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回忆录

这是一本回忆录，无关确凿的事实和精确的统计。当回忆起三四十年前的一个时代，我的同事们有时候会感到痛苦，有时又会觉得特别开心，通常是两种情绪交织。起初还有些迟疑，紧接着回忆涌上心头：曾经的痛苦和欢欣、荣耀和耻辱。那时，也同样有过欢笑。

他们讲的都是真的吗？这个问题就和彼拉多（Pilate，钉死耶稣的古代罗马犹太总督）提出它时一样不切实际，他的理论无法洗刷掉他的罪恶。在临时歇脚的地方，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讲述了他在加利福尼亚的痛苦遭遇，之后约德老爹（Pa Joad）向牧师凯西（Preacher Casy）提出了这个问题。

“老爹说：‘要是那家伙说的是真话呢？’牧师答道：‘他说的是真话，他的亲身经历，并不是无中生有。’汤姆问道：‘那我们怎么办，也会是这样的下场吗？’凯西说：‘我也不知道。’”

我想这位牧师说出了本书人物的心里话。他们的回忆都是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事情。确凿的事实或精确的日期都没有那么重要。这不是律师的辩护状，也不是带注解的社会学论文。我们只是试着从一些没有精心准备的幸存者的讲述中去了解“大萧条”那场浩劫。

还有些人并没有受到波及，或者说有些人过得相当不错，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在所有灾难中，情况都是如此。就像卡罗琳·伯德（Caroline Bird）所写的那样，“大多数人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伤害，在身上留下了‘无形的伤痕’。”非常感谢那些愿意在本书中揭开伤疤的人，我深表感激。这本书未能收纳另外上百人（他们散落在四处）的生命片段，我对他们深感歉意，也表示理解：他们让我对这段为人忽视的时期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本书中出现了一些年轻人。他们并没有经历过“大萧条”，在很多时候都感到迷茫，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这并不代表他们不成熟，反而标志着我们的不成熟。该是他们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了，也是我们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了解它在我们身上加诸了什么，因而也是了解在他们身上加诸了什么。

我自己并不记得1929年10月里那个阴郁的日子。我也不像那些过目不忘的人，能够记起三十年代里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相反，一些模糊的画面闯进了我的脑海。一些脸孔、声音，间或一段悲伤的回忆或是快乐的一瞬，或是过去一个时代令人惊异的纯真。然而，有一种感觉一直扎根在那里……

即便是现在，当我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一间小小的汽车旅馆外面“尚有空房”的霓虹灯标识闪着微弱的光，就忍不住想去我母亲过去经营的威尔斯-格兰旅馆。按捺不住一股不可理喻的好奇，我问自己：“它能扛下去吗？明年它还会在这里吗？”

正如我一个年轻的同事所指出，害怕损失财产是三十年代遗留下来的问题。有一位年长的公务人员，在华盛顿工作。只要手头存够了钱，她就会去买一块土地。“如果再来一次大萧条，我还可以靠它们过活。”她还记得新奥尔良码头附近的烂香蕉，那是她每天的伙食。

得益于现代科技，东西可以产出大量的东西。熬过大萧条的那些人很难理解这一点。因此，在严重的情况下，他们会为了保护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财产）去打架，甚至去杀人。许多年轻人往往看不清这一点，那是因为他们对大萧条一无所知。这个词只在长辈责备他们的时候偶尔出现，并不能让他们对此有所了解。

在二十年代中期，威尔斯-格兰旅馆的五十个房间总是客满，经常还有人等着住进来。我们的客人来自各个行业，基本上都是常住。暂时寄宿的旅客只有那些追求浪漫但又没钱去高级地方的夫妻。奇怪的是，旅馆里总是有房间，即便是给那些有过错的罪人。

每到周六，大部分的客人都会支付上一周的房钱。傍晚时分，我会跑到街区银行去存钱。除了几个流动工人和一位老铜匠（因为禁酒法案而赋闲），所有的客人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法庭》（Judge）和《生活》（Life）（当时还是周刊）上有乔治·让·内森（George Jean Nathan）和帕尔·洛伦兹（Pare Lorentz）的评论文章，还有杰弗逊·马查默（Jefferson Machamer）画的各色女人，十分热闹。《自由》（Liberty）上有维斯特布鲁克·佩格勒（Westbrook Pegler）撰写的体育报道，最难忘的是一篇向被文明毁掉的有几分孩子气的杰出拳击手巴特林·西基（Battling Siki）致敬的文章。《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仍在发行，尚具备偿债能力，还没有预测到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在几年之后的胜利。在高中生辩论队，我们讨论的是美国应不应该准许菲律宾独立，应不应该加入国际法庭，应不应该承认苏联。我们可以任选一个立场。那真是一段悠闲的时光。

这可能是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坏的时代。史考特·聂尔宁（Scott Nearing）强烈抨击美元外交。鲍勃·拉福莱特（Bob La Follette）和乔治·诺利斯（George Norris）在议员竞选讲台和参议院表达了和霍雷肖（Horatio）相似的立场，反对对外巨额投资。然而，有两张脸孔在我的脑海中反复出现：副总统查尔斯·盖茨·道斯（Charles G. Dawes）和查尔斯·柯蒂斯（Charles Curtis）。前者是一位有责任心的银行家，嘴里总是叼着一根重心极低的烟斗；后者之前做过骑师，长相平平，态度和蔼。当时的整体氛围很单纯，但绝非伊甸园式的。

说起那年股市的崩盘，我个人什么都不记得，除了店里的客人渐渐减少，不过一开始还察觉不出来。他们好像被人带走了，没有反抗，也没人看见，跟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blee）的祖母不一样。我们在旅馆门口挂上了“内有空房”的牌子。

留下的客人每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门厅里。之前，我只在傍晚和周末的时候能看到他们。扑克牌磨损得越来越快。棋盘上的红黑格子变得几不可辨。克里比奇牌的木钉也丢得更频繁了……人们越来越暴躁，冷不丁就为了难以名状的原因打上一架。

那些突然闲下来的人会责怪自己，而不是把责任推到社会头上。没错，在市政厅和华盛顿都有饥饿游行和示威，但是当数百万人拿到解雇通知书时，内心是觉得羞愧的。尽管其他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但他们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低喃：“我是个失败的人。”

没错，许多穷人都有同样的想法，但沮丧有时会演变成暴力，暴力又会转向他们的内心。于是，父子背离，正在找工作的母亲一言不发。从某种含糊不清的角度而言，除了那些雄辩的政治反对派，外在因素要对此负责。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是个人内心感受到的愧疚。

我们将那些老住客都登记在册。母亲、哥哥和我每天翻看那本越来越难以辨认的账簿时，都会谈起其他人的命运。当情况变得糟糕时，我和哥哥就试图安慰母亲——不管怎样，我们和客人都会挺过去的。她的回答就是指着账簿上潦草的笔迹：真是债台高筑。

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去拜访房东。（在日子好过的时候，我们签了一份长期租约。）他是一个经历过世纪之交的人，没有电话，所有的文件都是手写签署的。他的笔迹醒目流畅，用词也没有错漏。鉴于形势的奇怪转变，他对租约的调整是相当合理的。他这个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在选本党候选人时，他投给了胡佛（Hoover），而不是麦金莱（McKinley）。他看上去比我想象得还要让人摸不着头脑。他一下子变得笨拙、慌乱起来，这让我很吃惊。

华尔街一位德高望重的金融家回忆道：“华尔街的人也普遍觉得困惑。他们并不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他们觉得会宣布点儿什么。”（我的重点）1930年，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预测道：“……这个国家将在来年取得稳步进展。”一位投机者诚惶诚恐地回忆道：“像皮尔庞特·摩根（Pierpont Morgan）和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这样的人也损失了巨额财富。无人幸免。”

凯里·麦克威廉姆斯（Carey McWilliams）建议华盛顿的听证会研究引发大萧条的原因。“他们上演了最好的漫画作品。主要的实业家和银行家都出席做证。他们还是头绪全无……。”

我们的旅馆只住满了一半，许多客人更愿意用救济支票而不是之前惯用的现金来交房钱。星期六的晚上再也不能让我兴致勃勃了。

越来越少人谈起奥尔良街头小房间里的姑娘，白天喝酒的人明显增多。有意思的是，赌马的人越来越多：半美元的赌注，六匹马。大家愈发认真地研究起《赛马报道》（The Racing Form）。赛马杂志《伯特·E. 科利尔之选》（Bert E. Collyer's Eye）和赛马简报在众人手边传来传去。输掉的黑人去玩数字游戏，输掉的白人则在一边发牢骚。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法学院待了三年，没有什么好讲的。我几乎什么都忘了，只记得我们班上有一个黑人——来自非洲的王子，他的领地属于英国（还是法国来着？）。还有一个案件我记得很清楚——涉及法定强奸罪。我什么都没记住也怪不得那些教授，他们为人善良，而且学识渊博。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总是昏昏欲睡。至于原因，我也不知道，直到现在也没弄清楚。这是不是一种我自己当时没有意识到的感觉——一天天过得无关紧要？还是一个懒学生事后的文饰心理？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弄明白。

在大学的那几年（1931年—1934年），我确实学了点儿东西。从威尔斯-格兰旅馆到大学校园，我得经过黑人区。我是不是为了逃避“侵权”和“不动产”这些东西，才找到了蓝调音乐。我不清楚。

我知道的是，我在其中挖到了宝藏：那些见钱眼开的人称之为“种族唱片”（race records）。我记得的歌手有大比尔（Big Bill）、孟菲斯·梅尼（Memphis Minnie）、坦帕·雷德（Tampa Red）和大马塞奥（Big Maceo）。他们让我知道生活之外还有很多东西，甚至超出了维斯特布鲁克·佩格勒的想象——就此而言，他们说的是巴特林·西基和塞内加尔。

生存。不论当时还是现在，黑人蓝调音乐的核心就是贫穷。尽管它们显而易见的主题和歌词通常都关乎女人、变化无常或永恒持久，以及征服者约翰（John the Conqueror）的英勇无畏，然而真正吟唱的却是他“贫困潦倒”的生活状态。这位年长的黑人小声低语：“黑人本就生来贫苦。如果有人可以告诉我现在的不景气和1932年的大萧条对黑人有什么不同，我倒是很想听一听。”

这就是他在回忆那些“艰难的日子”时笑得如此苦涩的原因。“这些大人物为什么要自杀？他无法忍受只能带豆子，而不是牛排或鸡肉回家给他的女人。很少听说黑人会因为钱自杀。在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有钱。”

即便是在“大萧条”时期，白人过得“穷困潦倒”，黑人的境况也更加不堪。在他们的蓝调音乐里，这一不争的事实被反复吟唱。

我就像约伯那可怜的火鸡，

无事可做，只能咯咯咯，

我太穷了，亲爱的，

不得不靠着篱笆嘟哝。

哦，亲爱的，我要换个地方待，

天啊，我太穷了，亲爱的，

我在黎明的时候向上看。

亲爱的，那些还在矿井下的人儿，

都抬头瞧着我……

——大比尔·布鲁兹尼（Big Bill Broonzy）

画面开始模糊，时光流转。接着就到了解禁年。我和一个同学出现在突然之间就变得合法的酒馆里。当时开始流行一种做法：酒馆为客人的第三杯酒免费。我们去过的所有酒馆都是如此。现在还是不遵守这一习惯比较好。

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老铜匠海尼克（Heinicke）因为禁酒令的解除受益最多。他原本总在旅店前厅闲坐，一把年纪，病恹恹的，耳朵又背，被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突然之间，好些酿酒厂急需有他这门手艺的人。人们有多渴望喝到啤酒，熟练铜匠就有多短缺。

他一周工作六天，意想不到的高收入和（最重要的是）工作带来的快乐让他变年轻了许多，就像浮士德一样。他新买了一台超外差收音机，搁在占了房间一半的巴洛克式橱柜里，音量开得特别大，可以清楚地传到旅馆全部的五十个房间。一半是因为他实在高兴，一半也是因为他耳背。

其他人则打破以前的沉默，热衷于政治争论，言辞尖刻，通常热闹又滑稽，除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 D. R.）的炉边谈话。每到周日，前厅里都会响起一个新的声音，那就是查尔斯·E.考福林（Charles E. Coughlin）神父，他的声音会从一台放置在高木架上的收音机里传出来。有人低声说：“关掉，关掉！”但是，马修·麦格罗（Matthew McGraw）坚持要听下去。这个干瘦的老人是我们的夜班职员，戴着眼镜然而目光炯炯（长得和考福林神父极像）。

马修有几分像知识分子。在股市崩溃之前，他是一位木匠师傅。他经常引用书中或者是激进周刊、月刊里的句子。他反对有钱阶层、权贵还有垄断。他会引用德布斯（Debs）、达罗（Darrow）和潘恩（Paine）的话。……1929年10月到1934年11月[社会正义联盟（Union for Social Justice）此时成立]之间的某个时间，马修·麦格又遇上事儿了。这个被人遗忘的人，手边的那杯苦酒满得都溢出来了。

一个印刷工还记得他的父亲从鲍勃·拉福莱特——威斯康星州力主改革的议员——转向了考福林神父。这个沮丧的人想要一个答案。那个态度温和、讲话轻声细语的推销员也是一样，他之前从未质疑过任何事情。他的女儿还记得他说起这位来自罗亚尔欧克的牧师：“他是对的。”这位推销员投了罗斯福一票。

而我的母亲，手紧到吝啬，好不容易存下来的钱也随着塞缪尔·英萨尔（Samuel Insull）帝国的坍塌打了水漂。这样看起来，我之前跑银行费的工夫全是白忙一场。这对母亲的打击特别大。幸亏她之前没有听信街区里一位银行家的话。这位R. L. 奇泽姆（R. L. Chisholm）先生吹嘘自己的银行——讽刺的是，居然叫作信任国家银行——是如何如何好。尽管他恨不能跪在自己母亲坟前发誓，并对我母亲的节俭表示钦佩，她还是把自己的几千块钱取了出来。第二天，这家伙的银行就倒闭了。到头来，这位公共事业巨头还是吞掉了她这笔钱。母亲为此恨上了英萨尔，还有她自己。

那是1936年。我很久之前就已经决定放弃走上法律这条道路，在这一年加入了“伊利诺伊州作家计划”（Illinois Writers' Project）。我是电台部门的一员。我们撰写脚本，灵感源于芝加哥艺术学院（Art Institute）的画作。这些稿子会在《芝加哥论坛报》的电台WGN上播出。这些对城市文化的贡献让报纸的出版人麦考密克上校（Colonel McCormick）感到非常自豪。在他报纸的头版，总是登载着一幅漫画，要么是方帽长袍、疯疯癫癫的教授，要么是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无足轻重的人物，靠在自己的铁锹上。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制作《伟大的艺术家》（Great Artists）系列节目。在节目尾声，有这样一段话：“……本节目由公共事业振兴署支持播出，署长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有人告诉我他经常听节目，而且听得还挺开心。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开始录制广播肥皂剧，参与过的节目包括：《帕金斯妈妈》（Ma Perkins）、《贝蒂和鲍勃》（Betty and Bob）和《首场常客》（First Nighter）。工作机会很多，而且没有任期限制。解雇人的理由只有：电刑、终身监禁或者枪毙。

随着工会活动愈演愈烈，在《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的支持下，美国广播艺人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Radio Artists）成立。广播人几乎都赞成。但总有一些固执的高管，扮演着卡纽特大帝的角色。但工会运动的大潮席卷了他们。就此而言，当时的氛围是相当宜人的。

其他行业的工会也不尽然。就以美国报业协会（Newspaper Guild）为例。对于三十年代，我最鲜活的记忆——当然也是最悲痛的记忆——就与芝加哥的这场冲突有关，它给我之前的印象画上了句号。赫斯特集团的早报《先驱考察家报》（Herald-Examiner）正在进行一场漫长而严重的罢工。记者们在办公楼外聚集抗议。赫斯特集团的运货车上装了好些人。我记得其中一些是我的高中校友，还有一些曾有过合作。他们现在是双重身份：送货人和恐怖分子。一旦出现情况，他们就会冲击聚集的记者。

我目睹了戏剧化的一幕：一个脸色苍白、浑身是血的记者躺在人行道上，他的同事和路过的行人惊恐地瞧着。大街的中间站着一个结实的大块头，手里拿着车用千斤顶。他四肢张开，似乎在向所有的来人发出挑战。然而，我在他的眼中清楚地看到了恐惧。

其余的已成为历史，我就把它交给那些记忆更完整的人们。这本书就是他们的记忆和反思。

出自美国现代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作品《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出自卡罗琳·伯德（Caroline Bird）的作品《无形的伤痕》（The Invisible Scar）。
传统酿酒业会雇用专业的铜匠照看蒸馏器。——译者注
征服者约翰是非裔美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译者注
“约伯的火鸡”（Job's turkey）比喻一个人一贫如洗。——译者注
塞缪尔·英萨尔（1859－1938），英裔美国人。1881年赴美任爱迪生的私人秘书，1892年成为芝加哥爱迪生公司总经理。1912年他的大型电力公司已拥有数百座发电厂。他又组织一些持股公司，供电网又迅速扩大。1932年这些公司因大萧条而倒闭，英萨尔逃至欧洲；1934年被迫回到芝加哥，因诈欺、违反破产法和侵占罪而三次受审，均被判无罪。——编者注
之后，英萨尔在芝加哥受审期间，漫画作品《孤女安妮》（Little Orphan Annie）反映了瓦伯克爸爸——勇敢的红头发小姑娘的恩人——的痛苦经历。他自己也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全称为“World's Greatest Newspaper”，即“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