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分期界定

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斐然的成就。从20世纪初期开始，至今已有了近百年的历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它已居于领先的地位。那么，它是何时发生的并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就成了一个十分有必要探讨的问题。

要梳理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过程，尤其是要进行梳理的时候，是不能将其孤立看待的，因为它起步于“汉学”，而美国的“汉学”又联系着西方“汉学”的大背景。所以，这里先将欧美的“汉学”发展进行概要的梳理，以此为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分期作铺垫。

汉学（sinology），通常是指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一门学问，而这些研究中国的海外学者通常被人们称为汉学家（sinologists）。

汉学的历史可谓久远。促使汉学形成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它滥觞于古代外国人了解和认识中国的迫切愿望。古希腊人克泰夏斯（Ctesias）于公元前400年撰写《旅行记》，而后古罗马博物学家白里内（Gaius Pliny，23～79）撰写《博物志》、地理学家托勒密（Klaudius Ptolemeus，）撰写《秦尼国记》^[1]时，就开始了“幻想”中国。到了13世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3）作为旅行家反映的中国，更是为海外汉学的诞生做了最早的铺垫。

其次，是宗教的原因。众所周知，欧洲于16世纪初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当众多人离开了天主教会后，一些天主教徒们便组织了耶稣会，于17～18世纪向非西方地区传教，以扩张其势力范围。总的来看，他们“虽然在亚洲社会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但对欧洲的‘汉学’研究和欧洲人对东方的看法，却有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基于马可·波罗等人所作的传说之类的作品，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而耶稣会是为了传教的需要，对中国文化作了一番探究，还将中国的典籍译成了西方的文字，在欧美广为传播”。^[2]因此，西方一些知名的传教士如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5～1618）、曾德昭（P.Alvarus de Semedo，1585～1658）、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马若瑟（Joseph Marie de Prémare，1666～1736）、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等人成了汉学先驱。

最后，从经济视角观之，19世纪资本主义向东方的扩张，激发了其了解中国和试图掌控中国的强烈愿望，所以，官方派往中国的政府官员和文化使者越来越多，而他们又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一批力量，从而也就自然推进了汉学形成的进程。

基于上述若干原因而产生的汉学在西方的发展历程，被学者界定为“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3]三个不同的时期。

到了19世纪，汉学作为专业学科确立了，“无论是从研究人员的数量、研究机构的建立，还是从研究成果的质量来看，这一时期的汉学已成为一门举世公认的专门学科。Sinology一词也随之应运而生，译成中文就是：汉学，或中国研究，指外国人对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思想等各方面进行研究的学问”。^[4]1814年11月26日，法国开设了欧洲第一个“汉学讲座”，法兰西学院聘任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汉学教授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他于1815年1月16日演讲的《欧罗巴汉语研究的起源、进步和效用》是汉学在西方成为一个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后，汉学家的队伍不断扩大。以法国为例，19世纪前期著名的汉学家就有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德里文（De Saint-Denys，1823～1892）、巴赞（Antoine Bazin，1799～1863）、毕欧（E.Biot，1803～1850）等职业汉学家；戴伯理（Dabry de Thiersant，1826～1898）、于雅尔（Camille Imbault-Huart，1857～1897）等外交官汉学家；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1839～1919）、戴遂良（Léon Wieger，1856～1933）等传教士汉学家。进入20世纪之后，基于多种原因，西方的汉学研究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各国汉学家的队伍都在不断扩大，知名者已不在少数：法国的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1）、雷威安（Andre Levy 1924～）；瑞典的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荷兰的高罗佩（Robert Hans vail Gulik，1910～1967）、澳大利亚的柳存仁（Liu Ts’unyan 1917～2009）等。这些汉学家的研究工作在西方的发展和深入明显地影响了世界对中国文化及文学的认识与了解。

美国汉学的起步是落后于欧洲的。

19世纪是美国汉学的开创时期，主要汉学家传教士有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史密斯（Arthor H.Smith，1845～1932）、丁韪良（Williams A.P.Martin，1827～1916）、傅兰雅（John Fryer）、林乐知（Young J.Alen，1836～1907），也有美国的驻华官员，如摩斯（Hosea B.Morse，1855～1934）等。

20世纪初，由于欧洲汉学处于领先的地位，美国开始从欧洲聘请学者来美国任教，于是，一些西方学者又成了美国的汉学家。如德国的劳费尔（K.B.Laufer，1874～1934）、夏德（F.Hirth，1845～1927）等，法国的伯希和与英国的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也被邀请来讲座。而后，俄裔法籍汉学家叶理绥（Serge Elisseeff，1889～1975）担任了哈佛燕京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在这个外国学者的队伍中，也有中国学者的名字，如杨联升、洪业等。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汉学已步入形成时期，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被视为美国汉学研究的奠基人。而后他的一大批学生也都成了著名的汉学家，如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1920～1969）、史华兹（Benjamin I.Schwartz，1916～1999）、保罗·柯文（Paul A.Cohen）等。费正清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主要是由于西方的侵入，这在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结构性的变动。而中国对西方的反应，表现为一系列的改革和革命，勾勒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面貌”。费正清的学生们基本上接受了他的思想，就这样，“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挑战，中国响应’的观点成了一种模式。”^[5]由此，美国的汉学研究区别于欧洲汉学的重视语言研究的传统，而更注重于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因此，美国的“汉学”又有“中国学”之说。

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汉学研究的背景下产生的。应该说，最初它是从属于汉学研究的；而后逐步分离并独立出来；进而又向外部拓展。这就明显地表现为三个阶段，我将其命名为前学科化时期、学科化时期和跨学科时期。

前学科化时期是指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从属于汉学研究并逐渐向独立学科发展的时期。由于现在比较能达成共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起始时间是1917年，因此，作为其学术研究的前学科化时期的时间范围大致可以划分为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始至20世纪50年代末。学科化时期是指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脱离汉学研究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时期的时间范畴可界定为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末。跨学科时期是学科化时期的延续和发展。这一时期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们基于历史的、科技的、文化的和学术发展的诸多原因，其研究领域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学科，而与哲学、艺术、宗教、科学等诸多学科交织起来。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与方法给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气息。这一时期的时间范畴可以界定为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

第一节 前学科化时期

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前学科化时期，是在“汉学”研究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具体时间范畴是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始至20世纪50年代末。活跃在这个时期的汉学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关系可分为两种情况：他们当中一部分学者一生从事汉学研究，但是并未涉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另有一部分学者是在致力于汉学研究的过程中涉足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无论是上述哪一部分学者，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部分学者的汉学研究一方面成为孕育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土壤，另一方面启迪及影响了后来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著述观之，见表1。

表1 美国汉学家的著述管窥

表1中只是摘出了一些汉学家的与本书的讨论相关的著作，并未覆盖其全部。文学研究总是与语言、艺术、政治、历史和宗教等息息相关的。上述这些汉学家的一些研究，都已经为即将登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了历史的铺垫。裨治文、卫三畏的中国语言研究，莱托雷特（Kenneth S.Latourette）和摩斯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劳费尔的中国艺术研究，夏德和费正清的中国与外国的比较研究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有益的启蒙，而列文森、史华兹的梁启超、严复研究更是已接近了中国小说革命的倡导者。因为阅历和生活年代的原因，他们并未涉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但是他们对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的产生及发展做了相关的铺垫。

这里不能不重点提及史华兹。这位汉学家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是有突出的功劳的。史华兹是哈佛大学教授，用李欧梵的话来说，他是“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但他却不无意外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培养出了一位著名的学者，这就是李欧梵。李欧梵于1963年秋进入哈佛大学，而后便参加了史华兹的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的研讨班。研讨班要求学生要有论文的选题，而处于研究生阶段的李欧梵还不知从何入手。史华兹有意无意地同李欧梵提起了“延安那场反对萧军的文学运动”，^[6]对萧军的关注，也可谓李欧梵作为“中国思想史的变节者”^[7]的开始。到李欧梵开始写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史华兹很快就发现了他在文学方面的爱好，便鼓励他研究林纾，因为通过对林纾的研究可以促使李欧梵找准自己的研究方向。李欧梵这样说：“班（指史华兹，笔者注）引导我要忽略那些文体的界限，从林纾那迎合大众口味的译文中去寻找包含众多观点的参考文献——其范围可由司马迁的学说一直扩展到桐城派的著作。于是，在我脑中，文学自然就和思想史交融在一起了，这种领悟最终促使我将‘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确定为博士论文的选题（甚至‘浪漫’一词，也是出于班在一个关于现代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研讨会上向我提出的建议）。”^[8]而且，更主要的是史华兹影响了李欧梵的世界性目光的建立：“我是受到史华兹的启发，他说你可以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文学，可是你的视野必须是世界的。”^[9]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能留下《中国作家浪漫的一代》，自然是李欧梵的成就，但这背后，史华兹是一个带有引导性的、强有力的推动力。

第二部分学者是在汉学研究中起步，而后步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行列的，他们是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开先河者。这一类的代表如巴特勒特（R.M.Bart lett）、王际真（Chi-Chen Wang，1899～2001）、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艾格尼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等。

从世界范围内看，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起步是比较早的，最先涉猎的领域即是鲁迅研究。1927年，美国《当代历史》第10期发表了署名巴特勒特的学术论文《新中国的思想界领袖鲁迅》，巴特勒特是当时在北京大学从教的美国人，他于1926年6月中旬访问鲁迅后，便写此论文。此文既拉开了美国鲁迅研究的序幕，同时也拉开了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序幕。他称鲁迅是“中国最有名的小说家”“现代中国的写实大家和短篇小说的名手”；并对鲁迅本人如此评价：“他是一个天生急进派，一无所惧的批评家和讽刺家，有独立的精神，并且是民主化的。他用普通话写作品。他是一切迷信的死敌人，笃信科学，鼓吹新思想。”^[10]而身在美国的华裔学者王际真也开始了对鲁迅作品的翻译与研究，与身在中国的巴特勒特有了历史的呼应（见第二章）。而后，研究和翻译并举，埃德加·斯诺、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1907～1997）、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哈雷特·密尔斯（Harriet Mills）、艾尔伯、威廉·舒尔兹等汉学家，都开始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于1928年来到中国的，而后便与鲁迅、林语堂等中国作家有了接触，并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将译介、传播中国新文学作为自己的一项事业，和夫人海伦·斯诺一起，用了5年编译了《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1936年出版），其中收录了鲁迅、柔石、郭沫若、茅盾、巴金等15位作家的作品，并有他撰写的《鲁迅评传》等。30年代中期，斯诺又撰文《鲁迅——白话大师》，发表在美国《亚洲》杂志1935年1月号上。他的鲁迅观十分明朗，即以高度的热情给予赞扬。进而，他又写了英译本《药》的《序言》，发表在同年《亚洲》杂志2月号；下一年，他又在伦敦出版了《活的中国·鲁迅评传》。1937年，在鲁迅去世后，斯诺又在与夫人海伦·斯诺主办的《民主》刊物（北平，第1卷第3期）上发表了《向鲁迅致敬！》一文，寄托对鲁迅的敬重与哀思。海伦·斯诺另于1936年撰写了研究论文《现代中国文学运动》，刊载于伦敦《今日生活与文学》杂志1936年第15卷第5期上，署名尼姆·威尔斯，也表现了她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兴趣。

同样作为记者的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在来到中国后，也关注了中国现代文学，并与鲁迅建立了联系。1937年11月，为纪念鲁迅，她发表了《追念鲁迅》，并于1939年先后发表《鲁迅是一把剑》《论鲁迅》等文章。在她撰写的《中国战歌》（1943年）一书中，更有对中国现代文学巨匠的论述。

这一时期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突出特点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化研究交织在一起。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正在成长之中，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而且当时的通信、交通速度还比较慢，国外对它的了解和认识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阻隔。所以，更多的人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兴趣更浓，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还在初始阶段。譬如，王际真就是从介绍《西游记》、翻译《红楼梦》等兴趣转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特点之二是侧重于介绍与翻译。在美国民众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介绍与翻译就是令其认识的重要途径。王际真、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等大量地介绍、翻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于此都是有功劳的。其实，在当时的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里，介绍和翻译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工作。

第二节 学科化时期

学科化时期是指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汉学研究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这一时期的时间范畴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末。

此时，由于中国文学史已经由现代文学（1917～1949年）步入当代文学（1949年至今）时期，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整体的批评对象已经形成，中国当代文学也已初露锋芒，所以，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研究的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美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经水到渠成。

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于汉学研究中分离出来，对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是一个里程碑，但它要发展起来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刚刚有了立足之地的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还处于新生的阶段，并不能跻身其他学科研究的同等地位；另一方面，面对中国大陆本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它又处于远距离的位置上。所以，坚持与发展，是这个时期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们的重要任务。

这一时期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从研究人员上看，专业化队伍逐渐形成

刚刚进入学科化时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队伍相对于以往所依托的庞大的汉学研究队伍而言，数量可谓不多，却形成了一支经过历练的专业化队伍，学术声望有很大提高。夏志清（C.T.Hsia）就是这支队伍的领军人物之一。夏志清，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其两部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奠定了他在海外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突出地位。他直陈见解，对中国的一些现代作家给出自己的评价，曾起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可以说，正是这样一批训练有素的学者促成了这一时期研究的专业化，如：夏济安、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1948～）、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1939～）、奥尔格·郎（Olga Lang）、梅仪慈（Yi-tsi Mei Feuerwerker）、胡志德（Theodore D.Huters）、威廉·莱尔（William Lyell）、李欧梵、印度留美学者兰比尔·沃勒（Ranbir Vohra）、汉乐逸（Lloyd Haft）、林培瑞（Perry Link）、叶维廉、奚密、耿德华（Edward Gunn）、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史书美和谷梅（Merle Goldman）等。这些人是学科化研究时期在美国展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核心人物，也正是他们产出了这一时期丰厚的研究成果。

以鲁迅研究为例：1955年，华盛顿大学发表了威廉·舒尔兹的博士学位论文《鲁迅：多产的岁月》；“1960年，《东方和非洲研究报告》第23卷第2期发表了钦纳里《西方文学对鲁迅的〈狂人日记〉的影响》；同年，《中国季刊》第4期刊载了哈雷特·密尔斯的《鲁迅和共产党》；1963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H.C.密尔斯的博士学位论文《鲁迅：左翼时期，1927～1936》；1968年，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1969年，美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29期，发表了〔捷〕普实克（Jaruslav Prek）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作品——鲁迅的〈怀旧〉》。”^[11]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又有丰厚的成果问世，譬如，帕特里克·哈南（Patrick Hanan）的《鲁迅小说的技巧》（1974）、艾尔伯的《W.A.莱尔评鲁迅对现实的洞察力》（1975）、艾尔伯的《野草：鲁迅散文诗的对称美和对句法》（1976）、威廉·莱尔的《鲁迅的现实观》（1976）、哈雷特·密尔斯的《鲁迅：文学与革命——从摩罗到马克思》（1977）、林毓生的《鲁迅的复杂意识》（1979）、艾尔伯的《西蒙诺夫的鲁迅及其前辈们》（1980）、薇娜·舒衡哲的《自愿面对历史的必然——鲁迅、布莱希特和沙特》（1981）等^[12]。198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里还召开了“鲁迅及其遗产”国际学术会议。这都是专业化队伍形成后的结果。

1.从研究内容上看，重在作家作品研究

从上述学者的大量成果可以看出，在学科化时期，作家作品研究成为研究内容的重心。在前学科化时期就已露锋芒的夏志清以及这一阶段在美国出现的大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和他们的研究成果，使美国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重镇。而且正是美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化的两大标志，第一个是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的出版（耶鲁大学出版社），第二个是60年代初在哥伦比亚大学最先设立了中国现代文学教授职位。前者意味着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已跃上了新的层次；后者意味着美国学界和官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的正视和承认。此时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的研究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作家、作品为重点的专论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夏志清、李欧梵、金介甫等；另一类则将重点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外部研究上，代表人物有林培瑞等。而作家作品研究的成果可谓此时期的代表性成果。

因为作家作品研究的需要，翻译和介绍工作便需更加继续，这期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两部大型书籍，每一部都几乎是六百页的上下册。一部是马幼垣、刘绍铭等编选的《中国古典短篇小说选》（Traditional Chinese Stories，1978），另一部是刘绍铭、夏志清和李欧梵编选的《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1919～1949年》（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1949，1981）。^[13]鲁迅的小说依然是翻译的重点：“197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搁置了四十多年的罗伊生编译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其中译载了鲁迅小说《狂人日记》《药》《孔乙己》《风波》《伤逝》；1976年，美国耶鲁大学远东出版社出版了威廉·A.莱伊尔主编的《鲁迅选集》，其中收录了《〈呐喊〉自序》《狂人日记》《肥皂》《阿Q正传》《随想录三十五》《随想录四十》6篇文章，书中附有作品分析和英文注释”。^[14]这些都有助于作家作品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