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6年到197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经济大环境变得严峻复杂，商业发展受限，企业家也没有基本的利益保障。

吴仁宝、何享健和鲁冠球都是从村办工厂起步，在晦暗不明的时代夹缝中生存和发展。第一代企业家群体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大多是农村干部、能人，他们凭借胆识、组织能力和责任心脱颖而出，走出田间地头，成为市场经济的拓荒者，逐渐激发了企业家精神，培育了企业家才能。年广久则是个体户出身，凭借精明、胆识和手艺创造财富，却被时代洪流裹挟，在飘摇中历尽坎坷辛酸而无悔，是真正的“中国商人”。

与后来的企业家群体相比，第一代企业家对“政商博弈”的理解更生动、更深刻，也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英雄”之后，他们总是谦虚地以“运气好”或“政策好”向世人解读自己的成功。

时至今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与世长辞，但他们的精神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创业者。

吴仁宝：“天下第一村”缔造者

吴仁宝是中国最著名的农民之一，也可能是中国最富争议的农民之一。无论是受到赞誉还是非议，吴仁宝的一生都与中国改革开放、中国新农村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不是改革的设计者，不是理论家，而是不断以实践验证理论正确性的一位“改革闯将”。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几年伴随吴仁宝去世，社会上有一些舆论和争议。可无论如何，他是一个敢于追求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就是让农民富起来，让农村好起来。他为此敢闯敢干，殚精竭虑。作为一位“改革闯将”，吴仁宝为后世提供了一种借鉴、一段启示，以及另外一种可能。

14岁之前，吴仁宝给地主当长工，“白天放牛喂猪，早晚照顾地主家瘫痪在床的儿子。一年下来，可以赚到40斤米”[5]。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吴仁宝第一次分到2.4亩地。抗美援朝那年，他满腔热血去报名参军，虽然因为“严重的关节炎”未能如愿，但仍然带头捐粮支援前线。他事事争先，从不甘人后，插秧、割稻、挑泥等农活样样在行。

因为精明能干，热心积极，吴仁宝被驻村工作组关注，被任命为江阴县（今称江阴市）瓠岱乡（华西村前称）第三村村长、民兵中队长，后来被提拔为乡财粮委员兼会计，成为村民艳羡的国家干部。1957年，国家精简干部，吴仁宝主动回村担任高级社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盛行，在一次报产量的“放卫星”会议上，亩产从2000斤、3000斤一路飞涨到10000斤，轮到吴仁宝，他却喊出“3700斤”，会场一片骚动。乡党委书记提醒他：“产量高低是政治问题，也是党性问题，你再考虑考虑。”吴仁宝不为所动，主动要求公社在收割时到队里监督，“多收一斤我们宁愿挨饿，也多卖给国家十斤；少收一斤，你们补给我一斤就行啦”。此言一出，没人敢再说话。这段故事吴仁宝日后曾反复谈到，并感慨道：“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

1960年，华西村遭遇自然灾害，粮食产量锐减，村民生活困难，对吴仁宝把余粮卖给国家的做法有些不满。吴仁宝也在反思，多次提出将公社分拆，减小规模，灵活管理，却未被批准。1961年10月，趁公社党委负责人外出，吴仁宝将公社拆分，华西大队从此诞生。据记载[6]，当时华西大队下辖10个生产小队，人口667人，耕地面积845亩，粮食亩产681斤，集体积累1764元，人均分配53元，欠债1.5万元，有12个自然村落。因为贫困，华西大队是当地有名的“讨饭村”。

为改变现状，吴仁宝带着大家平整土地，希望早日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吴仁宝被陈永贵的故事和精神所吸引，从大寨看到华西大队的未来。他拿着这篇报道在群众大会上朗读，鼓足干劲，平整1300多块田地，拉直40多条河沟。何凤寿回忆：“白天干了不算，晚上还要干；晚上干了不算，第二天天不亮就要下地。”华西大队由“吹牛大队”变成“做煞大队”（做煞，江阴话，意思是干得太苦）。

一年时间，华西大队的水稻亩产达到1050斤，人均收入增加40元，成为江阴县五个样板村之一。20世纪60年代，周边村子都是土砖草房，盖房要自己掏钱，华西大队却从1964年开始规划，统一拿出土地来建新瓦房，以旧房折价的方式分给村民，每户都分到一间5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1967年，吴仁宝到山西昔阳大寨参观学习，回村后带领群众建电站、修水渠。

吴仁宝

农业建设并不能满足吴仁宝改造家乡的雄心和热情。1969年，吴仁宝在村里抽调20人，以村集体的名义贷款，偷偷办起小五金厂。在“文革”浪潮中，国家政策要求“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一律不准经营商业”，吴仁宝的行为已经触碰底线。吴仁宝的四儿子，后来接替他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的吴协恩回忆道：“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他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实在挣不到钱。当时全村人拼死拼活，农业总产值24万元，而只用20个人办的小五金厂，3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7]

1975年4月，吴仁宝在担任江阴县委副书记（同时兼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一年多之后，被提拔为县委书记（继续兼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这一年，华西大队孙良庆的12岁儿子在河中溺亡，孙良庆悲痛绝望，吴仁宝劝说无果，提高嗓门道：“你别哭了，我把我的儿子给你。”那年吴协恩才11岁，吴仁宝将他过继给孙家。7年之后，孙良庆去世，孙家母女要吴协恩当女婿，可他已有意中人，不答应。吴仁宝毫不理会，一口答应下来，将吴协恩入赘给孙家。这段故事在华西村广为流传，村民都赞他“爱民如子”。

到1978年，华西大队已积累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还存有3年口粮。当年整个江阴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也只有几亿元。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为题报道华西大队，同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华西的经验说明了什么》，这是中国最权威的媒体对乡村最高层级的褒扬。华西大队从此名扬全国。1980年，华西大队工农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成为中国第一个“亿元村”。

1981年5月，吴仁宝因为在县直机关党员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落选，离开县委书记岗位，从此专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党委书记），直到去世。回顾人生经历，吴仁宝曾总结出四句话：50年代“听”，60年代“顶”，70年代“拼”，到80年代才“醒”。这显然是吴仁宝的谦虚说法，他的政治觉悟和商业思维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醒觉。80年代，吴仁宝开始从农村官员的政治角色向农民企业家的经济角色转变，华西大队也由“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变成商品经济时代的榜样。

1983年，华西大队更名为华西村，名称变换是时代变革的写照，农村经济发展开始显现松绑的信号。这一年，吴仁宝用华西村集体所有的28万元资产创办华西药械厂，生产华西牌背负式手动塑料喷雾器，为即将到来的全国农业生产新浪潮提前布局。当时各地都忙着分田到户，搞土地承包，吴仁宝不仅把注意力从发展农业转移到“副业”上来，而且没有跟随集体资产分到每家每户的潮流，而是坚持利用集体经济发展工业。到90年代，许多国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纷纷改制，吴仁宝依然不为所动，他后来解释“华西村的企业如果跟着别的地方搞的‘转制’风走，由公变私，很可能会出现亿万富翁、千万富翁，但是也可能会出现弱势群体，两手空空”。这是吴仁宝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追求，也是其早年为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理想设定的底线。

吴仁宝善于把握政治脉搏。他只念过几年私塾，多年来却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早晨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晚上七点准点收看《新闻联播》。这两个时段没人敢去打搅他。每次吴仁宝都能抢在政策出台之前应对，踩准时代变革的节点，对此他并无秘诀，全靠长年累月的“基本训练”。

1992年，吴仁宝敏锐的政治嗅觉为华西村带来了巨额财富。这年3月1日凌晨3点钟，也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以文件的形式下发的第二天，吴仁宝紧急召开党委会，下达任务“借钱吃足”，意思就是钱借得越多越好，原材料“吃”得越多越好。短短几天就筹集了几千万元现金，购买了上万吨钢坯、铝锭。吴协恩回忆：“父亲判断中国将面临新一轮大发展，华西村要集中血本，抢占市场。”[8]随着南方谈话的精神的贯彻传达，全国掀起经济建设高潮，原材料价格飞涨，6000多元一吨的铝锭三个月内涨到18000元。华西村的这次“投资”大获全胜，外界由此流传：“吴仁宝开了一个会，赚了一个亿。”

1999年，华西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开创“村庄上市”的先河。2007年，华西村总资产超过160亿元，上缴利税8亿多元。此后，周边20个村陆续并入华西村，华西村的整体版图扩大到30平方千米，人口3万多，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村”。

2013年3月18日晚上，吴仁宝因肺癌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5岁。一年之前，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一个村庄的名字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紧密相连的时候，它所承载的，已不单纯是个体命运的沉浮，而是整个时代的生动缩影。”

中国可再有华西村，世上却再无吴仁宝。

年广久：“中国第一商贩”的坎坷命运

因为多次被邓小平点名提及，年广久的名字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第43条关于“傻子瓜子”的介绍是：“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年广久是中国最早的百万富翁之一，因经商三次入狱，又三次被邓小平点名，其命运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政策变化沉浮跌宕，他因而被称作“中国第一商贩”。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年广久生于安徽省怀远县的一个小乡村。五六岁时家乡受灾，颗粒无收，父亲带着全家一路讨饭到芜湖，靠摆摊卖水果为生。从九岁起，年广久跟随父亲沿街叫卖，几年后父亲病逝，维持家庭开销的重担全部落在年广久的身上。他一直谨记父亲的教诲：“利轻业重，事在人和。”他对人和善，行事坦荡，再加上勤劳，虽然做的是小本生意，但也够养家糊口。不料，他的人生并没有因此而平淡顺遂。

改革开放之前，年广久曾两次被抓入狱。1963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反投机倒把”就是其中一项。当时做贩鱼营生的年广久被当作典型，以“投机倒把罪”被关进监狱，一年后才被释放。他除了做生意一无所长，重获自由后继续做起小本生意。不料，1966年，他因为卖板栗在“文革”动荡中被打成“牛鬼蛇神”，被关押20多天。

两次入狱并未吓破年广久的“商胆”，重获自由身后，他开始在县电影院门口卖水果，隔壁有个老头卖炒瓜子。两人混熟之后，年广九看老头年纪大，有时气闷喘不过气，就帮他生火、炒瓜子，老头在旁边指点，还教他包瓜子。第二天年广久炒了10斤瓜子卖了8斤，比老头卖得还快，此后，两人便搭伙一起干。

有一段时间政策严厉，年广久被迫转入“地下”。为了不被发现，他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口气忙到次日凌晨，然后稍事休息，早上七点起床把瓜子包好，到人们中午下班时偷偷拿出去卖；下午再包，晚上等人们下班后他再偷偷卖。他一边招呼客人，一边留意有没有人过来抓他，整天提心吊胆。因为喜欢多送客人一点瓜子，加上淮北人常被人称呼为“侉子”，时间长了，大家都叫他“傻子”，“傻子瓜子”的称号不胫而走。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年广久认为机会来了，打算大干一场。可是妻子不同意，非要和他离婚，最终，他只好同意把财产全部交给妻子，拉着板车出门创业。他对外公开说留下3000元，其实不止，“说多了也是怕她被人暗害”。1979年，年广久的炒瓜子作坊有12名雇工。1980年，年广久的雇工人数增加到110人，然而灾祸却随之而来。

按照当时“七上八下”的政策界线，雇工超过8人，雇主的身份就从“小业主”变身为“资本家”。“安徽出了个资本家叫年广久”的说法广为流传，围绕“年广久的做法算不算剥削”，全国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把“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递给邓小平阅示，邓小平看完报告说了两句话：“这些问题刚刚开始，我们不要匆忙，不要急于下结论，要看一看，放一放。”[9]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评论“傻子瓜子”的问题。

风波过后，年广久干劲更足。虽然没有读过一天书，但他很有经营才能。因为社会上的模仿者、竞争者与日俱增，“傻子瓜子”的生意受到影响，年广久立即降价，原来2.4元一斤的瓜子直接降到1.76元一斤，利润只有1毛钱。别人都觉得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傻子”，做赔本生意，他的商业逻辑却是：一斤赚1块钱，一天只能卖100斤，只能赚100块钱；如果一斤赚1毛钱，一天能卖1000斤、10000斤甚至100000斤，薄利多销，利润自然丰厚。

如他所料，降价后门庭若市，消费者每天都排起三条队伍，一条队伍排50米以上，两条队伍100米以上。最多的时候，年广久一天能卖20万斤瓜子。1982年，他的财富已过百万元。当时钞票的最大面值就是10元，年广久装钱都用大麻袋，满屋子都是。家里藏的钞票沤到发霉，出太阳时就得用麻袋装着扛到院子里晾晒。有人提醒他：“你胆子不小，这是什么日子？你不要头了！”[10]这种担忧不是无谓的，年广久再次大祸临头。

1982年春节，芜湖市工商局准备抓捕年广久，理由是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最后因为省领导发话，他才躲过一劫。但是，关于他“钞票多得发霉，在院子晒钞票”的传言还是招来了非议，不少人以此为凭批评年广久“搞投机倒把”“剥削雇工”，一名当地干部甚至写大字报挂在市委大门口：“傻子瓜子呆子报，呆子报道傻子笑，四项原则全不要，如此报纸实胡闹。”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1983年的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上，有人提出年广久的雇工人数超出国家规定，对国营、集体企业有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1983年年底，“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说法甚嚣尘上，安徽省工商行政部门到芜湖联合调查，由分管商业的副省长向省委提交调查报告，后来又上报中央，惊动了邓小平。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表态支持，之后，市委来人告诉年广久：“‘傻子’你不得了啦，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

实际上，在此之前的7月1日，年广久主动向工商部门提出联合经营，正式成立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和芜湖县（市）清水镇工业公司出资30万元，年广久以商标权和技术入股，并担任总经理。公司设两个副经理、会计，每年向政府缴纳18万元利润，其余部分归年广久所有。年广久希望通过公私合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找顶“保护伞”，然而事与愿违，他依然未能逃脱被打击的命运。

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一审判决年广久犯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执行。年广久认为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主要原因就是自己风头太盛，“不把一些人放在眼里”。他坚决不服，一直抗诉到中央。幸运的是，1992年年初，邓小平再次提到“傻子瓜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11]因为这三句话，“主张动他”的人态度急转，芜湖市检察院主动撤诉，年广久于1992年3月13日被宣告无罪释放，市委书记还带着一群人在市委大礼堂集体接见他，握手时安慰他道：“老年，你吃苦了！”

年广久不知所措，当时他并不知道是哪位贵人出手相助，只是隐约意识到“外面发生了变化”。后来得知是邓小平为自己讲话，年广久和儿子给邓小平写了封信，邮去几包瓜子，他怅然地说：“不晓得他老人家收到没有。”

这次风波后，“傻子瓜子”因为经营管理问题每况愈下，销量大不如前，年广久只好去蚌埠帮徒弟做生意。1994年11月，他宣布出山，成立安徽芜湖傻子瓜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但并不理想。2001年，年广久宣称将“傻子”商标以1分钱转让给长子年金宝，可惜后者在2006年11月因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年广久还因为遗产纠纷与儿媳、孙女对簿公堂，最终达成和解。

经过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年广久身心俱疲，独自远走郑州，继续瓜子生意。次子年强、三子年兵共同成立芜湖傻子瓜子有限总公司，除瓜子外，还经营“傻子”牌蜜饯、核桃、开心果等，在全国有几千家专卖店，俨然“傻子瓜子”的正统余脉。年广久在芜湖只剩下一间很不起眼的专卖店，经营干果、话梅、饮料、香烟等。面对外界关于“傻子”影响力减弱、“傻子”时代已经过去等说法，年广久反驳说：“我还没老，‘傻子’永远没过去，我要是大干，谁也干不过我。”

回顾这辈子三起三落的悲喜人生，年广久自诩“对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作用”。他说：“我在安徽第一个站出来，进入市场冲浪。”“我这一生都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年广久说，“说到邓小平，他是个预言师，什么事情都看到眼里，他让我躲过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他的思想非常开放。当然今天这些我都不用担心了。因为已经可以说永远都不会有运动了。”

何享健的“美的”人生

任何一个关心中国民营企业命运和观察改革开放进程的人，都无法绕过何享健和美的——一位78岁的老人和一家超过50岁的企业。尽管何享健是中国企业界具有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人物，但他朴实无华的低调做派并没有在风云激荡的商业史中为人所熟知。

何享健显然不会在意这些。50年间，政治运动、宏观调控、产业变革之波动与打击不计其数，大败局的悲剧从未间断，何享健却将美的从一家5000元的小作坊打造成年营收将近2500亿元的跨国集团。大而不倒，老而不衰，其生存智慧及精神力量，用卓越、伟大来形容并不过分。

1968年春节刚过完，广东省顺德县（现佛山市顺德区）北滘街道居委会的大门就被围得水泄不通，门口“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标语传达出鲜明的时代主题，几十个无业居民要求解决工作问题。1966年，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到1968年，形势已十分严峻，有些地方已陷入混乱局面，几近失控。1968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没有国民经济计划的一年。

为了解决失业居民闹事的问题，一位名叫何享健的年轻人自告奋勇站出来找领导，愿意带着大家寻找出路。1942年9月底，何享健出生于北滘镇西滘村清沙的一户农民家庭，高小文化水平。26岁之前，何享健的人生履历非常简单：1958年4月，未满16岁的何享健进入顺德农械厂当学徒工；1959年7月，何享健进入北滘陶瓷厂工作，一干就是3年；到1968年创办美的之前，何享健已经整整工作了10年，对机械制造和手工作业已经非常了解。

1968年4月下旬，何享健四处奔走，鼓励居民集资办厂，把大家组织起来“生产自救”。到4月26日，一共有23位居民（其中22位女性）把集资款交到何享健手中。有20人每人拿出50元，剩下3人以旧设备、物资作价，共凑齐1000元集资款。这在当时已算是非常大的一笔钱。

23个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东拼西凑只有1000元，离何享健想干成事的计划还差得很远。他咬咬牙，向银行借4000元，却被行长批评胆大包天。好在当地信用社答应何享健，以北滘街道办的名义借贷4000元。这样，他一共筹集到5000元资金。

1968年5月2日，“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正式成立。生产组隶属于北滘街道办，何享健担任组长。何享健将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破棚子租下来，改造成小作坊式的厂房。

创业初期，整个生产组有一间简陋作坊、六台手啤机、一台铡刀机和购买设备之后剩余的一点流动资金。何享健与朋友交流时得知，广州的街道工业已经蓬勃兴起，制塑料瓶盖比较简单。1973年，小瓶盖被药用玻璃瓶（管）、皮球等产品取代；1975年12月6日，“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变更为“顺德县北滘公社塑料金属制品厂”，半年后招牌又换成“顺德县北滘公社汽车配件厂”，生产汽车挂车刹车阀，兼营汽车橡胶配件。何享健步入背着刹车阀、橡胶配件坐闷罐火车北上跑市场的岁月。为了节约开支，他早餐就喝一碗红糖水，晚上睡在火车站里。他怕差旅费被人偷走，不敢随意放，就藏在鞋子里面。1979到1980年，经常性停电成为全国普遍现象，何享健又抓住机会生产发电机。

顺德是著名的侨乡，20世纪70年代末期，港澳同胞带家电回故乡探亲已成时尚，有外商投资的合资企业大部分也是家电行业的。何享健派工人买回100套零件，组装生产金属电风扇。1980年11月，再次更名后的“顺德县北滘公社电器厂”生产出第一台40厘米台扇，被命名为“明珠”牌。一年后，企业又更名为“顺德县美的风扇厂”，由何享健担任厂长，员工251人，年产风扇13167台，总产值328.4万元，利润41.8万元，经营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1984年，美的研制出全塑料风扇，投入市场后一炮打响，并在此后两年的“风扇大战”中脱颖而出。这年10月，站稳脚跟的何享健又踮起脚尖，将目光投向空调。

1985年4月8日，美的成立空调设备厂，何享健从此开始空调事业。此前被派到广州学习的技术人员不负众望，当初连电路图都看不懂，而后却能拼装出整台空调。当时制造空调还没有机器设备，完全靠手工打造，美的第一批空调生产完毕送进仓库后，到出货时又出问题了，只好重新整修一遍。从1985年开始的4年时间里，美的空调一直处于艰难生存的阶段，每月产量在200台左右，美的全靠给国营企业华凌生产无霜冰箱的核心部件散热器而勉强支撑。直到1990年6月，美的投资兴建工业城，建立了年产20万台的空调生产基地，情况才有所好转。

1992年，顺德率先进行综合配套改革，核心内容就是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在“靓女先嫁”的政策支持下，比美的规模大、牌子响的企业都观望推辞，何享健却热情积极，主动找政府领导要求试点，终于争取到顺德唯一的股份制试点名额。这一年，美的的销售收入已经超过7亿元。何享健对股份制改造的理解并不深，也不懂股票，但他敏锐地意识到“一个企业的进步、规范需要股份制改造这种代表未来方向的手段”，他不无自得地说：“我这个人看问题一直比较超前，什么事都要看得远一点。”

作为中国第一家完成股份制改造的乡镇企业，捷足先登的美的在第二年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1993年11月12日，代码为“0527”的“粤美的A”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开盘价18元，收盘价19.85元，当年以每股收益1.36元排名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20年后，美的集团整体上市，秉承的仍然是何享健“需要代表未来方向的手段”的思想。

美的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之后，媒体开始将镜头和笔锋对准这位深藏于南粤小镇的“大器晚成者”，但批评声多过鼓励声，有评论形容美的上市为“一架三轮车驶上了高速公路”[12]。从后来的状况来看，这并非尖刻嘲讽，更像是善意提醒。“1993年上市以后到1996年这几年非常痛苦，非常辛苦，企业发展遇到了最艰难的时候。”[13]回忆起那段困顿时期，何享健依然心情沉重。

20世纪90年代之后，《雍正王朝》《康熙帝国》等电视剧红遍大江南北，也受到了广东顺德企业界人士的热烈追捧，有人看战略学管理，有人谈商道话权谋。这两部“帝王剧”，据说何享健看过不下三遍，其深意不言而喻。在此前后，何享健上演了“电脑释兵权”的桥段，创业元老们因不会操作电脑被陆续劝退，包括现任美的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方洪波在内的一批大学毕业生进入美的，企业人才结构和经营面貌焕然一新。

1994年，美的的主营业务增长60%；1995年，最高可达20多万元的“年薪制”让职业经理人热情高涨，但危机却悄然而至。1996年，美的空调从行业前三下滑到第七位；1997年，美的销售收入在上年突破25亿元之后大幅跌落到20亿元左右，经营性利润全靠一些投资收益。内外交困之际，“美的因效益不佳将被科龙收购”的传闻在顺德闹得满城风雨，何享健后来证实：“当时政府为搭建顺德‘家电航母’，有意让美的、科龙和华宝三家企业合并，并有意让我出任总经理。”[14]他对“拉郎配”很不赞成，坚决不答应。

何享健说：“企业大了，整个体制不适应，也是‘大企业病’，体现了高度集权，没有效率。下面没动力，也没压力，没激情。”1997年，何享健提出事业部制改革：“美的只有搞事业部才有出路，事业部是美的必须要走的一条道路。”[15]1998年，美的制定厚达70多页的《分权手册》，这是一部清晰划分职业经理人权利和责任边界的“基本法”。事业部高度自治，总经理可自行“组阁”，但若经营业绩不达标，整个团队就要集体引咎辞职。

改制后的美的迎来了高速发展期，2000年销售收入达到105亿元，仅用4年就完成从30亿元到100亿元的跨越。2004年以后，家电行业进入“并购时代”，美的通过对华凌、荣事达、小天鹅的系列并购完成了空、冰、洗产业整合，何享健的“白电王国”版图继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