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法

本文也选自《明夷待访录》。文中有三个主要论点：一是夏、商、周三代以上，立法者“未尝为一己而立”，三代之法是为天下，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是“无法之法”。二是三代以下，君主为自己的私利立法，“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三是论述“治法”与“治人”的关系，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肯定法的好坏对政治是有反作用的。它和《原君》都是揭露批判君主制度的大文章。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1]，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2]。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3]，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4]，以郡县得私于我也；汉建庶孽^[5]，以其可以藩屏于我也^[6]；宋解方镇之权^[7]，以方镇之不利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8]：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9]：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10]，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论者谓一代有一代之法，子孙以法祖为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于此胶彼漆之中^[11]，以博宪章之余名^[12]，此俗儒之剿说也^[13]。即论者谓天下之治乱不系于法之存亡。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苟非为之远思深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14]。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15]，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16]。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17]，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翻译】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没有法。为什么这样说呢？二帝三王知道天下人不可以没有吃食，因此交给他们田来耕种；知道天下人不可以没有衣服，因此交给他们地来植桑麻；知道天下人不可以没有教育，因此为他们办起学校来提高他们，为他们立婚姻之礼来防淫，为他们征集卒乘之赋来防乱。这是三代以上的法，它本来不是为一己之私而立的。后代的君主，在得到天下以后，唯恐祚命不长，子孙不能保有，根据这样的想法来立法：即想在祸患未发生之前就加以防范；那么他所谓的法，就是一家的法而不是天下的法了。因此秦改变封建制为郡县制，是因为郡县能成为我所私有；汉分封庶孽，是因为他们可以对我加以保护；宋朝解除方镇的兵权，是因为方镇对自己不利。这些法何曾有一丝一毫为天下之心！这也可叫做法吗？

三代的法，把天下藏之于天下：山泽的出产不必都取尽，赏罚的权力不担心会旁落。尊贵者不都在朝廷，卑贱者也不一定在民间。到后代才有人议论三代的法粗疏。然而天下人并不希求上位的尊贵，也不憎恶下位的卑贱，法愈粗疏而乱愈不作，这叫做没有法的法。后世的法，把天下藏在个人的箱笼之中：利不想遗留给下民，福一定要聚敛于君上；任用一个人则怀疑他自私，因而又任用另一个人来箝制他的私；办一件事就忧虑受骗，因而又设一件事来预防欺诈。天下的人都了解他箱笼的所在，自己也忧心忡忡地每天只忧虑着箱笼被窃，所以法不得不严密。法愈密而天下的祸乱却就产生在法之中，这叫做非法之法。

有人议论认为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法，子孙把效法祖先叫做孝。其实非法之法，是先前的君主不能克制他的利欲之私而创立的，后来的君主有的又不能克制利欲之私而破坏它。破坏它的固然足以危害天下，那创立者也未尝不是危害天下的人。一定要周旋在此胶彼漆之中，来博取遵循成法的名声，这是俗儒的剿说而已。议论的人又以为天下的治乱不在于法的存亡。其实古今的变化，到秦朝为一大变，到元朝又一大变。经过这两大变化后，古代圣王从恻隐之心爱人出发而经营创建的东西已荡然无存。如果不加以远思深察，一一通变，从而恢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等旧制，即使有小小的改革，百姓的忧愁恐惧终究不会有终止的时候。议论者又以为只有治理的人而没有治理的法。我认为有治理的法然后才有治理的人。自从非法之法束缚天下人的手脚，即使有能治理的人，也总经不起那些牵掣嫌疑的顾忌，即使有所设施，也只能限于允许的范围以内，作权宜之计，而不能有法度之外的治绩。假使先王的法存在，就无不有法外之意存在于其间，如果官吏是合适的人选，就可以做到没有不能执行的境地；如果官吏不好，也不至于用苛细的法律条文去罗织罪名，反而危害天下。所以说有治理的法然后才有治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