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日本

昭和三年（1928）十月二十三日，我们一行搭乘发自天津的大阪商船“长安丸”抵达神户港口。那时我已满十四岁。

在京都的吉田操子老师家停留数日后，我们坐上了驶往东京的列车。到东京时，正是登上神户港口的五天之后。我们当天就被带去位于赤坂的“葵”酒店，出席了记者见面会。见面会结束之后，才总算可以一解旅途疲惫。

第二天，桥本来接我们。他带我们去“麻布区谷町六十一番地”的出租房，我们就在濑越老师准备好的这间房子里安顿下来。日本棋院当时位于溜池，这间房子离得很近，仅隔市内电车两站地的距离，步行过去也用不了多久。那时我基本不会说日语，但牢牢记住了“谷町六十一番地”的发音，这样就能在迷路时去问警察。我到现在都很怀念这个地名。

身为濑越老师的弟子，我在谷町六十一番地踏出了日本棋士生涯的第一步。大仓副总裁给我的生活费以两年为限，两年内我的学习如果没有进展，就会停止支付。而我们一家既已来到日本，也就不能一事无成便返回中国。当时我虽然只是一介少年，对此也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初到日本的时候，我穿着马褂，这是当时中国的正装。刚开始，我出席正式场合都穿着这身正装。一周之后，我受邀前往床次竹次郎先生家，喜多文子老师对我说：“既然已经来到日本，一直穿着这身衣服会让人感到奇怪的。”于是送了一套和服给我。此后，只要是参加比赛，我都喜欢穿上这套和服。

喜多文子老师是能乐喜多流派的掌门——喜多六平太先生的夫人，同时也是女子围棋的先驱。她在战前严格的升段制度下，凭借自己的实力升到了四段，战后又被赠予六段，从那时起，喜多文子老师培养了众多有实力的年轻女棋士。她还是濑越老师夫妇的婚姻介绍人，后来我也拜托她做了我们夫妻的婚姻介绍人。无论遇到什么事，她都会像母亲那样照顾我，实在是令我万分感激。

来到日本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日本棋院应该授予我几段。当时与现在不同，段位有绝对的权威。棋士们根据段位来确定交手时的棋份，对局酬金和教学费用也因此不同，因而授予几段是个重大的问题。虽然濑越老师力主我具备三段的实力，但大多数棋士都认为我至多不过初段。于是姑且假定我有三段的棋力，以测试对局来衡量我的正式段位。

十二月一日，测试对局开始。第一位对手是筱原正美四段，他在当年春天的升段赛中位列一等。当时日本棋院有个规定，四段以下的低段位者，每人每局只有八小时的对局时间，而且要在一天之内下完。但棋院考虑到我可能还不习惯这种计时制，所以这场对局取消了时间限制。无论如何，这都是我来日本后的第一战，同时又有着国际比赛的氛围，我因此有些紧张。而筱原也很当回事，双方绞尽脑汁，下了三天才结束。日本棋院很看重这场比赛，启用了棋院里的妇人专用客房作为对局室。这间房平时很少使用，里间设有梳妆台和床，方便女客留宿。房间由曾在美国留学的大仓先生指示建成，在当时的日本很少见。这局棋由我执黑先行，我幸运地在中盘赢得胜利。

接下来的第二局是和秀哉名人的让二子局。这局棋是正式的试验。秀哉名人身材异常瘦小，体重似乎不足三十五公斤，但当他坐到棋盘前，却让人感觉比其他棋士都要大一圈。这局棋和与筱原四段对局时一样，也在棋院的妇人客房进行。那天桥本代替濑越老师，待在棋院里陪我。

哥哥和母亲都十分担心：“万一输了怎么办？”但我那时刚来日本，并不像日本棋士那样受制于名人的威势，下棋时心情十分平静。打挂的时候，木谷和很多日本年轻棋士都进来观看局势，想必这局棋很受年轻棋士瞩目。对局以我赢四目而告终，我自己下得也很满意。名人点评说：“黑棋庄重坚实，一直将优势保持到最后。步履堂堂，未给白棋任何可乘之机，实在是让二子局的会心杰作。”

对局终了、名人的点评也结束时已是深夜。桥本带我去荞麦面馆，那碗面非常好吃，令我至今难忘。

说到名人的威势，我在被正式授予三段后，马上又和秀哉名人进行了让三子局。当时我受到名人的威严震慑，对局成了大苦战。

那次的对局由时事新报社企划，报社打算将其刊登在正月初一的报纸上。我当时对日本的棋份规矩还不熟悉，以为也是受二子，所以在棋盘上放了两颗黑棋。名人表情纹丝不动，却重重地喝道：“三子！”我一下子就被震住了，此后迟迟不敢落子，棋也渐渐变得凌乱。到了第三天，居然成了胜负不明的状态。最后我好不容易收拾了局面，赢了十一目。第二天打挂的时候，濑越老师曾叱责我说：“要是连让三子局都输了，你就回国吧！”当时我真是冷汗直冒。

话说回来，在我赢了与秀哉名人的那次让二子局后，接着又执黑以五目优势击败村岛四段，正式被认定为三段。

获得三段以后，喜多文子老师担心我身体虚弱，便为我介绍了杏云堂医院的佐佐木医生，请他为我检查身体。检查报告显示：“肺里有结核自然痊愈的痕迹，不排除复发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身体也并不强健。为了防止复发，建议先逐步适应在日本的生活，一年之内不要参加有对决性质的正式升段赛。”因此，在之后的昭和四年（1929）里，我以《棋道》杂志和时事新报为中心，只参加杂志举办的对局和“新闻棋”，成绩是十二胜七败二和。

模仿棋

我刚来日本的时候，木谷实四段在年轻棋士中是出类拔萃的强手，其他棋士称他为“怪童丸”，非常怕他。当本因坊秀哉名人与雁金准一八段分别代表日本棋院和棋正社，拉开“院社对抗赛”的帷幕，将世间闹得沸沸扬扬之时，木谷四段将棋正社的雁金八段、小野田五段、高部六段三位棋士每人接连打败了三次，仅凭一己之力就结束了这场对抗赛。他就是如此厉害。

在时事新报社刊载的淘汰赛中，我遇到的第七位对手就是木谷实，那是我第一次和他对局。和这样的强手对局，用寻常下法肯定赢不了。我想了很多对策，最后决定试试下模仿棋。我准备将第一手下在天元，之后就模仿白棋来下。从天元开始，然后模仿白棋的话，白棋一定会很快来中央挑起战斗。我就抓住机会，利用天元一子黑棋的优势，在中央决一胜负。这便是我的作战计划。而如果白棋一直不来中央，我就一直模仿着他来下，如此一来，局势就会愈发明了，黑棋也将变得有利，对此我已经心中有数。

对局两天前，桥本来访我家，我将此计划告诉了他，桥本也觉得可行，说：“这很有趣，就这样试试吧。”

对局开始后，我第一手下在天元，之后就完全模仿白棋走。木谷非常吃惊，他反复长考，很久都不走一步棋。而我只要跟着走就行，所以几乎不费时间。木谷不堪忍受，几度离席和报社的委派记者三谷水平商量。三谷后来告诉我，木谷当时说：“要是一直这样下模仿棋的话，我就没法下了。”但三谷说这并没有违反规则，因此无法让我停止模仿。三谷耗尽心思才安抚了木谷。

结果我一直模仿到第62手，从63手开始变化。到此为止，我的计划都是成功的，黑棋变得分外明了。可惜我在中盘时松懈了，木谷下出第124手妙手，最终我输了三目。

对局结束时夜已经深了，末班电车也没有了。我和木谷于是在棋院里住下，一直聊围棋聊到天亮。大概直到此时，才算是我和木谷的初次相识。总之，木谷是我的强劲对手。在刚来日本的两年里，我即使执黑也几乎赢不了他，耗费了四年时间才得以和他平起平坐。

参加升段赛

翌年是昭和五年（1930），我已经十六岁了，迫不及待地从春季开始参加升段赛。春季的成绩是七胜一负，位列三等；秋季则八战全胜，位列一等。于是我升到了四段。

此后昭和六年（1931）的升段赛，我在春季六胜二败，秋季八战全胜。接下来的昭和七年（1932），春季是八战全胜，秋季七胜一败，因此又升至五段。

如今回想起来，我来日本后最热衷于学习围棋的时期，大概就是刚到日本的昭和四年（1929）到昭和七年（1932）。当时我尤其认真地研究了本因坊秀策的黑棋和本因坊秀荣名人的白棋棋谱。此后，我将大部分的时间分给宗教，并不像世间所认为的那样努力钻研围棋。

此时我执黑棋较多，便以坚实的秀策流为主体，这也是我被称为“执黑无敌”的时代。昭和六、七年（1931—1932），我在成绩上位者选拔赛中也接连夺冠。尤其是昭和七年（1932），我在时事新报社举办的淘汰赛里接连击败了十八人，升段赛中也首次执白赢了木谷实，这是我棋士生涯中胜率最高的时期。

来日本后到昭和八年（1933）为止，我的成绩如下所示。昭和七年（1932）的胜率接近九成。

1928年 十四局 九胜三败（二打挂）

1929年 二十一局 十二胜七败二和

1930年 三十九局 三十一胜六败二和

1931年 四十二局 三十五胜五败一和（一打挂）

1932年 五十局 四十四胜五败一和

1933年 三十七局 二十五胜九败三和

我们一家来到日本半年后，从麻布谷町搬到了东中野，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升段赛中收获好成绩时，濑越老师在西荻洼自己家的宅地上为我们盖了一栋房子，我们总算有了稳定的住处。这栋房子有两层，一共六个房间，很适合一家人居住。大哥立刻前往北京，把三位妹妹接来东京，我们全家人终于住在了一起。二哥吴炎当时还在南开大学读书，所以独自一人留在了天津。

这时大哥已经成为早稻田大学围棋部的主力。刚来日本时，大哥不放心我独自外出，到哪里都陪着我。

话说来日之初，我对语言、地理，还有日本的习惯等都不熟悉，经常感到迷茫。最让我吃惊的是日本的神舆，我以为那是灵柩，而在中国，灵柩会在葬礼时被静静地抬去野外。我当时并不知道日本的祭祀仪式，看到人们气势饱满地抬着神舆，感到非常惊讶，心想这葬礼真是隆重，到底是谁的葬礼呢？

另一次，我和大哥两人一同去拜访家住赤坂的井上一郎先生，结果在回家时迷路了。井上一郎是濑越老师门下的大弟子，我和桥本是他的师弟。大哥为了找对路而拼命走，却走去了完全错误的方向。我觉得只要问警察就可以，但大哥对当时日本人蔑称中国人为“支那人”一事非常在意，所以极力避免去问警察。然而事与愿违，最后还是得去问警察，才总算平安到家。在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歧视非常严重，我自己虽然没有留下太多不愉快的记忆，不过据大哥说，日本人对朝鲜人的歧视尤其厉害，朝鲜人坐电车时，如果有日本人来到面前，就必须让座。

住在谷町的时候，母亲几乎不会日语，所以基本不曾外出。刚开始的两个月，我们都在邻近的中餐馆解决三餐。每当夕阳西下、关上雨窗时分，家门口必然会有卖豆腐的人经过，卖豆腐的人吹着喇叭，声音寂寞，在空中回荡。母亲每每听到那样的声音，想必都被勾起思乡之念，更添几分孤寂的心绪。

住在东中野时，承蒙濑越老师的关照，桥本经常会拿着甜纳豆来看我们。我们当时还不怎么会说日语，语言无法沟通时就写汉字交流。有一天，桥本在我家吃完晚饭后，在纸上写了“御馳走”几个字。我和大哥看到后，误以为是“出去散步吧”的意思，马上开始做出门的准备。桥本一头雾水，搞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着吃惊的他，也摸不着头脑，更加惊讶。因为“驰”字或“走”字，在中国只能被理解为外出。

西园寺公毅先生

昭和六年（1931），夏天将近的时候，木谷实来访我家，让我跟他一起去见西园寺公毅先生。当时我们已经在西荻洼濑越老师家边上的房子里落户，也终于适应了在日本的生活。

西园寺公毅先生是西园寺家族中的一位，也是当时第一银行行长西园寺龟二郎的哥哥。他办实业失败，于是在丰岛区泷野川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他信仰日莲宗，所以身边聚集了很多信徒。不过，虽说是日莲宗，但西园寺先生倡导的宗教与传统的略有差异，偏向于信仰神灵，会使用佛教所说的“法”的力量，或是“念力”来为人治病，也会念诵比较独特的经文。另外，当有人前来咨询关于实业或政治的事时，也会请求神谕。

公毅先生在政经两界信徒众多。政友会的望月圭介先生、主持丹那隧道建设的铁道大臣三土忠造先生等都是他的信徒，经常去他家。公毅先生的围棋在业余爱好者中很强，木谷实也是他的信徒。

或许我在升段赛中的出色成绩令西园寺先生对我产生了兴趣，所以他才授意木谷带我过去。我问木谷：“为什么要去？”木谷说：“为了让你身体强健，棋下得更好。”刚开始时我回绝了，但木谷在我快要忘掉时又来劝我去。几次三番之后，我终于在将要入秋时答应跟他同去。

到了先生家后，先是让我念诵日莲宗的题目“南无妙法莲华经”。我虽然不很明白其中的含义，但心想反正是伟大的人说过的话，于是跟着木谷一起认真地念诵。公毅先生的宗旨是“魂在腹中”，所以唱诵时要把题目唱到腹中。

那次以后，我就经常和木谷一起去西园寺先生家。比赛当天去先生家已然成为固定日程。木谷住在离先生家很近的地方，每次我去的时候他都会来。

升段赛在下午五点时打挂暂停，此后我们会花一个多小时前往西园寺先生家。一到先生家，我就马上将当天的棋局复盘给先生看，随后与木谷讨论，也征求先生的意见。当时我和木谷两人正热情高涨地尝试新布局，一同研究新布局时几乎都是在先生家。讨论完后，先生会请我们吃晚餐，饭后则经常和先生下将棋。不过我的将棋水平很差，经常输。有时我也会请先生帮忙检查身体，先生就会带我去一间摆满佛像、专供祈祷的房间。房间的一角长年铺着床垫，我就在那里躺下，请先生为我检查。先生一旦发现有什么状况不好的地方，就会凝神用念力为我治疗。“这样就可以了，明天的比赛一定会赢的。”先生这样说的时候，我的确会有能赢的感觉，真是不可思议。

西园寺先生年轻时曾留学美国，熟知西方文化，但从某个时期开始，他被东方哲学吸引，开始信仰日莲宗。先生对儒教也特别感兴趣，他的日莲宗信仰里大概也融入了一部分儒家思想。到昭和九年（1934）先生过世为止，我经常出入于先生家，是他家的常客，先生对我也非常照顾。西园寺先生对我那么好，也可能是因为我熟悉典籍，儿时也学过《大学》等，能够理解儒家思想吧。

总之，与西园寺先生的交往，成了我和木谷亲密往来的契机。而我对宗教开始感兴趣，自然也是由于认识了先生的缘故。

新布局的诞生

川端康成先生曾在《木谷实选集》（日本棋院出版）的月报上发表过《新布局的青春》一文，其中写道：

木谷实、吴清源创造的新布局时代，不仅是两位天才的青春时代，更是现代围棋的青春时代。新布局燃烧着青春的创造和冒险的激情，向棋界送来新风，使其焕发出鲜艳绚烂的生机。在此之后，虽然也出现了优秀的新生代，但如新布局时代的木谷实与吴清源那样的划时代新人尚未产生。木谷、吴的新布局，乃是今日棋坛繁花盛开的象征。

如此褒奖实在令我惭愧，但其中论及新布局对现代围棋进步所起的作用，却是所言不虚。

虽然称为“新布局”，却并非从天而降，或是突然产生。新布局的萌芽在其发布的数年之前就已渐渐显现。昭和六年（1931），我在四段时就曾下出三三，昭和七年（1932）升为五段后，下出了好几次三连星的先驱——二连星。

升到五段后，我执白棋的对局就多了起来。那时没有贴目的规定，如果按照传统的小目定式，则白棋无论如何都会落后。定式以五五分为原则，简直像是为了黑棋而存在。

我所尊敬的本因坊秀荣名人在执白棋时也经常下在星位。而我对以小目为主的布局也深感不痛快，所以才形成了急速展开的棋风。我下出的三三、星的布局，是借由快速向边展开的设想，用一手占据角部后，马上就会向边展开。这对我来说理所当然，但在当时，从小目开始缔角被视为绝对正确，所以我的想法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这个时期的木谷，布局上多在低位落子，但成绩不佳，于是他逐渐改为在高位落子。当时他正在摸索阶段，想要构思以势力为重的新布局。

昭和八年（1933），从春天开始，我和木谷进行了十番棋对局，新布局的萌芽在其中清晰显现。这次的十番棋无关擂争，只是时事新报社在我升到五段，段位追上木谷时策划的比赛。

我四段时，执黑棋很少输，但与木谷对局，即使执黑棋也很难赢他。昭和七年（1932）春天的升段赛，我首次执白棋赢了木谷，总算可以与他平等对决。而当我升入五段与木谷并驾齐驱后，我们就成了年轻棋士中的人气双璧。时事新报社看中了这一点，于是策划了这场十番棋对局。

在这次的十番棋中，我执黑下出了当时罕见的对角星，木谷则清晰地展现了比起角部更重视中央势力的新下法。

下到第六局时，对局地点中途改至日兴证券社长远山元一的家中。第一天原本是在日本棋院进行对局，到了第二天对局时，木谷的后援者——远山先生派来了手下告知：远山先生感冒在家休息，百无聊赖，想请我们去他家下。我们于是马上把战场转移到远山先生家。此时棋局已过中盘阶段，我和木谷都盯着棋盘出神地思考，远山先生则盘腿坐在床上观看。想起来，当时他真是相当悠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