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的诺贝尔文学奖

1938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1892—1973)被瑞典文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她是第一位获得此奖的美国女作家，也是第三位获得此奖的美国作家。此前，还有辛克莱·刘易斯(1885—1951)和尤金·奥尼尔(1888—1953)分别获得1930、1936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30年代的诺贝尔文学奖，因1935、1940年未颁奖，美国作家以及美国文学，也就成了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的第三个十年中除欧洲文学之外的最大赢家。

但在美国文学中，无论在当时甚或当下，以美国作家身份获得此奖的赛珍珠，都是一个“另类”。在其晚年一个短篇小说集《<还原>及其它故事》(Hearts Come Home and Other Stories)的“引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涉及赛珍珠在美国文学中的“独特位置”：

在当代美国作家中，赛珍珠的位置是独特的。人们难以按照习惯，将其列入到我们这一个或者那一个短篇小说家流派之中。尽管她是美国文学艺术学院的荣誉院士，但她并非那些同人中的主流，正是这些同人，将20年代、30年代以及40年代的美国现代短篇小说带向了成熟。确实，赛珍珠广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提及喜爱，她的作品之翻译介绍到国外，在美国作家中也仅次于马克·吐温，相比之下，她更属于世界文学之主流。

这段文字，并非是说赛珍珠在美国当代文学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过，80年代以后，有些美国学者编撰的重要的美国文学史著作，确实只字不提赛珍珠)——事实上她似乎足以开辟一个属于她自己的美国文学的当代传统——而是说，与美国文学的当代传统相比，赛珍珠显然更容易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她以中国题材的长篇小说《大地》以及“自传性杰作”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

问题是，这样一个“世界文学”是否真的存在，或者所谓“国际化”写作的方式是否得到相关国度的作家们的认可。不妨来看看当年鲁迅在一封书信中对赛珍珠式的“跨界”写作的议论：

先生要作小说，我很赞成，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许“寄庐”，也无足怪，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

这封信写于1933年11月15日夜，收信人是后来为人所知的翻译家、戏剧家姚克(莘农)。文中所谓“布克夫人”，即指赛珍珠。所谓“上海曾大欢迎”，指的是当时上海文坛对赛珍珠的《大地》等作品一度出现的积极翻译介绍等“追捧”，此外，1933年上海的《文学》杂志、《矛盾》月刊等，都曾有专门栏目介绍赛珍珠，甚至评论界也屡有文章论及她的小说。以当时上海文坛对国际文坛信息之敏捷的一般情况来看，赛珍珠所受到的如此“关注”，本无过于特别之处，不过，鲁迅上述文字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显然是对上述“关注”并不大以为然。或许让鲁迅不曾想到的是，自己在私人书信中的这么一说，后来又几乎成为赛珍珠在中国际遇的一个“判词”，尤其是在某个特殊时代，这当然并非是鲁迅之本意，更多只是后来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使然而已。

不过，赛珍珠当年到底是仅以“中国题材”而赢得了诺贝尔奖，还是以对中国题材的文学表现赢得了诺贝尔奖，其实在对她的授奖理由中应该说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得益于“她对于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和真正史诗气概的描述，以及她自传性的杰作”。就此理由来看，赛珍珠中国题材的《大地》三部曲，显然是她走进授奖殿堂的主要原因，不过评委会并没有将1938年以前的赛珍珠，仅仅视为一个靠“异国情调”抒写而获奖的英语世界的作家，在赛珍珠的获奖理由中，还提到了她为其父母所创作的文学传记《天使在战斗》和《异邦客》——不过，这或许也只是出于一种“平衡”，既是对赛珍珠文学成绩的一种平衡，亦是对当年诺贝尔奖评委会内部评价意见的一种平衡。

但在赛珍珠眼里，她之所以能够“获此殊荣”，无庸讳言得益于她的中国背景和中国经验，这在西方20世纪前期的主流文学世界中依然是独特而且具有一定吸引力的。而无论是她的《大地》系列，还是她的以其在中国宣教布道的父母为对象的传记《异邦客》、《天使在战斗》等，都可以作为西方自19世纪中期以来接触、走进中国所努力获得的最醒目的文学果实。赛珍珠的中国叙述，既不是西方旅行者叙述中常见的“猎奇”与“惊艳”，也没有传教士叙述中屡见不鲜的自以为是的西方中心主义或宗教文化优越感。当西方对东方与中国的认知，呈现出赛珍珠式的“宽广”、“丰富”、“细腻”与“深沉”的时候，这种中西文学——文化关系的新阶段与新景观，不仅让西方人惊讶感叹，中国人(甚至于中国现代作家们)亦尚未适应。

左批中国现代作家，右打中国传统文人

30年代上海文坛对于赛珍珠或布克夫人在大洋彼岸文坛的“横空出世”所给予的关注，显然传递到了赛珍珠那里，但美国出版界和读者们对赛珍珠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似乎足以抵消上海滩吹来的热风——《大地》在美国出版之后，很快即被列为畅销书，从1931年3月初版，到1932年4月，一年之间，《大地》已经连续22次印刷，其中1931年3月初版后，一个月内又连续两次印刷；紧接着6月三次印刷，7月两次印刷，9月两次印刷，10月两次印刷，12月两次印刷，直至1932年4月一月内甚至连续四次印刷！而其间每月一次的印刷尚未计算在内。

具体地讲，赛珍珠很难说是一个绝对的不同文化交流对话的信仰者，至少在涉及到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这个话题时并非如此。这是一个颇为蹊跷同时又让人不免好奇的“怪异”现象——赛珍珠异常珍视自己的中、美“结缘”(combination)经历，并深为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而骄傲，但对中国那些漂洋过海到异国寻求真知真理的中国留学生——这些中国留学生不过是另一种翻版的赛珍珠而已——她却显得苛刻得多。

1938年底的诺贝尔授奖仪式上，一开口赛珍珠就对中国现代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数典忘祖”、“背离根本”提出了听起来很是尖利的批评指责：

我说中国小说时指的是地道的中国小说，不是指那种杂牌产品，即现代中国作家所写的那些小说，这些作家过多地受了外国的影响，而对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财富却相当无知。

赛珍珠这里所批评的中国现代作家，还有他们所写的那些小说，其实与赛珍珠自己以及她的小说相对于她的美国同行们来说，具有颇为相似的处境甚至命运。但在她的美国同行以及诺贝尔评委们面前，赛珍珠骄傲的是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和这种极为难得的跨文化经验，而在提到中国现代那些具有同样极为难得的跨文化经验的新文化者和新文学者的时候，她却批评他们“过多地受了外国的影响”，“对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财富却相当无知”。中国现代作家们(尤其是鲁迅、周作人等)是否对自己国家的文化财富“无知”到像赛珍珠所想象并指责的那样，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其实在她的《大地》三部曲《分家》中，那些从美国留学回来，整天徜徉在奢华的餐桌和交际场所之间，高谈阔论，无论魏晋的新派知识分子身上，已经有所显现)——更确切地讲是赛珍珠并没有给我们指出来——我们实在不好过多议论。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当赛珍珠在接下来的演讲中大谈特谈中国传统文人、传统文化与传统小说的时候，她显然是将自己想象成了中国传统小说最合适也最称职的现代辩护人，全然不顾她当时的美国女作家身份，以及听讲者中究竟多少是中国人或中国文化的爱好者或所谓“知华者”。而当她说到自己与中国小说和美国小说之间的关系时，甚至出现了这样一段直言不讳的话：

虽然我生来是美国人，我的祖先在美国，我现在住在自己的国家并仍将住在那里，我属于美国，但是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

赛珍珠没有说自己“过多”地接受了中国小说的影响，也没有说自己对自己的国家(美国)的文化财富“相当无知”有什么需要自我检讨或惭愧之处(或许在她看来，自己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相反，她不能容忍的是，那些从海外归来的中国留学生，却要发起一场让她痛心疾首的旨在批评她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运动。

其实，这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原则、目标诉求以及发生原由，正是赛珍珠在她的这篇演讲中所着重阐述的内容。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赛珍珠演讲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向她的那些高贵的西方听众介绍中国历史上的白话文学传统的“弥足珍贵”，这显然会让她的那些并不具有多少中国文化素养的西方听众们以为，赛珍珠是中国这种长期被正统文化压抑的民间文化和白话文学的唯一代言人，这也无疑让那些将诺贝尔奖授予给她的那些评委们更感宽慰。而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似乎也就成为赛珍珠这种贡献与身份的一个及时而适当的注脚。但赛珍珠知道她无法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现代的白话文学运动不是首先由她发起的；同样的，无论是在她开始文学写作之时，还是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现代中国的白话文学运动，已经在没有赛珍珠参加的情况之下展开了若干年了。更关键的是，现代中国的白话文学运动，并不是在赛珍珠的提醒倡导之下才发生的。

或许是对被中国作家视为不过了解一些中国的“浮面的情形”之不满，赛珍珠在批评了现代中国的留学生运动以及现代失去了民族文化“根源性”的知识分子运动之后，又转而对中国传统文人的极端封闭又孤芳自赏式的鄙陋文化传统进行了更广泛、可能也被她视为更深刻的清理批判。

赛珍珠的目的，其实是想清理出中国小说的历史演进路径，尤其是它被统治阶级与正统的文人文学——文化传统压制的不公正历史，其中也涉及中国历史上文人阶级与人民大众长期分裂隔膜、中国文人的正统文学严重偏离真正的生活、沦落为一个数量上极为有限、生活形态上又极为封闭保守的小集团的严重异化了的精神生活与情感生活的“历史事实”。演讲试图向西方读者阐述，中国历史上，文人阶级如何在无视人民、无视生活之中逐渐为人民所抛弃，为生活所抛弃的。而中国的文人阶级，又是如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逐渐丧失思想文化的想象力与文学创造力的。在赛珍珠的那些阐述中，中国传统的正统文人，要么是些走兽都不齿的酸腐儒生，要么是些没有真才实学甚至也丧失了生命活力的行尸走肉——总之，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反社会、反生活、反自然、反人民同时也反文学的反动集团，一个毫无用处的腐朽堕落阶层。

不能说赛珍珠对中国传统文人的批判全无道理，甚至也不能用以偏盖全一类的断语来评价她的演讲中所包含的某些真理性——尤其是这些批评来自于一个对中国和中国历史文化抱有同情心的异域作家。问题是，赛珍珠演讲中所指出来的那些“现象”，其实相当部分正是她所批评指责的那些“受到了外国影响”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们所诟病并揭露批判的——我们在赛珍珠所描述的那些传统文人的形象中，不难看到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陈士成之流。但我们在赛珍珠的这一阐述中，却没有见到她提及任何中国现代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倡导者们的贡献——在赛珍珠的演讲的这一部分，似乎暗示着赛珍珠和她的《大地》，才是中国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

如果这一阅读印象属实的话，无论赛珍珠的演讲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显然都让人不免生疑。因为无论是她在东南大学或中央大学的同事中，还是与她有一定往来的中国现代作家中，都不乏传统文学和文人文化传统的批评者。事实上，赛珍珠此前在其他一些著述中，已经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学中一直存在着的自我批判与自我疏离的内在思想传统——就在赛珍珠所批判的传统文人与传统文学史上，不是同样存在着为她所肯定、所接受、所认同与所模仿的开放的人民文学的“小传统”吗？如果赛珍珠是在依靠着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一个分支传统，来指责批评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另一分支传统，那么，她的批评就有以偏盖全之嫌了。更有甚者，她依靠着白话文学传统来批判文言文学传统的时候，忘记了五四新文学发生之文学语境，而就在她背依着中国本土文化资源来批评五四新文学的“外源性”特性的时候，她又忘记了，五四新文学者们一直注意从中国文学传统的白话文学与人民文学这一分支传统中汲取灵感与支援。

“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

几乎所有赛珍珠作品的中国读者，都会记住并时常引用她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那一段获奖感言：

我属于美国，但是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今天不承认这点，在我来说就是忘恩负义。不过赛珍珠晚年也说过这样一段话：

回国之时，对我的祖国来说我不过是一个陌生人，我从一出生就生活在中国，尽管我实际上出生在美国。我喜欢这种“结缘”。出生在一个国家，为你提供了一种与那里的自然根连。我永远不变的是一个美国人。不过，以一个陌生人身份之回国，也有其优势。我用一个陌生人的目光来观察我的祖国。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没有任何记忆模糊我的视野。我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祖国。(Pears S.Buck’s America，1971年版)

其实，只要多读一点赛珍珠的著述，就会发现类似表述并不鲜见。赛珍珠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充沛的作家，早年在中国绝对的“少数民族”生活，并没有封闭枯涩她对生活和人生的情感，相反，她几乎是彻底地向几乎要淹没自己的异域生活敞开了心扉——当她的父亲、传教士赛兆祥更多以一个“传教士式”的情感怀抱接触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时，赛珍珠已经可以不需要多少勉强地进出于她的中国友人们的宅院，而她自己家的大门，也几乎一直是向她的左邻右舍敞开着的。不过，赛珍珠的中国和中国人、社会与人生，并非仅止于现实形态上的，亦非阻隔于社会阶层与文化差异；在此之外，文学作品，尤其是传统白话小说、民间传说、故事等口传文学中的中国和中国人，似乎更让她迷恋并充满想象——关于这一点，从她《大地》三部曲的第二部《儿子们》中的王虎“叛主”、“占城为王”、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种种行为的叙述中可见一斑。

其实，对于中国小说这一话题，赛珍珠确实做过不少功课。而在《水浒传》的研读与西译上，赛珍珠所耗费的精力更是为人所知，尽管未必同样为人所赞同。

1933年，也就是在《大地》出版后两年，赛珍珠翻译的70回本《水浒》在美国出版，英译本书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可以肯定的是，赛珍珠不是第一个对《水浒》表示出兴趣并将其翻译成英文的西方人——早在赛珍珠的《四海之内皆兄弟》译本之前半个世纪，已经有西人将《水浒》节译并刊登于香港的英文汉学刊物《中国评论》上。与赛珍珠的译本相同的是，该节译本也将原著书名做了变更，改为《中国巨人历险记》——所节译几回，都是关于鲁智深的故事；与赛珍珠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所不同者，这是一个选译本，而且也没有注解等必要的内容。

遗憾的是，赛珍珠的《水浒》英译本，就像她的《大地》“三部曲”一样，在她的中国同行们那里，并没有获得她所期待的评价。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意见，大概还是鲁迅的那句话：近布克夫人译《水浒》，闻颇好，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

鲁迅在致姚克这封信中就赛珍珠的译本所作的评价，不可谓不及时——当时上海文坛与世界最新文学出版之间信息往来之快捷，由此亦可见一斑。需要说明的是，鲁迅的上述意见，是仅就赛珍珠译本的“书名”而言的，并未涉及整个译本。不过鲁迅式的批评，不少时候是一针见血——“书名”翻译尚且如此，书中翻译自然可以想见的。而后来不少人沿袭鲁迅的上述意见，也就不足为怪了。

本文此处并不想就《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译文质量发表意见，而是想略微提及一个线索，那就是《大地》“三部曲”中农民王龙最小一个儿子王虎的故事，与水泊梁山上的英雄们的快意恩仇之间所存在着的潜隐线索。

在《四海之内皆兄弟》译本序中，赛珍珠曾不作任何掩饰地说过这样一段话：

《水浒传》是中国最著名的小说之一，我的这个译本并不打算对其作学术性的译介，没有详细的引证和注解，对它的翻译根本不是出于学术兴趣，完全出于我对这个故事精彩、讲说得也精彩的小说的喜爱。

可以肯定，赛珍珠对《水浒》和“梁山英雄们”的喜爱是真诚的。赛珍珠在早期作品中对于强烈的情感力量与英雄力量的明显的青睐推崇，其中都可以看到《水浒》的影子。而其中最值得一提者，就是《大地》第二部《儿子们》，几乎与赛珍珠的《四海之内皆兄弟》译本同时完成出版。“儿子们”换一个视角，也就变成了“兄弟们”。只是《大地》中这几位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兄弟们”身上，那种生死与共的命运感与为此不惜一切的牺牲精神，似乎远不及梁山的那些异姓兄弟。

不过，梁山英雄们身上的那种顽强而坚韧的生命力与强力崇拜，尽管在《儿子们》中尤其是在王虎的两个哥哥身上发生了变异，但在王虎身上，却得到了一脉相承式的遗传——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农民王龙，将其身上那种力量，遗传给了他最为叛逆的小儿子王虎。而一个农民，也就一变而成为一个占山为王的山大王，直至一个统治一方、拥有生杀予夺的至上权力的军阀。赛珍珠毫不掩饰她对王虎式的生命力与生存力的好感。而这种好感，无论是在当时中国旧式文人还是新式知识分子中，都极容易招致非议。赛珍珠似乎对这些并不介意，或许她对此亦根本就不是很清楚。与这种思想上的“不谨慎”相一致的是，赛珍珠在她的诺贝尔奖演说中，亦毫不吝啬地评说她与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小说之间的“血脉相通”与“心心相印”：

假如我不按自己完全非正式的方式提到中国人民，我就不是真正的我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始终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小说传统中出生并被培养成作家的。因此，我受到的教育使我立志不去写那种漂亮的文字或高雅的艺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而且正如我说过的，它对西方小说也有启发意义。

中国小说传统是不是对西方小说也有意义，显然仅凭赛珍珠的一人之见还是不够的，哪怕她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赛珍珠是第一个将中国和中国小说带进诺贝尔授奖大厅的。仅为此，赛珍珠的名字，就不应该被国人所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