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从1516年英国的托马斯·莫尔所著《乌托邦》一书算起，社会主义已经有了500年的历史。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已经170年。自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走过了近40年的历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然而，在海外学术界，包括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直有怀疑和非议。这些怀疑和非议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形成影响力，并受到国内学界的普遍关注，归根结底，是因为国内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缺乏清晰的学术解读。我们先从近年来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谈起。

（一）关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就有这样的观点：中国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资本主义道路。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明显不同于欧美日的资本主义，更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于是这种看法逐渐地发展成了所谓“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观点。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学者提出：“中国将会逐渐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1]那时改革开放还只是引入了一些商品经济的原则，但在一些人眼中，这就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了。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只有苏联模式这样一种模式，只要背离了苏联模式，就不再是社会主义了。美国学者索林格在《中国从社会主义的转型：国家主义遗产和市场改革，1980—1990》一书中认为，国有企业出售股份、兼并甚至破产这些“从正统毛主义的突然转向”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政策”^[2]，似乎只有改革前的体制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由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一术语虽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两字之差，意思却截然不同——似乎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形式，而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因此很快受到了西方学者的追捧。在索林格之后，英国学者卡默尔在《证券市场在中国的出现：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文中概括了所谓“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他还称为“国家管理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在所有制、管理方式和责任方面都融合了公私二重性。”^[3]

2008年，美国学者黄亚生出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与国家》一书，在海外中国研究界引起很大反响，成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的代表作。作者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在两个中国——企业家的、市场驱动的农村的中国和国家引导的城市的中国——之间的政治上协调的功能”^[4]。黄亚生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自由市场”导向的改革给予了农民创造奇迹的自由，并且降低了不平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上海国有企业为代表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挤压了企业家精神发挥的空间，并且刺激了腐败的蔓延。在他看来，正是这两种资本主义在历史中的交替和现实中的融合，可以把中国的发展模式总结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英国学者布拉莫尔对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发展模式变化的描述和结论与黄亚生不同，但也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是在向资本主义转型。布拉莫尔认为，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所实施的发展之路暗示着对莱茵型资本主义（指德日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引者注）的可行性的认可。1996年后，将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以及加入WTO的决定，都表明了中国向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指英美市场经济模式。——引者注）的转型。^[5]

“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的内容五花八门，但基本观点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总结道：“中国领导人还非常强调马列主义理论要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种作法对于任何论述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和本质的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戒律都是一种嘲弄。”^[6]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变成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其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源流关系自然也就不再存在，只能从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自由主义等体系中去为中国的改革寻找渊源。布热津斯基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面临的前景是，这个国家悠久的传统和价值观念将会对它进行有机的吸收。”^[7]黄亚生则借助于西方自由主义。安德里亚斯在评论黄亚生的上述著作时说：“事实上，该书的确为自由市场教条与民粹主义主张的结合开辟了新领地。”^[8]也就是说，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那里，经典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流关系被解读成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自由主义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有益成分，而在于改革开放真的是所谓“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从来不讨论这一标准，而是把自己的标准作为自然的前提隐含在自己的判断中。黄亚生隐含的前提是只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才是社会主义，所以在他眼中，无论是公有制的乡镇企业，还是公有制的国有企业，由于面向市场需求而不是计划指令，都只是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而已。布热津斯基隐含的前提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才是社会主义，所以在他眼中，中国的实践背离了马列主义的原则。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明确的原则来确立、保证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经典科学社会主义把人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原则，但自由个性需要人们摆脱生产的外在强制性，“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9]，“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10]。没有发达的技术水平作为历史条件，这样的社会主义就只能是空中楼阁。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所必然要经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由于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社会主义的原则必须做出调整：一方面要发展物质生产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要保证这些产品相对平等地分配给社会成员消费。“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1]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生产力，但在价值目标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如何保证共同富裕的实现呢？邓小平指出，一是靠公有制占主体的经济基础，二是靠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力量。“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2]“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13]，“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1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把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上升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5]。“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16]他还强调，“发展了，还有共同富裕问题。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因此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17]。

在方法论上，“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没有能够从基本经济制度中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成分来确定改革开放的性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家政权的人民民主专政性质，保证了基本经济制度以及整个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马克思把这种大环境称为“普照的光”：“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18]今天，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是这样的“普照的光”，隐没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色彩。如果硬要说不占主体地位的资本主义成分决定了中国社会当前的性质，无异于在方法论上承认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决定矛盾的性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中的有益成分为自己所用，但其源头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歪曲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再把理论源头说成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文明，成为一种无源无流的“主义”。

（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论”

2008年以来，西方出现了一种新的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点，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论”的代表作是2009年发表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的文章，以及2012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特别报道。

美刊文章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国家主导市场以获取政治利益的经济体制，有四个重要角色：国家石油公司、国有企业、私营国家龙头企业以及主权财富基金；在经过了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80年代自由化改革、2005年后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以及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这四次机遇带来的发展后，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了对自由资本主义体制的严峻挑战。美刊文章将中俄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并看衰两国的发展前景：“从长远来看，国家资本主义的未来很可能被证明是有限的，尤其是在它不能给其两大主要实践者提供一种有效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情况下。”^[19]

英刊文章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整合了国家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其“看得见的威权之手”将威胁甚至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英刊文章也将中国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断言“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声称世界上最成功的大经济体属于它的阵营”^[20]，并罗列了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中国政府控股中国150家最大的企业，并引导此外的数千家企业；另一方面，中国政府通过控制通货、为支持产业融资以及与中国海外公司的紧密合作塑造市场的总体面貌。

按照英美刊物的看法，中国的改革开放走的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失败。

国家资本主义，顾名思义，是受国家政权影响的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有两个要点：首先是资本主义，其次是国家影响。如果不是资本主义，即使是国家影响的企业，那也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如果是资本主义，那还要看影响它的国家是什么性质。如果国家是资本主义性质，那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如果国家是社会主义性质，那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列宁特别强调后一种差别，即国家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的服务对象，不应一概加以反对。他在论证新经济政策中国家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时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21]斯大林则强调了前一种差别，即国家资本主义首先是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斯大林认为，国营企业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原因在于“这种企业中不存在两个阶级，只存在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它通过自己的国家来掌握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它不受剥削”^[22]。这一分析，既区分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又区分了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不同性质，说明了国有企业不一定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还可以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而“国家资本主义论”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先一般地将国有企业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进而将中国的国有企业硬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国家作为所有者代表着工人阶级，劳动者本身也属于工人阶级，不存在两个社会集团的矛盾，即使面向市场生产，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国家资本主义论”的本质问题，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次要成分当作主要成分，化支流为主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实利用了国家资本主义，但这只是第二位的经济成分，并且受到第一位的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的利用和制约。比起小生产和不受国家监督的非公有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进步。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范围，使其或者与公有制以股份制的方式融合生长，或者受到国家宏观调控的制约，是经济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列宁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2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也毫不动摇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原因就在于非公有制经济不但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源于列宁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列宁谈到国家资本主义时曾说：“作为新经济政策要素之一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在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有意识准许而又加以限制的一种资本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拥有资产阶级政府的那些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大不相同，即在我们这里代表国家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能够取得农民完全信任的无产阶级。”^[24]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是有意识地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也指出：“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25]毛泽东甚至认为苏联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还不够，造成了长时间的物资短缺，而中国则应更多地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验，自觉地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发展自己的一种方法。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排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之后的第二位的经济成分，并不会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国家资本主义论”将作为支流的国家资本主义化为主流，并将源头上溯至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国家资本主义，成为另一种无源无流的“主义”。

（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科学阐述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有助于回应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种种质疑或非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质疑和非议不仅过去有，现在和将来还会有。从过去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到现在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和“国家资本主义论”，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之实质没有变。要有力回应国际上质疑我们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声音，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部舆论环境，就需要从学理上对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流关系做深入研究，讲清楚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确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当性。

同时，深入解读二者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课题，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但没有明确阐述这个理论体系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只是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党的十八大报告则进一步概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包括道路，也包括理论体系和制度，三者都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赋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鲜明的中国特色。2013年初，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会、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也有两段概括性的重要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27]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28]这里都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即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源”与“流”的关系。

我们认为，二者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当前理论界拓展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所面临的首要任务。之所以说这个问题是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原因在于：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内容的发展和体系的完善，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能够应对并战胜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思潮的挑战，都须以梳理二者源流关系为前提。如果不能从理论上有力论证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或这一论证缺乏说服力，那么指导我们改革开放的理论就不能够正本清源，就不能够在突破旧有思维框架的同时保持社会主义的界限，也不能够引领各种思潮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理论上保驾护航。这个问题也是基本的理论问题，它自身即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不是无源之水；明晰自己与理论源头的关系，在说明与前人成果继承性的同时阐释自己的主要创新，是每一个理论体系真正发展起来的基本工作。如果不这样做，一方面不可能说清楚自己到底汲取了哪些既有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明确到底哪些理论成果属于自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所以明确指出他们的理论体系源自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原因也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应当如此，把梳理自己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当作自己的基本任务之一。

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成就，是通过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我们既没有走僵化封闭的老路，也没有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既避免了经济停滞，又避免了社会动荡，这是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基础。但是，由于理论界一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阐释得不够，很多人不理解二者的源流关系，导致一些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从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缺乏自信甚至产生动摇；或者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就的取得不是靠社会主义，而是靠资本主义，从而丧失对社会主义的自信。因此，只有论证清楚二者的源流关系，让人们认识到今天的成就不仅是靠社会主义取得的，而且是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才能真正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从而真正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文化的自信。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自要回答的具体问题不同，但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二者都需要解答三个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问题：第一，作为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后生的事物，社会主义是什么，以及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第二，与资本主义政党有着根本区别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后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发挥作用；第三，历史唯物主义探讨的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社会主义建立之后，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各个领域该朝什么方向发展，如何实现发展。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社会主义理论、无产阶级执政党学说和发展理论。

本书围绕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源流关系是如何体现的这一核心问题，突破现有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层面分别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途径，归纳出二者共通的最为基本也最为重要的三个层面，即社会主义观、执政党学说和发展理论，分别阐述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三个层面的源流关系，得出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有源有流、流自源出、源远流长的结论。

本书以经典文本研究为基础，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首先从抽象和一般出发，阐释“源流关系”的概念，概括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及这一原则从经典形式向特色形式的演变，然后从社会主义观、执政党学说、发展理论三个具体层面研究两个理论体系的源流关系。

注释

[1]张五常．中国的前途．香港：香港信报有限公司，1985：158．

[2]SOLINGER D J．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Statist Legacies and Market Re‐forms，1980-1990．New York：M﹒E﹒Sharpe Inc﹒，1993：126．

[3]KARMEL S M．Emerging Securities Markets in China：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China Quarterly，Vol﹒140，No﹒4（December 1994），p﹒1105．

[4]HUANG Y S．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xvi．

[5]布拉莫尔．走出黑暗——中国转型之路．国外理论动态，2010（5）．

[6]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206．

[7]同[6]175．

[8]安德里亚斯．一种上海模式？．国外理论动态，2011（6）．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81．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7．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2．

[12]同[11]149．

[13]同[11]373．

[14]同[11]139．

[1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3．

[16]同[15]5．

[17]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35．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07．

[19]布雷默．国家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张文成，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5）．

[20]The Visible Hand．The Economist，2012，402：3．

[21]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70．

[22]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52．

[23]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77．

[24]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90．

[2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91．

[2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70．

[27]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01-06（1）．

[2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