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
我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士埕的吴家。我的家族在福建当地世代经营盐业买卖。清朝时，家族里出了很多高官。
盐业专卖是朝廷委任的官职，生意的规模很大。家中买卖遍及整个福建省，甚至远涉台湾。在一百年前我祖父的时代，一年的利润能有几十万两白银。吴家因此相当富裕，与陈、林、沈家并列为福州的四大名门。
我的祖父辞去道台
一职后，便继承了盐业专卖，生意持续到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为止，规模相当大。
福建省远离北京，朝廷鞭长莫及，沿海地区自古就海盗猖獗。吴家需要向台湾运盐，为了避免船只被海盗劫持，祖父平日里与海盗头目有来往。海盗常会传信来说：“在某日某时某地放某个数目的钱。”祖父按照指示放钱后，钱在第二天就会被海盗拿走，而船只的安全也有了保障。这对于出钱的一方来说，好比是过路钱。祖父也曾受海盗邀请而前去赴宴。来接应的人蒙上祖父的眼睛，把他送到宴饮之地，祖父受到极为丰盛的款待后，又被蒙着眼睛送回家。那是个豪迈而豁达的时代，与现在不同。
祖父名叫吴维贞，爱好十分广泛。他从日本订购了菊花苗，每年都养出大朵盛放的菊花。他还会做各式各样的笔、墨，甚至连印泥也亲自动手做，并且时常奏刀篆刻。我至今都保留着祖父做的印泥，用于落款后的钤印。
虽说我出生于福建的吴家，但生后一百天便离开了家乡，所以并没有在福建家中生活的记忆。但我在儿时曾看过照片，记得照片上的园子里有很大的池塘，上面还泛浮着几艘小船，院落想必很大。
我的外祖父名叫张元奇，也出生于福建省，是清末的一位重臣。他闯过科举的难关，历任各种官职，最后升上了御史的高位，真是如同励志故事里的人物。御史是负责向皇帝进谏的重要官职，光绪帝被幽禁后，进谏的对象就转为西太后慈禧。多年以后，吴家的祖母还时常给我们孙辈讲外祖父张元奇的故事，其中经常提到慈禧。
据说慈禧太后非常好看。外祖父张元奇任职当时，慈禧年事已高，但怎么看都不超过三十岁。外祖父等高官们为了写有关政事的奏折，天亮前就得起床，沐浴洁身后，用小楷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写，写错一个字就必须从头重写。总之非常麻烦。奏折写成后呈上朝廷，慈禧就在帘幕后面看，现场一一裁决。裁决非常快，而且直击要点，针对奏折内容的发问也很犀利，大臣们常常惊叹于慈禧的聪敏。
外祖父担任的御史一职，实际上夹在清末以光绪帝为中心的激进派和包含慈禧在内的保守派之间，是颇为难办的差事。后来，外祖父终于厌倦了在朝廷任职，此时正好遇到一件事，外祖父按理应向慈禧进谏，但如果这样做，显然会惹恼慈禧而遭贬职。外祖父当时反而希望被贬职，于是故意向慈禧进谏。不出所料，他被贬去浙江省做地方官。此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倒台，中华民国成立后，外祖父作为徐世昌的心腹，继续在政坛活跃。最后他官至统辖东三省的奉天省省长，然后引退归隐。母亲年轻时曾跟随担任地方官的外祖父辗转北京、浙江、湖南、东三省、福建等地，后来常跟我讲述有关旅途的回忆。
我的父亲是吴维贞的末子，名为吴毅。我的母亲则是张元奇的长女，名叫舒文。两位祖父是同乡，并且相识甚早，交情也很深。不知从何时起，吴维贞对张家的女儿舒文格外中意，想让她嫁给儿子吴毅。而张元奇虽然子女众多，唯独最喜欢长女舒文，因而迟迟不肯应允，但到最后，他折服于吴家执着的热情，答应了这门婚事。父亲吴毅和母亲舒文于是在福建省喜结良缘。这时父亲十七周岁，母亲二十周岁，母亲比父亲大三岁。
我的出生
我出生于中华民国三年的农历五月十九日。民国三年是一九一四年，也就是日本的大正三年。出生地是福建省的吴家，我是继长子吴浣（字涤生）、次子吴炎（字景略）之后的第三子。本名为泉，清源是字。
我出生后，另有一位弟弟和五位妹妹相继出生。但弟弟和三妹、四妹都夭折了，所以在我之后，按照年龄大小，分别是清仪、清瑛（兰）、清桦三位妹妹。除却早逝的三位弟妹，我们六兄妹现在都已年过六十，虽然分散在中国的大陆、台湾以及日本、美国，所幸熬过了战乱和动荡的年代，全部健在。
说到福州，因为它地处中国南部，所以夏天傍晚经常打雷。我出生的那一年，雷阵雨尤其频繁。母亲儿时与外祖父一起生活，官邸曾遭雷劈，有过很恐怖的经历，自那时她就极其厌恶打雷，后来发展到稍有雷声就身体不适、卧床不起，甚至无法进食的地步。母亲因此营养不良，生我的时候身体非常虚弱。而雪上加霜的是，那年闽江泛滥，我出生之时正值洪水暴发，洪水侵入产房，母亲就在几张铺了棉被的八仙桌（像日本的麻将桌那样的长腿正方形桌子）上生下了我。据母亲说，当时鱼都跳进了我睡觉的房间。所以我的名是泉，字是清源，都与水缘分很深。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的性格也是水胜于火。
母亲对打雷的恐惧终生都没能治好，来到日本后，也是稍有打雷就卧床不起。或许是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出生的缘故，我从小就体弱多病，比起两位兄长，也更加沉默寡言，不怎么好动。
从鸦片战争起，欧洲列强就开始侵略中国，而到了父亲成年的那个时期，侵略更是变本加厉。清政府衰败，民间沦为乱世，吴家的盐业生意也不再顺风顺水。因此，祖父过世后，父亲和他的几位兄弟聚在一起商议，最后决定分掉家产，各自开拓道路。
于是在不久之后，我们一家就拿着分得的那部分财产，离开了我出生的故乡福州，朝着北京出发。
北京
父亲二十二岁时，曾凭借母亲家亲戚的关系去过北京。在我出生之前，他还在日本留过学，不过只待了两年就结业回国，所以可能只是去念了某个大学的预科。至于他留学的目的和专业，我也并不很清楚，或许父亲只是想给自己增加一些留洋的背景。总之，他从日本带回来的书都是围棋书刊或棋谱，几乎没有与学问相关的。或许父亲在日本的时候，更热衷于围棋而不是学问吧。当时他好像经常去本因坊村濑秀甫创设的方圆社。
那时，中国在辛亥革命后成立了中华民国，但其实尚未实现全国统一。我们一家迁居的北京城，当时正处于北洋政府的统治之下，与革命政权完全无关。北洋政府以北京为中心，虽然黎元洪身为总统，但实权掌握在袁世凯派系的军阀手中，也就是段祺瑞为首的安福派（亲日）和冯国璋为首的直隶派（亲英美）官僚及直系军阀的集合，本质上依然延续着革命前的旧时状态。父亲对此心知肚明，但为了在北京落户，他前往相当于司法部的平政院就职。
我们一家于是在北京街市的一角安顿下来。住宅很宽敞，包括堂屋和距离堂屋稍远的厢房。堂屋中间有个大客厅，客厅两边各有两个房间，那里是家人们的起居室。离开堂屋略远处有两间厢房，每间都有三个房间，左边的三间是书库、书斋、会客间，右边的三间是休息室、棋牌室、餐厅。家中的佣人有门房、厨师、车夫、奶妈、女佣等十余人，每人都有各自的小房间。我们一家的生活是当时北京中产阶级的普通水平，并非特别奢侈。那时物价很便宜，佣人里奶妈的工钱最高，是四元，其余都是两元。只要有两百元，就足够我们全家一个月的开销了。
然而父亲的薪水一直被拖欠，最严重的时候半年只给一次，所以家里其实是靠着一点点变卖财产来生活的。
父亲这时很年轻，才二十多岁，向来性格耿直、刚正不阿。有次车夫向他索要高于约定工钱的小费，结果父亲动气和车夫大吵起来。当时，连我这个小孩都觉得多给一两个铜板就完事了，何苦争吵。
当时的政府机关极其腐败，除非有一个势力强大的后台，或者拿出可观的贿赂，否则无论多有能力都不会升为高级官员。依父亲的性格并不会去行贿，那时外祖父张元奇又已从政坛引退、势力淡化，所以父亲不可能在机关里出头。
父亲的教育
为了让我们三兄弟参加文官考试，父亲没送我们去念小学，而是很早就聘请了家庭教师，施行严格的私塾教育。这种教育的本质，其实等同于从前应对科举的备考。从简单的《三字经》《千字文》开始，到《大学》《中庸》等四书五经，再加上《唐诗选》《古文选》《左传》，基本都要全文背诵。
四周岁后，我就和哥哥们一起坐在桌前，每天从早到晚地学习，晚上甚至要学到将近十二点，任务非常繁重。父亲对我们要求极为严格，每天如果不完成布置的背诵任务，就会用竹板打手心，然后让我们继续背诵，直至深更半夜。母亲非常担心，有时会对父亲说：“已经很晚了，算了吧。”但父亲却不会罢休。周日本是休息日，但往往不得不补上拖欠的学业，因此无法休息。我虽然最为年幼，学习任务却和兄长们完全一样，而我体质又弱，所以这实在是非常痛苦的一段时期。那时我得了肺病，每天都会咳出很多痰，但不知什么时候病症自然痊愈了。父亲每天都持续着这种斯巴达式的教育，直到我七岁半。
在我七岁时，不知为何，父亲开始信仰道教，每天都会去悟善社打坐。大概当时他对在政府的工作已感到绝望，同时又受到亲戚的劝说，因而入教。父亲一旦喜欢上某件事就会痴迷成性，热衷书法的时候买来成堆的碑帖，喜欢小说的时候小说书在库房里堆到装不下。这次也一样，他马上成了忠实的道教信徒。
或许父亲终于发现，在这个完全看不到未来的动荡年代，让孩子们接受传统教育无济于事，所以他辞去了教授传统学问的老师，为大哥聘请了英语、数学等课程的家庭教师，让他准备中学考试。而对于我，即使完全不学习，他也不会说什么。这虽然是缘于父亲容易痴迷的性格，却造成了突如其来的巨大转变。现在想来，如果没有父亲的这种转变，我也一定不会作为棋士而东渡日本。
父亲自从开始去悟善社后，即使回到家中，也会在每天下午三点和晚上十点各打坐一小时。这段时期开始，他也跟我们几个孩子下军棋。
那时，父亲即便去上班也无大事可做，所以他时去时不去，把时间都花在军棋上，创出了很多新下法。这些下法被配上照片，登在了《北京晨报》上，结果大受读者欢迎。后来不知从何时起，他也开始教孩子们围棋，之后发现三兄弟里我对围棋的记性最好，便逐渐只花精力教我一人。
父亲首先教我规则，然后取出自己收藏的围棋书，每天都让我摆棋谱。此后我显示出对围棋的巨大兴趣，开始进一步学围棋，父亲于是腾出很多时间，从旁看着我研究棋谱。其实连我也觉得自己对围棋的记忆力不可思议，定式等等只要摆一次就全部记住，即使非常复杂也一样，从来都是过目不忘。这段时期里，我每天早晨九点开始摆棋谱，一直摆到将近夜里十二点。因为我实在太热衷于此，母亲很担心我的身体，曾经偷偷地把棋盘藏起来。
父亲刚开始给我看的是中国的棋谱，不久他拿出了从日本带回来的棋谱。后来，他还专门订购了日本方圆社的月刊《围棋新报》，我拿着这本刊物如痴如醉地学习。《围棋新报》合订本分为三册，一共有约六百局棋，此外还附有村濑秀甫的简短评语。书非常沉，第二、第三册尤其重，我每天都用单手托着书摆棋谱，久而久之，双手支撑重量的中指都被压弯了，至今还有些弯曲。
父亲虽然把棋谱给我看，但并不像现在的老师那样细心而认真地传授。他只是看着解说，告诉我下一个急所。对于日本的棋谱，也不过是把日语的解说翻译出来，让我能听懂而已。实战对局时，父亲会做我的对手，也会让我和他的围棋同好一起下棋。
不知为何，只要一学围棋，我就会沉浸其中，完全忘我。学到第三年时我九岁，已然可以和父亲对局较量。父亲的围棋其实并不很强，比以前的业余初段还稍微弱一些。
十岁的时候，父亲说要带我们出去下棋，便把我们三兄弟带去了北京当年唯一的围棋会所海丰轩。与日本的围棋会所不同，海丰轩的外侧是供应酒菜的食肆，内部才是下棋的地方。北京的围棋爱好者们经常聚集在那里押钱赌棋局，用赌金的十分之一支付席位费，父亲也是常客之一。当时的围棋名手，比如顾水如、汪云峰、刘棣怀等也经常出入于此。父亲便请这些人和我下棋，我记得当时受了五子，输赢已经忘了，但因为是第一次在外面下棋，所以至今都有记忆。
顺带一提，中国的棋盘和日本的有所不同，是用布做的，比日本的棋盘稍微大一些。另外，棋子的底部是平的，好比在球体直径的三分之一处切开，形状很像一只馒头。落子时是摆上去，或者把棋子推过去，不会发出像日本的棋子那样清脆悦耳的啪、啪声。中国的上等棋子是云南石，棋罐则是用黑檀制作。
父亲离世
一九二五年，父亲得了奔马痨，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咳血之后，过了两个月便撒手人寰。父亲去世时才三十三岁。当时我十一岁。
去世前几天，父亲将我们三兄弟召唤到枕边分配遗物。他把习字的拓本给了大哥吴浣，小说给了二哥吴炎，棋谱则都给了我。这其实也是遗言。习字的拓本和小说都是父亲极为钟爱的东西，多年来收集了很多，此前都保管在大行李箱中。
后来大哥从政，二哥从文，我则成了棋士。兄弟三人都走上了父亲期许的道路。
父亲即将离世时发生了许多事。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为了让父亲免于一死，许下了一个“愿”。事情的经过如下。
父亲当时三十三岁，孩子们年纪还小，祖母仍健在。如果他在这时死去，对母亲来说，生活将变得异常艰难。于是母亲向神明许愿——“愿将三个孩子的寿命各减五年，分给父亲。”为了让神明听到她的祈求，母亲此后又做了许多交涉，但似乎因为前世的因缘，无论如何“愿”都不能实现，母亲的祈祷最终落空了。而父亲死后，却又必须撤回“愿将三个孩子的寿命各减五年”的愿望。于是遵照道教的做法，在黄纸上写下撤销许愿的意向，请王先生在父亲的灵前烧掉。王先生是父亲的朋友，也是主持葬礼的人。但在烧掉黄纸的当天夜里，他做了个神奇的梦。
在梦中，王先生坐在豪华的马车里，被带去了另一个世界。我的父亲站在那里，穿着纸做的华美衣服，身边的侍从也是纸做的人偶。那衣服和人偶都是和父亲的遗体一起火化的。父亲对王先生说：“我还在修行，在我的灵前烧纸解愿也没有用。”随后告知了解愿的方法和应该写在黄纸上的文章。王先生在梦中为了不忘掉那篇文章，急忙吃下了“火枣”。火枣并不是真实存在的食物，但道教认为吃了它就可以防止遗忘。
早上起来后，王先生急忙在黄纸上写下了我父亲告诉他的文章。王先生本身并不擅长写文章，但此时写下的文章非常出色，完全就是父亲的手笔。我还记得这篇文章以“祖母、家慈在……”为开头。写完以后，他按照梦中父亲的嘱咐，把纸在灶神前烧掉。母亲的愿望至此才终于解消。
灶神不是直接掌管寿命的神，但似乎能向掌管寿命的神传话。掌管寿命的神是北斗真君。父亲临死之前，信仰道教的亲友曾聚在一起，为父亲向北斗真君祈求延寿。结果得到了“在洗脸池里放满水，一周之后看水面”的神谕。一周后，哥哥在水池里看到了一匹马卧倒的影像。但我去看的时候，却什么也没看见。
段祺瑞大总统
父亲的身体不断恶化。与此同时，段祺瑞、张作霖等亲日奉天派和吴佩孚为首亲英美的直隶派也在北京争斗不休。每逢军阀开战，我们就只得逃去位于天津英租界的外祖父别墅中避难。不过，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天派夺得实权，段祺瑞成了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北京也因此暂时迎来了安定。
说起来，这位段祺瑞将军极其喜欢围棋，经常让北京有实力的棋士们出入府邸。当时的中国并没有日本那样的职业棋士，但是有些人近似职业棋士。一些权贵会以聘请秘书或短期雇佣为名来聘用这些棋士，让他们出入于府邸。这些棋士便陪客人们下棋，或是接受有钱棋迷的赏金，以此维持生计。
当时中国围棋第一人——顾水如先生也往来于段祺瑞将军府邸。我虽然只是个孩子，但舆论对我的围棋评价很高，顾先生因此把我举荐给了段祺瑞。自此，我便开始出入于段祺瑞的府邸，并以学费的名义，每个月领取一百元赏钱。那是父亲辞世后不久的事。
随着父亲的去世，家里失去了收入来源，但无法过多依靠亲戚支援，只得变卖家产。虽然也解聘了不少佣人来节省开支，但仍难糊口，大哥走投无路，已然开始转卖父亲传给他的拓本。因此，我每月一百元的学费就成了支撑家中生计的重要收入。
我不知道顾水如先生为什么把我介绍给段祺瑞，或许是因为他曾听李律阁先生说起我。顾水如先生当时也在李律阁经营的赛马场里下棋。
李律阁先生是我姨母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姨父。他很有经商的手腕，因此资产雄厚。他的兄弟李择一受到安福派的委托，从长崎的三菱造船厂购买过两艘军舰，“九一八”事变后签署塘沽协定时，李择一也作为中方代表一同出席。李家为段祺瑞、张作霖等亲日派北洋军阀提供了丰厚的资金。段祺瑞将军在大正七年（1918）招待方圆社的广濑平治郎、岩本薰先生时，资金方面也主要是依靠王克敏和李律阁。我的这位姨父打麻将也很出名，关于这个，我有段难忘的经历。
那天我因为有事，早上就去了姨父家。姨父当时正好刚刚回到家，不知为什么非常高兴。我于是问他，他说自己和张作霖及其手下打麻将，不多不少输了五十万元。去的时候就打算输五十万，没想到居然输得和预定金额一模一样。“这比赢五十万要难得多，很厉害啊！”姨父颇为得意。当时的五十万元等于现在的几十亿日元，对此豪言壮语，我实在吃惊不小。过了一阵子，又听说这其实很合算。姨父输给张作霖五十万元，但几乎免费得到了北京郊外几万亩的农用地“南苑”。输掉的五十万元是很体面的贿赂，这样的事在当时的中国司空见惯。
这个包含赛马场在内的大农庄“南苑”，于昭和十七年（1942）被日本军接管。接管当时我正好在北京，恰巧在李律阁家中，虽说只是偶然，但也真是不可思议的缘分。我那时因为红卍字会而游访中国，正好有空闲去拜访李律阁。我们聊到他和王克敏接待日本棋士的往事，交谈甚欢。正在这时，几位将校级日本军官突然进来了，召唤李律阁一起去二楼谈事。过了一会儿，李律阁板着脸走下楼，我凭直觉感到“这是被接管了”。果然不出所料。
言归正传。段祺瑞将军有个习惯，每周日早上六点，他就会出现在府邸，和雇佣的棋士们下棋，有时也旁观棋士们对局，此后便和大家共进早餐。从我家到段将军府上，坐人力车也要耗费一小时以上，所以每逢周日，我必须在天还没亮时就出门。
段将军下棋非常快，直觉也很好，按照现在的标准，他的棋力有业余县级代表的水平。但他的自尊心是常人的数倍，因此非常好胜。手下的棋士们为了不触怒他，都会让他赢棋。段将军的下法基本是固定的，从序盘开始互相围空，进入中盘，围空差不多已经完成时，他就“咚”的一下打入对方的阵营，活一小块。段将军称此为“公园里建小房子”。对手因为顾忌将军的面子，既不会吃掉打入的棋子，也不会打进将军的地盘，所以将军自然是赢家了。
我只有一次被指名和段将军对弈。当时我只是个孩子，谁也没告诉过我不能赢将军，所以我完全没有顾虑。对局由我放了两子以后开始。段将军平时的下法就很蛮横，那天也依然如故。而我专心于拼命追白棋，丝毫没有注意到将军的脸色，理所当然地几乎全部吃光了棋盘上的白棋。据说当时在周围观看的人都替我捏了一把汗，但我专注于下棋，对此完全没有察觉。将军最后终于投子认输，退入内室，一整天都没再露面。结果我被顾水如先生批评了一顿，按惯例提供的早餐也没有出现，只好饿着肚子回家，真是倒霉。大正七年（1918），年仅十七岁的岩本薰访问中国，他同段将军对局的情形大概和我差不多，恐怕也被广濑老师斥责了。
总之，段将军此后再也没有指名让我和他下棋。但到了月末，我申请一百元学费时，将军依然分文不少地给我了，这一点还是很有肚量的。
战后受邀访问台湾时，我听到了一个关于段将军下棋的传说。将军有个儿子叫段宏业，围棋非常强，某天他受将军召唤，坐车来到府邸。将军见了儿子，就马上让儿子和自己下棋，儿子毫无顾忌地下赢了父亲。不料将军大怒，厉声骂道：“你除了下棋什么都不会！给我滚！”明明是自己叫儿子来的，转眼间就赶走了。
我在段将军身边只待了一年不到。此后他在政坛落马，我也因此失业，一家人不得不再次回到艰苦的生活。
几年前，住在天津的二哥时隔四十四年重访日本。聊得兴起时，我记得二哥说：“现在段祺瑞在中国被认为是镇压抗日独立运动、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人，因此恶名昭著。他唯一做过的好事，就是为吴清源东渡日本提供了援助，让他的天分得以施展，因此为中日友好做出了贡献。”
结缘日本
北京有三个在清朝时营造的公园，分别是北海公园、中央公园、南海公园。当时的北海公园和中央公园有一部分场所对外开放。其中，北海公园的“漪澜堂”、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都设有棋馆。北京的围棋爱好者们大都聚集在这两家店里。喜欢围棋的富豪们时常会提供奖金和奖品，让有实力的棋士们自由参加对局，以赢棋来争夺奖金奖品。
段将军落马后，我就经常往来于棋馆，连战连胜，赢了不少奖金和奖品。《北京晨报》刊登了一幅很大的照片，上面是我抱着成堆的奖品。报上将我描述成围棋天才，我于是在北京城出名了。
那时有一位名叫林熊祥的人，他是林家族长的弟弟。林家原先和吴家一起做盐业买卖，迁去台湾后也很成功，台湾林家因此在大陆非常有名。这位林先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想让我和日本的强手对局，便把我带到了在北京的日本人俱乐部。
日本人俱乐部里已然备下了棋盘，我的对手和观棋者们都等在那里，准备看看这个现在很出名的孩子到底有多强。
对局由我执黑棋先下。对手大概是有专业初段实力的人，我在序盘吃了骗着，差点崩溃，陷入了大苦战。但进入中盘以后，我拼命努力，吃掉了对手近四十目，好歹扭转了局面，赢了六目。
当时的观棋者中有位叫山崎有民的先生，他把我作为“北京的围棋天才少年”介绍给濑越宪作老师，我的名字于是传到了日本。
山崎先生在北京经营美术品，也认识濑越老师。他就是积极劝我东渡日本的人。商讨赴日的有关事宜时，他作为我们一家的代理人，和濑越老师通了五十多封信，把我们在日本的生活保障等条件与细节一一落实，帮了很大的忙。他为我们尽心尽力，是我的恩人之一。
我十二岁时，岩本薰六段和小杉丁四段一行从日本来北京访问，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日本的职业棋士。我和他们一起下了棋。岩本先生让我三子的两局，我都赢了，让我两子的一局，我输了两目。小杉四段让我两子的一局也由我取胜。因此我的棋力得到了极大的认可。
这次的成绩传到日本之后，让我东渡日本的事马上就进入了具体规划的阶段。当时我只是个孩子，并不清楚交涉的经过和具体细节，但直到两年以后，去日本的事才得以实现。
日本方面，最热心为我四处奔走的当然是濑越老师。他为了我，和政经两界有权势的人物不断交涉，其中有犬养木堂、望月圭介、大仓喜七郎等。最后决定由犬养先生的女婿、驻北京的芳泽公使来处理相关事宜。芳泽公使去找杨子安先生商量。杨先生当时刚刚卸任北京政府的国务院参议。
杨子安先生是湖北人，文笔和书法都相当出色，学识也很渊博。此前他和吴家并无往来，于是请他做了我的义父，如此便可以照顾我。在当时的中国，如果要拜托别的省份的或是以前没有交集的人来关照自己，往往会请那人做义父。虽说是义父，但我无须改变户籍，只是请他像亲戚那样关照我，所以并不是什么重大的事，这一点与日本的义父不同。
在日本那边，则由大仓财阀的公子、当时日本棋院的副总裁大仓喜七郎男爵出资，以两年时间为期限，在我抵达日本后，每个月给我两百日元，在这两年内确认我的能力。但杨子安先生对于我去日本这件事其实比较消极，可能是因为对我虚弱的身体和日益交恶的中日关系感到担忧吧。他本人希望把我培养成学者。所以在听到芳泽先生传达的消息后，他说：“他还是个孩子，身体也不好，等两年后象韶的仪式结束了再说吧。”象韶的仪式是在虚岁十五岁时举行的成人仪式，据说濑越老师听后误以为是婚礼，顿觉事情不妙，急忙联系了山崎有民，向他打听此事。
昭和二年（1927），我执白棋赢了刘棣怀，成了名副其实的北京棋界第一人。这年夏天，井上孝平来访北京。他让我二子进行对局，我赢了。接着又以让先下了三局，结果一胜一负一打挂。当时四段以上的选手愿意以让先对局并不是寻常的决断，井上五段此举相当有见识，此后也令他引以为傲。他回到日本后，夸我是“百闻不如一见的天才”，这句话传遍了日本棋界。
我家当时依然继续着贫困的生活。二哥继续读书，大哥考虑到家中生计而退学了。而我能以让先与井上五段对局，也成了母亲和大哥决意前往日本这片未知之地的重要原因。
当时的我完全听从母亲和大哥的安排，对于去日本这件事也没有丝毫不安，觉得只要按照他们的决定去做就行。昭和二年（1927）秋天，渡日的事宜和条件全部安排妥当，我们也已经下定决心。东渡事宜定下之后，濑越老师发来了正式的邀请函。这封信至今依然妥善地保管在我家。信中的文辞非常出色，是一篇彰显教养与学识的名文，简直不像是出于棋士之手。若将其用现代的措辞译出，便是如下的文章。
谨启，顷由山崎先生转来大札，忭慰无似。虽迄未觌面，但自岩本处已多有耳闻。君虽年少，棋力已远超同侪，至与井上对弈之三回合，益见器量堂庑非凡。山长水远，迫事无闲，不克亲晤手谈，怅何如之！
圣人十五志于学，君正当时，况体又康健，切望及早命驾，共我参此弈楸，假以时日，必能荣登“名人”之位。拙作数种，已寄山崎先生，得暇时若能多加揣摩体会，或能有所助益。另，君与刘棣怀对弈二谱，已加拙评并附贵国棋坛绍介，刊于《棋道》六月号，统此奉闻。
即颂
康吉
并叩贵国棋道诸贤安
敬具 五月十六日
翌年，也就是昭和三年（1928），濑越老师授意弟子桥本宇太郎四段来访北京。此行是为了正确地测试我的棋力，另外也让桥本把渡日时的各种细节再与山崎有民先生确认一番。桥本与我以让先对了两局，一局我赢了六目，另一局赢了四目。
就这样，承蒙许多人的帮助，加之母亲想在新天地开拓生活的决心，我们定于昭和三年（1928）十月东渡日本。家里先由母亲和大哥吴浣陪我一同渡日。
我的保证人由望月圭介先生担任，围棋的学习则是拜入濑越老师门下。此外，大仓喜七郎先生以留学费用为名，暂定以两年为限，每月支付给我两百日元生活费。
二哥吴炎因为要继续学业，家里将他托付给舅舅，三位妹妹也分别托付给亲戚，说好等我们在日本的生活安定之后，就把他们接过来。杨子安先生说，我们去日本的契约是两年，两年期满后无须顾虑，完全可以回国。母亲平日里十分好静，也并不是喜欢出头的性格，但到了为一家人做主的时候，却有着很强的决断力。她对日本并不了解，也不知道棋士这个职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即便如此，母亲依然将命运赌在了儿子的才能上，毅然同意前往日本。这实在是非同寻常的决定。
渡日一事确定的时候，靳云鹏将军正在北京掌管治安。这位将军知道我要去日本，原本打算给我一千元饯别礼。谁知他和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军不断交战，我渡日前夕，他正在河南省激战。靳将军是有鸦片瘾的，但在持续三日的激战中，他忘我地在前线指挥，居然忘了抽鸦片。一位部下留意到这一点，于是问他：“将军，你要抽鸦片吗？”结果靳将军闻言立刻出现了戒断症状，状态急转直下，最后一败涂地，逃回了北京。说好的一千元饯别礼也减半成了五百元。不过，五百也已经不是小数目，渡日之后对我们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帮助。此外据桥本说，他也从靳将军那里拿到了三百元，这是和我下试验棋的谢礼。当时只要有一百元就可以宽裕地生活一个月，所以桥本对我说，这笔钱真是可以派上用场了。
就这样，东渡的日期也敲定之后，大哥和我就去山崎先生那里，跟着他那位漂亮的夫人学日语，做各种准备。昭和三年（1928）十月十八日，由山崎有民先生做向导，我们跟着他从北京来到天津，在塘沽口岸上船，一路向着日本进发。
- 道台，清代介于省和府之间的地方长官。
- 急所，棋局里的要害之处。
- 日本的“县”在行政划分上等于中国的“省”。
- 当指学生爱国运动。
- 现已更名为“中山公园”。
- 南海现与中海合称为中南海。
- 犬养毅，号木堂。
- 杨熊祥，字子安。
- 棋份之一。以三局为一个单位，棋力处于下位者每局都执黑棋先行。与“定先”同义。
- 原文虽然是“现代的措辞”，但下面这封信依然采用了比较古雅的书面语，并非现代日语的白话文。故依据行文风格对应为民国时代的文人信札，用书面语译出。——译者注
- 当时日本围棋界的最高地位。始于江户时代，为终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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