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结论

阿里斯托芬所处的时代是雅典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的时代，当时的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是极为复杂而又十分尖锐的。诗人把这许多的矛盾一个个的揭露出来。从上述各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批判的现实主义态度。他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一方面，他猛烈的抨击希腊民族的自相残杀、雅典对待盟邦的高压手段、政治煽动家的愚弄人民、告密者的敲诈、官吏的贪污、城市的腐败生活、诡辩派的思想、教育的危机、宗教的迷信、文坛上的堕落倾向、财产的不平等以及其他一切足以危害城邦和人民的不良现象；另一方面，他又倾向于雅典过去民主制度最巩固的时代，倾向于过去波斯战争中勇敢、正直、大公无私的卫国英雄的时代，倾向于旧日的传统精神。总之，他始终没有脱离人民，没有脱离现实。尽管他剧中的情节很是荒诞，但是所有的主题都是十分现实的。

他的作品的斗争性和思想性是很强的，他把喜剧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恩格斯很早就指出过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是“强烈的倾向诗人”。俄国的革命民主批评家对于阿里斯托芬喜剧的政治讽刺的尖锐性也给过很高的评价。诗人敢于当着主战派鼓吹他的和平思想，敢于对那位有权有势的政治煽动家克勒翁予以最尖锐的讽刺，他这种勇敢的战斗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阿里斯托芬的创作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但是，由于希腊喜剧起源于崇拜生殖的宗教歌舞，“旧喜剧”就不免要保存着一些原始歌舞的猥亵成分；然而，就道德观点而论，诗人是最富于道德思想的人。别林斯基就曾经说过阿里斯托芬是“最善良和最有道德的人”，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曾经指出过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

一个喜剧家要善于讲笑话，阿里斯托芬在这方面算是能手。他的喜剧处处滑稽，引人发笑。但是，他并不滥用他的笑话，而是用得恰到好处，收到很大的效果。阿里斯托芬喜剧中的故事完全是诗人自己构想出来的。剧中的情节本身往往就是一个大笑话，所以，即使剧中的人物不说半句笑话，这些戏剧也可以称得上喜剧了。

希腊“旧喜剧”上半部通常描写一件事业的成功，下半部通常描写成功以后的自然结果，尾上以婚礼或宴会收场。一般的说来，阿里斯托芬不大注重结构，也不大注意细节（譬如，《马蜂》里的菲罗克勒翁没有牙齿也能够咬断绳子）。他动起笔来好像全不费力，很快就写成；但是，每当他精心写作的时候，他可以把情节处理得十分完美，使全剧成为一个有机的组织，《鸟》的结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剧中所采用的是一种经过提炼的民间的朴素语言，配合着一些城市里的漂亮话，而且是诗的语言，节奏很鲜明。剧中有许多抒情诗，特别是那些描写乡村风景的诗，写得十分优美。阿里斯托芬的剧中有机智，有诗，也有粗野的成分。所以德国诗人海涅曾说：阿里斯托芬的树上有思想的奇花开放，有夜莺歌唱，也有猢狲吵闹。历来的喜剧家能像阿里斯托芬这样锋利、这样诙谐的不算少，但是能够兼有他那种抒情意味的毕竟不多。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取材于日常生活。这些剧本不但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是社会生活的可贵的史料，特别是关于当日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可贵的史料。甚至历史家图库狄得斯也曾经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里寻找史料。

现代的喜剧是间接模仿希腊“新喜剧”和直接模仿罗马喜剧而来的，它和希腊“旧喜剧”没有什么关系。关于阿里斯托芬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德隆茨基说得很好：“古代雅典喜剧的特点是与公元前5世纪雅典生活的政治和文化条件密切相关的，因此后世的诗人模拟阿里斯托芬作品的风格只能当作一种实验。拉辛、歌德和浪漫派作家都作过这种尝试。而在才能方面真正接近于阿里斯托芬的作家，譬如说拉伯雷，却是用另一种形式，用另一种风格来写作的。”

1. 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27页），曹葆华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 见德隆茨基：《古代文学史》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