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者无言

舒婷

小时候起，就不断听厦门人说，鼓浪屿的女人越老越美丽。

盼来盼去，盼了半个多世纪，我都老成这个样子，却一点也没有要美丽起来的迹象。这才明白，鼓浪屿的女前辈们都是些性情女子，经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打造，那样的美人真正已经绝代！看当下女硕士、博士们比比皆是，鼻梁挂的眼镜再厚，嘴里洋文再流利，身上香水再昂贵，举手投足，仍缺了一点点根基。这一点点缺失，往往是终生无法企及的。

一樽醇美葡萄酒的酿造工艺里，已经包含了许多微妙的不可知因素，甚至还必须追溯到一粒葡萄从胚芽到采摘的过程中，所感悟的雨水、阳光、土质和农人的呼吸哩。

渐行渐远隐入鼓浪屿岁月深处的窈窕背影中，黄萱的名字因许多人自发的忆念和怀想，逐渐被关注。尤其《陈寅恪的最后 20年》一书出版后，人们在大师背后，影绰看见了一位端庄雅致的知识女性。从黑白老照片看，黄萱的容貌应当不算太沉鱼落雁吧？无论在她养尊处优的豆蔻年华抑或是艰难困苦的抗战时期，她都绽放着最纯朴最率真的笑容，一览无遗地袒露洁白无垢的心地，恬淡内敛的聪慧，以及宠辱不惊的阅世方寸。

我不认识黄萱，不等于没有见过其人。也许有哪一个黄昏，我慢跑经过临海的漳州路，曾经与一位手执红色非洲菊的清香婆婆擦肩而过。为她慈祥温暖的微笑、睿智坦白的目光和淡雅体面的衣着所吸引，我回首再三，心中一阵阵感慨：鼓浪屿的随便哪一个角落，常常能与这样的老人不期而遇啊。即使我知道她就是黄萱，于她，于我的性格，恐怕也不会因此止步。内心的崇敬往往比言辞的喷射更加真实恒久。

漳州路在天风海涛之畔。沿着路边岔出去的是一条设计独特的护廊小斜坡。坡上那一座古朴小别墅，是鼓浪屿首富黄奕住连亘的业产之一。黄奕住先生在岛上最辉煌的房产是黄家花园，庭院幽深花木葳蕤，南北楼为辅，以中楼那精美富丽的建筑风格为顶级代表作。漳州路上这座面海小楼古色古香，尽去奢华，是同一张设计图纸中的五座小别墅之一。据说是黄奕住用黄家花园的剩余材料所建造，女儿黄萱住在这里。

黄萱的母亲是黄奕住的原配王氏，比黄奕住小八岁，本来是送错门的童养媳，却将错就错留了下来。上世纪初，福建沿海的华侨家庭都一样，丈夫漂洋过海寻求发展，妻子寂寞留守乡村；上要侍奉公婆，下要照顾小叔细姑；白天莳秧种菜，夜来养猪纺纱，等等。王氏之孝顺贤惠，勤力好强，对黄萱影响至深。她曾叮嘱女儿周菡：若写书，一定要写写祖母与太婆那相依为命的两代人。

我经常在路上遇见周菡。周菡总是两条辫子盘起，不染头发不施脂粉，素面朝天，清爽干净。步子很欢，声音很亮，兴致勃勃，一门心思追随着家族里热衷教育的百年传统。周菡曾经是副区长，弃官就教做了少年宫主任，躲进小学做了数学教师、班主任，顺便当了两年副校长，又自告奋勇当上教研室、社区教育办主任……还兼任过区政协副主席。

她的角色变换太快，让人不知怎么称呼才好，于是就直呼其名。正合周菡心意。

从王氏到黄萱到周菡，三代女性一脉相承的是什么？我无力深入研究，所以不敢妄言。夏夜，当我踏着婆裟树影在鼓浪屿老街漫步，一波一波漾过来，又一点一滴逸回去的芳香，是茉莉？是紫荆？还是含笑花？它们相互渗透百般缠绕丝丝入扣，若一心要析辨出它们的化学成分，那才真是煞风景啊。

鼓浪屿女儿，说好懂也不好懂。

1919年，五十一岁的黄奕住不堪荷兰殖民政府的勒索苛剥，严拒改变国籍，携资两千多万银元，从印尼三宝垄归国。当年便把在原籍南安的母亲，接到鼓浪屿颐养。九岁的黄萱随母亲和祖母同来鼓浪屿，刚好进小学读书。

黄萱的童年是在闽南农村度过的。她的不慕虚荣，平实低调的性格，与其自幼亲近土地有关。黄萱的善待保姆“沙妈”并为其善终养老，在家族里有口皆碑；暮年黄萱以照料小花园自娱，她手植的茶花、石蒜、非洲菊，把幼年的一角田野风光带到浪花眷恋的百叶木窗前。

黄萱比我尚健在的婆婆大一岁，同样上过女子师范学校。婆婆很快奉命结婚，虽然终生只是家庭妇女，因那几年师范教育而受益匪浅。婆婆性格开朗，能说会写，与常年在南洋的公公互通鱼雁；且初通篮球、排球、乒乓球，在侨联和街道活跃着，比起其他那些不识字的侨眷，日月便可以打发得如梭似箭。

而由于家境极为优越，黄奕住更注重文化修养的缘故，黄萱继续接受闺阁教育，鼎盛之时竟有四名家教分别设课国文、英文、音乐等。很多人不明白，像黄奕住这样的开明士绅，屡投巨款于公众教育，却不让女儿上大学，有点奇怪吧？其实黄奕住虽然头脑敏锐、性格坚韧，能筹谋、善经营，毕竟出身乡间“剃头担”，文化程度不高，使他决心要让女儿成为真正的名媛淑女。为此，黄奕住特别为英文已经很不错的女儿，重金延请一批像鄢耀枢、贺仙舫这样的名儒硕彦，施教经书格律，一习就是整整五年，为黄萱的古典文学打下深厚基础。

可惜，因为生活曾经一再颠沛流离，原本自家里的收藏早就没有了。黄萱遗物里的那许多线装书，都是后来为陈寅恪工作时而购下的。

（那个时代的观念里，女人受教育，其中一项便是女德的习修。比方我母亲，比黄萱晚生二十年，就读于鼓浪屿教会女中，除了国文、算术和音乐，必修课程里还设了裁缝、插花、烹调和体育。母亲的棋艺很臭，裁剪不错，钢琴略胜，书法尤佳。所以她工作单位的黑板报、通告栏，包括“文革”期间的大字报，都指定她挥墨。母亲懊恼沮丧，恨不得剁了手去，因此从不教我书法。）已出落成大家闺秀的黄萱，若是被父亲指定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嫁出，很难保证后半生会不会像岛上深宅大院里的那些孤独侨眷，以模糊的面孔，怀着不为人知的悲欢，默默无闻地老下去，直至寂静。旧时婚姻对女性的命运真是至关重要哪。据说，黄奕住的择婿标准民主开明，完全尊重女儿的选择。而黄萱自己也很坚定，必须是有学识有见地的正派青年，绝不考虑有钱人家的少爷公子。经亲戚们推介，厦门周宝巷周殿薰的儿子周寿恺进入黄家视野。黄萱几乎不假思索地芳心暗许，黄奕住推波助澜，两人见面后鱼雁往返，终于缔结婚约。

周殿薰 1910年入京会考，中过殿试甲等，授吏部主事。不久辞官回厦，是厦门第一任图书馆馆长，同文中学第一任华人校长，组织“鹭江诗社”，编选过几种书籍。说周殿薰饱学诗书一点不为过。儿子周寿恺，家族大排行十四，后辈称十四叔。1925年考入福州协和大学，次年转进北京燕京大学；1928年医学预科毕业，获理学士学位；1933年获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很年轻就成了国内知名的内科专家。夸他是出身名门，青年才俊也很贴切。这样的乘龙快婿，黄奕住自然好生欢喜。

本来是美满姻缘。不料婚礼上，新郎竟没有到位！黄氏家族一片哗然可以想象，愤慨、声讨、猜疑皆有之，教黄萱如何面对！

周家虽然世代书香门第，但比起黄家当时财势倾天，毕竟清贫些。据周菡推测：也许父亲周寿恺觉得家境贫富太悬殊伤了自尊而临阵脱逃？也许在医学院那些才华出众的女生中，已有他心仪的倩影？假使两者都不是，我猜想，周寿恺在京城接受高等教育，现代文明的熏陶使他生出更浪漫更绮丽的爱情梦幻，是否其中一个未揭晓的原因呢？

此时，表面随和的黄萱忽然显示出孤行决断的一面，给周寿恺发去一封短笺（教育的好处啊），言简意赅，表示从此不再谈婚论嫁。即使谣传周寿恺已在上海娶妻生子，黄萱也一心认定伊人，毫不动摇。

晨起望星，夜来问月，风一页一页吹起桌上摊开的书本（是《漱玉词》还是《红楼梦》？），黄家花园那几树玉兰花，不忍一位豪门千金的蚀骨之痛，摇下洁白馨香的花瓣，去抚慰一袭素色旗袍的弱肩。

经过多次迟疑和动摇，周寿恺终于在1935年9月与黄萱结婚。时年周寿恺二十九岁，黄萱二十五岁，在当年，可真是大男大女了。

爱才如命的黄奕住喜出望外，前嫌尽去，亲自赶往上海主婚。婚礼上黄奕住公开邀请爱婿到他创建的中南银行任副总经理，被周寿恺一口回绝。次日，夫妻俩联袂北上，开始相濡以沫的共同人生。

这一段历史虽然颇具戏剧性，却是真实的。也许黄萱的后人不喜旧事重提？可是我认为，这正是黄萱一生中最为果断明智，同时也是最感情用事最不计后果的一次重大抉择，充分考量出一位闽南弱女子身上刚柔兼济的素质，因而得到上天的赐福！

只有黄萱这样一个女子，才能无怨无悔伴随周寿恺浪迹天涯，倾力支持他的一个又一个重大选择：为丈夫全心投入抗战而带着幼儿借住香港娘家，随即又举家在贫瘠的贵州山区辗转，过俭朴艰苦的日子，婚后十年竟搬了九次家！临解放，已是国民党少将医官的周寿恺拒绝留台，回到大陆追寻祖国医学事业，夫妻俩必须承担前途未卜的风险，黄萱均义无反顾。

多年后，当了中山医学院副院长的周寿恺，终于发自肺腑对贤妻说：“如果在众多的教授夫人中重新选择，我还是会选择你。”夫妻间的悄悄话，自是不必顾及其他教授夫人会怎么想。至少对于周寿恺本人，确实是一桩终生无悔的美满婚姻。

周寿恺的医学工作繁忙而且责任重大，根据他俩的家庭观念，黄萱的本分应是在家相夫教子。但是，当黄萱放下家事，每天出去工作，做丈夫的也绝不抱怨。傍晚，宽大的封闭式阳台上有一只秋千椅，两人并肩坐着，慢慢地荡轻轻地摇。据侄女秀鸾回忆，像周寿恺这样端肃自律的医学家，高兴时，还会为太太哼着歌。在黄萱早出晚归为陈寅恪工作的那些漫长的日子里，只要有时间，周寿恺就会到汽车站去接妻子，然后恩恩爱爱回家。

1950年下半年，听说陈寅恪在家里给研究生上课，黄萱很想去旁听，邀了侄女秀鸾同去。感谢这位侄女生动的描摹文字：“陈先生的课堂设在他家的阳台上，阳台一头支起一块小黑板。先生坐在黑板前的藤椅上，穿一袭长袍，因少晒太阳，肤色很白，长脸、高额，可惜本应闪烁智慧之光的双目，没有表情，似乎是迷茫一片。”黄萱静静坐在边上，没有引起注意。

1951年11月间，身为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夫人的黄萱，经同院教授陈国桢夫人关颂珊的正式推荐，来到陈寅恪家里，试任助手。

此时，陈寅恪已经失明好些年，因而感觉更加敏锐。虽然他至死都没有见过黄萱的模样，仅凭短暂的接触，从自己丰富的阅历中，分厘不差捕捉到他一向心仪，竭力赞赏过的“门风家学之优美”，立刻请揖进门。

我想要说的是，他们互相吸引。我还想说，一位女性的优雅内涵，比起如花似玉的容貌，更经岁月锤炼。必须到四十岁左右，才能成熟为雍容脱俗的，窖藏一般的特殊芳泽。此时的黄萱，因婚姻美满、生活安定而气定神闲，而珠圆玉润，虽人到中年，却是知识女性生命中，最具魅力的黄金时段。

赫赫家门的翅翼下孵化出来的陈寅恪，天生具有名士气质，内心犹保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传统见解。这样情操高度洁癖的人，怎可能长时间忍受身边的凡夫俗子！（几天前我到香港开一个世界华文联会，有幸聆听受教于几位名声极隆的大学者，其中有饶芃子教授。她说起当年暨南大学最美妙的风景，便是头戴镶着红珠子的瓜皮帽，身飘府绸马褂，紧紧扎着阔腿裤脚，脚穿棉袜布鞋的陈寅恪先生，如何挽着旗袍半遮着绣花布鞋的师母，在校园里徐徐缓缓。现在看起来浪漫得不行吧？当年陈寅恪这种不管不顾的复古情调，可是太招摇太妄为太招祸了。）正当陈寅恪年过花甲，门生纷离之日，一位年龄恰如其分，修为接近、趣味默契的红颜知己（可叹啊，原本一个最美好的词汇，现在被滥用成什么样子了！），成为日日相听（非相见）的工作伙伴，是多么的幸运！“故黄萱的出现，实在是历史对这位更感孤独的文化老人的顾怜。”——《陈寅恪的最后20年》

这一份工作，包括陈寅恪个人才学的巨大磁场，对于勤读不辍的黄萱，自觉或不自觉，未尝不是一个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的有力推动；一次奉献热能，学有所用的生命大转折；同时更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于是黄萱，这一颗看起来十分平凡的小星星，一经纳入陈寅恪的轨道，立刻和谐地旋转起来，发出微弱不熄的淡蓝之光。

1952年11月22日，因学校经费不够，中山大学聘任黄萱为陈寅恪的兼任助教，只付一部分工资。

可以断定，黄萱全力投入工作，与付酬多少无关。解放初，周寿恺的工资已经爬上“三百八十五高坡”，即月薪三百八十五元，以当时的生活水准，维持家庭开支绰绰有余，黄萱到此时也无须贴补。这使得她特别轻松舒畅，不是因为金钱本身，而是她非常体谅丈夫自尊的心情。

1953年夏天，陈寅恪一家搬到周家楼上，与周家一道楼梯相通。“带着浓浓旧时王谢人家痕迹的两户人家，以礼相待，挚诚相见，人生品味俱同，更因黄萱已为寅恪先生工作这一层而有更多共同的语言。芳邻的温馨，人情的暖意，给了陈寅恪先生有几许的欢乐。”——《陈寅恪的最后20年》

想象黄萱轻步上楼去工作，顺便端着亲手焙制的美味西式糕点，送到陈家的餐桌上；想象那傍晚时分，黄萱在自己家中，手指灵巧地织着毛衣（这也是她最擅长的啊），耳闻楼上传来陈先生的吟哦之声，不觉露出会心的微笑；想象陈先生卧病在床，黄萱为他诵读《再生缘》，略带福建乡音，愈加悦耳（至少我听起来是这样啊）；想象在东南区一号的草坪上，黄萱与陈先生的夫人唐晓莹一起，主持教授夫人们的义卖冷餐会。唐晓莹是前清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能诗工画。她俩挽臂相依亭亭并立，相映得彰，周围的粉黛是否都一齐无颜色了？

想象终归仅是想象，我等俗而又俗的后人，只能凭借想象去构筑数十年前不可重返的场景。也许，周家与陈家均是谦谦君子相敬如宾，工作之余，互不相扰？

1954年夏天，任职华南医学院副院长的周寿恺，必须把家迁至市区竹丝村的宿舍，距陈家十公里，来回得倒两路公交车，要耗去三四个小时。这样一来，对彼此都是大难题。也是担心影响工作，柔弱的黄萱只好向陈寅恪请辞。直到今天，黄萱依然记得当时陈寅恪说的话：“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位合适的助教也不容易，你一走我就无法工作了。”态度如此诚恳语气如此落寞，深受打动的黄萱遂又留了下来。

于是，黄萱每天早上七时起，快步赶去车站，挤两个小时汽车，九时整坐在陈先生面前开始工作。工作结束后已过中午一点钟，再挤两个小时的汽车回家。早餐是来不及吃的，就在陈家订了一份牛奶。午餐有时也会在陈家留用。虽然黄萱比陈寅恪小二十岁，陈寅恪还是要求家中的孩子们都称她伯母。这样的礼仪周到与尊重体贴，也让黄萱铭谢在心。

刚开始工作那一年，对两人都很不容易。大师精通十几国文字，包括突厥文等艰深语种。他治学严谨，涉猎渊博，其思路如瀑布如奔马如神龙入云如流星四泻，黄萱一时如何跟得上？黄萱好几次想打退堂鼓，话到嘴边又咽下。因为本来脾气很大很怪的陈寅恪，却不厌其烦地放慢语速配合新助手，甚至一字一字写在黑板上，让黄萱一字一字地记录。这以后漫长的十三年，陈寅恪也从未对黄萱发过脾气。

谈到陈寅恪这位旷世奇才的学问，黄萱充满敬仰之情。陈先生的记忆力惊人，能清楚地记得哪段史料出自哪本书哪一页。偶尔记不太清楚了，就让黄萱帮忙查阅，可黄萱只要读上前后几句，陈老就能批出所需资料的具体出处。

黄萱为陈寅恪工作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陈先生完成了《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重要著作，累计近百万字。

1955年9月15日，由陈寅恪提出，中山大学正式聘黄萱为专任助教，一直到退休。她真是永远的助教，工资只有七十四元。

关于金钱，有些可笑的传说。我们曾经读到一段资料：1969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清查小组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逼令黄萱交出“从剥削阶级家庭得来的不义之财”。“第一次面对面交锋，黄萱就交出两万元存款”。事后清查小组成员分析，第一次交锋远未触及核心。第二次谈话，清查小组规定黄萱反复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两篇光辉著作”，“黄萱流下了眼泪”。结果，“第二次交锋黄萱交出九万元”，“第三次交锋黄萱交出二十万元”，“第四次交锋黄萱再交出公债八百元”。在数天之间，“毛泽东思想显示了巨大的威力”，“黄萱被迫交出了三十二万劳动人民的血汗钱”。

很可能，这是所谓“清查小组”编造出来的赫赫战果之一。黄萱临终前对前来探视的陆健东先生提出的要求，就是请他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再版时，务必更正修改这一段。因为，周菡说：这段杜撰太没意思了，金钱对于黄萱，哪有催人落泪之功效？

“文革”风暴初起，黄萱立即把存在自己名下的一大笔存款，全数交到中大历史系，并在尚未大乱之时换得一纸收条，以至这些大部为国外亲人寄存的金钱，最后得以完璧归赵。至于大户人家女眷们视之如命的首饰珠宝，解放初，黄萱就主动将它们全部低价卖给国家支援建设去了，日后冲进门来抄家的野蛮家伙们一无所获。

都以为金钱对于黄萱，从来不是问题，其实不然。周寿恺受难之时，一位厦门老友在广州结婚，黄萱因囊中羞涩未能买个小礼物而怏怏不乐，遂翻箱倒柜找出一条全新的桌布，居然喜形于色！周寿恺去世，老保姆不肯再留，为了补发欠她的工资，筹足她返乡的路费，黄萱忍痛卖掉名牌钢琴，仅得三两百元。晚年她在鼓浪屿自娱的只是一台珠江牌的普通旧琴。黄萱为人的慷慨善良，同情弱小，正是深记着老父黄奕住的教导：“信誉重于生命。”

作家韩石山写道：“外人或许会说，黄萱能给陈先生这样的学界泰斗当助手，青史留名，真乃三生有幸。此话诚然不谬，但反过来，陈先生能得到黄萱这样的助手，又何尝不是枯木逢春，有幸三生呢？”

陆健东先生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还有精辟而动人的断言：“如果陈寅恪晚年所找的助手不是黄萱而是其他人，则陈氏晚年著述便无法预料了。黄萱的身份，缓冲了陈寅恪与时代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周寿恺曾经说过，陈寅恪能无保留地接受黄萱做助手，是看准了黄萱为人的笃诚与信义，绝不会将陈寅恪的私事随便张扬的。在众多身沐师恩的后学末进一起避嫌远离的时候，毫无心机的黄萱走近陈寅恪的荒凉困境，恪守职责尽心协助，使其在暮年获得情谊滋润，温馨的慰藉，激活起磅礴充沛的创造力，取得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正如陈寅恪在《关于黄萱先生工作鉴定意见》里所书：“总而言之，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

“文革”中，饱受惊吓与折磨的陈寅恪，自知来日无多。对来探望他的黄萱说：“我治学之方法与经历，汝熟之最稔，我死之后，望能为文，以告世人。”黄萱恳辞相对：“陈先生，真对不起，你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寅恪黯然：“没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二十年后，黄萱不无感伤地说：“我的回话陈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东西又怎忍欺骗先生？先生的学识恐怕没有人能学，我更不敢说懂得其中的一成。”

周菡曾经问过妈妈，那段与陈先生的对话，让她一生如此不安，说话时还有谁在场？黄萱的回答是：只有她和陈先生二人，陈夫人正出去拿什么东西了。黄萱后来把这事告诉了上海复旦大学蒋天枢先生，此人是陈寅恪的学生，也是托命之人。蒋先生将这段事公布于众，又引起了好多人的注意。他生前与黄萱经常通信，鼓励她写回忆录，但终于未能成文。

周菡认为母亲将此事说出来，可能是想让蒋先生和其他人了解陈先生的遗愿，希望他们能替自己为陈先生实现这个嘱托？

正如陈寅恪对黄萱有过的定语：“拿得起，放得下。”黄萱深谙孰可为孰是不可为的处世准则。“花如解笑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大美者无言，或者说，面对大美者无言？这也是一种境界，并非所有人都能坚持。

但是，当上海古籍出版社要出版陈寅恪的遗著时，黄萱不辞劳疾，两次抱病赴沪，为遗文补充材料，并与其他校勘人员书信来往，达十几封。这是她认为自己能为陈先生所做的，而且必须全力做到的。

其实，论黄萱的文字造诣，不但能配合大师，擦出灵感的火花，她自身也有深厚的积累和相当的才气。据说每天四五小时在公交车上，黄萱总是饶有兴致观察身边的人和事，回家后及时记下一些杂感随笔，却从未示以外人。“文革”期间，这本子连她的多数藏书一起被毁，连女儿也不知道黄萱有过怎样的思绪和文采。在周菡收集的资料中，翻阅一部分黄萱写给亲朋好友的信，款款娓娓，又自然又亲切，文字功力略见一斑矣。

1969年10月7日天亮之前，历尽苦痛贫病交加的一代大儒陈寅恪，无声无息含冤逝世，享年七十九岁。四十五天后，患难与共四十载的爱妻唐晓莹，从容交代完后事，亦相随而去。

1970年，医术精湛的内科专家周寿恺受尽毒打，竟以区区阑尾炎“不治身亡”，连黄萱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令人唏嘘！

1973年，六十三岁的黄萱在广州从中山大学退休。1980年迁回故土鼓浪屿，落叶归根，悄然住进父亲留下的老房子里。从此，以书为抱，与琴互诉，不事声张，淡泊自甘；2001年5月，九十一岁的黄萱在儿女的怀抱之中合眼睡去，再没有醒来。

黄萱的最后二十年比陈寅恪幸运多了。晨昏起居有爱女陪伴，隔墙是老友旧亲常来常往；推窗目送云帆鸥鸟翻卷白浪，开门即是亲手照料的花木，不喧哗不耀眼，安安静静地依偎在她身边，铺展在她脚下。

一架老钢琴，在女主人甩一甩衣袖如杳鸿飘远之后，袅袅犹有余音。

（本文参考了周菡女士提供的宝贵资料，并请她费心勘误过。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附：

关于黄萱先生工作鉴定意见

陈寅恪

（一）工作态度极好。帮助我工作将近十二年之久，勤力无间始终不懈，最为难得。

（二）学术程度甚高。因我所要查要听之资料全是中国古文古书，极少有句逗，即偶有之亦多错误。黄萱先生随意念读，毫不费力。又如中国词曲长短句亦能随意诵读，协和韵律。凡此数点聊举为例证，其他可以推见。斯皆不易求之于一般助教中也。

（三）黄先生又能代我独立自找材料，并能供献意见修改我的著作缺点，及文字不妥之处，此点尤为难得。

总而言之，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

上列三条字字真实，绝非虚语。希望现在组织并同时或后来读我著作者，深加注意是幸。

1964年4月22日

原载《上海文学》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