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马克在那一刻爱上了这片土地，就像当时他爱上我那样，迅速而又笃定。从那时开始，这就是他脑海中不容置疑的家园。”
我第一次见到马克是在一辆破旧的拖车里，这是他的农场办公室，也是他的家。我从曼哈顿开六个小时的车来到这里采访他，想要写一篇年轻农民的故事，他们种植当地的有机食物，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青睐。我敲响他的门，后来才知道，那时他正在午睡。因为无人应答，我就自己走进了厨房叫他的名字，不一会儿卧室的门就“砰”的一声开了，马克大步流星地走到走廊里，边走边系扣子。他个子非常高，迈着长腿向我走来，行动果断，风度翩翩。他穿着一双破旧的皮靴，蓝色的牛仔裤腿部已经泛白，还有一件饱经风霜的礼服衬衫。他有一双生动的湖绿的眼睛，挺拔而完美的鼻子，胡子估计已经两天没有刮了，还有一头卷曲的金色长发。他的手很大，结满了老茧，胳膊上肌肉突起，青筋毕露。他向我微笑，露出迷人的牙齿。我闻到了温暖的皮肤、柴油和土地的味道。
他向我介绍了下自己，跟我握了握手，然后突然就走了，说要去处理农场的什么紧急问题。纱门在他身后“砰”的一下关上了，他边走边回过头来向我承诺，晚上回来的时候他会接受采访，这会儿我可以跟他的助理吉娜一起给花椰菜松土。后来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对他的印象：第一，这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我认识的所有男人都很理智，生活在大脑里，而他生活在身体里。第二，我长途跋涉到这里来，只是帮这个家伙给花椰菜松土，真难以置信。
第一个晚上，我并没有采访马克，而是帮他杀猪。我吃素食十三年了，而且那天我穿了一件阿尼亚斯贝的崭新的白衬衫，但是他正好缺人手，而且身在他的农场却不帮忙，让我觉得好像跳进湖里不游泳一样不自然。我从来没有见过屠宰动物，根本不敢看。这是一只叫布奇的母猪，身上有黑白相间的斑点，就像儿童故事中的小猪主人公那样。直到这头猪一动不动了，我才重新镇定下来。
那天晚上我住在镇上的连锁酒店里，在浴室里用肥皂把猪油洗去，浴室出人意料地洁白干净。我感觉这像是到遥远的异国他乡的一场旅行。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起床了，回到了农场。马克的员工正聚在一起吃早饭，麦片薄煎饼和自制的香肠，浇上枫糖浆。我吃了双人份的香肠，标志着我素食生活的结束。
刚吃完早饭，马克就又没影了，他把那头猪放进借来的“探险者”后座上，去他的阿米什
朋友的肉店了。他说会在下午回来，那时候我们可以好好地进行采访了。同时，我可以跟他的另一个助手迈克尔一起用耙子耙番茄地里的石头。
迈克尔看起来对我的工作能力很是质疑。我把白衬衫换下来，穿上一件老式的Cheap Trick乐队的T恤，紧身牛仔裤，还有一双旧货店买来的粗跟鞋。这一身衣服很独特，在曼哈顿东村区绝对出众，但在宾夕法尼亚的田地上就很奇怪了，而且有点小性感。尽管加上鞋跟我也就5.2英尺，尽管我那时做的最剧烈的运动就是定期打弹球游戏，但我认为自己绝对健康，用我的话说是“小身量，大力气”。前几天的耽搁已经让我有些恼火了，但是我被一种不可理喻的争强好胜的心态驱使着。这个特点遗传自我的父亲，他在七十三岁的高龄滑水，想要从岸边直接下水，结果却拉伤了韧带。
迈克尔递给我一个硬齿耙子，我们开始在相邻的垄沟里耙地。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就在附近，迈克尔是电影专业的学生，是那年春天毕业的。之前他周末自愿来马克的农场工作，用他的话说，是想看看艰苦的工作能不能把他锻造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毕业的时候，马克雇用他在农场做全职工作。迈克尔的父亲是会计，女朋友马上开始读法学院，他们对务农不怎么看好，希望迈克尔能够尽快“改邪归正”。
我累得气喘吁吁，为了掩饰，我问了好多问题，而且利用一切机会靠在耙子上，装作认真聆听的样子。七月的阳光刺痛了我的脸，我就像被打了耳光一样。番茄浓烈的树脂气味将我们包围。番茄秧像我一样高，果实累累，用橡木桩和麻绳支撑着。对于一个最多只在窗槛花箱种香草的人来说，这些番茄秧看起来有点吓人。垄沟里的土壤很干燥，并且已经结块了，里面还布满了石子。迈克尔告诉我忽略那些比鸡蛋小的石头，把大一点的石头耙成一堆，把这堆石头铲到手推车上，然后倒在栅篱里。每一铲都装满了石头，我没想到这么重，第一下我就把手推车弄翻了。耙、铲、倒，冗长的两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会彻底废掉，连离合器都踩不动，没法自己开车回家了。绝望中，我主动提出去为大家做午饭，并尽量让这个提议听起来非常自然，让他们看不出来我其实是为了逃避干活儿。我不敢相信这么短的时间就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我左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间磨出了水泡，我的腰也不能完全挺起来。还有我的胯，禁锢在紧身牛仔裤中，已经被擦破了，我觉得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了。
我以前不怎么会做饭。我爱美食，但我与食物更像是一次性的约会，而不是稳定的恋爱关系。它有时在餐厅摆放在我面前，有时装在白色小纸盒里，由一个骑自行车的家伙送来给我。我不确定我公寓里的烤箱是不是能用，因为我在那儿住了七年之久，却从来没用过。冰箱是能用的，但在我的小公寓里，它作为储存空间比作为厨房用具更有价值。冰箱里放着狗粮、一壶比利家牌的过滤水；另外，由于书架空间宝贵，曼哈顿电话本也放在了冰箱里。在我的记忆中，冰箱永远是厚重而冰冷的。冷冻箱里有一个制冰盘，里面的冰块已经缩水了，还有一瓶波兰伏特加。
马克的厨房占据了半个拖车，不禁让我想起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里面装满了五颜六色未经包装的东西，牛奶、肉、泥和蔬菜的味道相互交融，散发出泥土的芳香，强烈但并不难闻。我把门打开，小心翼翼地窥视着这些高大的架子。橱柜里有装在加仑罐子里的黑豆和苹果干、燕麦和黑麦，还有小粒的干燥玉米穗。烤箱上面的碗橱里，满是一捆捆香草和一瓶瓶没有贴标签的琥珀色带泡泡的液体。我打开冰箱，看到一个没有盖儿的罐子，里面满溢着绵软带血的东西，我认出这是布奇的内脏。冰箱里还有一个铁丝筐，装着表面有磨损的红皮蛋。保鲜储藏格里是一罐罐黄油和农家奶酪，一堆看起来像高尔夫球的东西，有可能是芜菁，还有一些尚未清洗的胡萝卜。
我迅速关上了冰箱门，抓起一只篮子和一把刀，回到了农田里。迈克尔已经耙完了石头，现在正忙着用一包包有些腐烂的稻草来覆盖成垄的番茄。我看到了所有现成可供挑选的食物：新鲜的马铃薯、花椰菜、莴苣、香草、豌豆、甜菜，还有黑莓。一头母牛带着小牛崽悠闲地吃草，一群母鸡在堆肥上啄食，一头猪在一堆扔掉的菜叶中翻拱。目之所及，皆为丰裕。我感觉一些想法在头脑中盘旋，巨大而缓慢，如同地壳板块的运动。这块地不过六英亩见方，只是一个大操场的面积，却能产出可供两百户食用的蔬菜。一切似乎都比我想象中简单得多。泥土加上水，加上阳光，加上汗水，就等于食物。这里不需要工厂，不需要很多机械，不需要毒物或者化学肥料。如此的丰裕始终存在，我却一直毫不知晓，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这里我觉得非常安全。世界上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飞机会撞上大楼，工作可能会丢，人们可能会被赶出公寓，油可能会用完。但是在这里，至少我们还有食物可以果腹。我在篮子中装满了番茄、羽衣甘蓝、洋葱和罗勒，心里盘算着这么一大堆蔬菜，在纽约的农夫市场中得花多大一笔钱。然后我回到了厨房，希望能做出一顿美食，这样对辛勤劳动的他们才公平一些。
我在厨房里找到了两个工具，对我来说，它们熟悉得就像老朋友一样。一个是十英寸的软钢主厨刀，刀锋十分锐利；还有一个大号的铸铁煎锅，抱着它，我的双臂几乎难以合拢。我开始干活儿了，把羽衣甘蓝的叶脉切掉，把番茄和洋葱剁碎，心里其实并不清楚这顿饭会做成什么样子。我只知道，如果大家都像我这么饿，我最好还是以保量为目标吧，保质就退而求其次了。我把煎锅放在两个炉灶上加热，用黄油嫩煎洋葱，加上切碎的胡萝卜、西红柿，加水蒸煮羽衣甘蓝。我用一个像井盖一样的东西盖在煎锅上，羽衣甘蓝变软之后，在上面挖了几个浅浅的窝，将一打鸡蛋打进窝里煮。然后我把大蒜和罗勒一起切碎，捣成泥和入一小块黄油，涂在我从碗橱里找到的面包片上。我把加蒜的面包放在烤箱里烤，在工人从田间回来的时候，我正好把装着香味四溢的吐司的托盘从烤箱中抽出来，把面包片放在各自的盘子里，上面铺上羽衣甘蓝和荷包蛋，最后放上一勺农夫奶酪和研磨的黑胡椒。
待到菜都上齐、我们都落座的时候，我正襟危坐，有些担心地咬了第一口，然后就放松下来。羽衣甘蓝鲜嫩多汁，大蒜和罗勒口感辛辣，两者搭配，我觉得味道出乎意料地好，而且能做出这样的菜，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环顾坐在桌边的人，期望能够得到恭维和赞美，但看到的只有刀叉的挥舞和嘴巴的开合。“麻烦把盐递给我。”迈克尔终于开口了。我现在明白，并不是我做的午饭不好吃，实际上我敢说他们都觉得非常好。但是“非常好”对于每日吃得像国王一样的农民来说并不算稀奇。一个法国人曾经告诉过我，食物是最大的财富。只要种植得当，无论你拥有什么，都会觉得无比地富裕。
在我想尽办法成功拦截马克之前，又是一个夜晚了。迈克尔、凯娜，还有一些义工，之前一直在田间忙碌，现在已经离开了，但是马克仍然在劳作。我开始怀疑这家伙究竟有没有停下来的时候。现在他甩开两条长腿，奔波于各种农活之间，似乎有无穷无尽的精力。他查看胡萝卜的灌溉，为第二天的工作做笔记；弯下腰从草莓边上拔出一棵看似无害的杂草，测试防鹿网的电流；然后用在苹果味溶液中浸泡的棉球做诱饵，这样小鹿的鼻子会受到强烈的一击。我跟在他身后快步走，手里拿着笔和笔记本，还有他心不在焉地递给我的螺丝刀和断掉的水管，就像玩杂耍一样。他一直在说话，滔滔不绝，妙语连珠，让我惊诧万分。我一直以为农民都是脚踏实地那种类型的人，不能说是木讷，但可能有点无趣。
他不喜欢“劳动”这个词，这是带有贬义的。他喜欢称之为“耕作”，就好像“我今天耕作了十四个小时”。他没有电视或者收音机，我觉得他有可能是这个国度最后一个知道“9·11”事件的人。他至今仍然不听新闻。新闻令人压抑，反正，对大部分的事件，你都无能为力。你只能想当地的事情，做当地的事情，而他对“当地”的定义不超过他耕作的十五英亩地的范围。正确的做法，是去了解你如何影响了周围的世界。一开始他只是对塑料有敌对情绪，但是他渐渐开始对任何不能自己开采熔炼的金属都有所怀疑。事实上，他要给自己盖房子的时候，压根儿不想用一根钉子、一块金属，这样当他死去之后，房子也可以归于尘土，化作春泥。他没有汽车，不论去哪儿都是骑自行车或者搭便车。他最近开始反对“应该”这个词，反对应该做的事让他感觉比较快乐。他觉得市场经济和那些不知名的交换什么的无聊至极。他更愿意想象一个农场，没有金钱交换，只有善意和帮助。他的理论是你得从赠予开始——最好是大一点的东西，价值一千美元左右。他说，一开始人们收到这么贵重的礼物会感到不安，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弥补你，也回赠你一些大一点的东西。然后你把其他东西送给他们，他们又把其他东西送给你，很快就没有人斤斤计较了，只有东西的流通，从富余的地方流向需要的地方。这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人心满意足，并且每个人都感到称心如意。我想，这家伙真是疯了。但是，如果他是对的呢？
最终我扔掉水管和螺丝刀，请求他停下来跟我坐在一起，让我能够集中精力。我明天早晨就得走了，而到目前为止，我拥有的全部，不过是一些潦草而令人迷惑的笔记，还有疼痛难忍的胯部。他停下来看着我，然后笑了。
夜幕降临前的最后一个小时，我们穿过地势较高的农田，路过一个池塘，进入一片茂密的树林，那里花栗鼠跳来跳去，在做谢幕的演出。我们一起坐在一棵倒下的橡木树干上，寂静突如其来，就像远航后走下船时那样。每当马克说起我们的爱情故事，他总是把这一刻算作故事的开头。他说，当他坐在木头上回答我的问题时，有一个讨厌的细小的声音坚持不懈地在头脑中盘旋，就像蚊子一般。这个声音说：“你将会把这个女人娶回家。”
他尽力去忽略这个声音，他没想找女朋友。他最近才结束一段很长时间的感情。另外，已经是盛夏了，他还有一个农场要经营，他必须集中精力。他最不需要听到的就是，他遇到了未来的妻子。但是这个声音仍然坚持着：“你将会把这个女人娶回家。如果你够勇敢，你应该现在就向她求婚。”
当马克考虑要不要求婚的时候，我正在想能不能写成一篇故事。马克会是一个有意思的主人公，他满腹经纶，能言善辩，而且看起来演技有夸张的成分，是个天生的表演者，享受听众关注的目光。他发起了很多对话，也有自己的思考。我喜欢看着他阳刚十足的面庞和修长的四肢。我突然想到，关于他，我不应该只是写一篇杂志文章，而是应该写一本书。当然我会在农场度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我可以把我的公寓转租出去，在这儿租个便宜的地方住下来。也许我可以在胡萝卜地里搭个帐篷。
农场被夜幕笼罩，他陪我走向我的汽车，再次说起他想要创造的家的样子。他说，如果他能够自己用木桶打水，穿自己鞣的鹿皮革衣服，将会非常开心。“那你的妻子会是什么样子呢？”我问道。我很难想象，什么样的女人能够与马克的未来相契合。对于我来说，木桶好像很沉的样子，而鹿皮革令人生厌。马克后来告诉我，他觉得这个问题就如调情一般。我们都不记得他是如何回答的了。
我驱车离去之前，马克往我的后座上装满了蔬菜、鸡蛋、牛奶、猪肉和黄油，就好像是要给我准备粮草，送我去一个寸草不生的荒原上远征一般。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他，想起了在田间给花椰菜锄草、耙石头的时光。那段经历犹如下地狱一般，但我想要更多这样的生活。我这是怎么了？我把它归因于创作能量。过去我曾经几次错将迷恋当作真爱，而这次恰恰相反，这是我第一次错将真爱当作迷恋。
我回到城里，已经过了午夜。我在公寓楼前停车，然后卸下马克送给我的一箱箱的食物。这是一个美妙的夏夜，附近的酒吧、餐厅和街道熙熙攘攘，都是盛装夜出的人们。马克装满食物的亲切温暖的木箱子摆在人行道上，就像来自另外一个时空。一个男人路过，是我在狗狗公园认识的。就像很多时候一样，我们知道对方的狗叫什么，却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哇！”“小熊”的主人惊叹道。“去逛街了？”他问。“没有，”我回答说，“去乡下了。”我把一打鸡蛋塞给他，心里想着马克和他的慷慨理论。“小熊”在我装满蔬菜的箱子前不停地嗅，主人露出了疑惑的神情。“这都是有机食物。”我说道，顺便跟他解释一下。他小心翼翼地抱着鸡蛋走开了。我转了转眼珠，回到车上在大楼附近绕圈，找个停车的地方。
我住在东三街，就在“地狱天使”总部的对面。我住的地方是一个小小的单身公寓，光线很好，周日的早晨我喜欢坐在公寓外面的逃生梯上喝咖啡，俯视下面被墙围起来的墓园。墓园中有十九世纪的墓碑，还有枝繁叶茂的槐树。我到这个城市不久就住在了这里。当时东村还没有完全成为中产阶级聚居区，周围仍然有很多瘾君子，房租还是一个月五百美元。“地狱天使”总是有一两个保镖，抱着双臂站在那里，守卫着一长排闪闪发亮的摩托车。有一次我深夜回家路过他们的大门，一个肌肉结实、留着小胡子的“地狱天使”上下打量我，冲我咆哮：“平安到家！”我觉得很安心，甚至觉得这样很性感。直到我看见一个瘦小的邮递员撞到了他的摩托车，正是这个人用球棒把邮递员打倒在地，冲着他的头高举球棒，然后狠狠地打下去。我跑过街角才敢给911打电话，因为我害怕他会看到我。
在我住的公寓大楼中有受益于租金管制的租客，由于租价稳定，他们愿意永远居住下去，还有年轻的艺术家和嬉皮士，他们是东村变成中产阶级聚居区的先驱。这两种人各占一半。一个叫珍妮特的中年女人住在二楼，她戴着精美的假发，穿着华丽的服装，这都是她做夜店歌手的光辉岁月留下的东西。她邻窗而居，监视着来往的人，而她养的一群白色玩具贵宾犬就在她背后吠叫。大楼人来人往，没有谁能不被她评头论足。我发现她的警觉让我很安心，但是遇上电梯故障，需要从她家门口经过的时候，贵宾犬的气味，伴随着她让狗闭嘴的尖叫飘荡在走廊中，你会想起“肮脏”这个词。
我约会的方式用随意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在与电影制片人、艺术品收藏家、政治评论家、前男友喝茶、共进晚餐、看电影的约会中周旋。我认为他们也都有自己的约会去周旋。我们都很忙，都把自己的感情埋藏在心里。如果有发展为爱情的机会，也没有人愿意谈论这种可能性，至少我是这样。我在那之前有过几次心碎的经历，明白了女人有情感上的需求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尤其是过了三十岁之后。我想，还是摆出一副很坚强、难以捉摸的样子比较安全。
同时我也在试图阻挡我心中逐渐出现的一种疼痛。最开始察觉到这种疼痛是在机场，我刚刚结束一次旅行。机场大厅的人群手里捧着花，小孩子打扮得娇俏可爱，高高兴兴地等待着他们爱的人回家。我讨厌从这群等待的人中穿过，因为其中并没有人在等我。我排队等待出租车的时候，浓重的孤独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打开公寓的门，发现我走后唯一的变化，就是从早到晚在墙上移动的光线，还有一两只慌忙逃窜的蟑螂。空气中都能够感受到孤独的气息。第二天我从姐姐那儿接回了我的狗，这种疼痛减轻了一点，我又回到了城市的滚滚人流中。但是减轻的只是一点，很快这种疼痛就蔓延开来，直到“家”这个词让我泪流满面。我想要一个家，和一个男人有一个家。有一间房子，有青草的气味，有晾在绳子上的床单，有一个在喷洒的水中跑过的孩子。这个简单的梦想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与我现在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在我生活的圈子中没有人拥有这些东西，也没有人想要，或者承认他们想要。我以为我能够了解这种疼痛，学会忍受这种疼痛，就像你学会忍受骨折之后久久不散的疼痛，那种能够预知天气变化的疼痛。
那个夏天其余的时间我都是在忙碌中度过的，写广告文案、教课、做几个兼职，也只是勉强能够糊口。我喝了太多的咖啡，身心疲惫，为钱的事情担心，就像纽约的每个人一样，我认为这种事情是正常的。唯一的例外就是我想起马克和他的农场的时候，那个地方让我感到平静。我想尽可能去了解他做的每一件事。我买了温德尔·贝利（Wendle Berry）的《良田的礼物》（The Gift of Good Land），每天在地铁上阅读，在空白处做笔记。“耙子长什么样子？”“南丘羊（southdown）是什么？”九月份的时候我已经决定把我的公寓转租出去，在马克的农场待上一年，把农场的生活写出来。后来他打电话给我，在答录机上留了言。
在我写到他、想到他的那些时间里，他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个角色，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他真实的声音让我很吃惊，这比我写作时头脑中回响的声音要高一些。我播放了两遍留言，才听懂了他的大意。他想要邀请我跟他一起去卡茨基尔（Catskill）山区，在一个老牌的风雅的度假村共度周末。这与我写作中坚忍不拔的苦行农夫的形象相去甚远，真是罪过。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稿子做一些修改。
然后我想到的是要不要接受他的邀请。他说他有一个双人免费度假的机会，所有费用全免，因为之前他在这个度假村教过一次冬季求生课。他们在举行一个厨师和农夫的研讨会，他认为这会对我的研究有所裨益。这听起来确实是一次做研究的良机，但是我并不是听不出他的弦外之音。我不是小孩子了，知道当一个男人邀请你在宾馆共度周末的时候，他很可能就会挑逗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好像在舞台上掏出枪来又不射击一样。但是马克和我之前遇到的每个男人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是个例外。如果不是例外也没关系，我可是从纽约来的，不管怎样，对付一个农夫还是没问题的。我不想因为一时放纵而打乱我的全盘计划，而且我最不想要的就是跟某个不愿意用钉子的疯子发展一段异地恋。为了保险起见，我带上了老土的内衣，也没有刮腿毛。
我出城的路上遇上了堵车，晚了四个小时才到，精神烦乱，发现马克靠在接待处附近的椅子上打盹，一顶硕大的草帽盖在他的脸上，就是他在农田里戴的那一顶帽子。帽子上插着火鸡的羽毛，真是非常壮观。这个形象跟我写作中的角色非常相符，我松了一口气，但很快就丢面子了。回想起来，我们第一次共进晚餐时，正是这顶大帽子让我放心大胆地点了第二杯马丁尼，导致我成了挑逗他的那个人，尽管我本意并非如此。这已经成为准确的历史事实了。
关于生活方式选择的深刻而美好的教育，就从这一晚开始了。我发现马克从来没抽过烟、喝过酒，也从来没试着嗑药，或者跟别人鬼混。他一直吃健康的食物，大多数是有机食品，他成年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艰巨的体力劳动。他是我见过的生活方式最健康的生物了。有些人的愿望是世界和平或者人人安居乐业，而我的愿望是每一个女人都会在人生的某一节点遇见这样一个爱人，从不抽烟酗酒，从不因为滥交或看情色作品而精神不振，他健美的肌肉来源于脚踏实地的劳作而不是健身房中的锻炼，他不为人性中动物的一面感到羞耻。
从那之后我不再假装要做研究，我意识到人生中的重大转折正在发生。我打消了写书的念头，决定在马克的农场度过长长的周末。我不穿高跟鞋，不带笔记本。两个崭新的世界在我的面前拉开帷幕。一个就是劳作。我捡鸡蛋、喂鸡，在农田上的劳作让我筋疲力尽。我之前是个环游世界的旅行作家，做过人们花费金钱和时间做过的所有事情，我无法想到除了把温热的鸡蛋从鸡窝里拿出来，还有哪个地方我更愿意去，还有哪件事情我更愿意做。
另外一个崭新的世界是食物。马克做得一手好菜。拜托，有他手中的原料，任何人都能做出一手好菜：仍然带着泥土的蔬菜，触手可及的香草，优质的鸡蛋、牛奶和肉，你在任何商店里都买不到。但是马克确实很会烧饭。他十一岁的时候，他的妈妈罢工了，因为无论她晚餐做些什么，都会听到家里的抱怨，这令她十分厌烦。马克和他的妹妹就开始为家里做饭。最开始他们经常搞砸，每个夜晚都填满了一块块番茄酱通心粉和一堆堆讨厌的残羹剩饭。但是那年马克非常瘦弱，极度活跃，每个月都以数以寸计的速度生长。他总是处于饥饿当中。饥饿是伟大的老师，于是马克开始自学成才。他阅读《掌握法式烹调的艺术》，越是成功就越是雄心勃勃。他开始沉醉于卷出完美的寿司，当他在中学喜欢上一个女孩时，他为她做出有七道菜的晚餐。最后他抛弃了烹调书，开始自由发挥，坚持几项简单的原则：让你的刀保持锋利，每道菜都要亲自品尝，不要不舍得放盐。他对于食物的热爱也是最终吸引他去农场的部分原因。他说，唯一能够保证吃得起他渴求的优质食物的办法，就是成为一个银行家或者自己耕种，而他又耐不住在椅子上正襟危坐，所以做银行家是没戏了。
于是我在这里，在一个移动的家中享受高级菜肴。他为我烹调，这是一种追求的手段。这样一来，如果其他男人仅仅带我出去吃饭，是打动不了我的。我在享用鹿肝的时候爱上了他。
那是秋末时分，第一次霜冻还没有到来，但已经寒气逼人，晴朗的夜空往往伴随着刺骨的寒冷。月亮升起来了，虽然只是月牙，但深蓝的夜空衬托得星星越发明亮，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刚从城里来到乡下的人来说，仍然感到十分新奇。马克把狗锁在拖车里，从高架子上取下了他的来复枪。我从来没有把来复枪拿在手中过，它的重量让我大吃一惊。我的手抚过这把枪平滑的黑色木头，不禁打了个寒战。
夜晚出去散步与夜晚出去持枪散步有着天壤之别。我们沿着草莓旁边的小路缓慢行进，脚步轻缓，屏息凝神。周围的空气充满了危险与期待。草莓被鹿群啃食过，那年鹿群的数量很多，尽管有严密的电网阻挡，还有两条狗把守，但它们还是踏足了他的农田。他持有公害许可证，可以在禁猎季节和夜间打猎。马克打猎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保护作物，也是为了鹿肉。
我拿着灯，马克持枪。我不知道我们在那儿待了多久，在紧张而恍惚的状态下移动，直到他默默地把枪递给了我。我从他的手里接过枪，把眼睛放在瞄准器上，它就像一个带着准星的望远镜一样。我把它对准那边的树篱，在微弱的月光下看到三只鹿，两只雄鹿和一只雌鹿，雄鹿头上的角就如树枝一般。我突然被一种复杂的情绪击中，那是你看到庞大、美丽、自由、野性的动物时感受到的敬畏之情，一种兴奋激动之情，还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我惊讶地发觉，这种渴望一定是某种嗜血的欲望。我的手立刻开始颤抖，颤抖得很厉害，我甚至能听见手镯跟枪碰撞的声音。我放下枪，把它递给马克，他举起枪，扣动了扳机。在黑暗中，我依稀看到两只动物的身影朝着树林飞奔而去。
鹿肝比看起来的样子要更重、更坚硬一些，我拿着它在冷水底下冲洗的时候，仍然能够感受到生命的余温。我看着马克把鹿肝切片，撒上一些面粉、盐和胡椒，把切片的鹿肝放在装有热奶油的煎锅里，里面有一些切碎了的红葱，已经呈半透明状态了。他跑到农田里，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把混合香草，他把它们切成细丝，然后扔到锅里。他把鹿肝从锅里取出来，放在盘子里，这时的鹿肝仍然隐隐透出粉红色。他往锅里倒了很多我带来的白酒，又加上一杯从一加仑牛奶上撇去的奶油。煮了一会儿，锅里冒出了气泡，里面的汤变得浓稠，这时马克把肝片放到锅里，翻炒了一次。然后他把这些肝片小心翼翼地摆放在两个温热的盘子中，用勺子把奶油酱淋在鹿肝上。他已经在桌上摆了两根蜡烛，还有一瓶采来插好的野花。桌上有一条自制的面包、绿叶菜做成的沙拉，还有一个木盆，里面盛放着水灵灵的苹果。
我的母亲是那种极度厌恶肝脏的人。我从她那儿得到的理念是，肝脏是一种无论如何也不能碰的东西，因此从那时起我其实从未尝过肝脏。这也许是一大幸事，因为这使我完美避开了超市售卖的肝脏，那些都不怎么新鲜，煮得黏糊糊的，玷污了肝脏的名声。另外，这增加了我咬第一口肝脏时的惊讶和喜悦。鹿肝的口感让我想起了野生的蘑菇，坚韧却不失柔软，风味独特又不会口味过重，野味与奶油和红酒熟悉而风雅的风味搭配，达到了一种平衡之美。还有一种东西，那是一种原始的力量、一种渴求，在体内升腾着，喊叫着：“吃了它！我需要它！”这是我第一次察觉到，食欲也是有智慧的。如果你清除加工食物的白噪声，用心聆听，你会发现健康和美味才是真正的盟友。我们毕竟是动物，本能地喜欢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也许我们体内残留的一部分仍然蹲在某个地方的火堆旁，咂嘴品尝着某种营养丰富的内脏。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声音第一次告诉我，我爱马克，这或许同样来自那个残留的部分。它说，别犯傻。这个男人会打猎，会耕作，高大魁梧，体魄强健。他可以让你衣食无忧，他的基因也许可以改善你矮小的血统。爱他吧。
这个声音在宾夕法尼亚更为清晰，而当马克第一次来曼哈顿看我的时候，就不是如此了。他是坐公交车来的，我到公交站去接他。他穿着一件褪色的红色高领衫，一件破旧的棕色工装夹克，戴着那顶无处不在的硕大草帽。想让一个纽约人感到震惊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那顶帽子就像鲨鱼鳍一般穿过闹市的人群，行人纷纷驻足侧目。我发现马克在我生活的城市，至少跟我在他的农场里一样，看起来异军突起，格格不入。这一点让我找到了心理平衡。
我一直盼着他来探望我，但他一来我就意识到，我不知道该带他在城里做些什么。他讨厌酒吧，也感受不到咖啡馆的乐趣，这把我白天和晚上经常活动的地点都排除了。我试图告诉他周日早晨喝咖啡看报纸的概念，但他一点也不明白，而且他总是来回大步走，更显得我的公寓狭小又压抑。我带他去的餐馆他并不感兴趣，因为菜价贵得离谱，而且比他拖车里的蔬菜差远了。他的腿太长，在剧院的椅子上坐不下。他对我周围寒酸的街区和居民、我朋友的工作和他们了不起的成就，都视而不见。我无法带这样一个穿高领衫、戴大草帽的人应邀参加聚会。现在就剩下书店了，这对他来说极其有吸引力，还有弹球游戏，激起了他好胜的本性。
他喜欢搭乘出租车，因为多数司机都来自农村，世界上某个时光缓慢流淌的角落。这时候马克就可以跟司机进行一番热烈的讨论，或是马具之间的细微差别，或是某个村子防鼠害的方法。一个希腊的司机把车停在一边，关掉计价器，详细描述他的村子里剥羊皮的方法：在其中一条腿上切下一块皮，然后把它吹起来，就像吹气球一样。几个星期后马克试验了这个方法，果然有用。我从这样的经历中得到的结论是，从发展中国家随便挑出一个司机来，他与马克之间的文化差异都比我和马克的要小得多。
但食物倒是时时都有的。他的农场随着季节而放慢脚步后，他每个周末都到纽约来看我。他来我公寓的时候总是带着熟悉的板条箱，里面装满了祖传品种的笋瓜、秋季的绿叶菜、一捆捆的干燥香草和块根食物。电话本从冰箱中被驱逐出来，回到了书架上。马克从我的烤箱中清理出一个老鼠窝来，发现烤箱竟然还能用。他不知从哪里翻出了盘子和杯子，我都忘记了它们的存在。他把我姐姐从印度带回来的一块布铺在书桌上，就成了一个很好的餐桌。
十一月的一天晚上，我教课回来，发现马克已经重新布置了家具。我的床摆在了公寓的中间位置，铺上了干净清爽的白色床单，书桌兼餐桌摆放在窗子旁边，俯视着公寓下面的墓园。桌子中间放着一锅热气腾腾的汤，这是芜菁浓汤，听起来像是世界上最不浪漫的晚餐，但是这道汤是如此完美，加上一种叫作“白丽”（Hakurei）的日本植物，吃起来有甘甜淡雅的味道，就像脆生生的白苹果一样，还配入了马克自制的美味鸡汤和从农场带来的新鲜奶油。我自己贡献了甜点：一瓶上好的波特酒，一条我能找到的最好的黑巧克力。从桌子转移到床上非常容易，我记得当时在想，如果能把我们恋情中在城市度过的那一半装进由烤箱、桌子和床组成的小小的亲密的三角形中，一切都会更容易一些。我这里还有当时我们在床上拍的照片，我伸出胳膊举着照相机，我们在相片的一角，背景是我的公寓露出的砖墙。我现在看到这张照片时仍然不由得屏住呼吸，马克的身体修长，犹如一尊雕像，长满茧子的大手放在我的胸前。
那一晚他告诉我他想离开在宾夕法尼亚的农场。地不是归他所有，也不能在那里盖房子，既然我们已经认识了，他就没有再留在那里的必要。他希望我离开这座城市，放弃租约，跟他一起寻找一片土地，一个能够让我们共同建造一个农场、一个家的地方。
我们夏天相识，秋天开始约会，还没有到冬天。我知道我爱他，但我还不了解他。他让我抛开所有培养起来的人际关系，所有我认识的有相同背景、教育经历和兴趣的人。离开我姐姐更是令我心碎，我的公寓到她的苏豪公寓步行仅需十分钟，这段短短的距离是我的城市生活最美好的部分。要是距离不够近，不能让我随时过去喝酒、喝咖啡，不能周日聚在一起谈论各自最新的关系进展情况，这怎么能行呢？这里还有我的专业领域，我教课的临时工作，虽然看似微不足道，却是我必须坚守的东西。如果我们两个未能修成正果，唯一能够让我回到曼哈顿的就是我能够租得起的这间公寓，而他却让我烧毁重返曼哈顿的唯一桥梁。
他也放弃了很多。他已经在宾夕法尼亚积累了声誉、客户群和关系链，也在农场的基础设施上投入了很多。但他是如此地坚定不移，看上去十分笃定。
他要给我的东西——家，对我来说弥足珍贵，在我的心中激起了深深的波澜。他一直在向我描述，五十英亩的良田，一间农舍，大大的厨房里有擦得发亮的木头餐桌，一个漂亮的果园，牛和马在牧场里吃草，小鸡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直到我能够清晰地看到，甚至能够触摸到它。我怅惘地告诉他，我曾经和以前的男朋友住在一起，这就像一种糟糕的妥协，只有婚姻的缺陷，而没有任何优点可言。“可是我不想当你的男朋友，”他说，就好像这是世界上再明显不过的事情，“我想做你的丈夫。”
我又想了想，他要么是疯了，要么就是对的，可能性各占一半。
马克回到农场之后，我跟朋友詹姆斯一起去第五大道的A酒吧玩弹球游戏。那是下午四点，酒吧里几乎没什么人，只有詹姆斯迷上的那个皮包骨头的刺青女酒保，还有几个在对面吧台凳上邋邋遢遢、东倒西歪的酒鬼。詹姆斯和我下午经常来这儿，没有人介意我带来了我的大牧羊犬妮可。她在房间里穿梭，伸着舌头跟每个人打招呼，拖着狗链从淤积着黏稠的陈年啤酒的地面上跑过。我们玩弹球游戏的背景是我最喜欢的《辛普森一家》的卡通片，我跟詹姆斯谈及周末的时候正好打到了很多球，所以我将要离开城市与一个农夫在一起的消息，被叮当作响的弹球和挡板的拍打声打断。詹姆斯和我是同道中人，我们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都把它的习俗、规则和品位抛之脑后。我们自己创造的生活究竟是我们眼中的探险，还是他们眼中的灾难，我觉得我们都在这两种看法之间徘徊，为之困扰，并且在对方的存在中找到安慰。当我告诉他我要走了的时候，他并不相信我。
当我告诉我的朋友布莱德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他正要和他女朋友结婚，沉浸在对爱情的信仰中，但是我的爱情更像是要去服刑。这也不能怪他，我自己也是说了四五遍以后，听起来才像是真的，而我的姐姐几乎就是疯了。“你把我抛弃了。”她说。听到我月末就要离开的消息，我觉得唯一欣喜若狂的人就是我的房东了。东村蓬勃发展，他要把这个地方整修一下，很快租金就会疯涨。
我和马克与我的家庭共度了感恩节。我把我的消息改编了一下，告诉他们我想放弃租约，离开城市，和马克一起寻找农场，但没有提及结婚的事情。我的姐姐在纽约见过马克，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我猜她的观点已经传到家里来了。我会把他介绍给我的父母和我的哥哥杰夫以及他的妻子丹妮，他们住在弗吉尼亚。杰夫是一位海军军官，是个飞行员，比我大不了两岁。他职业生涯的早期是站在航空母舰的甲板上指导飞机降落，对飞行员的着陆做出生死攸关的判断。换句话说，他是一个严肃、有逻辑、十分可靠的人，没有一些令人困扰的怪毛病。
我们满载着食物到达我家。作为一个最近人生观发生巨大改变的人，我满腔热情，急切地炫耀我男朋友种植的绚丽的蔬菜——还带着梗的抱子甘蓝、甘薯、甜菜，还有瓜肉呈熟杧果色的笋瓜。马克那个星期帮助他的阿米什朋友屠宰火鸡，他也给我们带来了一只，还有一罐他自制的黄油。我们带着这些箱子走进家门，箱子上沾着农田里的土，还有几片叶子挂在箱子底下。我差点忘了妈妈的世界有多么干净，估计无论把箱子放在哪儿都会造成污染。所以，父亲带着马克去车库的时候，妈妈悄声问我，吃这只火鸡安不安全。火鸡包在一个潮湿的白色购物袋中，没有头的脖子从里面伸出来，令人生厌。我也忘了妈妈更喜欢豪华包装的食物，能够尽量少地联想起食物的来源。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妈妈从来不买棕色鸡蛋，因为它们看起来太有“农场”味了。
看起来妈妈对马克的看法并不比火鸡好多少。他是直接从农田里过来的，来之前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收获我们带过来的食物。他本来可以理理发，刮刮胡子。他穿着一件磨破的T恤衫，还穿反了。（他认为衣服从洗衣机里拿出来是什么样子，就应该怎么穿，无论是正着还是反着。“这样时不时还是能穿对的，而且能让衣服磨损得更平均一些。”）“他笑起来还是很好看的。”我们独处的时候妈妈告诉我。马克在客房睡，我睡少女时代的床，周围是我的旧书，还有放在镜框里的大学文凭。它好像从墙上责备地盯着我，说道：“我教育你可不是让你干这个的。”
感恩节的早晨，妈妈把厨房交给了这个身材高大、野性十足的陌生人，他开始恣意地发挥他的厨艺。他从六点就开始做饭，屋子里的其他人还没有起床。他翻箱倒柜地找出烹调的用具，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七点的时候，大家从卧室里走出来找咖啡喝，这时他正忙得热火朝天，六道菜一起做，食物在他身边翻飞，就像木屑随着链锯漫天飞舞。他热情四射，已经摧毁了妈妈一尘不染的厨房，把奶油溅到墙上，马铃薯的碎屑被踩在脚下。我赶紧跑过去，在甜菜落在附近雪白的地毯上之前接住了它。中午的时候我打开酒，给妈妈倒了一大杯。
三点的时候火鸡出炉，光芒四射，皮肉酥脆，颜色鲜亮，堪做食谱的插页图片。马克提早做好饭，跟爸爸和杰夫一起在后院劈柴。我向窗外望去，注视着他强壮的身躯，斧头落下劈在木头上，就像自然的力量，不慌不忙，不知停歇。他从一整棵树上砍下柴来，然后回到厨房做肉汁，把面粉和锅里的汤汁拌在一起，然后加上高汤、酒和香草。丹妮来到炉灶前品尝，然后瞪大了眼睛。“这肉汁让我的小心脏都飞出来了。”她小声对我说。然后我们都坐下来，食物开始向全家人展示它的无穷魔力。
这是简单的一顿饭，没有多余的花样，这样的烹调让食物为自己代言。我妈妈宣称这是她吃过的最好吃的火鸡，说她从今以后都要买有机马铃薯。对于马克来说，食物是表达爱的方式——爱生活，爱周围的人——从种子一直到餐桌上。我想我的家人能够感受到他深刻的爱。在南瓜馅饼和觥筹交错之间，尽管马克一直在恣意谈论他想要的生活，没有金钱的世界，没有钉子的房子，但他们确定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我并没有完全精神错乱。“他是目前为止她带回家来的最好的客人。”我听见哥哥在喝咖啡时对姐姐低语。这并不算是一个完美的开始，但是他们已经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马克开车送我回城，帮我打包搬家。我深刻地感觉到头晕眼花，就像飞机即将远赴异国他乡，轮子离开机场跑道之前的感觉。我们对我的东西进行分类，一大堆是马克认为我以后的新生活中不需要的东西，一小堆是我要带走的东西。我不想把我心爱的床留下，这是我当初花了大笔银子买下的。马克安慰我说：“别担心，我会给你打一张新床，一定会比这张床漂亮得多，也特别得多，因为那是纯手工打造的。”于是我们把床拖到楼下珍妮特那里，帮她扔掉了原来那张带有狗味的床，然后把我的钥匙扔到了公寓里，关上门，向原来的一切说再见。
我们搬到了距哈德孙河上游一个半小时车程的纽帕兹（New Paltz）。马克就在那里长大，他的父母和妹妹仍然住在那儿。我们从他的父母那里租了半间房子，他的祖母就是在这间房子里生活的，直到去世。房子坐落在一条蜿蜒的山间小路的拐弯处，房子后面有一个老谷仓，里面装满了家庭物品：马克的祖父设计的曼哈顿摩天大厦的蓝图，成箱的文件，还有沉重的家具。一片树林高耸在谷仓后面，树林后面是沙瓦岗克山脊（Shawangunk Ridge），山上有个布满突起的鼻状岩石，被称为波提岩（Bonticou Crag）。我们搬进去几天以后，马克带着我攀登房子后面的峭壁。那是寒冬一月，岩石结冰，我的狗妮可平时习惯了走人行道，步履蹒跚地跟在后面。我们到达了山顶，马克紧张得几乎不会说话了，他正式向我求婚。我看到一只鹰在寒冷澄净的天空中盘旋，风猛烈地吹着，景色壮观，令人惊叹。我答应了他的求婚。当我给家人打电话告诉他们的时候，我的父母称之为“草率的决定”，并难以掩盖对此事的震惊。我的哥哥竟然问道：“跟谁结婚？”我的嫂子指出，订婚到结婚的时间长一些是件好事，能够让一对情侣对彼此进行真正的考验。我的姐姐凯利则直言不讳，说如果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那么就去做吧，反正离婚总是可以的。
我们把纽帕兹的房子当作一个中转站、一个大本营，能让我们从容地寻找一个地方，实现马克为我描述的构想——土地、农田、果园。在我起飞前的眩晕中，我曾经以为这次中转会非常短暂。但事实证明我们寻找的时机非常糟糕。纽帕兹当时正在接纳“9·11”事件后从纽约而来的移民大潮，房市日渐繁荣，地价突飞猛涨。我们看的农场一英亩地要价两万五千美元，而农场的土地却没什么可圈可点之处。看起来这次中转要停留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是马克自大学毕业以来第一次生活中没有农场，也没有持续的艰苦的体力劳动，他比没有羊群可赶的边境柯利牧羊犬更为紧张。他强迫性的那一面毫无束缚地蓬勃发展。他想要过没有电的生活。但是因为这是他父母的房子，他不能随意扯开电线，所以他决定我们干脆就不用它好了。他买了十几根蜡烛，如果我习惯性地打开了电灯开关，他就会大为光火。他用装满泥煤苔的水桶做了一个堆肥马桶、一个马桶座和一个板条箱，安装在客厅中央。在我的严正抗议下，他才勉为其难安上了帘子。他花大把的时间学习纺羊毛，最终能够纺出精细的毛线。我们的一个邻居有一台户外用木柴生火的炉灶，马克接手后，每个星期都烘焙出四十条紧实的面包，然后像扔砖头一样扔在每个邻居的门口。他骑自行车往返新泽西。
我们订婚一个月的时候，我邀请我的父母过来，跟马克的父母见见面。我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一个空军老兵，退休以后他的政治倾向越走越远，偏向右派。他不相信全球变暖，认为这不过是环保主义者的阴谋或者联合国的诡计，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在自由派媒体的支持下才能长期大行其道。我的母亲比我的父亲小十几岁，跟马克这些人是同一辈的，但是她嫁给我父亲后，从猫王和喇叭裙直接过渡到马丁尼和轻音乐，完全跳过了披头士。如果你抓到她没有铺床，没有擦家具，或者地板上有吸尘器刚刚吸完地的痕迹，她会视为自己的耻辱。你从来看不到她在公共场合不化妆或者不做头发的时候。
如果我的父母是马克父母所说的“中产阶级”，那么马克的父母则被我的父母称为“怪人”。他们为了卡茨基尔（Catskills）的一片页岩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离开了纽约，开始学会耕种自己的食物。他们一直生活在一个改装过的谷仓里，直到马克出生，也没有室内卫生间。马克的父亲接受的是工程师教育，但他成了一个木工、一个社区活动家，后来成为农夫。马克的母亲是自然主义者。打开她的冷冻箱，你会找到一只死掉的土拨鼠或者某只脑袋撞在窗户上的倒霉的鸟，都等待着一场消遣性质的解剖。在一场聚会中，我曾经看到她拿出吉他，开始一轮圣歌《康巴亚》的演奏，但一点儿都不觉得带有讽刺意味。
在庆祝我们订婚的晚宴上，马克的母亲读了她为我们写的一首诗——《炸弹落在伊拉克》，我的父母在桌子的对面报以钢铁般的沉默。蔓延在我们六个人中的坏情绪就像我们正在吃的面包一样沉重。马克已经深入到“无光”阶段，晚宴后我的父亲摸索着走到车里找出一个手电筒递给母亲，这样她才能找到去盥洗室的路，在盥洗室她暴躁地打开了灯。
一个个星期过去了，一个个月过去了，我们仍然睡在地板的床垫上，马克似乎一点儿也不急于为我做那张漂亮的床，每次我躺下时，都会涌起一阵心酸。
我试图用当初推动我离开城市的美好设想来鼓舞我低落的士气——农舍、果园、快乐动物云集的牧场——我后来决定，我不妨用这段时间学习一些新生活会用到的技能。我阅读养蜂的书，还弄到了蜂箱。马克帮我在后院做了一个鸡笼，我浏览了分类广告上家畜那一栏，发现了我要寻找的那条广告：八只斑纹岩母鸡（Barred Rock hen），免费赠送，希望找到好人家。
随着这群母鸡还来了一只公鸡，特别刻薄的那种。他有着老式的巨大鸡冠，天性非常狡猾。他本来是额外赠送的，却是主要的不安定因素。他喜欢从后面攻击我，有一次他把我困在了暖房的一角，用他的鸡冠狠狠地撞了我，我的皮肤都流血了。我开始变得紧张兮兮的，每次出去我都要随身带着扫帚。马克认为这太可笑了。“他只有五磅，”他说，“我相信你能搞定他。”
我在养鸡聊天室里搜索信息，知道了如何对付刻薄公鸡的刻薄，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把他变成红酒烩鸡。马克把公鸡头朝下提着，我拿着又大又锋利的刀对准他的脖子，但是一想到要把他的头砍下来，我就觉得身体虚弱。我最后还是给了他一刀，但并不够彻底，他死得不够干脆，后来我总是想起因为我的工作不到位，留下了扑腾尖叫的烂摊子。我下定决心，如果再来一次，我一定把技巧练好。我四处打听，得知镇上的两个女人要屠宰后院的鸡群。我问能不能加入她们，抱着一种研究的态度，她们同意了。
加纳和苏瑞已经五十多岁了，脚踏勃肯凉鞋，穿着扎染的衣服，很有个性，她们是公社时代的老朋友。她们不是农民，但一直自己饲养牲畜作为食物。她们不像马克那样把屠宰看成一件平常的事，而是相信这是一种神圣的行为，将整个过程升华为一次即兴的仪式。我到达的时候，她们点燃了一捆鼠尾草，烟雾在我身边飘荡。然后她们在“断头台”和鸡笼之间挂上床单，这样还活着的鸡就免于预见它们的死亡。
那天，我的杀鸡技术确实有进步，而且加纳和苏瑞对我非常好。她们把我杀的第一只鸡送给了我，让我带回家烤着吃。我把鸡做成了一道菜吃掉了，由于对整个事情的了解，我心中充满敬意。我认为，这种感激之情的表达方式可以是鼠尾草仪式，同样也可以是精心准备和享用独特的“鼠尾草填料”。
同时，我们在寻找农场方面并没有什么进展。马克说，我们需要的是一大片肥沃的土地，我们可以住在那里，能够以我们喜欢的方式耕种，可以在那儿建立一个永久的家园。他希望这是免费的。他说，这一天总会来的，因为他从孩提时代起，就有一种他称之为魔力圈的东西围绕着他，那是一种幸运光环，能够在适当的时间吸引适当的事物。一直有好事情来到他身边，农场也会来的。他认为只要我不用务实的想法和消极的情绪去冲淡他的魔力圈，不超过九个月，农场的事就会守得云开见月明。这真是一种令人恼怒的状况。
寻找农场拖的时间越长，我们对彼此就越恼火。恋爱伊始的激情已经冷却，我们渐渐发现我们之间有如此深刻的差异。在我波西米亚的外表下，他发现我是中产阶级教养的产物，言行、心性皆可预测。我相信修剪指甲和购买新鞋有振奋人心的功效。而一层一层地剥开马克变化多端的外表，我发现他的内心深处其实是一个顽固守旧的嬉皮。我得知他大二那年，包括整个冬天，都是赤脚的，那可是宾夕法尼亚东部的冬天。我还注意到他腋窝散发的强烈的刺鼻味道，让人不得不摇下车窗。我怀疑如果我们在生命中的其他时间相遇，一定会尽快从对方身边逃离。
两件事情拯救了我们。我接下了几份游记写作的活儿，这让我们有几个月的时间都待在不同的大洲。然后一个叫拉尔斯·库勒斯得（Lars Kulleseid）的慷慨热情的人走进了马克的魔法圈。他是马克妹妹的一个朋友的父亲，我们初次会面后，他就允许我们免费租种他的一大片良田，位于北面的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他欢迎我们在合适的时间到农场去看看，他也不会反对我们在那里建造永久的房屋，耕种土地。这时与我们开始寻找农场的时间，正好相距九个月。
我们第一次看到爱瑟农场（Essex），是在九月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里。我们从波基普西（Poughkeepsie）乘慢车北上，我们的自行车和露营装置都放在行李车厢。我们沿着哈德孙河一路颠簸，进入阿迪朗达克（Adirondack）公园，路过乔治湖（George Lake），到达韦斯特波特（Westport）荒凉的车站，就在尚普兰湖湖畔。阿迪朗达克山以西，树叶已经开始变黄，纽约和波士顿过来避暑的人们也已经离开湖畔的度假别墅返城了。我们沿着林荫小路骑车北上，沿湖而行，路过各个阶层的房子，有蓝领的农庄平房、简约的夏季小别墅，还有豪华的庄园。
拉尔斯是纽约的一名律师，八年前买下这五百英亩的农田作为投资，他说因为他喜欢土地，而且这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小男孩，他曾经在挪威祖母家的农场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夏天。自从他买下这片农田，就一直交给代理人来照料。他来农场的时间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频繁，所以我们过来之前他一直想过要出售农场，但是我们对以后计划的粗略想法让他很感兴趣，如果我们觉得这块地可以接受，就免费租给我们一年的农舍、谷仓、土地和设备。
按照拉尔斯的地图，我们骑自行车穿过爱瑟小镇，经过看起来好像历史书上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房屋、古色古香的码头、年代久远的石头建造的图书馆，还有主街上短短的一排商店，都因季节停止营业了。农场从小镇的西边开始延伸，刚好路过消防站。透过苍茫的暮色，我们第一眼看到的便是杂草丛生的土地，还有亟待修整的绵延的铁丝网。一些人在热火朝天地收割牧草，两辆拖拉机也在拼命运转，想要赶在天黑之前收割完毕。
我们看到两个曲折的山形石头墙中间是一条土路，东边那面墙上有一个褪色的绿色招牌，上面写着“爱瑟农场”。道路两旁种着枫树树苗，叶子已经变得火红，草地也修剪得很好，但几百米之内的农舍，却是白漆剥落，屋顶塌陷。前面的窗子已经破裂了，使得房子看起来就像瞎了一只眼。我们在房前停下来辨别方位，突然一只健壮的黑色斗牛犬从车库里冲出来，后面跟着一对白色牧羊犬。斗牛犬被链子勒住，弹了回去。
白色牧羊犬看起来没那么凶恶，谄媚地围着我们的腿转圈。从楼上开着的窗子中，传来看电视橄榄球赛的声音，但并没有人应门。我们继续沿着长长的道路前进，两边都是摇摇欲坠的建筑物。就在道路旁边，一辆塞满旧塑料面包箱的校车陷在了泥土里。
我们推着自行车走进了谷仓。地板上铺满了两英尺厚的陈年谷子，当我们打开仓门时，光线映出了灰尘，一群老鼠仓皇逃窜。我们把自行车放下向东步行，朝着湖的方向返回。我们在一处坡地上，可以看到农场上开阔的田地和一块块苗圃交错拼接，有云杉、针橡、椴树，还有枫树，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土地非常平坦，有些地方向沼泽倾斜。我们在一小片柏树林里搭起了帐篷。白色牧羊犬一直跟在我们身后，乞求着我们的注意。
帐篷搭好之后，天就要黑了。我们取回自行车，沿着原路返回爱瑟镇。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最近一次去亚洲回来后，仍然没有调整好时差。此时此刻，唯一比睡眠更能提起我兴趣的就是食物了。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并未自带口粮，我的血糖急剧下降，并不足以维持我正常的神志。我像一头饥饿的狼一样渴望食物，这种渴望如此强烈，我竟然生起气来。我坐在爱瑟镇会堂外的长椅上，马克出去看看能在哪儿找到吃的。他回来以后，坐在椅子上，谨慎地抱住我，然后告诉我一个坏消息：唯一能吃东西的地方就是旅馆，但是他们不肯接受我们，因为我们没有预订，尽管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空位。这里没有商店，下一个镇子距这里五英里，多数是上坡路。天已经完全黑了，我觉得没有东西吃的话我们都没法返回农场，更不用说去下一个镇子了。我火冒三丈，恨死了这种又小又蠢、处处古怪的地方了，你真的能在这种地方饿死。这里就是一堆垃圾，还遍地沼泽，夏天你很可能会被蚊子活生生吞掉。我在考虑如果我睡在长椅上会不会被逮捕，然后想要是被逮捕反而更好了，这样他们就会开车带我去监狱，然后给我吃的，很可能是一些完全可以接受的食物，比如花生、黄油、三明治什么的。镇上的唯一一个交通灯，冲着空荡荡的街道不停地闪烁。
一辆车停在长椅前面的停车位上，车灯的强光将我们定格在悲惨的画面中。一个银发男人从车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有盖子的砂锅。他冲着我们亲切地笑着，看到我们的自行车，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马克告诉他我们从波基普西来，在爱瑟农场露营。他问道：“那你们饿吗？”即使饿得如此绝望，我仍然感觉到“不用了，谢谢”就在我的嘴边，这是城市人的一种习惯，对任何主动的好意都抱有不信任感。但是马克已经代表我们接受了这番好意，那个男人带着我们穿过街区，到了一个石砌大教堂的地下室，打开门后，可以听到叮叮当当的银器声，一片欢声笑语从灰白头发的海洋中传来。
看起来我们闯入了某种老年人聚会，但我并不在意，因为看到墙边长长的桌子上摆满了食物。我可以看到一盘盘切片火腿、烤豆、土豆泥，还有颜色鲜亮镶嵌着各种水果的果冻沙拉，上面是一片片色彩柔和的清凉蛋奶。把我们带进来的那个男人请大家先停下来，于是五十张布满皱纹的脸转过来朝向我们。他将我们介绍为长途旅行的自行车手，希望能够吃个晚饭，然后屋子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下来我所知道的，就是有个人牵着我的胳膊，引导我穿过人群，走向摆满高卡路里食物的桌子，把一个盘子放在我的手上，给我倒了一杯冰茶。我一时间怀疑这是不是在梦中，或者是什么残酷的幻觉，但很快我就坐下来开始吃东西。这是祖母做出的那类食物，意图填饱掘沟工人或者农民的肚子。我吃了饼干和肉汁，带有小片杏仁的青豆，还有一只鸡腿。这里有一大壶热咖啡，还有满桌子的甜食。
当我对周围的视觉恢复正常、并能够开口说话时，我知道我们偶然遇到了爱瑟卫理公会的百年庆典。看来爱瑟镇上的年轻家庭并不多，而且都是圣公会的。地下室里的每个人都对彼此非常熟悉，而且多数都有某种亲缘关系。我那天晚上遇见的很多人，今后都会成为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在长椅上看到我们的是韦恩·贝利，几年以后，他的妻子唐娜为我们的小女婴织了一件带白色绲边的粉红色毛衣，还有一顶与之搭配的小小的帽子。我们旁边坐着的身材矮小、布满皱纹的老妇叫作佩尔·凯利。她那天晚上告诉我们她十分喜爱骑自行车，她经常骑自行车从她家到码头去坐船游湖，直到她九十岁了，腿再也不能跨过自行车上的横梁。三年后，我正在挤奶的时候，她的儿媳来到我们的谷仓，告诉我们她去世的消息。她的一生都在跟农田打交道，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她的蔬菜摊位仍然在那儿，油漆一片片脱落，横梁不敌地心引力摇摇欲坠。
那天晚上我们回到农场，拿着用纸巾包好的蛋糕，吃饱喝足，倍感温暖。我以为在这个国家，科技、流动、工作将人与人孤立起来，像这样的社区已经不复存在。在这样的地方，邻居互相关照，幸福是共同目标，而且我再次感受到，当我第一次看到马克丰裕的土地时，那种令我热泪盈眶的安全感。这是一种多愁善感而真诚的情绪，我身上某个残留的部分本能地抗拒它，但很快就被这种情绪淹没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寒风细雨中出发，带着一把我们在谷仓中找到的铲子。对于一个习惯于住在三百英尺见方的小公寓，视线仅限于一条大街的宽度，以街区为最大测量单位的人来说，五百英亩的土地是如此辽阔，实在难以想象。这不是一个农场，而是一片封地、一个国家。拉尔斯的地图上显示，这片地产是一个很大的正方形，四面都是道路，除了这些年卖掉的小块土地，每一边有一英里长。
走着走着，我陷入了一种黯淡的情绪。我试图把这种情绪归罪于糟糕的天气，我还没有喝咖啡应该也是个原因。但事实是，我本来对农场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在晨光熹微中，却发现农场令人失望。这一点也不符合我想象中的农场形象。在我的想象中，农场应该是适度的丘陵地，有一片片整齐的田地和保存完好的建筑物，不应该如此广阔、如此偏僻，当然更不应该有这么多的沼泽地。
我们先往北走，脚在泥泞的土地里留下了潮湿的印记。我们翻过一段摇摇晃晃的篱笆，发现自己置身于昨天傍晚收割的那片五十英亩的牧草地上。我能够感受到粗糙的根茬儿隔着靴子硌着我的脚掌。马克将铲子插到地里，泥块下面的土壤纯粹是黏土。我知道的不多，但也明白这不是什么好土。在雨季植物的根会被淹没，在旱季土壤则会龟裂，凝结硬化，成为像水泥一样的东西。这样难以耕种的土地在机器的重量下会变得紧实，把氧气挤出去。马克的情绪也像我一样，一落千丈。
我们回到两个主要的粮仓那儿，那是两幢笨重的红色建筑，里面堆着千疮百孔的干草垛。东边仓库的底楼天花板很低，马克不得不低下头来，以免撞到梁上。西边仓库更透气，空间更大，它沉重的梁木是从树上砍下来的。两个谷仓都配有乳制品的生产设备，西边谷仓是用来挤奶的，东边谷仓则设有为牛犊和小母牛提供的隔间。那里已经几十年不养牲畜了，但是乳牛记录仍然放在挤奶间的盒子里，卡片上用铅笔仔细地用印刷字体写着已经死去很久的奶牛的名字。在西边仓库，我们一路踢开布满灰尘的干草，看到了埋藏在下面的空啤酒瓶和褪色的旧烟盒。两座谷仓的房顶都很结实，但是西边仓库附加的大水泥砖和铁皮屋顶被风吹得松动了，发出砰砰的响声，有几个地方漏雨，形成可怜的小瀑布。
我们越过了另一段摇摇晃晃的篱笆，发现自己站在一片怪异的树林中，里面有上百行种在塑料花盆里的矮小的云杉树。奶牛场关闭之后，农场上曾经有一个苗圃，这些树就这样生长了二十年。它们通过花盆底部的小孔把主根伸入土壤，坚强地存活下来，但也濒临死亡。后面还有一间倒塌的暖房，培育的冷杉和柏树从经过加压处理的木材和腐朽的夹板中生长起来。这个地方有一种天启的感觉，树木的缓慢力量悄然磨平了人类努力的棱角。
农场整体来说地势平坦，而西边的土地打破了这种趋势，是一片被五十英亩树林覆盖的陡坡。我们找到了一条穿过树林的路，马克看出来这些树大多是健壮高大的糖枫树。他沿着树干找寻，发现了以前把树敲开的疤痕，我们意识到我们穿过的正是农场的糖枫树林。回去的路上我们经过了制糖厂，那是一个三面谷仓，墙壁已经下陷。有人曾经用它做牛棚，所以里面满是堆积多年的牛粪。屋顶的水漏进了蒸发器，而蒸发器早已生锈，成为废品。
我们最后去看了南面的土地。这片土地紧邻最繁忙的道路，大部分地方都被过度生长的培育树种所占据，有冷杉、针橡和椴树，一排排紧密地栽种在一起。马克再次将铲子插到土里，把手伸进铲进去的地方。铲子没有碰到岩石，土壤呈咖啡的颜色，质地一点也不像我们之前挖掘的黏土。他把土捏在手里，用大拇指揉搓，闻了闻味道，然后伸出舌头尝了尝。这是粉壤土，这种土壤丰厚肥沃，足以让一个农夫喜极而泣，而且这样的土沿着农场的南缘一直延伸几百米，然后才继续碰到黏土。
我知道马克在那一刻爱上了这片土地，就像当时他爱上我那样，迅速而又笃定。从那时开始，这就是他脑海中不容置疑的家园。他只能说服我去接受这里，尽管现在很难想象。让我烦扰的并不是与世隔绝或是劣质的黏土。“感觉这个农场没有灵魂。”我们乘火车回家的路上，我对他说。“那是因为这里还没有被利用起来，”马克说，“它只是在睡觉。你会看到的。”已经没有时间犹豫了，时近深秋，如果我们想要明年春天种些什么，冬天就一定要开始筹划和准备。我想过我们的其他选择，在纽帕兹再待上一年，寻找农场。想到这里，我决定放手一搏。
- 美国和加拿大的一群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信徒（又称亚米胥派），拒绝现代设施，过着简朴的生活。
- 纽约东村，纽约曼哈顿岛的下东部，曾是嬉皮士、艺术家、音乐家云集之地，新潮时尚。
- 约为1.59米。
- 加仑（gallon），液量单位，在英国、加拿大及其他一些国家，1加仑约等于5升，在美国约等于3.8升。
- 1英寸约为2.54厘米。
- 美国摩托党。
- 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政府为了控制租金过快提高而采取的措施。
- 猫王的音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风靡世界，影响了整个六十年代；披头士六十年代成立，影响了整个七十年代。
- 自然主义者崇尚用自然规律、科学方法解释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现象，马克母亲要解剖土拨鼠或者鸟就是证明。而《康巴亚》（Kum Ba Ya）是黑人传统圣歌，祈求主的降临，与自然主义背道而驰。
- 1磅约为0.4536千克。
- 1英里约为1.61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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