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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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弗洛伊德泛性论的代表著作之一。共包括三篇文章：（1）《男人对象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1910），主要分析了男人的性变态（或性变态）问题；（2）《论性爱领域最普遍的衰退趋势》（1912），专门探讨了男人的“心理性阳痿”问题；（3）《处女的禁忌》（1918），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女性的“贞洁”问题。它提供了我们从性生理、性心理研究弗洛伊德泛性论的重要资料。

一、男人对象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1910）（爱情心理学之一）

迄今为止，一直由富有创造性的作家向我们描述“爱情的必要条件”，诸如对象的选择及人们将想象的需求协调于现实的方式，作家的确具备完成这一任务的特定品质：他们感觉敏锐，可知觉到他人内心深处的隐蔽冲动；他们勇敢无畏，可让自己的潜意识大声发言。但是有一点却降低了他们所讲内容的现实价值：他们在创造特定情绪效应的同时，还必须引发读者的理智与审美快感。有鉴于此，他们无法原封不动地再造现实，而必须将现实分割，去除那些干扰性联系，为协调全局不得不弥补所需，就是众所周知的所谓“诗人特权”的优势。然而，在他们对心理状态的完整描述之中，只显露出关于心理状态起源与发展的微小兴趣。数千年来，艺术家借助这一素材给人类带来了愉悦，科学当然对此不应等闲视之，尽管它的介入难免相形见绌，情趣锐减。如同人们所希望的，观察将向我们证实，我们完全可以以严格的科学方式对待人类爱的领域。总之，科学将使心理活动的快乐原则（pleasure-principle）受到遏制。

在精神分析的治疗过程中，我们有足够的机会搜集到神经症者的爱情行为方式，同时，我们亦可回忆到所见、所闻的类似行为，不管它们发生在一般健康者身上，还是一些杰出人物的身上。一俟某些素材经常出现并累积为共同印象时，一些明显的类型便更加清楚了。在此我首先描述一种发生在男人间的对象选择类型，因为此种类型的爱情必要条件很有特点，并令人迷惑和费解，同时也因为精神分析可以对此给予简单的解释。

1.对这种类型的人而言，爱情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可称之为特别：这一条件一俟出现，该类型的其他特征便可发现。我们可将这一条件叫做必须有“受伤害的第三者”，即这种男人绝不选择“无主”的女人为爱情对象，如未婚女子或未嫁的定过婚的女子，而只选择被其他男人占有的女人——有丈夫、未婚夫或男友的。在有些时候，由于这一条件变得如此强烈，以致这种无主的女人会被忽视，甚至拒绝，而一旦她与某个男人有了上述关系，这种男人即刻对她产生爱的情感。

2.第二个条件或许不如第一个条件恒定不变，但同样很突出。它经常和第一个条件联袂出现，当然第一个条件更经常地独立出现。这第二个条件表现为，这种人从来不把处女（名声极好者）当做爱情对象，倒是会爱上那些在性方面名声很坏的其忠贞与可靠性都值得怀疑的女人。就后一特征而言，也许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差异，她们可以是善于调情而艳闻于世的已婚之妇，也可以是公开过着放荡生活的妓女，还可以是玩弄爱人的高手。这种类型的人若没有与这些人的关系便得不到满足。说得苛刻些，第二个必要条件可称做“妓女之恋”。

应当说这种类型的人对所夺得的女人的原来男人存在着竞争与仇恨的冲动，这上述的第一个条件则使这一冲动获得满足。而第二个条件，即像妓女一样的女人，却与嫉妒的情绪相联系。嫉妒对这种类型的爱人是必需的。只有当他们能够嫉妒时，其情感才能达到极致，女人也才获得了充足的价值。他们绝不会放弃任何可以攫取这种最强烈情绪的机会。不过奇怪的是，所被嫉妒者往往不是被爱女人的合法占有者，而是初次接触就怀疑与所爱女人有关系的陌生男人。在某些明显的例子里，这种男人并未表现出独占某一女人的愿望，好像对三角关系极为满足。我有一个病人，对其女人的越轨行为惊恐不已，但却并不反对她结婚，反而尽其所能促成婚配，以后从未表现出对她丈夫的嫉妒。还有一个典型的病人，一开始对其爱者的丈夫表示嫉妒，并强迫该女子中断与其丈夫的婚姻关系，但在经过了许多事情之后，像许多这种类型的人一样，再也不把她的丈夫视为累赘之物了。

以上便是选择恋爱对象的必要条件，下面将探讨对所爱对象的所作所为。

3.在正常的爱情生活中，女人的价值以其性完善（sexual integrity）为衡量标准，其身价随接近妓女特征的程度而下降。^[184]而这种类型的人却视具有妓女特征的女人具有爱情对象的最高价值，这似乎明显地偏离了正常。他们与这些女人的爱情关系靠付出最大的心理能量得以维持，这是他们的唯一兴趣所在。他们认为这样的女人似乎是唯一可能被爱的，并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这样的女人保持忠贞，这在现实中经常会以破裂而告终。我在此所描述的这种爱情关系，清楚地展现了它的“冲动性”本质特征，虽然在任何涉入爱河的人当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冲动。然而，人们不能因其忠贞和强度就做出如下期望：这种类型的人的单一爱情关系就可决定与某一女人的全部性生活，或仅仅发生一次这样的性生活。相反，这种情感依恋会以同样的特征反复出现：每一个女人都可完全替代原来的女人。事实上，由于居住及环境等外在事物的变化，所爱对象也会经常改变，以致与多个女人形成了“长长的系列”关系。

4.最令观察者惊奇的是，这种类型的人总表现出要“拯救”所爱女人的冲动。他们相信，这个女人需要他，若没他这个女人就会失去道德控制并很快陷入可悲境地。因此，为了拯救她，才紧紧抓住她不放。在某些个别情形下，可因女人的不忠和社会地位的危险为拯救的观念提供证据。然而，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基础却是毋庸置疑的。有一个这样的男人，深知如何使用伶牙俐齿、巧施妙计诱惑女人，对每一个所爱的女人通过展示自己的品性，不遗余力地要求她保持“忠贞”。

现在让我们审视一番这种类型的人的不同特征：所爱之女人必须有所归属并像个妓女；他对这样的女人评价极高；他有体验嫉妒的需要；他对这样的女人忠贞不二，而又可与多个女人更替地保持和谐之爱；他有拯救女人的强烈愿望。表面看来，这很难来自同一根源。然而，精神分析关于这种人生活史的探讨却可以轻松地找到这种单一根源。这种人对象选择的奇怪条件及示爱的单一方式，与正常人的爱具有相同的心理根源。它们源于对母亲柔情的婴儿固着，其表现乃是这种固着的结果。在正常的爱情生活中，就对象选择而言，仅有少许的母亲原型（maternal prototype）特征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比如青年男子对成熟女子的偏爱。可以说正常人很快就脱离了对母亲的力比多附着。而这种人就不同了，他们对母亲的力比多附着会持续很久，甚至一直到青春期后，母亲的特征渗透到以后的对象选择之中，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极易辨认的“母亲替身”（mother-surrogates）。就此而言，可将心理活动的这一方面用新生儿的脑壳作一比喻：孩子分娩时间若拖长了，其头形很像母亲骨盆的狭窄部分。^[185]

这种人的爱情条件及爱情行为确实源于与母亲有关的心理情结（psychical constellation），对此我们当然须有足够的证据。要找出第一个条件的证据似乎是最容易的，即这种人要爱有主的女人，或这个女人必须是受害的第三者。对于一个在家中长大的孩子而言，他曾经很清楚这样的事实，即属于父亲已成为母亲不能分离开来的特点之一，而第三个受伤者不过是父亲本身。对所爱者的高估以及将她视为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特点，可以视做孩子经验的自然结果，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占有两个母亲，他与母亲的关系建立在毋庸置疑和无法替代的基础之上。

如果理解了这种人选择的爱情对象总是母亲的替身，那么要理解下面的事实也是自然的，即这种人会不断地变换爱的对象，与对某一人的忠贞不渝形成了矛盾。精神分析使我们在其他的例子中也发现了某些事物不可替代的现象，比如潜意识中活跃的观念经常表现为无终止的分割，之所以无终止，是因为任何替代都不能使原来的欲望获得满足，儿童在某一年龄表现出的无休止的追问也可以得到解释。他们原本想问一个问题，但是很少问了就算。^[186]神经症者表现出的喋喋不休亦可得到同样的解释：他们负着秘密的重压，虽然想揭开，无论如何都未获成功。

另一方面，爱情的第二个条件，即所选的对象应当像个妓女，似乎绝对不会源于母亲情结。成人的意识性思想喜欢坚信不疑地将母亲视为道德完善的人。无论自己心灵对母亲的怀疑还是别人对母亲的曲解，都会激起一些防御观念，然而，“母亲”与“妓女”间的鲜明对照，促使我们对这两种情结的发展史及其潜意识关系进行研究，其实我们早已发现，意识中对立的双方在潜意识中经常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187]调查使我们发现，大约在青春期前后，孩子第一次获得了成人性关系的或完整或不完整的知识。那些毫无掩饰地撩拨轻蔑与恶意的粗鲁信息，如今成了孩子所熟悉的性生活秘密，成人的权威受到了损坏，因为在孩子看来成人的权威与其性活动是水火不容的。刚刚受到这些“泄密”严重影响的孩子自然会将此用于父母，但他们往往用这样的口吻拒绝承认：“你们的父母及其他人也许会做那些事，我的父母绝不会做的。”^[188]

作为这种性启蒙（sexual enlightenment）的必然结果，孩子同时也了解到，一些女人需通过与他人性交来维持生计，因而遭到世人耻笑。孩子却根本体验不到她们为何有此耻辱，一旦他认识到自己也可能受她们的诱惑，而过上只有成人才许可的性生活时，便对她们既渴望又恐惧。此后，当他不再认为自己的父母是例外，从未有过令人作呕的性活动时，他便会以愤世嫉俗的逻辑告诉自己，母亲与妓女的区别并不很大，因为她们做着同样的事情。他所接受的这些启蒙信息，事实上唤醒了对童年早期印象与愿望的记忆，这些记忆则复苏了某些特定的心理冲动。他开始希望母亲成为他刚刚熟悉的“对象”，并仇恨父亲成为他愿望的障碍。正如我们所说的，他完全被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189]所占有，他不能原谅母亲只跟父亲而不跟自己性交，他并且将母亲的行为视为不忠。如果这些冲动不能迅速消失，那么只好通过幻想以极颠倒的形式将母亲的性活动引入而得到发泄，作为这一结果的紧张便只能通过手淫得以释放。这两种力量经常相撞，即占有欲望与报复欲望，导致在幻想中最多出现的是母亲的不忠。而与母亲发生关系的人又总具有孩子自我的特征，或更确切地讲，是孩子自己的理想人格，长大后可与父亲相抗衡。我在别处所描述的“家族罗曼史”（family romance）^[190]，便是由这一时期纷繁的幻想结果及多样的自我兴趣编织而成的。

现在既然对心理发展的这一方面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就不会视下列事实为矛盾的和不可思议的：被爱者必须像个妓女直接源于母亲情结。这种人的爱情生活带有明显的发展痕迹，很容易看出这是青春期男孩幻想形成的固着，这些幻想在此后的生活中真正表露了出来。当然不难设想，青春期的手淫在幻想的固着中也起了作用。

对主导了这些男人真正爱情生活的幻想而言，似乎与拯救所爱对象的愿望仅有松散和表面的关系，对所爱对象的关心仅出于意识性原因。由于她天性的水性杨花，三心二意，很容易使自己陷入危险之境，因此，关注她的贞操，阻止她变坏，使其摆脱危险便不难理解了。然而，关于掩蔽性记忆（screen-mimetics）、幻想及夜梦的研究表明，这是潜意识动机的特别合适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这一过程可与梦的成功的二级加工相比。事实上，“拯救动机”（rescue motif）有自己的意思及发展史，它是母亲情结或更确切地讲是恋亲情结^[191]的独立衍生物。当一个孩子听说他的生命是父母所给的，或他的母亲给了他生命时，他对父母的柔情与变得强大和独立的冲动合为一体，他们想用具有同等价值的礼物归还父母。男孩子对成人的挑战似乎在说：“我并不想要父亲的什么，我所欠他的会全部还清。”此时，他所形成的幻想是从危险中拯救父亲，救他一命，这样，父子的恩恩怨怨才算了清。幻想中的父亲常常变成了皇帝、国王或其他大人物，只有如上才能为意识所接受，这甚至成了创造性作家的创作素材，对父亲而言，最最重要的当然是拯救观念的挑战意义，而当涉及母亲时，却以柔情蜜意取而代之。母亲给了孩子生命，要以同价的礼物归还母亲绝非易事。但只要稍加变换一下意义，正像在意识中很容易出现的或意识中的概念相互渗透，拯救母亲便变成了还给她一个孩子或给她生个孩子——毫无疑问这个孩子会像他自己。这离拯救的原意并不甚远，而意义的改变也并非矛盾。他的母亲给了他生命——他自己的生命——作为交换他再还她一个生命，一个酷似他自己的孩子，儿子对母亲的感激表现为希望母亲生一个像他一样的孩子。换言之，在拯救幻想中他完全将自己认同于父亲。所有的本能，诸如慈爱、感恩、淫荡、挑战及独立，在将自己变成自己父亲的单一希望中获得了满足。即使在意义改变中危险的因素依然未变，生育本身也是一种危险，而母亲却努力拯救了他。生育既是所有危险中的第一个，又是以后引起我们焦虑的所有危险的原型，也许生育留给我们的情感便是可以称做焦虑的情感。苏格兰传说中的麦克达夫（Macduff），据说是从母亲的子宫中搜寻而出而非母亲所生，故根本不识焦虑为何物。^[192]

古代的释梦者阿尔特米道鲁斯（Artemidorus）认为，梦的意义依赖于做梦者是谁^[193]，这当然是正确的。受潜意识思想表达的规则制约，拯救的意义依幻想者的性别不同而有异。它可以同样地指（在男人）生孩子，比如促使孩子生育，或（在女人）让自己生个孩子。一旦这些梦及幻想中的不同拯救意义与水联系起来，其真正含义便可清楚地辨认出来。如果一个男人在梦中将一个女人从水中救了出来，那就意味着他使这个女人成为母亲，按照先前的讨论这意味着他要使她成为自己的母亲。若一个女人从水中将一个人（孩子）救出，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是生这个孩子的人，如同摩西（Moses）神话中法老（pharoah）的女儿（兰克，1909）。偶尔也会有拯救父亲的幻想之意。在这种情形下，旨在表达主体要父亲成为儿子的愿望，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儿子。^[194]

于是，拯救动机与恋亲情结的这些所有联结，都旨在拯救所爱的人，这成了我所讨论的这种类型爱的重要特征。

我觉得没有必要为我关于这一主题的工作方法做出论证，如同关于肛欲性欲的探讨一样（弗洛伊德，1908b）。在此，我的首要目的是通过观察找出极端的、可以清楚界定的类型。在这两种情形下，绝大多数的人仅有这种类型的几个特征，或仅有并不明显的一些特征，显然，在对这种类型的所有特征进行探讨之前，我们是不可能对他们产生恰如其分的认识的。^[195]

二、论性爱领域最普遍的衰退趋势（1912）（爱情心理学之二）

（一）

如果一位临床精神分析的医师问自己，是什么心理障碍使得病人常常来寻求他的帮助，他肯定会说，除了各种形式的焦虑之外，当然是心理性阳痿（psychical impotence）了。这种简单的障碍常对力比多能量很强的男人产生影响，使得性器官拒绝执行性行为^[196]，虽然事前事后他们均能证明自己是正常并能执行这一行为的，且不乏强烈的心理趋向。但理解这一情形的第一条线索来自当事者的自我发现，即它仅发生在与某些人的欲望条件下，与其他人却从未有过这种情况。他开始意识到，正是性对象的某一特征抑制了他的男性性交能力，有时他发现自己内部有一种障碍感，这种反意志（counter-will）的感觉干扰了他的意识性欲望。然而，他却无法辨认这种内在的障碍是什么，以及性对象的何种特征招致了这一障碍。如果他多次经历这种失败，那么他就可能将其归结为所熟悉的“错误联结”（erroneous connection）^[197]认为关于第一次的回忆唤起了焦虑观念，于是失败便接踵而至，而第一次的出现则被他归结为“偶然”的印象。

精神分析已对心理性阳痿做过研究，一些学者出版了其研究结果。^[198]每个学者均可用自己的临床经验证明自己的解释。实际上这是一个特定心理情结的抑制性影响问题，只不过当事者并不知道。当事者一直无法克服的对母亲或姐妹的乱伦陛固着（incestuous fixation），对这种病理反应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最普遍的病理内容。此外，与婴儿期性活动有关的不愉快印象及对女性性对象的力比多减少等因素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199]

一旦精神分析对心理性阳痿的突出情形做出详尽的调查，那么这一性心理过程（psychosexual processes）的信息便可获得了。如同在所有的神经（质）障碍中一样，这一障碍也源于力比多发展史的抑制，本来它应按正常的方式达到预定的目的。对爱的完全正常态度依赖于两种趋向的结合，可将这两种趋向区分为“情感”的和“肉体”的，然而，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些情形中，这两者的结合却是失败的。

在这两种趋向中，情感趋向更早些，它源于童年早期，建立在自我保护本能的利益之上，并指向家庭成员及孩子的照料者。从一开始就伴有性本能的贡献（性欲兴趣组元），这在童年期几乎就可清楚地看到，精神分析则可在任何神经症中发现。它是对“儿童原始对象选择”的反应。我们认识到，性本能是按照自我本能的价值评判选择最初对象的，更准确地讲，最初的性满足是通过保护生命的身体功能实现的。^[200]父母及保姆对孩子流露出的“情感”很少不带有性欲本性（“这孩子真好玩”），这一性欲特征大大加剧了自我本能贯注，并注定了在今后发展中的作用，尤其当其他因素也助一臂之力时。

儿童的情感固着会持续整个童年期，并一直伴有性欲成分，这导致了对其性目的的最终偏离。到了青春期，强有力的“肉欲”趋向的加入便扶正了这一性目的。它会沿着早期途径，以更强大的力比多能量贯注婴儿选择的原始对象。不过，在这一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防止乱伦的屏障却成了它的挡头，它会奋力跨越这些在现实中不适宜的对象，尽快找到能真正享受性生活的外在对象。这些新的对象的选择仍建立婴儿期的模式（或意象，image）之上，只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对象的情感（早先与童年的对象相联）吸引了他们，按照《圣经》的旨意^[201]，一个男人就要离开父母而与妻共处，情感与肉欲便从此联手，肉欲色情的强大能量带给对象以最高的心理价值实际上男人一向对性对象给予过高评价。

有两个因素会决定力比多的这一发展之途是否会以失败告终。其一，是现实中阻止新对象选择的“挫折量”，它会降低所选对象的价值。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任何选择的机会或不能选择到合适的对象，那就根本不存在对象选择了。其二，是应当摒弃的婴儿期对象所引起的吸引力，它与婴儿期的性欲贯注是一致的。如果这两个因素强度都很大，那么神经症的一般机制便会开始工作。力比多从现实中逃离，代之以想象性活动（内向过程），最初的性对象表象得到加强并将力比多固着之上。然而，阻止乱伦的屏障却促使转向这些对象的力比多仍停留在潜意识中。肉欲冲动所激惹的手淫活动此时已成了潜意识的一部分，它对这种固着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现实中的这一错误导向发展为一种幻想，如果在导致手淫满足的幻想中原始的性对象具有了不同的替代，手淫活动就不会有任何改变。作为一种替代结果，幻想进入了意识，然而，力比多的分配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按照这种方式也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潜意识里^[202]，一个青年男子的全部肉欲都附着于乱伦的对象之上。换言之，附着于潜意识的乱伦幻想之上。其结果便导致了完全性阳痿（total impotence），与此同时，性器官在性活动时的“衰弱”更强化了这一现状。

较轻的情况便导致了我们特别描述的心理性阳痿。肉欲趋向并非注定要在情感趋向背后我行我素，它必须在表面上维持一定的强度或任意性，以便在现实中得以部分释放。不过，这种人性活动所表现出的最清楚特征是，其背后缺乏本能的全部心理驱动力，于是，其性活动变化无常，极易受到干扰，并不常常能适当地进行，缺乏足够的乐趣，不过最重要的是被迫与情感趋向绝缘，于是限制了对象选择。肉欲趋向依然活跃不止，仅仅寻找不致引起乱伦形象记忆的对象。如果某女子给人的印象造成了对她较高的心理评价，那么就不会对她产生任何肉欲兴奋，而只会产生无性欲结果的情感。这种人的爱情依然分化为两个方向：艺术中神圣的化身与世俗（profane）（或动物）之爱。所爱者往往不产生肉欲，有肉欲者又不爱。为避免对所爱者的肉欲，他们只寻找自己并不爱的人。为遵守“情结敏感性”（complex sensitiveness）^[203]和“压抑回归”（return of the repressed）^[204]的规则，无论何时，若在避免乱伦的条件下所选的对象具有了某些乱伦的特征，哪怕常常是极不明显的，心理性阳痿也会奇异地出现。

在男人这种分裂的爱情生活中，避免这种障碍的主要技巧在于从心理上“贬低”（debasement）性对象，将对性对象的高估转移为对乱伦对象及其表征（representatives）的高估。这种贬低一旦完成，肉欲便可畅行无阻，强烈的性能力及高度的快感也可获得发展。还有另外的因素有助于这一结果的出现。在情感倾向与肉欲倾向汇合不恰当的人当中，性行为方式通常无什么改变，他们保持着倒错的性目的，若得不到这样的性目的便觉着严重丧失了快感，好像只有贬低的和鄙视的性对象才能使他们获得满足。

现在我们便可理解隐藏在儿童幻想背后的动机了（前面已提到把母亲贬为妓女的幻想）。他们试图在爱的鸿沟之间架起桥梁：至少在幻想中将母亲贬低为可以成为肉欲的对象。

（二）

在前一部分，我们从医学心理学的角度对心理性阳痿进行了研究，这从本文的标题上并看不出来。不过，从适于本课题的意义上讲，这一引论的必要性会变得清楚起来。

我们已将心理性阳痿归结为情感与肉欲趋向在爱情中的汇合失败。同样，强烈的童年期固着的影响及在反乱伦的屏障面前所遭受的现实性挫折，也对这一发展障碍的形成起了作用。对此理论有一种强大的反对意见，即认为它未免太过分了。它解释了一些人心理性阳痿的原因，但其他人为何可逃脱这一障碍，对我们而言却仍然是个谜。既然我们承认，所有有关的因素，如强烈的童年期固着、反乱伦屏障及青春期后发展中的挫折，在整个文明人当中都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证明，心理性阳痿是文明社会的普遍苦恼，而不只是部分人的障碍。

如果我们同意量的因素对于疾病的形成与否有决定性的影响，不同因素的或多或少决定着疾病是否出现，那么要避开这种结论则易如反掌。不过，尽管我承认这种答复是正确的，但我无意将它作为反对这一结论的理由。恰恰相反，我宁肯指出，心理性阳痿远比设想的更为普遍，而且这一行为构成了文明人爱情生活的特征之一。

如果将心理性阳痿的概念予以扩大，不仅仅限于下列情形：本欲取得快感，性器官也正常但却无法进行房事，那么，首先要指出的是，所有被称为心理性冷感（psychanaesthetic）的男人——可以行房事，但从未获得过任何特别的快感，同样比人们想象得还要普遍。精神分析的研究表明，在对这一症状与狭义上的心理性阳痿做出区别性解释之前，两者具有相同的病因学因素。很容易找到这些性冷感的男人与众多性冷淡（frigid）的女人的相似之处，将女人的性冷淡与男人心理性阳痿的更明显障碍做一比较，是描述和理解她们性爱行为的最佳方式。^[205]

然而，如果我们不是从扩大概念的意义上看心理性阳痿，而是仅注意其症状的等级，那么，我们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今日文明的男人的爱情行为，总体上带有心理性阳痿的烙印，只有极少数有教养的人，才实现了情感与肉欲趋向的适宜融合。对女人的尊重总是成为男人性行为的障碍，只有与被贬损的对象在一起时，才使他们的性能力得以充分发展，这部分地是由性目的的倒错成分造成的，他不敢通过与自己尊重的女人交媾获得满足。只有当他全身心地寻求满足时，才能获得完全的性快感，然而，在他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面前，岂敢妄为！于是，这便促使他去找被贬损的性对象，这样的女人往往道德败坏，与她在一起不必受道德谴责，因为她并不知道他与其他人的社会关系，无法就他的人品做出判别。只有面对这样的女人，他才会纵情享乐，尽管他所有的爱情（affection）都属于一个更高贵的女人。同样可能的是，诚如人们经常观察到的，社会上的上层男人选择一位下层女子作为永久情妇或娶其为妻，这也是对下等性对象需要的结果，因为从心理上讲，这才能获得彻底的满足。

我毫不回避，文明社会男人爱情的这种突出、普遍的特征——心理性阳痿，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同样与童年期强烈的乱伦固着及青春期在现实中的挫折有关。这不仅易招致相反意见，而且会被称做有悖常理。然而，可以肯定地讲，任何一个在爱情中真正自由和幸福的男人，必然是克服了对女人的尊重及与母亲或姐妹的乱伦观念的。任何一个屈从于严肃的自我检验的人，必然将性行为视为下流之举，它败坏与玷污的岂止是身体！对于这种卑劣观点的起源，男人们当然不肯承认，而只有在青春期中才能找到：肉欲趋向已变得强烈起来，而能够满足他的对象，无论是家庭之外的还是乱伦的，都被彻底地抑制了。

在我们文明的世界之中，女人同样受到了其教养的影响，并因之对男人行为的反应更胜一筹。对男人而言，一旦占有一个女人，对她的低度评价便代替了初识时的高估；而对女人而言，若接触她的男人不具备充分的性能力，便自然会令人不悦。女人很少流露出贬损性对象的迹象，因为她们从未像男人那样有对性对象的高估现象。然而，长期的性回避及性沉湎于幻想却导致了另一严重的后果。她们常常割不断肉欲活动与禁忌的联系，成为心理上的无能者，即性冷淡，虽然她们被允许从事性活动。这就是为何许多女人甚至对合法的关系也保持秘密，另一些女人则在禁忌的秘密性爱活动中产生了正常的体验：对丈夫不忠，却能对情夫保持第二种忠诚。

我认为，女人性活动的禁忌条件，可与男人贬损性对象的需要相比较。两者都是由于文明的原因，在教育的要求之下性成熟与性活动长期延缓的结果，两者均旨在取消由于情感与肉欲不良结合而导致的心理性阳痿。同一原因所导致的性别差异或许还可在其他行为差异上找到。文明的女人在等待期内通常不会跨越性活动的禁忌，因此保持着禁忌与性的密切关系；男人若能与被贬损的对象交媾获得满足就会打破这种禁忌，并将这种情况引入以后的性爱生活中。

在今天，文明的世界为改革性生活已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提醒一下读者并非多余，即精神分析的研究未必比其他研究更远离偏见。精神分析的目的仅在于根据事物的表现特征推知隐藏在背后的规律，如果改革能利用它所发现的更先进的东西替代对人有害的东西，那当然十分令人满意。然而，这种改革是否毫无所获，甚至以更大的牺牲为代价，就难以预测了。

（三）

文明施以爱情的限制导致了贬损性对象的普遍趋势，这一事实或许应将我们对对象的注意转向本能自身。性快感早期受挫所造成的损害在婚姻中会表现出来，使本可以自由获得快感的夫妻得不到充分的满足。当然，若性自由不加以限制，结果也不会更好。显而易见，若性满足变得非常容易，性欲需要的心理价值就会降低，为提高力比多能力，挫折是必要的。在男人中，若对性满足的自然抵抗做得不够，他们就会随时建立习俗的障碍，以便能够真正地享受爱情，无论对个人或是一个民族都是如此。在毫无困难就可实现性满足的时间里，如在古代文明的衰落期，爱情变得一钱不值，生活变得异常空虚，不得不通过建立强烈的反向形成以恢复爱情不可或缺的情感价值。就此而言，基督教的禁欲倾向确实创造了爱情的心理价值，这是古代的异教徒从未想过的。禁欲倾向赋予了苦行僧的生活以最重要价值，因为他们的生活几乎充满了与力比多诱惑的斗争。

毋庸置疑，这里所表现出的困难代表了我们生物本能的普遍特征，同样，从一般意义上讲，本能的心理价值与其受挫折的程度无疑也是一致的。设想有许多不同的人同样地进入了饥饿状态，随着择食需要的增强，个体间的差异将趋于消失，所有的人都表现出一种本能的共同特征，当然，同样真实的是，并非本能的满足必然带来其心理价值的迅速跌落，比如，嗜酒者与酒的关系便是如此。酒难道不是总能给嗜酒者以同样的中毒性满足吗？在诗歌中常将这种满足比拟为性欲满足，但这种比拟能为科学的观点所接受吗？是否有人听说，嗜酒者因习惯喝一种酒而不得不改变酒的类型呢？恰恰相反，习惯倒是常将嗜酒者与某一品牌的酒紧紧地捆在一起。是否有人听说过，嗜酒者需要到酒价更昂贵或禁酒的国度里去，用这样的障碍强化他想要得到的，但却退化了的满足呢？绝对不可能。如果倾听一下著名嗜酒者的观点，如柏克林（Böcklin）他们与酒的关系犹如十分美满和睦的婚姻，为什么爱者与其性爱对象的关系却如此不同呢？

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我相信，就性本能的实质而言，有些因素可能不利于它的充分实现。如果考虑到本能的漫长与艰难发展史，有两个因素也许与这种困难有关，首先是对象选择的双向结果及反乱伦屏障的介入，性本能的最终对象已不是原始对象，而为其他对象所替代。精神分析已经表明，当由于压抑而失去了愿望冲动的原始对象时，很容易有无休止的替代物取而代之，但没有一种替代可使人获得充分满足。这或许可对成人性爱的常见特点做出解释：他们的对象选择总是摇摆不定，不断“寻求刺激”^[206]。

其次，我们知道，性本能有多个原始组元组成，或者说由这些组元发展而来，但有些组元却无法变成后来的本能形式，在很早的时候它们就被压制或移作别用了。最突出的要算嗜粪本能组元（coprophilic instinctual component），恐怕自从人类直立行走，嗅觉器官不再贴近地面之后，它们就不能容于文明的审美标准了。^[207]作为性欲生活组元的施虐驱力（sadistic urges）的大部分也是如此。然而，所有的这些发展过程，仅对情结结构的上层部分产生了作用，促发性兴奋的基本过程却依然故我。排泄物与性有着太密切和难以分离的联系，生殖器的位置——介于尿和屎之间，是具有决定性和无法改变的因素。人们或许会引用拿破仑（Napoleon）的极其著名的论断：“解剖学是命中注定的。”在人类身体的发展过程中，生殖器却并未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它们仍保留在动物的水平上，因此，性爱在本质上也与动物无异。要对性本能施以教育是困难的，以往的教育要么太过分，要么就微乎其微。文明若不以牺牲可体验到的快乐为代价，要消除性本能几乎是不可能的，未派上用场的冲动会在性活动中以未满足的形式持续下去。

这样，我们或许不能不向这样的观念妥协：要使性本能适于文明的要求几乎是极不可能的。文明发展的结果，很难使人类避免克制、痛苦与未来的灭绝。诚然，这种沮丧的预测仅建立在单一的推测之上：在文明的压力之下，性本能的压制必然导致对文明不满的特殊后果，当性本能屈从于文明的起码要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时，人类便具有了创造最崇高的文明成就的源泉，这是通过本能组元的更广泛升华实现的。如果通过对性本能的任何分配均能保证充分的快乐满足，那么人们为何会将性本能力量移作他用呢？他们绝不会放弃这种快乐，当然他们也就无任何进步而言。因此，两种本能需要之间无法调和的区别（性本能与自我本能）似乎保证了人类可以取得更高的成就。当然，一种无法避免的危险同样存在：今日的弱者却患了神经症。

科学的目的既不在于骇人听闻，也不在于安抚人心。但我本人随时承认，我所得出的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结论应建立在广泛的根基之上，人类在其他方面的发展或许能够纠正我在此孤独沉思的结果。

三、处女的禁忌（爱情心理学之三）

在原始人的性生活细节中，很少有像对处女的态度（女人保持从未被人碰过的状态）那样令我们感到陌生的。今日女性的追随者对其贞节的高度重视似乎是根深蒂固的，好像这本该如此，以至于当别人问其理由时我们却不知所云了。要求女孩不应把与另一男人性关系的记忆带入自己的婚姻之中，这不过是男人对女人绝对占有权的逻辑性延续，这便是一夫一妻制的实质，整个历史都是如此。

从这一点出发分析女人的性生活，我们不会有任何困难就可证明一些现象看上去是颇有偏差的。在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之下，只有经过漫长、艰苦的自我控制，处女才能初尝禁果的美妙，而一旦与某个男人结合，她便委以终身，再也不能将爱的心扉向其他男人敞开。这一经验（即与某男人的结合）保证了女人为某一男人占有将永不受到干扰，使得她能抵住任何外界的新印象、新诱惑。

埃宾（Von Krafft-Ebing，1892）曾用“性臣服”（sexual bondage）来描述下列情形：一旦一个女人与某一男人发展了性关系，她就对他产生了不寻常的高度依赖，失去自我独立。这种“性臣服”有时会发展到极端状态，以致于失去所有的独立意愿，并对自我利益做出最大程度的牺牲。埃宾同时认为，“要使这种关系保持一定的时间、一定程度的依赖是绝对必要的。”要维护文明的婚姻，反对威胁这一婚姻的多偶制（polygamous）倾向，一定程度的性奴役绝对不可或缺，我们的社会群体应不时地对这一因素做出估计。

在埃宾看来，“性臣服”形成于这样的组合：“一个极易产生爱和性格软弱的人”与一个极度自我中心（egotism）的人产生了结合，然而，精神分析的经验却很难使我们满足于这种简单的解释。我们宁肯认为，决定性的因素是需要战胜的性抗量（amount of sexual resistence），以及这一战胜过程仅能集中精力一次，只能发生一次。这种臣服状态，女人的频度与强度都胜过男人，尽管在男人中发生的频度已超过古代。在我们所研究的男人性臣服中，它均源于通过某一女人对心理性阳痿的克服，他与这一女人的关系便固定下来^[208]。许多奇异的婚配和悲剧事件（有些事件甚至影响深远），似乎均可依这一根源予以解释。

现在让我们转向对原始人的态度问题。如果认为他们不看重童贞，并用女孩在婚姻中的性关系之前就已失去了童贞（defloration）的证据予以证明，是不正确的做法。恰恰相反，对女孩子来讲，婚前失贞同样是一种有意义的行为，不过这已变成了一种禁忌（taboo）——一种宗教性的限制。不让她们将童贞献给新郎及未来的婚伴，习俗要求他们避开这一行为^[209]。

我无意搜集所有的文献以证明这种习俗性限制的存在，也无意寻求它在地理上的分布及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我只想陈述这样的事实，在今日仍存在的原始部落中，这种在婚前弄破女孩处女膜的行为是相当普遍的。诚如克罗莱所说：“这种由丈夫以外的人穿破女孩处女膜的婚姻仪式，在文明程度较低的阶段是很普遍的，尤其在澳大利亚。”

然而，既然失贞不是婚姻中第一次性交的结果，那以，它一定发生在婚前——不管方式如何，也不管由谁操作。我将引用克罗莱书中的一些章节，以证明这一点，同时也为一些富有批判性的观察提供基础。

在第191页中，他写道：“在澳大利亚的笛里（Dieri）及邻近部落，在女孩进入青春期时弄破其处女膜是普遍的习俗（《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杂志》，第24卷，第169期），在波特兰和哥里尼格部落，通常由一位老妇人为新娘子做，有时则请白种男人让新娘失贞［见史密斯（B.Smith）1878年的著作，第2卷，第319页］。”

在第307页，他写道：“有时在婴儿期就弄破处女膜，但大多在青春期……在澳大利亚，它常与性交仪式合并进行。”

在第348页（摘自斯宾塞和吉伦［Spencer and Gillen，1899］的通讯。在澳大利亚部落中，异族间的婚姻限制是强制的。）他写道：“处女膜先人工穿破，然后男人们按顺序依次接近这个女孩（看来是仪式性的……）这一行为分为两部分：穿破与性交。”

在第349页，他又写道：“在马萨（Masai，赤道非洲的一个地方），婚前的一个重要阶段便是对女孩施行手术（见汤姆森［J.Thomson］，1887，第2卷，第258页）。在萨克斯（马来）、贝勒斯（苏门答腊）及西里伯斯岛的阿福尔斯部落，女孩的处女膜往往由父亲在其做新娘前弄破（见普洛斯和巴勒斯［Ploss & Barrels］1891年，第2卷，第490页）。在菲律宾，假如在童年期没有老妇人将处女膜弄破，那么某些职业男人将会去做（见费瑟曼［Featherman］，1885～1891年，第2卷，第474页）。在一些爱斯基摩人部落，让女孩失贞通常由巫医（angekok）或牧师予以操作（见克罗莱，第3卷，第400页）。”

以上所引的内容有两点是很关键的：第一，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报道未能将“无性交而简单地弄破处女膜”与“通过性交弄破处女膜”区别开来。只有一处说到将这一过程分为两部分：弄破（用手或其他工具）及紧接着性交。普劳斯及巴勒斯的材料尽管更丰富，但对我们却无助益，因为他们对“破贞”的描述仅有利于解剖学，而根本不谈其心理学意义。第二，若“仪式的”（cerenonial）性交（纯粹正规的或官方的）与一般的性交有何区别能为我们所知，那就令人高兴了。在我所援引的作者中，要么为讨论此事感到尴尬，要么再次低估了这些性细节的心理学意义。我真希望旅行家及传教士能为我们提供更完整和明确的第一手资料。然而，由于这类材料大部分是国外的，眼下我们还得不到，故我还不能肯定到底有多少适于这一问题。^[210]此外，如果我们承认，仪式的性交不过是代表了或完全取代了早先本该完成的行为，那么第二点中的疑问便可攻破。^[211]

下面我将简单地列举一些可适于解释对处女的禁忌的不同因素。处女一旦“破贞”必然会流血，因此，对视血为生命之源的原始氏族而言，这是恐惧的，这可以成为第一种解释。血禁忌（blood taboo）可在许多与性无关的活动中观察到，显然它与禁止谋杀有关，从而形成了反对原始人嗜血和以杀人取乐的防制措施。根据这种观点，处女的禁忌又与月经的禁忌有关，（月经几乎随处可见）。原始人很难将这种每月流血的困惑现象与施虐观念区别开来。他们把月经，尤其是第一次，解释为某些鬼怪动物（spirit animal）所咬的结果，或者是与鬼怪性交的迹象。偶尔的报道又证明这一鬼怪是一个祖先，其他发现便支持了这一结论。^[212]我们认为，所以视经期的女孩为禁忌，因为她身上附有祖先的灵魂。

然而，关于其他问题的思考提醒我们，不要高估惧血（horror of blood）的因素。因为在同一民族中，惧血尚未强烈到压制下列现象的出现，如割掉男孩的包皮，更有甚者，切除女孩的阴蒂和阴唇。这些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习俗，当然他们也不放弃其他涉及流血的仪式。所以，若第一次性交时对血的恐惧的克服是为了丈夫，那就没什么令人惊奇的了。

第二种解释也与性无关，只不过比第一种涉及的范围更广。如同精神分析理论所研究的焦虑性神经症一样，原始人长期受害于潜伏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所有不同寻常的情形下都表现得异常强烈，比如新事物或未料到的事情出现时，遇到不理解或无能为力的事情时。这种恐惧还是各种仪式的根源，后来被宗教所广泛采用。比如，在新的行业开始之初，在每一新时代的开始，在人和动物初添新子及植物新果来临之际，都会举行形式不同的仪式。对焦虑的人而言，对威胁自己的危险的期待远较实际的危险为甚。同样他们也只是通过期待来保护自己。因此，就其重要性而言，婚姻中初次性交前的预防措施不可或缺。“惧血”与害怕“第一次”，作为两种解释并不矛盾，而且是相互强化的。初次性交举足轻重，若发现流血，岂不惧之更甚了！

第三种解释（即克罗莱所偏爱的）强调，对处女的禁忌是整个性生活禁忌的一部分。不仅女人的初次性交受到禁忌，而且几乎所有的性交都受禁忌，我们或许可以说，女人整个都受禁忌。女人不单单在一些特殊条件下，诸如经期、孕期、生孩子及坐月子时，其性生活被限制，而且每次性交都受到严格的、多重的限制，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野蛮人性自由的说法。的确，在一些特殊条件下，原始人的性活动不受限制，然而，在大多数情形下，他们受到了比文明程度更高的人的更严格限制。当男人需要做一些特殊事情时，像出远门、狩猎或出征，他必须远离妻子，尤其不能与其性交。否则，她就会麻痹他的精力并给他带来厄运。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远离异性的趋势。女人与女人住在一起，男人与男人住在一起。许多原始部落根本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家庭。这种分离有时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连呼喊异性的名字都不允许，于是，女人便发展了自己的特殊词汇，当然性的需要会不时地冲破这种分离之障。既然如此，在一些部落中，甚至丈夫与妻子的相会也要在室外秘密地进行。

原始人的每一种禁忌都代表着一种恐惧。毫无疑问，在所有的回避规则中，都存在着对女人的概括化了的恐惧，这种恐惧也许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之上，即女人与男人不同，她们总是不可思议、神秘兮兮、奇异怪诞的，因此，也必然是充满敌意的。男人害怕因女人之故而软弱，因染上女人的特征而变得无能。性交释放了男人的紧张，使他变得软弱乏力，这可能是男人恐惧女人的原始心态。女人常通过性交获得力量，对男人施加影响，这种意识更加剧了恐惧。所有这一切并非已绝迹，而是仍活在我们当中。

许多人在对现存原始民族的观察后指出，他们的爱情冲动比较微弱，从未达到文明人的强烈程度。当然，另外的观察者会有反词。无论如何，我们所描述的每一种禁忌都证明，确实存在着反对爱的一种力量，那就是因为女人奇怪而有敌意。

克罗莱用几乎与精神分析的当代术语相差甚微的语言表述道，个体间的分离源于“个人隔离禁忌”（taboo of personal isolation）。更确切地讲，本该相同但却存在着细微差别的人们，会体验到对方的奇怪与敌视。

由此很容易溯源至“细微差别的自恋”^[213]，人际间的敌视成功地战胜了同伴之情（fellowship）及人人互爱的训诫。精神分析学相信，它已发现了潜伏于男人自恋式的反对女人的许多背后原因，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及其影响下的对女人的看法，共同左右着对女人的鄙视程度。

然而，第三种解释已远离了我们的主题。对于女人的一般禁忌，并不能使我们明白它与处女的初次性交有何关系。就此而言，我们还是没有离开前两种解释，即惧血及害怕第一次性交。即使如此，也还未触及到对处女禁忌的核心。显而易见，隐藏在这一禁忌背后的意图是，对与未来丈夫第一次性交有关的事情予以拒绝或解除，尽管根据我们所介绍的观察，正是这种关系使得女人与某一男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现在无须对禁忌礼仪的起源及终极意义进行讨论，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中，我已讨论了原始人的矛盾心理在禁忌形成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同时，从导致人类家庭的史前事件中追溯了禁忌的起源问题。从现存的原始部落中，这种禁忌的原始意义已无法辨认。我们很容易忘记，要在这些原始人身上找到这类事情是多么不易，因为这些原始人毕竟生活在一种远离古代的文化之中，虽然与我们可能有差别，但我们的祖先怎能与其后代完全相同呢？

今天我们已发现，原始人的禁忌已发展成了一种复杂系统，如同今天的神经症者在其恐怖症中所表现的那样；同时，我们也发现，原动机已为新动机所替代（保持和谐的动机）。撇开这些起源性问题不论，我们将转向原问题，即原始人害怕什么就建立什么禁忌，概而言之，这种危险都是心理性的，因为原始人不像我们这样对此必然做出区分，即物质的危险与心理性危险、真实的危险与想象的危险。在万物有灵论（animistic）观点支配之下，他们认为，任何危险都是像他们一样的有灵者的恶意使然，将来自自身的危险等同于来自他人或动物的危险；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习惯于将内在的敌视冲动投射于外部世界，也就是说，指向自认为不合意的或仅仅是陌生的对象。这样，女人便被视做这样的危险之源，于是，与女人的第一次性交便成了具有特殊强度的危险。

我相信，如果我们对今日文明阶段上的女人行为做更缜密的检查的话，那么，我们多少会清楚这种强烈的危险是什么，以及它何以威胁到未来的丈夫的。作为这一检查的结果，我预先声明，这种危险的确存在，因此，对处女的禁忌乃是原始人对真正感觉到的（虽然是心理的）危险的防御。

我们认为，女人在达到性高潮后拥抱丈夫，将其重重地压在自己身上，是一种正常的反应，将此视为女人感激与永远服从男人的一种表示。然而，我们也知道，初次性交却未必都有这种行为，经常出现的反而是女人的失望，她们保持着一种冷淡与不满之态，一般在经过了很长时间和多次性行为后，女人才会从性交中获得满足。就女人而言，情形也未必相同，有的性冷淡仅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消失；有的却是永久和顽固的，无论丈夫如何温柔都无济于事。我相信，对女人的这种性冷淡仍缺乏足够的认识，如果这种性冷淡不是由于丈夫的性能不足造成的，那就需要综合性的研究予以阐释了。

在此我并不想对女人逃避第一次性交的现象做出分析（虽然经常这样做了）。因为这可有多种解释，最主要的（虽然不是全部）观点认为，这是一般的女性防御倾向表现。与此相反，我相信有关病理学的研究确实为解开女人的性冷淡之谜起了拨雾作用。有些女人，在第一次性交后，甚或每次性交后，都毫无掩饰地表达出对丈夫的敌意：辱骂他、举手打他或强攻他。有一个典型例子我曾做过全面分析。虽然这位女子极爱其夫，常主动求欢并能获得充分满足，但事后的敌意依然存在。我认为，这种奇怪的、矛盾的反应，是同一冲动的结果，只不过它通常表现为性冷淡。这种冲动使温情反应受到抑制而无法有效地表达出来。在这种病理条件下，正像我们早已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所发现的“双相症状”（diphasic symtoms）一样，这种情感分成了两部分，而在经常出现的性冷淡当中，两者联合起来产生了抑制效果。女人失贞所导致的危险便是使她对某人产生敌意的原因，而丈夫当然有足够的理由避免这种敌意。

分析已使我们毫无困难地认为，这种矛盾性行为是由女人的冲动造成的，我想用此解释性冷淡问题，第一次性交使得许多冲动超出了女性的态度范围，其中有些冲动便不会在以后的性交中出现了。我们认为，女人所遭受的“破贞”痛苦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没有必要再找其他因素了。但我们没有必要夸大这一痛苦的重要性，“自恋性创伤”（narcissistic injury）倒是重要的，它由器官的破坏生成，并以合理化的形式表征——失贞使性价值降低。然而，原始人的婚俗却反对对失贞的夸大。我们知道，在有些时候，这一仪式分为两阶段：弄破处女膜（用手或其他工具）和性交或与丈夫的代理者“假交”（mock-intercourse）。这表明，这种禁忌规定的目的仅仅通过解剖学的“破贞”是实现不了的，还需要女人对这种痛苦伤害的反应及丈夫对其他事情的宽恕。

至少对文明的女人而言，初次性交的失望原因还有它与女人期望的不一致。在此之前，性交总是受到严厉的限制，而合法允许的性交则不然。这种限制常以喜剧的形式表现出来，许多欲结婚的女孩努力将自己的爱情关系对外保密，甚至不让自己的父母知道。这实在无必要，当然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可言。女孩们常说，若别人知道了她的爱情，其价值就丧失了。有些时候，这种情感会变成主导的，并彻底阻碍婚姻中爱的能力的发展。这种女人的温情体验只有在秘密进行的非法关系中才能恢复，仅仅在这种关系中她才可确切地知道：她的意愿是不受影响的。

然而，这种动机却不会发展得很深，此外，它仅发生在文明社会，无法对原始人的情形做出满意的解释。因此，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建立在力比多的发展之上。精神分析的研究已表明，力比多是多么的普遍，其早期分配又是何等的强烈。婴儿的性愿望（女子将力比多固着于父亲或接替父亲的哥哥、弟弟）常与这样的愿望相连：指向他物而非性交，或仅把性交作为一个模糊知觉到的目标。丈夫总是一位替代者，而不是正宗人选，正是父亲，才是女人第一个性爱对象，丈夫充其量只是第二人选。当然，这一现象取决于固着的强度及替代者是否因不满意而遭拒绝。因此，性冷淡便成了神经症的病源因素。女人性生活中的心理因素越强烈，力比多对第一次性行为的抵抗力就越强大，丈夫对其身体的占有就越无法忍受。性冷淡甚至会变为一种固定了的神经性抑制，为其他神经症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而男人轻度的性能力下降又会大大加剧性冷淡过程。

原始人的习俗似乎考虑到了这种早期性愿望动机，于是让老人、巫士或贤人作为父亲的替代行使“破贞”之命。在我看来，中世纪极为烦人的领主“初夜权”（jus primae noctis）似乎直接由此沿袭而来。斯托福（A.J.Storfer，1911）有过类似的见解，而荣格（Jung，1909）在他之前就对作为主教（patriarch）之特权的广泛流行的“多比亚司之夜”传统做过解释（指结婚前三天必须节制的习俗）。如同我们所期望的一样，只要父亲的替代者带有“神祗”的意象（images of gods），就可委以“破贞”之重任。在印度的一些地区，女人的处女膜被迫献给木制的男性生殖器像（lingam）。据奥古斯丁（sAugustine）所言，这一习俗也有在于罗马的婚礼之中（是否指在他那个时代），只不过做了些改变，新娘只需在石制的普里阿普斯^[214]的巨大阳具上坐一下就行了。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还有其他的动机影响着女人对男人的这种矛盾反应，并对女人的性冷淡产生影响（我是这样认为）。这便是，初次性交激起了女人的其他冲动（以上描述的及长期存在的），这些冲动与女人的角色与功能是完全相悖的。

通过对许多女性神经症患者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早期她们曾嫉妒其兄弟的男性生殖器，并因自己不具有它而感到自卑与羞辱（实际上是因为它太小）。我们将这种“阴茎嫉羡”^[215]视为“阉割情结”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所理解的“男性特征”（masculine）包含着想成为男人之意，那么，这种行为就可称为“男性抗议”（masculine protest）了，这一说法由阿德勒（1910）^[216]首创，并认为它可以解释所有神经症的起因。在这一时期，小女孩经常公开表露自己的这种嫉妒，并对所喜欢的兄弟表示敌意。她们甚至学着兄弟的样子站着小便，以证明自己与他们相同。在前述的例子中，即女人在性交后总是表现出对丈夫无法控制的攻击性，而丈夫又是她所爱的。在我看来，这一时期存在于对象选择之前，只是再往后，小女孩的力比多才直接指向父亲，此后，她不再想有阴茎，而只想有个孩子。

如果在其他情形中，这些冲动以相反的顺序出现，阉割情结的这一部分只是到了对象选择完成之后才起作用，那我并不感到惊奇。然而，女孩嫉妒男孩阴茎的这一男性时期总是先发展的，与原始自恋的关系更近。

不久前，我有机会对一位新婚妇女的梦进行了分析，这个梦是对其贞操丧失的反应。它同时暴露了自己的愿望：阉割年轻的丈夫，并把他的阴茎安在自己身上。当然，将其解释为原先行为的延续和重复并无不可，然而，梦的一些细节却不符合这一意义，这位妇女的此后行为与性格表明它有更严肃的意义。在阴茎嫉羡的背后，肯定存在着她对男人的敌意。这一敌意从未在两性关系中消失，这可以在女人的奋斗及表现“解放了”的女人的作品中明显看出来。费伦茨从古生物学的角度追溯了女人这一敌意的起源（我并不知道他是否是这样做的第一人），它产生于性别分化期。在他看来，交媾先是产生在两个相似的个体之间，以后，一方变得强盛起来并迫使弱者臣服于这种两性关系。这种臣服的痛苦体验依然存在于今日女性的天性之中。我认为，若我们不是太看重它的价值，这样的假设也无什么害处。

女人对破贞矛盾反应的动机，在性冷淡中总会留下痕迹。经过以上的仔细分析，我们可总结为：这是女人“不成熟的性心理”（immature sexuality）对与其发生第一次性关系的男人的释放。既然如此，那么对处女的禁忌也就有足够的理由；同时我们也可理解，这个禁律注定了要使与她共同生活的男人避免这些危险。在文明的较高阶段上，由于女人对男人的屈从及其他动机与引诱的原因，这种危险的重要性已有所降低，于是，贞操只能为丈夫占有而不能弃之。然而，关于问题婚姻的研究告诉我们，促使女人对破贞的报复动机，即使在文明妇女的心理生活中也未完全消失。我想下列情形不能不令观察者感到惊奇：许多女人在第一次婚姻中有性冷感，且不幸福，然而，在离异后即变得温情脉脉，极会使第二个丈夫幸福。因此可以说，女人的原始心理反应在第一个丈夫那里已消耗殆尽。

不过，撇开这一点不论，对处女的禁忌在文明社会也未彻底消亡。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作家不时地以此为素材进行创作。安泽鲁波（Anzengruber）^[217]曾写过一部喜剧，叙说一个单纯的农村青年，因担心自己的生命将被吞噬掉而不与所爱的人结婚，倒是同意她嫁给别人，只有到她成为寡妇，不再有危险时，才娶她。这部剧的名字为《处女之毒》，这使我们想起了驯蛇的习惯，为避免危险先让毒蛇咬一块布^[218]。

在赫贝尔的悲剧《朱迪思和霍洛芬斯》中，对处女的禁忌及其动机做了最有说服力的描述。朱迪思是一位受到禁忌保护的处女，其丈夫在新婚之夜由于神秘的焦虑而麻痹，从此再也不敢碰她。“我的美，有如颠茄”^[219]。她说道：“谁碰它，必疯必死。”当亚述的（Assyrian）将军带兵占领了朱迪思之城时，她便设想以其美色诱其上钩，并将其毁灭，于是用爱国动机掩饰了她的性动机。当这位以勇猛、鲁莽著称的将军强暴了她之后，她便愤怒地砍掉了他的头，成了人民的救星。我们都知道，砍头是阉割替代的象征。朱迪思（Judith）是阉割了使她失贞的男人，这如同我在前面提到的新婚妇女的梦。显然，赫贝尔^[220]有意赋予《伪圣经》^[221]的爱国式故事以性的色彩，因为据说朱迪思回去后仍夸口自己清白如初，整个《圣经》对她神秘的新婚之夜也只字未提。然而，赫贝尔以诗人的敏感，嗅到了古人的动机（这在《伪圣经》的叙述中已经绝迹），并在这一素材中复原了原始内容。

萨德格（Sadger，1912）对赫贝尔做过深入的分析，认为他所以选择这一素材，乃是恋亲情结所致，而且他在两性的不断斗争中站到女人一边，用自己的方式体验女人心理的隐蔽冲动。萨德格还引用了诗人自述的动机，说明为何对这一故事做了改编。他发现，这些动机是人为的，不过是在表层对外展示一下作者的潜意识，深层上却是将其掩蔽的。照《圣经》的说法，朱迪思是个寡妇，而赫贝尔何以使她成了保持童贞的寡妇？萨德格做了解释，对此我不想争辩。他认为，这是由于在童年的幻想中，孩子会否定父母间的性交，因而将母亲变成了保持童贞的处女。不过我要补充的是，诗人既然为其女主角建立了童贞，那么，他敏感的想象便对破贞后的敌意反应大做文章了。

因此，我们或许做出这样的结论，作为文明的结果，女人的破贞不仅意味着永久地屈从于一个男人，而且还产生了对男人的原始敌视反应。这种敌视反应可转为一种病态形式，使得婚姻的性生活受到抑制。这就是为何第二次婚姻远比第一次美好的原因，使我们感到奇怪的对处女的禁忌，即原始人的恐惧，使丈夫避免破贞的行为，完全可用这种敌视反应予以解释。

有趣的是，精神分析者竟遇到了这样的女人，在她们当中存在着屈从与敌视两种相反的反应，且能保持两者间的密切关系。这样的女人，一方面似乎很爱丈夫，另一方面又想努力摆脱丈夫。当她们试图去爱别的男人时，第一个丈夫的意象（虽然该女人已不再爱他）却常常干扰和抑制了她。精神分析告诉我们，这样的女人事实上仍屈从于第一个丈夫，只不过已不是情感之爱。她们之所以离之不去，只是尚未彻底报复，但即使在极端的例子中，这种报复冲动也未被自己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