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论批评》：“自然”与“和谐”

《论批评》（Essay on Criticism，1709-1711）是蒲柏第一部正式发表的作品，创作于1709年，并于1711年出版。这是一部有关诗歌创作原则和诗歌批评方法的专题论述，它采用韵文的形式写成，文字简洁、明快、对称，语气轻松、平和、恬淡，其中许多名句已经成为英语成语，家喻户晓。《论批评》虽然主要针对各种文学批评观点进行议论、探讨，但同时也是对诗歌创作原则的品评。如果说，《田园诗组》和《温沙森林》的早期写作是蒲柏模仿古代大诗人的试笔之作，表现了年轻的蒲柏牧歌抒情式的田园理想；那么，《论批评》的创作充分说明，他开始不再满足于这种古老的诗歌样式了。他需要尝试不同的创作方法和文体形式，使用更加成熟的诗歌题材，来表现自己的文学才华和诗歌技艺，以实现成为一名大诗人的雄心壮志。蒲柏自觉向古代大诗人如荷马、贺拉斯和维吉尔等人学习，力图使自己的创作才能与古典文学传统完美融合。果然，《论批评》获得极大成功，蒲柏一举成名。

《论批评》与具有抒情意味的《温沙森林》在文体风格方面完全不同。在创作形式上，它采用了诗论的体裁，即以诗论文。诗论的形式在古罗马文艺批评家、诗人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68）以及后来的意大利批评家维达（Marco Girolamo Vida，1490-1566）和法国文论家布瓦洛（Nicolas Boileau，1636-1711）等人那里早已为之。但是，作为一位具有特殊才能的卓越诗人，蒲柏并没有简单、机械地模仿和照搬古人的作品，而是在吸收和继承古代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凭借着自己精湛而高超的作诗技艺，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前人的思想和艺术。值得注意的是，自然、和谐与秩序思想作为重要而突出的思想，在《温沙森林》对于大自然的描写和对历史的回顾中已经初步显露，而《论批评》虽然是对于各种文学创作原则和各类诗歌批评方法的议论，但相似的思想内涵在《论批评》中却得到了延续和扩展。可以说，《论批评》是作者从艺术的领域里所表达的一种和谐与秩序观念。这两部作品中所包含的自然、和谐与秩序思想，最终在伦理学的视域里相遇并得到了重合。

第一节 “自然”是检验艺术的最终标准

在《论批评》里，蒲柏主要阐述和表达了他的审美理念和艺术见解，探讨了如何协调好各种诗歌创作原则以及批评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论述如何继承与运用各种不同的诗歌创作和批评方法时，他重点强调各种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蒲柏在《论批评》中明确提出了他的艺术创作主张，即艺术要模仿“自然”。他认为，“自然”是艺术的源泉、艺术的目的，也是检验艺术的最终标准。也就是说，判断一件艺术作品的优与劣，关键就在于考察它是否合乎“自然”，而有史以来所出现的各种不同或者对立的创作原则以及批评观念，最终都将统一于“自然”。

一 艺术模仿“自然”

在18世纪的英国，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以牛顿为代表的新型资产阶级科学家在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新发现，激发了人们对大自然和宇宙的好奇和认识，从而也推动了思想界和文艺界对科学理性的推崇。整个18世纪，人们普遍抱有在这样的信念，即在科学理性的指引下，人类终于可以揭开大自然神秘的面纱，使它不在沉没于黑暗之中；于是，人们不再对大自然的奇迹迷惑不解或惊讶不已，而是用理性的明灯去照亮它，寻找出它的规律和法则。

纵观18世纪英国诗歌发展的前二十五年，我们发现，文学的主流是纯理性的，古典主义风格的诗歌是这一个阶段文学的主导形式。洛克作为英国18世纪思想界的核心人物，其反对宗教狂热，主张用理性分析自然、看待世界的观点，对于重理性和规范的英国新古典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新古典主义在英国作为一股文学和艺术潮流，开始于17世纪后期大诗人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到18世纪初前几十年发展得更加成熟。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蒲柏、约翰逊、斯威夫特等人。蒲柏刚刚步入创作生涯的18世纪初正值西方启蒙主义所代表着的理性时代降临，因此，他在文学创作上主要遵循新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这与当时提倡理性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趣味是合拍一致的。

新古典主义之所以被称作“新”，首先是因为它产生在17世纪那个“新”的时代，是对以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文艺思想传统的继承。而且，它是在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基础上而产生的，因而也带有其“新”的特征和意义。^[1]新古典主义崇尚理性、重节制，讲究形式与规范，内容以说教和讽刺为主。新古典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是自然和理性，它追求用理性驾驭作品，主张艺术要模仿自然。这里，所谓“自然”，指的是自然天生的人性，而在新古典主义者的眼里，古代流传下来的优秀文学作品就是表现自然人性的典范，值得后人学习。

蒲柏的《论批评》在创作方法上采用了诗论的体裁——即以诗论文的形式，而诗论这样的体裁开始于古罗马文艺批评家贺拉斯。后来，法国新古典主义文论的立法者布瓦洛写作的《诗的艺术》，也正是对贺拉斯著名的《诗艺》的模仿和继承。同样，蒲柏的诗歌创作思想深受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和文论家亚里士多德、贺拉斯，以及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代表布瓦洛等人的影响，主要遵循新古典主义创作原则。

在《论批评》的第一部分，蒲柏就明确指出，艺术来源于自然，艺术要模仿自然：

正确无误的自然，神圣而辉煌，

永恒而清晰地普照大地，是它的光芒，

它给予万物以美，力量和生命，

它是艺术的源泉、目的和检验艺术的标准。（70-3）^[2]

一直以来，在西方主流传统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真正的艺术应当是模仿真实和自然的结果，自然是艺术的源泉，也被当做检验艺术的最终标准。“自然”观念自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甚至在更加古老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它作为普天下永恒不变的规律，规定了宇宙万物的运行轨道和神圣秩序，文学、艺术当然也不能脱离这种既定秩序的规律。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新古典主义眼中的“自然”是一个被概念化了的抽象名词，并非单指外部大自然环境，而是指自然法则（natural Law），它主要是指自然天生的人性，即人情事理之常。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合乎自然就是合乎人的常理或理性。也就是说，艺术作为对自然的模仿，其本身便携带了人类普遍的思想、情感和趣味，它能够被每一个具有理性的人所共同理解和欣赏。

新古典主义提倡学习和模仿那些古人立下的艺术创作原则或批评规范（RULES，88），其理由就是，这些原则或规范是古人通过对自然进行了理性的观察之后才发现的，其本身就代表着“自然”，只不过是经过了梳理和总结之后的“自然”（Nature Methodiz'd，88）。而且，这种“自然”如同“自由”一样，是受到某种规律或法则所限定的，因为自然本身就代表着某种恒定的秩序原则。

诗中强调，古希腊留下的宝贵经验和优秀传统是极其重要的，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借鉴和模仿。他们那些已经确立了的、有效可行的规则，可以教导我们在艺术创作和批评中如何把握自如、得体和恰当。

比如说，古典文学中的某些权威人士，如荷马、维吉尔等，都是模仿自然、遵循自然的先贤，他们的作品本身都是符合自然法则的典范之作。而蒲柏本人，就是模仿和学习古人的绝好榜样，他这样告诫我们：

人们要追寻着正确的方向做出判断，

认真研究每一位先哲的优点和特征，（118-9）

作者郑重地告诉人们，荷马的诗歌作为西方古代文明留下的宝贵遗产，是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的极好榜样，所以“要日日朗读，夜夜思忖”。（124-5）

诗歌还提到了维吉尔。年轻时候的维吉尔头脑敏锐、思想开阔，他不甘心拘泥于先辈批评家们制定的那些条条框框，决心要从自然中吸取养料，创作出不朽的作品。然而，当他仔细研读自然和古典作品的每个细节部分之后，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自然与荷马是完全相同的！”（Nature and Homerwere the same，135）于是，他便得知，模仿了荷马作品，就等于模仿了自然。从此以后，维吉尔在他的创作中悉心学习和研究，以荷马为榜样，用古典规范来约束和驾驭自己的作品。于是，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从此把古代规则来信奉，

模仿自然就是模仿他们。（139-140）

蒲柏在文学创作上遵循新古典主义思想原则。他的《论批评》模仿和推崇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学大师们的艺术创作和美学原则，把他们的作品视为诗歌艺术最优秀的典范，认为诗歌的任务就是模仿自然。但是，这里的“自然”，在古典主义的诗歌创作中是以美化了的形式出现的；就是说，凡是畸形、丑恶、怪诞的东西是不能入诗的。接下来，在对众多的诗歌创作原则以及各种批评观念的探讨中，蒲柏对于如何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怎样作出正确的艺术判断，进行了有力论证并给出了明确回答，那就是，顺应“自然”，把“自然”当做判断一切的标准。

二 艺术的最终判断标准

《论批评》没有分章节来写，但根据所论述的内容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从开头到第200行，指出了文学批评必须要做到客观、公正和准确，并提出艺术来源于自然，艺术要模仿自然的宗旨。在这一部分里，蒲柏还告诉我们，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要对艺术作品做出准确无误、不偏不倚的判断和评价，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诗歌通过将多种文学创作原则与各种文艺批评观念结合在一起进行探讨，主要论述了“巧智”（Wit）与“判断力”（Judgment）、“古人立下的规则”（Rules）与“无名的优雅”（Nameless Graces）、“艺术”（Art）与“自然”（Nature）这几组相对应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所形成的差异、冲突、张力与和谐。最后，论证了“自然”是如何成为艺术的最终判断标准的。

首先，诗歌论及巧智（Wit，80）（或才气）与判断力（Judgment，80）之间的冲突、矛盾和对立，并通过形象生动的比喻，巧妙地描述了巧智与判断力之间的微妙关系：

巧智与判断，宛如丈夫与妻子，

虽然相互扶持，却常发生冲突，（80-81）

诗歌中曾多处出现“巧智”（Wit）这个词，它有许多引申的含义。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1709-1784）在他编纂的《英语词典》中将之定义为：“才智”“想象敏捷”。^[3]在蒲柏的这部诗论中，它的含义获得更为广阔的延伸，但基本的意义不外乎“人的理性思考的才能、技巧和足智多谋”；而在某些艺术家或批评家那里，巧智的含义更加深入、细微和宽泛，它指“在谈话和写作中，思维及语言表达的敏锐、巧妙的联想，造成出其不意的效果，以使人的心灵获得震撼或愉悦”^[4]。

从丈夫与妻子这一对矛盾统一体的形象化比喻中，我们看到了巧智与判断力之间既时常发生矛盾和争执，但更多的是互相需要、互相补充、相互支持，两者不可分离。巧智作为人的一种特殊才能，对于诗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意味着灵感、想象、创造和自由联想等诸多意思；但是，如果过度地使用巧智，就有可能造成偏颇。因为，判断是一种倾向理性的行为，如果没有判断力作为引导和控制，巧智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偏离正确的轨道，导致坏的结果；而如果绝对服从理性的判断，死守固有的规范，又可能会束缚诗神——缪斯自由飞跃的翅膀。

上述矛盾引来以下问题的提出：诗歌创作以及文学批评究竟是应当遵从古典权威，从而获得符合理性的原则和判断标准，还是超越固有的规范与教条的约束，充分发挥天才、灵感、想象和独创性？这便牵涉到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把握和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懂得什么时候该控制，什么时候可以放纵一下。这便形成了“固有的规则”与“无名的优雅”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之间的平衡与协调：

要了解博学的希腊人怎样运用规则，

懂得什么时候克制，什么时候狂欢。（92-3）^[5]

这里，在抑制与放纵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照和平衡，它似乎是对《温沙森林》中出现过的诗句“既不放纵，也不压抑”（Nor quite indulges，nor can quite repress，20）的复述。所不同的是，《温沙森林》是针对大自然景物的观察和描写，而这里，则是对诗歌创作和批评观念的直接论述。虽然这两首诗所议论的是完全不同领域的对象，但是，它们却具有相同的思想内涵，即表达了一种对于平衡、和谐与秩序观念的肯定和追求。

因此，前人总结出来的创作和批评方法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所谓的“固有的规则”（Rules，91）。比如，亚里士多德《诗学》和贺拉斯的《诗艺》，都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后人学习、效仿和借鉴。他们在创作中立下的规则可以教导我们如何把握分寸，控制和调节“巧智”那富于幻想的翅膀，使它不至于飞得太高太远而失去明确的方向。然而，仅仅固守着古典诗歌的规范和传统是不够的。如果过分强调古人的绝对权威，将它们推向僵化，使之变成独断的规范，成为永恒不变的戒律，就会束缚了诗人的灵感、想象和独创性的自由发挥。这是因为，某种朦胧的、难以言状的艺术之美，需要拥有个人独特的品味和特殊爱好才能展现出来，仅靠千篇一律地效仿古典权威和法则是不可能获取的。由此，诗人充分肯定了艺术创作中个人的灵感与想象的重要性，亦即艺术的独创性。

蒲柏虽然主要受到当时流行的新古典主义的影响，在创作中遵循古典主义艺术的风格，但他对于新古典主义的理解和运用并不是墨守成规、故步自封的，而是采取一种比较宽容、开明和自由的态度和立场，他的这种美学思想和观点在《论批评》里有着充分的体现。蒲柏在《论批评》里阐述与表达了自己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见解，探讨了如何协调和平衡各种诗歌创作原则以及各种批评观念之间的关系，他追求“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因此，蒲柏并不主张把古希腊以来的古典诗学推至僵化、绝对化，而是强调各种艺术审美原则以及各种批评观念之间的辩证统一。他不但强调古人立下的法则或规范的重要性，还充分肯定文艺的独创性。虽然蒲柏出生于17世纪后期新古典主义盛行的年代，从而深受古典思想的影响与熏陶，但是，他却成长于跨入18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开始滥觞的转折时期，这使得他的古典主义不可避免地携带着启蒙主义积极乐观、自由开明的思想特征和内在气质。他在自己后期写作的长篇哲理诗《人论》和《道德论》中，也开诚布公地宣讲了他的资产阶级启蒙理性思想和伦理道德方面的观点。

在艺术创作的广阔领域，诗歌如同音乐，有一种美是妙不可言、无与伦比、难以企及的，仅靠学习和遵守固有的戒律或准则无法获取。这种美就是所谓“无名的优雅”（Nameless Graces，144）。诗中指出，只有具备灵感、天才和想象，富于创造力和具有高超技艺的诗人（Master-Hand，145），才可以达到这般出神入化般的境界。因此说，在艺术创作中仅仅遵循古典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在创作当中采用某种特殊手段或称之为“特许”（LICENCE，148）的办法，就能够使艺术获得额外的魅力和力量，给艺术创作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么艺术家便被容许使用这些特权，并超越固有的规范。如诗歌中所说的那样：当某些手段可以使艺术作品尽善尽美，达到自然、和谐的境地，那么它们本身也就成为艺术的准则（Some Lucky LICENCE answers to the full，Th'Intent propos'd，that Licence is a rule. 148-9）。

但是，有时候由于人们被某些奇异、怪诞的风景所吸引和陶醉，因而受到迷惑、误入歧途，使得艺术创造超越和违反了普遍存在的自然法则或秩序（In Prospects，thus，some Objectes please our Eyes，Which out of Nature's common Order rise，158-9），其结果并没有给艺术增添好的效果，反而会使应有的艺术规范遭到破坏。

因此，如果不是特别的需要，使用特权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绝对不可滥用（Let it be seldom，and compell'd by need，And have，at least，Their Precedent to plead. 165-6）。批评家如果想要保证自己的名誉不受到损害，那他就绝不能丧失自己原则和立场，而必须对立下的传统批评规则坚定不移的遵循。

那么，什么才是判断艺术的最终标准呢？其实，诗歌在一开头就早已明确回答：

首先要信奉自然，决定你的判断

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衡量标准！（68-9）

这里的“自然”一词全部用大写字母拼写而成的，即NATURE，作者对于此处的大写字母“自然”亦作了详细的注解：宇宙，以它的秩序、规则与和谐的面貌，反映了它的缔造者心目中那神圣的秩序与和谐。^[6]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传统文化中，许多的文论家、作家都强调艺术要模仿自然。人们普遍认为，真正的艺术就是模仿真实和自然的结果。“自然”是18世纪的重要主题之一。自然主义思想打开了通往科学世界的大门，人类从此有了新的启蒙，自然法和理性论变成人们越来越普遍的信仰，对于宗教也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宽容。蒲柏曾在写给牛顿的墓志铭中尽情歌唱了上帝的自然与自然法则，而“自然”作为一切的衡量标准，对于文学、艺术领域当然也不例外，被当做检验真正艺术的最终标准。

诗歌指出，艺术与自然并非是决然对立、相互排斥的两极，而是和谐的对立统一关系，这就是杂多的音符为何会构成最美的旋律的根本原因。宇宙间一切事物，包括文学艺术在内，都是受到自然规律支配的产物，也都必然在普遍自然秩序的轨道上运行。“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7]在“自然”这个总指挥的协调下，各种艺术创作原则和批评观念相互补充、互相包容，和谐相处，从而形成一个由各种不同因素共存和并置的张力场。

正是基于此种对于“自然”的信念，作者关于宇宙和谐与秩序的思考得到了充分的显露和展现，表现出他积极的乐观主义态度，他满怀自信地断言：

看，智者们各自带来了自己的思想；

听，众声喧哗中回荡着和谐的乐章！

汇集所有不同的声音奏出合理的颂赞，

共同凝聚成普天下人类共同的大合唱。（185-188）

这里描写的情形与我国古代唐朝文化繁荣时期所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思想，是如此的相似，几乎可以相提并论了。众多的、各种不同的声音共同奏出了“和谐的旋律”（consenting Poeans ring，186），杂多的因素最终都统一于“自然”。

第二节 自然与理性的和谐统一

18世纪初期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反映到了文学、艺术的广阔领域，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蒲柏等人在文学创作上遵循新古典主义的思想原则，较好地迎合了当时提倡理性的主流社会的趣味。人们普遍认为，合乎自然的就是合乎理性的，从而也就是合乎道德的。

新古典主义作家们模仿和推崇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大师们的艺术原则和美学方法，把他们的作品视为诗歌艺术最优秀的典范，认为诗歌的任务就是模仿自然。不过，他们说的“自然”，是条理化了自然，即是在理性观照下的自然。

其实，对理性的追求早在17世纪英国王朝复辟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古典文学里的传统道德模式和理智、平衡的特点反映了资产阶级在革命激情过后的一种反思和矫正，它其实是对17世纪巴洛克以及罗可可这类艺术的夸饰、浮躁以及滥用感情倾向的反动。正如蒲柏在《论批评》中指出的，一个好的作家或者合格的批评家就应该具有优雅、纯正的审美趣味，而那些奇思怪喻、冷僻夸饰的东西都是违反自然、低级品味的，从而也是不道德的。概言之，自然与理性的和谐统一才是艺术追求的最高目标。

一 “正确的理性”

《论批评》的第一部分已经表明，“自然”可以作为一切的衡量准则，文学批评的最终判断标准就是看是否遵循自然。然而，要真正做出正确、无误的判断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人性中有许多弱点，往往会阻碍和遮蔽人的视线，使人认识不到自然的真正面貌和自然客观规律，从而往往不能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因此，《论批评》的第二部分（第201行至559行）详细描述了人容易犯下的各种错误，并分析了人性中的种种缺点，最后指出，判断正确的途径就是要具备“正确的理性”（right Reason，211）。

诗歌首先提到，“骄傲”（Pride，204，206，209）作为一种“极端的恶行”（the never-failing Vice of Fools，204），产生于人的固执和愚蠢，是批评家特别要提防和避免的，如下：

众多的因素蒙蔽人们的心灵，

使我们判断失误，愚蠢无知。

头脑空虚、内心顽固的骄傲，

是愚人们无法躲避的罪过。

……

当智慧丧失，骄傲乘虚而入，

人变得昏庸空虚，理智全无。（201-210）

作者在此告诫人们，要时时保持清醒和警惕，千万不要被骄傲冲昏了头脑，从而丧失理智，做出违背自然、违背真理的蠢事。因为，神圣的宇宙秩序是不可动摇的，万物都有其固定的地位，如果人产生骄傲情绪，企图超越上帝给他安排的位置，就违反了自然，就会产生错误的观念和认识。

这时，蒲柏明确指出，运用“正确的理性”是人们认识自然、遵循自然的有效途径。它不仅仅是一种智力才能，更与人的道德能力有关，即人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在宇宙中所处位置的能力。在理性的正确引导下，人们才能够正确认识自然的真谛，从而认识真理，对艺术做出准确的判断：

让正确的理性驱走乌云的阻挡，

真理如同阳光的照亮不可抵抗；

不必盲目自信，认清自己的不足，

充分利用朋友的优势，包括仇敌。（211-4）

骄傲会让人看不到自己的愚昧和无知，使人产生自大、自满情绪而犯下各种错误。因此批评家要运用恰当、健全、正确的理性，来驱赶遮蔽人们头脑中的乌云，不要过于盲目相信自己的主观判断，而要虚心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并认识到自己的片面和肤浅。

接着诗人列举和嘲笑了由骄傲而引起的人的种种缺点和错误。比如，“才疏学浅”（A little Learning，215）就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它因人的头脑不清醒、缺乏理性而引起，是容易造成判断失误的因素之一。求学问最忌讳的就是一知半解、浅尝即止，不进行深入研究。如下：

一知半解的学识包含很大危险；

痛饮它吧，否则别沾缪斯的灵泉：

浅尝轻饮只会令人眼花头晕，

开怀畅饮却使我们恢复清醒；^[8]（215-9）

这里，作者把写诗或诗歌批评形象地比喻为汲取“诗才的泉源”——诗泉（Pierian Spring，216）。他告诉人们要尽情畅饮诗泉，才能够理智清醒。如果浅尝即止，没有真正深刻地去体会和研究，就贸然下结论，那只会作出不公正或错误的判断。

除了才疏学浅或一知半解的缺点之外，还有“狂妄自负”的错误（Conceit，289）值得我们警惕和避免。由于狂妄自负，有的人局限于自己的偏好，恨不能把每一行诗、每一个词句都装点得富丽堂皇、绚丽夺目。这种做法只是为了满足一时的快感，而没有注重一件作品在整体上的平衡、协调和适当。他们滥用巧智，盲目地堆砌华丽的辞藻，从而造成混乱不堪的局面。从前面我们讨论过巧智与判断的关系得知，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巧智是指一种思维敏捷、富于想象的状态，它尤其是指通过将思想与意象结合，从而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它的特征就是独创性，是诗人在创作瞬间迸发出来的想象和灵感。它作为诗歌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品质，具有极强的不确定、不可预料的特性，因而也是最难以把握得当的一种技巧。对于巧智，如果运用不恰当，就会像蒲柏的前辈德莱顿所说的那样：“巧智堆砌必定走火入魔。”^[9]（Great Wits are sure to Maddeness near ally'd，163）蒲柏在这里也提到“一堆耀眼混乱的疯狂巧智”（One glaring Chaos and wild Heap of Wit，292），与德莱顿的诗句异曲同工，几乎就是对德莱顿诗句的诠释和再现。这“一堆耀眼混乱的疯狂巧智”，其实就是违背了自然、理性与秩序的基本要求，是混沌、愚昧和堕落的体现。如果批评家狂妄自负，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对艺术作出正确判断和评价。

因此，在谈及“真正的巧智”以及与自然是如何和谐相处时，蒲柏这样铿锵有力地说道：

巧智是将自然精心装扮，

平常的思想，绝妙的表达。（297-8）

“巧智”就是将自然的原料和素材在人的头脑里进行加工和提炼，使之成为更加适合文学、艺术的特殊需要。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与批评中，人们需要运用巧智来洞察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揭示隐藏在其中的各种奥秘和规律，并赋予自然以更新的活力和美感。在巧智的引导下，我们才可以更为真切地感受和领略到自然的魅力，并使我们的心灵在对自然的感动和震撼中得到陶冶与提升。^[10]因此，所谓“真正的巧智”（True wit，297）指的就是艺术家在创作中真实地反映了自然的结果，它离不开自然，与自然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还有许多其他可以导致艺术判断失误的因素存在。比如，不事先仔细考察和判断作品的好坏，就在头脑中产生“偏见”（conclude by precedent，410）。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使得批评家只考虑到写作者本人的身份和地位，而不是根据他的作品来进行分析和判断。这样，他的批评就不是针对艺术作品本身的好坏，而是根据该作品的创作人而言，这当然会造成判断上的严重偏差。

还比如，有些人缺乏主见，为了附和别人的意见，对于他们刚刚表扬过的东西，过一会又开始责备起来。这说明他们盲目追赶潮流，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批评原则，从而造成他们难以作出准确、自信和坚定不移的判断（Some praise at Morning what they Blame at night；But always think the last Opinion right，430-1）。

从以上诗歌对某些批评家的种种盲见和错误的描述和批驳，我们得知，批评家在对艺术作品做出每一个判断的时候都必须遵循自然，都要善于从作品中发现自然的规律和秩序。他需要时刻牢记，上帝是整个自然的创造者，是最大的艺术家，他安排和控制着宇宙普遍存在的神圣秩序，而作家和诗人的任务就是模仿自然，并运用真正的巧智来重新塑造和梳理自然，因为自然的就是理性的。那么，文学批评必须要在理性的指导下进行，如果人失去了理性的正确指导，就会导致他的批评和判断违背自然，违背真理。总之，要做出准确判断，就必须认识自然、遵循自然，而要实现这一切，就首先要具备正确的理性。

二 自然与理性的整合

18世纪欧洲新古典主义的主要阵地是在法国。尽管各国新古典主义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反映的特征也是不尽相同的。在18世纪初的英国，启蒙主义比新古典主义对于理性的理解更加开明、更加自由。启蒙主义者眼中的理性，是指一种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确定真理、具有独创性的理智能力。由于启蒙思想给新古典主义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这使得英国的新古典主义区别于法国新古典主义所信奉的唯理主义。在这种思想倾向的影响下，蒲柏虽然主张遵循古代权威或规范，但并没有对古代权威顶礼膜拜、推举至极，他不排除在遵守一定规范的范围内充分发挥想象和独创性。他本人的新古典主义文艺风格，就携带有鲜明的启蒙主义思想特征，因而没有陷入僵化和保守。他承认，在理性的引导下，灵感和独创是诗歌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当然，支撑着他的创作思想乃至他整个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仍然是在理性观照之下的自然、和谐与秩序观念。对于他来说，艺术要做到判断正确，就必须具备正确的理性；而要拥有正确的理性就必须认识自然，遵循自然，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因此蒲柏强调，自然与理性的内在和谐与统一才是最重要的。

为了说明艺术判断如何才能够做到自然与理性的和谐统一，蒲柏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办法和条件。他首先指出，要做出一个正确、公正和完美的批评，批评家必须具有与写作者本人相同的情感、智慧和气质（233-4）。这样，批评家才能够对艺术家创作的作品感同身受，从而对其做出正确理解和评价。

接着，蒲柏再次提到巧智。既然自然是我们准确判断事物的最终标准，那么只有遵循了自然的法则才能够称得上真正的巧智。比如，从艺术作品的结构来说，真正打动读者、使人的心灵受到感染和震撼的文艺作品，并不是因为其某个局部的突出和巧妙，而是各个部位的搭配适宜、结构完美，整体构造上的和谐一致。因为，只有从作品的整体结构来进行考察，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要求。这就好比我们欣赏与衡量一个美人的标准，不是单单只看她的嘴唇，或是她的眼睛，而是要看她是否身材匀称、五官协调，一句话，要根据整体效果来做出判断，如下：

巧智如同自然一样触动着心灵，

并不在于作品的某个特殊部分；

不单是嘴唇或眼睛可以称作美丽，

是整体的搭配产生出整体的意义。（243-6）

对于一部作品做具体的艺术审美批评，批评家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考察它的体裁或者样式是否适宜，即作者的风格是否依照了传统规范。一旦确定了作者的创作风格，批评家就可以考察作品的体裁或样式是否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是否恰当、得体，是否遵循了传统固有的规范。这就是说，诗人是否运用传统体裁进行创作，是判断他是否遵循了固有规范的基础。因为，不管作品各个局部因素是如何惊艳夺目，都不会单独产生非凡的效果。但如果将它们都和谐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就能展现出真正的、令人震撼的美（All comes united to th'admiring Eyes；250），并得到人们的一致赞赏。这就是说，任何局部的畸形、冷僻、怪异和夸饰等，都是不可取的。一句话，既要大胆、鲜明，又要匀称、规则，要从整体上协调一致，如下：

没有哪个局部能够独擅其美；

每个部位恰当搭配才能熠熠生辉；

长、宽、高都不要夸张超越；

整体上既独特大胆，又匀称和谐。（249-252）

诗人这时指出，当我们从诗歌的体裁或类型是否适宜的角度来进行判断时，我们便有了判断的具体标准，即构思、语言和技巧。在这三个要素中，构思占据最重要的地位。构思意味着对作品整体结构的考虑，它包含了各个局部的协调一致，由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意象、每一个细节组成。这样一来，批评家如果要真正做到公正地对待每一件艺术作品（包括诗歌），就要观察它的整体效果，要看各个组成部分是否和谐一致，是否结构完整、符合自然，而不应该挑剔某些细节上的毛病。合格的批评家不但要具备批评的技能，而且还必须用心去感受和体会：

观察整体，不刻意吹毛求疵，

顺从自然，让喜悦温暖心灵；（245-6）

当自然与人的心灵被作为探讨和评价艺术的共同基石时，美学与伦理学便有了契合点，艺术美和道德美从而达成了内在同一性。

诗人指出，那些对权势阿谀奉承而屈从于某种特殊用途的艺术作品却受到了某些批评家的偏爱，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满足某种局部的利益，其结果损害了整体的效果，牺牲了整个艺术作品的价值，因小失大、本末倒置，从而是既违反自然又违背良心的行为。

因此作者告诫人们，“要避免走极端”（Avoid Extreams，384）。就是说，凡事不能过度、走极端。对于任何事物都不要过于偏爱，也不能过分鄙视。如果因为局部的某个小毛病不顺眼，就对整个作品乃至作者本人大肆嘲笑或加以讨伐，那样的做法只能表现出一个人极端的傲慢（Great Pride，384）和缺乏理智（Little Sense，384），如下：

要避免走极端，不要犯这样的错，

要么大肆吹捧，要么极力奚落，

在每一件小事上都斤斤计较，

只会是表现你的傲慢与可笑。（384-7）

总之，只有当“自然与明智”（Good-Nature and Good-Sense）携手并肩，才能达到真正和谐与统一，因为：

自然与理智必须永远相辅相成，

人类犯错不断，上帝包容万象。（524-5）

诗句几乎与中国的一句老话意思接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这个流传久远的著名诗句中，作者殷切希望，人类可以最终将自然与理性永久地协调、统一起来。虽然人的自然属性使得他难以避免犯错，所幸的是，上帝（Divine，525）作为自然的化身，代表着宇宙神圣的、不变的秩序，他能够包容和宽恕人的罪过，在自然秩序（上帝）这只无形巨手的指挥与调节下，世界上种种矛盾、复杂和无序的现象，最终都将纳入永恒、和谐的秩序之中。

《论批评》第二部分曾几次提到人的“骄傲”；而“骄傲”一词的引入，给整篇诗论注入了道德的内涵。骄傲是人的所有错误当中最主要、最顽固，也是最难以克服的一种恶德，它使人丧失理性的引导，从而背离自然的要求，并阻碍人们做出正确、理智的判断。那个时代的人们普遍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他们认为，人性与自然具有同构关系，骄傲作为人在某个上层建筑领域表现出来的过错，在其他领域也会体现为相似的错误。因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思想意识在某一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都有可能是其他任何一个领域的侧面投射。因此，对于一个艺术家或批评家，假如他的艺术判断没有得到理性的引导而违背了自然，或没有把理性与自然结合起来，这种行为反映到道德的领域，就意味着他不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从而产生骄傲，并超越了固有的伦理规范。人的骄傲是所有恶行的源头，由骄傲滋生出来的种种缺点和过错，也都不能超越道德范畴的规定。

在诗歌的第二部分，“骄傲”作为一种在艺术批评和判断时所容易犯的错误，在随后的论述中逐步演变成为批评家本人的道德缺陷。这种在意义上和指向上的微妙变化，即这种从艺术领域向道德领域的隐形转移，使得作者从第二部分对于造成艺术判断错误的种种原因的探讨，平缓而自然地过渡到第三部分对批评家应该如何表现德行的论述。于是，第三部分谈到了对于一个合格、理想批评家的道德要求，它开头一句就直截了当地提出：“要了解批评家应该表现怎样的品德”（Learn then what MORALS Criticks ought to show，560），从而使诗歌从对于文艺批评标准和方法的议论，进入到了对审美的伦理基础的探讨。

第三节 审美的伦理基础

众所周知，启蒙主义哲学家和作家把宣传启蒙思想当做改造社会的最重要途径，把文学看做是教育社会各个阶层的有力武器。启蒙文学中所表现的理性指的是人类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自然能力，因而也是指人与社会在伦理、道德方面的理性，具有社会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内在统一性。这是因为，文学“作为进步阶级活动的调节器的价值成为真正的价值，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符合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并同时符合道德的进步”。^[11]蒲柏的诗歌创作及其创作思想正是这种思想背景的结果，他的《论批评》是一部用韵文的形式写成的哲理诗，旨在对艺术审美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但同时也对人们进行的劝导和启蒙。

“伦理学研究一定时期伦理关系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性，通过对必然性的认识和把握实现人的意志自由和合理的社会秩序”。^[12]18世纪西方伦理学作为一门关于人性与社会的学科，主要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问题，并将这些关系置放到整个宇宙自然和秩序中来考虑。近代西方是崇尚自然科学的时代，在自然主义潮流的影响下，“自然”的概念影响并决定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成为衡量各种伦理关系和道德价值的标准。自然主义者认为，凡合乎自然的就是善，不合自然就是恶，合乎自然的就是道德的。因此，艺术模仿自然才是真实的，而合乎自然的也才是合乎道德的。

剑桥著名批评家F.R.利维斯认为，纯文学是不存在的，文学与认识与社会是没有界限的。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典型地、集中地反映了人类社会道德现象，描写了社会存在的道德矛盾和冲突。它利用自身的特殊功能把人类社会虚拟化，把现实社会变成了艺术的社会。因此可以说，文学是“一种富有特点和不可替代的道德思考形式”，^[13]不可能与道德无涉。“就文学的性质和自身的特点来看，它也同伦理学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文学描写社会和人生，始终同伦理道德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14]。这就为我们理解《论批评》中将艺术审美和艺术判断最终上升到对批评家的道德评价和思考，提供了理论参考和依据。

一 “寓教于乐”与音义结合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提出，悲剧具有净化或陶冶人的思想、情感和灵魂的作用。他指出，悲剧（也就是指文艺）通过使人的不良情感得到宣泄，而使他的心理获得健康，对社会道德产生良好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是对柏拉图否认文艺的社会功用说的反驳。同样，贺拉斯在对年轻人谈论文学创作经验时，也强调了文学的开化和教育作用，并提出了著名的“寓教于乐”学说。“寓教于乐”是指反对一种强迫性的道德说教，而主张道德教益寓于审美愉悦之中。^[15]

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继承了古代理性主义文艺思想的传统，认为文艺应该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对社会和公众产生宣传、教育和启蒙作用。人是艺术活动的最终目的，只要文学描写人、人性和人类社会，就必然涉及对伦理、道德问题的关注和探讨。比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兼文艺评论家狄德罗就强调过文学在进行思想启蒙时的重要性。他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充分肯定了文学的移风易俗、教育人心的作用。他特别看重文学、艺术的社会效果和教化作用，认为艺术借助想象的作用，可以使理性判断转化为感人的艺术形象，因此，文学艺术可以成为启发心灵和思想、传播理性和道德理想的工具。他说：“倘使一切模仿性艺术都树立起一个共同的目标，倘使有一天它们帮助法律引导我们热爱道德而憎恨罪恶，人们将会得到多大的好处！”^[16]狄德罗认为，一部作品的价值，首先是由其真和善决定的。为了使作品更好地表现真理和美德，他还特地强调作家和艺术家要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

虽然《论批评》是对文学创作原则和文学批评方法的论述，但作者最终上升到了对人性、社会和伦理道德方面的考察，使道德的价值成为衡量和评判艺术价值的基础。就这样，蒲柏将他对于艺术创作和艺术判断的探讨，置放到他有关于人性和社会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从而将伦理学作为他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的起点和基石。

诗歌中谈论到，大多数批评家只根据韵律来判断诗歌。对于他们来说，诗歌旋律的流畅或粗野就是区别诗歌好坏的唯一依据。比如，缪斯女神是集千种魅力于一身的诗神，那些愚蠢的人只知道羡慕她那悠扬的嗓音，但他们没有意识到，音调的谐美只能取悦于他们的耳朵而对于他们的心灵的提升却于事无补。这就好比某些上教堂做礼拜的人，他们主要目的不是去倾听牧师宣讲的教义而只是为了欣赏里面的音乐一样，这就违背了宗教的主要目的，忽略了宗教本身具有的道德熏陶作用。（Not mend their Minds；as some to Church repair，Not for the Doctrine，but the Musick there. 341-3）。这里对于去教堂听经的人们所进行的形象化比喻向读者暗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既要使人感到愉悦，又必须给人以教益，要将道德与审美有机地结合起来。

“寓教于乐”的宗旨是要求将思想与艺术有机融合起来，因此蒲柏特别指出了诗歌艺术形式的重要性，他尤其讲究诗歌的音律与意义的结合。在下面两句著名的诗行里，他提出了音义结合的标准，成为界定音义关系的名句：

只是无令人不快的粗糙不成，

得让音韵听起来像意义的回声。（364-5）^[17]

这里，“得让音韵听起来像意义的回声”，意思是诗人或批评家不能一味地考究音韵，而不顾意义的表现，即因词害意。诗歌的韵律必须追随诗意而行，声音必须反映意义。为了说明这一点，诗人接连举出了好几个自然现象如微风、溪流和波涛，并结合一些神话典故，来作为示范的例证，告诉读者应该如何通过诗句的声音和节奏来体现其与意义的巧妙结合。请看：

微风习习轻吹出柔软的声音，

溪水潺潺却是如此流畅动听。

当汹涌的波涛拍打着海岸，

诗行也应该像怒吼的狂澜。

埃杰斯用力抛出沉重的磐石，

诗行缓慢，诗句读来也吃力。

当飞毛腿卡米拉飞过原野禾不弯，

滑过海面不沾水，诗行也应改变。（366-373）^[18]

这一段充分表现了蒲柏作为一位语言艺术大师的才能。开头的两句描写微风、溪流，这里连续使用的‘s’的音，形成头韵，给人以轻盈、柔软、细致的感觉。接着第368行至369行，利用拖长的元音使诗句的节奏听起来凝重、缓慢，以体现波涛的起伏、汹涌和澎湃。作者在以五音步抑扬格为主要诗体形式的基础上，巧妙地对诗句进行了长短的调节并使之变化，以适应意义的需要。后面四句利用神话故事里的人物和行动来表现声音与意义的同步。埃杰斯（Ajax）举起沉重的巨石奋力投掷，动作显得艰难、沉重，因此诗句也在双元音和长元音的连续交接中进行，节奏迟缓，读起来也感觉吃力。而紧接着下来的两行描写卡米拉（Camilla）步履的轻盈、迅速，如飞驰一般，节奏突然间变得轻快、急迫。诗句读起来也随即变得流畅、平滑，同时也加长，由原来的每行五音步，变成了六音步。而在朗读时，六音步诗句为了与前面的五音步诗句在相同的时间内完成，就必须得加快速度。不仅如此，卡米拉在原野上飞快地掠过谷田，却没有压倒一排排向上挺立的谷苗，给读者产生的视觉效果更加突出和加强了其动作的迅速和快捷。在声音和动作的不断交替、变化中，意义不断地获得生成与叠加，不断地得到扩展与延伸。这两行诗的音义结合得非常紧密，是全诗表现音义结合的典型例句。

那么，我们得知，为了让文学、艺术实现“寓教于乐”，达到真正教育人的目的，就要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道理，得到启发。因此，诗中提出，在传授给人知识的时候，要好像是在提醒他早已明白的、但忘记了的东西（Men must be taught as if you taught them not；574），这样才能使人在不经意当中乐于接受教育和训导，而不会产生抵触情绪。批评家和艺术家假如拥有良好的教养（Good Breeding，546），他便拥有了正确的理性，从而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使自己宣讲的道理被人接受。

也许，有人会认为蒲柏所宣讲的思想和道理太浅薄、太平庸，也太普通，不过是一些在社会上流传的陈腐观念。诚然，蒲柏只是一位诗人，而不是哲学家，他的诗歌也并不是什么逻辑严明、洋洋洒洒的哲学专著。但是，蒲柏认为，作为一名诗人，他的作用和任务就是用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和生动活泼的诗歌语言去打动和启发读者，以达到宜情和教益的双重目的。英国文艺复兴时代杰出诗人和学者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1554-1586）曾经说过：所有一切人间学问的目的之目的就是德行；而诗的确是最能阐明德行和感动人去向往它的了。^[19]“诗比一般认为的也能导致德行的哲学和历史更为优越。在导致德行方面，形象比概念更容易接受、更有感染力，而写理想、写应该如此的、有普遍性的比写事实、写偶然的、个别的，更有鼓舞力，更能起深广的作用”。^[20]这恰如蒲柏在《人论》的前言中所说的：“用诗句写成的原理、箴言、格言等，更容易打动读者，也更容易让他记住。”^[21]或许，人们难以理解或接受那些晦涩、枯燥、乏味的哲学道理或历史记载，但是，人们却轻而易举地记住了蒲柏那简洁、精炼、警句格言般的、具有辨证意味的诗行。这就是诗歌的妙用、艺术的魅力、文学的根本目的所在，正应了他在《论批评》中那著名的对句：“平常的思想，绝妙的表达。”^[22]

这里所说的“平常的思想”，并不是指思想本身的普通、平庸，而是指大多数人都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学说和观念，它代表了人类共同拥有的、普遍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然而，诗人却通过简单、明快、对仗、朗朗上口的诗句表达出来，使人们读了过目不忘、广为传诵。这正是蒲柏主张将道德与艺术联姻的绝佳宣言和有力论证。

蒲柏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很好代表了英国18世纪的前几十年。因此，文学史学家通常将英国文学史上的这一时期命名为“蒲柏时代”是比较贴切的。他强调人之常理和明智，怀疑和反对激情和狂热的支配，他信仰至高无上的理性、真诚和美德，并深刻认识到人的局限和弱点，这些都是他在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道德理想和伦理观念，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集中体现。

二 合格批评家的道德要求

从根本上说，《论批评》中所阐述的美学思想很好地体现了作者所属时代的审美精神。作者在对于文学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探讨中，始终面对的是社会和人生，从而使得他的这种对美学和艺术的思考和探索中，始终包含着一个深厚的伦理学基础。

第三部分从探讨造成批评家判断不正确的种种原因，转入到对作为一个合格批评家本人的道德要求的讨论中。前面已经谈到，作为批评家或艺术家，他还需要具备“良好的教养”，才能拥有正确的理性，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便对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批评家提出了双重的标准和要求，即他的学识和品德。

诗歌一开头就引入了讨论的中心要点，即“要认识到批评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美德”（Learn then what MORALS Criticks ought to show，560）。

要认识到批评家所应有的品德，

这是做出正确判断的主要任务。（560-1）

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合格的文学批评家，道德和品行的要求无时不在，且占据首要地位，品德（MORALS，560）一词全部用大写字母拼写以作为突出和强调。因此，必须要“弄清楚批评家应该具有怎样的品德”，因为，一个批评家即使具备了高雅的品位、敏锐的判断力和渊博的学识，仍然是远远不够的。他还要能够坚持真理，并具有公正、坦荡与直率的优良品德。（'Tis not enough，Taste，Judgment，Learning，join；In all you speak，let Truth and Candor shine，562-3）在拥有了这一切条件之后，还不能单从理性方面的因素考虑，还需要考察他的情感方面，看他是否具备朋友之间那样的友爱和仁慈（That not alone what to your Sense is due，All may allow；but seek your Friendship too. 564-5）。

一个真正公正、无私的批评家既要乐意传授知识，又不能骄傲自大。于是，诗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这样的一个批评家究竟到哪里可以觅得呢？”（But where's the Man，who Counsel can bestow，Still pleas'd to teach，and yet not proud to know？631-2）

诗歌具体描述了一个合格的批评家应该是这样的：他，凡事不偏袒，也不走极端，不依据个人的喜好进行判断；他既不自以为是，也不急于盲目下结论。他不仅要拥有丰厚的学识，还需要有良好的教养；除了具备学识和教养之外，还要有一颗真诚、善良的心。他的谨慎中不乏勇敢，严厉中包含着人道；对朋友的不足畅所欲言，对敌人的长处也不吝啬表扬。他有坚定不移的良好品味，但不拘一格、不墨守成规。总之，他既了解书本知识，又通晓人性；与人交流起来态度不亢不卑，既愿意肯定别人，又不丧失原则和理性。^[23]

随后，作者简略地回顾了自古以来欧洲历史上的文艺批评史。诗歌从第645行到675行，列举了一批从古至今涌现的著名文学批评家，如古典希腊、罗马文艺理论的先驱亚里士多德（Stagyrite，645）、贺拉斯（Horace，653）、昆提里安（Quintilian，669）和朗吉努斯（Longinus，675），等等。蒲柏对他们各自的文艺风格和文学观点都做了客观、如实的评价，并宣称，他们都是优秀文学批评传统的杰出代表。但是，在他们之后，欧洲大陆被封建迷信和教条的阴霾所笼罩，使得文学艺术领域陷入低迷，一直到伊拉斯莫（Erasmus，693）——这位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和批评家的出现，以他的才智和勇敢，针对封建教会的迷信与教条给文艺带来的危害和束缚，进行了尽情的嘲骂和猛烈的抨击，终于给文学、艺术领域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不久，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了，传统古典文艺思想又回到了欧洲大陆并重新焕发生机。后来，法国批评家试图将文艺复兴以来的古典传统保存下去，但又将之推向了极端，成为僵化的规则。而英国作为一个历来崇尚自由精神的国度，却无视法国文论家固定下来的古典规则，虽有野蛮、不开化之嫌，倒也不失为对盲目崇拜风气的矫正和调节。

最后，蒲柏提到了自己从事诗歌创作的启蒙导师兼朋友——威廉·沃什（William Walsh，1663-1708）。沃什本人虽然不是什么大诗人，但他能给人以正确的引导，正是蒲柏要寻找的那个理想中合格的批评家。

蒲柏回答了上面的提问，一个理想的批评家就应该像威廉·沃什那样：

既没有偏见，又不走极端；

既讨厌阿谀奉承，也不讽刺打击；

既乐于鼓励，又敢于批评；

虽不免犯错，但勇于纠正。（EC，741-4）

作为蒲柏在年轻时代从事文学活动的引导人之一，威廉·沃什不仅是蒲柏进行诗歌创作的良师，而且还是他生活中的益友。因此，在诗中，他被塑造成为一个理想的批评家形象。他正直、诚恳，有学问，有教养；既有冷静、客观与理性的头脑，又不乏慈爱、慷慨与同情的内心。总之，最关键的就在于，他能够将这一切好的品质表现得均衡、得体和协调，使之形成一个完美、和谐的整体。

在艺术判断中，各个局部因素的和谐与统一才是真正美的象征。而衡量一个合格批评家的标准也要求集各种优良品质和谐、得体地于一身，这就与艺术审美的标准如出一辙了。善与美具有同一性，道德美与艺术美在“和谐”的视域里合二为一。自然的内涵和秩序的观念，就这样从“和谐”意识当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论批评》是继《温沙森林》里出现的自然、和谐与秩序思想的萌芽之后，在艺术审美的领域对自然、和谐与秩序思想的再思考和再阐释，也是蒲柏对于宇宙普遍的和谐与秩序观点所作的进一步论述。

[1] 参见张玉能主编《西方文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79页。

[2] Butt，John，ed. “Essay on Criticism”，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London：Methuen & CO LTD，1963，p.143. 以下在文中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均按照此注方法直接在引文后注明章节数和诗行数。中译文除了已经作出标注了的之外，均为本文作者自译。

[3] 参见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谷启楠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418页。

[4] Gooneratne，Yasmine. Alexander Pope.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2.

[5] 诗歌第92至93行原文为：Hear how learn's Greece her useful Rules indites，when to repress，and when indulge our flights……参见Butt，John，ed. “Essay on Critisicm”，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London：Methuen & CO LTD，1963，p.146。

[6] Butt，John，ed. “Essay on Critisicm”，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London：Methuen & CO LTD，1963，p.146.原文为：The cosmos，which in its order，regularity，and harmony，reflects the order and harmony in the devine Mind of itd Creator。

[7]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第15页。

[8] 译文引自安妮特·T.鲁宾斯坦《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之一，陈安全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258页。

[9] H.T.Swedenberg，JR.ed. “Absalom and Achitophel”，The Works of John Dryden （VoII，Poems，1681-168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p.10.

[10] 有关蒲伯对于“巧智”的多重运用，胡克先生在他的著名论文中作了精辟而独到的论述，本文这里采用了他的部分观点，详见Hooker，Edward Niles. “Pope on Wit：The Essay on Criticism”，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Modern Eassys in Criticism.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53。

[11] 斯托洛维奇：《现实中和艺术中的审美》，凌继尧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5，第97页。

[12] 宋希仁主编《西方伦理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2页。

[13] 转引自聂珍钊《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5期，第18页。

[14] 参见聂珍钊《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5期，第19页。

[15] 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164页。

[16] 狄德罗：《狄德罗美学论文选》，张冠尧、桂裕芳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138页。

[17] 译文引自何功杰主编《英美名诗品读》，潘莉译，何功杰校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第79页。

[18] 译文引自何功杰主编《英美名诗品读》，潘莉译，何功杰校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第79页。诗歌原文参见Butt，John，ed. “Essay on Man”，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London：Methuen & CO LTD，1963，p.155。

[19] 锡德尼、杨格：《为诗辩护·试论独创性作品》，钱学熙、袁可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第71页。

[20] 锡德尼、杨格：《为诗辩护·试论独创性作品》，钱学熙、袁可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第72页。

[21] Butt，John，ed. “Essay on Man”，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London：Methuen & CO LTD，1963，p.501.

[22] Butt，John，ed. “Essay on Criticism”，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London：Methuen & CO LTD，1963，p.153.

[23] 原文参见《论批评》第560行至565行。Butt，John，ed. “Essay on Criticism”，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London：Methuen & CO LTD，1963，pp.560-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