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北戴河相关的几个人

在机关工作的人，夏天再热也不让穿跨肩背心。所谓跨肩背心，就是没有袖，只有两条带搭在两侧肩膀上。但到了家，您就随便，哪怕光膀子也没人管。

今年夏季，在早晨上班的路上，我多次见到一个穿着跨肩背心的人。不过，他不是机关里的干部,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园林工人。确切地说，他是从外地招进来的农民工，既没有正式的北京户口，也没有固定的单位。他的任务，就是给社区道路两侧的闲地绿化，种草种花，剪枝浇水打药。往常，人们是不会注意他这样的小人物的，即使注意过，也仅仅是匆匆地从眼前一掠，绝不会留下什么深刻的记忆，更不知道他是老张还是老李。

姑且就把眼前的这个穿着跨肩背心的人称为老李吧。他个头不足一米六，皮肤黝黑，阳光下映着汗渍渍的油亮，后背有些佝偻，仿佛一辈子就没直起过腰。黑色的裤子，屁股上沾着草腥味的泥土。裤脚高挽，双脚套着绿色的解放胶鞋。从我看到他那天起，他给我的记忆一直是蹲在地上没完没了地种花、薅草、剪枝。但有一次，我真正地看到了他站起身子的样子——那是在往汽车的后槽厢里装清理过的杂物。我清晰地看到他并不宽厚的胸脯上，罩着泥土色的背心上印着三个抢眼的红色大字——北戴河。不用说，这背心一定是从北戴河带过来的，它与北戴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猜想，这印着“北戴河”字样的背心与老李该有着怎样的关系？第一，老李去过北戴河。如果去过，他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去的？是村里的干部、老党员，还是在北戴河当过兵，或者他是园林工人中的优秀农民工代表到北戴河疗养过？第二，老李的儿子到过北戴河，他是工厂里的先进工作者、科研人员，或者是当兵期间到过地震、洪涝灾区，立过功，到北戴河去疗养。也许是先进教师，长期扎根在偏远山区。第三，是老李亲属给他的，或者就是园林局某队长、班长给他的。还有一种可能，园林局组织正式职工到北戴河疗养，组织者在印制背心时多印了，顺便拿出一件给老李。也许老李知道这世界上有这么个旅游度假的胜地，也许他从来都不知道。反正这件印着“北戴河”字样的背心穿在老李身上，你怎么想都觉得它不协调。既然穿在老李身上不协调，那穿在什么人身上才协调呢？穿局长、处长身上？不可能。穿专家、学者、演员身上？也不可能。穿“80后”“90后”身上？那就更不可能。看来，只有穿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新农民身上——他们的房屋和土地大都被征用、腾退、转让了，对，他们身上银行卡账户里有的是钱，他们最有可能去北戴河度假旅游。

那么，老李会是新农村建设中的新农民吗？假如他是，他的手里一定有不小数目的存款，他又何必到北京城里当农民工呢？假如他不是，那他的那件印有“北戴河”字样的背心究竟是怎么得来的？从未与我讲过话的老李，留给我许多的想象。

其实，在北京城穿印有“北戴河”字样背心的人，绝不止老李一个人。我的家里至今还保存一件印有“到北戴河看大海”字样的白色T恤衫。

十年前，我在京郊农场工作的一位老领导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想邀请一些老工友到北戴河疗养。我说，这是好事啊，你们有什么具体的安排吗？老领导说他现在已经退居二线了，农场眼下经济不景气，恐怕拿不出钱供职工疗养，不知我能否找个北戴河的关系，少收点费用，他们准备自费去。我说，这不难办，不知有多少人。老领导说也就十几个人，他们曾在一起养过牛，挤过牛奶，如今都奔六十上下的人了，趁年轻，抓紧出去转一转，再过几年即便想出去也难了。

老领导的话很是令人心酸。我在农场工作六年，昔日很多高中同学都分配在农场的鸡场、鸭场、牛场、猪场、渔场工作。如今，由于企业不景气，很多单位都在进行改制、转产，许多职工都被买断工龄，自谋出路。我的师傅曾含泪对我说：过去的国营农场，在全国是三十六面红旗单位，虽然挣钱不多，但人活得充实，有朝气，有尊严。现在成了下岗工人，你说这叫什么政策啊！对此，我能说些什么呢？不是我不能很好地解释政策，也不是工友们没有国家意识，可你说得再多，他们只坚信一条：企业倒闭，让工人回家，至死也不能接受。

我把所有在北戴河的关系过滤一遍后，找到一家培训中心的主任，他是我的一个文友，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是有影响的工人诗人。我把情况跟他说明后，老诗人回答得很干脆，没问题，打六折，几乎不挣钱。三天如何？我说太好了，到底是老朋友。老诗人说，我今年年底就不干了，这权力只能用这一回了。

农场的工友们在北戴河玩的三天自然很高兴，我能想象得到他们在北戴河海滨欢乐的情形。回来后，农场的那位老领导送给我一件印有“到北戴河看大海”字样的背心，他说，这不是给你穿的，是给你做纪念用的。你这孩子有良心，从农场出来后一直没有忘记过去的老工友。

我怎么能忘记我的亲爱的农垦工友们呢？

想来我第一次到北戴河是在1991年的7月。那次参加的是由北大荒农垦工人杂志社主办的全国农垦系统文学创作骨干笔会，这是我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以来参加的第一次笔会。此前，我已在《农垦工人》杂志发表过五六篇作品。直接跟我联系的是刊物的老主编费加老师。同时，刊物的主编王亚洲、编辑部主任李兆基对我也很关照。

经常给报刊投稿的人，都有一种本能的感觉，在刊物公开的主编、副主编、编辑部主任、责任编辑名单中，把稿给谁其中有很大的学问。我是在农场工会的书架上不经意间看到这本《农垦工人》杂志的。因为是农垦系统的刊物，读起来自然十分亲切。刊物中有关北大荒的生活，是那样的令人感到神奇，使我对那片迷人的土地格外向往而憧憬。

我本能地想到给费加老师投稿。果然，每次投稿都会收到他的亲笔回信，而且他把我的文章都以最快的速度发表。费加老师说，他喜欢我的文笔，更喜欢我的朝气，从我身上仿佛能见到他年轻时的影子。

我不知道费加老师的身世，但我迫切想见到他。

到北戴河一家疗养院笔会报到的现场，我刚办完手续，就急切地问会务人员费加老师到了没有。会务人员看了一眼四周，用手一指远处一位正与几个年轻人闲谈的白发老者，说，那就是费加！

费加，费加！我熟悉而又亲切的名字！

对于我的到来，费加老师自然非常惊喜。晚饭后，他约我们几个年轻人到海边散步。傍晚时分的北戴河，景色宜人，海浪舒缓，海鸥低飞，远处星星点点的渔船宛如游动的列车，在我们尽情的说笑声中渐渐逝去。我坐在费加老师身边，他的话语铿锵有力，声若洪钟，充满了文人的底气和生活的厚重。从聊天中得知，费加老师曾是军政大学的高才生、部队的文化教员，在王震将军的一声号令下，卷进十万转业官兵的洪流，来到了北大荒，在农垦报社当记者、编辑、垦局工会宣教部长，“文革”中，他因脾气耿直，敢于讲真话受到冲击。“文革”后，他一直在北大荒垦局工会从事宣传工作，并亲自筹备创办了《农垦工人》杂志。他说，对于北大荒，可以说把一辈子感情都交给了它，不管自己在这块土地上有多少不幸，可至今依然热爱它。记得有一位美国记者到北大荒简单地采访后，回国写了一篇文章，污蔑北大荒是一所没有篱笆的监狱。费加听后，气愤地说：见他的鬼吧，是他对北大荒了解还是我对北大荒了解？你问他看过那一望无际的稻田、豆田和麦田吗？那是几代农垦人靠双手一锹一镐干出来的。现在北大荒有人提出来想把集体大农业变成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这就是费加！北大荒的费加！

谈到自己的家庭，费加说老婆因承受不了“运动员”的生活，而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他自己带着三个儿子一起生活。前几年，两个儿子先后结婚。在婚前，他对两个儿子说了同样的话：你们跟我这些年福没有享受多少，罪却没少受，爸爸对不起你们，如今你们就要结婚了，我没有更多的钱给你们，我这辈子留给你们的只有一点做人的德行和骨头。

费加老师的话或许也感染了大海，大海的浪花这时莫名地大了起来。我心潮澎湃，多好的一位老人、一位父亲啊！当时，我真想扑进他的怀里让他温暖一下。

在北戴河的几天，我们生活得无比快乐。我知道，这与费加老师有关。后来，我从京郊农场调到《北京工人报》工作，后又不断地换了几家报社，渐渐地就与《农垦工人》杂志少了联系。偶尔从农垦系统的朋友那里得到一点《农垦工人》杂志的信息，说《农垦工人》杂志停刊了。费加老师退休回家，主编王亚洲到深圳发展去了。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成了过眼云烟。可是，我们的感情呢？我们有关这一段历史的记忆呢？难道都不算数了？

再后来，从北大荒的文友口中得知，费加老师因病去世了。具体哪一天，埋葬在何处，他们也不知道。我听后感到很伤感。我突然地责备起自己来。这么多年来，我为什么不主动关心他一回呢？他家难道没安装电话，通信真的没有详细地址？如果这也算得上理由，这又算是什么理由呢？

2010年7月，应北大荒作家协会的邀请，我终于来到了魂牵梦绕的北大荒。红兴隆农场、853农场、前哨农场、友谊农场、大顶子山、雁窝岛、万亩大地号……多么熟悉而久违的名字！在佳木斯农垦总局机关留守处，我见到了北大荒著名作家丁继松、窦强，拉着他们的双手，我的双眼噙满泪水，仿佛我敬爱的费加老师此刻就在他们中间。在北大荒采风的十天里，我每天都在被北大荒的创业精神鼓舞着。离开前的最后一天，我对送行的总局领导说：“因为同是农垦人，我来这里仿佛到家一样。如果说以前没来北大荒，国人只知道大寨精神、大庆精神，那么，从今天起我要说，我们中国还有了不起的北大荒精神。别人来到北大荒，可能会记录很多的文字，而我要带走的则是一捧北大荒的泥土。这就是我来北大荒的最大的收获。”

在北大荒的日子，我几次打听费加老师的情况。他们当中有的人知道他，有的人根本没有听说过。是啊，北大荒那么大，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知道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有个人叫费加。可是我知道，我会永远地知道。

2011年7月，又是7月，我所效力的中国散文学会与秦皇岛市文联在北戴河举办了作家创作营活动。驻地外国专家公寓环境优雅，离海边很近。夜深人静时，都能听到海潮的声音。朋友几次邀请我到海边散步，我都没去。因为来之前，我就打算一个人到海边静静地坐会儿，想想费加老师，想想与北戴河相关的几个人。

人生无常，记忆永远。对于过去的人偶尔想一想，应该是一个人不难做到的。不仅为了感恩，也是为了对自己以及这个多变的社会进行思考与梳理。然而，又有谁能做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