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称天花为“痘疮”。在公元16至17世纪，它曾经肆虐于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下自黎民百姓，上至王公贵族，无数人被这个可怕的疾病夺去了生命。公元1655年冬，顺治帝令两岁的皇子玄烨与其保姆迁出紫禁城，居住于北京西郊的一座寺庙中，借以躲避天花的袭击，同时也防止他万一中招后再传染给其他皇室成员。

天花有一个特点，凡是被感染后安然无恙者，就对天花有了免疫力，以后便不会再次被感染，当然也不会将天花传染给别人，此谓“出痘”。当时民间流传着一种强行“出痘”的办法，即从天花病人身上取下脓液，或是将患者的脓痘痂磨成粉末，然后把它们作为疫苗吹进种痘者的鼻孔，使其轻微染上天花症状。

种痘的成功率全看运气，运气好的话，种痘者将在初期发烧，还会伴发轻微的水痘，但之后就可以出痘了。玄烨也接受了种痘，可惜的是他的运气很不好，仅仅两年后，便被天花击中了，而疫苗并没有生效……

一条金灿灿的龙

“一个人的一生扮演着好几个角色”，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喜剧《皆大欢喜》中写道，“最初是婴孩，在保姆的怀中啼哭呕吐”。

按照清廷制度，皇子一生下来就要被保姆抱走，交给乳母抚养，也就是从那时候起，玄烨便与生母佟佳氏分离，仅仅满月时见过一面。以后他们每隔累月方得一见，即便这样难得的相聚机会，佟佳氏都不能任意逗儿子开心。等到玄烨渐渐长大学会说话，母子可以交流了，见面后却又不允许他们多说话。

在母爱被基本剥夺的同时，玄烨也缺乏父爱。他长大后才知道，皇父顺治帝之所以将他迁出紫禁城，防病只是一个理由或者说借口，最主要的原因却是父亲其实并不怎么想看到他！

顺治是个年轻皇帝，思想敏锐，热衷新生事物，对汉族文化比较向往，反映在爱情和婚姻观上，就是比较喜欢汉人姑娘或汉化程度高的满洲姑娘。他的母亲、蒙古籍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即孝庄太后，本书统称孝庄）出于满蒙联姻的需要，做主为他遴选了五位蒙古籍后妃，但全都遭到他的冷遇，没有一个能生下儿女。

顺治一面抵制蒙古后妃，一面按照自己的标准收纳满洲和汉军女子入宫，玄烨的生母佟佳氏就在这个时候被选为了庶妃。

佟佳氏乃汉军旗人，佟佳氏家族在汉军中任职者甚多，堪称汉军的骨干和中坚。由于娘家有这样的背景，佟佳氏受到了孝庄的格外关照，而玄烨的降生也似乎为她的光明处境增添了新的筹码。

可是就在玄烨出生不久，顺治竟爱上了弟弟襄亲王的妻子董鄂妃，并且在襄亲王死后，将董鄂妃接入了宫中。对于这位弟媳，顺治确实可称得上是“三千宠爱在一身”，等董鄂妃一进宫就将其册封为贤妃，而他与佟佳氏的关系则日益疏远。

古代皇宫中母子地位相互关联，一方面母以子贵，另一方面子亦以母贵，顺治对佟佳氏冷淡，对玄烨的关爱也越来越少，有时甚至显得冷酷无情。就在玄烨被迁出紫禁城的第二年，顺治将董鄂妃晋封为皇贵妃，使其地位超越了包括佟佳氏在内的所有庶妃，佟佳氏、玄烨母子被远远地抛到了一边。

又过了一年，董鄂妃生下四皇子。在此之前，顺治共有三个儿子，长子两岁时就死了，次子福全和三子玄烨均为庶妃所生，他们的生母也都不受顺治宠爱。四皇子由于母亲是董鄂妃的缘故，一出生就身价百倍，被顺治认定为“朕之第一子”，并为其告祭天地、太庙，予以隆重庆贺。从此以后，玄烨和二哥福全在父亲心目中的位置更被挤至小小的角落，处境可谓冷到极致。

这一年，四岁的玄烨染上了天花，病痛折磨再加上缺少父母的关爱，无疑会让他比很多同龄孩子“啼哭呕吐”得更加厉害，不过幸好他还有祖母孝庄，正是后者把玄烨最需要，同时也最为缺失的亲情带给了他。

那还是佟佳氏怀着玄烨的时候，有一天她到慈宁宫请安，孝庄看到她的衣服大襟上仿佛有龙盘旋，感到非常惊异，问了佟佳氏才知道她已有孕在身，不由得喜出望外。原来孝庄在怀顺治时，侍奉她的人也曾看到她的衣服大襟上盘着一条金灿灿的龙，后来顺治做了皇帝，便被认为是应了这一吉兆。

孝庄认为金龙再次在佟佳氏的大襟上盘旋，预示着佟佳氏会生下儿子，而且这个儿子将继承帝位。她告诉近侍，说佟佳氏“异日生子，必膺大福”。

大白天见到盘旋的金龙，就和大白天看到鬼一样，难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很有可能，孝庄衣服上的那条“龙”只是左右之人为了恭维她所杜撰的，孝庄偏爱佟佳氏，有意让佟佳氏之子继承帝位，便顺势借“祥征”制造舆论。

孝庄在皇宫乃至朝廷中都拥有很高权威和声望，她这么一说，大家心领神会，全都随声附和。及至佟佳氏生下玄烨，在宫人们的演绎下，更多“祥征”也随皇子一同降临人间，比如说玄烨出世时“异香盈室，经日不散，五色光华，与日俱耀”。孝庄听了更加高兴，将玄烨视同心肝，钟爱无比，为了保证玄烨的健康成长，甚至亲自为其挑选乳母和保姆。

以天下为己任

玄烨迁出紫禁城后，孝庄既不能随同住到城外，又不能每天往返奔波，便让苏麻喇姑代其予以照看。

苏麻喇姑是自幼随侍孝庄的亲信侍女，仅比孝庄小五六岁，孝庄出嫁时把她带到了婆家。苏麻喇姑聪明伶俐，凡宫中后妃衣冠式样都由她手制，深得宫人们的推崇和孝庄的信赖。按照孝庄的嘱咐，当时已年过四十的苏麻喇姑每天都要骑马往返于皇宫和玄烨的住处，风雨无阻地前去看望玄烨。

孝庄、苏麻喇姑的特殊关照，保姆、乳母以及其他宫人的精心护理，终于帮助玄烨闯过了鬼门关。只是像所有出痘者一样，他的脸上也留下了麻点——玄烨幼年时就长得五官端正，双目炯炯有神，脸上那些不太显眼的痘痕应该算是相貌上唯一的缺憾了。

玄烨从此再也不会感染天花了。正因如此，麻点也被解释为一种吉相，很多满人认为，小皇子是天赋神佑，在庙中得到了天花女神或诸如此类的神明佑护，否则没法解释他为什么能够侥幸存活下来。

对于玄烨能够顺利出痘，孝庄自然极为高兴。她只有顺治这一个儿子，因此从小到大，对顺治都有些溺爱，用顺治自己的话来说，“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可是顺治长大亲政后，母子关系并不和谐，这让孝庄认为自己在教子上是失败的，为免重蹈覆辙，她虽疼爱玄烨，但绝不再予以娇惯和放纵。

自玄烨逐渐懂事起，孝庄便从饮食、言语、举止等方面进行严格规范，要求他就算是一个人独处，也不能依着性子想怎样就怎样，其间一旦发现玄烨不肯做或做不到，就会立即加以批评和纠正。

以“俨然端坐”为例，孝庄时刻告诫玄烨，说你在行立坐卧时千万不能回头看或者斜视，因为这样不但影响个人形象，而且容易犯忌讳。玄烨以后不管是在公开场合与人议事，还是私底下与亲属闲聊家常，也不管当时的情绪状态如何，都始终能给人一种庄重严肃、稳若泰山的感觉。他自己说，这些习惯都是“自幼习成，素日涵养之所致”。

实际上，孝庄是在以未来帝王的标准对玄烨进行培养，诸如“俨然端坐”之类，都是皇帝举止修行的基本功。除此之外，她还经常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给玄烨讲述祖父皇太极当年披坚执锐，征战四方，以及顺治等父辈进关统一天下的故事。这极大地增强了玄烨的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做一个祖父辈那样的英雄豪杰，从此成了他的人生理想和目标。

大清政权出自满洲，要继承祖业，首先要学习满文。玄烨后来告诉别人，他四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怎么读书了，实际上就是指他那时候已经学会了读满文。

玄烨的辅导老师是苏麻喇姑，在他避痘期间，苏麻喇姑一面奉孝庄之命，继续对他的言行举止、生活习惯进行规范，一面教他读写满文。苏麻喇姑和孝庄一样都是蒙人，本来并不会满文，孝庄出嫁后开始学习满文，她陪伴在侧，耳濡目染，竟也熟练掌握了满语和满文。在苏麻喇姑的悉心教导下，成年后的玄烨满文功底深厚。不仅能写一手漂亮的满文，而且可以随时指出臣下满文奏折中出现的文辞错误。

按照清制，皇子五岁必须入书房读书，主要通过阅读童话故事、启蒙读物之类书籍来学习汉文。这是玄烨正式入学的开始，莎士比亚把学童时期作为人生第二阶段，描照他的描述，这个人成了“背着书包、满脸红光的学童”，而且常常都是“像蜗牛一样慢腾腾地拖着脚步，不情愿地呜咽着上学堂”。玄烨与之不同，他不仅对上学不抵触，而且很爱学习，读起书来非常认真，经常为此废寝忘食，以至于保姆不得不经常把他的书藏起来，以便可以让他稍事休息。

除了依制入学外，皇子们还要练习随众上朝，站班当差。由于玄烨个子太小，跨不过门槛，他只能由宦官抱入门内，但他非常懂事，无论言行举止都很像一个稳重的大孩子。

借助于上朝的机会，玄烨才得以长时间地站在皇父面前并且看到他。此时后宫情形早已发生变化，董鄂妃所生的皇四子仅仅三个月后便不幸去世，而玄烨在皇祖母的极力维护下，处境逐渐好转，顺治终于开始用一个父亲应有的态度来对待他和其余皇子。

六岁时玄烨重新回到宫中。回宫后他和母亲佟佳氏的接触多了起来，双方感情融洽，这使母子都大感安慰。与此同时，他与父亲的距离也拉近了一些，有一次他和哥哥福全、弟弟常宁一道去宫中向顺治请安。顺治问起每个人的志向，三岁的常宁自然说不出什么，福全表示愿为贤王，只有玄烨果断地回答：“等我长大了就效法皇父，凡事都要尽力而为。”

显然，玄烨的志向和抱负就是要继承皇位。原本四皇子出生时，顺治的意图是要定他为嫡子，让他继承帝位，四皇子一死，这个念头便只好断掉了。之后，董鄂妃因忧伤过度，身体欠佳，未再生育，顺治也没有心情再考虑皇嗣问题，他与儿子们的问答并无太多深意，所以当场除对福全、玄烨予以口头嘉勉外，未再有任何其他的举措。

通玄教师

1660年年底，顺治毫无预兆地染上了天花。与玄烨当初尚能化险为夷不同，此番他已无任何被挽救的余地，而直到这个时候为止，皇位继承人仍未能够确定，经孝庄一再敦促，病榻上的他不得不开始紧急斟酌人选。

最初可能是担心皇子们年幼，难当重任，顺治想立自己的堂兄弟、康亲王杰书继位，但这一设想刚提出，就遭到了孝庄和上三旗大臣的一致反对。孝庄反对的原因自然不难想见，上三旗是天子也就是顺治所自掌的旗，其地位高于另外五旗，若按照顺治的继任办法，现有三旗就难免会换成别的旗帜，所以大臣们也都希望皇帝在皇子中选择继承者。

于是，顺治的择储范围又被缩小到了皇子。他先后一共有八个儿子，四个早夭，玄烨以下的两个弟弟太小，只有玄烨和福全年龄较大一些，玄烨八岁，福全九岁。

后来的《清帝实录》中说，玄烨六岁时那次关于志向的答对在顺治的选择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让他认准玄烨可继大统，“世祖皇帝（顺治）于是遂属意焉”。事实或许与此大相径庭，就像在婚姻问题上一样，顺治对母后往往有一种意见上的逆反心理，即你想要我这样，我偏不照办。他明知玄烨的回答都是孝庄教导的结果，也就等于母后在向他举荐玄烨，但唯其如此，他内心深处反而不会特别倾向于玄烨，况且作为哥哥的福全毕竟大上一岁，同为幼帝，至少可以缩短从辅政到亲政的交替期。

如果顺治仍然健健康康，他或许就会我行我素地选择福全为太子了，问题是他现在已经危在旦夕，日后的幼帝必然离不开母后的辅助，岂能将她的意见轻易掷于一旁？

在福全和玄烨之间，顺治一时难以决断，犹豫良久，他决定派人向钦天监监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进行征询。

汤若望在清初宫廷中是个神一般的存在。当初摄政王多尔衮“代天摄政，赏罚等于朝廷”，被顺治母子视为心腹大患，汤若望对这对孤儿寡母预言说：“放心，我观摄政王来日无多。”果不其然，在不久以后的一次游猎中，多尔衮射箭时因开弓过猛，伤及内脏而导致猝然死去（也有说是坠马跌伤）。

又有一次，皇后突然染病，御医束手无策，孝庄派侍女向汤若望求医，求医时特意隐瞒了皇后的身份，只说是某亲王的郡主病了。汤若望将一面圣牌交付使者，嘱咐只要将圣牌挂在病人胸前，即可除病消灾。侍女回去后向孝庄报告，孝庄下令照办，结果没用任何药物，皇后就奇迹般地痊愈了。

这件事发生后，孝庄大为感激和叹服，除给予汤若望许多赏赐外，还认他为“义父”。既然母后都尊其为“义父”，顺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汤若望的“义孙”，平时也都尊称他为“玛法”（满语，意为尊重的长者、父辈或爷爷）。

细观汤若望的各种“神迹”，很多其实只是巧合而已，并不说明他真的有什么过人的神通。比如皇后不治而愈的事例，应该是她的病情本身就不是很严重，只是中医没有诊断出来，而汤若望却通过心理疗法，歪打正着地把皇后的病给治好了。

当然汤若望也绝非一个欺世盗名之徒，他拥有让当时的中国人为之瞠目的各种绝技：什么机械都能制造，从钢琴到自鸣钟，从大炮到天文望远镜；什么天象都能预测，不管是星辰变化，还是日食月食。

在朝廷看来，汤若望的所有神迹和技能都来自他那深厚玄妙的“玄学”功底。就在玄烨出生的前一年，汤若望被赐予“通玄教师”的封号，此后顺治又亲自为汤若望的教堂撰写碑记，并赐“通玄佳境”匾额。所谓“通玄教师”，即通达玄学的教师，所谓“通玄佳境”，即玄学最为精深之所在，有人甚至认为顺治给玄烨取名时用“玄”字，本身也寄托着想让玄学在清帝国发扬光大之意。

汤若望除了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服务于宫廷外，也在国事方面积极向顺治建言献策。至1658年，玄烨五岁的时候，汤若望被诰封为一品光禄大夫，正式成为皇帝的御用顾问。在中国历史上，一个西方人能进入官阶制度森严的朝廷为官，还能做到一品大员，是从来没有过的，实属传奇，足以说明顺治对他的敬重和信任。

在顺治派去的人向汤若望陈述来由后，汤若望分析说玄烨虽然年龄比福全略小，但好在已经出痘，有免疫能力，相比之下，福全却未曾出痘，也就是说，很可能像眼下顺治一样，盛年即死于天花。

顺治曾对大臣们感慨，说汤若望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品行高洁，其他人都是为了功名利禄而做官，唯有汤若望不为功名利禄，只求能够帮助到他，“此所谓不爱利禄而爱君亲者矣”。自顺治染病以来，尽管从后宫嫔妃到文武百官都被天花吓得瑟瑟发抖，但没有人敢把天花和立嗣联系到一起，因为都怕犯忌讳，只有汤若望选择了不计得失，斗胆直言，而他的进谏也再次引起了顺治的重视。

天人相隔

按照清代官制，每年农历十二月中旬，钦天监（即汤若望主持的那个被认为通天通神的部门）都要挑选特定日子，让各衙门封印，不办公事，等到次年正月再开印重新办理政务。

1661年2月6日，农历是正月初八，这一天是钦天监选好的开印之日，京官张宸一早洗漱完毕，正准备穿着朝服入署办公，随从却跑来告诉他：“今天衙门的大门开了但马上又关上了，朝廷只传中堂（大学士）及礼部三堂上朝，而且他们都摘掉了帽缨。现在百官皆已散去，大人您不用去衙门了！”

张宸一听大为错愕。“摘缨”是满人的丧礼习惯，说明有帝后去世，他虽然知道顺治皇帝生了病，可是顺治毕竟还那么年轻，才二十几岁，不太可能吧？

张宸疑惧重重，吃完早饭后便亲自出门探听，但同僚们都和他一样茫然，无法得到确凿消息。此时北京的外城城门已被全部关闭，城防部队实施戒严，大街上寂寥无人，这让大家更加惶恐不安。

中午宫里传诏，让百官穿朝服到户部领帛，然后至太和殿待命，众人这才知道顺治已经驾崩。张宸看到同僚魏思齐，忙向他打听嗣君是谁，回答是：“吾君之子。”

先前顺治提出传位于堂兄弟，廷臣中已有所耳闻，当然也听说了由此产生的争执。有争执，就可能产生政治动荡，包括张宸在内，无不对此感到担心和疑虑，如今听魏思齐一说，张宸松了口气，说：“我的心安定了。”

顺治是在前一天，也就是2月5日凌晨去世的。死前他听从了孝庄和汤若望等人的建议，决定舍去福全，以玄烨为储君。这其中，汤若望的直抒己见起到了关键作用，时人对此倍加称赞，认为汤氏“最后则直陈万世之大计，更为举朝所难言”。

二更天后，朝廷向百官发布顺治遗诏，遗诏中明确宣布玄烨为皇太子。接着宣诏官又让百官勿退，等候新天子登基。

整个紫禁城都被笼罩在一片幽暗哀戚，但又让人有所期待和希冀的氛围当中，宣诏的时候，还颇有呜咽失声者，如今官员们全都擦干眼泪，集体露坐于午门之外，在漫漫冬夜和凛冽寒风中等待着新君的到来。

除了继承祖父和父亲的基业外，身为新君的玄烨必须同时接受父亲去世的现实。按照皇帝丧仪的要求，宫人们剪去他的发辫，给他穿上全白的缟服，带着他前往乾清宫。顺治的灵柩就停放在那里，隔着上绣九龙的黄色帐幔，父子已然是天人永隔。

玄烨在顺治的灵前行礼受命，刹那间，丧钟齐鸣，无数低沉的声音在冬月的京城上空进行穿越，仿佛都在做着最后的告别。

在得以返回皇宫前，玄烨没有多少关于父亲的印象，等到回宫，与父亲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也不多，大多数时候都是站在人群中默默注视，如今连这种默默注视也变得不可能了。从此以后，他只能在童年的零星片断记忆中竭力搜寻父亲的身影，其中也包括那段被迫与父母长期分离的避痘岁月。

直到晚年，玄烨还无限感慨地对身边人说起：“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尽管话语中仍不胜凄凉之感，但显然并没有对父母亲的任何抱怨，有的只是歉疚和遗憾。

怀念父亲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遵其所嘱。2月7日寅时（凌晨三至五点），八岁的玄烨登上了俗称金銮殿的太和殿，“即皇帝位”。百官向他叩头行礼，随后新君颁诏大赦天下，改明年为康熙元年，玄烨成了康熙皇帝。

登基典礼由其祖母孝庄皇太后亲自主持。孝庄是个很节约的人，顺治遗诏十二款，有两款都是关于生活浪费的自我批评，“无益之地，靡费甚多”，它们其实都出自孝庄的意思，是孝庄借顺治的口气在责备儿子。不过孝庄为康熙登基所安排的卤簿仪仗，却没有一件是顺治用过的旧物，看上去焕然一新，于哀戚中尽显皇家之富丽。显然，孝庄一方面要以喜气来冲淡丧子的悲痛，另一方面也对康熙这个自己最疼爱的孙子寄予厚望，所以在他的登基大典问题上绝不肯草率。

命运

失去父亲，让康熙更加珍视与母亲、祖母相聚相处的日子。1662年10月，康熙遵祖母孝庄为太皇太后，尊生母佟佳氏为皇太后。佟佳氏从前在宫中受尽丈夫的冷落，如今因为儿子做了皇帝，地位得以大大提高。只可惜她并没有享福的命，仅仅几个月后就染上了重病，而且日见恶化。

佟佳氏生病期间，康熙早晚陪伴在母亲身边，“目不交睫，衣不解带”，凡是煎制好的汤药，都要自己先尝一口，觉得不烫了才用汤匙送到母亲嘴边。一个尚不满十周岁的孩子反过来服侍大人，未免让人觉得心疼，但对康熙而言，却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之一，因为从小到大，唯有在这段时光中，他才真正找回了失去已久的母爱。

不光是要照料母亲，康熙每天还要数次到慈宁宫去向孝庄请安。见自己最疼爱的儿媳病情严重，已年过五十的孝庄同样忧心如焚，为了不让祖母过分担心，康熙在她面前总是“强敛戚容”，装出言行自若的样子，可是一出慈宁宫，便忍不住泪如雨下。

1663年3月20日，农历的春分，“春分者，阴阳相半也”，佟佳氏就在这一天撒手人寰，她和顺治死的时候都只有二十四岁。

什么叫悲剧，就是上天假装把你最珍视的东西还给你，然后又当着你的面把它们统统揉烂撕碎！在佟佳氏的丧礼上，康熙捶胸顿足，哭得肝肠寸断，根本停不下来，其间连水都不肯喝上一口，近侍见了无不为之感动落泪。

佟佳氏去世后，孝庄将康熙收养在了慈宁宫，她对康熙的保护非常周全，不允许孙儿再出现任何一点闪失。当年夏天，康熙将佟佳氏附葬于顺治所在的孝陵，本来他要亲自护送母亲的灵柩，但孝庄因担心发生意外，再三加以劝阻，康熙这才没有出京。

康熙登基时，安徽桐城县有个叫周南的秀才跑到京城，上条奏提出十款建议，其中一款是按宋代太后临朝称制的先例，请孝庄垂帘听政，但遭到了孝庄的严词拒绝。

孝庄屡经政治变更，具备极高的政治手腕，然而并无政治野心。当初顺治也是六岁即位，如果孝庄愿意，早就可以垂帘听政了，归根结底，做女皇从来都不是她的人生目标。

顺治突然病逝，是孝庄难以接受，但又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结局。青年时代，她失去了丈夫，人到中年，又失去了唯一的儿子，人生之伤心事莫甚于此。顺治遗诏中写道“子道未终，永违太后膝下”，这既可以看作年轻皇帝临终自道的追悔和遗憾，也可以被视为孝庄的痛心之词。顺治大丧的那天，她穿着黑色素袍，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到乾清门的台基上，当“遥闻宫中哭声，沸天而出”时，这位一向非常善于掩藏自己情感的女人终于再也控制不住，“扶石栏立，哭极哀”。

命运从此把孝庄和康熙这对祖孙牢牢绑在了一起。事实上，从顺治病危起，孝庄就已经开始扶持康熙，只是她很少直接发布谕旨，更多地还是像当年扶持顺治那样，对幼帝进行教诲和训诫，以帮助他尽快度过辅政期，学会亲自执政。

在孝庄乃至苏麻喇姑的影响下，康熙平时不饮酒、不抽烟、不登墙、不看无聊书籍，可以说没有任何不良嗜好。1663年，某将领率部在外，于某地得一罕见的黄鹦鹉，为讨幼帝喜欢，便以黄金作笼，献给康熙。康熙不但予以拒绝，而且对将领此举进行了责备。其实以他那样的年纪，正是喜欢活泼可爱的小动物的时候，之所以“却其献，严饬之”，就是因为祖母曾经给他讲过祖父皇太极拒收进贡铁雀的事，使他在潜移默化中懂得了玩物丧志的道理。

辅政初期，康熙的主要任务仍是学习。四书五经是中原帝王的必修课，也是满人入关后学习汉文化的重点，原本汉大臣一再建议为小皇帝配备学问高深的老师甚至是大儒，为他做系统讲授辅导，但因为辅政大臣们都不太支持，迟迟未予实行。

无奈之下，康熙只好拜身边的宦官为师。当时的宫廷宦官主要收容自前明，明朝自万历以后，宦官即有“多学能书”及“宛然有儒风”的传统，比如教康熙句读的张姓、林姓两名宦官就都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这也使得康熙在不影响公事的前提下，与身边的亲近宦官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关系，几百年后清朝覆亡，清宫里发现了数百封康熙的书信，其中有一些就是他写给宦官的私人信件。

康熙对自己要求很高，“日所读书，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有一段时间因学习过于刻苦，影响了健康，甚至不得不进行针灸治疗，医生在针灸时，常会用点燃的艾条来温灼皮肤表面，这导致后来他最怕针灸，一闻到艾味，就会条件反射地感到头痛。

刻苦学习为康熙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晚年提到，“朕七八岁所读之经书，至今五六十岁犹不遗忘”。有一次，他接见一名总兵，得知这名总兵学过儒家经典《大学》，便让对方背诵一遍，总兵背了一半就背不下去了，康熙当着他的面从头背起，且一字不误地背到结束，把个总兵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连说：“皇上乃天纵英才，非小臣所能及。”

辅政四大臣

满人有着尚武的传统，入关后亦不懈怠，尤其注重骑射技能的训练。他们认为，骑射必须小时候就练，不然难以成为高手，以骑马为例，只有十余岁时学会纵马驰骋，成年后才能自如地控制坐骑。康熙自入书房读书起，就一边读书一边向身边的侍卫学习骑射，并且与读书一样认真严谨。

康熙起初学习射箭，周围几乎每个人都夸他射得好，只有年纪较大的侍卫阿舒默尔根实话实说，认为康熙射得并不好，于是康熙就以他为师。阿舒默尔根在教习时对康熙毫不迁就，动作上稍有一点不正确的地方，就会直言不讳地加以指出，也正是在这种严苛的教习下，康熙才拥有了高超的骑射技术，可以做到弓马娴熟，箭无虚发。与此同时，长期不间断的骑射训练还锻炼了康熙的体魄，让他迅速成长为一个强健勇武的少年——纵马驰骋自然不在话下，他还能拉开只有力士才能拉动的强弓，连续不断地把十三把箭全部射完！

依清朝祖制，皇帝年幼，国家政务应由宗室诸王协理，顺治幼年即由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两位皇叔共同摄政。可也正是在亲王摄政期间，逐渐形成了多尔衮大权独揽的局面，“不遵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小皇帝完全成了傀儡。不仅如此，由于按照传统，宗室成员本身就有争夺皇嗣的资格，所以顺治的帝位亦岌岌可危，朝不保夕。

这些都是顺治和孝庄母子的亲身经历，可谓痛入肺腑，刻骨铭心。为此，在顺治临终时，他们决定改变旧制，从直属天子的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中选择四位亲信重臣，令其辅助康熙，佐理政务。

四辅臣都曾披甲上阵，为清帝国开创基业立下过汗马功劳。在皇太极时期，天子仅直掌两黄旗，即正黄旗和镶黄旗，辅臣中的索尼属正黄旗，遏必隆、鳌拜属镶黄旗，在皇太极逝世后，三人因拥立皇子继位，遭到多尔衮的打压，不是被降职就是被罢官，鳌拜还差点被处死。那时正白旗尚未直属天子，旗主是多尔衮，同属辅臣的苏克萨哈属正白旗，为多尔衮的亲信。多尔衮死后，苏克萨哈看清形势，首先反戈一击，揭发多尔衮谋篡帝位，因而受到了顺治的信任和重用。

摄政诸王皆为近支宗室，既是皇帝的长辈，本身又是一旗之主，他们往往容易藐视幼帝而专权。以多尔衮为例，他是皇太极的弟弟，顺治的叔叔，正白旗旗主，连顺治见了他都得恭恭敬敬地喊上一声“皇叔父摄政王”，久而久之，又岂能不发展到凌驾于小皇帝的地步？辅政四大臣则不同，他们是皇帝的臣子，上三旗属员，与身为上三旗旗主的皇帝之间，是君臣加主奴的关系，这就保证了幼帝的至尊地位，减少了皇位被篡夺的可能性。

自追罪和清算多尔衮起，顺治母子就有意识地在皇族和八旗内部进行整顿，目的是加强皇权，削减旗主权势。至顺治逝世前，诸王贝勒已没有像皇太极和多尔衮摄政时期那样的实力，这才使得他们能够一反传统，在没有同宗室商量的情况下，就决定让异姓四大臣辅政。

对于让谁辅佐幼君，孝庄和辅臣们早有定论，但为了进一步试探诸王贝勒的态度，在宣读顺治遗诏后，四辅臣仍假作惶恐状，由索尼带头跪告诸王贝勒：“现在大行皇帝（顺治）留下遗诏，命令我们四人辅佐冲主（幼君）。可是历来国家政务都是由宗室协理，索尼等人都是异姓臣子，怎么能够综理呢？还是和诸王贝勒等一同负责为好。”

诸王贝勒不傻，自然知道对方这么说的用意，于是急忙答复道：“大行皇帝深知你们四大臣之心，所以才委以国家重务，这一点遗诏上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明白，谁敢干预？四大臣你们就不要再谦让了。”

索尼等人听后，即将诸王贝勒拥护辅政的态度奏知孝庄。在孝庄的授意下，四辅臣和王以下大臣先后宣誓，对辅政期间不受诸王贝勒干预，不单独同诸王贝勒等私相往来等加以特别强调。

由于皇帝尚处于童年，还没有能力处理国家事务，孝庄又不垂帘听政，所以四辅臣名为辅政，实际可以用“辅臣称旨”（即辅臣传达皇帝谕旨）的名义代行皇权。一般情况下，对诸王贝勒大臣而言，“辅臣称旨”就如同皇帝的诏令一样，不能违抗。

当然，四辅臣充其量也只是皇权的执行者，真正把持政权的仍是孝庄。此外，与四大臣辅佐政务并存的还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后者是清初特设的权力机构，其成员“半皆贵胄世爵”，即多系诸王贝勒组成，它的权力很大，别说“四辅臣”，就算是孝庄本人出面，都不能轻易改变其决定。

以太后为中心，以四异姓大臣为辅佐，以诸王贝勒为监督，这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权力架构，为的是不让任何一方越出界限，以免侵犯皇权，只是这样做究竟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还得由现实博弈给出答案。

汤若望案

以往的中原王朝，包括明朝在内，都会使用大量宦官。清初则未建立相应的宦官制度和机构，虽有专门管理皇室事务的内务府，但内务府成员除一些接收的前明宦官外，主要都是上三旗包衣。

包衣为满语，是家奴之意，在身份上他们属于皇帝的家仆，而传统宦官则多数出自社会下层的普通家庭甚至是罪犯，二者自然区别很大。顺治亲政后，在前明宦官同时也是他的贴身宦官吴良辅的建议下，裁撤内务府，仿照明朝体制，建立了专门的宦官机构，名为十三衙门。

随着十三衙门的建立，宫中宦官的数量越来越多，权势也越来越大，至顺治末年，已俨然成为京城的一大势力，宦官干政和犯法事件时有发生。其间，吴良辅仗着顺治的宠幸，暗地里勾结官员，索贿受贿，事发后却被顺治袒护而未受到任何处罚。

在孝庄和辅臣们看来，宦官专权祸乱乃明朝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们所改定的顺治遗诏中，借用顺治的口气对任用宦官进行了反省：“祖宗创业，未曾任用中官（宦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宦官）。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街门（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朝没有什么不同，以致营私作弊，更超过以往。”

四辅臣执政后，即以“变易祖宗制度”之罪将吴良辅处以死刑，同时裁撤十三衙门，重新恢复内务府。原有宦官五千人，淘汰了四千，仅留下一千“执下等役务”。

与顺治生前的开放激进不同，四辅臣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清廷的守旧势力，即便像清除宦官这样的得民心之举，他们所打的旗号也还是所谓的恢复祖宗旧制，而这样落后的政治理念，又必然会给他们的执政蒙上阴影。

鲁迅曾在他的著作中写道：“清顺治中，时宪书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杨）痛哭流涕地来劾洋人汤若望。”这里面的“杨”是指清初守旧派官员杨光先，顺治朝时他曾上疏反对汤若望所编的新历书“时宪历”，当时由于顺治尚在，汤若望如日中天，礼部对其奏疏未予受理。

到了辅政时期就不一样了。四名辅臣与杨光先的政见基本相同，他们也一向都不喜欢西方传教士，只是在顺治面前不敢轻举妄动罢了，所以顺治一死，汤若望及其他传教士的处境便开始急转直下。

1664年，已年过古稀的汤若望突患脑出血致半身不遂，不能正常行走，连说话也含混不清。杨光先趁此机会再度发难，以“历法错误”“传播邪教”“大逆谋反”等罪名，上疏参劾汤若望，要求将汤若望等人“依律正法”。礼部在收到杨光先奏疏的当天，即上呈四辅臣大臣，辅臣们立即下令，将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以及几名信奉天主教的钦天监官员逮捕审讯，这就是汤若望案，因杨光先把发难重点集中于汤若望的“历法错误”，所以也称康熙历狱。

在审讯过程中，虽然汤若望等人想尽办法为自己辩护，在又一次预测日食时，也证明了他们的无辜和能力，但是由于整个案件被辅臣实际操控，导致对汤若望的判决反而由原来的绞刑改为斩首，后又由斩首改为凌迟。

眼看汤若望在劫难逃，就在这时，北京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在中国古代，地震属于灾异的一种，按照传统解释，发生地震乃臣下叛异或女主当国之兆。这时并不存在女主当国的问题，于是只能归结到辅臣身上，舆论认为，这次地震是上天的示警，是对汤若望被处以极刑的愤怒与惩罚。紧接着皇宫中突然起火，也同样被视为上天在继续示警。四位辅臣进退维谷，只得一起去面见孝庄，口称：“汤若望罪案，须奏请太皇太后懿旨定夺。”

尽管孝庄在一些守旧观念上与辅臣趋同，但她尊汤若望为“义父”，曾经捐资修建天主堂，据说还受过洗，表明她在对待天主教和传教士的态度上与儿子相接近。看过辅臣们的奏折后，孝庄当即面露愠色，颇为恼火地嗔怪道：“先帝当初十分信任汤若望，你们难道都忘得一干二净？先帝称汤公为玛法，你们如此胆大包天，想处汤公死刑。先帝在天之灵能容忍吗？”

见太皇太后动了怒，四个辅臣吓得一声不敢吭，只能连连叩头称是。回去后他们就对汤若望下达了“着免死”的决定，将其和南怀仁等其他传教士陆续予以释放，但仍将五名信仰天主教的钦天监官员处斩，而原居内地的传教士则被一律驱至澳门。

选后

孝庄在未垂帘听政的情况下，犹能起到一言九鼎的作用，毫无疑问，依赖的是她在朝中积累的声望及其高超的政治手腕。

过去，用联姻的方式来促进满蒙联盟一直是清廷国策，皇太极的正宫皇后和孝庄本人都出自蒙古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而清廷亦以皇室之女下嫁于蒙古王公。至顺治时期，孝庄仍然遵循这一传统，从博尔济吉特氏家族中为顺治选择皇后。1665年，当她准备为康熙举行大婚时，却一改习惯做法，决定从辅臣的女儿中册立皇后——虽然仍是政治联姻，但要联姻的对象已经变成了辅臣及其家族。

除了苏克萨哈，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和遏必隆、鳌拜的女儿都进入了选后名单。究竟选择这些女孩儿中的哪一位，其实并不主要取决于女孩儿本身或是康熙的态度，关键还是她们的家族背景怎样，以及其家族能否在康熙迈入亲政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索尼是起自努尔哈赤时代的四朝元老，又是顺治、康熙两朝的顾命大臣，所以在辅臣中被列于首位。他不仅地位高、阅历深，而且能文能武，足智多谋，朝中“商议大事，无出索尼右者”，平时就连诸王贝勒都对他尊敬有加。

与索尼相比，位列第四的鳌拜和位列第三的遏必隆皆各有缺陷。鳌拜勇谋有余，战功卓著，但睚眦必报，专横擅杀。他与内大臣飞扬古有私怨，飞扬古之子、侍卫倭赫擅骑御马，用皇上的弓箭射鹿，被他告发，结果问斩。飞扬古此时正在守陵，不免口出怨言，鳌拜又将其问成死罪，导致飞扬古和其子尼侃萨哈萨均被绞死，而房产却被籍入了鳌拜弟弟穆尔玛家。

虽然孝庄并不能过多干政，但她对于鳌拜这种飞扬跋扈的劲头定然难以认同，于是在首轮挑选时，就将鳌拜的女儿从名单中给剔除了出去。

遏必隆出自名门，性格也不像鳌拜那样嚣张，但庸懦无主见，遇到争执时通常都是随风倒，即哪一方强大，他就倒向哪一方。在孝庄看来，遏必隆这种人不能完全依靠，当然拉住了有时也能起到一些作用，最终，她决定将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册立为皇后，而遏必隆的女儿则进宫为妃。

谁家的女儿能够成为皇后，也必然将同时导致皇后所在家族力量的壮大，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不过当消息传出后，首先跳起来的却不是遏必隆或鳌拜，而是苏克萨哈。

相比于一般大臣，苏克萨哈与皇室有着更为密切的裙带关系。他的父亲苏纳早年随努尔哈赤创业，深得努尔哈赤喜爱，被招为驸马，这样算起来，皇太极是苏克萨哈的舅父，孝庄是他的舅母，因此虽然遏必隆、鳌拜都以公爵比他先列为内大臣，但苏克萨哈在辅臣中的班行却列于遏必隆、鳌拜之前，仅次于索尼。

多尔衮既是苏克萨哈曾经的上司，也是他的舅父。多尔衮死后，苏克萨哈第一个揭发多尔衮，对于顺治而言，他自然是功臣，但也因为做了“叛徒”，其人品亦遭到指摘，索尼就很看不起苏克萨哈。苏克萨哈对此耿耿于怀，遂力阻册立赫舍里氏为后，遏必隆、鳌拜各怀心思，便也随其一同前往慈宁宫面见孝庄。

孝庄虽是苏克萨哈的舅母，但平时两人意见并不一致，比如苏克萨哈对汤若望等传教士就抱有敌视态度，是一个“基督教仇视者”，在汤若望案中亦对汤若望喊打喊杀，让孝庄极为不快。这次也一样，苏克萨哈先是说赫舍里氏与康熙年庚不对，继而又在赫舍里氏的父亲，也就是索尼的长子噶布喇身上做文章。噶布喇任宫廷侍卫，政治地位不高，苏克萨哈对孝庄说：“欲立噶布喇之女为皇后，必动刀枪。满洲下人之女（‘下’为满语，意为侍卫），岂有立为皇后之理？”

尽管苏克萨哈言辞激烈，几乎已与孝庄形成正面冲突，但孝庄的意志并非他所能撼动，苏克萨哈的奏章落了个无果而终的结果。经历此事，索尼及其家族对皇室更加忠心耿耿，倒是苏克萨哈自己棋错一着，引起索尼的反感，直至在辅臣中陷入孤立境地。

圈换土地

按照莎士比亚的说法，情人是人生的第三个阶段，这时候他“像炉灶一样叹着气，写了一首悲哀的诗歌，咏着他恋人的眉毛”。

1665年10月16日，康熙举行大婚，当年他只有十二岁，被选为皇后的赫舍里氏和他同岁，只是生辰比他大上几个月。西方的莎翁恐怕不会想到，东方的恋人们会在这么早的年龄就缔结良缘，相携走入婚姻的殿堂——他们其实都还只是两个小朋友啊！

与顺治在婚姻问题上对孝庄的逆反和抗拒不同，康熙唯孝庄之命是从，而且他也没有父亲那种近乎偏执的择偶观，对祖母的安排能够心甘情愿地予以接受。另一方面，赫舍里氏出身书香世家，受过良好教育，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入宫后她除了对丈夫温柔体贴，进言“恳挚”外，还能孝敬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治理后宫也严谨谦和，宽容大度，可以说是个无可挑剔的好皇后、好妻子，也因此，她和康熙虽然是包办婚姻兼政治婚姻，但两人从一开始就非常恩爱。

包括操办皇帝大婚在内，孝庄处心积虑地为康熙亲政创造着各种条件，但再高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事事料及，比如圈换土地事件的出现及其对政局的影响，就是她原先根本设想不到的。

早在皇太极时期，皇帝自将的“两黄旗”（正黄、镶黄）与亲王分管的“两白旗”（正白、镶白）之间就存在着矛盾。皇太极死后，两黄旗大臣坚决拥立皇太极之子，并以不惜兵戎相见的架势，迫使多尔衮放弃觊觎帝位的企图，接受了摄政的折中方案，自此，双方的矛盾和成见不断加深。

多尔衮在摄政期间，不仅对反对他的两黄旗大臣进行肆意报复，而且还在对北京附近圈占的土地分配时，利用摄政的便利，将本应分给镶黄旗的肥沃土地给了自己的正白旗，却把本该属于白旗的较差土地拨给了镶黄旗。多尔衮这种明显歧视和压制黄旗的做法，曾引起黄旗上下官兵的不满，只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大家敢怒不敢言，只能低头认栽。

风水轮流转，等到多尔衮一死，政局大变，正白旗被皇帝收归自将，与两黄旗合为上三旗。到康熙初年为止，旗民均已各安生业，由此引起的不愉快印象也逐渐淡薄，但镶黄旗中仍有人议论当年分地偏袒不均。听到这些议论后，辅臣们的态度截然相反：隶镶黄旗的鳌拜立意将早已分定的黄、白两旗土地再行调换分配；隶正白旗的苏克萨哈默不作声，实际就是表示反对；索尼因为苏克萨哈反对册封自己孙女为皇后，对苏克萨哈有意见，本身就持与“苏克萨哈反对的，我就赞成”相似的态度，加上正黄、镶黄一家，于是很自然地投了鳌拜的赞成票；遏必隆与鳌拜同属镶黄旗，而且他向来没什么主见，既然索尼、鳌拜都说要调换，也就随声附和。

得到索、遏的支持，鳌拜便暗中唆使旗人向户部呈文，要求镶黄旗与正白旗互换土地，如果所换的土地不足，就再圈占民地予以补充。

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看完旗人的诉讼后，上疏称土地分拨已久，况且前两年朝廷已经有不许再圈民地的谕旨，因此请求将八旗移文驳回，立罢换地之议。

苏纳海的反对意见被鳌拜等人弃之一旁，他们继续我行我素，打着“凡事俱遵太祖太宗例行”的旗号，以“辅臣称旨”的名义发布拨换令，强行让镶黄旗与正白旗进行大范围的土地圈换。

消息一出，无论旗人还是附近的汉民均人心惶惶，正白旗人固然不愿把好地换走，就是镶黄旗人也认为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今换给新地，未必尽胜于旧”，而汉民面对自家土地即将被圈占的残酷现实，更有一种绝望无助之感。拨换令颁布之日，正值秋耕季节，可是“旗地待换，民地待圈，皆抛弃不耕，荒凉极目”。

转眼到了隆冬，一方面土地圈换依旧难以推行，另一方面原有家园又不让居住，各旗官员只能暂时住进庙宇草棚，穷苦百姓则连草棚子都不能住，被迫在冰天雪地中辗转流离，“号泣之声，闻于数里”。

相关的社会舆论很快流入宫中，康熙听到后极为不安，于是便借问安之机向祖母奏报。此时孝庄也从宫中的包衣、宦官以及和她一起在教堂做弥撒的女教民口中，了解到了这方面的情况。

自正白旗归入上三旗后，服务于皇室的正白旗包衣便一律被分配给太后，所以至少在理论上，正白旗包衣都是为孝庄服役的家奴，孝庄对正白旗包衣也更为信任一些，她为康熙挑选的几个乳母都出自正白旗。站在孝庄的立场，她就算不偏袒正白旗，也不能允许别人故意损害正白旗的利益，更何况圈换土地事件还在社会上引起了这么大的动荡和不安，于是她当即严责四辅臣扰民，要求他们改弦更张。

恰在这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朱昌祚和直隶巡抚王登联相继上疏，奏请皇上停止圈换土地，朱昌祚更在奏疏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拨换令并非出自皇上本意，暗示是鳌拜背主所搞的非法活动。同一时间，苏纳海以拨换令执行困难为由，决定将派出去负责圈换的官员全部撤回。

就像汤若望案中一样，如果太皇太后表了态，发了话，一般情况下，四辅臣是不敢不接受的，但这次例外，因为鳌拜不干！

鳌拜巴图鲁

满族民间艺人有一种特有的表演形式，类似于汉族的说书，名为“满族说部”。满族说部擅长记录本民族英雄的前世今生，但流传下来的英雄史诗并不多，以鳌拜为主人公的《鳌拜巴图鲁》乃其中之一，足见鳌拜在满人心目中的影响和地位。

鳌拜自青年时期就驰骋疆场，立大小战功无数，并在战场上救过皇太极的命，被皇太极赐号“巴图鲁”（满语，英雄或勇士之意）。孝庄喜欢回忆往事，曾多次向宫人和康熙讲述当年鳌拜身中利箭，被射得像个刺猬一样，但仍杀敌如虎，拼死保护丈夫的事迹。鳌拜的英雄形象也因此给康熙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当他回顾大清艰辛的立国史时，仍不忘提及鳌拜，说“太皇太后常念其勇耳”。

“国初勋旧，无不知有鳌拜者。”清军入关后，鳌拜奉命率部追击农民军，李自成、张献忠这两位明末农民军的领袖都先后死于其追击。与此同时，他对继位的幼帝顺治表现得忠心耿耿，为此在多尔衮摄政期间屡遭打击，不是有功无赏就是无罪受罚，甚至还曾三次被判处死刑。

顺治亲政后，视鳌拜为心腹重臣，君臣之间极为相得。鳌拜旧伤复发，卧床不起，顺治便亲临鳌拜府邸看望慰问。孝庄病重，顺治朝夕侍候，鳌拜也没闲着，昼夜于宫中服侍，连休息和吃饭都顾不上。

在顺治朝时，鳌拜深得顺治和孝庄的信任，未料到了康熙朝却判若两人：平时骄横跋扈，气势夺人，以至于别人看到他都得绕着走；忤己者动辄置之死地，因为私人恩怨，就假公济私，擅杀飞扬古父子。

变化这么大，其实也没什么特殊原因，就是他自以为战功显赫，不知不觉地飘了起来！一开始，鳌拜是不把辅臣外的百官和亲王贝勒放在眼里，后来就盯住了苏克萨哈。

在辅臣之中，鳌拜最能打仗不假，军功也最高，但却不识汉字，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辅臣中被排在了末尾。后来鳌拜事败，有人便说顺治临终前其实根本未召见他，遗诏中也没有把他列为辅臣，是鳌拜“自称顾命大臣”，厚着脸皮占了别人的位置。这种说法虽无任何事实根据，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其处于最末位的尴尬——如果像索尼一样排在首位，恐怕就没人会这么说了吧？

鳌拜可不甘心当“老末”，就算班行上他可以暂排末位，但话语权上却一定要争做第一。

索尼的资历、声望和议政能力都超出鳌拜远甚，鳌拜不敢与之明争，不过索尼年老多病，一者确实精力不济，二者也存在明哲保身和畏事避祸的想法，在很多事情上都往往疏于过问。遏必隆和鳌拜同属一旗，且每议军事大政，常常附和于鳌拜，即便有时觉得鳌拜的意见不对，也不敢说半个不字，等于是鳌拜的应声虫，故被评价为：“有一专横之鳌拜，即有一缄口不语之遏必隆。”

索尼不太管事，遏必隆不敢管事，唯有居于辅臣次席的苏克萨哈既想管事又敢管事。

同为满臣，四辅臣均有保守和排斥汉文化的倾向，不过苏克萨哈善于结交，凡有杰出才干的汉官，他都会虚心结纳和收为门下，所结纳的汉官被他一一记述于文札，收藏起来，竟“积之盈箱”。能够这么做，说明苏克萨哈有着与普通满臣不一样的眼光，他处理事务也确实颇有主见，平时经常和鳌拜争吵不休，两人更因此“积以成仇”。

鳌拜与苏克萨哈本是姻亲，可是在权力争斗面前，什么亲情友情都轻于鸿毛。圈换土地事件也绝非偶然，他实际上是鳌拜蓄意制造的一起阴谋，为的就是利用自己在辅臣中所处的绝对优势，达到扳倒苏克萨哈的目的——苏克萨哈出自正白旗，其主要势力也集中于正白旗，打击正白旗就等于打击苏克萨哈！

孝庄的干涉和苏纳海等人的抵制，犹如把鳌拜逼入了一个十字路口。他深感圈换土地有被迫中断的危险，中断尚是小事，最让他担心的还是苏克萨哈与苏纳海等人结党，然后直通宫掖，令他一败涂地。

如何才能反败为胜？鳌拜一咬牙，把心一横，决定冒着可能得罪太皇太后的风险，向苏纳海等人下手。他认为苏纳海等人不但阻挠圈换，而且其中的苏纳海隶满洲正白旗，朱昌祚隶汉军镶白旗，二者与正白旗的苏克萨哈“系一体之人”，如果将他俩先行杀掉，就等于坏了苏克萨哈的一手一足，以后再向苏克萨哈开刀，则事必有成。

主意一定，鳌拜即以“辅臣称旨”的名义下令逮捕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革职交刑部论罪，其他抗命官员亦分别予以处罚。

大冤案

苏纳海等人都是重臣，康熙闻讯，知道他们并没有什么大罪，只不过是惹怒了鳌拜而被妄加罪名而已，于是急忙召集辅臣赐座询问，意图出面进行调停。席间，鳌拜坚决要求处死苏纳海等人，索尼、遏必隆附和，苏克萨哈深知鳌拜挑起圈换事端和严惩苏纳海等人，实际矛头都是指向自己，可他又怕出语反对导致惹祸上身，只好继续选择终席沉默不语。

四辅臣中出现了三比一的局面。“索尼、遏必隆、鳌拜三人均奏称当斩（苏纳海等），逼迫朕杀之”，康熙此时年仅十三岁，虽然平时也经常参加辅臣议政，以从中学习执政经验，但毕竟还缺乏在这种特定情况下的历练，鳌拜等三名辅臣的态度令他一筹莫展，一时也找不出适当的言辞来为苏纳海等人缓解困境。

这时鳌拜不断催促康熙：“臣等所见皆同，请皇上发落！”康熙犹在迟疑，鳌拜干脆走向御前，拿起御用朱笔，写下“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不遵上命，立即处斩”十七个大字，然后昂首出宫而去。

尽管康熙从始至终“未允所请”，不同意对苏纳海等人重处，只同意了刑部所拟定的处罚，即将三人各鞭一百，没收家产。可是鳌拜事后仍然倚仗在辅臣中的优势，矫诏将苏纳海等三人处以了绞刑。矫诏下达时，苏纳海正被关押在刑部，两名八旗兵突然闯进牢房，凶神恶煞地站到了他的身旁。见对方虎视眈眈地逼视着自己，苏纳海轻蔑地拿眼睛瞟了瞟他们，说：“我是大臣，本有礼仪，快取酒来！”一番痛饮饱餐后，他吩咐家仆把布垫在地上，然后脱衣躺下，盖上被单，拿起弓弦自勒而死。

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为国计民生而抗疏力争，深得民心，直隶百姓认为他们“死非其罪”，在他们死后以地方名宦的身份予以祭祀和悼念。这件事也给年幼的康熙造成了极大的刺激和伤害，直到四十年后提起，仍痛心地说：“至于巴图鲁公鳌拜、遏必隆，为圈地事杀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是件大冤案……朱昌祚等人不但不应该被杀，也不应该被治罪。”

鳌拜将圈换土地的事宜转交拨地侍郎巴格执行。据巴格奏报，此次圈换共骚扰近京十个州县，这还不包括刚开始时已经圈换完毕的四县之地，旗民及汉人深受其害，失业者达数十万人。

在圈换土地事件中，鳌拜把白黄旗矛盾、辅臣之间的个人恩怨和所谓祖制、“辅臣称旨”交错利用起来，既不理睬太皇太后停换土地的旨意，也无视康熙对严惩苏纳海等人所持的反对态度，唯以打击和制裁正白旗为其目的，其处事之专横，手段之毒辣，皆为时人所瞪目。

康熙开始对鳌拜予以戒备，并在听理政事过程中，多次对鳌拜及其党羽进行抵制。苏纳海等人被害的当年，吏部尚书阿思哈、侍郎泰必图按照鳌拜的意图，提议每省派两名大臣设衙于总督、巡抚衙门旁，以对督抚进行稽查和监视。吏部右侍郎冯溥坚决反对，认为督抚皆国家重臣，派人监视是不信任和不尊重的表现。泰必图听后大怒，“瞋目起立，张拳向冯”，竟试图对冯溥动武。冯溥毫不畏惧，从容驳道：“既然是公议，为什么不容许我再议呢？而且我说得对不对，自有皇上裁断，岂是你们能够擅自做主的！”

冯溥冒着得罪鳌拜集团，可能步苏纳海等人后尘的危险，毅然向康熙递呈奏疏。经过苏纳海案，康熙也提高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他知道在与鳌拜集团打交道时，不但不能模棱两可，就是稍一犹豫，都会被对方找到空隙，因此看完奏疏后立即对冯溥表示支持。见康熙态度坚决，泰必图大为沮丧，“反交好于冯”。

孝庄同样受到很大触动，而她所受到的触动，又绝不止于鳌拜不睬其旨意这么简单。当初她和顺治在决定以辅政体制取代摄政体制时，为了对辅臣进行制约，以避免他们逾矩，曾制定协商一致原则，即要求辅臣个人不得单独谒见皇帝或太皇太后，亦不得擅自处理政务，凡事必须四人共同协商，一致同意。辅政期间，只要四位辅政大臣恪守协商一致原则，便没有超出规范，比如在汤若望案中，虽然孝庄对辅臣们的处理方式并不满意，但她也只是抓住机会保全汤若望等传教士而已，未对此案作更多干涉。

可是自圈换土地事件起，协商一致原则便在无形中被打破了，辅臣们已默认只要多数同意，就可启奏并决定重大问题，而再不必一致同意。这意味着辅臣间的权力平衡关系不复存在，而且以后随着辅臣各自权势、能量和地位的变动，势必还会继续形成相互结合或对立，直至出现个人操纵政局的擅权局面。

孝庄最为担心的就是这一点。不过她对此早有筹谋，康熙大婚，为什么独独选中赫舍里氏为皇后？就是相信赫舍里氏的爷爷索尼的实力和智慧，相信他可以让康熙在前进途中得到最大助力，如今辅臣体制出现危机，索尼不会看不出来，也绝不会置若罔闻，无动于衷。

御门听政

正如孝庄所预料的那样，作为康熙的岳祖父，索尼虽然因各种原因在苏纳海案中与鳌拜保持了一致，但事后也感到十分忧虑：鳌拜权势日张，与苏克萨哈水火不容，而遏必隆又一味附和于鳌拜。自己年老多病，时日无多，如果有一天不在人世，还有谁能遏制鳌拜的势力？辅政机制岂不成了鳌拜的一言堂？

1667年，康熙十四岁，索尼策动“三辅臣”与他共同上书康熙，请其按照顺治十四岁亲政的先例实行亲政。归政虽不是鳌拜的本意，但迫于舆论和索尼的压力，却不能公开表示反对，只能跟着一道上书，至于苏克萨哈、遏必隆，则更无理由不参与奏请了。

康熙收到奏疏后，担心时机还不成熟，怕自己“年尚幼冲，天下事务殷繁，未能料理”，同时考虑索尼在辅臣中尚能起到牵制鳌拜的作用，因此提出要“四大臣”继续辅政数年。此后尽管索尼等人仍屡行陈奏，但康熙只将奏疏“留中不发”。

索尼确实可以牵制鳌拜，有他在，鳌拜再能蹦跶也很难跳到天上去。可惜的是仅仅几个月后，索尼就不幸病逝了，索尼一死，鳌拜更加张狂，他甚至自我提升，以首席辅臣自诩。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遵旨上条奏，指出有人急功近利，“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不知无穷之弊已潜倚暗伏于其中”。鳌拜见疏后像被打到七寸的蛇一样跳起来，大叫着说：“这是在参劾我！”他要求对熊赐履予以治罪，同时让康熙下旨禁止言官上书。康熙立即毫不客气地驳斥道：“他（指熊赐履）自陈国家事，与你何干？”

眼看辅臣机制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康熙遂以辅臣多次奏请为由，率辅臣一同去向孝庄请示亲政事宜。

实事求是地说，在辅政期内，包括鳌拜在内的几位辅臣作用还是很大的，没有他们，在幼帝登基的情况下，政局不可能保持基本稳定。孝庄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她既希望康熙能够早日亲政，但又觉得康熙终究还是太小，怕欲速而不达，于是对三位辅臣说：“皇帝尚年幼，如果你们都谢政，把天下事交给皇帝，皇帝恐怕不能独自料理，是否缓一两年再说？”

鳌拜并不肯轻易放弃既得权力，只是康熙亲政已是大势所趋，他无法逆潮流而动罢了，现在发现孝庄对康熙亲政不大放心，就赶紧抓住机会表态：“皇上躬亲万机，臣等仍行佐理。”也就是请求在康熙亲政后，继续保留辅政体制。

一方面是感到康熙年幼，仍需鳌拜等人辅佐，另一方面，鳌拜以往所为，也尚在孝庄可以宽恕和容忍的限度之内，其貌似诚恳的态度更给孝庄制造出一种假象，让她认为鳌拜在康熙亲政后会改弦更张，不至于再像辅政期内那样肆意妄为。在这种情况下，她表示鳌拜提出的方案两全其美，作为过渡未尝不可，于是当即表示赞成，命礼部择吉日为康熙举行亲政大典。

1667年8月25日，农历七月初七，亲政大典如期举行。这一天，康熙头戴皇冠，身着龙袍，至太和殿接受王以下的庆贺礼，同时“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当年顺治在亲政时，定于初五、十五、二十五日三天在太和殿视朝，平时则不定期到乾清门（乾清宫的正门，离皇帝所居内廷最近的正门）听理政务。大典一结束，康熙便立即前往乾清门听政，直接与政府官员见面，嗣后他打破父亲上朝的规矩，“每日听政，必御正门”，且寒暑无间，风雨无阻，这就是“御门听政”。

辅政时期，奏章总要拖到次日才能处理，汉大学士又均不入值，只有辅臣等少数几个人在内廷议定朝政。康熙如此热衷于御门听政，就是要改变这些弊病，以便尽可能及时发现和制止鳌拜等人的专权越轨行为。

亲政后的康熙经过前期的磨炼，在观察问题或处理政务方面，都有了一定的主见和能力。盛京缺一个兵部侍郎，朝廷一再更换人选，不到十天已奉旨三易其人。冯溥上疏称：“朝廷处理国事，在没有正式下旨前就应当慎重，不应该在下旨之后再随便改动。”鳌拜党羽、大学士班布尔善把冯溥的奏章压下不发，康熙知道后专门把冯溥的奏疏要过去仔细阅读，看后认为他说得很对，遂命相关部门予以采纳。

对于鳌拜本人，康熙在加以戒备的同时也毫不迁就。鳌拜企图主持起草皇帝亲政大赦诏书，借以捞取政治资本，康熙未予理睬，而是另用他人，密拟赦诏，“临期颁行”。又有一次，朝廷明令冯溥调任左都御史，内阁已有康熙批示的红本，调令的文件也已抄发，可是鳌拜仍力图取回改批。冯溥不同意，理直气壮地阻止说：“本章既批发，不便更改。”鳌拜大怒，欲加罪于冯溥，康熙连忙出面对冯溥表示支持，并且严肃地告诫鳌拜：“辅臣待人处事，理应详尽慎重。”

教导主子

亲政就意味着要收回辅臣代理国政之权，辅臣的政治地位则应由主导降至附从，康熙亲政后的一系列施政举动，也表明辅臣的权势确实已经出现动摇和下降。不过由于辅臣“仍行佐理”，所以他们的朝班班次仍然排在亲王之上，更重要的是，鳌拜并不想如孝庄所期待的那样，逐步向康熙交权以及体面退出。

在现实生活中，权力像是一根毁人不倦的魔杖，很少有人能在它的蛊惑下独善其身，如果一个人已被权力欲冲昏头脑，你要他马上停下来，几乎就等于要他的命。与此同时，依附于鳌拜的党羽都不愿失去自己的靠山，一直在旁边不停地煽风点火，这些因素都促使鳌拜不但不愿交权，反而擅权野心进一步膨胀。

康熙亲政之初，各地频频发生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就是所谓的灾异，汤若望案时北京发生大地震，尚可以怪到辅臣头上，如今皇帝已经亲政，便会被解释成是皇帝可能德行有失，所以上天才会给予惩罚。康熙为此忧心忡忡，左右之人尽知，鳌拜在宫中的耳目众多，探听到这一情况后，便以“商议启奏应行事宜”为名，直接对康熙进行施压。

索尼死后，苏克萨哈依次递补，排名第一。鳌拜为了利用他，假惺惺地对他进行拉拢，鼓动对方在自己的奏疏上署名，并且耸人听闻地说：“恐御前有奸恶之人暗害忠良，我等应将太祖、太宗所行事例敷陈。”

鳌苏之争早非一日，苏克萨哈知道鳌拜突然拉他“教导主子”绝非善意，所以不愿署名，即便鳌拜、遏必隆数次相邀，仍遭到他的坚决拒绝：“教导主子之处，谁有意见，各行陈奏，何必会同列名？”

在苏克萨哈死活不肯署名的情况下，鳌拜只好与遏必隆单独上疏。在奏疏中，他用强硬而又骄横的口吻，“教导”康熙应像太宗（皇太极）那样，凡有谕旨，不只给一人，而且必须让众臣同奏，不能允许某人单独秘密入奏。因为担心苏克萨哈密行启奏，他还特地提醒康熙，说若苏克萨哈真有此举，应指出查明，予以根绝。

辅政时期，辅臣固然可以自行决策，但皇帝亲政后，就必须变成辅助决策，也就是说，遇到任何事，辅臣都只能是奉召商议，最后决定权掌握在皇帝手中，鳌拜自己也知道，“皇上若召在何处，（我等）遵旨就在何处”。据此而言，康熙把谕旨交给谁，以及大臣是同奏还是单独秘奏，都是皇帝该考虑的事，岂是他们辅臣所能干预的？

鳌拜对康熙的“教导”，表明他根本不愿改变原有辅政方式，不肯交出代行皇权的权力。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本来康熙亲政后，辅臣不应再有批阅奏疏之权，但平日里鳌拜仍与遏必隆商议：“皇上亲政后，所奏事件在何处批理？”

除了不愿交权，鳌拜还“教导”康熙要听得进劝谏之言，近善远恶。当然，他所说的劝谏之言绝不是熊赐履、冯溥等的言官之词，说穿了，其实就是要给康熙设置条条框框，以便进行控制。所谓“近善远恶”更是企图限制康熙与朝官们的广泛接触，把他变成没有独立思想的傀儡，以便达到其干预朝政，架空小皇帝的目的。

看完鳌拜、遏必隆共同署名的这份奏疏后，康熙未在上面加任何朱批，这表明他对鳌拜的言辞不仅不以为然，而且产生了厌恶和反感的情绪，之所以未加申斥，只是为了保证亲政初期的政局稳定罢了。

鳌拜碰了一鼻子灰，又羞又恼，便将一肚子邪火都集中到了苏克萨哈身上。在他看来，苏克萨哈拒绝在奏疏上署名，无异于将他们的矛盾暴露在了康熙面前，使他陷于被动，否则的话，康熙的态度也不至于如此强硬。

“教导主子”未遂事件成为鳌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显著标志，此后鳌拜便联合遏必隆和其余同党，不断对苏克萨哈进行排斥和打击。苏克萨哈的力量本来就不强，苏纳海案后，镶黄旗被鳌拜完全控制，正黄旗对鳌拜随声附和，而正白旗则遭到了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苏克萨哈根本无法与鳌拜进行正面抗衡，即便他在辅臣中的排名上升到第一，亦无济于事。

苏克萨哈的四个儿子都是内大臣，据说有相士看到他们，曾私下告诉别人：“苏公的这些儿子没有一个能够善终，苏公恐怕会有不测之祸啊！”其实就算不当面听相士这么说，苏克萨哈也已经有了朝不保夕之感，为免像苏纳海等人那样死于非命，他逐渐产生了隐退的想法，早在康熙亲政前便多次启奏孝庄，表示“夕归政于皇上，朝即具疏”辞去辅臣之职。

就在康熙亲政的第六天，苏克萨哈以身染重病为由，正式上疏恳请解职，并请求去遵化为顺治守陵。在给康熙的辞呈中，他一吐心中积郁，说如果能够如愿解职守陵，则“如线余生，得以生全”，暗示正是因为鳌拜过于专横，自己才不得不隐退，以避风险。

苏克萨哈辞职的更深一层用意，是试图以退为进，迫使鳌拜、遏必隆也相应辞职和交权，从而归政于康熙。这显然是争权失败后的一种“同归于尽”，因为索尼已死，如果苏克萨哈再隐退，四大臣只剩两大臣，辅政体制势必也需要取消。

一不做，二不休

苏克萨哈以为自己用心良苦，其实是干了一件愚蠢的事。

在政治权斗的领域，必要时缺乏勇气，不够坚决果断，一味想着后路，都是大忌，而这些在苏克萨哈身上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比如在苏纳海案中，他明明支持苏纳海等人，却因害怕引火烧身而只以沉默了事，倘若当康熙为苏纳海等人调解时，他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与鳌拜等人进行据理力争的辩论，则康熙就不致那么困窘，而苏纳海等人的结局也可能要好得多。

如今的“以退为进”也一样。康熙亲政后，孝庄让辅臣“仍行佐理”，自然是不希望辅臣们马上辞职不干，如果你苏克萨哈真的感到自己濒临绝境，想保护自己或是要倒逼鳌拜、遏必隆归政，就完全没必要把话说得那么隐晦，或者至少也应该在私底下跟孝庄和康熙提前交个底，通个气，让对方心里有数才行。

冒冒失失地弄个哑谜出来，效果往往只会适得其反。果然，康熙对苏克萨哈的处境及其用心并不十分清楚，见他突然奏请守陵，顿有措手不及之感，既不理解也很不满意，于是不但没有批准，还派了礼部侍郎米斯翰等人前去责问。

感到措手不及的还有鳌拜。苏克萨哈的辞呈触动了他的痛处，使其极为愤怒，而康熙对苏克萨哈的误会正好给他创造了机会，他立刻以“辅臣称旨”的名义，用皇帝的口气斥问苏克萨哈：“你奏请守陵，还说‘如线余生，得以生全’，不知道朕有什么地方逼迫了你？你在什么地方不得安生？为什么守陵就能得以安生呢？朕十分不解！”

鳌拜素来痛恨苏克萨哈不买他的账，早有陷害报复之心，他一不做，二不休，借康熙的权威，宣布捉拿苏克萨哈及其家属，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审理，同时被逮捕的还有苏克萨哈的族人、前锋统领白尔赫图以及侍卫额尔等。本来还有更多的人可能被牵连，幸亏苏克萨哈的妻子不像她丈夫，做事非常果断，一听到即将大难临头的消息，首先想到的就是“无遗祸举朝也”，将苏克萨哈平时和与别人来往的书信全部焚之一炬。

紧接着，鳌拜又召集遏必隆及大学士班布尔善、图海等人，连夜在遏必隆家的马圈内进行密谋，给苏克萨哈拼凑编造了二十四款大罪，颠倒黑白地说他辞职是“不念先帝遗诏，终其所守”，“不愿皇上亲政”，甚至苏克萨哈阅读过《洪武实录》，也被定为“欲效法洪武之罪”。

根据捏造的罪名，鳌拜向议政王大臣会议提议，拟将苏克萨哈一家及白尔赫图、额尔等全部予以处决，这一提议很快便在会议上得以顺利通过。后来有人认为天道好还，苏克萨哈被害乃是他背叛多尔衮的报应，虽是无稽之谈，但苏克萨哈当年的这一举动确实让他在宗室中名声扫地，以至于关键时候无人肯站出来替他说话。

通过决议后，众人前去向康熙奏报。康熙这才清醒过来，认识到鳌拜与苏克萨哈有私怨，他与同党借机对苏克萨哈罗织罪名，是要置其于死地。

议政王大臣会议也称“国议”，它决定的事，通常连亲政的皇帝都不能不予以正视，所谓“诸王会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这对康熙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他一边派近臣前去宽慰苏克萨哈，一边前往慈宁宫，将此事经过以及自己有意保护苏克萨哈的想法向孝庄进行报告，征求她的意见。

苏克萨哈在辅臣中多少能对鳌拜起到牵制作用，孝庄既不希望他辞职，当然也不愿意他被鳌拜杀掉，因此赞同康熙对苏克萨哈予以保护。在祖母的支持下，当鳌拜和诸王大臣集体上奏苏克萨哈案及其判断书时，康熙便“坚执不允所请”。

康熙到底还是年纪太小，经验不足，由于事发突然，情况紧急，他又再次犯下了与苏纳海案时一样的错误，即只是“未允所请”，不同意对苏克萨哈的拟罪，却没有坚决、明确地表示不应对其治罪。

康熙模棱两可的回答，助长了鳌拜的气焰，他竟然不顾君臣礼仪，捋起袖子，露出胳膊，气势汹汹地冲到康熙面前与之进行辩论，而且一连数日不肯罢休。

鳌拜的猛攻强逼使得事态急转直下。鳌拜党羽、安亲王岳乐跟着领衔启奏，继续把苏克萨哈往死里整，并当场揭发苏克萨哈曾对康熙有轻蔑之语。在他的推波助澜下，畏惧鳌拜的诸王大臣全都脱下帽子，“免冠叩头”，意思是宁冒着被摘乌纱帽之险，也坚决奏请杀掉苏克萨哈全家。

面对诸臣的跪请，少年天子惊慌失措，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大的阵势，毫无心理准备，一时之间，整个人都变得恍惚起来。万不得已，他被迫做出让步，同意按原议处置，只将苏克萨哈的凌迟改为处斩。

相士的预言不幸得到了印证，苏克萨哈终于还是没能逃脱被杀身灭族的噩运。除他自己被害外，共被诛四子十二孙，他的儿媳因怀孕免死而被系于狱中，尔后分娩生下一个婴儿，可怜就连这个婴儿都未能幸免，仍旧被斩首于市！

隐忍

苏克萨哈案是继苏纳海案后，康熙朝的第二个大冤案，也是康熙亲政后的首个大冤案，被害人身份之高、人员受株连之广、结果之悲惨均令人震惊。

康熙即便一开始对苏克萨哈的请辞有误解，但也从不认为他该杀，问题就在于他作为皇帝，却根本无力保护苏克萨哈及其家族，即便他已经亲政。更让康熙感到痛心和难过的是，尽管他极不情愿，可还是被逼着下达了处决令，也就是说鳌拜实际是借他的手杀了苏克萨哈。此后，苏纳海案、苏克萨哈案便成了康熙的一块心病，虽逾数十载，但依然对此难以释怀，他在多个场合谈话时，都对“杀皇考章皇帝所遗一大臣全家”，表示“后悔莫及，殊甚愤恨”。

毫无疑问，康熙在苏克萨哈案中所受到的打击之大，刺激与伤害之深，还要远远超过苏纳海案，但这也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他开始明白，要做成一件事或者保护一个人，光凭良好愿望是不行的，还得更多地依赖自己的能力。

如果能力不够怎么办？祖母告诉他：隐忍！

孝庄在辅佐两代幼君的过程中，一共经历过三次大的危机。第一次是摄政期间的多尔衮随着其权势和地位的不断扩大提高，渐渐对摄政失去耐心，那时的情形看上去就算他不篡位，也会拥兵割据，从而引起清廷内部的大乱。第二次是董鄂妃去世后，顺治因伤心过度而看破红尘，打算传位于康亲王杰书。如果顺治当时真的这么做的话，也极可能引发内乱，甚而造成南方抗清力量与三藩的联合。

在这两次危机中，孝庄都采取了隐忍不发的态度：当她发现多尔衮的思想有所异动后，仍然只是限于扼制他的篡位或割据企图，此外不管多尔衮自称“叔父摄政王”还是“皇父摄政王”，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一心想剃发出家的顺治，她虽然也恨铁不成钢，但未采取任何过激措施，除了对顺治严厉训斥，就是把顺治所信赖的高僧都发动起来，百般设法对其进行阻拦。

隐忍最终都换来了报偿，前者以多尔衮猝死而告终，后者以顺治放弃出家念头而结束。孝庄长袖善舞，弭大患于无形，不能不让人佩服她的老谋深算，应变得法。

鳌拜的专擅是第三次大危机。与苏纳海案后的形势相似，苏克萨哈案后，鳌拜再度成为最大的胜利者和获利者。在索尼已故，苏克萨哈被杀的情况下，四大辅臣中只剩下一个无足轻重、唯唯诺诺的遏必隆。遏必隆在辅臣中的排名本在鳌拜之前，为讨鳌拜欢心，遏必隆某日上朝时故意后退数步，俯首对鳌拜说：“我怎好上座。”鳌拜闻言微笑，随即大摇大摆地昂首走到了他的前面。鳌拜的党羽在列名启奏时，也索性将鳌拜的名字放到了遏必隆之前。

遏必隆畏惧鳌拜，甘居其后，事事听其摆布，其他王公大臣也大多不敢得罪鳌拜，凡事皆附和其意。鳌拜趁势在朝廷内外广植党羽，“文武百官，尽出伊门”，其中仅分据军政要职，把持要津的鳌拜集团成员即不下二十余人，连敬谨亲王兰布、安亲王岳乐、镇国公哈布萨等王公都唯其马首是瞻。

鳌拜的个人势力达到顶峰，基本上把持了朝政，“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又将部院启奏官员带往私门商酌”，甚至“红本已发科抄，辅政大臣鳌拜取回改批”。法国传教士白晋记载道，“在他（康熙）十五六岁时，四位摄政王中最有势力的宰相（鳌拜），把持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六部的实权，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权威，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对他提出异议。”后来的史学家们往往将这一时期称为“鳌拜辅政时期”，究其原因，就是鳌拜已实质性独掌朝中大权。

当初孝庄和顺治用鳌拜等异姓大臣辅政，本意是要吸取顺治幼年时期多尔衮专权的教训，用来帮助和保护康熙，但谁也没有料到，“亲王多尔衮”虽然没有了，鳌拜却成了“权臣多尔衮”。解决这一危机最便捷的办法是让辅臣归政，然而苏克萨哈已以他全家人的鲜血表明，鳌拜短期内根本不可能自觉自愿地归政，而倘若在条件不允可的情况下强行这么做，轻者功败垂成，重者将“激生事端”，打蛇不成反被蛇咬，危及康熙的帝位乃至人身安全。

隐忍，只有继续隐忍，才能像在遭遇前两次危机时那样渡过难关。孝庄自己这么做，也同时把她的经验和策略传授给了小皇帝。苏克萨哈被害后，尽管康熙内心极度愤懑，但却授鳌拜为一等公，原有的二等公由其子那摩佛袭替。当年康熙只有十四岁，很难设想他一开始就能够拥有如此度量和政治智慧，清史研究者认为，这种做法必出自孝庄的授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