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内閣文庫藏明刊《太和正音譜》考

杜雪^[1]

摘要：内閣文庫藏明刊《太和正音譜》，屬海外孤本，約刊於嘉靖到萬曆初年，爲三卷本的祖本，對後出刊本頗有影響，亦具校勘價值。此本曾作修訂删改，從中可見刊刻者對内容的新認識；但與其他晚明刊本相比，仍較多保有原編面貌。以“太和正音譜”題名流傳，可證時人尚視此書爲一種完整著作。其对曲論與曲譜内容同等重視，均獨立編卷，尚未强調對曲譜格律的標注。此本於江户時代已流藏日本，經豐後佐伯藩、昌平坂學問所而至内閣文庫。

關鍵詞：太和正音譜 曲譜 日藏漢籍

日本内閣文庫收藏有明刊本《太和正音谱》一種，索書號363-0229，凡三卷，一函六册裝。

此版本江户時期已東渡日本，今中國本土已佚，屬於海外孤本，國内學者尚未能利用。如姚品文《太和正音譜版本知見録》^[2]，著録所見傳本七種，而未列此本。黄仕忠《日藏中國戲曲文獻綜録》對此本有著録，簡要介紹了其行款與印章^[3]，但限於體例，未對版本特徵與版本價值展開討論。

筆者在早稻田大學訪問學習期間，複製得此書，經與現存其他主要傳本作比較，發現它雖晚於黄裳藏明刊殘本，但早於萬曆二十二年（1594）何鈁刻本和萬曆三十年（1602）刊本《北雅》，對於探討《太和正音譜》的版本流變，有着重要價值。今撰成此文，以作介紹。

一

内閣文庫藏本（以下簡稱“閣本”）卷端題“太和正音譜”，署“涵虚子編”。書口刻“太和正音譜”、卷次及葉碼。四周單邊，花口，單魚尾。序言、目録部分每半葉6行，行12字。正文曲論部分爲上卷，每半葉10行，行20字，小字雙行；曲譜部分爲中、下卷，每半葉7行，行18字，襯字以小字區别，左側以小字標注平仄聲調。

全書分爲上、中、下三卷。曲論部分爲“卷之上”；曲譜部分“黄鐘”至“中吕”爲“卷之中”，“南吕”至“般涉調”爲“卷之下”。又因爲用紙稍厚，各卷又分裝爲上、下兩册，共六册，題爲禮、樂、數、御、書、數。案：《晁氏寶文堂書目》著録有“《太和正音譜》，六本”，與此本册數相合，其所見應即此刊本。晁目約成書於嘉靖至萬曆初年。此本的刊刻亦應不晚於這一時間。

閣本卷端題“太和正音譜”。卷首署有“時歲龍集戊寅”的原序。其後爲《太和正音譜目録》。卷上曲論部分，凡標目，均上空一格刻寫，有“樂府體”“對式”“古今群英樂府格勢”“雜劇十二科”“群英所編雜劇共六百八本”“娼夫不入群英四人共十二本”“知音善歌之士三十六人”“音律宫調”“詞林須知”“樂府共三百三十五章”。卷之中、卷之下爲曲譜部分，依次爲：黄鐘、正宫、大石調、小石調、仙吕、中吕、南吕、雙調、越調、商調、商角調、般涉調。前六調爲卷之中，後六調爲卷之下。曲譜部分，以小墨圈標明斷句。於字左，以“平”“上”“去”“作某”注明曲詞聲調。襯字作小字，於么篇處用“么字加圈”符號注明。

《太和正音譜》今存版本尚多。其中清汪士鐘藝芸書舍舊藏本（今藏於南京圖書館，以下簡稱“藝芸本”），據明刊本完整影鈔而成^[4]，其所據之底本，當刊於嘉靖之前，今人黄裳所藏殘本與其底本當爲同一版本^[5]，是目前所見刊刻時間早、最爲接近作者定本面貌的本子。藝芸本分作二卷。卷上包含曲論部分和曲譜“黄鐘”至“小石調”部分；卷下爲曲譜“仙吕”至“般涉調”結束。

何鈁刻本（以下簡稱“何本”，今藏浙江圖書館）刊於萬曆二十二年^[6]，凡十二卷，卷首另附曲論一卷。由書前《太和正音、南九宫詞總序》可知，原書是南北二譜的合刊本，其中北譜即《太和正音譜》^[7]。此本分三册裝，卷首及曲論部分爲上册，曲譜“黄鐘”至“中吕”爲中册，“南吕”至“般涉調”爲下册。有朱權原序。此本最顯著的特征，是曲譜内所注平仄聲調，改以减筆符號代替，何鈁自注云：“詞句旁‘丨’‘卜’‘厶’‘乍’，乃‘平’‘上’‘去’‘作’四字也，余用勾譜法减筆畫，細觀可也。”

程明善所輯《嘯餘譜》，亦收南北二譜，刊於萬曆四十七年（1619），康熙間又有重刊本。此本承襲何本而來，北譜仍作十二卷，平仄聲調沿用了何本的减筆符號，只是何本標於右側，《嘯餘譜》標在左側。此本删除了各篇序文，並將曲論部分附於書末。

此外，與閣本同爲三卷的明本，還有黛玉軒刻本《北雅》（以下簡稱“《北雅》本”），姚燮舊藏明鈔本（以下簡稱“姚藏本”）^[8]。

《北雅》，署“涵虚子編，黛玉軒訂”，刊於萬曆三十年。前有《序黛玉軒北雅》《北雅題詞》，無朱權原序。《北雅》共三卷，每卷一册，分卷方式與閣本相同。其最初所據以校勘的基本文獻，或即是閣本同一版本或同一版本之復鈔本。

姚藏本亦爲三卷本。此本署涵虚子編，共三卷，卷前無序，有目録。分卷方式與閣本亦同。從分卷、異文情况看，與閣本屬於同一系統。

要之，今存《太和正音譜》各本，可以分爲以藝芸本爲代表的二卷本、以閣本爲代表的三卷本、以何本爲代表的十二卷本三個系統。閣本是藝芸本底本之後的早期重刊本，在流傳中頗具影響。

二

關於閣本在此譜版本變遷過程中的地位，還可以通過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考察^[9]。

（一）題名情况

藝芸本題“太和正音譜”。卷前有序。正文卷端題“太和正音譜”，書末題“太和正音譜卷下終”。書中各節標目行款不甚清楚，與經過調整的重刊本相比，帶有初成的樣貌。刻寫亦表現出明嘉靖以前的風格。

何本和《北雅》都對原書做了明顯的校改。何本題“太和正音譜”，原與蔣孝舊譜合刻，所注平仄改用减筆符號標注。黛玉軒所訂本，是據所得殘本參校三種本子而形成^[10]，並改題爲“北雅”。這兩種本子都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原書的面目。

《嘯餘譜》本據何本而來，改題爲“北曲譜”；姚藏本與閣本、《北雅》同爲三卷，屬同一系統，但所鈔曲譜未注聲調符號，亦失去原譜面貌。

閣本，卷首刻題名“太和正音譜”，其後爲序文。各卷始末題刻“太和正音譜卷之上/中/下”“太和正音譜卷之上/中/下終”字樣。與藝芸本相較，此本的眉目更清晰嚴謹，似曾着意修訂。與何本、《嘯餘譜》本、《北雅》相比，該刻本没有改變原書題名，體現出一種經過整理的早期重刊本面貌。可證這一時期，《太和正音譜》在流傳過程中被作爲獨立的著作，而不僅僅是資料的彙編。此本分三卷，黛玉軒校訂《北雅》亦作三卷，實承此本而來。

（二）“龍集戊寅叙”的情况

閣本卷前有“龍集戊寅叙”，在今見諸本中，有此序的還有藝芸本及衍生本、何本。以下就其幾點特征進行比較：第一，序言中，閣本遇“帝”“皇明”則换行，藝芸本同，而何本“帝”不换行，僅“皇明”换行。第二，序言内容上，藝芸本、何本在“余因清讌之餘，採摭當代群英詞章，及元之老儒所作，依聲定調，按名分譜，集爲二卷，目之曰《太和正音譜》”之後，還有“審音定律輯爲一卷，目之曰《瓊林雅韻》。蒐獵群語輯爲四卷，目之曰《務頭集韻》”兩句，而閣本删去此兩句，僅保留與《太和正音譜》相關的内容。此外，序中按此本的實際分卷情况，改作“集爲三卷”。第三，閣本序言末署“時歲龍集戊寅叙”，無印記。藝芸本在“時歲龍集戊寅叙”後，還有“洪武戊寅”葫蘆形印、“青天一鶴”方形印。何本則將“時歲龍集戊寅叙”字樣、印記均刊落了。

何本實際爲十二卷，而所録序言仍稱“集爲二卷”，可知其所據底本應爲二卷本。而在“帝”“皇明”尊格的處理上，改變了底本的面貌。這可能是明萬曆中期以後，對尊格要求放寬的緣故。

閣本對尊格的處理，與藝芸本相同，繼承了原書的面貌。閣本當是專就《太和正音譜》重刊，故删去了序中與此譜無關的内容，又因調整了分卷，故改稱“集爲三卷”。在閣本進入國内學者視野前，藝芸本序末所屬“龍集戊寅”爲孤例，故前人對序末所署時間頗有懷疑^[11]，但現在可知在二卷本、三卷本系統的版本中，均有此一題署，可證應是真實的。這是閣本提供的值得注意的信息。

（三）分卷方式的衍變

閣本分爲三卷，今見諸本有分爲二卷、三卷、十二卷三種分卷方式。

兩卷本以藝芸本爲代表，是以曲論和曲譜一部分（“黄鐘”至“小石調”）爲第一卷，以曲譜另一部分（“仙吕”至“般涉調”）爲第二卷。

三卷本以閣本爲代表，即曲論部分單獨爲一卷，曲譜前半部分爲第二卷（“黄鐘”至“中吕”），曲譜後半部分爲第三卷（“南吕”至“般涉調”）。

比較兩卷和三卷的分卷方式，差别在於兩點：第一，是否將曲論作爲獨立的一卷，與曲譜部分分開。第二，曲譜部分在何處分爲兩部分。通過上述差異，可以推測分卷方式衍變的先後順序。諸本《太和正音譜目録》均列舉條目凡八則，分别爲：樂府體式、古今英賢樂府格勢、雜劇十二科、群英所編雜劇、善歌之士、音律宫調、詞林須知、樂府。前七則均是曲論内容，最後一則“樂府”，實際包括曲譜在内^[12]。從這樣的目録構成看，原編無意將曲論、曲譜二分，而是目録所列前七則内容與第八則“樂府”並列。而二卷本的分卷方式，是以曲論至曲譜“小石調”爲第一卷，凡九十五葉；曲譜“仙吕”至“般涉調”爲第二部分，凡九十一葉；可以看出，二卷本的分卷方式是以“平分葉數”爲原則的，符合原編將目録所載内容等而觀之的編纂思路。而三卷本的做法是將曲論部分獨立出來，作爲第一卷。將曲譜部分十二種宫調，前六種編爲一卷，後六種編爲一卷。在三卷本中，閣本有六册，此本的分册方式是在各卷之内，按照葉數平均分册^[13]，並未按宫調分册，本質上與其他三卷本按卷分爲三册無異。

分爲十二卷的諸本，是將曲論部分作爲附録内容，而將曲譜依十二宫調各析爲一卷。這種分卷思路與二卷本一致。作爲十二卷本的代表，何本卷首録有《太和正音譜》原序，序中云：“集爲二卷，目之曰《太和正音譜》。”可知其所據底本當爲二卷本。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何本分爲上、中、下三册，其中，上册除序、目録外，是曲論部分，中册是曲譜“黄鐘”至“中吕”結束，下册爲曲譜“仙吕”至“般涉調”結束，這樣的分册方式又與三卷本的分卷思路相同。

那麼三卷本與十二卷本是否存在直接關係？

首先，没有證據表明三卷本的分卷方式是借鑒十二卷本的分册方式。儘管《北雅題詞》中談到曾借鑒何本，但題詞中所述何本是一個僅存中、后部分的殘本。^[14]故《北雅》本不可能參照何本分卷。可以認爲，《北雅》本分爲三卷的做法，應該與其底本及校勘所用的另外兩種本子有關。

其次，亦無法證明，十二卷本的分册方式來源於三卷本。上文提到由何本序所云“集爲二卷”來看，其底本爲二卷本，何鈁改訂爲十二卷。在何本中，曲論部分作爲附録，未單獨編卷，做法與三卷本明顯不同。可知，三卷本與十二卷本的分卷或無直接過渡關係；十二卷本的分卷方式肇始於何本，而此本的底本是二卷本系統的本子，何鈁在序言中云校刊所據是其家藏《太和正音譜》，没有提到參考其他版本，十二卷本的分卷很可能僅從二卷本調改而來。

閣本爲代表的三卷本，其分卷方式强調了曲論與曲譜的二分。與此前傳本比，不再將曲譜僅作爲“樂府”的一部分，而是將目録中前七則曲論内容與最後一則“樂府”即曲譜部分作區分。與晚明刊本將曲論作爲附録不同，閣本將曲論内容作爲獨立一卷。何本及《嘨餘譜》因爲與南曲譜合刊，所以更多强調曲譜屬性，遂將曲論内容列爲附録。

（四）曲譜樣式的衍變

作爲第一部北曲文字譜，《太和正音譜》的曲譜樣式及所含曲學信息亦值得關注。

其曲譜樣式大致可據二卷本、三卷本、十二卷本的不同處理而分爲三類。共同特點如下：其一，按宫調分譜，沿襲了《中原音韻》“定格”四十首按宫調排列的做法。强調了曲的音樂性，爲訂譜提供了方便，後世曲譜多沿用。其二，曲詞各字標注平仄聲調，反映北曲格律要求。尤其以“作某声（原字如此，下同）”標注入聲字派入三聲後的音調，反映了“北曲無入聲”的聲韻特點。其三，襯字作小字、標明句韻，爲各曲牌句式及韻叶規範提供依據，强調了曲體的特色。其四，注明“么篇”，説明曲例中連用同一曲牌、押同一韻的第二支曲；注明“幾轉”，説明連用同一曲牌而换韻的情况。

各本曲譜樣式間均有差别，由此可見明人對曲譜樣式處理的演變過程，從中可見閣本的地位。

二卷本的代表藝芸本，曲譜按宫調分列，曲牌下先注作者，再注曲類：小令、散套、劇套第幾折等；三卷本之代表閣本改爲於各曲題名下，用小字注明曲的類别，其下再書作者，其中類别信息多有缺失，當是删削所致。

藝芸本用大字刻寫曲詞，句韻處爲空格。閣本爲了刊刻更整齊，改以小墨圈標明斷句，但亦造成其後三卷本丟失了句韻標記。

藝芸本於曲詞左側注明該字聲調：“平”“上”“去”“作某声”，襯字作小字。閣本與藝芸本幾乎相同，但删去了“聲”字。藝芸本於么篇處有“么字加圈”符號注明，於轉處亦有“二轉加圈”“三轉加圈”等符號標識。閣本將“轉”與“么篇”混同了，均以“么字加圈”標注。

後出刊本中，《北雅》本承襲閣本面貌。但《北雅》本於句韻處脱去了閣本中的墨圈，亦無空格；於“么篇”“轉”處僅以圓圈表示，曲學信息較閣本更略。姚藏本僅録曲詞，不斷句、不標注平仄聲調、“么篇”“轉”處無標注，失去了格律譜的面貌。

十二卷本系統中，何本除改以“丨”（平）、“卜”（上）、“厶”（去）、“乍某（作某）”標注聲調外，句韻處改以大墨圈標注。在正襯字處理上，有誤將襯字改爲正字並加注字調，或將小字改爲大字而漏刻字調的情况。“么篇”基本不予標注，又偶見删而未盡的“么”字樣。於“轉”處，可見“二轉”“三轉”等字樣。《嘯餘譜》本沿襲何本，諸多特征均與何本相同，包括沿襲了何本的一些錯訛^[15]。但也增注了一些内容：於句式斷句處標明韻、叶及幾字句；於曲詞中之閉口韻字上加圈。可以看出，從二卷本到十二卷本，刊刻者更加關注曲譜作爲格律譜的作用，標注漸趨符號化，加注了一些曲學標記，從而使此譜作爲北曲創作工具的性質得到了强化。

綜上所述，在今見諸本中，藝芸本作二卷，原是影鈔本，其底本的版式行款、俗字、書體呈現爲明代嘉靖以前的寫刻本風貌，其内容與編卷基本保持了作者原本面貌。何本應是以這種二卷刻本爲底本，校刻而成；《嘯餘譜》本又在何本基礎上進一步校改，强化了《太和正音譜》作爲格律譜的工具性。這兩本經過刊刻者較大改動。而三卷本系統中，《北雅》本因原以殘本爲底本，參照其他多種殘本匯訂而成，對原書有所改變；姚藏本當源於閣本，但鈔寫者多有省略，也改變了原書面貌。

從閣本對《太和正音譜》的修訂删改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刊刻者對曲論内容和曲譜内容給予了同等關注。與後世越發强調曲譜的工具性而改易、增加曲譜部分的曲學標注不同，此時非但没有加注曲學標記，反而舆此前傳本相較有所省略，可見尚未强調曲譜格律。

三

閣本面貌介於藝芸本底本與後出刊本之間，與《北雅》、何本、《嘯餘譜》本相比，閣本對原書的改動不大，且無序跋加以説明。閣本對原書的修訂，不僅有分卷、行款的調整，還有對内容的補充、改易，體現出這一時期重刊者認識的變化。

（一）調整行款與文字

閣本目録所列條目凡八則，在正文中，均低一格刻寫，下轄條目再低一格，條目下之論述文字則頂格書寫。例如，目録中第一則“樂府體式”指樂府的體裁和樣式，在正文中實際對應“樂府體（小字：凡一十五家予新定）”“對式”兩部分内容。“樂府體”“對式”後分别以大字羅列體裁、對式名稱，小字描述具體特征，末有一段論述文字作結。與今見諸本對比，藝芸本題作“予今新定樂府體一十五家及對式名目”更接近書稿創作時的叙述語氣，與目録中“樂府體式”條目更吻合。其後列樂府體名目，但其後又題“對式”，再列對式名目，末以論述文字作結，標目層次略顯混亂。何本此處亦與藝芸本相同。《嘯餘譜》本在何本基礎上，删去“余今”。而同屬三卷本系統的諸本中，姚藏本與閣本同，《北雅》又删去“予新定”三字，作“樂府體（小字：凡十有五家）”。由此處細節的處理推知，藝芸本底本接近原書寫成時的面貌，何本從二卷本来。《北雅》、《嘯餘譜》本因受刊刻者改訂較多，而删去了帶有原作者口吻的“余今”等字樣。

閣本的調整意在使内容層次更清晰，將“樂府體”名目突出，將“凡一十五家予新定”作爲小字補注於下，使“樂府體”與“對式”並列，與所含内容一一對應。再如，目録有“善歌之士”一目，藝芸本内文的小題作“知音善歌者三十六人（小字：娼夫不取）”，閣本將“者”字易作“之士”，使正文與目録相應。又如，“詞林須知”部分，標目多有“凡”字，如“凡歌一聲聲有四節”“凡歌一句”“凡一曲中各有其聲”等，又爲統一，閣本將“大凡聲音各應於律吕”中的“大”字删去，在“入曲入數調者”之上增“凡”字。

此外，在大、小字或獨立成行方面，閣本亦有調整。例如，“五音”下的説明文字，藝芸本中作小字，而閣本的説明文字接續在五音名下，均作大字。再如，“詞林須知”介紹“九色之名”，閣本將大字下雙行小注，改爲先題標目、另起一行大字叙述。又如，“古之帝王（知音者）”，將各帝王單獨刻一行。最後一段“及乎唐讓皇帝、後唐莊宗、南唐李後主、宋徽宗、金章宗皆知音律者也”，閣本將每一帝王單列一行，删去了“及乎”“者也”等叙述性强的詞語。

上文談到藝芸本底本更接近原編的面貌，此處亦是佐證。與《中原音韻》《録鬼簿》等文獻的書寫方式相類，以叙述性强的口吻書寫，是這一時期同類文獻的共同特征。而閣本在重刊時，爲了條目明晰，重新調整行款格式，切斷了原作的文氣。

閣本中，還有因調整而造成混亂的情况，如“詞林須知”下“歌聲變件”條，閣本將“歌聲變件有袞序引”作爲標目，自其後“三臺破子”“遍子”“攧落”等内容纔另起一行刻寫。《北雅》本、姚藏本亦延續了這一錯誤。

（二）理解錯誤的修改

閣本將此前寫刻本中的重文符號，改以標準字體刻寫，例如“古今群英樂府格勢”中“張鳴善之詞”下之“郁郁熖熖”，“樂府共三百三十五章”下之“步步嬌”等。但亦有改錯之處，如將何謂“疊句”理解錯了。“對式”下“疊句”條，“重用兩句者是也”，藝芸本“如晝夜樂停驂”後爲重文符號，閣本作“如晝夜樂停驂驂”，實際當作“停驂停驂”。

與二卷本相比，以閣本爲代表的三卷本在“群英所編雜劇”部分劇本數量的統計上有所不同。藝芸本在“群英所編雜劇”下題“元五百三十五本”“國朝三十三本”，而閣本等三種三卷本均作“共六百八本”“元四百五十五本”“國朝三十一本”；藝芸本作“娼夫不入群英四人共十一本”，閣本作“娼夫不入群英四人共十二本”^[16]。此處標目數字的差異，體現出對“二本”概念理解的變異^[17]。閣本誤解了原編中“二本”的含義，而對數字統計進行了修改。

（三）增出説明文字

各本“古今群英樂府格勢”下“元一百八十七人”中前八十二人注有“詞格”，即除名字外，還有對風格的評價。前十二人品評文字最多，如“馬東籬之詞，如朝陽鳴鳳。其詞典雅清麗，可與《靈光》《景福》而相頡頏，有振鬣長鳴，萬馬皆瘖之意，又若神鳳飛鳴於九霄，豈可與凡鳥共語哉？宜列群英之上”。第十三人至第八十二人有簡單批評，如“貫酸齋之詞，如天馬脱韁”。第八十三人起，僅列姓名，藝芸本作“已下一百五人。（小字：俱是傑作，尤有勝於前列者。其詞勢非筆舌可能擬，真詞林之英傑也。）”何本底本爲二卷本，删去部分小字，並移入大字，作“已下一百五人俱是傑作尤有勝于前列者”。而閣本此處全作大字，在“後一百五人……真詞林之英傑也”前，還增出“前八十二人詞格已注”一句。同屬三卷本系統的姚藏本、《北雅》本與閣本同。

（四）删去部分内容

就内容而言，閣本流失了部分信息。例如，曲論部分“音律宫調”下，藝芸本在“六律”“六吕”下分别有加圈的“陽”“陰”，閣本删去了。“詞林須知”下，藝芸本作“古帝王知音者”，閣本僅作“古之帝王”。《北雅》本、姚藏本亦缺失了上述内容。

又如上文所述，曲譜部分，閣本删去了部分曲體信息；遇入聲字派入三聲的，僅注爲“作某”，無“聲”字；不標“轉”。此外，越調【雪裏梅】末句“我怎肯拿將來便喫”，三卷本諸本均脱去，而二卷本和十二卷本不缺。

（五）修訂對内容流傳的影響

“群英所編雜劇”下“娼夫不入群英四人共十一本”^[18]内容，包含作家、劇目和一段論述。藝芸本中，“子昂趙先生曰：娼夫之詞名曰緑巾詞……故入於娼夫之列”一段，注於“娼夫不入群英四人共十一本”句下，再列作家、劇目，再後爲“娼夫自春秋之世有之……亘世無字”一段。閣本則將第一段直接移至作家、劇目之後，與之後論述連爲一體。姚藏本、《北雅》本同。這容易讓人認爲這兩段都是趙氏之説。如《元曲選》卷首有“吴興趙子昂論曲”一段曲論，直接收録這兩段内容^[19]。由此看來，《元曲選》當擷自三卷本。又，《元曲選》卷首“元曲論”部分亦有取自《太和正音譜》的内容，“六律”“六吕”下亦無“陽”“陰”字樣，與閣本情况相同。

作爲時代相近的重刊本，閣本等三卷刊本成爲同時代文獻參引《太和正音譜》的重要依據。

此外，閣本中還有可資校勘藝芸本的内容。閣本曲譜部分大石調【玉翼蟬煞】“竹籬高”下作“檜栢青松，踈竹寒梅，靈芝瑞草。峻嶺巔峰，遥望著幽雅仙庄休錯去了”。《北雅》本、姚藏本、何本均同。藝芸本中，此處有錯簡，“竹籬高”下此段文字脱去，又誤作前文【百字令】中的“鳳舞，翠靄紅雲相映。四海文明，八方刑措，田野傳歌詠。風淳俗美，庶民咸仰仁政”一段。此外，藝芸本曲譜部分雙調【山石榴】“易去難相見”後留有空白，閣本可補此處缺文，作“【幺】心間愁萬”，《北雅》本、姚藏本及何本同。

從以上兩處異文看，藝芸本既爲影鈔本，則其底本可能存在錯簡、漫漶的情况，亦不排除存在影鈔錯漏的情况。其他諸本可補缺者，當别有所據。可以推測，閣本刊刻者所用底本應是較完整的《太和正音譜》，經過調整後重刊。

四

内閣文庫所藏的這部明刊本，來自毛利高標的舊藏，至遲在江户時代，已經流藏日本^[20]。

毛利高標（1755～1801），字培松。豐後國佐伯藩（現九州大分縣佐伯市）第八代藩主。一生喜好書籍，藏書多達八萬餘卷，大部分爲漢籍，多有宋、元、明版及朝鮮本善本書籍。文政11年（1828），豐後或佐伯藩獻出其藏書給幕府將軍。内閣文庫藏《佐伯獻書目録》（索書號219-177）“集部”内有：“大（太）和正音譜，六。”可知此書也在這批獻書之中。

佐伯所獻之書，主體部分藏於紅葉山文庫（亦稱楓山文庫），一部分歸昌平黌（昌平坂學問所）和江户醫學館。^[21]此本《太和正音譜》鈐有“昌平坂學問所”“書籍館印”“淺草文庫”“日本政府圖書”諸印記。昌平坂學問所成立於寬政9年（1797），是幕府直轄下的教育機構。明治2年（1869），政府將江户幕府的教育機構合併，建立大學校，接收舊藏文獻。明治5年（1872）文部省創設“書籍館”，館址在湯島大聖堂。明治7年（1874）書籍館館址遷往淺草，改稱“淺草文庫”。可知此本經昌平坂學問所、書籍館、淺草文庫而歸於内閣文庫。長澤規矩也《日本現存戲曲小説類目録》（1927）著録：“《太和正音譜》，三卷。明涵虚子（寧王權）編。六，内。”^[22]

日本明治13年（1897）前後，關於中國戲曲小説的研究漸成熱門。《太和正音譜》開始受到學者關注。其後，王國維《曲録》（1908）和《宋元戲曲史》（1912）都利用了此譜卷首曲論部分内容。大正4年（1915）3月，塩谷温據内閣文庫所藏此版本，把《太和正音譜》卷首曲論部分刊於《東亞研究》雜誌，題“《太和正音譜》卷上（曲論之部）”，並附識語，稱：“本書漢土亡佚久矣。清儒不及睹之，徒爲臆揣之言而已。幸我内閣圖書館藏有《太和正音譜》三卷。舊昌平坂學問所藏也。别有《北雅》三卷，亦係《太和正音譜》之改名，與《嘯餘譜》所載北曲譜中文字稍不同。顧此書已亡於彼土，而現存於我邦。可不保重哉？兹取原文，對校之《北雅》《嘯餘譜》等，以付印刷云。”^[23]塩谷温是因爲《四庫全書》未收此書，總目提要内也未涉及，故有此説。

大正15年（1926）6月，長澤規矩也刊出《關於録鬼簿通行諸本》一文，稱：“此本《太和正音譜》與《涵芬樓秘笈》頗有同異，得失互見，《北雅》應爲後人據此刊本重刻，只是多有脱略之處。關於這三本的校勘，其功過半，日後就此校勘再作文一篇，現在暫不論。”^[24]惜長澤氏後來並未完成這篇論文，但他據内閣文庫藏本，對涵芬樓影印明鈔本所做的批校，仍保存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25]

閣本是今見《太和正音譜》三卷本的祖本，刊刻時間當在嘉靖到萬曆初年間。作爲較早的重刊本，其發現與利用，可以揭示三卷本的原貌，使《太和正音譜》的版本源流更爲明晰。

作爲較早的重刊本，閣本的面貌介於藝芸本底本與後世諸本之間。與《北雅》本、何本及《嘯餘譜》本相比，修訂較小。

此本的底本應是較完整的《太和正音譜》傳本，刊刻者對原書進行了部分調整、删改，但並無大肆修訂，刊刻者亦無序跋説明所據及自身影響。這樣的弊端是，令後世無從判斷此本是否保持了《太和正音譜》原貌。此本對原書進行的修訂、删改，反映了這一時期刊刻者對内容的新理解，對後世頗有影響，起到了承上啓下的作用，亦可爲了解曲學的發展演變提供佐證。

以“太和正音譜”題名流傳，證明時人尚將此書視爲完整的一種書籍著作，與後世離析、改易其内容，更强調其資料性的做法不同。

從分卷看，此本對曲論内容和曲譜内容同等重視，並没有强調曲譜部分的曲學標注，還缺失了部分前代傳本中的標注。可見，此時强調曲譜格律的風氣尚未繁盛。

同時，此本具有一定的異文校勘價值，可爲今後的整理與研究工作補充版本依據。

附記：本文受到黄仕忠教授指導，亦受到“《太和正音譜》專題研究”討論課程彭秋溪、李萬營、李健、陳艷林諸位學友啓發，在此謹致謝忱！

[1]杜雪，女，1990年生，北京人。現爲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發表有《塩谷温〈太和正音譜〉排印本研究》諸文。

[2]姚品文：《太和正音譜箋評》，中華書局，2010，第405～412頁。

[3]黄仕忠：《日藏中國戲曲文獻綜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第381頁。

[4]該本舊稱“影寫明洪武刊本”。因書前有序，署“龍集戊寅”，即洪武三十一年（1398），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著録爲“影寫明洪武刊本”，即認爲汪氏藏本是據洪武刻本影鈔。1920年《涵芬樓秘笈》第九集據汪氏影鈔本影印。案：“影寫洪武刊本”的説法是有欠準確的。黄仕忠、周維培、姚品文等已經指出此本所載有永樂之後的内容，所以並非洪武刻本，其中曲論部分的寫定時間晚於序言所署時間。詳見黄文實（黄仕忠）《〈太和正音譜〉曲論部分與曲譜非作於同時》，《文學遺産》1989年第6期。周維培：《〈太和正音譜〉成書考論》，《南京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姚品文：《〈太和正音譜〉寫作年代及“影寫洪武刻本”問題》，《文學遺産》1994年第5期。

[5]黄裳《來燕榭書跋》中曾撰跋文。參見黄裳《來燕榭書跋》，中華書局，2011，第122～123頁。此版本的線索信息蒙中山大學中文系李健告知。

[6]姚品文《太和正音譜知見録》因尚不知藝芸本底本尚有殘本存世，亦未見内閣文庫另有三卷本存世，而所見明刊本，最早爲何鈁刻本，故以特别推崇，將其列於“明清舊本”之首，稱它是現存最早的刊本。

[7]北譜部分《太和正音譜》，浙江圖書館藏有一本；南譜爲蔣孝所編《南九宫譜》，有原北平圖書館藏本，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8]此本或稱“明錢穀抄本”，分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和四川師範大學圖書館。傅增湘曾指出此本中所鈐“叔寶”“錢穀手抄”二印不真。此本曾經著名曲論家姚燮舊藏，故可稱“姚燮舊藏本”。具體可參考同輯李萬營博士的文章。

[9]以下考察中，“黄裳所藏明刊殘本”因面貌由藝芸本可見，“鳴野山房藏本”“清烏絲欄抄本”因與藝芸本同源，《嘯餘譜》本因據何鈁刻本而來，故不作單獨討論。

[10]據《北雅題詞》，最初所得之多種版本，包括刻本與鈔本，但均有殘缺，後得何本之殘本，纔補足了末簡。

[11]姚品文《太和正音譜箋評》中曾就“洪武戊寅”進行論述，其中提道：“最近又見到浙江省圖書館藏萬曆二十二年何鈁所刻之《太和正音譜》。此本是今見最早之《正音譜》版本。此本有作者原序却没有‘時歲龍集戊寅’題署及‘洪武戊寅’‘青天一鶴’兩印章。據此亦可以推測署題和印章爲後來所加。何時何人所加以及爲什麼要加，則可另研究。”見《太和正音譜箋評》，第7頁。閣本爲序末所署“時歲龍集戊寅”提供了新的版本依據。

[12]藝芸本中，曲論最後部分爲“樂府共三百三十五章”，曲譜前題“樂府”。

[13]閣本共六册：前兩册，“禮”册注爲“上上”，爲卷上一至二十二葉；“樂”册注爲“上下”，爲卷上二十三至四十七葉。中間兩册，“射”册注爲“中上”，爲卷中一至二十四葉；“御”册注爲“中下”，爲卷中二十五至四十九葉。最後兩册“書”册注爲“下上”，爲卷下第一至二十四葉；“數”册注爲“下下”，爲卷下二十五至五十三葉。

[14]《北雅題詞》：“該何鈁刻本譜例未收，中卷數調亦復亡去。”見《北雅》，明萬曆三十年刻本，卷首。

[15]如，何本黄鐘【傾杯序】“馬嵬側近”，“側”平仄標作“乍丨”，《嘯餘譜》本同。又如正襯字相混，何本中刻作大字而未標注平仄的仙吕【端正好】“臨行也”“你若是”，在《嘯餘譜》本中被刻作大字，並標注了字調符號。再如，與何鈁本相同，《嘯餘譜》本不標記“么篇”，但在大石調【荼蘼香】中，偶見有以小字“么”作標注者。

[16]此外，在該部分中藝芸本與閣本在“古今無名氏雜劇一百一十本”上數字一致。

[17]具體可參考本輯中山大學中文系陳艷林的文章。

[18]藝芸本作“娼夫不入群英四人共十一本”，閣本作“娼夫不入群英四人共十二本”。

[19]杜雪：《塩谷温〈太和正音譜〉排印本研究》，《戲曲研究》第108輯，文化藝術出版社，2019，第142頁。

[20]案：該書流藏日本的時間可能早至元禄時代（1688～1704），“關於中國戲曲舶來日本的情况，元禄時代（1688～1704）以來各種進口目上有不少記載，除了單行本以外，戲曲選集有《名家雜劇》《元人百種曲》《繡刻演劇》《綴白裘》，還有《中原音韻》《洪武正韻》等韻書以及《太和正音譜》《南九宫詞譜》等曲譜舶來”。參見〔日〕岡崎由美《江户時代日本翻譯的中國戲曲文本——〈水滸記〉〈蜃中樓〉〈琵琶記〉的日譯本》，《文化遺産》2014年第4期。

[21]〔日〕大塚秀高：《江户時代における漢籍流転——佐伯文庫を例にー》，油印本，2003，第1頁。

[22]〔日〕長澤規矩也：《日本現存戲曲小説類目録》，原文載《文字同盟》第七號，文字同盟社，1927；見於《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5卷，汲古書院，1985，第29頁。

[23]杜雪：《塩谷温〈太和正音譜〉排印本研究》，《戲曲研究》2018年第4期。

[24]“内閣文庫に明版太和正音譜六本及び明版北雅三本を藏せることは嘗て節山[塩谷温]先生が東亞研究誌上に發表せられしが如く、同時に前半は其附録として刊行せられぬ。此本太和正音譜は涵芬樓笈本と異同あり、互に得失あり。北雅は或は此刊行本によりて後人の重刻せるものなるべく、但し北雅には脱略所々に見ゆ。今此三本の校勘、功半を過ぎたり。後日又此校勘一篇をも草すべきを以て、今之に言及せず。”《録鬼簿の通行諸本について》，原文載《斯文》第八編第三號，斯文會，1926；見《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5卷，第9頁。

[25]《太和正音譜》二卷，《涵芬樓秘笈》（第九集）民國十五年（1926）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本（雙紅堂-戲曲-286），http：//shanben.ioc.u-tokyo.ac.jp/main_p.php？nu=D8592300＆order=rn_no＆no=04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