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3年9月，康熙所委派的撤藩使臣分别奔往云南、广东、福建，前往云南的是折尔肯、傅达礼、王新命三人。康熙深知云南之行可能存在的风险，因此于折尔肯等人启程之日，特遣侍卫各赐御用佩刀一口、良马两匹，以示关怀，并壮其声势。

10月，折尔肯等人到达云南。在云南的归化寺，突然有一群庄园的农民跑出来迎接使臣，并请求皇帝不要撤藩。折尔肯急忙声明：“吴王（指吴三桂）自请移家，你们这些人谁敢说不让他走？”随即下令逮捕了为首者。

这些庄民其实都是吴三桂所唆使，为的是对迁移进行拖延。见使臣不为所动，吴三桂表面装作听命于诏旨，一面向折尔肯等人佯示启程日期，一面令人置办迁移所需的粮草车马，暗地里却派亲信扼守云南各关口，凡来往车马行人，一律只许进，不许出，同时“禁遏邮传”，对消息进行严密封锁。

岂有此理

时间一天天过去，行期在即，可是却迟迟不见吴三桂搬迁。云贵总督甘文焜提出：“寒冬将至，恐怕有雨雪，还是要赶快搬才好。”于是，折尔肯和云南巡抚朱国治等人便依言前去催促，“三日一问，五日一询”，然而都被吴三桂以“缓商”为由加以推托。大家都是明白人，这使双方的关系骤然间变得异常紧张，为了防备万一，朱国治在昆明设“六门城守”，又于四处建立卡栅秘密巡视。

吴三桂在云南经营多年，可以说整个云南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朱国治设守一事根本就瞒不了他，闻讯后他恶人先告状，斥责朱国治：“功成名就，奉命北移本来就是我的志愿，你现在居然四处设防，这是想干什么？”他还说：“古今由于汝辈激成者正不少也。”言外之意，朱国治等人节外生枝，是在逼迫他铤而走险。

为了缓和冲突，众人只得将搬迁事宜予以暂时搁置。一转眼，启程日期就要到了，再也没法拖延，朱国治只得偕折尔肯等人拜访平西王府。当天，吴三桂循例备下酒宴，席间他待客谦和，却一个字都不肯涉及搬迁。

朱国治一行来王府可不是为了吃饭，朱国治找到机会直言相告：“三大人等候已久，王若无意迁移，三大人自去回旨。”你究竟搬不搬了，不搬的话，就别拿我们消遣，使臣们也好去向朝廷复命。

此言一出，等于撕下了吴三桂的假面，刚刚还笑容可掬的吴三桂腾地就红了脸，他再也掩饰不住满腔怒火，当场便指着对方厉声大骂：“朱国治，你欺人太甚！我可以把天下都送予人，但云南是我用血汗挣来的，现在你这个贪污小奴竟然不容住于此地，真是岂有此理！”

朱国治为政干练，但一直都有贪污劣迹，到云南亦是如此，所以吴三桂很看不起他，才以“贪污小奴”相称。当然，包括折尔肯等人在内，在场的人都能看出，吴三桂迁怒于朱国治只是表象，其实是借机发泄对朝廷撤藩的极端不满和怨恨。

吴三桂不怕把积郁已久的心里话说出来，因为他已经做好了举兵反清的初步准备。此前，他召集幕僚问计，看究竟应该打什么旗号才足以号令天下。刘玄初建议：“明亡没有多久，人心思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拥立明朝后裔，以他的名义实施东征，那么老臣宿将，无不愿当前驱。”

方光琛不同意，他提醒吴三桂说，以前你因为兵力不足，才献山海关和引清军入关，人们对此尚可谅解，也勉强支吾得过去，可是后来南明永历皇帝逃往缅甸，你还奋力穷追，擒而杀之，这就无法释疑于天下，让人原谅了。

方光琛的话击中了吴三桂的痛处，特别是当他接着说道“篦子坡之事可一行之，又再行之乎”的时候，更是令其无言以对。篦子坡是永历帝的殉难地，也称“逼死坡”，方光琛称吴三桂在篦子坡杀永历的事，只可做一次，不可能再做一次，意思是你自己不留后路，把明朝的皇帝都杀了，如今又想立明朝的后人，打复明的旗号，怎么可能取信于人呢？

“三桂听之悚然”，也许到这个时候，他才后悔当初不该把事情做得太绝，但既是出兵造反，总得师出有名啊。方光琛让他自立名号，吴三桂接受下来，不过为了应付时局，他暂时还不敢这么做，“复明”仍是他需要借用的一个重要幌子。

在吴三桂事后发布的反清檄文中，他先为自己辩解，诡称当初降清只是“借兵复仇，兴复明室”，继而又编造了一个周田二皇亲抱先皇三太子“寄命托孤”的故事，用以证明他三十年来为清效命，不过是为了“养晦待时”“密图恢复”。他宣布，“伐暴救民”的时机到了，除了声称要推奉那位子虚乌有的三太子恭登大宝外，他又给自己封了个“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的头衔，并派人私铸印鉴。

负责铸造印鉴的是一个清军官员的儿子，他把此事告诉了当时的云南府同知刘昆，刘昆闻听后连忙密告朱国治，并且对他说：“大事不好，请你赶快和折尔肯商议，上疏延期撤藩，以缓冲吴藩造反。趁此机会，朝廷可速调重兵，扼守川西、镇远、常德等处，将吴兵封锁于云贵山区，使其不得出谷。关押猛虎纵可能带来不测之祸，但也容易将其制服。”

朱国治回去后与撤藩诸臣商议。得知吴三桂居然想要谋反，多数人撤藩的决心都动摇了，纷纷道：“朝廷封疆，关系百万生灵的安危，应该赶快上疏朝廷，请求暂停搬家。”只有折尔肯认为不能因此卸责：“我们奉旨搬家，难道就这样向朝廷复命？”他认为应采纳刘昆的建议，一边应付吴三桂，一边向朝廷奏报，请求采取相应对策。

最后众人决定按照折尔肯所说的去办，由傅达礼先回京师奏明圣上，折尔肯与王新命暂留云南待命，朱国治负责上疏朝廷。

像折尔肯一样，朱国治也感觉若是在奏疏上写延期撤藩，难以向朝廷交代，犹豫了两天后，终究还是没有动笔。实际上，就算他动笔，奏疏也送不出去，因为吴三桂已将云南予以完全封锁——傅达礼东行未及百里，就被守口藩将给挡了回来。

我还不老

1673年12月28日，距离吴三桂答应撤藩启程的前两天，天色尚在朦胧之际，吴三桂将藩下官兵集合于大殿，众人脱掉帽子，剪掉脑后的辫发，以显示与清廷的决裂。接着，吴三桂召文武百官到王府开会，接到通知，官员们虽然疑虑重重，忐忑不安，却又不敢违抗他的命令，只好如约前往，不料刚刚迈进王府的大门，事先埋伏好的刀斧手们便蜂拥而上，将他们抓了起来。

吴三桂本意对官员们留有余地，即便对于他最痛恨的朱国治，也想留下活口，因此曾让人飞骑传令“不得轻杀”。可是朱国治在云南的官声很差，人人都恨他，刀斧手们等不及指示，已经三刀将朱国治给砍了，飞骑传令到达时，只保住了其余官员的性命。

朱国治实在称不上是一个好官，他任江苏巡抚时杀苏州才子金圣叹，惹得天怒人怨。当时苏州有民谣唱道：“天呀天，圣叹杀头真是冤！今日圣叹国治杀，他年国治定被国贼歼！”如今他被吴三桂所杀，恰应了民谣所言，不过一事归一事，朱国治最后的表现还是恪守了臣节，算是他一生中不多的亮点。

朱国治被杀后，吴三桂胁令诸官从叛，刘昆等抗拒不从者以及使臣折尔肯、傅达礼均被予以囚禁。

在部将的拥戴下，吴三桂举起了叛旗。为鼓动人心，他在郊外大阅三军，鼓角齐鸣声中，已经六十二岁的吴三桂披甲上马，扬鞭疾驰，其间他连发三箭，三箭皆中靶心！这还不算，阅兵的时候，长枪、大剑、画戟、雕戈等兵器皆罗列于吴三桂之左右，他骑马奔驰，每跑一个来回，就在马上接过一件兵器舞弄一番，好一副“风驰雨骤，英武绝人”之势。

吴三桂如此卖力地当众炫耀其武功，毫无疑问是“欲以力诎众心”，也就是要告诉众将士，我还不老，我还是那个勇冠三军，无人能敌的吴三桂！

1674年1月7日，吴三桂亲率二十余万人马自昆明出发，向贵州逼近。云贵总督甘文焜与朱国治同为康熙安插在云贵地区的钉子，其时他正在贵阳，闻听吴三桂反叛，急欲统兵抵御，可是却发现无人从命。督标兵丁给他的答复竟是：“大人若从吴王（吴三桂），唯命是从，若助大清，某等不能。”原来甘文昆有一段时间因母亲去世而回京治丧，吴三桂遂借训练为名，乘虚而入，对督标兵丁进行了收买，兵丁们受到吴三桂的煽惑，都说：“吴王恤我贫乏，赏我功劳，重我才勇，吴王于我辈恩甚厚。”

这时兵部郎中党务礼等人也在贵阳，他们本来是受朝廷委派，给吴三桂搬迁备办所需夫役、粮草和船只的，眼见兵丁不听调遣，甘文昆便将吴三桂叛乱的消息告诉他们，催促他们速去北京告变。

党务礼等人赶紧偷偷地离开贵阳，谁知当他们行至镇远时，却发现镇远守将已奉吴三桂密令，严禁任何人出入，且不提供驿马。无奈之下，一行人只好化整为零，分头设法突围。党务礼和户部员外郎萨穆哈率先弄到了两匹马，两人急驰至湖南境内，在脱离吴三桂的控制区后，这才得以乘驿马急往京师。

1月27日，经过十一个昼夜的连续奔驰，党务礼、萨穆哈终于到达北京。他俩直奔兵部衙门，一到衙门前，便双双抱着柱子晕了过去。营吏们急忙上前将他们扶住，有人端来两大碗水，拨开他们的嘴巴，将水灌了下去，过了好久，两人才缓缓苏醒，然后便竭尽全力，拼命大喊：“吴三桂反了！”“吴三桂反了！”……

党务礼等一行原本共有五人，除党务礼、萨穆哈外，户部郎中席兰泰因没有马匹，自镇远乘小船至常德，后来也得以换乘驿马到京，但兵部主事辛珠、笔帖式（一种官名）萨尔图却因来不及逃脱，不幸被吴军所杀害。

有人说吴三桂之所以造反，乃是康熙有意刺激所致，理由是康熙认为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毒痡天下”，存在的时间越长，对国家危害越大，不如逼着他们起而造反，再以此为由予以剿灭。类似的说法其实站不住脚，相应理由也很牵强，三藩特别是吴三桂一旦造反，其可能造成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只要是头脑清醒的当国者，都可以想象得出和估计得到。康熙此前诱逼吴三桂，也绝不会是要逼他造反，而至多不过是指望他知难而退，自己呈请撤藩罢了。

道咸年间的史家魏源在评论此事时，提出过一个设想：“稍迟数载，或召入朝觐而杯酒释兵权，未必不更操万全之策。”沿着魏源的思路拓展一下，或许还可以借用帝王心术：自古以来，帝王们为防止封疆大吏坐大，往往都会采用明升暗降的手段，在高高捧起之中，使之“龙离大泽”“虎出深山”。

吴三桂时年六十二岁，就政治家来说并不算老，当初索尼担任首席辅臣时，比他的年纪还要大得多。按照吴三桂的功绩以及他身为亲王的地位来说，康熙完全可以把他调入京城当议政王大臣——你让一个执掌云贵两省大权的西南王，马上转变身份成为闭门养老的寓公，确实是不太容易接受，但让他当议政王大臣，就等于给了他一个大面子，当事人的心理要平衡许多。

可是这样能不能解决问题？难！

典守者不得辞其责

正如康熙所分析的，“三藩”不是可以杯酒释兵权的北宋功臣，而是清代版的“唐朝藩镇”，他们与朝廷之间的猜忌和隔阂已深。对吴三桂而言，无论是突然召之入京还是明升暗降，都很容易令他生疑，他也必然会找出种种借口拒不从命。

康熙遍览史书且聪明绝顶，他和谋臣们未尝不知道魏源的那些点子，之所以弃之不用，是因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条件，不可能遂其所愿。

真正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不是不应该削藩乃至撤藩，而是当事人在实际操作中太急于求成。这当然不难理解，彼时的康熙年少，尚无积威足以慑服三藩，相反，“三藩”（主要是吴三桂、耿精忠）则对他存有轻视之心，他对此是能感觉得到的，所以生怕拖延下去，听其滋蔓，最后会更加难以收拾。

急于求成的最大弊端，是只想着尽快毕其功于一役，却对困难严重估计不足。比如，康熙在撤藩之议时曾称三藩之反，势在必行，撤与不撤都改变不了这种局面，不如先发制人。其实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心里并不认为三藩反叛在即，只不过是为了说服反对撤藩的大臣，才有意对三藩反叛的危势加以强调而已。他所谓的“先发制人”，也不过是说即便吴三桂、耿精忠心有不满，但在朝廷已先行裁制，下令撤藩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像尚可喜那样无可奈何地接受事实。

事实上，从下达撤藩令开始，康熙就没有接受廷臣的建议，分批撤藩或派遣满兵换防，也没有在军事上就防备三藩反叛制定任何措施，他向兵、吏、户部下达指令的重点，从头到尾都是如何做好迁藩的撤迁、安置和善后。或许在他看来，只要朝廷在撤藩过程中对三藩实现忧恤政策，不惜以最大的人力、物力付出，来满足他们在生活中的要求，就可以消减他们的怨气，做到“君臣皆乐，永保无疆之休”了。

吴三桂的反叛打破了康熙的幻想。接到奏报时，他正在南苑行围（打猎），那种游猎的开心愉快瞬间便被坏消息冲得烟消云散，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叹息道：“这就是所谓的‘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吧！”

春秋时，鲁国大夫季氏（季康子）把持朝政，他担心鲁国的附庸国颛臾会帮助鲁国国君，便计划攻打颛臾。孔子对此表示不满和反对，他将季氏比作老虎与犀牛，将颛臾比作龟甲与玉石，说你季康子攻打颛臾，就好比是老虎与犀牛跑出笼子伤人，而颛臾如被攻灭，就好比是龟甲、玉石被毁于盒中。此时此刻，康熙有感而发，当然是因为在他眼中，吴三桂就是已跑出笼子，随时要伤人的“虎兕”，他的百姓和江山则随时面临着被“毁于椟中”的危险。

康熙身边的侍从大多弄不懂康熙这句话的意思，这本来也在康熙的意料之中，但没有想到他们在窃窃私语一番之后，其中一个侍卫却突然冒出一句：“佛爷（宫廷里私下对皇帝的称呼）说的是‘典守者不得辞其责’！”

“典守者不得辞其责”，是朱熹针对孔子“虎兕”的名言，在“四书”所加的批注。康熙闻听大喜，对这名侍卫说：“你能读四书批注，真是太好了。”当下便予以重赏。

康熙转忧为喜，当然不仅仅是出于对御前侍卫的赏识，更主要还是对方在有意无意中为他提供了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吴三桂造反，他作为皇帝，不能推脱自身监管和守卫的责任，现在不管高兴还是不高兴，都要赶快行动起来，把“虎兕”重新锁入笼中！

如何平叛

吴三桂反叛的消息早已使得“举朝震动”。尽管反叛并非一时一事所酿成，但撤藩是导火线，人们也就不可避免地把视线都重新集中在了撤藩之议上。大学士索额图乘多数大臣情绪激烈之机，竟然提议杀掉当初主张撤藩的大臣明珠等人，“谓因撤藩激变，请诛撤藩之人”。

西汉时期汉景帝接受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着手进行削藩，结果引起吴、楚等七国诸侯的不满，酿成了“七国之乱”。七国起兵造反，打出来的旗号是“清君侧，诛晁错”，正好大臣喜盎与晁错不睦，便劝汉景帝答应七国的要求，汉景帝被吓破了胆，真的下令将晁错处以了极刑。如今同样面对由削藩（撤藩）引出来的祸端，康熙似乎也可以采纳索额图之议，向汉景帝学习，一者可以卸掉自己的责任，二者还可以向吴三桂示好，让对方罢兵。

然而康熙断然否决了索额图的意见：“此（撤藩）出自朕意，他们（指明珠等人）有什么罪呢？”索额图在皇帝面前碰了个钉子，立刻陷入惶恐不安之中，一时间张口结舌，不知该如何对答。

康熙素来不喜欢大臣们互相攻击和陷害，认为是明代沿袭下来的官场流习，“此等恶风断不可长”，以这种视角来看，索额图借吴三桂叛乱要杀明珠等人，与袁盎借七国之敌除掉晁错，显见得并没有太大区别。与此同时，康熙强调撤藩乃是自己的亲定决策，不能因为撤藩诱发出吴三桂叛乱，就诿罪于建议撤藩的大臣，更何况在王大臣会议上，明珠等人只是力主同意吴三桂的迁移请求，而并不知道这样做就必然会导致吴三桂反叛。

康熙说，索额图曾反对迁移吴藩不假，不过他当时所举出的理由也无非是可能影响云南地方安定，并没有预料到吴三桂因此必反。不仅是索额图，为了讨论撤藩问题，他还召集了很多人参加王大臣会议，“议事之人至今尚多”，可是试问有谁说过吴三桂必反的话呢？

吴三桂反叛，确实需要有人为之承担责任，然而和康熙对其他所有政事的看法一样，“倘有失误，君臣共之”。他后来回顾说：“朕的一生，曾经有过一事推给臣下负责吗？此等事朕从来不忍心做。”

汉景帝以为弃车保帅，牺牲一个晁错就能使七国退兵，没想到七国以为他软弱可欺，丝毫没有放慢进攻的步伐。在这一点上，康熙比汉景帝要有担当得多，也明智得多，他的及时表态不仅保护了明珠等人，使他们“莫不感激涕零，心悦诚服”，同时也增强了诸臣的勇气和信心，自此大家全都抛开顾虑，竭尽全力地帮助皇帝运筹划策。

首先要商量的事就是如何平叛。在廷议时，以御史魏象枢为代表的汉官担心“军需浩繁”，不胜负担，因而建议“就近调兵御守”，以逸待劳，等叛军打来时再即行剿灭。与之相反，满官虽然在撤藩问题有着意见分歧，但却一致认为应派八旗劲旅出京平叛，魏象枢的建议被笑话为书生之见：“贼（指叛军）逼城下，到那时候才出兵御敌，有这样的道理吗？”米思翰直言：“贼势猖獗，已不是绿旗兵（即绿营）所能控制了，必须派八旗劲旅会剿。”他以户部尚书的身份保证，只要中央、地方协济军饷，足以支持军队与吴三桂打上十年。

面对严峻的形势，康熙决定采纳满官们的意见，将八旗劲旅派往南方前线，并将其布防于临时构建的防御体系之中。

按照古代军事地理学的观点，荆州位居天下之中，“乃咽喉要地，关系最重”，因此康熙将其作为征剿吴军的大本营和前哨阵地。1674年1月30日，他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诸将及一万余军队前往荆州，据江固守，以遏制吴军北进之路。

荆州是中心，川湖（湖广和四川）是防御重点，其中四川与云南接壤，吴军必然要予以进犯。三天后，都统赫业被任命为安西将军，率京城所发官兵，同西安将军瓦尔喀一起由汉中入蜀。康熙的这一战略意图也非常明显，即进可乘机向云南征讨，退可阻抑吴军由四川向陕西进军。

康熙一面向前线调兵，一面妥善布置后方。平叛大军进征川湖后，自京城出发的援兵难以及时赶到，缓不救急，而且路途遥远，兵马也极易疲劳，所谓“千里持粮，士有饥色”，要解决这些问题，势必还要在京城和川湖之间建立中转站。

山东兖州地近江南、江西、湖广，山西太原地近陕西、四川，均属东西孔道，在这两个地点发兵驻防，可以源源不断地支援前线，康熙遂将兖州、太原作为中转站。譬如从京师、直隶及山东征调来的军队，都是先集中于兖州待命，然后随时向前方递进，“无鞭长不及之虑，无远征劳顿之苦”。

后来发现从兖州支援湖广还是有些远，相比之下，“河南乃四达之地，距潼关、郧（郧阳）、襄（襄阳）皆近”，于是康熙又在河南府（府治洛阳）设立新的中转站，“所在有警，俱可策应”。

康熙对出征的八旗劲旅寄予厚望，他力图通过八旗军的努力，在平叛之初，就将这场战事控制在云南、贵州、湖广（今湖南、湖北）三省境内，但是很快他的这一愿望就落空了。

长驱直入

在将回京告变的党务礼等人送走后，由于“督标兵皆不为用”，云贵总督甘文焜前往镇远，欲凭镇远之兵固守，结果却被早已投靠吴三桂的镇远守将包围起来。甘文焜走投无路，被迫自刎，贵州旋踵即下。

其实即便甘文焜能够指挥如意，他能不能守住贵州也还是个问题。吴军由“四镇”“十营”组成，基干为随吴三桂降清的“关宁铁骑”以及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余部，其中“关宁铁骑”是明末最精锐的骑兵部队之一，甚至能与八旗劲旅正面对抗，而那些农民军余部也都是身经百战的勇悍之士。虽然朝廷曾多次裁减吴藩的兵员数量，但吴三桂一边利用裁兵尽裁老弱，一边用“按地征粮、按粮征兵”的办法自行募兵，广收精锐，这使得吴军在出征时仍保持着相当的规模和颇强的战斗力。

相对于吴军的兵强马壮，气势汹汹，沿途各地却普遍抵抗乏力。这也并不奇怪，自康熙即位到吴三桂反叛前，大规模的攻战征伐已停止十余年之久，所谓“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无论官民，都对战争缺乏思想准备。即便是京城，也存在武备松弛的现象，倒是孝庄对此深有远见，告诫康熙说，现在虽然天下太平、四方安宁，但安不忘危，闲暇时仍应训练武备。也因此，康熙才在吴三桂反叛前，亲率诸王大臣去南苑行围，借以检阅八旗劲旅，训练士卒。

京城因为皇帝重视，武备开始得到加强，西南地方的情况就差远了，以致面对强敌，官员们甚至连招架之力都没有。贵州巡抚曹申吉自剪发辫，当了吴三桂的官，但在吴军未到之前，他曾将吴三桂反叛的情况写成奏本，派人送给湖广总督蔡毓荣，请其转奏，表明其本意并不是要跟着吴三桂造反，只是无力抵御吴军而已。

吴三桂占领贵阳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其亲率主力东出入湘，一路由他的大将吴屏藩率领北上入蜀。1674年3月，吴军攻入湖南。此时别说两路平叛大军，就是康熙提前派出的八旗应急先遣部队都尚未能够到达前线，本地的绿营兵将独木难支，只能或逃或降，否则别无生路。史载，吴三桂率部长驱直入，“五千里无只骑拦截”，仅仅一个月时间，湖南全境便告沦陷。

四川一路同样如此，凡吴军所到之处，清军几乎是望风披靡，四川巡抚、提督、总兵等高级将官先后或从叛或投降。四川巡抚罗森素来“有能吏声”，即便得到吴三桂反讯，还能够将川省军情逐一上奏朝廷，但当吴军大兵压境，还是走了曹申吉的老路。

湖南、四川沦陷，必然危及陕西、湖北。吴军前锋在进入湖北境内后，直抵长江南岸的松滋，与清军大本营荆州隔江相望，形势岌岌可危。

前线战况牵连着后方的敏感神经，京城内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大学士、兵部尚书王熙注意到，“汉官多移妻子回家”，这说明相当一部分官员已对战争失去了信心。与此同时，潜藏在京城内的反清之士则受到激励，一个叫杨起隆的人自称“朱三太子”，趁机组织一些汉人和八旗家奴举火起事，起义者“皆披甲露刃”“四处纵火”，受到惊吓的百姓纷纷逃往城外的西山避难。

杨起隆起义组织得不是很成功，“同谋者人数众多，彼此却并不相识”，所以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京城秩序也重新趋于平稳，但那种紧张和恐怖的气氛却没有能够完全散去。有一天晚上，京城内突然再次起火，有人怀疑是吴应熊的党羽所为，吴应熊因此成为众矢之的。

吴三桂反叛前，女婿胡国柱为了促其下定反叛决心，曾答应派侍卫入京接回吴应熊及其子，事实上，由云南出发的入京密使李恕、张镳确实找到了吴应熊，但吴应熊却拒绝了他们的安排。

与吴三桂最初轻视康熙，以为康熙年轻，无能力理军不同，吴应熊长居京城，深知康熙的才能，他对吴三桂反叛的前途一直都持悲观态度，为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家庭，一有机会就对父亲进行规劝，让父亲不要轻举妄动，铤而走险。

“三桂父子异趋，父蓄异谋而应熊则欲守臣节，保全禄位，所以规谏无不止。”可是入京密使带来的却是父亲决定反叛的消息，这让吴应熊顿有五雷轰顶之感，他“徘徊不果，日饮泣不止”，最终还是只让李恕、张镳带走了他与侧室所生的大儿子吴世璠，自己与另外两个儿子则仍然留在了京城。

吴应熊的妻子建宁公主是康熙的亲姑姑，吴应熊就是康熙的亲姑父，建宁比康熙大十三岁，康熙小时候常和她在一起，彼此关系较为亲密。人这一生最难割舍的就是亲情，即便身为皇帝亦是如此，与吴应熊夫妻的这种亲情关系，使得康熙虽然对吴三桂的反叛倍感愤怒和惊愕，但他最初仍对吴应熊及其随从网开一面，给予了宽宥。

只是局势的变化和舆论压力并非皇帝一人所能随意左右。京城火起以及传出“熊党为之”的流言后，议政王大臣等纷纷上疏，指出吴应熊的随从官员与外官不同，“不便从宽，应请拿问”，康熙难以否决，遂下旨将吴应熊的随从“暂行拘禁”。

之后就轮到了吴应熊。中国古语道“罪不及父母，祸不及妻儿”，然而在古代社会，涉及谋反等大罪，“罪及父母，祸及妻儿”才是常态，吴应熊尽管反对父亲谋反，但一样要面临大清律例的追究和惩罚。诸王大臣众口一词，认为“吴应熊系反逆子孙，理应诛戮，以彰国法”。康熙犹豫再三，终究下不去手，“未忍加诛”，他答复诸王大臣说，暂且留吴应熊一命，让他“束身待罪”，可促使吴三桂有朝一日“悔祸自新”。

女真万人不可敌

在湖广战场，康熙派出的四支先遣部队终于陆续抵达荆州，不久，大将军勒尔锦亦率兵到达。康熙的本意是要八旗军主动出击，进驻常德、长沙乃至争取整个湖南，但将领们对情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所带的兵力太少而且全是轻骑兵，同时他们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如果需要渡江击敌的话，船只和粮草够不够用。

等到各部到达荆州，才发现严重缺乏船只，喂养战马的草料不足，武昌、荆州的官府虽然调集附近驻防官兵来援，然而也未预备足额的船只和草料。此时恰逢连日暴雨，江面水涨，清军就算手里有船都没法渡江，好不容易等到大雨停歇，渡江的船只也备齐了，吴三桂已经占领长沙等要地，“沿江列戍，壁垒相望”，勒尔锦只能一面隔江与其对峙，一面自荆州分兵襄阳、郧阳等地，组成荆襄防线。

也就从这时候起，吴军先前狂飙突进的势头突然停顿下来，其进至松滋的部队一连三个多月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对于吴军的顿兵不前，吴三桂的一些将领、谋士深感诧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已经打到长江边，举足即可渡江的时候却反而变成了软脚蟹。要知道，尽管八旗军已抵荆州，但江北已然是风声鹤唳、人心不固，如果吴军能迅速渡江，独占长江之险，不仅可以将军事主动权稳操于手，还能在政治上进一步扩大影响，动员江北乃至黄河流域的反清势力协同作战，到时朝廷无法收拾局面，势必还将后退至黄河北岸。

谋士刘玄初特地写信给吴三桂，催促他“直捣黄龙而痛饮”，不要阻兵不进，坐失机宜。可令刘玄初倍感失望的是，信件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吴三桂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

未几，刘玄初郁郁而死。一直到死，他都不知道，吴三桂其实不是不想渡江，而是他过不了江，即所谓“非不欲也，实不能也”。

作为一个靠军功起家的武将，吴三桂用兵几十年，老谋深算，岂能不知北渡之重要，但问题是要过得去才行啊！在这三个多月里，吴军已经发动了数次进攻，然而均未得逞，比如1674年4月初，吴三桂曾派万余人，乘七百艘船只逼犯彝陵，结果却在满汉官兵的水陆拦击下大败而归，“遁回宜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