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正音譜》版本源流考

李健^[1]

摘要：《太和正音譜》現存十一種版本。本文據校勘所得異文，對各版本做比較分析，可分爲三組：（1）二卷本。有黄裳藏寫刻本殘本，當刊於嘉靖以前，或係寧府刻本；另有藝芸書舍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本、鳴野山房本、周大輔鈔本、王禮培藏烏絲欄鈔本，均據此版本影鈔，或據影鈔本復鈔。（2）三卷本，有日本内閣文庫藏明刊本、姚燮舊藏明鈔本和《北雅》。《北雅》以閣本同版本爲底本，用何鈁刻本補足了殘缺部分。（3）十二卷本，有何鈁刻本、《嘯餘譜》本。

關鍵詞：太和正音譜 北雅 嘯餘譜 閣本

筆者通過全面尋訪《太和正音譜》，共得到十一種版本，對其中代表性版本做了比勘，發現其間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通過比較各本異文，考察這些異文的承接關聯，可以將其版本分爲三組。這三組之間有着複雜的流變關係，而各個版本的先後次序，也可以借此得到梳理，並可進而探討明人對此譜的接受與改造情况。

筆者以藝芸書舍本爲底本，比勘各本序跋、行款、字迹以及曲論部分，共得異文470餘條。從異文來看，這十一種版本可以分爲三組：

（1）黄裳藏明刻本，另有據這種明刻本鈔録的藝芸書舍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本、鳴野山房本、王禮培藏烏絲欄鈔本、周大輔影鈔本。

（2）日本内閣文庫藏明刊本、姚燮舊藏明鈔本、《北雅》。

（3）何鈁刻本、《嘯餘譜》本^[2]。

再從版式、用字習慣、删改、增添、乙倒、訛誤等方面進行分析，三組間存在交互聚合的關係：黄藏本當爲嘉靖之前的寧府刻本（以下簡稱寧府本），殘存卷上第四十九至九十二葉；藝芸本、國會本、鳴野本、周鈔本均據此版本影鈔及復鈔，且保存完整^[3]；王藏本以藝芸本爲底本，並參考何鈁本；《北雅》以閣本爲底本，同時參考何鈁本。通過以上分析，各本先後關係是：寧府本，閣本，何鈁本，《北雅》，《嘯餘譜》本，王藏本；並爲確立黄藏本的成書年代找到了更爲有力的證據。藉此版本流變中的内容差異，筆者將探討明人對此譜的接受與改造情况。^[4]

一 黄藏明刊本刻於嘉靖以前

《太和正音譜》有洪武三十一年自序，則此書應有洪武刻本；但現存各本卷首所載曲論，有永樂之後的内容，所以其寫定必在永樂之後。很可能洪武刻本只有曲譜部分，加了曲論部分的定本撰於永樂之後，甚至是朱權晚年的宣德年間。^[5]現存各本均出自永樂之後的寫定本，各本之間也經歷了不同階段的修訂，其版本先後序次，可以通過異文比較，得以確認。

從版刻形式來看，黄藏本係寫刻本，字體較大，行格疏朗開闊，粗黑口，尚保有元刻遺風，符合嘉靖以前的風格；且刻工精湛，筆鋒勁利細密，牽絲引帶分明，應當是藩王府級别，纔有條件使用如此高成本的刊刻方式。所以，黄藏本很可能是寧藩所刻。

明代藏書家晁瑮、晁東吴父子合編的《晁氏寶文堂書目》，有關於《太和正音譜》的記録兩條：（1）“太和正音譜（六本）”；（2）“太和正音（寧府刻）”^[6]。此目只有一種傳世寫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卷首有缺，無序無跋，成書時間不詳。晁東吴卒於嘉靖三十三年（1554）；其父晁瑮的卒年，有兩説：一説爲1575年^[7]，一説爲1560年^[8]。此目若在晁東吴去世前就已定稿，則成書於嘉靖三十三年（1554）之前；若是由晁瑮最後修訂定稿，則其成書下限在萬曆三年（1575）。故我們認爲黄藏本當爲嘉靖以前刻本，而且它很有可能是晁目所稱的“太和正音（寧府刻）”。

藝芸本據此種刻本影鈔而成，筆畫惟肖。由於黄裳所藏寧府本係殘本，而藝芸本是完本，所以我們下文將以藝芸本代表黄裳藏本（寧府本），與其他版本進行比較。

從所得異文來看，寧府本較各本準確。試看以下2例：

1.“馮海粟”，閣本、姚藏本、何鈁本、《北雅》、《嘯餘譜》均作“馬海粟”。

2.“粉墨”，閣本、姚藏本、何鈁本、《北雅》、《嘯餘譜》均作“粉黑”。

例1中，馮海粟爲元代散曲家；例2“粉墨”出自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二十五“院本名目”條^[9]。可見，寧府本更接近朱權原作，成書時間當早於衆本。

此外，在一些問題上，寧府本的原意被後出之本曲解，以致造成误解。如晚明人誤解了曲論中“二本”的含義，將用來區分同名劇作的“二本”，理解爲“2本”，以致在對“群英所編雜劇”所録劇目進行計算時結果差别很大。實際上，“二本”最早出自《録鬼簿》，此書中不僅有“二本”，也有“次本”，究其用意，因元人寫作雜劇，大多不署姓名，若有同名劇目，需分出先後次序，因此《録鬼簿》對先出者注“二本”，後出者注“次本”。到了明初，明人可能已經不知道前代同名劇作哪個先出，哪個後出，因此在《太和正音譜》中，朱權索性以“二本”通注同名劇目，只表明此劇有同名别種劇作，而不分先後。^[10]然而，到了明中後期，《太和正音譜》再經刻板時，編刊者已經不能理解朱權“二本”的原意，竟誤將其當作“2本”。在對“二本”的理解上，寧府本、何鈁本、《嘯餘譜》是正確的，其劇目數據符合“二本”原意；閣本、姚藏本、《北雅》均將“二本”作“2本”，以致數目大變。很明顯，寧府本不誤，但後起者閣本誤解“二本”之意，越改越錯，姚藏本、《北雅》從之，以致三本均誤。而何鈁本或因所據之本爲寧府本，或察覺出這一問題後改回，因此不誤。

二 閣本當刊於嘉靖、隆慶年間

閣本晚於藝芸本之底本（寧府本），其刻成當在嘉靖、隆慶年間。以下試作分類分析。

1.藝芸本（寧府本）作“予今新定樂府體一十五家及對式名目”；

2.何鈁本作“今新定樂府體一十五家及對式名目”；

3.《嘯餘譜》作“×新定樂府體一十五家及對式名目”；

4.閣本、姚藏本作“樂府體（凡一十五家予新定）”；

5.《北雅》作“樂府體（凡十五家）”。

藝芸本

閣本

何鈁本

從語詞順序上看，閣本當在寧府本之後。例1中，閣本、姚藏本此處與《北雅》存在明顯的由繁入簡的關係。同時，聯係藝芸本、閣本、何鈁本在此處的行文格式（見上圖），可以看出，這一標題，亦如前文所列序次，逐步發生變化。

很明顯，何鈁本直接繼承寧府本的標題和格式，僅“余”“予”兩字同音異字而已，《嘯餘譜》進一步删减兩字。閣本則將這十六字標題，改爲三字標題加八字小字注的形式，這應該是出於經濟字數、美化版面的考慮，且從語法和語氣上來講，“凡一十五家，予新定”也更符合小字注較爲靈活、自由的語法和語氣。但若讀作一句即“凡一十五家予新定”，不從“家”字下斷開，則有主語後置之嫌。閣本的這一形式爲姚藏本、《北雅》所繼承，且《北雅》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删除“予新定”，更爲簡潔，也避免了主語後置。

但是，從標題對内容的概括程度來講，寧府本、何鈁本、《嘯餘譜》都比閣本、姚藏本、《北雅》更加全面，因爲在十五家樂府體之後，還有九種對式的存在。這也反映出明人刻書刻意求新，結果弄巧成拙的情况。

如鶻之可以擊狐：“鶻”，藝芸本、何鈁本、《北雅》、嘯餘譜同，閣本作“狐”，姚藏本作“孤”。

從内容的準確性上來説，寧府本是而閣本非，閣本當在寧府本之後。上例於“付末：古謂蒼鶻，故可以撲靚者。靚謂狐也，如鶻之可以擊狐，故付末執榼瓜以撲靚是也”，此句所述爲戲曲脚色。“如鶻之可以擊狐”爲比喻，“鶻”爲飛禽，“狐”爲走獸，因此鶻可以從空而降以擊狐。閣本“鶻”誤作“狐”，成了“如狐之可以擊狐”，不通。

此外，從版刻形式上來説，閣本字體類宋體，白口，符合明嘉靖、隆慶至萬曆初年的版刻特徵。《晁氏寶文堂書目》中“太和正音譜（六本）”的記載^[11]，又正好與閣本的三卷六册裝以及刊刻時間相合。因此，閣本當爲“太和正音譜（六本）”，應刊刻於嘉靖、隆慶年間，最遲可至萬曆初年。而第一節中所述“二本”含義被曲解的情况，也當始於這個時間段。

三 閣本、姚藏本、《北雅》的相互關係

閣本、姚藏本、《北雅》爲同一流傳體系，以下根據異文，從内容繁簡、脱漏、乙倒三個方面分别論證。

内容繁簡一致之例：

1.六律（陽）：“陽”，《北雅》、閣本、姚藏本無。

2.“聲自有”，《北雅》、閣本、姚藏本無。

脱字一致例：

3.有唱得雄壯的：“雄壯”，閣本、姚藏本、《北雅》作“雄”。

姚藏本

閣本

《北雅》

乙倒一致例：

4.“唱得輕巧的失之閑賤”，閣本、姚藏本、《北雅》置於“唱得打搯的失之本調”之後。

姚藏本

閣本

《北雅》

此外，曲譜部分三本一致處甚多，如：

5.雙調【神曲纏】“一會没亂。一會心酸。都撮來眉上攢。”藝芸本、何鈁本、《嘯餘譜》同，閣本、姚藏本、《北雅》均作“一會心酸。都撮來眉上。都撮來眉上攢”。

6.越調【雪裏梅】末句“我怎肯拿將來便喫”，閣本、姚藏本、《北雅》均無。

這三個版本，《北雅》刻於明萬曆三十年（1602）是確知的，前文已證閣本當爲嘉隆刊本，最晚不過萬曆三年（1575），所未知的便是姚藏本的鈔寫時間以及其在三本中的位置。我們將從異文入手，一探究竟。

（一）阁本爲姚藏本之底本

在對相關異文從比例計算、改動、形近訛誤三個方面分析後，得出了閣本爲姚藏本之底本這一結論。以下分論之。

從全書體例來看，姚藏本除曲譜部分不標聲調、不點句讀之外，其他與閣本同。從所得異文來看，閣本、姚藏本兩者的重合度非常高：前文已提到閣本、姚藏本、《北雅》同而與其他三本不同的例子有98例，此外，閣本、姚藏本同而與其他四種本子（包括《北雅》）不同的有44例。誠然，閣本、姚藏本不同之處也有60例之多，但其中異體字有33例；形近訛誤7例，同音字7例，脱漏5例，乙倒4例，誤改4例。去除異體字、形近訛誤、同音字，只剩下13例。而這13例中，5例脱漏，其中4例脱漏一字，只有1例脱漏一句；誤改的4例中，一例爲兩種劇目誤作一種劇目^[12]，一例爲因循誤改^[13]，這兩種錯誤在鈔本中當屬常見，因此可以看作筆下之誤。由此可得，閣本爲姚藏本底本的可能性極大，存在另一底本的可能性極低。

試看以下諸例。

兩本改動一致之例：

1.前舉“予今新定樂府體一十五家及對式名目”，唯閣本、姚藏本同作“樂府體（凡一十五家予新定）”。

2.“國朝三十三本（内無名氏三本）”，唯閣本、姚藏本作“國朝三十一本”。

兩本均形近訛誤，但閣本訛誤在先，姚藏本錯上加錯在後，例子如下：

3.“靚謂狐”，藝芸本、閣本、《北雅》、何鈁本、《嘯餘譜》同，姚藏本作“靚謂孤”。

4.如鶻之可以擊狐：“鶻”，藝芸本、《北雅》、何鈁本、《嘯餘譜》同，姚藏本作“孤”，閣本作“狐”。

例3、例4前文已經提道，也是誤改4例中的最後兩例。這兩例同出曲論中的這樣一段文字：

丹丘先生曰：雜劇、院本，皆有正末、付末、狚、孤、靚、鴇、猱、捷譏、引戲九色之名，孰不知其名亦有所出。予今書於譜内，以遺後之好事焉。

……

付末：古謂蒼鶻，故可以撲靚者。靚謂狐也，如鶻之可以擊狐，故付末執榼瓜以撲靚是也。

狚：當塲之妓曰狚。狚，猿之雌也，名曰猵狚，其性好淫，俗呼旦，非也。

孤：當塲粧官者。

靚：付粉墨者謂之靚，獻笑供謟者也。

姚藏本“靚謂孤”應是從閣本“靚謂狐”而來，爲形近訛誤；其“如孤之可以擊狐”應是從閣本“如狐之可以擊狐”而來，因閣本此處不通，姚藏本纔改“狐”爲“孤”，但也是越改越錯。顯然，正是因爲姚藏本無他本可依，纔會發生例3、例4這樣的錯誤。

由上可知，閣本是姚藏本的底本，且是唯一可見之本。閣本、姚藏本、《北雅》之間的順序是：閣本在前，姚藏本次之^[14]，《北雅》最後。

（二）《北雅》晚於閣本、姚藏本

前文已證閣本爲姚藏本之底本，實際已經推出《北雅》在内容上晚於閣本、姚藏本。今根據異文從脱漏和考訂兩方面進行分析，再次證明《北雅》的成書時間晚於閣本、姚藏本。

《北雅》脱漏之例：

1.“東山高卧（二本）芭蕉雨　風雪推車旦”，《北雅》無。

2.“嚳夫人（二本）”，《北雅》無。

《北雅》考訂之例：

3.“封涉遇上元”下，《北雅》有“羅貫中　龍虎風雲會。孫仲章張鼎勘頭巾。馬致遠　還牢末。楊景賢　馬丹陽度脱劉行首。張國珤大鬧相國寺”。他本均無。

例3中，《北雅》考訂出了五種無名氏劇作的作者，對先出的版本内容進行了修正。因此，《北雅》在三本中居於最後。

四 何鈁本與寧府本、閣本的關係

何鈁本與寧府本、閣本的關係有兩種可能：何鈁本或是以寧府本爲底本並以閣本爲參校本，或是以現已失傳的一卷本爲底本，並參考寧府本、閣本。這一結論，是通過分析何鈁本的成書過程、異文比例以及獨有異文而得出的。

《太和正音南九宫詞總序》記載：

余家藏有《太和正音》，讎閲餘，時一諷詠，如關漢卿、馬東籬輩所撰……，輒憮然有上古太和之遐思焉。適友人蔣君盈甫手録《南九宫詞》示余，乃毗陵蔣公彙輯，爲傳奇資者，則又知南詞音律亦非與正音枘鑿者，……遂梓之。

可知，何鈁取家藏《太和正音譜》作校讎，後又將此譜與《南九宫詞譜》合刊。其中的《南九宫詞譜》，即蔣孝《舊編南九宫譜》，十卷，台北故宫博物院圖書館寄藏，索書號：rb0020010，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縮微胶卷。從刊刻時間上來説，寧府本、閣本均在何鈁本之前。那麼何鈁家藏之本是閣本還是寧府本，抑或是另有别本呢？

首先要看閣本、寧府本兩種版本中，哪一種與何鈁本的相似度更高。我們可以從異文數量上進行分類統計。閣本、何鈁本相同的異文共51條，其中，異體字、通假字39條，改動8條，形近訛誤2條，乙倒2條。寧府本、何鈁本相同的異文共147條，其中異體字、通假字67條，改動33條，形近訛誤10條，增删25條，乙倒12條。

上述數據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知，何鈁本與寧府本相同的異文，相較何鈁本與閣本的異文，多出96條；在内容改動上，寧府本、何鈁本相同處達33條，遠高於閣本、何鈁本相同的8條；在内容增删上，寧府本、何鈁本相同的有25條，閣本、何鈁本却無；在乙倒（包括劇目順序改動）上，寧府本、何鈁本相同的有12條，也遠高於閣本、何鈁本相同的2條。

其次，曲譜中存在寧府本、何鈁本、《嘯餘譜》同而與他本異的例子：

1.“雙調【殿前喜】”，寧府本、何鈁本、《嘯餘譜》同，閣本、姚藏本、《北雅》均作“雙調【殿前歡】”。

2.雙調【間金四塊玉】末句“生扭作水遠山長”，“生扭作”，寧府本、何鈁本、《嘯餘譜》均作襯字，閣本、姚藏本、《北雅》均作正字。

3.“雙調【高過金盞兒】侯正卿散套”，寧府本、何鈁本、《嘯餘譜》同，閣本、姚藏本、《北雅》均作“前人”（按：指貫酸齋）。

再從各本的署名上考察，卷端所署，寧府本作“丹丘先生涵虚子編”，何鈁本作“丹丘涵虚子編”，閣本作“涵虚子編”，可知，寧府本“丹丘先生涵虚子編”應是何鈁本“丹丘涵虚子編”的直接來源。何鈁本當以寧府本爲底本，故何鈁家藏之本應即寧府本。

最後，再看何鈁本、《嘯餘譜》獨有的異文：

4.“酷寒亭（旦末二本）”，何鈁本、《嘯餘譜》作“酷寒亭旦（二本）”。

5.“西江體”，何鈁本、《嘯餘譜》作“江南體”。

6.“仕於金”，何鈁本、《嘯餘譜》作“仕元”。

7.“杭州匠人”，寧府本、《北雅》、閣本、姚藏本同，何鈁本、《嘯餘譜》作“杭州醫人”。

8.“即郝國器，宛平人”，何鈁本、《嘯餘譜》作“塗陽人”。

這5條異文，關係到非常重要的史實問題。例4《酷寒亭》是有旦末二本還是僅有旦二本，涉及元雜劇舞臺演出問題。例5“西江體”“江南體”差異甚大，事關樂府格式所涵蓋的地理範圍。一字之差，謬以千里。例6關涉更大，董解元生平資料奇缺，學界對他的認識有限，而此處爲瞭解董解元生平提供了極爲重要的文獻資料。例7和例8更是與其他四本差異巨大，例7作家的職業身份改變，例8作家的籍貫發生改變。

上述5例，我們既可以將其視爲何鈁考訂後的結果，也可以將其視作何鈁所據之本本來如此。如果是後者，則何鈁家藏之本不在現存十一種版本之中。巧合的是，清光緖至民國間，觀古堂書目叢刊本明高儒《百川書志》卷十八集部“文史”類中著録：

臞仙文譜八卷，國朝涵虚子臞仙著，共九十九體。

臞仙詩譜一卷，詩格一卷，國朝臞仙製，十三格，古今一百二十八體。

太和正音譜一卷，臞仙製，又稱丹邱先生。

其中的《太和正音譜》爲一卷本，且署名爲“臞仙”，與現存各本均不同。^[15]高儒生年在弘治十二年（1499）至正德七年（1512）之間，卒年應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百川書志》經“六年考索，三易成編”而成，其編纂時間爲嘉靖十四年（1535）至嘉靖十九年（1540）。^[16]可知，在嘉靖前期，高儒所見《太和正音譜》爲一卷本，其署名爲“臞仙”。此時距何鈁本刊成（1594）尚有五六十年的時間，因此，何鈁家藏也有可能是此種一卷本。惜此書久佚，面貌不得而知。

五 《北雅》與何鈁本的關係

《北雅》是綜合參考了閣本、何鈁本後形成的本子，且與《嘯餘譜》並無直接關係，以下從内容選取、内容訛誤的一致性等方面進行分析。

《北雅》與閣本、姚藏本的關係，在前文已有詳述：三者屬於同一組，《北雅》晚於閣本、姚藏本。前文已證姚藏本之底本爲閣本，因此《北雅》參考閣本。《北雅題詞》稱：“久之，乃獲海虞何氏復梓，末簡補矣，而譜例未收，即中卷數調，亦復亡去，至於黛玉軒之梓成，始稱完書。”可見《北雅》在成書過程中也參考了何鈁本。只是《北雅》在參考閣本、何鈁本時，取捨多有不同。

《北雅》從閣本而不從何鈁本之例如：

1.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竹不如肉”，寧府本、何鈁本、《嘯餘譜》同，閣本、《北雅》、閣本作“竹不如曲”。

《北雅》從何鈁本、不從閣本例：

2.“無鹽破環”，何鈁本、《北雅》、《嘯餘譜》作“無鹽破壞”。

3.“得者以之”，何鈁本、《北雅》、《嘯餘譜》無。

《嘯餘譜》作爲何鈁本繼承者，它和《北雅》有無直接關係呢？查看異文，何鈁本、《嘯餘譜》同而他本異的有300條，《北雅》《嘯餘譜》同而他本異的只有1條，且屬於異體字範疇，説服力很弱。特别是何鈁本、《嘯餘譜》同誤而他本（包括《北雅》）均不誤者，可證《嘯餘譜》在編訂時未見或未參考《北雅》。試舉例如下：

1.“杌聲”，何鈁本作“机聲”，《嘯餘譜》作“機聲”，誤。

2.馬丹陽度脱劉行首：“度脱”，何鈁本、《嘯餘譜》作“度胣”。

例4中“杌聲”，何鈁本、《嘯餘譜》均誤。《故訓匯纂》對“杌”的解釋爲^[17]：

（16）～，摇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紫莖”裴集解引郭璞曰|《文選·馬融〈長笛賦〉》“～其根者”李善注引張揖注《漢書·上林賦》曰。

（17）～，摇動也。《文選·左思〈吴都賦〉》“～白蔕”李周翰注。

（18）～，動也。《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驚邊～士”張銑注。

可知，杌聲是指摇曳其聲。何鈁本形近訛誤，誤“杌”爲“机”，《嘯餘譜》依據何鈁本，不明其意，誤上加誤，又將“机”改作“機”。例5中“度胣”較爲生僻，《漢語大字典》這樣解釋^[18]：

胣：chǐ《集韻》丑豸切，上紙徹。幽部。刳腸；裂腹。……陸德明《釋文》：“胣，裂也。《淮南子》曰：‘萇弘鈹裂而死’……一云：刳腸曰胣。”

根據文義，可知應以“度脱”爲是，“度胣”爲非。

六 版本源流圖

根據以上論證，《太和正音譜》版本源流圖如下所示（見下頁）。

在對曲譜部分進行比勘的時候，筆者發現閣本、何鈁本、《嘯餘譜》在四聲調值特别是入派三聲的處理上與寧府本有很大不同，這也説明《太和正音譜》在流傳過程中，歷次刊行者都對其進行了訂正，特别是在斷句、四聲的處理上，有嚴格的考訂。而《嘯餘譜》將韻、叶、句分别標出，又將閉口音字加圈的做法，顯然是爲了使之更加實用、準確。此外，《嘯餘譜》在四聲的標注上有明顯區别於官話的特點，這或許是程明善採南方語音入譜的一種表現，有待進一步考察。

附記：本文寫作所涉及的《太和正音譜》版本文獻，先後得到了張益嘉、仝婉澄、陳艷林、李萬營、董詩琪、鄭嘉靖、杜雪諸位同學的幫助，黄仕忠老師對本篇寫作指導甚多，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1]李健，男，1990年生，河南駐馬店人。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爲戲曲文獻與戲曲聲腔。

[2]《嘯餘譜》以何鈁本爲底本，姚品文《太和正音譜箋評》中已有詳細説明，可以參看。

[3]黄裳藏明刻本殘存部分，與藝芸本相對應處，葉數上行款、内容完全一致，可知藝芸本即是據此種刻本影鈔而成。據黄藏本第四十九葉上所鈐姚叔祥印及黄裳跋語可知，明萬曆人姚士粦得到此本時，其中曲論部分就已缺失。陳藏本同國會本一樣存在作僞現象，因此其舊稱“别本影鈔洪武刻本”（《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鳴野山房本”（姚品文《太和正音譜箋評》）均不宜，今改稱“陳藏本”，詳見《〈太和正音譜〉現存版本叙録》，待刊。

[4]由於藝芸本、鳴野本、國會本、周鈔本、王藏本均出於寧府本，所以本文只取寧府本作爲代表，與其他版本進行比較。

[5]藝芸本序末題“龍集戊寅”，故近人多稱其爲“影寫洪武刻本”，如《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三册。後有多位學者對此提出疑問，如黄仕忠認爲此書曲論與曲譜部分當非同時完成，參見《〈太和正音譜〉曲論部分與曲譜非作於同時》，《文學遺産》1989年第6期；夏寫時則認爲《太和正音譜》應有兩種版本，一爲洪武本，一爲永樂末年本，爲改訂本，參見《朱權評傳》，《戲劇藝術》1988年第1期；此外，洛地認爲當作於永樂年間（1403～1424）或永樂七年（1409）前後或以後，參見《〈太和正音譜〉著作年代疑》，《江西社會科學》1989年第2期；姚品文認爲成書時間當在永樂四五年，參見《〈太和正音譜〉寫作年代及“影寫洪武刻本”問題》，《文學遺産》1994年第5期。

[6]（明）晁瑮、徐：《晁氏寶文堂書目　徐氏紅雨樓書目》，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第140頁。

[7]申暢：《中國目録學家傳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第74頁。

[8]瞿冕良編《中國古籍版刻辭典》，蘇州大學出版社，2009，第584頁。

[9]（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中華書局，1959，第306頁。

[10]從《録鬼簿》到《太和正音譜》，對“二本”的理解與使用情况，參見陳艷林《〈太和正音譜〉所載雜劇數目與“二本”考》。

[11]（明）晁瑮、徐：《晁氏寶文堂書目　徐氏紅雨樓書目》，第136頁。

[12]“龍虎風雲會　抱粧盒”，姚藏本作“龍虎風雲會抱粧盒”。

[13]“托妻寄子”，姚藏本作“托妻寄妻”。

[14]姚藏本是否爲錢穀鈔本還不能確證，但不影響排序。因爲姚藏本若是明錢穀鈔本，則其在《北雅》之前是自然之理；若非錢穀所鈔，但其所據之本爲閣本，則從内容上來講，姚藏本還是應居《北雅》之前。

[15]本節中，從署名考察《太和正音譜》各版本的流變及差異，源於黄仕忠老師的啓發和董詩琪同學的提示。

[16]參見羅旭舟《高儒生平家世與〈百川書志〉》，《中國典籍與文化》2014年第3期。

[17]宗福邦等主編《故訓匯纂》，商務印書館，2003，第1073頁。

[18]《漢語大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第22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