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大美者无言

愿陪你在暮色里闲坐,一直到老 作者:舒婷,阎晶明 ,孙郁等


大美者无言

舒婷

小时候起,就不断听厦门人说,鼓浪屿的女人越老越美丽。

盼来盼去,盼了半个多世纪,我都老成这个样子,却一点也没有要美丽起来的迹象。这才明白,鼓浪屿的女前辈们都是些性情女子,经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打造,那样的美人真正已经绝代!看当下女硕士、博士们比比皆是,鼻梁挂的眼镜再厚,嘴里洋文再流利,身上香水再昂贵,举手投足,仍缺了一点点根基。这一点点缺失,往往是终生无法企及的。

一樽醇美葡萄酒的酿造工艺里,已经包含了许多微妙的不可知因素,甚至还必须追溯到一粒葡萄从胚芽到采摘的过程中,所感悟的雨水、阳光、土质和农人的呼吸哩。

渐行渐远隐入鼓浪屿岁月深处的窈窕背影中,黄萱的名字因许多人自发的忆念和怀想,逐渐被关注。尤其《陈寅恪的最后 20年》一书出版后,人们在大师背后,影绰看见了一位端庄雅致的知识女性。从黑白老照片看,黄萱的容貌应当不算太沉鱼落雁吧?无论在她养尊处优的豆蔻年华抑或是艰难困苦的抗战时期,她都绽放着最纯朴最率真的笑容,一览无遗地袒露洁白无垢的心地,恬淡内敛的聪慧,以及宠辱不惊的阅世方寸。

我不认识黄萱,不等于没有见过其人。也许有哪一个黄昏,我慢跑经过临海的漳州路,曾经与一位手执红色非洲菊的清香婆婆擦肩而过。为她慈祥温暖的微笑、睿智坦白的目光和淡雅体面的衣着所吸引,我回首再三,心中一阵阵感慨:鼓浪屿的随便哪一个角落,常常能与这样的老人不期而遇啊。即使我知道她就是黄萱,于她,于我的性格,恐怕也不会因此止步。内心的崇敬往往比言辞的喷射更加真实恒久。

漳州路在天风海涛之畔。沿着路边岔出去的是一条设计独特的护廊小斜坡。坡上那一座古朴小别墅,是鼓浪屿首富黄奕住连亘的业产之一。黄奕住先生在岛上最辉煌的房产是黄家花园,庭院幽深花木葳蕤,南北楼为辅,以中楼那精美富丽的建筑风格为顶级代表作。漳州路上这座面海小楼古色古香,尽去奢华,是同一张设计图纸中的五座小别墅之一。据说是黄奕住用黄家花园的剩余材料所建造,女儿黄萱住在这里。

黄萱的母亲是黄奕住的原配王氏,比黄奕住小八岁,本来是送错门的童养媳,却将错就错留了下来。上世纪初,福建沿海的华侨家庭都一样,丈夫漂洋过海寻求发展,妻子寂寞留守乡村;上要侍奉公婆,下要照顾小叔细姑;白天莳秧种菜,夜来养猪纺纱,等等。王氏之孝顺贤惠,勤力好强,对黄萱影响至深。她曾叮嘱女儿周菡:若写书,一定要写写祖母与太婆那相依为命的两代人。

我经常在路上遇见周菡。周菡总是两条辫子盘起,不染头发不施脂粉,素面朝天,清爽干净。步子很欢,声音很亮,兴致勃勃,一门心思追随着家族里热衷教育的百年传统。周菡曾经是副区长,弃官就教做了少年宫主任,躲进小学做了数学教师、班主任,顺便当了两年副校长,又自告奋勇当上教研室、社区教育办主任……还兼任过区政协副主席。

她的角色变换太快,让人不知怎么称呼才好,于是就直呼其名。正合周菡心意。

从王氏到黄萱到周菡,三代女性一脉相承的是什么?我无力深入研究,所以不敢妄言。夏夜,当我踏着婆裟树影在鼓浪屿老街漫步,一波一波漾过来,又一点一滴逸回去的芳香,是茉莉?是紫荆?还是含笑花?它们相互渗透百般缠绕丝丝入扣,若一心要析辨出它们的化学成分,那才真是煞风景啊。

鼓浪屿女儿,说好懂也不好懂。

1919年,五十一岁的黄奕住不堪荷兰殖民政府的勒索苛剥,严拒改变国籍,携资两千多万银元,从印尼三宝垄归国。当年便把在原籍南安的母亲,接到鼓浪屿颐养。九岁的黄萱随母亲和祖母同来鼓浪屿,刚好进小学读书。

黄萱的童年是在闽南农村度过的。她的不慕虚荣,平实低调的性格,与其自幼亲近土地有关。黄萱的善待保姆“沙妈”并为其善终养老,在家族里有口皆碑;暮年黄萱以照料小花园自娱,她手植的茶花、石蒜、非洲菊,把幼年的一角田野风光带到浪花眷恋的百叶木窗前。

黄萱比我尚健在的婆婆大一岁,同样上过女子师范学校。婆婆很快奉命结婚,虽然终生只是家庭妇女,因那几年师范教育而受益匪浅。婆婆性格开朗,能说会写,与常年在南洋的公公互通鱼雁;且初通篮球、排球、乒乓球,在侨联和街道活跃着,比起其他那些不识字的侨眷,日月便可以打发得如梭似箭。

而由于家境极为优越,黄奕住更注重文化修养的缘故,黄萱继续接受闺阁教育,鼎盛之时竟有四名家教分别设课国文、英文、音乐等。很多人不明白,像黄奕住这样的开明士绅,屡投巨款于公众教育,却不让女儿上大学,有点奇怪吧?其实黄奕住虽然头脑敏锐、性格坚韧,能筹谋、善经营,毕竟出身乡间“剃头担”,文化程度不高,使他决心要让女儿成为真正的名媛淑女。为此,黄奕住特别为英文已经很不错的女儿,重金延请一批像鄢耀枢、贺仙舫这样的名儒硕彦,施教经书格律,一习就是整整五年,为黄萱的古典文学打下深厚基础。

可惜,因为生活曾经一再颠沛流离,原本自家里的收藏早就没有了。黄萱遗物里的那许多线装书,都是后来为陈寅恪工作时而购下的。

(那个时代的观念里,女人受教育,其中一项便是女德的习修。比方我母亲,比黄萱晚生二十年,就读于鼓浪屿教会女中,除了国文、算术和音乐,必修课程里还设了裁缝、插花、烹调和体育。母亲的棋艺很臭,裁剪不错,钢琴略胜,书法尤佳。所以她工作单位的黑板报、通告栏,包括“文革”期间的大字报,都指定她挥墨。母亲懊恼沮丧,恨不得剁了手去,因此从不教我书法。)已出落成大家闺秀的黄萱,若是被父亲指定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嫁出,很难保证后半生会不会像岛上深宅大院里的那些孤独侨眷,以模糊的面孔,怀着不为人知的悲欢,默默无闻地老下去,直至寂静。旧时婚姻对女性的命运真是至关重要哪。据说,黄奕住的择婿标准民主开明,完全尊重女儿的选择。而黄萱自己也很坚定,必须是有学识有见地的正派青年,绝不考虑有钱人家的少爷公子。经亲戚们推介,厦门周宝巷周殿薰的儿子周寿恺进入黄家视野。黄萱几乎不假思索地芳心暗许,黄奕住推波助澜,两人见面后鱼雁往返,终于缔结婚约。

周殿薰 1910年入京会考,中过殿试甲等,授吏部主事。不久辞官回厦,是厦门第一任图书馆馆长,同文中学第一任华人校长,组织“鹭江诗社”,编选过几种书籍。说周殿薰饱学诗书一点不为过。儿子周寿恺,家族大排行十四,后辈称十四叔。1925年考入福州协和大学,次年转进北京燕京大学;1928年医学预科毕业,获理学士学位;1933年获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很年轻就成了国内知名的内科专家。夸他是出身名门,青年才俊也很贴切。这样的乘龙快婿,黄奕住自然好生欢喜。

本来是美满姻缘。不料婚礼上,新郎竟没有到位!黄氏家族一片哗然可以想象,愤慨、声讨、猜疑皆有之,教黄萱如何面对!

周家虽然世代书香门第,但比起黄家当时财势倾天,毕竟清贫些。据周菡推测:也许父亲周寿恺觉得家境贫富太悬殊伤了自尊而临阵脱逃?也许在医学院那些才华出众的女生中,已有他心仪的倩影?假使两者都不是,我猜想,周寿恺在京城接受高等教育,现代文明的熏陶使他生出更浪漫更绮丽的爱情梦幻,是否其中一个未揭晓的原因呢?

此时,表面随和的黄萱忽然显示出孤行决断的一面,给周寿恺发去一封短笺(教育的好处啊),言简意赅,表示从此不再谈婚论嫁。即使谣传周寿恺已在上海娶妻生子,黄萱也一心认定伊人,毫不动摇。

晨起望星,夜来问月,风一页一页吹起桌上摊开的书本(是《漱玉词》还是《红楼梦》?),黄家花园那几树玉兰花,不忍一位豪门千金的蚀骨之痛,摇下洁白馨香的花瓣,去抚慰一袭素色旗袍的弱肩。

经过多次迟疑和动摇,周寿恺终于在1935年9月与黄萱结婚。时年周寿恺二十九岁,黄萱二十五岁,在当年,可真是大男大女了。

爱才如命的黄奕住喜出望外,前嫌尽去,亲自赶往上海主婚。婚礼上黄奕住公开邀请爱婿到他创建的中南银行任副总经理,被周寿恺一口回绝。次日,夫妻俩联袂北上,开始相濡以沫的共同人生。

这一段历史虽然颇具戏剧性,却是真实的。也许黄萱的后人不喜旧事重提?可是我认为,这正是黄萱一生中最为果断明智,同时也是最感情用事最不计后果的一次重大抉择,充分考量出一位闽南弱女子身上刚柔兼济的素质,因而得到上天的赐福!

只有黄萱这样一个女子,才能无怨无悔伴随周寿恺浪迹天涯,倾力支持他的一个又一个重大选择:为丈夫全心投入抗战而带着幼儿借住香港娘家,随即又举家在贫瘠的贵州山区辗转,过俭朴艰苦的日子,婚后十年竟搬了九次家!临解放,已是国民党少将医官的周寿恺拒绝留台,回到大陆追寻祖国医学事业,夫妻俩必须承担前途未卜的风险,黄萱均义无反顾。

多年后,当了中山医学院副院长的周寿恺,终于发自肺腑对贤妻说:“如果在众多的教授夫人中重新选择,我还是会选择你。”夫妻间的悄悄话,自是不必顾及其他教授夫人会怎么想。至少对于周寿恺本人,确实是一桩终生无悔的美满婚姻。

周寿恺的医学工作繁忙而且责任重大,根据他俩的家庭观念,黄萱的本分应是在家相夫教子。但是,当黄萱放下家事,每天出去工作,做丈夫的也绝不抱怨。傍晚,宽大的封闭式阳台上有一只秋千椅,两人并肩坐着,慢慢地荡轻轻地摇。据侄女秀鸾回忆,像周寿恺这样端肃自律的医学家,高兴时,还会为太太哼着歌。在黄萱早出晚归为陈寅恪工作的那些漫长的日子里,只要有时间,周寿恺就会到汽车站去接妻子,然后恩恩爱爱回家。

1950年下半年,听说陈寅恪在家里给研究生上课,黄萱很想去旁听,邀了侄女秀鸾同去。感谢这位侄女生动的描摹文字:“陈先生的课堂设在他家的阳台上,阳台一头支起一块小黑板。先生坐在黑板前的藤椅上,穿一袭长袍,因少晒太阳,肤色很白,长脸、高额,可惜本应闪烁智慧之光的双目,没有表情,似乎是迷茫一片。”黄萱静静坐在边上,没有引起注意。

1951年11月间,身为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夫人的黄萱,经同院教授陈国桢夫人关颂珊的正式推荐,来到陈寅恪家里,试任助手。

此时,陈寅恪已经失明好些年,因而感觉更加敏锐。虽然他至死都没有见过黄萱的模样,仅凭短暂的接触,从自己丰富的阅历中,分厘不差捕捉到他一向心仪,竭力赞赏过的“门风家学之优美”,立刻请揖进门。

我想要说的是,他们互相吸引。我还想说,一位女性的优雅内涵,比起如花似玉的容貌,更经岁月锤炼。必须到四十岁左右,才能成熟为雍容脱俗的,窖藏一般的特殊芳泽。此时的黄萱,因婚姻美满、生活安定而气定神闲,而珠圆玉润,虽人到中年,却是知识女性生命中,最具魅力的黄金时段。

赫赫家门的翅翼下孵化出来的陈寅恪,天生具有名士气质,内心犹保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传统见解。这样情操高度洁癖的人,怎可能长时间忍受身边的凡夫俗子!(几天前我到香港开一个世界华文联会,有幸聆听受教于几位名声极隆的大学者,其中有饶芃子教授。她说起当年暨南大学最美妙的风景,便是头戴镶着红珠子的瓜皮帽,身飘府绸马褂,紧紧扎着阔腿裤脚,脚穿棉袜布鞋的陈寅恪先生,如何挽着旗袍半遮着绣花布鞋的师母,在校园里徐徐缓缓。现在看起来浪漫得不行吧?当年陈寅恪这种不管不顾的复古情调,可是太招摇太妄为太招祸了。)正当陈寅恪年过花甲,门生纷离之日,一位年龄恰如其分,修为接近、趣味默契的红颜知己(可叹啊,原本一个最美好的词汇,现在被滥用成什么样子了!),成为日日相听(非相见)的工作伙伴,是多么的幸运!“故黄萱的出现,实在是历史对这位更感孤独的文化老人的顾怜。”——《陈寅恪的最后20年》

这一份工作,包括陈寅恪个人才学的巨大磁场,对于勤读不辍的黄萱,自觉或不自觉,未尝不是一个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的有力推动;一次奉献热能,学有所用的生命大转折;同时更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于是黄萱,这一颗看起来十分平凡的小星星,一经纳入陈寅恪的轨道,立刻和谐地旋转起来,发出微弱不熄的淡蓝之光。

1952年11月22日,因学校经费不够,中山大学聘任黄萱为陈寅恪的兼任助教,只付一部分工资。

可以断定,黄萱全力投入工作,与付酬多少无关。解放初,周寿恺的工资已经爬上“三百八十五高坡”,即月薪三百八十五元,以当时的生活水准,维持家庭开支绰绰有余,黄萱到此时也无须贴补。这使得她特别轻松舒畅,不是因为金钱本身,而是她非常体谅丈夫自尊的心情。

1953年夏天,陈寅恪一家搬到周家楼上,与周家一道楼梯相通。“带着浓浓旧时王谢人家痕迹的两户人家,以礼相待,挚诚相见,人生品味俱同,更因黄萱已为寅恪先生工作这一层而有更多共同的语言。芳邻的温馨,人情的暖意,给了陈寅恪先生有几许的欢乐。”——《陈寅恪的最后20年》

想象黄萱轻步上楼去工作,顺便端着亲手焙制的美味西式糕点,送到陈家的餐桌上;想象那傍晚时分,黄萱在自己家中,手指灵巧地织着毛衣(这也是她最擅长的啊),耳闻楼上传来陈先生的吟哦之声,不觉露出会心的微笑;想象陈先生卧病在床,黄萱为他诵读《再生缘》,略带福建乡音,愈加悦耳(至少我听起来是这样啊);想象在东南区一号的草坪上,黄萱与陈先生的夫人唐晓莹一起,主持教授夫人们的义卖冷餐会。唐晓莹是前清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能诗工画。她俩挽臂相依亭亭并立,相映得彰,周围的粉黛是否都一齐无颜色了?

想象终归仅是想象,我等俗而又俗的后人,只能凭借想象去构筑数十年前不可重返的场景。也许,周家与陈家均是谦谦君子相敬如宾,工作之余,互不相扰?

1954年夏天,任职华南医学院副院长的周寿恺,必须把家迁至市区竹丝村的宿舍,距陈家十公里,来回得倒两路公交车,要耗去三四个小时。这样一来,对彼此都是大难题。也是担心影响工作,柔弱的黄萱只好向陈寅恪请辞。直到今天,黄萱依然记得当时陈寅恪说的话:“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位合适的助教也不容易,你一走我就无法工作了。”态度如此诚恳语气如此落寞,深受打动的黄萱遂又留了下来。

于是,黄萱每天早上七时起,快步赶去车站,挤两个小时汽车,九时整坐在陈先生面前开始工作。工作结束后已过中午一点钟,再挤两个小时的汽车回家。早餐是来不及吃的,就在陈家订了一份牛奶。午餐有时也会在陈家留用。虽然黄萱比陈寅恪小二十岁,陈寅恪还是要求家中的孩子们都称她伯母。这样的礼仪周到与尊重体贴,也让黄萱铭谢在心。

刚开始工作那一年,对两人都很不容易。大师精通十几国文字,包括突厥文等艰深语种。他治学严谨,涉猎渊博,其思路如瀑布如奔马如神龙入云如流星四泻,黄萱一时如何跟得上?黄萱好几次想打退堂鼓,话到嘴边又咽下。因为本来脾气很大很怪的陈寅恪,却不厌其烦地放慢语速配合新助手,甚至一字一字写在黑板上,让黄萱一字一字地记录。这以后漫长的十三年,陈寅恪也从未对黄萱发过脾气。

谈到陈寅恪这位旷世奇才的学问,黄萱充满敬仰之情。陈先生的记忆力惊人,能清楚地记得哪段史料出自哪本书哪一页。偶尔记不太清楚了,就让黄萱帮忙查阅,可黄萱只要读上前后几句,陈老就能批出所需资料的具体出处。

黄萱为陈寅恪工作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陈先生完成了《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重要著作,累计近百万字。

1955年9月15日,由陈寅恪提出,中山大学正式聘黄萱为专任助教,一直到退休。她真是永远的助教,工资只有七十四元。

关于金钱,有些可笑的传说。我们曾经读到一段资料:1969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清查小组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逼令黄萱交出“从剥削阶级家庭得来的不义之财”。“第一次面对面交锋,黄萱就交出两万元存款”。事后清查小组成员分析,第一次交锋远未触及核心。第二次谈话,清查小组规定黄萱反复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两篇光辉著作”,“黄萱流下了眼泪”。结果,“第二次交锋黄萱交出九万元”,“第三次交锋黄萱交出二十万元”,“第四次交锋黄萱再交出公债八百元”。在数天之间,“毛泽东思想显示了巨大的威力”,“黄萱被迫交出了三十二万劳动人民的血汗钱”。

很可能,这是所谓“清查小组”编造出来的赫赫战果之一。黄萱临终前对前来探视的陆健东先生提出的要求,就是请他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再版时,务必更正修改这一段。因为,周菡说:这段杜撰太没意思了,金钱对于黄萱,哪有催人落泪之功效?

“文革”风暴初起,黄萱立即把存在自己名下的一大笔存款,全数交到中大历史系,并在尚未大乱之时换得一纸收条,以至这些大部为国外亲人寄存的金钱,最后得以完璧归赵。至于大户人家女眷们视之如命的首饰珠宝,解放初,黄萱就主动将它们全部低价卖给国家支援建设去了,日后冲进门来抄家的野蛮家伙们一无所获。

都以为金钱对于黄萱,从来不是问题,其实不然。周寿恺受难之时,一位厦门老友在广州结婚,黄萱因囊中羞涩未能买个小礼物而怏怏不乐,遂翻箱倒柜找出一条全新的桌布,居然喜形于色!周寿恺去世,老保姆不肯再留,为了补发欠她的工资,筹足她返乡的路费,黄萱忍痛卖掉名牌钢琴,仅得三两百元。晚年她在鼓浪屿自娱的只是一台珠江牌的普通旧琴。黄萱为人的慷慨善良,同情弱小,正是深记着老父黄奕住的教导:“信誉重于生命。”

作家韩石山写道:“外人或许会说,黄萱能给陈先生这样的学界泰斗当助手,青史留名,真乃三生有幸。此话诚然不谬,但反过来,陈先生能得到黄萱这样的助手,又何尝不是枯木逢春,有幸三生呢?”

陆健东先生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还有精辟而动人的断言:“如果陈寅恪晚年所找的助手不是黄萱而是其他人,则陈氏晚年著述便无法预料了。黄萱的身份,缓冲了陈寅恪与时代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周寿恺曾经说过,陈寅恪能无保留地接受黄萱做助手,是看准了黄萱为人的笃诚与信义,绝不会将陈寅恪的私事随便张扬的。在众多身沐师恩的后学末进一起避嫌远离的时候,毫无心机的黄萱走近陈寅恪的荒凉困境,恪守职责尽心协助,使其在暮年获得情谊滋润,温馨的慰藉,激活起磅礴充沛的创造力,取得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正如陈寅恪在《关于黄萱先生工作鉴定意见》里所书:“总而言之,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

“文革”中,饱受惊吓与折磨的陈寅恪,自知来日无多。对来探望他的黄萱说:“我治学之方法与经历,汝熟之最稔,我死之后,望能为文,以告世人。”黄萱恳辞相对:“陈先生,真对不起,你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寅恪黯然:“没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二十年后,黄萱不无感伤地说:“我的回话陈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东西又怎忍欺骗先生?先生的学识恐怕没有人能学,我更不敢说懂得其中的一成。”

周菡曾经问过妈妈,那段与陈先生的对话,让她一生如此不安,说话时还有谁在场?黄萱的回答是:只有她和陈先生二人,陈夫人正出去拿什么东西了。黄萱后来把这事告诉了上海复旦大学蒋天枢先生,此人是陈寅恪的学生,也是托命之人。蒋先生将这段事公布于众,又引起了好多人的注意。他生前与黄萱经常通信,鼓励她写回忆录,但终于未能成文。

周菡认为母亲将此事说出来,可能是想让蒋先生和其他人了解陈先生的遗愿,希望他们能替自己为陈先生实现这个嘱托?

正如陈寅恪对黄萱有过的定语:“拿得起,放得下。”黄萱深谙孰可为孰是不可为的处世准则。“花如解笑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大美者无言,或者说,面对大美者无言?这也是一种境界,并非所有人都能坚持。

但是,当上海古籍出版社要出版陈寅恪的遗著时,黄萱不辞劳疾,两次抱病赴沪,为遗文补充材料,并与其他校勘人员书信来往,达十几封。这是她认为自己能为陈先生所做的,而且必须全力做到的。

其实,论黄萱的文字造诣,不但能配合大师,擦出灵感的火花,她自身也有深厚的积累和相当的才气。据说每天四五小时在公交车上,黄萱总是饶有兴致观察身边的人和事,回家后及时记下一些杂感随笔,却从未示以外人。“文革”期间,这本子连她的多数藏书一起被毁,连女儿也不知道黄萱有过怎样的思绪和文采。在周菡收集的资料中,翻阅一部分黄萱写给亲朋好友的信,款款娓娓,又自然又亲切,文字功力略见一斑矣。

1969年10月7日天亮之前,历尽苦痛贫病交加的一代大儒陈寅恪,无声无息含冤逝世,享年七十九岁。四十五天后,患难与共四十载的爱妻唐晓莹,从容交代完后事,亦相随而去。

1970年,医术精湛的内科专家周寿恺受尽毒打,竟以区区阑尾炎“不治身亡”,连黄萱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令人唏嘘!

1973年,六十三岁的黄萱在广州从中山大学退休。1980年迁回故土鼓浪屿,落叶归根,悄然住进父亲留下的老房子里。从此,以书为抱,与琴互诉,不事声张,淡泊自甘;2001年5月,九十一岁的黄萱在儿女的怀抱之中合眼睡去,再没有醒来。

黄萱的最后二十年比陈寅恪幸运多了。晨昏起居有爱女陪伴,隔墙是老友旧亲常来常往;推窗目送云帆鸥鸟翻卷白浪,开门即是亲手照料的花木,不喧哗不耀眼,安安静静地依偎在她身边,铺展在她脚下。

一架老钢琴,在女主人甩一甩衣袖如杳鸿飘远之后,袅袅犹有余音。

(本文参考了周菡女士提供的宝贵资料,并请她费心勘误过。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附:

关于黄萱先生工作鉴定意见

陈寅恪

(一)工作态度极好。帮助我工作将近十二年之久,勤力无间始终不懈,最为难得。

(二)学术程度甚高。因我所要查要听之资料全是中国古文古书,极少有句逗,即偶有之亦多错误。黄萱先生随意念读,毫不费力。又如中国词曲长短句亦能随意诵读,协和韵律。凡此数点聊举为例证,其他可以推见。斯皆不易求之于一般助教中也。

(三)黄先生又能代我独立自找材料,并能供献意见修改我的著作缺点,及文字不妥之处,此点尤为难得。

总而言之,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

上列三条字字真实,绝非虚语。希望现在组织并同时或后来读我著作者,深加注意是幸。

1964年4月22日

原载《上海文学》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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