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校那一天抹了红指甲

阿里于我的童年是陌生的。等我在中国地图青藏高原橙黄色的板块上看到它时，我已经快二十岁了。那一年，我在一本文学刊物上看到毕淑敏写的中篇小说《昆仑殇》，再后来，因为地委书记孔繁森的殉职，我对阿里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和真诚的敬意。

这些年，在内地人非常热衷于房产、保健、减肥、股市时，我的目光一点也没敢离开西部。特别是1996年7月，我跟随解放军总后勤部的部分作家到青藏线采访后，我的心灵告诉我，记住那里的美丽风景吧，记住那些满脸高原红的兵吧。

我接触过许多从高原上下来的官兵。2002年10月，我和作家石英到济南开会。第二天，我们在去泰山的路上，开车送我们的司机从我们的聊天中，得知我去过青藏线，他插话说，他就是从青藏线复员回来的兵。我侧过身，看了看他的脸，显然已经没有了高原红。我问，你复员几年了？他回答，快五年了。或许因为我们都有高原情结，一路上我们说了很多的话，都是关于雪域高原的话题。

我告诉司机师傅，我的老师、军旅作家王宗仁，就是从青藏线走出来的作家。他曾经一百余次翻越唐古拉山，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多年，大部分写的都是青藏线题材。司机师傅说，他知道王宗仁老师，不光他知道，青藏线的很多官兵都知道，他们经常说王老师如何如何，仿佛王老师就生活在他们中间。从山东回到北京后，我把司机师傅的话转告给王宗仁老师，他笑着问我，你没问问那个战士叫什么名字？他从高原上下来身体是否适应？我不好意思地说，聊着聊着时间就过去了，给忘了。

多年以后，我再去济南，过去接待我的朋友已经退休。我问他昔日送我们去泰山的那个司机怎样，领导说，他已经去世了，肝癌。我没问那个司机师傅生病的原因，我知道，长期在高原生活的人，由于气候和营养问题，很多人都患有癌症。那一天，我很难过。

前年底，某个寒冷的冬夜，一个来自阿里的电话把我从梦中惊醒。看着陌生的电话，我心想，这该是谁呢？不等我先说话，一个轻柔的女声传过来：您是红老师吗？我是阿里的汪瑞。汪瑞？我并不知道这个名字。我说，你好，我是红孩，有什么事吗？汪瑞说，我刚出版了散文集《当兵走阿里》，总政艺术局的李干事让我给您邮寄一本，说您是散文家，想让您看看，帮助指点一下。我一听书名，就知道这个汪瑞是个不同寻常的女兵。二十年来，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到部队，跟很多部队作家成了要好的朋友。其中不乏女将军、女大校，至于小女兵就更多了。在我的朋友圈子里，没有人不相信我曾在军营生活过。记得有一年，我到总后开文学创作会，当介绍我时，一位首长开玩笑说，红孩不是外人，他是我们总后未来的女婿。

我让汪瑞把书马上邮给我。她这时才想到时差问题，她歉意地说，对不起红老师，现在是晚上十一点，在北京已经是深夜了，可我们这里才相当于九点钟。我说，我理解，你只要想打，几点都可以。

几天后，一本崭新的《当兵走阿里》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邮来。封面是汪瑞穿着军装，背着药箱，骑马穿行在阿里雪域高原的照片。再看内文，是十几篇写高原军人生活的散文，我迫不及待地读起来。

汪瑞生于20世纪60年代，父母都是军人，她十五岁参军，现在是研究生毕业，军衔为大校，曾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十五年前，她曾在大军区医院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毅然报名下基层到阿里军分区的一家医疗机构，从事官兵的心理咨询工作。

我见到汪瑞是在去年春天她到北京的鲁迅文学院学习期间。记得第一次我们相见时，她没有穿军装，而是上身着一件乳白色的羽绒服，个子高高的，齐耳短发，戴着近视眼镜，说话细声细语的，跟电话里的、书里的那个女大校判若两人。我送给汪瑞一本我和铁凝共同完成的《铁凝散文精品赏析》一书，并对她玩笑道，哪天你见到铁凝主席，你让她在扉页上也签个名，这样你这本书就有故事了。

由于正逢全国两会期间，我问汪瑞这次为什么没去开会。她告诉我，这届她已经不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了，不过她到代表驻地去拜访了上一届的代表朋友。我问她当代表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汪瑞说，她从西部边陲到大都市开会，感觉自己是那样的孤独与陌生，她记得第一次在代表小组讨论时，当人们大谈房价物价车改时，她想到的却是高原军人的生存问题。

这就是都市与边疆的差异。汪瑞缓缓地说。

那一刻，我感到浑身一阵战栗。这么多年来，我们每天为这为那忙啊，可我们真正地想到过那些“高原红”吗？记得有一次，在某个文人相聚的场合，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作家说，看看外边的世界，想想那些在边疆站岗的兵们，真是不值得啊！我听后再也不能容忍，我愤怒地吼道：请你闭嘴！你对边疆军人究竟了解多少，竟敢在这里胡说八道。我不管你多么有名气，国外多么宠你，可现在我非常地鄙视你！

一个月后，第六届全国冰心散文奖开始评选。在参评的作品中，有四部是写青藏高原题材的。其中有个女作家曾经独自开车到青藏线去了十五天，回来后她写了一本书。这个女作家和我认识多年，她知道我主要负责冰心散文奖，就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关注她。如果说这次没有汪瑞的《当兵走阿里》，我肯定要力挺她的。可是，汪瑞出现了，我该怎么办？经过几次内心的纠结后，我对那个女作家说，你虽然去得很辛苦，写得也很辛苦，可是我现在不得不告诉你，有一个女大校，她在阿里生活了十五年，她不幸得了绒癌，她用生命完成了一本书，不论从哪个角度，我的票都要投给她。如果不投给她，我从感情上做不到。听罢我的话，女作家沉默了一下说：我理解了，如果我是评委，我也把票投给女大校。

过了五一，汪瑞他们这期鲁院研修班就该结业了。她打电话给我，说在离开北京前我们要见一面，她似乎有很多话要说。我们约定在鲁院路南的一家四川火锅店见面。我是提前十分钟到的，在我低头玩手机时，汪瑞悄然来到我对面，她今天刻意打扮了一下，通身穿着白地蓝花旗袍，脚上踩着高跟鞋，简直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我冲她戏谑道，你是来相亲的吗？汪瑞略带羞涩地问：你觉得我漂亮吗？我说，漂亮，非常漂亮。汪瑞在我对面坐下，我觉得她这身打扮要是不坐在热气腾腾的火锅面前或许更合适，可是既然已经来了，只可顺其自然。

在和汪瑞聊天时，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全都染了红指甲。我知道，按部队规定，女兵是不可以染发、抹红指甲的。汪瑞见我好奇，她得意地把红指甲在我面前晃，我能感觉到，她很珍惜现在的自由，无拘无束。再过一个星期，她又该回到阿里，在那里，她必须长年穿着军装，由于她的军衔和军分区司令员一样高，因此，她每到一处，人们都把她看作是首长。我对汪瑞说，既然你喜欢成为自由的女人，那你为什么不转业呢？汪瑞看了看我，她坚定地说，不，我决不离开部队，我喜欢雪域高原，我离不开那些战友！

好一个女大校！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了共和国女兵的力量。转眼汪瑞离开北京已经一年多了，这期间我们经常发短信通电话，有一阵，她一直没有音讯，我真担心她出了什么意外。后来，她告诉我，她代表我方参加和某外国军队的定期会晤去了。我想，在外国军队面前，英姿飒爽的汪瑞一定会给外国军人一个惊喜。在我的心里，汪瑞一直是最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