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书虫”当夫人

卢晓蓉

“书虫”这一雅号是我母亲送给我先生的。因其名副其实，而令全家人叫绝。先生受此殊荣，只是莞尔一笑，并无推卸之意。

说是“书虫”，自然与书有缘。先生从事高校教学与研究逾卅五载，家中藏书少说也有两三万册。他毫无例外地统统视之为珍宝，宁可自己“居无室”，也决不轻易扔掉书。当我们还住在校外旧居时，已是书满为“患”。一间不大的客厅兼书房，几乎都让位于书；除了书架上座无虚席之外，窗台上、墙角里、餐桌上、椅子上都无“空”不入地堆着书。一日三餐，我们不得不屈尊就着茶几“打游击”。本来就不大的写字台上也东一堆、西一堆地放满了书。偶尔露出十六开纸那么大一方台面，可以放先生的稿纸，可转瞬又被书淹没。天长日久下来，先生竟也学会了趴在书堆上写书的本领。我想看电视，却连个坐处都没有——唯一的沙发上也放满了一捆捆刚刚收到的、还来不及启封的书报杂志。于是我家有电而无视久矣。

好不容易盼到迁移新居，我连新带旧安放了七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柜，外加居室自带的几个壁柜，才算把流落四方的“旧部”都给收编了进去，确切地说，是给硬塞了进去。搬家那一天，过路人还以为是搬图书馆，故而时不时有人上前打听。为庆祝乔迁之喜，我特地给先生买了一张大得不能再大的写字台。望着那宽大而光亮的桌面，想着日后他总算有个宽松、舒适的读书写字之地，我将搬家的劳累一古脑儿抛到了九霄云外。

然而，好景不长。书桌上不知不觉之间又开始长出高高矮矮的“书笋”来。光洁的台面不久又被书稿覆盖。喝水的茶杯被挤得没地方放，只好放在几步之外的茶几上。见此“惨”状，我实在目不忍睹。一日趁他外出不在家，我花了整整两个小时替他整理了写字台，自以为办成了一件好事。殊不知，非但没有得到他的表扬，反而遭来一连串的唉声叹气——我打乱了他读书写文章的秩序，他得花上三天时间才能找回自己。那晚，他正伏案夜读，突然起身推门出去找水喝。可茶杯明明就放在他的右手边，不过咫尺之遥，他却以为还在茶几上。回头望见茶几上没有，自然就去别的房间找。待他转身回来瞧见书桌上的茶杯便自嘲道：“看来还是意识先于存在。”见此问题已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我便从此不敢再替他整理写字台。

先生的藏书不仅耗尽了他大半生的积蓄，也耗去了他大半生的时间。从日出到日落，从周一到周七，从春夏到秋冬，只要他在家，除了吃饭、睡觉，便可以不挪窝儿地“陷”在我给他买的一把高靠背黑皮“大班”椅内，读他那些读不完的书。那境界正是不闻其声，也未见其人。母亲关于“书虫”的灵感大抵由此而来。即使是出门在外，甚至于乘飞机、轮船、火车、汽车，他手上绝对不会没有书。有一次，他与几位同道乘火车去外地开会，我买了些干粮、饮料，外加一副扑克牌给他带上，供他们一路消遣之用。出差回来他连声向我道谢。原来他一上车，便把扑克给送了出去。同伴们有事做了，他便可以不受干扰地读书了。难怪当时同行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火车上大家曾议论，如果要评选读书冠军，非我先生莫属。可是他自己却不止一次地说，他最苦恼的事就是没有时间读书。

我曾经问过我先生，是否知道如今商海大潮汹涌澎湃，读书人地位日渐低下。他抬头望了望我，一如既往慢条斯理地说：“知道，怎么不知道。我从来不赶潮流。”说完，仍埋头读书，俨然一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状。

严家炎、卢晓蓉2005年6月摄于广东从化

由于先生有了书便有了一切，我们几乎很少有看电影、逛商店，甚至散散步的时候。我偶有这样的建议，他总是抱歉地说：“实在对不起，我的事太多了，还有许多书没有读呢！”我深知他的话里还有话：“我们这一代起码被耽误了十五到二十年，只有拼命赶才行。”比起那些可以挽着丈夫的胳膊出入于酒店、饭馆、电影院、卡拉OK厅的商界朋友来，我仿佛有些失落。但有一点，我心里是笃定的：这位仁兄绝不会有外遇，因为他有书。书不但意味着他的事业，而且书中重然诺守诚信以及对祖国、人民、亲人忠贞不渝的道德规范早已深入他的灵魂，化作他的人格。为了节省一切时间来读书，他甚至反对我装修新居。其理由是：装修好了，就得花时间去打扫和维护，“这时间花得太不值”，末了还引经据典道：“这就叫做‘不为物役’。”我无可奈何地回敬：“但为书痴。”

先生常读的书多是与文学、历史、哲学、文化相关的名作新著。有过去的书、现在的书，也有将来的书——博士论文；有与他所讲的课或所研究的课题有关的书，也有四面八方的老朋新辈寄来请他写序言、写评语、写推荐信的书。无论读谁写的书，他都一视同仁，一丝不苟。我听说过一则传闻：什么文章到我先生那里，如果是打了句号，就基本没问题了。此话难免有些夸张，但他治学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先生平时在家吃面条可以不放油盐酱醋——这在我们这个以四川人为主体的家庭中堪称一绝——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书抢了他的口味。他读书还有个习惯，就是爱发些感想和作些评论；只见桌上那些大大小小“废物利用”的纸头上，写满了密密麻麻、勾勾画画的蝇头小字。每当他“吃”完一堆又一堆的书后，这样的纸头便多了起来。先生就俯首在案，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把那些只有他才看得懂的符号整理成笔记。而原本已被先生“啃”光的桌面，渐渐地又长出了一根根新的“书笋”。

先生读书破万卷，但印成铅字的论著并不很多，与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相比，他算不上高产作家。我常常嗔怪他动作太慢，可每当我看到那些誊写得工整隽秀，没有一个污点的手稿；读到那些像极了他的人品的质朴自然、不容置疑的文字时，我不能不心悦诚服。先生既不风流倜傥，也不英俊潇洒，当初吸引了我，使我心甘情愿以身相许的正是他写的那些举世无双的情书。现在我常常是他的文章的第一读者。他总是谦虚地说想听听我的意见。于是，关于他的或者别人的作品的讨论便成了我们之间最主要的交流。我话多，他言寡。有时我也会不经意地把自己在工作中的酸甜苦辣说给他听，他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很少插嘴，只是在重要问题上才发表些意见。起初我奇怪他何以那样吝于言辞，后来才悟出其中的道理：他准是把我念叨的一切也当成书给“吃”了下去。而我则在向他的倾诉之中审视了自己，赢得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