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

美国

“4·15”美国人最忙的一天

彭延泰

要问美国最繁忙紧张的日子是哪一天，美国人会毫不犹豫地说——4月15日！

要问美国政府工作效率最高的部门是哪一个，美国人也会毫不犹豫地说——税务局！

4月15日是美国人纳税的最后截止期限。这一天，全国各地的邮局前都排着长龙，报税人摩肩接踵，争先恐后。根据我的经验，从填写报税单上的各种表格到报税完毕，每个人需要花费三十至四十个小时。为避免报税人延误时间，全国各地邮局延长开放时间至午夜十二点。并且还为纳税人提供各种体贴服务措施：有的为纳税人免费提供背部按摩服务；有的组织乐队演奏；听说有的还准备了长柄大锤子和报废的汽车，以便让憋着满肚子火的纳税人去乱砸一通来出气。

在美国，个人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大头。公民按章纳税，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这是不是美国人天生思想境界高？当然不是——美国人的纳税意识乃制度使然。

首先，在美国，存款人必须持有社会安全号到银行开户，账户持有人的所有存款本息及账户往来都由银行根据这个社会安全号自动报送税务部门。一个公民由生到死，这个号固定不变，任你在多少家银行开户，必须用这个号，不管你开多少个账户，税务部门都能汇总你个人的总收入，作为你报税、税务局核税的依据。税务局对交易、收支过程中现金的流动很难掌控，因此美国人基本不用现金交易，而用支票和信用卡。公司发放加班补贴，哪怕区区十元钱，也开支票。

其次，偷漏税的成本更大，风险就不必说了。过了4月15日，拖欠税款的美国人就要被追加罚款百分之二十五。美国国税局有几千名调查人员。国会还批准举报制度，对提供偷税漏税线索的，国税局根据检举人所提供线索的准确性付给酬金，最高可达百分之十五的查获税款（上限不超过二百万美元）。

偷税漏税的一旦被查实，则被罚得倾家荡产，而且此后税务人员会年年上门盘查，搞得你心惊肉跳。即使你为了偷税漏税，把许多现金堆放在自己家里而不存入银行，国家税务局也会根据线索，牵着能嗅美元的警犬上门搜查。警犬对着哪里汪汪叫几声，偷漏税者就在劫难逃了。

休斯敦一个日本牙医把现金放进保险箱埋在花园里，硬是叫税务人员挖出来了，结果他多年积攒的私房钱一共二百多万都露了馅儿。

美国公民能够自觉地按章纳税，还有第三个原因，即美国从制度上尊重“纳税人意识”。所谓“纳税人意识”，可以分为两块：一是“纳税意识”，如前所述；二是“对所纳税款的监管意识”。我的一个朋友在美国联邦政府工作，他说他们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丝毫大意不得：如果把联邦政府的信封用于私事，处罚办法是——罚款三十美元，立刻下岗。在美国，如果你对政府的哪个决策有看法，总是这样喊出来：难道纳税人的钱可以这样乱花！

在纽约　一美元能买到什么

陈儒斌

在广州，一元钱可以买到一份晚报，或两个鸡蛋，或一个小苹果。在纽约，一美元又能够买到什么？

在街头报摊，一美元可以买到一份《纽约时报》，两份《每日新闻报》或四份《纽约邮报》。如果你喜欢购买中文报纸，一美元可以买到两份中文日报，纽约目前拥有四份中文日报，每份售价五十美分。这些都是周一到周六的价格，大部分报纸周日版都会提价。《纽约时报》周日版售价三点五美元，不过有两百多版，另加三份杂志；中文《世界日报》周日版售六十美分，《星岛日报》周日售七十五美分。

曼哈顿有个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旧书店”——史传德书店，所销售一美元一本的图书有数千种之多，其中不乏文学经典和学术专著。在一元一本的书架上，偶尔还可以发现中文书籍。我买了一本1977年出版的《韦氏二十世纪词典》，比枕头还要厚，十六开两千一百二十九页，只花费一美元。

在纽约的公共图书馆，一美元可以用自动投币复印机复印五页。但在街头自助复印店里，复印一页纸仅需五分钱，一美元可以复印二十页。

在唐人街，一美元可以分别买到三至五个苹果，三磅重的香蕉，三个橙子，四个李子。也可以买到一磅菜心，或者一磅半芥菜。

在超市，一美元通常可以买到一盒（十二个）新鲜鸡蛋，遇到减价的时候，一美元可以买到两盒鸡蛋。一罐“进口”的青岛啤酒或者本地的“百威”的标价是九十九美分，跟一罐可口可乐的价格一样，当然，如果你整箱购买，还会便宜许多。

一瓶冰冻的矿泉水售价一美元，在唐人街，不冻的矿泉水一美元有时候可以买到两瓶。

电影里的美国人总是嚼着口香糖，在一路边店一美元可以买到十二片一盒的口香糖，如果在大型超市，两美元可以买到三盒。

一个热狗（香肠面包）的价格通常是一点二五美元，但在四十二街中领馆附近一个很显眼的店铺里却可以买到九十九美分的热狗。

一美元可以在曼哈顿闹市区之外的街道停车一个小时，以十五分钟为单位，每单位时间投币二十五美分。有些人就是为了节省一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却吃了一张三十五美元的罚款单。

投币二十五美分可以在路边的公共电话亭打一通本市电话，时间三分钟。有的公用电话机投币五十美分可以打一次不限时间的本地电话。

纽约街头有无数的“九十九美分商店”，商店里面成千上万种小商品，绝大部分都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一个电灯泡，一把剪刀，一个玻璃杯，一个订书机，一沓信封，一包饼干，每件仅售九十九美分，拿着一张十美元的钞票，可以买到不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东西。

纽约人的钱包里面往往放着家人的照片、信用卡，但是现金通常不会多，专家建议平时只带二十美元左右。

街头或者地铁里面的乞丐在讲述自己的悲惨故事之后，往往请求人们施舍“一美元或者一个夸脱（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就满足了。

不过，在广州一元钱可以乘坐一次没有空调的公共汽车，在纽约，乘坐一次汽车或者地铁，都要两美元。

一美元，可以给纽约市长布隆博格（当地华人译为彭博）发一年的工资，一美元的市长年薪他已经领取了将近四年，而且，为了继续从市政府领取一美元年薪，据说市长先生打算花费一亿美元竞选经费以谋求连任。当然，人家是全美国数得出来的亿万富豪，为了舒展政治抱负，工资多少已经不需要计较。

在纽约，千万不要生病。在普通诊所挂一个号，至少也要十五美元，更不要说药费。万一需要住院，所需花费就是天文数字了。

纽约的房价也非常高，曼哈顿的套间动不动就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美元。中城第凡内珠宝店隔壁的川普大厦，一个两居室套房售价一百万美元，四居室套房售价四百万！传媒大亨默多克曾耗资四千四百万美元，买下了第五大道洛克菲勒曾经住过的阁楼式豪宅，创下了曼哈顿套间的天价。

在纽约生活，每个月都要面对很多账单，尽管一美元有很多购买选择，但是很多华侨并不会觉得自己很富有，很少见到铺张浪费的现象，勤俭节约还是很多华侨坚守的生活之道。

美国农村的自来水和抽水马桶

丁林

回国探亲，亲友们跟我们聊遍了美国上上下下的大事小事，就是没有问起过美国的农村是怎么处理饮用水、垃圾和粪便的，大家居然都把它忽略了。

先说自来水。美国农村的市镇通常很小，市镇上多有自来水的统一供应，采自附近的河水或深井水，所以市镇上也就有了高高的水塔，成为市镇的一个标志。

然而，美国农村的大多数人不住在市镇，而是一家一户分散地住在自家的地上，没有统一的自来水供应。不过，你要是去做客，不会感觉到这一点。因为你看到他们龙头一拧，照样有冷、热“自来”水。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很简单，这个自来水来自每家自己的井水。老式的是大口径开挖的井，新的则都是小口径的机钻深井。自来水的原理是：不管什么形式的井，井口都安有一个电动水泵。水泵的出口接通一个压力罐，样子有点像我们的煤气罐，一般家用的压力罐比一个篮球大不了多少。在水泵和压力罐之间是一个压力开关，用以控制水泵的开和关。当住宅的水龙头打开放水，压力罐维持的水压下降，开关自动打开，水泵就工作供水，水就“自来”。当龙头关闭，压力罐的压力达到一定水平，压力开关自动关闭，水泵就停止工作。

这样的水井平时是封盖的，以保持清洁。

除了水的供应，还有水的质量问题。现在的钻井公司在钻一口新井时，一般都钻到地下水，并且经过检验，达到饮用水标准才可以交付使用。至于老井，特别是老式的井，地方上有专门的服务商家，免费检验水质，检查从细菌到重金属的各项指标，如果达不到标准，才收费为你做处理，直到达标为止。

再说厕所和下水。在历史上，美国农村的厕所也曾经跟我国农村茅房差不多，只不过这种茅房在今天的美国已经绝迹了。大概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地就先后通过了地方法规，禁止这种敞开式的不能处理粪的简易厕所。办法很简单，因为有自来水，所以厕所里都使用抽水马桶。每个农户都在地下安装一个化粪罐。老式的化粪罐是水泥的，而新式的大多是玻璃钢的，轻便、结实、密封性好。在安装时，罐中投有特殊的发酵菌种，以后菌种还可以添加。粪便与污水在罐中经过发酵，固体部分大大减少，经过化粪罐处理的液体近乎清水，然后就往地下排放，渗入土壤。因此，美国生产的所有手纸都规定必须是能够被菌种“吃掉”的。化粪罐的排放口和水井有一定的距离，以保证水井的清洁。化粪罐一次安装可以供一户人家连续使用二十多年。在二十年以后，要清除罐中的固体物，有商家专门提供这种服务。清除一次以后又可以使用二十年。

美国人是比较相信设备的，他们习惯于用设计完善、制作精良、功能可靠的设备来解决问题。在美国各地旅行，走了不知多少乡村小镇，从来没有闻到不雅的气味，从来没有看到污水坑。从技术上说，不过是一井一罐而已。

美国的乡下人与城里人

阙维杭

乡下人

有一位熟人的父母从北京来美探亲，住在儿子、媳妇于硅谷租的旧公寓里，两代人将就着挤居于一室一厅。没几个月小孙女出世了，三代人还是挤住在一起，那小小的空间显得更挤了。老人家对此还不算太在意，但对于周遭的环境则不太满意，叨叨地说：整个一个乡下。

公寓所在的小区若按美国一般社区的概念来看，属于较差的区域，当初小两口是在夜间依报纸广告按图索骥找到这个公寓区，没顾得上察看环境，又图房租没贵得离谱，马上就签了租约。后来才发觉这是个黑人、墨西哥人、东南亚移民为主杂居的社区，街旁停的大都是旧车、破车，但小两口只有一个人工作挣钱，收入不多，也顾不上讲究了。老人虽不嫌弃儿子媳妇的困境，但对这个脏乱差俱全的小区实在引不起好感，加上平时出门不方便，看来看去就是些低矮的平房和周围的穷邻居，怎么也瞧不出所谓世界现代化楷模的先进模样，没多久抱着小孙女回北京了，临行前给小辈留下了一句话：咱算是知道你们留学生在美国过的什么日子，整个一个乡下人！

这对留学生父母的概括难免偏颇，但新移民和留学生初来乍到时的困顿则大同小异。另一方面若照中国传统的城乡观念，不要说硅谷一带这些小城市比不上现在中国沿海地区随便哪个县城气派，号称“硅谷之都”的圣荷西市中心与中国一般的中等城市相比也寒酸得要命。几年前旧金山市的明星市长布朗初访姐妹友好城市上海，被那儿一年盖上千栋高楼的建设速度与规模“震”得只有叹息的份。不过，美国人数十年前就开始了社区化建设的模式和崇尚郊区、乡村生活的风气，富人、中产阶级纷纷向郊外迁移，山上、海边的房子的价值远远高于城市人口密集地区的，他们对当个“乡下人”可说是求之不得趋之若鹜。当然，此“乡下人”的概念与那对北京来的老人口中的“乡下人”的概念其实大相径庭。不过，华裔移民和留学生的“乡气”在中国大陆早已到了家喻户晓人所皆知的地步，前些年大陆民间流行的顺口溜称这些回去的“华侨”几乎个个是“穿着土气、花钱小气、讲起话来带点洋气”，这样幽默的“民间文学”刻画特定的一群人也算极尽讽刺之能事，但你可真没法否认。

换一个角度看，大概只有旧金山、纽约等大都市和拉斯维加斯那样的销金窟还符合中国人传统的城市概念，尤其到夜里霓虹灯闪烁出一派声色犬马之象，似乎才够刺激的标准。至于如硅谷这样的高科技重镇和美国所有大都会区的卫星城市，那儿的夜生活简直乏善可陈，夜幕下的清冷寂寞如何与上海、北京及中国许多沿海城市的辉煌比肩？这样看，那对留学生的父母说美国这边是“乡下”、儿女跑到美国来成为“乡下人”也不无道理。自然，几年后打拼有成，子女成为郊区的“乡下人”也未可知，那会让老人刮目相看了吧！但是且慢，我又听到一种声音说：美国人整个是永远的乡下人。全世界都急吼吼地竞相看评世界杯足球大赛，连中国、墨西哥等都一场不落地电视转播早几届世界杯赛实况了，美国倒是心如止水，想要看一场实况转播都比现在中国农村还难，真枉了美国还是1994年足球世界杯赛的举办国。美国人就知道棒球、橄榄球、高尔夫球和篮球，全球风靡的足球在他们就是提不起劲，真是乡下人！

城里人

在中国大陆听到一个“段子”，说的是乡下人对城里人的看法。乡下人对城里人说，当年你们吃鱼吃肉荤腥满嘴的时候，我们只能吃青菜萝卜；现今我们也天天吃鱼吃肉了，你们倒喜欢吃起蔬菜来了。从前你们用手帕擦汗、用草纸上茅厕，现今我们也用上了草纸，你们却用纸擦汗了。

这个“段子”自然不无调侃的味道，但也说明了城乡差别，城里人、乡下人之间在生活水准、流行观念等方面都有着差异。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沿海城镇繁荣的奇迹，诱惑愈来愈多的乡下人挤进城里，城里人、乡下人之间的观念逐渐模糊，但城乡之间的差别依然悬殊。人员流动、户籍制度虽然渐渐放宽，但人们向往做个城里人的欲望更加无边。这不是如今中国大陆几乎每个中等以上城市人满为患现象的症结吗？

美国却不是如此，没有人羡慕做个城里人，没有人会千方百计挖空心思想到城市中心去租套公寓或买套房子住。除了甘之如饴在乡下经营农场、果园、牧场等标准的乡下人之外，大多数人向往的是在郊区拥有自己的住房，或在乡村山区购置度假别墅。他们只不过因为工作需要还得往城里跑，但一下班便义无反顾地赶回郊区、乡下、山间、海边的家去享受生活与天伦之乐。连美国总统真正的家也不在白宫，布什总统不是常常回他那在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特牧场放松一下吗？国会议员们一到休会期间，也都飞回各自的家去了，在国会山庄里议事只是他们工作或支薪水的所在，他们在首都华盛顿的居所就像客栈一样。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高速公路建设与汽车工业的飞跃，以及航空业的普及，使美国人犹如插上翅膀一般，来去生风，自由自在；工作、住家都挤在同一个城市里那便形同牢狱般活受罪了。而美国的城市规划、乡镇布局也都顺应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更注重环境保护意识和人性化的合理发展，像纽约、洛杉矶、休斯敦、旧金山等“大都会区”的形成，实际上是美国城市成熟发展的一个个范本。所谓“大都会区”其实是一个中心城市周围扩展出数十个乃至上百个卫星城市，也可以看作城市郊区的延伸，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成为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之间的连接纽带，进而又与其他“大都会区”乃至整个美国大陆连接在一起。“大都会区”的总人口或许都有上千万之多，但中心城市的人口则已大大减少，这种调节、舒缓大城市人口压力的功能又因为交通、卫星城镇的合理布局而发挥到极致。譬如旧金山市区的总人口就只有七八十万，和上海等中国大城市人口拥塞之状没法比。

那么，住在城市里的都是什么人呢？美国的城里人是怎样的状态呢？各大都市中心当然也不乏高级豪华的公寓楼，那大多是大亨或官员、高等白领阶层“暂栖身”之处，他们一般在别处也有豪宅别墅。像洛杉矶比华利山和旧金山海旁山边的栋栋华屋，更是富人的专利，莫说穷人，连一般的白领中产阶级都只有望屋兴叹；不过那去所严格地说是属于市郊边缘的，那儿的房主是骄傲的自命不凡的“大都会”主人。

更多的城里人只能归纳为穷人与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后者更是赤贫的一族，融为城市街头的风景，不在于向世人炫耀做个城里人的自豪，而是流露出沦为城市街头垃圾般的无奈。那些挤居于破旧公寓或房子里的城里人，开一辆停在大街上不锁门都没人偷的破车，或是搭乘堪称方便的公交车，行走于城市的这端和那端，萦萦于生计的头等大事，或为如何领救济金、食物券操心，或为躲避移民局的检查而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在人种上也是联合国般的多元化，白人、黑人、黄种人、混血人种，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都往这城市里寻梦，却不知美国梦的多元化早已打破了城市与乡村的界限。

美国“大都会区”的形成，反过来也是中心城市式微的象征，至少是居住功能弱化的象征。美国中心城市的主要功能与上世纪中期以前相比，商业的、文化的或者科技的功能都在不同程度地扩大完善，唯有吸纳常住人口的目标早已淡化。美国大城市市长最头痛的是如何筹建更多“可负担住房”，说白了就是为占大多数的低收入城里人也即穷人谋个挡风遮雨之所。做一个美国的城里人其实很无奈，不是吗？

美国阿姨不好当

健华

我向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校办幼儿园递交了应聘临时照看婴幼儿的工作申请。几天后，我收到了园长的电子邮件，通知我去面试。

园长是个看上去可爱而有活力的女人。面试的时候，她始终笑着问我，假如一个小孩用积木砸另一个小孩的头怎么办？假如我和同事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我都认真地一一回答。她对我的回答表示满意，让我下周正式上班。

我开始上班了。园长把我介绍给主管老师特妮莎。特妮莎看上去很冷淡，园长走后，她把我撇在一边，只顾埋头写她的东西。时间还早，班上只有几个小孩在玩积木。我走过去想加入他们的游戏，但他们似乎对我没兴趣。

我和小孩们之间似乎存在语言障碍。我虽然念过托福，背过GRE，成千上万的单词张口就来，可我恰恰不知道美国四岁孩童使用的词汇。起初，我甚至不会说“系扣子”、“系鞋带”、“衣服架”这样简单的小词儿，说不上来孩子们最喜欢的那种枫叶糖浆的牌子，念不出卡通书里他们最喜爱的女主角的姓名。于是，一个四岁的小孩有足够的理由嘲笑我，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真笨！”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个小丑一样被小孩们耍弄着，找不到一丁点儿“师道尊严”。

有一次，一位老师要我拍着一个小孩的后背哄她睡觉，那个小孩却恶狠狠地对我说：“滚开，别碰我！”又有一次，仙蒂——一个像“仙蒂娃娃”般可爱的小姑娘走过来，甜甜地说：“老师，你抱我给小青蛙喂点吃的好吗？”我想，热爱小动物是好事，就很高兴地答应了。结果，她一股脑儿地把一瓶子红色、绿色、土黄色的食物全倒进了水缸里。不一会儿，别的老师就来找我的麻烦了：“是你抱她去喂小青蛙的吧！你怎么能这样呢！永远不能让小孩自己去喂，他们会把它撑死的！”我傻了，这才知道闯了祸。仙蒂在一旁冲我做鬼脸：“傻瓜，挨骂了吧！”

转眼，期末考试到了，功课忙得不行。为了去幼儿园上班，我天天凌晨就起床。终于有一天，任凭闹钟怎么叫，我也爬不起来了，索性赖在床上酣睡过去。就因为这，我被幼儿园除名了，但我一点儿也不难过，反而有种因祸得福的感觉。

信任也是一种约束

黄晓南

一天傍晚，我开车到洛杉矶的迪斯尼乐园接人。在迪斯尼停车场入口处，守门的白人小伙子把停车卡夹在我的车窗上，说：“晚上好，七美元停车费。”我一边掏钱，一边说：“其实我只是来接人的。”他一听马上就说：“OK，你不需要付钱。”说着，就给我换了一张免费停车卡。

其实傍晚到迪斯尼来玩的大有人在，他凭什么那么轻易地相信我是来接人的呢？这种“轻信”的程度让人担心是管理上的一个漏洞。但当我把我的“担心”拿出来与美国邻居讨论时，他却笑着说：“他们不相信有人会为了七美元的停车费撒谎。”

仔细想想，邻居也许是对的。美国是个提倡“信用”的社会，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经济活动中都离不开信用。申请家用电话、管道煤气、电，水、租房等，都需要个人信用。公司贷款、贸易资金往来等更要资信担保。所有的信用表现都会永远记载在每个人的社会保险号下。人的名字可以更改，但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却是从一而终。一旦发现造假或诈骗，个人信用就彻底砸锅。

记得1994年我在加拿大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夏天到纽约旅游。那天特意去参观仰慕已久的大都会博物馆。门口售票处的牌子上明码标价成人票价十六美元，学生票价八美元。

尽管我很清楚，美国人指的学生，不仅仅是在美国学习的学生，而是来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学生，但我实在吃不准自己算不算学生。访问学者平时也与研究生一起听课，可以说是学生，但又没有像学生一样交学费，也没有学生证。我有心省下八美元，可又怕售票员要我出示学生证。万一弄得让人家怀疑咱撒谎，既丢“人格”又失“国格”。

踌躇良久，我想了个两全之策。我向售票小姐递出十六美元，同时对她说：“我是从加拿大来的学生，如果……”我的下半句话是，“如果访问学者也能够算学生的话。”

可她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就面带微笑地问：“几个人？”

“一个。”我回答说。

她很快递给我一个做通行证用的徽标和找回的八美元，并微笑着说：“祝你在这里度过愉快的一天。”全然没有顾及我一脑门子的“思想斗争”。

的确，那天我的心情一直很愉快，不仅仅是因为欣赏了大都会博物馆精美的艺术和省下了八美元。

有了这种愉快的经历后，心里就时时想着珍惜它。就像一旦得到别人的信任，就会加倍自重自爱一样。

就医记

姚天元

女儿在麻州波士顿一家医院工作。到美国没几天，女儿就要领我去体检。好好的体检什么呢？我以美国看病太贵为由拒绝。女儿不依不饶，说已经给我办好了医疗福利卡。原来凡年满六十五岁，包括前来美国的探亲者，均可享受免费体检和急症治疗，低收入者慢性病治疗也可免费。

最后只好跟着女儿走。医院设备齐全，窗明几净，过道都铺着地毯，像星级宾馆。二十几个项目检查下来，无非是血压有点儿低，血脂有点儿高等，医生祝贺我基本健康。女儿悻悻领我回家，似乎未查出我有什么大毛病，心有不甘。

一周之后，我于晚间构思文章导致失眠，三次起床小解。女儿立马惊讶：前列腺炎！次日上午被她拽到医院，领至一位中年医生前，医生起立和我握手，说很高兴认识我。我虽然不高兴认识他，但毕竟说不出口，只能称谢。医生礼貌地让我女儿回避，然后为我宽衣解带，细心检查，事毕召女儿进来商谈，说我的前列腺并不肥大，炎症迹象不明显，不妨先服点药预防。

过了些日子，女儿又有新发现，说我鼻翼边的痣正在长大。这痣的历史已近十年，一直与我相安无事，近来似乎是有点不甘寂寞。但我的一位朋友说过：“你这是晚年得志（痣），千万莫动。”我也就有了长期拒绝就医的借口。女儿一听，断喝一声：“荒唐！”不由分说就拉着我又上了医院。这回是位老年医生接待，诊断确认良性，不过为安全起见，还是去掉为好。女儿抢先代我表态。医生退出，护士进来，做好手术的准备。二十分钟后，医生按时返回，左手持麻醉针剂，右手持手术刀，五分钟搞定，并随手取出一面镜子，让我自照尊容，看效果是否满意。

这不是急症手术，出国时我也没带什么收入证明，当属自费。不见女儿付款，我问所以，女儿答：美国医院规矩是先看病治疗，后结账付费。几天后，医院寄来账单，费用五十美元。我说如果赖着不付呢？女儿答：确实付不起的，可以申请政府埋单。否则，医院告上法庭，那你就倒霉了。

常听说在美国有病看不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女儿告诉我，这要看是什么情况。如果你未满六十五岁，又不是低收入者，又没参加医疗保险，一旦大病，开支确实惊人。生了大病，还可能失去工作，没了工资，损失当然惨重。比如有个小业主，自我感觉身体健康，又只差两年满六十五岁，抱侥幸心理不参加医保，结果突发癌症，只好卖了自家商店治病，弄得倾家荡产。但不管怎样，凡送到医院救治的人，医院不得拒绝治疗，否则犯法。一日上网，国内正就医疗改革问题展开讨论，卫生部门公开承认以往医改失败。其中一篇文章赫然入目，标题是“中国医改患了美国病”。这我就犯糊涂了：美国病究竟是个什么病？

美国人的身后事

陈安琳

去年夏天是在美国度过的，美国人处理身后事的一些做法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

一天，弟弟全家陪我们到太平洋西海岸玩。海边有一座小镇，一条水泥小路与海岸线平行。面向大海的路边，有两张一米多长的椅子，水泥腿，木靠背，木扶手。弟弟指着椅子靠背上方的铜铭牌说，看看这块铭牌，这可不是普通的椅子，是两位作古的前人留给这个世界的纪念品。一张铜铭牌上刻着一位诗人的诗句：守望大海的生活是最美好的；另一张椅子的铜铭牌上刻着一个人的名字、出生和去世的时间。这两把椅子的捐献者生前一定是这里的常客，钟爱大海，所以死后就委托家人捐了这椅子，既能让过往路人歇息歇息，又能使他们永远与海涛为伴。

坐在这个有着特殊符号的椅子上，看大海听涛声，眼前浮现出椅子捐赠者在海边散步在大海中嬉戏的身影，我的眼睛湿润了，脑海中涌现出一句诗：你走了，你留下花朵。

旅美的一百多天里，我们在很多公园、海边都看到过这类捐赠品。每当此刻，我就会产生一种感激和崇敬的心情，同时开始考虑，自己除了献出眼角膜外，是否也可做点这类有纪念意义的事情。

在美国，对英语知之甚少的我们看报纸只能看里面的图片和广告。一天，突然看见一篇占三分之一版面的文章里有一对老年夫妇身着中国皇帝皇后装的照片。费力地阅读说明，方知照片是老夫妻1987年到中国苏州旅游时拍的，很是奇怪，问弟媳这是什么文章。她指了指报眉上的版名，她说这个单词为“讣闻”，也就是为死者亲属提供发表讣告的专版，美国人喜欢在亲人去世后，将其照片、生平、喜好登在报纸上，以表达对死者的缅怀之情。后来，我在翻阅报纸时，对这个版格外关注。讣闻各有不同，有的三言两语，有的长篇大论，有的只有文字没有照片，有的不仅有文字还配有若干照片。曾有一篇讣闻很引人注目。看相片，死者是一个年轻英俊的军官，阅祭文方知死者是一位八十三岁的老人，“二战”期间，作为一名空军飞行员，执行了七十七次任务，获得了多枚战斗勋章。祭文最后这样写道：“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将深切地怀念他。”

我一直对死亡文化有着极大兴趣，对自己的身后事有着与别人不一样的安排。这些讣闻让我耳目一新，回国时我收集了好几张讣闻版。人总是要死的，当我离开人世后，如果我的亲人也能用这种方式寄托哀思，我会在地下感动得落泪。

体验美国性教育

袁睿

六年前，她带着刚满九岁的儿子移民到美国纽约。

生性活泼的儿子对陌生的西方社会充满了新奇感，而纽约是一座特别充满性色彩的城市。不用说曼哈顿四十二街有臭名昭著的红灯区，儿子每天上学要经过的那些性用品商店也让她担心。橱窗里的展示一览无余，赤裸裸的男女亲昵画面令她这个过来人都脸红心跳。

一天，儿子带回了一份学校给家长的通知，说周末学校有一堂性知识教育课，内容包括避孕和预防性病。通知上注明，如果家长不同意孩子听课，必须在回执上签名，将来孩子如果发生了堕胎、艾滋病等，家长不可指责学校教育不力。通知末尾说欢迎家长到校旁听性教育课。早就想到儿子学校“侦察”情况的她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原以为性知识教育课的气氛会严肃而拘谨，可结果并非如此。上课开始，那位漂亮的年轻女教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SEX（性）”，然后面带微笑地问大家：“同学们，当你们看到‘性’这个字时，你们想到了什么？”她没料到老师会对涉世不深的孩子提出这样的问题。

一个满头卷发的男生第一个发言：“‘性’让我想到了遗精。”立刻就有人笑出声来。一个略带羞涩的女生轻声说：“‘性’让我想到了怀孕。”她看见好些同学都在窃笑。一个黑头发的亚裔男生冷不丁冒出一句：“‘性’让我联想到做爱！”教室里马上骚动起来，好多女生的脸都红了。这时，一个体魄健壮的黑肤色男生瓮声瓮气地说：“‘性’让我想到了一丝不挂的女人……”话音刚落，同学们顿时哄堂大笑，有几个同学将笔和本子朝他扔了过去，教室里像开了锅，她瞥见儿子也笑得十分开心。

接下来，孩子们继续无所顾忌地发言，他们的想象力是那样丰富，年轻女教师不停地在黑板上写着：“做爱、姿势、流产、接吻、性感……”一些平时大人都觉得难以出口的词被孩子们说出来，完全没有羞涩和龌龊的意味。

教室安静下来后，女教师看了看满满一黑板的词汇，皱着眉头说：“你们说了这么多，唯独漏掉了一个与‘性’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东西……”

孩子们窃窃私语地猜测起来。这时，女教师转过身，一言不发地在黑板上用力写下了“LOVE（爱）”！教室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爱情！”女教师的声音充满感情，“‘爱情’是两性之间最圣洁、最崇高的感情，缺少爱情的‘性’是最没有灵魂的躯壳！人们在大谈性感、快感时，却忽视了‘性’是要以‘爱’为前提的。生活中的早孕、堕胎、性病等，往往是由不负责任的性行为导致的……”

女教师的话极富感染力，刚才还嬉皮笑脸的孩子都变得庄重起来。接下来，女教师告诉孩子们，性爱没有下流之说，也没有罪恶性，它是自然的、美妙的，但中学生过早涉足性生活对身体和学习都不利，发生意外妊娠和堕胎是十分痛苦的。最后，女教师播放了一张介绍避孕方式的碟片，孩子们看得格外认真，那种专注的神情就像在看一幅数学三维图。

课后，她与儿子的班主任聊了一会儿。当她向老师打听儿子在班上是否交了女朋友时，那位高鼻凹眼的洋老师有些吃惊：“很遗憾，我从不过问学生的隐私。您儿子很优秀，如果有女孩爱上他是很正常的事。”她赶紧解释说自己是担心儿子过早恋爱会影响学习。洋老师连声说“NO”，并振振有词地开导她说：“恋爱会使你儿子变得更聪明、更自信，家长的责任只是告诉热恋中的孩子应如何避孕！”

离开学校回家的路上，在地铁车厢里，她又看到了一则广告宣传画，画面上是一群天真烂漫的少男少女，上面的广告词却令人费解：“如果你要做，就要做得正确。”再往下看才恍然大悟，一行小字是：“请别忘记使用安全套。”

如果说她曾经担心儿子在纽约“性海”中会迷失方向，那纯粹是杞人忧天。“性爱”在儿子心目中是自然而美妙的，毫无神秘羞耻可言。在充斥着色情诱惑的西方社会里，儿子以一颗平常心理解了“性”，他以成熟健康的性意识克制了青春期的生理躁动。

向大树道歉

佚名

在美国，树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破坏或者“虐待”树木会受到法律制裁。最近，发生在纽约的一桩“虐待树木”案件就饶有趣味。

在纽约曼哈顿区有一家快餐店，由于曼哈顿区交通十分拥挤，泊车不方便，所以就用自行车送货。美国的自行车一般都不单独装锁，为了防止自行车被偷走，老板丹尼尔便命令送货员把店里的自行车用铁链锁在门口的那棵大树上。没想到此举惹恼了一位正在店中用餐的爱树人士。他给纽约市的公园管理局写了一封信，检举丹尼尔虐待树木。

不久，丹尼尔便收到一张公园管理局的罚款通知书，罚款金额为一千美元，其罪名为“虐待树木”。丹尼尔自知违反了国家有关绿化和保护树木的法律，但又心疼一千美元的罚金，便向管理局认错求情。管理局长听了丹尼尔的请求，觉得这个快餐店老板的态度是真诚的，为了教育丹尼尔并且警醒大家，他提出了一个方案：如果想要免去罚金，丹尼尔必须在指定的某一天的中午十二时向那棵树公开赔礼道歉，并且当众拥抱这棵树，以表示和它亲善。管理局还要通知各媒体，让他们来采访这条奇特的新闻，以教育大众今后不得将自行车锁在树上。此外，这棵大树管理培育工作今后由快餐店承包下来——如浇水、扫叶和去除残枝等。丹尼尔一口答应下来。一星期后，“向大树道歉日”来到了。尚未到中午，这棵大树已被新闻记者们围得水泄不通了，过路行人也来看热闹。当衣冠楚楚的丹尼尔从快餐店大门走出来时，许多用餐者也停餐出来观看。只见丹尼尔大步走向大树，先向它鞠了三个躬，然后高声说：“大树，我的好兄弟，我真对不起你，你吸收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又把氧气赐给我们，还给我们遮荫，而我却把铁链锁在你的身上，虐待了你，今后我绝不干这些蠢事了，请你原谅！”说完后上前几步，把树抱得紧紧的，并将脸颊贴在树上。

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了一阵阵的掌声。

普林斯顿大学的宽容与爱

李天国

在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二百六十年的建校史上，涌现了许多星光灿烂的人物，他们因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巨大贡献而饮誉全球。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包括：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数学大师陈省身，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不止如此，在一百年的诺贝尔奖历史和二百多年的美国历史上，普林斯顿大学还诞生了二十九位诺贝尔奖得主、两位美国总统和四十四位美国州长。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这该是一所规模宏大的学校，或拥有一应俱全的学科门类，或拥有数以万计的学员。然而事实是，这所世界顶尖的学府既不是什么综合性大学，也没有庞大的学员数量，她只有包括研究生在内的六千五百名学生。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所“小学校”，是靠什么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最具权威的学校排行榜中牢牢稳居前三名的位置，并吸引着众多世界级的大师呢？

从纽约去费城的路上，横卧着一个面积约七平方公里的特拉华平原。这里，有一座与众不同的乡村都市——普林斯顿，她东濒卡内基湖，西临特拉华河，景色幽静宜人。浸润着数百年历史风雨的普林斯顿大学就掩映于这苍松翠柏之间。像她安静淡然的环境一样，普林斯顿大学处处洋溢着一种宽容的氛围。在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导下，这里聚集了世界一流的科学大师和天才学生。其中既有聪明的犹太人，也不乏反犹主义倾向者，既有伊斯兰教的信徒，也不乏无政府主义者。这种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广阔胸怀使普林斯顿大学得以接纳各个领域的奇才怪客、科学狂人，从而使普林斯顿大学得以光彩夺目、长盛不衰。

普林斯顿大学的宽容，并非仅仅对于意识形态的兼收并蓄，而是体现在一种摒弃急功近利的思想和对人才的极端容忍上。

1985年，年仅三十二岁的数学家怀尔斯就做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然而，此后整整九年，他却连一篇文章也没发表——这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不可容忍的一件事。然而，普林斯顿大学依然允许了他的存在。或许怀尔斯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果不其然，1994年，沉寂了九年之后，怀尔斯以长达一百三十多页的论文解出了世界最难的题目——费马大定理。这是一个数学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著名问题，它困扰了数学界长达三百六十年之久，不知有多少数学家为其穷尽毕生精力却一无所获。怀尔斯成功的解决方案使他成了数学界的英雄，他因此被称为“世界的屠龙者”，并最终荣膺历史上唯一的菲尔兹特别成就奖和沃尔夫奖——两个数学界的最高荣誉。

有人说，怀尔斯的成功，妙就妙在普林斯顿大学允许了他九年一篇论文也不出，允许他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无所事事”。若是没有普林斯顿大学的宽容，恐怕费马大定理至今仍是一个谜。

如果大家认为这种事情只是偶然的话，那么另一个故事或许能让大家真正认识到普林斯顿大学的宽容，还有一份对人才的厚爱。

看过奥斯卡大片《美丽心灵》的人一定还记得片中那个言语木讷、疯疯癫癫的主人公，他的原型就是数学天才、博弈论的创立者纳什。这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奇才一生充满坎坷和传奇色彩。他被同学认为拙于社交，孤僻，怪异，有距离感。但同时，他又被别人称作“无所不知的人”。几乎没学过物理的他敢于跑到爱因斯坦的屋子里与这位权威科学家争论问题。但当时的数学系主任莱夫谢茨以及著名教授斯廷罗德和塔克并不因为纳什“目无尊长”的个性而排斥他。他们认为纳什“非常聪明，具有独创精神，只是相当古怪，应该容忍他的古怪”。莱夫谢茨和塔克还力排众议，为纳什争取到了奖学金。

正是有了这些前辈的宽容与厚爱，纳什才会在一个有着无数潜规则的社会里安然发挥着他的超常才智，并在学术上做出了令人仰止的成就。

纳什在二十一岁就提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均衡理论，这后来成了博弈论的两大基础理论之一，他的名字也因此被写入了数学和经济学的教科书。正当人们期待着他创造更大的奇迹时，纳什却意外地患上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正像电影中所演的那样，他的世界里充满着幻想和恐惧，不愿与人交往，不时在纸上写着什么，甚至喃喃自语。他目光空洞，四处游荡，整日担心自己随时会被人杀害。

当这样一个数学天才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时，像对待怀尔斯一样，普林斯顿大学并没有因纳什有精神疾病而弃之不顾，相反，他们给予了纳什极大的宽容和非同寻常的关爱。学校继续将完全失去工作能力的纳什留在了学校，使他在安静的环境中休养。他的朋友把他安排到一个诊所治病，并作为统计员参与诊所的研究项目，以便使他既能治病又有一定的收入。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当时的普林斯顿数学系主任米尔诺还决定为纳什提供一个为期一年的研究数学家兼讲师的职位。正是在许多人真诚的关爱下，纳什才能在历经三十年的病痛之后逐渐恢复正常，并最终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段经历已经成为了学术界的一段佳话，也使得纳什的名字与普林斯顿大学永远地连在了一起。

现如今，纳什的事迹已经随着奥斯卡大片《美丽心灵》传遍了全球的每个角落，同时也将普林斯顿大学的宽容与爱播向了世界各地。2002年，世界数学家大会在中国召开时，纳什的到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大欢迎，在中国刮起了一股旋风，人们在争相一睹大师风采的同时，更多地体会到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给予他的那种温和、宽容的气质。

宽容与爱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普林斯顿大学正是这样的大海，正是这样的胸怀，这也是她所以人才辈出、声名远播的原因所在。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普林斯顿大学所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两件法宝。

美国学校都有天才班

钟翔

望子成龙一直是每个父母的心愿，中国父母的这种心态更为突出。近年来，中国中小学校不断涌现出培育神童的天才班，甚至在幼儿园里也有了天才班。天才班的学费虽比普通班高出一到三倍，但不少家长仍然争先恐后送孩子就读。在教育体制发达的美国有天才教育吗？入读天才班需要经过怎样的审核？天才班的学费比普通班贵多少？天才班的学生们是不是学业繁重？

全美天才儿童达数百万之多

早在十九世纪初，美国就出现了天才教育的雏形，正规的天才教育则始于1918年。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美国天才教育体制日渐成熟，已经成为世界上天才教育最普及、研究和从教人员力量最大的国家。美国立法规定，天才儿童有权利得到适合自己的教育服务。因此，美国公立学校十分重视天才儿童的甄别与特殊教育，基本上所有公立学校都开办了“天才与资优教育计划”。以得克萨斯州为例，得州教育局从1987年起就通过立法，要求所有学区为不同年级的天才资优学生开设特殊教育课程。据了解，全州总计一千多个学区，区内每所公立学校都有不同程度的天才班。

得州天才教育协会的德雷希女士说，美国对天才学生的定义与中国不同，天才儿童不仅智商较高、学业成绩优秀，而且具有知识面广、创造力强、领导才能高、思维活跃等多方面的能力。也许这样的孩子不一定是全才，但至少基本具备了天才的素质。

在中国，能够进入天才班的可谓凤毛麟角，美国则不同。据德雷希女士介绍，美国一位儿童教育专家经调查后认为，美国儿童中，智商高且富创造力的天才儿童总数达数百万之多。仅根据得州教育局1999年至2000年的统计数据，全州公立学校从幼儿园至十二年级总计注册学生四百多万人，其中天才班学生超过三十三万，约占公立学校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八点二。

有专门的鉴定班子负责甄别

虽然天才儿童人数不少，但想进入天才班学习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近些年来，得州教育部门不仅制订了天才教育计划，出台相关法律、规则和条例等，而且要求每个学区都必须建立完善的天才学生挑选机制。通常，天才儿童的发现无外乎有两条路：一条是父母觉得自己的孩子有天赋，主动向老师推荐；另一条路则是老师或者辅导员首先发现孩子智力突出，主动提出建议并与家长协商。除此之外，邻居、朋友甚至学生本人也都可以提出建议。

这些希望参加天才儿童甄别的孩子，将由学校或者学区组织的天才儿童鉴定班子进行智商测验以及其他相关考核。鉴定班子除了要全面了解孩子的个性、成熟度以及智力和天资上特殊的地方，还要考察他们的兴趣所在、领导能力、协作精神，甚至家庭背景等。迪布拉女士十四岁的女儿莉萨是休斯敦邦迪中学天才班八年级学生。迪布拉说，莉萨被幼儿园的老师发现有天才资质后，就被推荐到学区天才教育办公室，经层层考核后，从一年级开始就进入了天才班。

天才儿童的考核过程是公开公正的。天才儿童鉴定班子由老师和学生家长共同组成，想走后门的家长根本无机可乘。天才学生如果要转校的话，要么重新参加考核，要么由原校出具天才“身份证”，否则进不了新学校的天才班。

天才班的学生不需要交学费

天才班的学生不用缴纳学费，不仅如此，他们还可能得到奖学金。各州政府有专门的款项用在天才班这样的特殊教育上，此外还有部分资金来自私人捐款和基金会。得州教育局还为天才学生设立了专项奖学金。迪布拉说，莉萨在校表现突出，新学期就将获得奖学金。

美国有很多热衷天才教育的人士，他们组织起了很多民间的天才教育机构。得州天才教育协会就是这样一家致力于天才教育的非营利机构，它拥有五千六百名会员，其中大多数是天才学生的家长和老师。协会定期组织研讨会，为天才教育提供咨询和经验交流。

据报道，纽约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在朋友们的支持下创办了一家天才儿童服务公司，专门帮助一些天才儿童获取更多的知识和信息。该公司在美国五十个州和海外三十多个国家设立了分公司，每年都向五十余万望子成龙的家长和天才少年邮寄该公司出版的别具一格的图书。

培养孩子的灵活性和独立性

美国培养天才儿童，绝不意味着给孩子们“开小灶”，让这些孩子承受比普通学生更重的学习负担。学校是针对这些在知识和智力上发展较快、能力较强孩子的不同需求与智力表现，在他们的特长方面，提供比普通班学生更深入、更有挑战性的课程，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潜能。据德雷希介绍，天才班的学生都是些脑子转得快的人，常人需要老师讲解几遍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也许一遍就足够了。

如果一些具有天才潜质的孩子被放在普通班，他们会觉得课程枯燥乏味，从而养成惰性，不利于他们的成长。

在天才班的课程设置上，学校拥有较大自主权，州及地方教育部门通常没有具体规定。据了解，多数天才班主要以语文和数学为主，科学课及社会课方面的内容也很普遍。莉萨说，老师会让她们比普通班的学生读更多的书，做更多有意思的调查，还可以写诗和小说。她觉得，天才班的课给她帮助很大，很多考试的内容和听说读写的能力都是这样日积月累储备下来的。德雷希认识的一个学生，阅读写作能力非常强，他写的诗集和小说不仅文字精美，还都配着图画和丰富的立体想象元素。虽然他还在念七年级，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已邀请他去读该校的暑期课程了。

德雷希说，在美国的天才教育体制下，基本没有死读书的书呆子。除了书本教育，天才教育最重要的一点是激发孩子的潜能，让他们更好地适应各种环境，培养独立能力、团队精神、创造能力等，甚至培养一个孩子的领导才能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迪布拉说，通过天才班的锻炼，女儿的社会活动能力、沟通能力、交流能力和独立能力都逐步得到系统的引导，变得越来越出色。这个才十四岁的小姑娘会拉小提琴、打篮球，同时也是学校啦啦队和舞蹈队的成员。

除了学生人数较少以及课程设置上的差别外，天才班的孩子与普通班的基本没有什么差别。他们拥有和同龄孩子一样的作息安排，一样丰富多彩的学生时代。值得一提的是，天才班的老师不同于普通班，他们必须接受正式的职业培训，掌握和了解天才儿童的性格和需求、天才教育的课程设置等。各学区天才教育办公室也会对他们的工作进行监督，以保证教学质量。

天才班的教育的确能培养孩子的不少能力，但要注意不要因为想进入这个课堂就过分地强调孩子的一些能力，极力推荐他们挤到天才班中，那样会让孩子们力不从心。而且，进入天才班不应让孩子和家长滋生另一种情绪，就是以为进入了升大学的保险箱。每个天才学生的学习情况不一样，不是每个天才学生都能进入名牌大学。如果学生自己不努力的话，也有可能只能进入一般大学，甚至考不上大学。因此，根据孩子的能力和兴趣，量力而行地积极培养孩子学习的灵活性和独立性，把学到的知识真正用起来，不当只装一肚子知识的背囊，才是天才教育的真正目的。

美国处处不方便

欧阳昱

首先招供：二十年前，我曾疯狂地申请过一阵美国留学，结局可想而知，我“流窜”到了澳洲。这与我一位大学同事正好相反，他申请留学澳洲未果，酸酸地抛下一句：澳洲有什么了不起，我要申请去美国！最后据说美国也没去成，依然“滞留”在中国。

按照中国现在的发展，应该祝贺他的明智选择。

不知读者中有多少是学英文出身的。学了这种文字，大概最终也会“投奔”这种文字，比如我就是这样。用英文写诗、写小说、写评论，忽然发现，澳洲这个庙太小，文学杂志统统加起来也不足二十种。还是闯闯美国吧。

一闯才知道，美国这个国家有多么的保守。几乎所有的大杂志都能在网上查到，但都无一例外地声明拒绝接受电子邮件投稿，各种说“不”的“投稿须知”名目繁多：不能一稿多投，不能不附投稿说明信，不能不附回邮，不能……简直固若金汤，“稿”投不进。

闯关一趟下来，我几乎遍体鳞伤，但却发现了一个真理：富强的美国，文学杂志基本不付稿酬。虽然我好歹发表了十几篇东西，居然连一个美分都没见到。这就严重地挫伤了我的积极性。想想我在墨尔本《时代报》发表诗歌，每首十几行，都可以赚得一百一十澳元（相当于五百一十四元人民币）稿酬，何必去“低就”那个富有的穷国呢。

“貌似第一世界，实属第三世界。”记得在旧金山开会，一位在东京教文学的英国教授如此调侃美国。

我对美国的头痛不在别的，在于它的不方便。2002年11月底我到旧金山的头一天，就被美国制度“整”了一顿，因为它不给我换币（澳元），饭店不，银行也不，除了远在数里之外城里的“两替店”。我不得不找朋友“暂借”聊以充饥。

我于是很怀念香港、台北和昆明。在那儿，我从来没有这种第三世界的烦恼。

其次是我喝不上茶。我的盥洗室有一个煮咖啡的东西，形如葫芦的玻璃器皿，但就是不让我“品茗”。我把水沏上，烧了一个小时还是温吞吞的。到前台投诉说咖啡机不工作，换个“葫芦”上来，烧了半天还是温吞吞的，乃至以后都只好将就用温水泡茶了。

长期以来，我与中国打电子邮件交道，得了个经验：三个月回信是正常情况。三个星期回信几乎让人难以置信，而三天内回信，你就要谢天谢地了。没想到，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干脆不回信。我曾给一家出版社发信，想购买它出版的几本书，以供我写作之用。发了三次也不见回音。我曾给一家书店发信，想通过他们代销我的十几种书，虽然事先通过话，仍然石沉大海，不予理会。我始终想不通这个发明电子邮件的国家究竟哪儿出了毛病？

离开旧金山前的最后两天，我感到了孤独，想找个美国作家聊天。通过查号台，我想查询“全美作协旧金山分会”（这是我当时想出来的一个名称），接线员查了半天，才说：“有一个组织，叫‘美国韩裔少数民族作家协会旧金山分会’。”其他就不得而知了。连澳洲这个一千九百万人口的“小”国，各州都有作家中心并一年一度地举行国际文学节呢！我很失望，又抽了一支烟，更失望了，原来饭店房间圆形烟灰缸的四个凹口全是“V”型，因为开口太大，成了“U”型，根本搁不住香烟，洒得烟灰到处都是。

实话实说，美国唯一方便的是马桶。凡有抽水马桶的地方，就有做成桶盖形状而中空的垫纸。在墨尔本一进公厕，看见那些令人难以入座的脏兮兮的马桶盖，就让我怀念美国的马桶！

闯入美国州政府

聂达甲

七八年前的一个晚上，突然接到好友张仁仁给我打来的电话，问我近两天有没有空。他陪同国内一个政府代表团来华盛顿州好几天了，有点累，想请我帮助陪同照应一下，和他一起活动，当个帮手。

张仁仁当时任华盛顿州驻中国总代表，每年有一半时间在上海工作，负责华州州政府在中国的一切事务。我到他那个华州代表处去过几回，每次看到他有一半时间都是在接电话，一会儿是美国来的，一会儿是中国各地来的，谈的都是和华州有关的事情。

第二天一早，我就和仁仁一起到宾馆里接了客人，按计划去参观惠好公司的一片林地，这片林地离西雅图大约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是美国林业“开发——再造——生态——和谐”良性循环的一个标准样板，如果按照国内的流行说法就是“林业开发示范区”。

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访问团的成员正好来自我很熟悉的西南某省，再加上我对美国也比较了解，所以话题特别多。到了林区，惠好公司接应的人已经在等我们了，按计划路线参观林场，实地讲解，喝咖啡稍息，参观林史馆……每到一处都让访问团的成员大开眼界，对美国林业的政策、法规、管理、科技、综合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先进程度惊叹不已。团员们说：比较以后才知道我们中国的林业管理是多么的落后，无论是哪方面都未必达到了入门状态。其中有一位团员说：从美国林业管理部门的一系列做法可以看出，这是在对大自然无比敬畏的情况下的一种小心翼翼的索取。另一位团员的英文较好，直接用英文说：“森林开发好比剃头，美国的做法是经常修修整整，经常打理、维护，发型很漂亮，也精神；中国的做法却是先用脱发剂整成光头，再用‘章光101’生发剂，即使天天用，也无力回天了！”话很幽默，大家捧腹大笑。

在林区用完简单的中餐已经是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半，我们就往回赶了。不到四十分钟，我们的车子就路过华州州政府所在地奥林匹亚市，老远我们就可以看到州政府大楼的圆顶，有点像白宫。仁仁突然来了精神，征求大家意见：时间还早，要不要顺便参观一下华州州政府办公大楼，合个影什么的？大家一致同意。于是车子就下了高速公路直奔州政府大楼。拍完照，我们正准备往回走，仁仁又来劲了，问我们想不想到大楼里面去认识一下美国第一位华裔州长骆家辉？有一个很懂外事纪律的团员说：想是挺想的，可我们没有预约，恐怕不行吧？仁仁回答说：在美国访问私人或公司是一定要预约的，政府机关好一点，一般都不会拒绝的，他们很在意公众的情绪。于是仁仁带着一大帮人就进了州政府办公大楼，没人站岗，也没人阻拦，就像进了图书馆一样。

进了大楼的大门，右边是州长骆家辉的办公室，门就像国内幼儿园的门，上面是空的，下面也是空的。门是弹簧控制的，一推就能进去。仁仁带着我们往里走，在里面一间房子的门口有一张写字台，坐着一位年龄在五十岁上下的女秘书。仁仁首先对没有预约直闯进来表示道歉，然后解释说这个中国代表团想见见州长。女秘书笑容可掬，告诉我们州长正好在，然后就进去请示了。一会儿，女秘书脸上带着一丝歉意出来，她说：“州长欢迎你们的到来，不过，州长正在开会，还需要近一个小时时间，如果你们等得及的话，可能要等一个小时，州长想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大家都说，我们也没有预约，就不等了，谢谢州长。女秘书还是没有立即让我们走，她要进去再通报一下。很快，女秘书就出来了，送给我们每人一张州长亲笔签名的照片，和一支印有华州州徽的圆珠笔，并希望代表团在华州访问期间顺利、愉快。

出了州长办公室的门，对门就是州务卿办公室。仁仁又有了新主意，他说，没见着州长，我们去见见州务卿吧。说着，就带着我们进了州务卿拉尔夫·门罗的办公室。仁仁把想见州务卿的想法告诉了女秘书，女秘书回答说：“太欢迎你们了，州务卿刚从佛罗里达出差回来，我马上去通报。”很快一位满头银发、个子足有一米九的魁梧老头热情地跟着秘书出来了。他自我介绍说是州务卿拉尔夫·门罗，并把我们引进会客厅，一一握手，发名片，请我们坐下。秘书端来了咖啡，他捧来了一大堆影集，里面全是他到中国各地访问时的留影。州务卿是一个老牌共和党人，非常健谈，说他到佛罗里达出差是因为那里总统选举的选票统计出了问题，请他去做顾问，教他们如何清点选票。一会儿又谈到他在中国访问时的种种美好的回忆，特别忘不了的是大场面豪华宴请。气氛非常活跃，大家也都谈得很高兴。

突然，女秘书进来请示，说有一群幼儿园小孩路过这里，想进州务卿办公室玩玩。拉尔夫·门罗说，快把他们请进来。一分钟不到，只见一个幼儿园阿姨模样的人领着一群孩子进来了，这群孩子弄清楚州务卿是谁以后，礼貌地打完招呼，也就没法进行更多的交流了。州务卿逗了孩子几句，看看孩子太小还很难正常沟通，就转身打开了一个柜子，里面全是儿童玩具，他把玩具捧出来让孩子坐在地板上玩。转过身来对我们说，这些不速之客，我得想办法对付他们，要让他们高兴，否则他们回家告诉父母在我这里受到了冷遇，以后会直接影响选票。然后，拉尔夫继续和我们聊天，聊广州，聊上海，聊北京，聊成都……考虑到州务卿刚刚出差回来，也考虑到还有孩子坐在地板上，更考虑到州务卿可能还有很多重要工作要做，我们聊了一会儿就告辞了，分别之前还合了影。我注意到，州务卿送别我们时那一脸的失落，也许，他真是发自内心想留我们再聊聊；也许，这是一个职业政治家早就训练出来的一种情绪表达……

在美国钓鱼

陆力伟

儿子小桦知道我是钓鱼迷，我到美国不久，他就陪我去跳蚤市场买了三根钓竿和鱼线、鱼钩，并买了一年的钓鱼执照。美国各州对钓鱼都有规定，在加州钓鱼要有加州的执照。加州居民的执照费约二十四美元，非加州居民要五十四美元多一点。我们父子俩买了两张执照，加上税花了近九十美元。

旧金山周围到处有湖泊、水库，淡水鱼很多，有了钓鱼执照到处可钓。钓鱼是体育运动、娱乐活动，规定不准将钓到的鱼出售，商品鱼由渔民捕捞。

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是到海边去钓鱼。第一次同儿子一起驱车六十二公里到圣马刁桥下的栈桥上钓鱼。圣马刁桥全长近十一公里，这里钓鱼的人多，鱼也多，但是开头几天我就是钓不到鱼。为什么鱼儿不上我的钩呢？最初我埋怨这美国鱼太势利，不吃中国饵。后来我慢慢明白了，还是自己的方法不对。我用的是钓小鱼的钓法，细线、小钩、小铅砣、面粉团，不适合海钓。人家的钓法分浮钓和沉底钓两种。浮钓是上面用一块大泡沫塑料做浮子，下面用葡萄钩，钓饵用海蚯蚓或虾肉，并用粗线大钩，鱼上钩后不马上提竿，等别的鱼也上钩后再提，往往一次可上来好几条。沉底钓是用双钩，钩子比浮钓还要大，钓饵用小鱼块、乌贼鱼、虾、蚌肉等，这样可以钓到小黄鱼、黄貂鱼、石斑鱼，甚至鲨鱼。

虚心学习掌握规律以后，鱼儿就上钩了。一个月后我就成了钓鱼能手，最多时能钓到三十几条大香鱼，或一二十条小黄鱼。还钓到过一条五六斤重的锅盖鱼和两条鲨鱼。这里有规矩，鲨鱼必须三十六英寸以上（近一公尺）才能拿，否则每条要罚款一千美元，所以钓到小的就往海里扔。

钓淡水鱼我原来就有经验，对付美国鱼也管用。有一次我一个多小时便钓了六十二条，都是一二两重的小鱼，我随钓随放，这成绩把边上的美国垂钓者看傻了。有两名女学生来向我“取经”，我听得懂她们的话，但说不出回话。她们无奈，只好跷起大拇指夸我。还有个美国人看中我手里那根三米长的渔竿，问我在哪里买的，我说香港。又问多少钱？我回答一百三十港元。他马上掏钱要买我的渔竿，我笑了，告诉他这是不卖的。要卖了我自个儿玩什么呢？回想大前年我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港边钓鱼，香港人看我用鸡毛七星浮钓鱼上钩率高，很稀罕，也想出钱买下，我不肯卖，他们还很遗憾。看来世界上的钓鱼迷都是一个德行，爱钓具如命！

美国孩子的权利

小小

1968年，美国内华达州一位叫伊迪丝的三岁小女孩告诉妈妈，她认识礼品盒上“OPEN”的第一个字母“O”。这位妈妈非常吃惊，问她怎么认识的。伊迪丝说：“薇拉小姐教的。”

这位母亲表扬了女儿之后，一纸诉状把薇拉小姐所在的幼儿园告上了法庭，理由是该幼儿园剥夺了伊迪丝的想象力，因为她的女儿在认识“O”之前，能把“O”说成苹果、太阳、足球、鸟蛋之类的圆形东西。

三个月后，此案在内华达州州立法院开庭，幼儿园败诉，因为陪审团的二十三名成员被这位母亲在辩护时讲的一个故事感动了。

她说，我曾到东方某个国家旅行，在一家公园里曾见过这么两只天鹅，一只被剪去了左边的翅膀，放在较大的一片水塘里；另一只完好无损，被放养在一片较小的水塘里。

管理人员告诉我，这样能防止它们逃跑，剪去一边翅膀的无法保持身体的平衡，飞起后就会掉下来；在小水塘里的虽然没有被剪去翅膀，但起飞时因没有必要的滑翔路程，而老实地待在水里。当时我非常震惊和悲哀。

今天，我为我女儿的事来打这场官司，是因为我感到伊迪丝变成了幼儿园的一只天鹅。他们剪掉了伊迪丝的一只翅膀，一只幻想的翅膀；他们早早地把她投进了那片小水塘，那片只有ABC的小水塘。

这段辩护词后来成了内华达州修改《公民教育保护法》的依据。现在美国的《公民权法》规定，幼儿在学校拥有两项权利——玩的权利和问为什么的权利。

加拿大

加拿大警察

陈祖芬

多伦多远郊的一方空地上，停了一辆警车。一个两岁小孩奶声奶气地嚷嚷着，用双手拍打警车的门。他妈妈给他塑料奶嘴也不要，哭闹着就是要进警车。

那警车，一方蓝，一方白，一方红，三色冰激凌一样的鲜艳好看，怪不得小孩不肯离去。

警察也在车旁笑着看小孩。他高大憨厚，笑眯眯的眼睛里洒下一片暖暖的善意。他抱起那小孩，放在车顶，感觉里，好像NBA篮球赛中，球员把篮球放进球筐那么居高临下。小孩挂着泪水就笑了，笑得大张着嘴，流着冰糖样透明的口水。

小孩在警车顶上围着车灯爬来爬去，好像那警车顶是儿童游乐场。警察站在车旁做保护，好像游乐场的服务员。

警察的形象常常就是国家的形象。这就是加拿大！我取出照相机正要照警察和小孩，警察谦逊地躲开。我邀他一起照，他立刻就走过来。

告别了警察和小孩，我们的车开进一个陌生的小镇。由于道路不熟得问一下。在车道上很少有问路的——你停车问路，后边的车就不能开了。小镇车少，但后边也有了两三辆。后边那辆车里，一男士轻悠地拍打驾驶盘，好像你们要问路就问吧，决不按响喇叭催你。我想起在国内流行的一句话：人人需要好心情。好心情是一种教养、一种素质、一种全社会营造的氛围。

我们在小镇随便走进一家商店。

这家布店，卖一方小花布，很好看，我想或可用来做洋娃娃。牌上写着一元钱四条。我挑了四条去交款，对方说不对，一元钱十条。我说那上边写着一元钱四条。对方说你再去拿六条，我说不，一元钱就是四条。对方说刚刚改成一元钱十条了，那牌子上还没改。

这样一个私家小店，就一个妇女。顾客自己愿意拿四条就交一元钱，本来她收下钱也行了，所谓的四条还是十条，还不是她自己订的。然而她就像恪守法律那样恪守自己制定的价规。

又进一个私家小店，有一半是旧物。旧物独有的品位往往新商品很难具有。一种小碟，玲珑精巧，上边贴着条：一元。两只叠在一起，我拿了一只。交款时，店主叫我再去拿一只。我说我只要一只。店主说一元两只。我说这条上写着一元一只。店主说这碟两只叠在一起收一元。

像这样诚实的国民，还需要警察吗？不过，正是有这样的国民才有这样的警察；有这样的警察，就有这样的国民。

追着退税的加拿大人

宋朝群

几年前，我在加拿大做访问学者，每月从中国大使馆领取四百八十加元的补贴，以支付食宿、交通、学习等费用。我省吃俭用，总希望从牙缝中省下几文，积攒着回国时买个免税大件。

然而，让我恼火的是，加拿大政府有条规定，除了购买食品外，其他任何购物都要交纳购物税，税额为百分之二左右。如果想逃税，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无奈之余，我只有服从，但也颇有微词，我穷学子买件日用品，凭什么要被富国政府再搜刮去几文！一年下来，这税金我大约也交了几十加元。

在加拿大，城市街头触目皆是提醒人们交纳收入所得税的醒目招牌。我颇为奇怪，人们就那么乖乖地去交好不容易挣来的银子？到了年底，我恍然大悟：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必须填一套一式两份、项目繁多、极为周详的本年度收入与支出统计表，与你的社会保障号码（相当于我们的身份证号码）相衔接，用计算机联网对你的金融活动进行周密统计。如果你申报不实，则被视为对国家不忠，将要依法严惩，今后很难再找到工作。美国、加拿大的老外们常戏说，任何人都难逃两件事，一是死亡，二是交税。

这种个人所得统计表连在加国居住满一年的外国人也不能幸免。我也据实一一填报，连打工的临时收入也填了上去。表上有一项说明，大意是年收入若干加元以下的交税者将于次年获得退税。我交的税也不多，并且明年就要回国了，就没把这条当真。

回国半年多以后，突然有一天邮局送来一封厚厚的加拿大来信。我打开一看，竟是一张一式两联的退税支票！还有说明写道：“宋先生，经核查你去年总收入不属交纳购物税范围，今按你表格上填写的永久性地址，退税两百一十加元（加拿大税务部门因无法计算我去年在加各商场消费时究竟交了多少购物税，只能按规定的平均数退税给我），请去本地银行办理托收税兑换。”

“这真是天下掉银子！”我和朋友们为加拿大税官办事认真感慨不已，人家追了半个地球给咱退税千余元（两百一十加元约兑换人民币一千两百元），还真有点白求恩精神！

温哥华的以人为本

王文

前些年，到温哥华考察，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仓储式超市居多，豪华高大、庭院深深的商厦较少。问路人缘由，他们告诉我，温哥华建商厦超市，门口的阶梯数不得超过三阶。为顾客着想到如此细微，我闻之震惊。

移民之后，我想开办一家废品回收公司，专门收购废弃的饮料瓶和酒瓶，经过几次更改厂址，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温哥华“以人为本”的精髓。

在租房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按规定这类废品回收公司不得设在市内或紧靠市内，更不能紧靠居民区，我就在离城市远一点的地方租了一处房子。

不想检查验收的官员一看，马上说不行，原因是我租的房子只有一个大门，而按要求得有两个大门，交运废旧物品的通道必须隔开。每个门前还要求必须有四个以上的停车位。我只好另外选址租房。

计划租的第二个地址，验收官员来看，马上提出了整改意见。原因是运输废旧物品的都是大型汽车，汽车不仅要在院子里能掉头，而且装卸物品的库房的货台平面必须和汽车装卸的地板平面平齐，才能减少装卸工人搬运货物的劳动强度。要达到这一要求，得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及钱财来修改库房，我不得不答应下来。可没想到，更糟的事还在后头，验收官员溜达到我租的房子的二楼时，问我这里打算干什么，我随口而出：“一层工作，存储。二层办公，让员工居住。”“不行，绝对不行，这样损害人的健康。”他们给了我严厉的警告。我租二层楼式的房子就是为了这种打算的，如此一来，也只能作罢了，楼上不能住人，一月几千加元租金，谁受得了！

按照规定，我总算选好了公司的地址，刚开张的那几天，验收官员除了在公司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巡视个遍外，又莫名其妙地跟着运货的大卡车跑了几天。原来，他们不但自己驾车跟随公司的运货卡车运货，而且还走访卡车司机，问询他们交通是否便利，是否畅通，是否安全。

经过三番五次的严格检查之后，他们终于在我的申请文件上签了字，当他们对我说“OK”时，我心头的大石才落了地。

从我办一家小小的废品回收公司的经历中，可以看出温哥华的政府工作人员对工作是何等认真负责，为了城市的环境保护，为了包括顾客、公司职员和工人在内的每一个人的方便、安全、健康，考虑得何等细致入微。

大概正因为如此，温哥华才连续两次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城市。

加拿大话费真不贵

陈奇英

常听说谁家在加拿大的孩子经常打电话回来，总有说不完的话，一讲就是一小时。听后我按照我们的话费标准算了笔账，让我大吃一惊。目前我们从国内打到加拿大的电话费是每分钟8元，如果办理了优惠则每分钟2.4元。按照优惠价，打一小时电话到北美需要付电话费144元，真是笔不小的开销。然而当我向在加拿大的朋友问起打给中国的国际长途费，他们异口同声全说话费很便宜。

八年前，加拿大的电话被几个大公司控制，话费不低。如著名的贝尔公司线路，打到中国话费为每分钟1.2加元（当时合人民币6.72元／分钟）。打上一个小时电话给国内，要花约合人民币400元！在那里的华人，特别是留学生，为打个电话回家，费尽心机，接通了电话恨不得两字并成一字说，以缩短时间节约话费。

后来，加拿大在电话通信上开始引进了竞争机制，许多大大小小电话公司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竞争。比优惠，比服务，电讯行业针对用户的五花八门的推销开始了。

一些规模相对不大的加拿大和美国电话公司异常活跃。送电话本，帮助接线，入户服务，甚至把打到中国的话费广告译成中文直接发到华人家里。大家盯住了打往中国的长途电话市场。普莱默斯公司推出打到中国月长途电话费包干19.95加元（相当于人民币138.65元包月，不限时间），用户可以打任意长时间。时代电讯公司推出打到中国长途费0.048加元一分钟（折合人民币0.344元一分钟），而加拿大国内长途费反而是0.07加元一分钟！幸运电话公司的更低，从加拿大打到中国，30分钟或不足30分钟只付0.99加元，超过30分钟按0.08加元一分钟计算。这样一来，是不是电话费已经跌到了“大出血价格”了？还没有！

凯斯泰尔通讯公司作出惊人突破：从加拿大打到中国的国际长途电话45分钟以内只付0.99加元，超过45分钟按照0.04加元一分钟计算，同该公司加拿大国内长途费价格一样。

由于激烈竞争，电话界巨头贝尔公司的垄断地位一去不复返了。眼见得“一日价”日子不在，于是贝尔推出了他们的方案：打到中国的国际长途从1.2加元一分钟一下子降到0.08加元一分钟（合人民币0.556元一分钟），国内长途费为0.05加元一分钟（合人民币0.348元一分钟）。

引进了竞争机制后，用户成了竞争战场上的裁判员，人们不再在意电话公司的大小，谁的价格低服务质量好就用谁的。竞争的结果是真正有竞争力的电话公司和广大用户获得双赢，皆大欢喜。

学历决定你的工资

屈象

在加拿大，规定的退休年龄是六十五岁，因此从结束学业起，大约有四十年的工作时间。但是，同样工作四十年，大学毕业生要比高中毕业生多赚一百万加元，足以证明高等教育在金钱上的价值。

加拿大统计局的调查表明，加国高中毕业生年薪平均为二点一万元至二点二万元，而大学毕业生年薪平均为三点二万元。当他们工作至五十多岁（三十年工龄）时，他们的年薪可分别增加一倍，即中学毕业生年薪加到四万至四点二万元，而大学毕业生加至六点二万元。如此，在四十年的工作中，两者所赚的总收入的差额，要达到一百万元。

若与商学院拿商贸证书或文凭的毕业生比较，本科大学生一生所赚的钱也比他们多，大约多八十二点五万元，可见学院毕业生同大学生的收入也有差距。不过，若攻读护士及科技课程，年薪可以高一些。

加拿大联邦政府为鼓励父母替子女升学未雨绸缪，建立了一项教育储蓄计划，从子女一出生起就可以参加，一般年期大约为十八年（即子女十八岁升读大学），参加得越早，每月付出的金额越低。在子女十四岁之前的任何时候，都可以要求参加这项计划。父母每供一百元，政府便会按父母入息的高低，支付二十至四十元的供款，直至期满将该笔供款的总数留给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使用。如果子女最终决定不升大学，父母可以在交税以后，拿回自己所供的本金，以及政府合供的本金所赚取的利息部分，这是很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