李德不同的看法。在他的心目中，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实出蒋介石以及多数地方实力派意料之外，无论是蒋介石调兵遣将，还是粤系陈济棠、湘军何键等所部都难以迅速到位，对红军形成更大的追堵态势；再者，他清楚陈济棠为保全自己的实力，在红军通过第一、二道封锁线的时候，他们还是有意践行部分诺言的。因此，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初期的顺利，丝毫未抹去他心头的阴影。

另外，周恩来看到中央红军主力兵团都变成了掩护部队，不仅不能选择道路，控制要点，把敌人压迫到不利的道路上去，相反，我们走的是山路小道，敌人走的是公路，一旦敌人完全知道了中央红军的转移目的，那红军就必然会转为被动挨打的局面。到那时，越来越多的伤员的安置就成了一个无法背的大包袱。所以红军大队人马越是向前走，他心里的负担就越重。

中央红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之后，先头部队已经探明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设置在郴州、宜章之间。红军欲要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一是必须抢占左路的制高点九峰山，二是一定要攻占宜章县城。为此，最高领导“三人团”在听取了总司令朱德等同志的意见之后，决定由红一军团抢占左路的制高点九峰山，由红三军团突袭宜章城。并于十一月七日发布红军各军团通过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坪石一线的命令：“三、八军团的右翼队经过宜章以北通过”，“一、九军团的左翼队则经宜章以南通过”，“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五军团由当时情况而定”。经过缜密的部署，遂又于翌日——八日发布在良田、宜章间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命令：“军委决定三军团于良田、宜章间突破封锁线，其先头师约于十号可前出到宜章地域。一军团应监视九峰、乐昌之敌，并迅速于宜章、坪石之间突破封锁线，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五、八军团在三军团后跟进，九军团于一军团后跟进。”但是，由于红一军团长林彪起初不执行抢占九峰山的命令，在相对时间中贻误了战机。因此，红三军团能否按时攻占宜章县城则成了关键。正当最高“三人团”为此焦虑不安的时候，红三军团电告：于十一日拂晓不战而取宜章县城。最高“三人团”闻报先是震愕，继之是惊喜，最后打马赶往宜章。

这就是博古、李德和周恩来沿着山道小路骑马疾驰的原因。

然而，红三军团为何不战而取宜章县城呢？容笔者回叙几句：

宜章是湖南省靠南端的一个县城，东邻江西，南接广东，历来是一个三不管的地界。这里地处丘陵地带，地形较为复杂。山丘起伏，陡峭险峻，加之长满了树丛荆棘，道路崎岖难行。粤汉铁路虽然尚未修通，但公路却比较畅行，近期敌人利用修铁路的器材，又在宜章县城四周的山上抢修了碉堡，形成了比较密集的火力网，再加上一个营的守敌，必有一场恶仗。为此，彭德怀军团长配备了一个团的兵力，外加一个攻城必用的山炮营，就军事实力的对比，我方占有绝对的优势。同时，军团长彭德怀与政委杨尚昆亲自赶到六师十六团，看望就要攻打宜章县城的指战员，讲了攻占宜章县城的战略意义，这的确是不多见的战前动员。

十日深夜，十六团的指战员已经进入阵地，就等待吹响攻城的冲锋号声了！当我山炮营打响攻城的惊天动地的炮声之后，守备宜章县城的湘军的枪声却变成了哑巴，富有作战经验的红军战士提前发起冲击，架起云梯准备攻城。就在这一瞬间，奇迹出现了：突然城门大开，从里面拥出很多群众，他们一边跑一边大声喊道：

“红军同志们快进城吧！敌人逃跑了！……”

原来，守城的敌人看到我红三军团已经突破外围防线，加之民间传说着红军是天兵天将下凡，锐不可当，早已吓得六神无主、屁滚尿流。当我军攻城的炮声一响，他们为了活命，急忙打开南门，慌忙向南边逃去了。

我红十六团指战员列队走进宜章县城，数以千计的老百姓站在道路的两旁欢迎红军入城。有的群众挥手致意，有的端来热水送到战士面前，有的主动与红军指战员交谈……场面十分热烈感人！团政治处的同志们趁热打铁，在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协助下，砸开监狱，释放了全部在押的革命者和无辜的群众，并召开了有三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会场气氛热烈，群众情绪高涨，一些苦大仇深的百姓坚决要求镇压土豪劣绅，并主动带领部队缉拿在逃的罪恶分子，强烈要求收缴他们的财物。红军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并把堆积如山的东西分给了劳苦大众。是日夜，宜章县城沸腾了，各界群众走门串户，三五成群地来到红军的驻地，纷纷赞扬红军的大恩大德，其中那些被释放出来的犯人更是泪流满面，有的甚至跪在地上给红军边磕头边哽咽着说道：“不是你们来，不知道我们哪天才能出来。是红军救了我们，我们一辈子不会忘记红军的恩德！……”

翌日清晨，就像是预先商量好了似的，成百上千的铁路民工和青壮年来到红军的驻地，争着要求报名参加红军。顿时，宜章县城又掀起了一个自愿参加红军的热潮。

也就是在这种意想不到的热烈气氛中，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和周恩来骑马赶到了宜章县城。博古和李德见此情景激动不已，就连心事重重的周恩来也露出了笑容。他们当即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出电令：

军委赞扬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杨(尚昆)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通过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接着，最高“三人团”当即决定：听取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同志对突破敌人凭借潇水、湘水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的意见。

彭德怀，于一八九八年生于湖南湘潭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在家务农，后被生活所迫投军，并在二十四岁那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在湘军中由排长、连长、营长而团长，因受共产党人段德昌等人的影响，遂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于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七月，他与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率两千余名官兵举行平江起义，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出任军长，创建了湘鄂赣根据地。是年十二月，他亲率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会师。朱德和毛泽东同志率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后，他又率部留守井冈山，完成开辟赣南根据地以及牵制湘赣敌军的任务。一九三○年红五军扩大为红三军团之后，他任军团长，并指挥攻打长沙等战役。后又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参与了粉碎敌人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的战争，立下了赫赫战功。实事求是地说，他在这期间与毛泽东合作得不错，通过战争的实践，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位高明的战略家，对毛的为人和学识是敬仰的。

不久，博古与李德等人相继进入中央苏区，不仅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而且还免去了罗荣桓红一军团政委、滕代远红三军团政委的职务。对此，彭德怀同志是反对的。敌人发动第五次“围剿”不久，福建事变爆发了！彭认为“应利用这一新形势，打破蒋介石正在准备的第五次‘围剿’”。他根据这样的认识，写了一个电报给总政委转中央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但是，博古阅后十分生气，“批评这个建议，说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对此，彭德怀想不通。后来博古等宗派主义者采用惩办主义的手段，开除反对他们错误的同志的党籍，甚至公开审判。当时，彭德怀“对这种惩办主义表示愤慨”。自然，他和博古，尤其是和负责军事指挥的李德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待到博古为政委，实际上是李德为总司令的广昌战斗打响之后，他们之间的矛盾终于发展到摊牌的地步了！

开始，彭德怀明确地指出：“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但是，博古、李德不仅不听彭的建议，而且还“相信他们自己构筑的永久工事”。对此，彭德怀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之后，严肃地指出：“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干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然而博古、李德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强行发起了固守广昌的战役。结果，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轮番轰炸下，博古与李德所吹嘘的永久工事不到一天就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获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诚如彭德怀所估计的那样：“三军团遭到相当大的损失。”多年之后，身处逆境的彭德怀同志忆起广昌战斗，还异常愤怒地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当日约八时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见面时，李德还是谈他那一套，如何进行短促突击，如何组织火力。我说，怎样去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弹！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我尽情地、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准备个人不幸，说，你们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讲了四次“围剿”被我军粉碎之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主要是方面军指挥上的错误，就是主力不集中，……现在每战都同敌人拼消耗。敌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则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条道理。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师，想停止半天消灭被围之最后一个营都不准，前方指挥官都没有这样的机动权，硬要叫军队钻到硝石，几乎把三军团让敌人消灭掉。我还说，你们坐在瑞金指挥的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灭，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我说，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我还说，这次广昌战斗你们看到了吧！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一九二七年开创到现在快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之不易。“崽卖爷田心不痛”，被送掉！……这时李德咆哮起来：“封建！封建！”他跳我高兴。他继续骂我，说是因为撤掉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意……我说，根本没想那些事，现在是究竟怎样才能战胜敌人，这是主要的。我骂了他下流无耻，鄙视了他。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忌了。但这次没有谈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错误；而只谈指挥上的错误。

彭德怀是一位既不贪天功为己有、也不诿过于人的军事家。当他获悉军委表扬他为军团长的红三军团的电令后，他却认为不战而取宜章县城等战役，是因为这里的群众和党的组织对党、对红军早有认识的结果。同时，他还告诉不太了解宜章一带革命历史的最高“三人团”：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都在这一带领导过革命活动。远在一九二八年春天，在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宜章、郴县、耒阳、桂东地区等县的人民，积极参加了由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年关暴动，建立过革命武装和苏维埃红色政权。年关暴动后，许多暴动队员拿起武器，随着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从此，宜章一带的人民和工农红军有着血肉的联系，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如今，他们又听说红军来到了宜章，当地的党组织向红军介绍守敌的情况，活跃在山里的游击队集合起来帮助红军攻城，热情最高的要数城外三百余名被何键强迫来修筑道路的工人，他们自动组织起来，挖坑道、搬树条、扎梯子，配合红军进行攻城准备，等等。最后，他又实事求是地说道：

“宜章县城不攻自破，主要是当地人民的功劳。如果再说得远一点，那是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播下的革命种子，在今天攻打宜章县城时结了果。”

博古，尤其是李德，听到毛泽东的名字，打心里就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彭德怀是属于比较早的跟着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且又有着十分丰富的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在顽固坚持宗派主义政策者的眼里，彭是属于毛的人。彭如此地为毛说话，就等于在为毛评功摆好的同时，有意贬低了他们的威信。加之李德与彭德怀以往在指挥上的分歧，故对彭德怀的讲话很不以为然。

周恩来是一位善于体察他人内心活动，又会策略地排解矛盾的政治家。他从彭德怀的言谈中以及博古和李德的表情上看出了他们之间的十分微妙的分歧，为了不冲淡不战而取宜章县城的喜庆气氛，遂有意转移话题：

“宜章地区的老百姓有多少人要求参加红军？”

“恐怕至少有三四百人吧！”彭德怀答说。

接着，周恩来指示：把一些无牵无挂的青壮年吸收到红军队伍中来，把那些有家室牵累的老百姓留下，发给他们一些武器，让他们坚持就地闹革命。恰在此时，红一军团控制了九峰山要隘。周恩来遂下达指示：

“按原定计划，迅速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于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从宜章、坪石之间通过了敌人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但是，“突破封锁线的行军非常艰苦，一路都是崎岖的羊肠小道，没有村庄，没有一户人家，部队没有饭吃，饥饿、寒冷、疲劳考验着每一个英勇的红军战士。当时军委一纵队炮兵营有山炮十多门，指战员带着这些山炮进入了广东五岭山脉的苗山、大小王山、大盈山地区。这里山峦重叠，道路难行；有些地方甚至根本没有路，满山遍野都是茂密的树丛，部队行动困难，行军速度很慢，抬着山炮行进就更为困难。但是，英勇的红军、战士还是抬着这些山炮，通过了封锁线。不过，部队也被这类笨重的武器以及其他一些难以携带的物品拖得精疲力尽，疲惫不堪”。中央红军大部队安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之后，负责打先锋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还得不顾一切地往前赶，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的脚，就是在这次强行军中磨破了，但他仍然坚持随军行动。

也就是在这当口，蒋介石获悉了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真实意图，他当机立断，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部署五路大军在湘江东岸进行追堵与决战的计划——这也就是史称的第四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最高“三人团”面临着两种抉择：其一是继续沿着红六军团突围西行的路线，与蒋介石在湘江东岸布好的五路大军拼个你死我活，冒着失败的危险强渡湘江；其二是改变红军转移的战略方向，出其不意，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挥师指向新的战略方向，重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博古、李德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实力，同时又因我中央红军较为顺利地通过第一、二、三道封锁线，从而过高地估计了我方的军事力量，因此在他们的战略棋盘上就只有一种准备：那就是按红六军团渡过湘江西行的既定方针办。

正当最高“三人团”绞尽脑汁在制定通过强渡湘江，进而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战略方案的时候，彭德怀同志提出了不同的战略方案，从而揭开了史称“湘南争论”的序幕。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引起的：

彭德怀同志率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之后，很快就获悉敌人在潇水、湘江之间调兵遣将，妄图以优势兵力在湘江东岸与我红军决战。另外，由于彭德怀出身湘军，对何键为首的湘军的战斗实力了如指掌，同时对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也有所了解；再加之背后还有薛岳负责追击的九个师的兵力，他认为相当疲惫的中央红军应当避敌人之锋锐，放弃在湘江东岸与敌人决战。他经过深思熟虑，遂向最高“三人团”陈述如下改变红军战略方向的大计：

我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彭德怀的这一建议是正确的。其一，他的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提倡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相一致的，也是被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所证明是正确的；其二，避开在湘江东岸与敌人决战，分兵向敌人空虚之地突袭，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是变被动为主动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是，博古与李德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主义者，加之他们沉浸于所谓突围胜利的喜悦中，是无论如何也听不进彭德怀这一正确建议的。也可能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吧，最高“三人团”对彭德怀的正确建议采取了错误的处理方法：“既未回信，也未采纳。”

周恩来就其性格而言，在这种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他是决不会采取这种态度对待彭德怀的建议的。就常理而言，他也应当全面考虑这一正确建议的得失。遗憾的是，他在最高“三人团”中不仅处于少数，且在很多问题上处于无权状态。另外他的为人使他不可能把他的真实态度说给时人与后人。笔者猜想：他就像在其他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口那样：既然自己参加的事情形成了决议——哪怕是与自己的见解相悖逆，也只有服从与执行！

也正是在这时，周恩来听说毛泽东对战略转移的既定方针有不同的看法，他近似本能地想道：“是要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十

毛泽东自渡过于都河踏上征途之后，秋风渐紧，秋雨报寒，再加上雨中的山路泥泞难行，吃饭又没有保证，他那大病未愈的身体越来越弱了。然而，每当他看到指战员抬着笨重的机器，带着“坛坛罐罐”，艰难地在山地中行军的时候，他不是无限悲哀地摇头，就是强忍着愤慨在叹气。

虽说中央红军在一个月的突围转移中，相对而言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可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和天才指挥员清楚地知道：一旦蒋介石获悉了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目的和路线之后，他就会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调动全国的军事力量，给红军预伏设置一个又一个布袋阵，造成“请君入瓮”的态势。加之红军最高“三人团”又不懂得临机处置的作战原则，转移中的红军将厄运环生了。因此，他那未愈的病体又被这沉沉的心事压得更加虚弱不堪了！

毛泽东早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在突围转移的过程中又没有具体的使命，可他依然保持着过去的传统：每到一地，他就要警卫员搜集报纸，探听敌人有关的军事调动与部署的情况，十分及时地掌握敌我双方的态势。与此同时，他还要警卫员为他找好办公桌——如果找不到也必须用门板搭一个临时的办公桌，上面放着他的公文包、马灯，还有打开的军用地图……简言之，他仍然像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他如此而为的原因有二：一是关心红军未来命运的责任心驱使，再是为了思索如何才能改变红军被动挨打——并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办法。换言之，毛泽东是“不在其位，仍谋其政”。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指战员似乎都在暗暗自问：“这是怎么了？”但是，在中央高层领导中不仅问“这是怎么了”？而且还在思索“怎么办”的除了毛泽东、张闻天以外，还有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

王稼祥，一九○六年生于安徽泾县厚岸村，早年在家乡读书，后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于一九二五年入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年十月下旬，离开上海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直至一九三○年二月。并于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奉命回国，先后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红旗报》、《实话报》总编辑。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他同任弼时、顾作霖一起作为中央代表团赴中央苏区，先后出任中共苏区中央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等要职。他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他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负重伤，右腹中留有敌人的弹片，且一直没有取出，因此，他是被用担架抬着进行长征的！

王稼祥在苏联学习期间，与王明、博古、张闻天同属受共产国际远东局，尤其是米夫重视的中国留学生，足以看出他无论是在苏联学习期间，还是在他回到上海，乃至进入中央苏区的初期，他与洛甫一样同属于王明、博古教条宗派的成员。自然，也是坚定地执行所谓国际路线的中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

但是，王稼祥和张闻天同志一样，其政治品格是优秀的。也就是说，他忠诚地拥护共产国际指示，积极地执行王明路线是思想认识问题，而不是那种借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往上爬的政客。所以，当他进入中央苏区，尤其是当了政治部主任之后，他通过残酷的战争实践认识了真理，就自觉地扬弃了他认为错误的东西。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惧博古、李德等人手中的权力，敢于向这些原是同一战线的领导者或战友挑战。举例说：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早在宁都会议之前，远在上海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曾多次主观地批评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而苏区中央局的多数同志又站在错误路线一边，数度与毛泽东发生冲突。待到宁都会议期间，对毛泽东“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毛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义危险”等等。就常理而言，王稼祥应当站在博古的立场上，与中央局中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一道讨伐毛泽东。然而他在近两年的革命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正确的，因此，他反其道而行之，与周恩来、朱德一道反对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再如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后，王稼祥曾为作战指挥上的问题和李德发生过多次争论，王认为“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是打不破敌人“围剿”的，“还是要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战法”。李德等一听这些意见均出自毛泽东之手，且毛也不止一次地向他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因此他们断然地否决了王稼祥的意见。结果，博古、李德顽固地坚持错误路线，使中央苏区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王稼祥虽然是坐着担架进行战略转移的，但他的头脑依然在思索两个问题：其一是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其二是他认为这种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是错误的，用他事后的话说：“当时情况又万分危急，我对局势非常焦虑。”怎么办？与他同行的有张闻天和毛泽东二人。在他的心目中，张闻天虽是多年的战友，且都受到博古、李德等不同的排挤，但张的长处偏于理论，而对军事是无太大兴趣的，他“想来想去只有向毛泽东同志表白自己的看法”。

对于王稼祥，毛泽东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一直记住“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在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赞助我们……那是相当困难的”。再者，他认为：“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毛作为一代战略大家，从历次失败中逐渐认识到：任何政治家都必须重视多数。换言之，真理最终会赢得人的支持，但一位政治家不注意，或不善于团结大多数，即便握有真理也会被当成谬误来批判。古田会议之前与陈毅等人的争论、宁都会议被罢官等等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而这对毛泽东而言无疑是最为沉痛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在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前夕，公开反对把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分散到各军团中去的决定是有意而为的。与此同时，张闻天、王稼祥，乃至于同意他们三人随中央纵队转移的周恩来都不一定知道毛的真意。这就是毛的高明处。换言之，如果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在长征前夕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遵义会议能否开成就成了问题。果然如斯，中国的历史将如何来写，也很可能变成了一个未知数！

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初期，虽然较为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但就其全局而言，它依然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继续。只要稍许有些战略远见的军事家——甚至是政治家都会发出这样的自问：中央红军如何才能转危为安呢？这在毛泽东看来：一、必须改变最高“三人团”的错误军事路线；二、时刻关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出现的情况，谨防全军覆灭。同时，他十分清楚：要做到这两点都必须变换领导。眼下是非常时期，连召开一次较大型会议的可能都没有，像这种变换领导的大事是不可能解决的。他所能做的，就是总结失败的教训，使更多的同志认识错误指挥的本质与危害，借以形成变换领导所必需的多数。

红军战略转移的初期，从最高领导“三人团”到基层连队的指战员，几乎都是处于穷于应付的被动状态。然而却给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他们三人带来了相对自由的空间。那时，毛泽东、王稼祥经常是坐着担架行军，使得他们不仅有了集中思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时间，而且也为他们创造了深入交谈的机会。也就是在彭德怀向最高“三人团”提出改变红军转移方向之前，王稼祥与毛泽东的交谈也越来越深入了。

“老毛，”那时的王稼祥一直如此亲切地称呼毛泽东，“你站在理论的高度，总结一下我们为什么会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

毛泽东清楚王稼祥的个性，那就是只承认真理的权威。再者，通过最近的交谈，他也了解到王稼祥陷入极大的苦闷中，想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希冀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从失败中走向胜利！然而毛泽东又非常清楚王稼祥和张闻天一样，他们思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出发点，是从军事路线方面找出原因。换句话说，他们反对的是博古、李德所执行的军事路线。

同时，毛泽东只和王稼祥、张闻天谈博古、李德等人执行错误的军事路线。由此，我们也看出了毛泽东是一位十分注重策略的大政治家。

今天，毛泽东听了王稼祥的问话之后，依然是按照上边的思路讲了他的看法。

首先，毛泽东讲了第五次反“围剿”敌强我弱的态势之后，进而指出：在强敌使用碉堡和公路推进战略，逐渐达到蚕食中央苏区为目的的情势下，红军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就是敌求之不得的错误方针。为此，敌乘红军分兵之机，攻占了红军兵力薄弱的黎川。博古、李德等人不但不汲取教训，反而命令红军冒险进攻敌人重兵扼守的硝石等重镇，企图收复黎川。结果，这些冒险进攻不仅遭到重大伤亡，同时还把自己陷于被动地位。

接着，毛泽东讲了博古等人对福建事变的错误处置。这虽然是政治路线的错误，但毛却有意重点讲了随着福建人民政府的倒台，红军也丧失了粉碎第五次“围剿”有利的战机。此后，博古、李德等人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实行阵地战、堡垒战，并以“短促突击”支持这种消极防御。而广昌战役就是这一消极防御造成重大失败的典型战例。是年七月，敌人开始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发起全面进攻，博古、李德等人又命令红军“分兵把守”、“全线抵御”、“六路分兵”等予以抵御，结果是：节节抵御变成了节节败退。最后，毛泽东感慨地做了总结，大意谓：

“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分析是口服心服的。当然，他也知道毛泽东在红军战略转移前夕曾向最高“三人团”做过上述建议，但未被采用。因此，他在敬服毛泽东军事才能的同时，也越发清楚地认识到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错在何处了。

“简单地说，”毛泽东有些愤慨地说道，“博古、李德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开始犯了冒险主义，继之是犯了保守主义，而所谓进行战略转移又是犯了逃跑主义。你看，给他们戴这样三顶帽子合不合适？”

“合适，合适！”王稼祥赞成地说道。

是日夜，正当毛泽东与王稼祥坐在各自的担架上，深入地探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的时候，张闻天打马赶回了他们三人号在一起的临时住处。王稼祥一见张闻天那布满阴云的表情，十分认真地说道：

“洛甫，先把那些不高兴的事情放在一边，听老毛讲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的？中央红军又为什么走到了今天？”

“稼祥同志说的不对，”毛泽东看了看张闻天那蹙着眉头的样子，补充道，“准确地说，是我们一道在找原因。我说的也包含着洛甫同志的一些思考。”

“那我们三人就接着往下谈吧！”王稼祥或许太想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得出结论来了，他急切地说道。

“不行，不行！”张闻天一边摆手一边说，“现在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三人商议。”

“不可能，不可能……”王稼祥十分认真地说，“我和老毛谈的事是纲，其他的事是目……”

“可在特定的条件下，有时目比纲还要重要。”张闻天作为理论家，在任何情况下都维护理论的正确性，“眼下，我们三人必须暂时放弃探讨纲这件大事，集中时间先议一议非常重要的有关目的问题。”

毛泽东很是欣赏张闻天这种不无学究气的个性。另外，他清楚这位具有很高深的理论素养的张闻天，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强人所难的。因此，他就像是一位和事佬似的开玩笑说：

“我是赞成纲举目张的。既然党的理论家认为眼下的目比纲重要，那我们三人就权且弃纲抓目。”

“好，就按老毛说的办。”王稼祥也只好少数服从多数。

接着，张闻天表情严峻地说出：他作为政治局常委，刚刚参加了由最高“三人团”召开的敌情通报会。在会上，他不仅获悉蒋介石已经部署五路大军在湘江东岸追堵中央红军的作战计划，而且还知道了何键与薛岳正在衡阳加紧落实蒋氏的这一追堵计划。最后，他分外沉重地说道：

“我虽然不是军事家，但避实就虚的原则，是弱者对强者作战所必须遵循的，这点我还是清楚的。为此，我对中央红军继续沿着红六军团转移的路线强渡湘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最高‘三人团’的意见呢？”王稼祥迫不及待地问道。

“他们当然不会听我的意见！”张闻天边说边取出两份油印的材料，“你们看吧，这是十四日《红星报》上的文章《我们在反击中的胜利》；它和盘托出了最高‘三人团’对目前形势的估计，以及下一步红军进行转移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与王稼祥一人接过一份《红星报》，二人围在昏黄的马灯两边用心地看起来。虽说笔者标明是讨论提纲，但他却以权威的口吻说明：“自从我们渡过于都河开始反攻以来，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这些胜利一方面表现出蒋介石、陈济棠、何键的堡垒政策，不能阻止或限制我们红军的活动与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另方面表现出转移地区争取有利条件同敌人决战的党的决定的正确。”同时还指出：我们的突围转移行动，“逼使蒋介石从进攻中央苏区的部队中调动九个师两个旅”，“陈济棠从进攻中央苏区的部队中调出三个师一个旅，何键从进攻湘鄂赣苏区的部队中调出三个师，从进攻湘赣的部队中抽出四个师来阻拦、追击或袭击我们，这表示出我们突破封锁线的行动，不但是为了取得有利条件同敌人决战，不但是为了创建新苏区，而且也是为了保卫我们原有的中央苏区，保卫我们的湘鄂赣与湘赣苏区”。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前进……必须同一切对于我们目前的行动表示怀疑，在前进中所发生的困难面前表示投降无办法，悲观失望，以及逃跑开小差甚至个别投敌的现象，做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先于王稼祥看完这篇文章，他从担架上站起来，点燃一支纸烟，边大口地吸着边缓缓地在室内踱着步子，他的表情越来越凝重了！

王稼祥看完这篇文章之后，正要激越慷慨地发表抨击这篇文章的讲演，可他抬头一看毛泽东那严峻的表情，又收住了话语。他侧目看了看一动不动的张闻天，二人交换了一个眼色，遂又相互理解地点了点头，各自沉默不语，等待着毛泽东发表高见。

屋中的空气顿时沉闷了许多。

毛泽东继续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待到纸烟就要烧到他的手指时，他用力把所剩不多的烟蒂掷于地上，转过身来，掷地有声地说道：

“他们已经通告天下：谁对他们目前的行动表示怀疑，他们就做坚决的斗争。洛甫同志是怀疑派，我毛泽东是坚决的反对派，而稼祥同志你……”

“我也是坚决的反对派！”

“好！”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眼下，我们三个反对派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怕他们做坚决的斗争，不说话；再是为了不让千万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湘江的水，我们主动出击，和他们做坚决斗争！”

接着，毛泽东阐述了反对的意见，并得到了张闻天与王稼祥完全的赞同。最后，毛泽东忍着悲愤，故作风趣地说道：

“是我们三个人一道打上门去，向最高‘三人团’下挑战书，还是由我一人去和他们三个人理论？”

“我看，今天晚上就老毛你一个人去吧！”张闻天说罢又补充道，“这样做比较策略。”

“我赞成洛甫的意见。”王稼祥附和地说。

“好！等我这位先行官败下阵来，你们再出马！”

虽说最高“三人团”已经排除了彭德怀的正确建议，并下达了攻占道县、抢渡潇水、奔袭湘江的作战命令，但作为“三人团”中少数派的周恩来却依然犹豫不决，继续思考——或者说在权衡这两种方案的得失。此刻，夜已深了，他仍一动不动地站在桌前，凭借着马灯那昏黄的光线，审视那张放在桌上的军用地图，似乎要想出一个两全之策来！

“恩来呀，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啊？”

周恩来闻声转过身来，只见毛泽东已经站在他的面前。就在这一瞬间，他本能地想到了毛泽东一定是为了反对最高“三人团”的战略计划而来。他指着两边的厢房答说：

“博古同志和李德同志都在里屋呢！”

“可以请他们出来一下吗？”

恰在这时，博古披着一件棉大衣从左手厢房中走出，他似乎也猜到了毛泽东深夜叩门的来意，故有些淡然地答说：

“不用请，我自己出来了，有什么大事就谈吧！”

毛泽东一听博古的口气就很不舒服，强忍着火气又问道：

“可以请李德同志以及他的翻译伍修权同志来一下吗？”

“当然可以，”周恩来忙接过话茬，旋即又喊道，“修权同志，你陪着李德同志来一下。”

在李德的心目中，毛泽东就是中国历史上那种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不懂现代军事理论，充其量算是一个“游击大王”。因此，他和在他的影响下的博古等这些很少实际经验、年龄不过二十七八岁的书生一向瞧不起毛泽东，加之毛的个性又极强，他们从感情上就排斥毛。其中博古对毛泽东的个人成见尤深。如史记载：博古远在上海就支持在中央苏区执行“左”倾路线的人，并在宁都会议上罢免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接着，毛住进长汀福音医院养病。不久，博古等人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途经上杭，由罗明去迎接他。一见面，他就严厉地批评罗明执行毛泽东的路线。博古到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的毛泽东。说来是何等的可笑，从未见过毛泽东面的博古竟然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

“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

由此可以想见，他们对毛泽东有着何等深的个人成见！既然如此，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博古等人——乃至于打着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旗号的李德，为什么谁也不敢把毛泽东打入所谓的“冷宫”呢？这其中还有鲜为人知的原因：

其一，毛泽东与陈毅等人发生那次路线之争以后，即大病住院。用他自己的话说：“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但是，那时国民党的报纸却造谣说：毛已死于肺结核。当共产国际听了这则谣传之后，遂发了一条讣告，对毛做出很高的评价，称毛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对此，博古等是知道的。他们为了“投鼠忌器”也要保留毛泽东在党内的一席虚位。

其二，在博古等人的心目中，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都是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创建起来的，被他们称为毛泽东的嫡系部队。他们为了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相继组建了一些新军团。对此，聂荣臻同志曾愤慨地说道：“那时候，教条宗派集团不注意主力兵团的充实建设，却成立了一些缺乏基础的新部队……新成立的部队战斗力不强，我们既要完成主要任务，有时还要掩护他们。”为此，博古等人不能不看到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巨大影响！

对此，周恩来是知情的。但是，由于他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到共产国际派到上海的钦差大臣米夫以及王明等人的批判，并被迫请辞本兼各职，只能做到“相忍为党”。面对红军战略转移的危难，他所能做的依然是“相忍为党”。所以，当伍修权陪着李德走进屋后，周遂客气地说道：

“泽东同志，有什么意见请讲吧！”

毛泽东与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分歧点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具体情况，认为红军作战应以运动战为主；而博古、李德则不顾中央苏区的实际，主观地为红军确立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他们否认红军打仗的流动性，视毛泽东强调的运动战为“游击主义”。诚如毛泽东后来所批评的那样：“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被陈云同志所称的“湘南争论”在毛泽东看来，依然是这两种不同军事路线争论的继续。但是，他懂得眼下不是“举纲”相辩的时候，因此，他十分策略地讲了他的意见。大意是：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应在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湘南地区，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调动红军，发挥机动作战之长，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

毛泽东这一建议的目的性是清楚的，那就是主动打乱敌人在湘江东岸即将布好的口袋，再视情况确定红军转移的路线。即使再强渡湘江西行，也不是在敌人的布袋阵中盲目地冲杀。

博古，尤其是李德听后，本能地认为这又是毛泽东的“游击主义”在此时此地的翻版。因此，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一建议的合理性，就想当然地给否决了。更为可笑的是，李德又从正规战争的视角答说：

“你是懂得兵贵神速这句话的。在湘南组织这样的战役，即使是取得了胜利，也贻误了强渡湘江的时间。你想到过如此而为的后果吗？”

毛泽东一下就被激怒了，他指着桌面上的地图严肃地指出：红军的前面是两条并行的由南而北的江河，在东面的是潇水，在西面的是湘江，如果红军通过潇水之后，被数倍于我的敌军包围在潇水以西的湘江东岸，那才真是进有湘江拦路，退有潇水相阻。最后，他近似哽咽地说道：

“看在数万红军生命的分上，我请你们再复议一下你们制定的作战计划！”

李德听后用德语哇啦哇啦地讲个不停，无须翻译，一定是用最激烈的言辞反对毛泽东的建议。在博古看来，李德的军事决策是不容怀疑的，对毛泽东这样的反对者，只有做最坚决的斗争。但是，他一看周恩来的表情，遂又以领导者的口气说道：

“你说完了吧？我们一定会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的！”

毛泽东一听博古下了逐客令，他愕然一怔，遂想到了这样一句话：“真是不碰南墙不回头啊！”他二话没说，转身大步走了出去。但他感到夜又是那样的黑……

十一

夜，已经很深了！四周除去秋虫唧唧的叫声之外，似乎大地完全进入了沉睡的梦乡。转瞬之间，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双方激战的枪炮声，宜章人民打开城门迎进红军的欢呼声，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的欢笑声……全都消逝在被夜幕笼罩的天地之间。各界不同心态的群众和枕戈待旦的红军指战员都进入了梦境，做着各种各样的梦……

但是，周恩来依然站在那张放有军事地图的木桌前。或许他太清楚这步棋的重要性了，也或许他想得太周到、太细致了，他的脑海里忽而是血染湘江的悲壮场面，忽而是成千上万的红军指战员高举着猎猎作响的战旗，迈着整齐的步伐，昂首渡过湘江的壮观雄姿……但是，当滚滚北去的湘江之水完全变成殷红殷红的血水，并击起一个又一个红色浪花的时候，他缓缓地合上了双眼，下意识地把头垂在了胸前。这时——也只有这时，他又重新思考如果采用毛泽东的意见将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自从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之后，他和毛泽东共事三年了。虽说毛自宁都会议后转入地方工作，但他对毛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军事上的战略决策是给予很高评价的。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周恩来与博古、李德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了，由于他有着任劳任怨的品格和卓越的组织能力，使得博古、李德这些人不但不敢轻易地拿过周恩来手中的权力，相反，他们在很多方面还得借助周恩来的影响和作用，使中央这架最高权力机器得以正常地运转。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仅是中央领导层最好的组织者，而且他还经常充任毛泽东与博古、李德之间的缓冲剂，使得他们之间绷得过紧的弦不至于断掉。

这就是周恩来特有的政治品质。同时，这也是任何人无法替代周恩来的地方。

时下，毛泽东和博古、李德在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上又引发了史称的“湘南争论”。毛泽东因为手中没有权力，可以阐述完自己的战略思想拂袖而去。博古、李德听完毛泽东的意见之后，也可以像对待彭德怀那样不予理睬，行使中央授予他们的最高权力，继续自以为是地发布命令，按照他们的既定方针涉潇水、渡湘江，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西进。然而，周恩来则不能这样轻率地处置这件事关全局的大事。尤其当他想到毛泽东的战略预测是正确的时候，他的革命责任心要求他必须想出个两全之策来！

夜幕从大地上渐渐地升起来，东方的晨曦又不知不觉地抹去黎明前所有的黑暗，天终于亮了！周恩来熄掉马灯，大步走到庭院中。他展开双手做了几下深呼吸，接着又用力地活动了一下身体，请警卫员从水缸中舀来一盆颇有凉意的清水浇在头上，把一夜未眠的劳累和睡意驱走。恰在这时，博古从他的住室中走了出来。周恩来客气地说道：

“博古同志，你洗漱完了，我有件事和你交换一下意见。”

“可以，可以！”

周恩来为什么要单独找博古谈呢？因为他非常了解这位年轻气盛，又有着很深的理论素养，并被时人称为天才演说家的中央领导。博古正因为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演讲起来可谓头头是道；但是一遇到实际问题，尤其是有关军事战略决策，他满腹的学问就不知该如何用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德是他在军事决策上的拐棍，离开李德他寸步难行。也正因为如此，一旦经李德提出，并由他通过的有关作战方针，就变成了不可变更的金科玉律。但是，如果单独和博古进行交谈，他只要认为是正确的，也有最高领导人的气魄——敢于拍板。这就是周恩来抛开李德与博古交谈的主要原因。

“我思考了整整一夜，认为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建议，是有正确的一面的……”

“那我们最高‘三人团’的决定呢？”博古未等周恩来把话说完，就不客气地挡了回去。

“如果需要修定，或补充，也是可以的嘛！”周恩来猝然之间变得异常严峻起来，“如果真的出现了毛泽东所预测的局面，谁来承担责任？我们又如何向共产国际交代？”

这一炮打中了博古的要害。诚如前文所述，他们这些借助共产国际力量上台的书生，就怕因他们的失误，甚至导致中国革命失败，向共产国际交不了差。所以，博古听了周恩来这措辞强硬的话后怔了一下，遂又问道：

“你的意见呢？”

接着，周恩来说出了自己全部的想法：一、在没有充分的论据或猝发的不利于我的军事形势下，继续执行最高“三人团”决定的战略方针；二、与此同时，可以根据彭德怀、毛泽东的建议做好第二手准备。具体地说：先抽调一批熟悉湘南一带地势、民情的骨干，或作为在湘南寻机歼敌的预备队，或作为应付不测之事发生以后，把他们留作在湘南打游击的种子。最后，周恩来有些沉重地说道：

“我考虑再三，这虽不是万全之计，可也总比做一手准备为好。”

对此，博古不可能提出什么非议，更何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给博古减轻精神负担的权宜之计。至于这项计划是如何完成的，遗憾的是史无所记。我们所能知道的，仅仅是李一氓同志写的如下这段文字：

在由江西进入湖南的时候，中央把红军当中湘南籍贯的连排级干部集合在一起，约二百多人，成立了一个湘南营。调一个湘南籍团长当营长，把我调去当教导员。这些调来的干部大概是以三军团的为多。他们包括衡阳以南宜章、郴县、临武、蓝山、嘉禾、桂阳、资兴、汝城等县籍贯的同志。我们的作战意图在于吸引围攻江西的国民党顾祝同、陈诚部队撤离江西，尾追我们到湖南南部，我们相机在湘南同他作一次战役性的决战。如果取胜，既能够解江西之围，又能够在湘南立脚下来。这批湘南干部就是准备在湘南立脚之后，去开辟地方工作的。他们都是本地人，熟悉湘南情况，跟湘南还有一些关系。他们大部分是一九二九年(应是一九二八年)湘南暴动参加红军的，在红军当中已经四五年，经过战争锻炼，他们自然也就会在湘南领导起武装斗争。

从李一氓同志的回忆文字中可知，他当时并不知道这场“湘南争论”，自然，他也就无法知道中央成立“湘南营”的确切意义了。因此，他认为留守江西的项英“不得不重新开始用游击战争的方法来对付国民党。而我们准备在湘南迎击国民党军队的意图，也就无法实现了，湘南营也就没存在的意义了”。这一结论显然也是个人的估计。为此，他也曾以怀疑的口气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要在湘南立脚这个战略意图，是不是有什么文字的证据，我暂时还不清楚；有人说文字上查不出这个证据，但也说中央是有过这个意图的。湘南营这个组织确实存在了一个很短的时期，我也当了一个很短时期的教导员。那个时候的事情，可以说是瞬息万变。

事后追论，中央最高“三人团”从根本上讲仍是坚持他们的既定方针——涉潇水、渡湘江，沿着红六军团探出的路线西行。而成立所谓“湘南营”，只不过是这场史称“湘南争论”的副产品，且带有某种程度的权宜之计，一旦瞬息万变的军事形势发生猝变，这“湘南营”也就只好自行解散了！

也就是在这期间，我军获悉敌人在湘江以东的“围歼”计划共分两步：其一是分进合击我红军于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其二是集中全力“围歼”红军于湘江之滨。追剿军总司令何键的具体部署是：

第一路军刘建绪所部四个师，由郴县直插黄沙河、全州，陈兵湘南潇水与湘江的汇合处，既负从北面“追歼”红军的使命，又谨防红军在湘江东岸受阻之后向北进入湖南。

第二路是“追剿”前敌总指挥薛岳所部的四个师，由茶陵、衡阳直插零陵，并“限于敬日(二十四日)以前在零陵附近集结完毕”，从该路军所处的位置看，它处于第一路军北面。因此，它既负有监督刘建绪部“追剿”红军之责，又有与第一路军共同堵击去湘西途中的红军的任务。

第三路军是中央军周浑元所部的四个师，速向道县前进，并“限于养日(二十二日)全部到道县，尔后与第一、二及桂军联络截击窜匪”。自然，它主要防止红军突然杀一个回马枪，重新折回江西。

第四路军李云杰所部两个师，“由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蹑匪尾追”。其任务与第三路军大致相同。

第五路军李韫珩所部位于湘、粤、桂交界处，因此令其“所部与第四路及粤军联络，经由临武、蓝山、江华、永明蹑匪尾追，并与桂军适切联络”。

中央最高“三人团”研究了敌人在潇水、湘江未来的兵力部署之后，认为他们最早在二十二日才能陆续进入阵地。如果我红军在此之前攻占潇水之滨的重要渡口道县，是有时间涉过潇水，并渡过湘江的。另外，周恩来远在北伐时期就了解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领的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同时还清楚他们第一是自保八桂之地，第二才是向外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红军不在桂北停留，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会有意开放通道——这也就是史家所称的“走廊”。为此，最高“三人团”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之后，遂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命令：“军委决定迅速秘密地脱离尾追之敌，前出到临武、嘉禾、蓝山地域。”为适应这一态势，命令红军分三个纵队前进：甲，红三、八军团为右纵队，归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乙，军委一、二纵队及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丙，红一、九军团为左纵队，归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具体的作战任务是：红三军团进占嘉禾城，红一军团占领临武城，红九军团占领蓝山城。

根据军委的上述命令，我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出奇兵，于十六日攻占临武城。由于嘉禾城守敌突然增兵，桂阳之敌两团人马已到，强攻不便，我红三军团在十七日当即决定：以“第六师从嘉禾南面扼制嘉禾城敌”南进，以“保障蓝山确在我手”。军委审慎研究并批准了红三军团的这一部署。为确保尽快攻下蓝山城，周恩来亲自赶到前线，指挥九军团消灭守敌一个营，并于十八日攻占了蓝山县城。周恩来当即命令“打开伪县政府的仓库，没收了五千多块银元和十多斤金子，缴获了一批军装、被服”，并把多余的粮食分给了穷苦的百姓。

就在攻占蓝山县城的当天——十八日，军委发布命令：“军委决定，为取得更有利的作战及前进的条件，立即由现地转移到道县、江华、永明地域。”为适应转移地域的需要，我红军分两翼队前进：甲，红一、三、八军团、十三师及一纵队为右翼队，经嘉禾、蓝山间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前进，以后则继续向道县及其以南地区前进；乙，红九军团、红五军团(缺十三师)及二纵队为左翼队，经蓝山城向江华城前进。为掩护军委一、二纵队顺利渡过潇水，打破敌人湘江以东“围追”计划分进合击红军于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的第一个部署，我红军必须在二十二日以前占领道县。

道县，古称道州，紧临潇水西岸，是湘南一带第一大县城，也是潇水两岸有名的渡口。诚如前文所述，由于何键电令周浑元所部于二十二日赶到道县，我红军必须抢在这天以前攻占道县，方能派出部队狙击敌人，确保我军委一、二纵队在道县渡口安全渡过潇水，然后大踏步西行，奔袭湘江。为此，军委于十一月二十日十三时下达命令：红一军团第二师(缺六团)附迫击炮连及电台应于得电后向道县侦察前进，限明晚赶到道州地区，在有利条件下应即攻占该城。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领受命令之后，把抢占道县的任务交给了四团和五团。四团攻正面，五团负责迂回。而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率领部队，以日行一百多里的速度长途奔袭，准时赶到与道县相对的潇水东岸。由于在奔袭途中，抓到了道县县长派到天堂圩送紧急信件的士兵，拆信一看，“知道县城内只有四十名团丁，三十多支枪；前天花了一万元请广西派来一连兵守城，连行李也没带。他要天堂圩的民团连夜赶回道县守城”。结果，四团、五团于二十二日拂晓攻入道县，全歼守敌。

道县地处五岭北麓，其地质和气候条件极适合橘子和橙子的生长。如果从屈原写《橘颂》以咏志算起，那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红军过道县的时候，恰是橙子成熟的季节，不仅满山遍野的树上挂满了熟透的橙子，而且老百姓也不管打不打仗，他们为了生活，照旧担着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橙子进城来卖。红军指战员，尤其是从上海等城市来的知识分子，一见这又便宜又好的橙子，都禁不住地倾囊相购，大饱口福。其中，李一氓同志边吃边说道县的橙子比四川的红橘味道好，还煞有介事地考证：“据说美国的橙子，其种子就是从湖南的辰州移过去的。所以有SUNKIST之名，SUN就是郴的译音。”

但是，就在红军指战员大吃橙子的时候，有两个人却没有胃口：一个是周恩来，另一个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并不知晓周恩来曾动议组建“湘南营”的事情，按照他对最高“三人团”的分析与判断，他们一定会按照李德制定的作战方案涉潇水、渡湘江西进的。因此，他愤然地回到驻地，望着依然在等他回来的张闻天和王稼祥，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遂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既然无力回天，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还得跟着大队人马向道县进发。毛泽东或许太为红军的安危伤情了，他一上路就感到头重脚轻，在警卫员们的动员和强迫下才躺在担架上，让民夫们轮班抬着走。突然，他听见有人在焦急地喊警卫员吴吉清的名字，他猝然间想到了吴吉清在前几天害了疟疾，经常发烧打摆子，他近似下意识地拍了拍担架的竹竿，命令道：

“停下，快停下！”

两个抬担架的民夫遵命放下担架，诧异地看着毛泽东从担架上站起来，边喊“小吴，小吴！”边快步走到全身像是筛糠一样的吴吉清面前，不容分辩，遂以命令的口气说道：

“请坐上我的担架，让同志们抬着你走！”

“不！不行！这不行……”

吴吉清说什么也不坐毛泽东的担架。最后，毛泽东十分动感情地说：

“同志们抬你走是要累一些，但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

吴吉清含着泪水坐在了毛泽东的担架上，那两个民夫也非常受感动地抬起了担架。

毛泽东带病行军，用自己的两条腿走到了道县。警卫员刚刚为他安排好住处，他就又命令警卫员去找报纸，探听有关敌军调动的情况。而他自己却伫立窗前，望着秋意甚浓的长空陷入了沉沉的人生回忆中……

不知何故，毛泽东想起了七年前的秋天，那是他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的日子，他带着不足千人的工人和农民上了井冈山，当起了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山大王”。他就是靠着这点本钱，从井冈山到赣南，到闽西，一直到中央苏区根据地……这不仅凝聚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全部心血，而且也付出了数以万计的同志们的生命！但是，红军指战员的青春和热血换来的是什么呢？不是胜利的欢笑，而是继续的流血和牺牲！这对他来说，真好比是用钝刀子捅他的心啊！

也可能是想到了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中国革命相继牺牲的缘故，毛泽东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四年前——一九三○年的深秋，那是他在赣南、闽西创建根据地且搞得十分红火的时候，他在一个风雨如晦的夜里，突然听说一直忠诚于他的伴侣和战友杨开慧于是年十月在长沙被捕，并于十一月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他那时的心情只有用“秋风秋雨愁煞人”来形容！自然，他也会低吟早年写给杨开慧的词《虞美人·枕上》：“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但是，他擦干泪迹以后的誓言，自应是他后来写下的千古绝唱《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名句：“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然而，四年后的秋天迎来的不是革命的胜利，而是扔掉好端端的中央苏区，像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似的转移！一旦杨开慧在梦中向他发出问询的时候，他将何以为答呢？因此，他那怒视苍天的双目渐渐地湿润了……

毛泽东作为一代军事战略家，他清楚地知道：红军进驻道县就意味着走进了前有湘江、后有潇水的绝地中。如果说当年项羽在井破釜沉舟，作背水一战，是为了断掉退路，激励士兵杀敌向前的话，而今红军则是置于两水之间，前有白崇禧指挥的桂系部队扼守湘江，后有薛岳、周浑元等中央军断掉红军复涉潇水向东的退路，再加之北有何键的湘军，南有陈济棠的粤军，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至此，他再想到自己在宜章地区的建议，也只有对天长叹了！

这时，贺子珍提着一只装满橙子的竹篮走了进来。她一看毛泽东那伫立窗前凝视夜空的表情，就知道他在为红军未来的命运担忧。她清楚自己作为妻子，这时所能做到的是多给毛泽东一些温情。所以，她走到毛泽东的身后，故作笑颜地说道：

“你不是早就对我说过嘛，辰州一带的橙子天下第一，你最爱吃。看！我用自己节约下来的钱，为你买来一篮子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橙子。”

毛泽东看着贺子珍手中提的那篮又鲜又大的橙子，再一看她那微微隆起的腹部，一种异样的情感打心底油然生起，他近似本能地迎过去，伸手接过这一篮橙子，顺手放在桌子上，然后他伸出两只大手，用力地抓住贺子珍的双肩，动感情地说道：

“妻子有了身孕，自应丈夫买些有点酸味的甜橙去看妻子，可我……”

“快不要说这些了！”贺子珍急忙打断毛泽东的话语，她已经感到十分满足了，“我现在是红军中的闲人，可你……”

“和你也差不多！”

“这怎么可能呢？”贺子珍望着摇首喟叹的毛泽东，“你起码还有建议权吧！”

“你提出建议，人家不听，还不等于废话！”

“为什么？”

毛泽东对妻子破例道出了满腹的牢骚，最后，他又感慨地说：

“我常对你说，打仗是兵不厌诈，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让敌人摸不着自己的底细和意图，才能出奇制胜，把仗打赢。可他们呢，认准一个方向，死也不回头，连迂回一下都觉得不像革命军队的样子，这样打仗法，怎能不败呢？”

“那该怎么办呢？”

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

“没有办法就吃橙子嘛！”

毛泽东与贺子珍闻声回头一看，张闻天站在门口，右手指着他左手提的那一小篮橙子，正冲着他们夫妇笑着。

贺子珍为了能使毛泽东高兴，也急忙转身指着桌上那篮橙子，附和着说道：

“洛甫说得对，既然说了没用，那我们就听天由命，高高兴兴地吃橙子！”

“我……”毛泽东痛苦地摇了摇头，“真的不想吃。”

“有意思，”张闻天听后笑了，“真是应了无独有偶这句老话了，我又碰上了一个不想吃橙子的人！”

“那一个是谁？”贺子珍有些好奇地问。

“周恩来！”闻天说罢看了看毛泽东的表情，又补充说，“方才，我提着这一篮橙子去看他，见他背剪着双手望着夜空出神。我问他：老毛的建议能采纳吗？他微微地摇了摇头。我说那就吃橙子吧？他说不想吃。”

“我必须声明，”毛泽东非常认真地说，“我和他不想吃橙子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有意思，”张闻天一怔，“说说看！”

“我毛泽东不想吃我最爱吃的橙子，是因为我从不想听天由命；可他周恩来呢，”毛泽东说罢有意停了片刻，“说得难听一些，他是把命——几万红军指战员的命押在了桂系白崇禧的身上！”

张闻天似乎完全明白毛泽东的话意，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所说周恩来把“几万红军指战员的命押在了桂系白崇禧的身上”这句话的全部含义是什么呢？笔者只能根据如下史料推演：

就在红一军团于二十二日拂晓攻占道县之前，桂系李宗仁就给蒋介石发了一则急电，大意谓：鉴于共军来势凶猛，桂军难于抵御，请求将桂系主力南移恭城。蒋介石接到这则电报之后，顿感事态严重，遂于二十二日给“追剿”总司令何键拍发了如下这则电令：

衡州何总司令：

据德邻(李宗仁号)电：以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李宗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以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拨请转饬何总司令所部，向江华、贺县推进，以期周密。等情。除电复外，希即查照办理具复。

中正养酉行战印

何键收到蒋介石密电之后，甚感意外。因为何键十分清楚：红军正在抢占道县，尚未破袭湘江东岸“围歼”战第一部署，距离桂系防地还有相当路程，李宗仁何以致电蒋介石要求把桂系主力南移恭城呢？另外，他清楚桂系主力一旦南移，所谓湘江东岸“围歼”战等于不战而撕开一条通道，放红军西行。蒋与桂系素来不和，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不怕蒋氏电责，而他何键在湘的前程却系于蒋氏手中，一旦蒋氏怒责，他何键可吃罪不起。因此，他于翌日——二十三日发电蒋介石，明确表示：桂军主力不可南移。接着他又严肃指出：“若灌(阳)、兴(安)、全(州)间又准桂军移调，则不免门户洞开，任匪扬长而去；加之萧(克)、贺(龙)两匪现复乘机窜扰桑、永，逼近辰、沅，湘西全部阢陧不定。似此情势迫切，忽予变更计划，兵力、时间两不许可。”结论：“敢厉陈利害，幸乞钧座察详筹，指示机宜。”遂又把球踢给了蒋介石。

最高“三人团”除去按既定方针办之外，他们也想到了红六军团强渡湘江西行，桂军似未倾全力追堵。时下，如果能巧妙地利用蒋桂矛盾所赢得的宝贵时间，我红军奔袭湘江，继之强渡西行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红军涉过潇水、奔袭湘江的全部表象依据。这也就是毛泽东所暗指的缘由。

事实上，红军在道县、江华间全部渡过潇水之后，红一军团主力经永安关到达庵口，红三军团主力到达莲花塘，四师在葫芦岩，红五军团向葫芦岩前进，准备接替四师的任务，红八军团到达新浦，红九军团位于江华，军委二纵队到达莫索湾，野战军司令部到达禾塘。简言之，我红军已经箭在弦上，到了不得不发的程度——就等下令奔袭、强渡湘江了！时下的周恩来最为担心的是桂军不是南移，而是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北上扼守湘江渡口，因此，他哪有心思吃鲜美的橙子呢！

时不我待。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在禾塘发布《野战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抢渡湘江的政治命令》。同日十七时，野战军司令部发布抢渡湘江，前出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的军事命令。至此，红军揭开了我军战史上最为悲壮的血战湘江的序幕！它时时刻刻都在牵动着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所有红军指战员的心……

十二

最高“三人团”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野战军司令部等名义，于道县附近的禾塘发布的抢渡湘江的各种命令的目的是清楚的，那就是粉碎敌人在湘江东岸预伏“围歼”红军的第二步计划。为此，做了如下的部署：

一、为了确保抢渡湘江的红军无后顾之忧，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后两次发电，命令红一军团一师、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掩护大部队西进，严令“无论如何，二十六日不能放弃潇水西岸”，“至少要拒阻周(浑元)敌及二十三师于潇水东岸两天”。

二、我野战军为达到前出至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湘桂边境)的目的，“进攻部队(一军团主力及三、八军团)应迅速连续地占领营山山脉之各关口隘路，并于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且规定作战的第一步是前出到湘江地域。在这个阶段中，野战军分为四个纵队前进：(一)一军团主力为第一纵队，沿道州蒋家岭文市向全州以南前进；(二)一军团一个师、军委第一纵队及五军团(缺一个师)为第二纵队，经雷口关或永安关及文市以南前进；(三)三军团、军委第二纵队及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三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前进，相机占领该城；(四)八、九军团为第四纵队，经永明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前进。

最高“三人团”的战略意图为：一是将抢渡湘江的地点选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再是“一军团从右翼，三军团从左翼，以及八、九军团等从两翼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渡湘江”。仍是做甬道式的前进。

接着，红一军团的领导根据军委的战略意图，决定派二师四团做前卫，其任务是“提早出发，先去抢占全军左翼的界首，待夺取之后，移交给随后赶到的三军团六师。然后向右翼归还在全州方向的第二师建制。这个任务四团按期完成了。与此同时，二师另两个团，也于二十七日由石塘抵达大坪，涉水渡过湘江。并派遣五团相机先敌占领全州，但当天全州已被湖南军阀刘建绪的部队先期占领，五团这一任务未能实现。”然而，五团也比较顺利地涉水渡过了湘江。在这期间，红三军团先头部队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并占领兴安等地，与一军团共同“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间的渡河点，为后续大部队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上述经过可知：中央红军通过潇水、湘江之间这一百六十余里的路程，仅仅用了两天时间，未曾遭遇大的战斗。另外，由于桂军预先命令部队从这里后撤，国内外的军史专家都认为存在着一个“走廊”。换言之，周恩来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间，虽不能证明存在类似和陈济棠之间的秘密协定，但“有证据表明，同桂系……之间存在一项谅解”。对此，美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经过多方采访，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红军第一位历史学家徐梦秋在一九三八年谈到了这点。他说，广西的首领“答应开放一个区域”，那是湘江的界首和全州之间十三英里宽的一条走廊，大约位于道县以西六十到七十英里。北京主要的党史专家胡华的结论是，“关于走廊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他认为，这条“走廊”的存在对于了解湘江战斗是至关重要的。红军为了渡江，在渡口坚守达一星期之久。如果广西方面施加压力，红军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国防部研究员阎景堂和他的上司秦兴汉将军没有使用“走廊”这个词，但他们承认广西军队通过不寻常的调动留出了一条空白“地区”，从而方便了红军渡江。

在红军突破敌人湘江东岸“围歼”战第一部署，并占领潇水西岸重镇道县之后，在通往湘江东岸的路上是否存在着一条“走廊”呢？如果存在，是谁和桂系之间建立的呢？如果不存在，广西桂系部队又为什么通过不寻常的调动留出一条空白地区，从而方便了红军渡过湘江呢？据笔者所知，历史的真实是这样的：

诚如前文所述，在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之后，桂系的智囊人物刘斐为白崇禧献“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送客”之计，并为白所接受。接着，刘斐与白崇禧商定如下的作战方针：如红军入四关而进，则尽全力拦阻红军，不让向桂林方面进展；如红军入龙虎关，则尽全力攻击，阻止红军向腹地进展。当时刘斐曾说过：“四关是头部，龙虎关是尾部，我们将主力集结灌阳、恭城地区，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较为稳妥。”

与此同时，白崇禧和刘斐为防“尾追红军的蒋介石部队乘机入桂”，他们“唯一希望红军一兵一卒不入桂境，沿湘桂边境从黄沙河出湖南通道至贵州”。为此，他们在向桂系第十五军军长夏威等人讲完这一作战要旨之后，遂又说了如下这句由衷的玩笑话：

“谁给红军送个信，说我们让一条路任其通过。”

当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且未攻取潇水西岸的重镇道县之前，李宗仁按照上述战略原则，在电告蒋介石桂系主力南移恭城的同时，就自行其是下令桂系主力南移。时兵力部署为：白崇禧率刘斐、廖磊进驻恭城，第十五军军部即进驻灌阳，第十五军所属三个师在灌阳南北地区集结。第七军紧靠龙虎关集结。红军于二十二日拂晓攻占潇水西岸的道县之后，白崇禧深恐红军入龙虎关，遂又听从刘斐之策，由恭城电告夏威：“着将四关工事星夜挖去，让红军通过。”

如果红军自攻占道县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三日挥师西指，发起抢渡湘江战役，就按后来日行五十里的速度进逼湘江东岸，红军也会赶在湘军刘建绪所部之前控制全州、兴安等要地，确保红军从界首至觉山铺渡过湘江。不知何故，最高“三人团”迟至二十五日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白白耽误了四天宝贵的时间。

也就是在这期间，蒋介石为诱使桂系将南移之主力重返北上，扼守湘江，阻红军抢渡湘江西行，在许以李宗仁重位要职的同时，又赠巨资百万。同时，白崇禧根据红军日伏夜行的速度，“计算红军需经过五夜(二十七日夜)才能通过完毕”。为此，在白崇禧、刘斐的主持下制定了两个作战方案：

第一案：于红军通过第四日夜，由新圩至石塘圩之间将第十五军三个师全部展开，截击红军后尾；

第二案：于红军通过第五夜，在新圩展开一个师，截击红军最后一小部。

上述两种方案都说明一点：在红军于二十七日渡过湘江之前，桂系主力绝不会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北指。即使在夏威主张第一方案，并遭到廖磊等人反对而采用第二方案后，白崇禧还明令指示：

“在新圩用一个师打红军后尾就得。”

这不仅说明桂系至此还信守“送客”方针不变，而且也解释了红军一、三军团先头部队于二十五日自潇水西岸出发，在奔袭湘江东岸的过程中为什么没遭遇桂系军队的截击。从另一个视角去分析：就是因上述诸多的原因，在潇水与湘江间形成并存在着一个方便红军抢渡湘江的“走廊”。

自然，笔者上述的说明，也仅仅是根据桂系留下来的作战文字得出的结论。至于是否存在着类似像和陈济棠那样的秘密协定，作为作家真是希望有，因为这不仅会在周恩来的战斗生涯中增添鲜为人知的一页，而且对笔者写这部拙作也会增色。但或许是历史的本来面貌就是如此，也或许是有着其他原因，这条客观存在的“走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愿不要变成千古之谜！

红军主力一、三军团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分别渡过湘江，并完成预定的渡江计划的时候，“我军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六十里地湘江两岸，在此区域，甚至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而这时随中央军委纵队行动的最高“三人团”，始到达灌阳北边的文市、桂岩一带。诚如聂荣臻同志事后追论：“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只有一百六十多里地，采取轻装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但是，这时的最高“三人团”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他们仍然让人们抬着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罐，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足足走了四天，才到达湘江。使前线的战士为了掩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此，李德事后也不得不承认：“这期间又过去了两天宝贵的时间，出敌不意的时机也失去了。而且由于在此期间桂军的大批人马迅速赶来，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接着，在讨论抢渡湘江作战方案的时候，李德又和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德在其著作中写道：

“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县(州)，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这个建议。”

毛泽东为什么反对李德的建议？李德的专著中没有写明。但是，我们从李德的这一建议中可知：一、最高“三人团”业已获悉在此期间桂军的大批人马迅速赶来，继续下令红军的大队人马向湘江东岸进发。按照毛泽东一贯的指挥思想是：敌变我也变，既然在此期间桂军的大批人马迅速赶来，我红军为什么还要往敌人设伏的湘江前进呢？因此，毛泽东必然反对这种一成不变的指挥！二、李德建议“绕过全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的目的，依然是“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把话说白了，还是按既定的与红六军团、红三军会师的方针办。对此，毛泽东从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始就反对这一方针。据有关史料，毛泽东曾向中央郑重提出如下意见：

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

由于史料所限，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至今不知周恩来在此次争论中的立场和观点。但史实是：博古、李德再一次否决了毛泽东的建议。接着，最高“三人团”又按着李德的战略构想，制定了如下的抢渡湘江的方案：

右翼为红一军团。由于全州未能夺取，同意红一军团在全州西南、湘江西岸，离全州十六公里的鲁板桥、脚山铺一线的小山岭作为第一道狙击线。把红二师重点部署在穿过脚山铺的桂黄公路两侧，加紧构筑工事，准备抗击湘军刘建绪所部的进攻。由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负责具体实施。

左翼为红三军团。红三军团第五师十四、十五两团抢占灌阳的新圩阵地之后，迅速在灌阳、新圩一线加紧构筑工事，准备抗击桂系白崇禧所部的进攻，确保整个野战军左翼安全的同时，掩护中央、军委两纵队过江。由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负责具体实施。

作战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

周恩来深知抢渡湘江战役到了关键时刻，延误一分钟，就意味着要以数以百计甚至千计的红军指战员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为了减少我红军在抢渡湘江中的牺牲，他和朱总司令骑马直驰湘江，亲自指挥这场生死攸关的抢渡湘江战役！

我红一军团首长林彪收到坚守右翼阵地的命令之后，他按着自己特有的作战习惯，首先查看了地图，知道从全州有一条桂黄公路，恰好穿过脚山铺。“这一线山岭走向与桂黄公路相交，正好成十字形。脚山铺在这个十字中心，是个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在公路的两侧，夹持着两列二公里长的小山岭，各有数个小山头。以东边的黄帝岭和西边的怀中抱子岭最高，标高有三百多米，其余二百多米，山岭上长满小松树。山岭前面有一个开阔地。”他沉吟片时，又指着作战地图对政委聂荣臻说道：

“我以为这儿，是一个比较好的狙击阵地。”

聂荣臻完全赞成林彪的意见，他为了慎重起见，又肃然说道：

“为确保完成坚守右翼阵地的任务，立即召集有关的干部赶到现场看地形，当场部署作战任务。”

林彪与聂荣臻亲自带领红一军团的干部赶到阵地，对着作战地图核对了有关的地形与地物，遂作出如下决定：

首先将二师重点部署在桂黄公路两侧，加紧构筑工事，待一师赶到，再将一师部署在公路两侧，以背后两列二公里长的小山岭做依托，预伏狙击湘军刘建绪部从全州压来，确保中央和军委纵队安全渡江。

我红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收到坚守左翼阵地的战斗任务之后，立即和政委杨尚昆做了研究与部署：鉴于红六师接守红一军团所部红四团已经抢占的左翼阵地界首，特命已经于二十七日下午四时先敌进入新圩的红五师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亲察地形、地物，立即构筑工事，坚决完成狙击北上桂军的任务。

李天佑与钟赤兵率领师团两级指挥员赶赴新圩阵地，知道有一条通往灌阳的公路打这里经过，看到“公路两侧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有险可守。过了新圩到江岸是一片大平川，无险可守”。为此，特作如下部署：

红十五团在左翼，红十四团在右翼，师指挥所设在离前沿阵地二三里路的地方；临时归红五师指挥的军委“红星”炮兵营配置在师指挥所的后面。最后，李天佑代表师首长发表讲话：

“我们面前的敌人是桂系的主力部队，他们从人数到装备有着绝对的优势。但是，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为了确保中央安全渡过湘江，我们的决心是：只要我们有一个人，就不让他们到新圩！”

但是，最高“三人团”的命令下得太晚了，实在是太晚了！尽管红军的先头部队红一、三军团准时进入预定地点，并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完成了右翼狙击湘军、左翼抵御桂军的阵地部署，可是敌人也利用红军失去的宝贵时间，又重新完成了夺取湘江渡口的部署，对我渡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首先，红军右翼湘军刘建绪所部抢先进占全州之后，遂获悉由于桂军下令南撤，红军在左翼抢占了湘江重要渡口界首。这在刘建绪与何键看来，桂系所为的目的是有意“闪开大路，让红军入湘”。他们出于保境私利，当即采取了两种措施：一、刘建绪命令所属四个师的兵力由全州倾巢出动，猛扑红二师设在脚山铺的阵地，力图阻止我红军大部队渡过湘江。与此同时，希望把我据险坚守的左翼阵地摧毁，并把红一军团赶到桂系的地盘上去；二、为了迫使桂系北指，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刘建绪与何键迭电南昌行营，向蒋介石告状，希望蒋能对桂系施加压力。蒋介石自然清楚桂系所为的目的，他从全局出发，给何键、白崇禧——实际上是给白一人发了一则怒责桂系的电文，内容如下：

据恢先(刘建绪)感戌参机电：匪先头已于宥、感两日，在勾牌山及山头与上米头一带渡河。迭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全州沿至咸水之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堵各队有何处置，仍谓集结部队待机截剿。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予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为浩叹。为今之计，唯有一面对渡河之匪。速照恢先、健生(白崇禧)所商夹击办法，痛予歼除；一面仍击匪半渡，务使后续股匪不得渡河……总之，窜匪一部漏网，已为失策，亡羊补牢，仍期各军之努力，歼匪主力于漓水以东、四关以西地区也。前颁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已有一部之匪西窜，并望即按计划次第实行，勿任长驱西或北窜为要。

中正俭亥行战一印

白崇禧收到蒋介石电文的同时，又接到何应钦的电话，大意谓：蒋介石曾当何面指责白崇禧把共军放走了，何希望白派出第十五军一部追击，务期有效果。与此同时，“白认为红军已没有进攻广西腹地的企图，为免周浑元部深入，就命令原在灌阳附近的部队转移攻势(恭城附近的总预备队亦向前推进)，向中央红军新圩阳近之掩护阵地攻击。战斗相当激烈”。

周恩来与朱德总司令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才赶到红三军团控制的渡口重地界首。接着，他们又在湘江东岸设置指挥部，指挥左右两翼阵地抗击来自南北两面的进攻。同时，还要亲临现场指挥混乱的渡江队伍。期间，周恩来为了实施掩护中央、军委两纵队渡江计划，遂又与朱德总司令核查了左右两翼阵地惨烈激战的战况，同时还听取了红三军团控制界首有关部队的作战经过以及伤亡情况：

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顽强地抗击着由白崇禧统率的桂系第七军的两个师。战斗一开始，双方争战就十分激烈，据记载：“敌人先以排炮向我军前沿阵地猛轰，摧毁了我第一道工事，山上的松树也只剩下了枝干。接着毫不隐蔽的整营整连敌人向我前沿逼来。近些！再近些！只有几十米了！突然间，我战士扔出的成排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我炮兵的炮弹也在敌群中开花了，我战士们一跃而起，齐向敌人射击。敌人溃退下去了。接着，敌人又组织了多次进攻，都被我军一一击退。”

“第一天(二十七日)，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过去了，敌人伤亡很大，我军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第二天拂晓，更加紧张更加激烈的战斗开始了。敌人兵力增加了，火力加强了，轮番进攻，并以小部队迂回我们。敌人一连组织了十多次进攻，全被我英勇的战士击退了。但是，我前沿第二道工事，又被敌人的炮火摧垮了，我军的伤亡越来越多，有几个小山头我指挥员全部伤亡，阵地被敌占领。”

这一天，红军伤亡很大，请看下列数字：

红十四团政委负伤；

红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先是被敌人子弹打在腿上负伤，他坚持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当组织部队打退了敌人的冲锋和进攻的时候，他也壮烈牺牲了；

红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负伤，三个营长有两个牺牲，全团伤亡五百余人；

因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负伤，接任红十五团指挥作战的红五师参谋长胡震也在一次反击战中牺牲了。

总之，这一天(二十八日)，红五师就牺牲了一个师参谋长、一个团长，另有一个团长、两个团政委负伤，营、连、排指挥员剩的不多了，战士们伤亡就更大了！

面对如此惨烈的坚守阵地的战斗，彭德怀与杨尚昆只有一个希望：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走得快一些，早一点渡过湘江！因为他们懂得，这是减少伤亡的唯一办法。

但是，周恩来清楚：中央、军委两纵队按照时下最快的行军速度，最早也得在十二月一日晚才能全部渡过湘江。为了确保这一计划的实施，他与朱德总司令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命令红一、三军团要不惜一切代价，分别顶住来自南(桂系)北(湘军)两路敌军的夹击，确保中央、军委两纵队安全渡过湘江。与此同时，随时通告中央、军委两纵队行进情况；

二、电令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长董振堂、参谋长刘伯承，务必堵住敌之追击部队，直到我红军全部渡过湘江。其中，尤须电告刘伯承重申：“红三十四师目前任务是，坚决阻止尾追之敌，掩护红八军团通过苏江、泡江，尔后为全军后卫。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湘南发展游击战争。”

但是，红一、三军团坚守湘江的战斗打得越来越艰苦了，相继牺牲的各级指挥员也越来越多了。请看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事后对十一月三十日这一天的记述吧！

三十日，全军团展开狙击。一师是二、三团狙击，一团做预备队。二师是四、五团狙击，六团做预备队。敌人前锋为十六、十九师两个师的兵力。拂晓时的第一次冲锋，很快被我军打垮。在尖锋岭和美女梳头岭丢下了几十具尸体。敌人不甘心失败，又组织第二次冲锋。后来随着冲锋次数的增多，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在十多架飞机的掩护下，攻击也越来越猛。阵地上硝烟弥漫。我们利用有利地形杀伤敌人，阵地前敌人的尸体越积越多。战至下午，敌人以优势兵力，猛烈的炮火，突破了一师米花山防线，威胁我美女梳头岭等阵地。最后，一师只剩下一个怀中抱子岭。入夜，敌人又利用夜幕迂回进攻。我一师为了避免被包围，退往西南方向水头、夏壁田一带。

敌人占领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以后，对我二师前沿阵地尖锋岭威胁也很大。敌人从三面向我尖锋岭进攻，五团在上面只派有两个连，尖锋岭失守。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人端着刺刀上来了。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决不当俘虏的誓言。五团阵地失守，二师主力只得退守黄帝岭。敌人紧跟着向黄帝岭进攻，于是在黄帝岭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拼杀战，黄帝岭终于守住了。入夜，在一师撤出以后，二师孤军突出，为了避免被敌包围，也主动撤退至珠兰铺、白沙，与一师占领的夏壁田、水头，构成第二道狙击线。第一天战斗，四团政委杨成武也负重伤。

第一天战斗过去了，夜间也无法入眠。我们最担心的是中央军委和后续部队的安全。这几天，中央军委要求我们全天都和他们保持无线电联系，来往的电报，几乎都是十万火急，个别的是万万火急。十一月三十日晚上，我们军团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在脚山铺附近给军委发了这份电报：

朱主席：

我军向城步前进，则必须经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咸水圩。由脚山到白沙铺只二十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下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周恩来与朱德总司令收到林彪、聂荣臻联名签发的这份电报之后，知道红一军团到了极限的程度。周、朱清楚：如果他们尚有一丝把握，也不会请求“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但是，按照最快的速度前进，也须至明日晚才能全部渡过湘江。在此期间，湘江以东负责掩护或殿后的各军是不可能变更作战任务的。怎么办？唯有命令红一军团再拼力坚持杀敌，并要求“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的手中”。同时做出决定，把影响我军行进速度的机器、重武器，还有那些坛坛罐罐能埋的则埋掉，难埋的就沉江。总之，要轻装前进，尽快渡过湘江。

这时，已经是深夜了。周恩来一看手表：时间已到十二月一日一时三十分了！但各军团发来求援或难以坚持的电报仍像雪片似的飞来。他和朱德同志经过审慎研究，遂以中央局、军委、总政的联合名义给一、三军团下达了指令：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这份“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的电报发出之后，周恩来再一看手表，时针已经指向三时三十分了。恰在这时，指挥部外面又传来深夜渡江那特有的嘈杂之声。周恩来请朱总司令稍许休息之后，他又匆忙赶到渡江的码头，焦急地询问：“毛泽东同志到了吗？”但渡江者均答说：“不知道！”为此，他又在为毛泽东的安危担起心来……

十三

毛泽东自踏上西去湘江的道路之后，他那被革命挫折磨炼得快没火气的脾气又猝然大了起来！开始，为了躲避敌人飞机的轰炸，像他这样的中央领导人，那是一定要在夜间行军的。整个白天，他就和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不是待在适于防空的房中，就是躲在岩洞里，听着时近时远、时紧时疏的枪声，在猜测、议论湘江两岸激战的情况。但是，到了第二天，毛泽东就再也沉不住气了！他竟然下命令，要求警卫人员不准休息，和他一起向湘江东岸急行军。这可难坏了警卫人员，他们只好向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求救。出王稼祥所料的是，还没等他开口，毛泽东又以责备的口气大声地质问：

“你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自应知道我们在路上多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多少红军指战员要倒在湘江两岸！”

对此，王稼祥心里当然是清楚的。可是他现在是重伤员，远离惨烈的战场，他这位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是不起作用的。再者，就是他像朱德总司令一样随军征战，在最高“三人团”的眼里又能起多少作用呢？为此，王稼祥喟叹不已地摇了摇头，有些凄楚地说道：

“老毛，我的心情和你是一样的，可我们总不能让他们为难啊！”

张闻天既是一位善解人意——后被毛泽东称之为的“明君”，又是一位大而化之且书生气十足的理论家。他一看毛泽东和王稼祥这不同的表情，便知道他们在用不同的方式发泄对最高“三人团”的不满。另外，他还明白自己此时此刻必须冷静——要艺术地帮着毛、王二人熄火，因此他说道：

“就是我们三人违犯组织原则，星夜赶到了湘江东岸，可于大局还是无补嘛！”

毛泽东听后对着苍天长长地叹一口气，遂又缓缓地收回那怒视长空的目光，慢慢地把头垂在了自己的胸前。

“老毛，稼祥，你们可不能有个闪失啊！”张闻天猝然间也动了感情，但他却极力把这种猝起的情感压在心底，故作平和地说道，“老毛，还是听从他们的安排吧！”

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一道被安排在一座十分宽大的祠堂里，遂又遵从警卫人员的吩咐，为了夜间行军，他们三人白天必须躺在担架上休息。但是，毛泽东的思维是异常活跃的，且遇到什么都会引发一些非同常人的联想。就说今天吧，他倒在担架上，望着那些没来得及收起的祖宗牌位又陷入了沉思……

对于现状，张闻天采取的是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换言之，无益的发脾气倒不如安然自思“为什么”。接着，他看着毛泽东那忘我凝思的表情，却有些好奇地先与王稼祥交换了个眼色，接着又问道：

“老毛，不发脾气了？”

出张闻天所料的是，毛泽东没有反应。

“老毛！”张闻天把话音提高一个八度，“你在想些什么啊？”

毛泽东从沉思中被唤醒，他连张闻天与王稼祥的表情都不看一眼，就故作深沉状地答说：

“我在思索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大问题。”

张闻天与王稼祥听后都忍不住地笑了。到这时，毛泽东才又想起刚刚发生的事情，遂又非常认真地说道：

“不要笑，我就是这样的脾气。刚才为了抢渡湘江发火，现在又为了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问题沉思，过一会啊，说不定又要为打仗的事情再发脾气。”

张闻天一生的兴趣都在理论上，因而他对理论有着特殊的钟情。时下，他一听毛泽东突然在思索一个带宗教色彩的问题，遂又来了兴致：

“稼祥，怎么样？一块和老毛探讨一下他思索的这个带宗教色彩的问题好不好？”

王稼祥虽然没有像张闻天那样与理论结缘，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还是颇有根底的。加之白天又都无事可做，故赞同地说：

“行啊！先听老毛说。”

毛泽东思索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大问题是什么呢？简而言之，他从祠堂想起了敬祖先的民族传统，又从祭奉祖先的祠堂想到了供奉神灵的庙宇；最后，他又从祠堂的族长想到了传说中的通天教主，继之又从族长、通天教主的权威，想到了古今中外的统治者是如何行使手中的权力的，等等。因此，他感慨地说道：

“我们湖南祠堂里的族长是握有生杀大权的，为了维护他们手中那点可怜的权力，是会干出很多很多的坏事来的！”

“那就造这些族长的反嘛！”王稼祥不平地说罢又补充说道，“我听湖南的一些同志说过，你老毛就带头造过这些人的反嘛！”

“是的，是的，”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道，“不造他们的反，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嘛！”

“我看嘛，老毛说的只是他思考的问题的表层，”张闻天特别认真地说，“老毛应当把思索的本质说出来，我们三人一块进行讨论。”

接着，毛泽东从祠堂到庙宇，从族长到通天教主，讲了他们之间的理性联系，最后，他叹了口气，说道：

“他们为了称王称霸，就必须利用手中的权力吓唬族里的人，用瞎话当真理愚弄老百姓。”

“老毛说得对！”王稼祥赞同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必须立一条规矩：绝不许利用手中的权力吓唬同志，更不允许拿瞎话当真理讲，愚弄中国人民！”

“我看啊，这才是老毛思索的核心呢！”张闻天说罢突然显得沉重了许多，“无论是从苏联的经验看，还是从我们党这些年来的教训看，难啊！……”

恰好在这时，外边传来要求防空的喊声。毛泽东一听这喊声就像他说的那样：把所谓的理性探讨扔在了一边，顿时又来了火气。他不顾张闻天、王稼祥善言劝阻，腾地一下子从担架上坐起来，粗大的双手按着担架两边的扶把，用力撑起他那虚弱的病体，走出祠堂的大门。一阵阵激战的枪炮声以及那越来越近的隆隆作响的飞机马达声迎面扑来，他仰起头，怒睁双眼，眺望远方，想从这不同的枪炮声中，分辨出敌我双方的态势，预测着未来战况的进展。当他看到结队飞来的十多架敌人的飞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大步跨出祠堂的大门，仰着头，指着迎面飞来的敌机大声喊道：“炸吧！炸吧……”这喊声不仅吓坏了警卫员，也惊得张闻天和王稼祥走出祠堂大门，一块请他快快回到祠堂里来。每到这时，他就想大发一通脾气，可是当他一听警卫员的哀求声，再一看张闻天以及王稼祥的表情，就长长地叹一口气，转身走进祠堂，独自一人伫立在正房的中间，掏出一包土法制作的纸烟，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着……

从此，毛泽东的脾气越来越大！待到距离湘江不足四十里的第三天，他几乎就难以平静下来。他作为战略家明白，我红军主力——也就是他从秋收起义、井冈山一手培育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付出何等大的代价，才能坚守这三天的啊！当他看着这不成队形年龄不一且带着坛坛罐罐的队伍，他真想下一条死命令：“扔掉所有坛坛罐罐，轻装前进！”但是他转念一想自己的身份，遂又怅然地叹了口气。当他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议论红军转移作甬道式前进的时候，他又无比愤慨地说道：

“我毛泽东也成了坐轿子的大老爷了！……”

也就是在周恩来与朱德签署“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的命令那天夜里，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的心里就像是灌了铅水，一个比一个沉重。因为他们都清楚：掩护渡江的主力部队已经到了极限的地步。因此，当他们看到中央、军委两纵队奉命扔掉全部坛坛罐罐的时候，他们都想说这样一句话：“早就该扔了！”可是谁也没有说出来，只是默默地又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十二月一日，是红军史上永远忘怀不了的一天！天刚刚放亮，敌人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从左右两翼向我红一、三军团的阵地压来，霎时间，湘江两岸又响起了激战的枪炮声。少顷，敌人的飞机结队飞来，有的在空中撒下雪片似的传单，纷纷扬扬地向着我英雄的阵地飘落；有的沿着湘江俯冲扫射，在滚滚北去的湘江上击起一串串水柱……

周恩来一夜未眠，继续守在临时架起的浮桥的桥头，指挥着那混乱不堪的过桥的队伍。每当他看见被挤下浮桥随水冲走的同志，他就大声地喊道：“加快步伐，注意安全！”整整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他的面容显得是那样的憔悴，似乎瘦了整整的一圈！但是，当他听见激战的枪炮声，还有那时去时回的飞机马达声，他这位红军最高“三人团”的成员，又忙前顾后地指挥着红军渡过湘江……

不知何时，毛泽东大步向湘江岸边走来，他感到这激战的枪炮声，飞机的马达声，咆哮的江涛声，以及人喊马嘶声，共同组成了一支最为残酷的战争交响曲。他放眼望去，奔腾喧嚣的湘江及其两岸激战犹酣的战场，组成了一幅十分惨烈而悲壮的战争画面。但是，当他的视线投向不远处的湘江中心，遂又看见满江如蚁的红军指战员冒着敌人的炮火在奋勇泅渡，忽而跃上浪尖，忽而又沉入水中。恰在这时，呼啸而来的炮弹相继落入湘江，轰然起爆，激起一束又一束冲天的水柱。当这水柱平息，他看见江水已变成了血色，一具又一具尸体随着江水流去……他禁不住地把头缓缓地垂在了胸前……

“主席，”身后的警卫员为了转移毛泽东那悲愤的情感，指着浮桥的桥头大声地说，“你看，周政委在桥头指挥同志们渡江呢！”

毛泽东抬起头，循声向桥头看去，只见周恩来站在桥头，忽而大声说着什么，忽而又用双手比划着，只见那混乱无绪的队伍一个接着一个地走上摇摇晃晃的浮桥，又快步向对岸跑去。就是在这一瞬间，他对周恩来生出了许许多多的想法，但是当他看到周恩来无私、忘我地做着本不应由他亲自来做的事情时，他对周恩来的种种想法顿时烟消云散了！接着，他放开大步向桥头走去。

这时，伫立湘江大堤的张闻天转过身来，他一看毛泽东敞着怀，拿着军帽，正大步向桥头走去，匆忙快走两步，提醒说：

“老毛，这是战场，要注意安全！”

毛泽东闻声回过身来，一看张闻天的表情，若无其事地说道：

“放心，我和枪炮有交情，它决不会找我毛泽东的麻烦！”

张闻天从一进中央苏区就听说：被蒋介石称为朱毛红军的毛泽东从不带枪，每次指挥打仗他都亲临战场，可就是没有负过伤，谁若问他“为什么”，他就笑答“和枪炮有交情”。今天，他亲耳听见了毛泽东说这句话，先是笑了笑，接着又有点不可理解地摇了摇头，下意识地跟在毛泽东的身后，也大步向桥头走去。

毛泽东走到桥头，站在周恩来的身后，有意看了一会儿周恩来指挥过桥的情景，方才叫了一声：

“恩来！我们到了。”

周恩来闻声急忙回过身来，一看站在他面前的毛泽东，各种情潮扑向心头。但是，他很快平静下来，十分礼貌地说道：

“主席到了，我就放心了。看样子，你的身体还很虚弱嘛，为什么不坐担架？”

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总有一种感觉：只要一听他那亲切而富有礼貌的话声，就是天大的意见也会化解了。今天，当他再一听周恩来那沙哑的声音，遂说道：

“看你忙成这个样子，我安能躺在担架上吗？”

这时，周恩来突然之间想起了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最高“三人团”建议的事来，他的内心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愧疚之感，因而他低沉地答说：

“可我忙的结果……”

“这是两码子事嘛！”毛泽东边说边抓住周恩来的手，真诚地说道，“走！我们一起过江。”

周恩来用力握了握毛泽东的手，然后抽回来，歉意地说：

“你和洛甫同志先走，我还要在后面交代任务。”

毛泽东近似苦笑着点了点头，说了一声“再见！”遂昂起头，大步走上晃动的浮桥。

恰在这时，空中传来隆隆的飞机马达声，周恩来急忙大声喊道：

“主席！敌机来了，快回来防空——！”

毛泽东肯定听见了周恩来的喊声，但是他依然若无其事地走在浮桥上。当他听见了飞机沿江俯冲扫射的时候，他猝然停下了脚步，怒视空中结队飞来的飞机。有顷，一架飞机沿着湘江撒下满天的传单，徐徐飘然落下。毛泽东煞有兴趣地伸手接了一张，坦然地展开一看，上边印着：“共匪们，我们奉蒋总司令的命令等你们好久了，请你们快来！进我们安排好的天罗地网！”毛泽东看罢藐视地一笑，把手中的传单撕碎，掷入湘江。接着，他又冒着敌人的炮火、飞机的扫射，大步通过了这晃动的浮桥。

紧紧跟在毛泽东身后的张闻天似乎也忘记了敌人的炮火、飞机的扫射，也大步通过了这晃动的浮桥。

周恩来很是担心地把毛泽东、张闻天等安全地目送过浮桥之后，又迎来了史家所称的“特殊连队”。他不仅要告诉贺子珍她所关心的毛泽东已经安全过桥，而且还怀着崇敬的心情把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以及大文学家成仿吾、冯雪峰等人送上浮桥。正当他下令待命桥头两旁的红军指战员加快步伐过江的时候，警卫员在他的身后惊喜地说：

“首长，邓大姐到了！”

周恩来闻声迅速转过身来，只见蔡畅大姐小心地扶着一副担架向桥头走来。他三步并做两步地迎上去，问了一声“蔡畅大姐好！”便把视线投向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目光和急切想见到他的邓颖超的目光相遇，他关切地问道：

“小超，你还好吧？”

或许邓颖超过分地激动了，抑或是邓颖超欲想说话的时候岔了口气，她竟然大咳不止，猛然间她感到嗓子眼一阵发热，匆忙取出一方洗得干干净净的手帕往嘴上一捂，瞬间，殷红的鲜血把手帕渗红了一片。周恩来一见急忙俯身抓住邓颖超的手，关切地说：

“小超，你……”

“没什么，由于气候多变的关系，我的肺病又加重了些。”邓颖超边说边打量周恩来那消瘦了许多的样子，心疼地说，“你一定又是几夜没合眼了吧？”

周恩来听后蓦地抬起头，望着泛着血色的江面，沉重地说：

“你看看这湘江中漂浮的红军尸体，我……哪还有一点困意啊！”

蔡畅自留学法国始就认识周恩来，在这以后的十五年中，他们曾几度在一起工作，对周的政治品格和工作能力是非常敬仰的。为了不使他和邓颖超过分伤情，忙对周恩来说道：

“听我一句话：小超交给我，可你自己也要管好自己！”

“那我就谢谢你了！”周恩来依然没有想到自己，“此地不是久留之处，你快陪着小超上桥吧！”

周恩来送邓颖超过江后的当天——十二月一日的晚上，他接到通知：我中央、军委两纵队以及掩护过江的部队全部渡过湘江。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他或许过分劳累和紧张了，又顿感一阵心慌目眩，险些栽倒在湘江的桥头。他下意识地紧闭双眼，极力地使自己镇定下来。接着，他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大步踉跄地走过浮桥，骑上马又赶到了最高“三人团”的临时指挥部。他刚想倒在床铺上合一会儿眼，发现上衣口袋中有几份电文抄件，取出一看，方知是以野战军司令部名义签发的电文，由于他在桥头忙于指挥渡桥，未来得及细读。现在，他便倒在铺上全神贯注地审阅起来。

第一份，是十二月一日六时致红一军团的电报：“灌阳之敌三十日占领新圩，击溃我之部队并于追击中进至古林头上林家之线……三十四师及六师二团被切断，八军团不知，五军团无联络，但我们估计主力已通过，可至麻子渡方向。四师一部在光华铺被敌截击。五师及六师尚未完全抵达。已令三军团在界首西南收集自己的部队，并扼阻敌人于界首西南并派小部于界首之东，另派出一团袭击光华铺之敌，万不得已，一号晚经路塘向江圩撤退。”

第二份，是十二月一日十四时致三十四师的电报：“六师之十八团于陈家背被切断……桂敌已前出到古岭头地域，我八军团被打散，估计该敌将向麻子渡西进。周(指周浑元)敌一号向麻子渡前进，明二号将会向界首前进。全州之敌已进到朱塘铺，明二号将会向界首前进。兴安之敌明二号将有一二团向界首前进，在唐家市及光华铺有桂敌堡垒……我认为(三十四师)于突破敌围后西进，最适当的道路是由板桥铺向白露源前进或由杨柳井经大源转向白露源前进，然后由白露源再经河州向大塘圩前进，以后则于界首之南的适当地域渡过湘水，届时桥梁或已毁坏，但大塘圩附近及界首以南徒步……总的方向是向西延前进。”

第三份，是十二月一日十七时致各军团的电报：“在三十日及一日战斗中，桂敌之十五军已进到古岭头地域，兴安之敌无大变更，周(浑元)敌及湘敌第一路军尚无新的情报，我八军团之一部被敌击散，我六师约一个团及三十师被敌切断，其余部队均已渡过湘江。……”

周恩来每看一份电报，他的心头就增加了一份压力，因为形成这些电文的背后，是数以万计的红军指战员的生命啊！但是，他清楚地知道：在此生死攸关的时刻，作为决策者必须保持镇静，方能减少不必要的流血。为此，他躺在铺上认真地思考着。最后，他想到最为危险的是负责殿后的红三十四师。因此，他再次命令师长陈树湘在完成掩护任务之后，要尽一切努力把红三十四师带过湘江西岸来。

他太累了，实在的太累了，不知何时竟昏昏然地入睡了；太紧张了，实在的太紧张了，就是在他进入梦乡之后，他听到的还是激战的枪炮声，他看到的还是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去的战士……不知何故，当他看见毛泽东对着博古、李德大发脾气的时候，他竟然也和博古、李德吵得很凶，很凶……但吵的是什么内容，他随着梦中意识的流动又很快忘记了。突然，他听见了隆隆的炮声和飞机的马达声，下意识地从床上跳到地上，睁眼一看，天大亮了！敌人又开始了向我红军的进攻。他匆忙用凉水洗了一把脸，赶到了临时指挥部。只见李德正操着德语不停地发脾气，而博古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不知所措地瘫坐在一把藤椅中。恰在这时，走进一位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