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学生眼中的吴小如

陈丹晨

吴小如先生是我的业师，不只是听过他一年多的课，而且还是我的论文导师，我可算是入室弟子；但说来惭愧，我不仅未窥吴先生学问的堂奥，甚至连门都没有真正进入。因此平日都不好意思对他人提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记得那是1957年新学年开始，按教学计划规定，我们三年级学生应完成一篇学年论文。中文系公布了论文题目和指导老师名字，由学生自选。我选的题目是《鲍照》，导师吴小如先生。那时北大经过院系调整，大批著名教授云集，主课如中国文学史的主讲老师就有游国恩教授、林庚教授、浦江清教授、吴组缃教授、季镇淮副教授、王瑶副教授、阎简弼副教授、萧雷南副教授等等，真可谓极一时之盛。文学专业的论文导师也都是由正副教授担任的，其中却有一位讲师，就是吴小如先生。那时吴先生约三十五岁左右，任北大讲师已有五年了。他先当浦江清先生助手，浦先生很赏识他，让他上讲台讲宋元明清文学史。浦先生逝世后，江隆基副校长当面嘱咐吴先生说：“浦先生的课就偏劳你了！”说明学校领导也很重视他。后来他又辅助吴组缃先生，我们就是在这时听吴先生讲“宋元明清”这一段，吴组缃先生只讲其中的明清小说部分。这在当时，至少我没有发现别的讲师有吴先生那样的机会的。同样，能让担任论文导师的似也不多见。我觉得吴先生已是介乎年轻教师与老教授之间的一位突出的担起相当于副教授重任的老师，是备受老一辈重视的。所以，在经过长期阶级斗争岁月后，80年代初中文系第一次恢复评职称时，做了二十八年讲师的吴小如先生和林焘副教授一起最早被评为教授。他是由林庚、吴组缃先生联名推荐，一步到位的。

吴小如先生

其实，学生的眼睛也是很“毒”的。平时私下常常会议论老师的资历，名气大小，发表文章多少，水平如何……我那时没有选诸如李、杜、红楼梦、鲁迅这类热门题目，似乎失去了一个投师名教授的机会，那是出于自己不想凑热闹，也可说怕困难，觉得那些题目不易说出新意来。我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一直很感兴趣，《鲍照》这个题目相对来说似较冷僻些；知道吴先生对此有专门研究，同时对他的学问也很钦羡。因为我们刚刚读完的中国文学史前半段课程中的讲义《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是由游国恩先生主持、亲自选定篇目并审稿；实际从初始的选注到后来的统稿定稿都是由吴先生承担的。开始时游先生抓得比较紧，后来看他做得不错，就放手说：就照这样做下去吧！

这本《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选材之精确得当，注释之详尽，引述材料之丰富，解说之可信，可说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不多见的。虽然出版了许多古典作家作品选注本，但我孤陋寡闻，也许有点武断地认为：很少能超过这部书的水平。因为这个时期的作品多是古籍经典，一方面深奥难懂，一方面前人已作过各种解说，现在将千百年来有代表性的各家歧异的注疏都钩沉引述于此，甚至近代学者如闻一多到余冠英等等的重要看法也都征引靡遗。这样广征博引并加翔实的考订签注，正显示了游先生门下特别是吴先生的深厚渊博的学术功力。这是正宗的乾嘉学派学风，真正的训诂学，如今已是难得的绝学了。吴先生先后曾师从游国恩、俞平伯、周祖谟等先生，学养深厚，对自己研究讲解古代诗文时一贯要求：通训诂，明典故，察背景，考身世，最后归结到揆情度理，对每首诗每一字都有正确理解。所以，这部书后来高教出版社、中华书局先后都出叛过，也为学术界所称道推崇。据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至今仍列为教材。这本资料最初是逐页零星散发给学生用的，作为文学史教研室的集体成果，也没有署个人名字，即使后来正式出版时也只是在说明中提了一下而已。我自己那份后来装订成册，保存到现在半个世纪了，仍视为珍品。

那时，吴先生已发表过许多文章，有了一定知名度。他在学校里用的是本名吴同宝。当时《文艺学习》连载完王瑶先生的《中国诗歌讲话》后，王先生就推荐吴先生续写《中国小说讲话》连载，虽是普及性的，但影响很大，人们更熟知吴小如了。但他对《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所做的贡献，却只有中文系部分师生知道。因为吴先生的学术功力渊深，又年轻，所以系里常把他当重要劳力使用：他是开课最多的老师之一，不仅讲断代史，还讲几千年的文学通史，也还按不同文体开讲各个专题课，还讲工具书使用法等等。他不是泛泛地讲些大路货，而是精细分析，常发他人未发之见，听者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他的本职工作是在“宋元明清”那段，但“先秦两汉”那段有事也找他，后面的“晚清”那段也找他。50年代末，我参加了季镇淮先生指导的《近代诗选》编选注解工作，同事者有孙静、杨天石、孙钦善、陈铁民、刘彦成、李坦然等同学。

因是前人尚未做过的，疑难较多，只得求助于各方，其中就常找吴先生。季先生就说：“吴小如有办法，找他找他，他能解决。”特别是龚自珍的诗，典故多而生僻，杨天石常送请他帮助，他总是下工夫查证才考订解答，做了许多工作。

那时，他讲课之余，还收了同学们的笔记本，将他讲的二十多万字的“宋元”部分检查审阅。大学老师一般是不会这样做的，他却看得非常仔细，以致在我的密密麻麻的字缝中，发现了问题：在讲元杂剧起源时，我记着“吴同宝以为今之梨园戏与南戏有渊源关系”；吴先生即加了夹批说：这并非我的意见，是梨园戏演员公认的。”在笔记本的末尾，总批：“详细，清楚，有概括力。”我当然很受鼓舞。但在当时，对于这样一位才华出众、勤奋严谨的学者，却有一些“革命派”看不顺眼，我就曾听到过对他的议论，无非是说他“个人主义”、“白专道路”、“思想落后”、“旧意识”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所以，我一直觉得吴先生是很受压的。时间长了，吴先生自己平日也很谨慎小心，总是谦和多礼的样子，想是为了避免麻烦。

当我认了论文题目后，照例应去拜见老师。吴先生住在北大中关园宿舍区。那是个名副其实的村落。一排排土灰色的平房，到处是土路泥地，整个大院可说是灰头土脸，偶然有几株细柳垂杨的绿色，给这个灰蒙蒙的村子增添了一点亮色。家家户户门前都圈了一小块地，种了些向日葵、蔬菜之类，进村就能听到“鸡犬相闻”。这还好像是讲师以上的教员和党委领导住的。吴先生的八十一号寓所是属于小户型的，并不宽敞，客厅很小。他平日对学生就像同辈一样，随和得没大小。谁知这样正经的讲学问，谈论文似乎也就这一遭。因暑假后，反右派运动又掀起第二波，反得比暑假前要更凶，面更广，涉及的人愈来愈多。不久校系通知本年度的论文取消不搞了，集中精力搞运动。这样我的《鲍照》也就烟消云散。再后来，“反右”刚告一段落，接着又掀起一股“双反运动”，实为大规模批判老知识分子；发动学生批老师的所谓“拔白旗，插红旗”。不久进入“大跃进”更是停课闹革命，正常教学活动完全停止了，正常的师生关系扭曲成了对立双方！这种荒诞的气氛一直延续到我毕业离校，这就是我一开始说我没有学到吴先生学问的缘由。但是，吴先生对待学问，即使窗外风雨雷电，也从不旁骛，不计毁誉，总是埋首学术，坚持不懈。这种穷根究底、执著地求真求知的治学精神一直感染和影响着我。我虽不能学其万一，后又因工作性质决定，未能实现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初衷（毕业前后我在《文学遗产》已发表了三四篇论文），但我仍记着吴先生对我的教诲。

学年论文以及毕业论文都取消了，但我有空闲时还到吴先生那里去走动看望。1958年暑假，我回家前向吴先生辞行，先生托我到上海取一些旧唱片带回北京，是他请朋友设法搜求购得的。我记得后来还带过一两次，每次约十张左右，老唱片都很大很重，有梅兰芳、杨小楼等等名家，都是二三十年代或更早些时候出品的，很有些年头了，装在一个大盒里。当时京沪线火车要走三十六小时，我们学生坐硬座，背到北京也不容易。我心里嘀咕：现在正在批判“厚古薄今”，要“破旧立新”，吴先生怎么还这样迷京剧？这个时候还搜罗这些旧玩意儿！怪不得人家说他“旧”呢！“文革”后，不断看到他写的有关京剧的文章和著作，慢慢地知道他从小就痴爱京剧，十岁时就购置了一台留声机，开始收藏唱片，数十年来未曾间断，迄今约收藏了上千张罕见的精品，视为至宝，是国内极少数私人京剧唱片收藏家之一了。他一生至少看了一千五百场京剧，玩票学了四五十出戏。演出过三次，更重要的是他成了研究京剧历史发展、理论、表演的专家，其学问之深厚，掌握史料掌故之丰富，欣赏表演之慧眼独具，如今可说是独步菊坛了。他的《吴小如戏曲文录》，长达七十万字篇幅，就是其中重要的结晶。

“文革”初期，我曾独自到北大看大字报，校园里气氛相当紧张恐怖，在喧嚣杂乱的人群外看见吴先生推着自行车，神色仓皇的样子。我们心不在焉地说了两句话就匆匆离散了。他平日谨慎，我想可能还安全；但那时祸事随时可能降临到每个人头上，谁也不晓得自己的命运会是怎样。果然，后来听说他被造反派误认“教授”列为反动权威，打入“黑帮队”，被抄家，关牛棚时间也特长，吃了不少苦头。

后来就是上个世纪后期，吴先生和大家一样得到了发挥自己才学的机会，他教书，教古代文学史、古代诗词、古代散文、古代小说、古代戏曲等等，他写书写文章，继续他的训诂学，精确讲述解析诗词曲文古籍。他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纲要》重印多次，获“北大优秀教材”之誉，他著的《读书丛札》、《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他的著作甚丰，有近二十种。现在很风行向大众讲解古籍，但有的是天马行空。像他那样严谨做学问的，以后大概不会很多了，有人称他是“国学大师”，我总觉得这些称呼如今已太廉价太滥了，并不能说明什么。如果说吴先生是最后一位训诂学家，乾嘉学派最后一位朴学守望者，大概还是合适的。

使我惊异的是，吴先生的精神状态今昔变化很大。他开始把视野从书斋、校园扩大到社会，譬如：对学界某些不良现象颇多批评，即使冒犯某些红得发紫的名人，也在所不顾。尤其是对一些文化圈中人普遍存在的基本语文知识错误混乱甚为忧心，由此感到国民文化素质严重下降，常常一而再地大声疾呼；并且锲而不会地做着像小学教师做的纠错指谬的工作。吴先生已不只是埋首书斋，而是一位忧国忧民敢于直言，用自己的学术关注着民族文化健康提升的为人师表的大学者，因而获得了语文教育界的赞赏和尊敬。

90年代初，有一次本年级老同学聚会，一些校领导、老师也参加了，还讲了话。那时社会上有些“革命派”对北大唧唧喳喳、横加指责，正是空气低沉的时候。别人发言都很平和，惟独吴先生很激动地说：“我认为我们北大人就是好样儿的！”一言既出，举座皆惊。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平日谦和谨慎的吴先生说的！

如果说吴先生老而弥坚，是一点也不虚夸的。我想起鲍照诗中颇多不平之气，他的著名的组诗《拟行路难》中，有诗云：“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但是现在呢？该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真的要向他这种勇敢面对的精神致以敬意。我这个老学生也一样仍还要恭恭敬敬向先生学习。

（原载2007年7月2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