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

中央军来到北平

1945年9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听说中央军来了，全家人都出来打听情况，北沟沿街上的人很多，看到有人从石碑胡同往东跑，我表姐叫上表哥、表弟和我，也跟着人家往东跑。来到石碑胡同东口，大兵排着三路纵队从北边过来了，大兵上身穿着灰色新棉服，服装面好似豆包布，几乎要露出棉花来。下身穿单裤，没有绑裹腿。脚上穿的是长筒皮鞋。背包的后面捆着一双布鞋，背包上面卷着一条新棉裤。背包后面再一个钢盔，扛的是自动步枪。有的老百姓高喊：“欢迎中央军！欢迎中央军！”走在队伍旁边的领队兵会向老百姓招招手。

过了几天，甲长到各家各户通知说，银行里开始兑换新钞票了，三万元准备票兑一元法币，旧票换新票到11月底截止。二姑说，我们家没有多少钱，用不着兑换。

每天街坊刘老太太叫上我二姑到西四牌楼去打听新消息，每次都买回一张《益世报》。报纸上登的主要是有关于接收委员和接收专员接收市政府、银行、电台、工厂、矿山等，这些事我们都不感兴趣。广播电台的文艺节目照旧，可是，广播员的声音换了洋味儿。

开始对什么是接收委员和什么是接收专员不了解。后来慢慢知道了，原来，接收委员是国民政府派来的官员，接收专员是资源委员会派来的官员。接收委员可以接收政府机关、机要部门，接收专员只能接收矿山、工厂、一般工商业。

听说在天安门上挂出了蒋介石的像，我和表哥、表弟坐上电车来到天安门。蒋介石的大相片放在天安门城楼的前面，相片的上沿儿挨着城楼的房檐。

又过了些日子，听说蒋介石来北平了，要在太和殿讲话。因为平时进故宫要买票，蒋介石在太和殿讲话肯定不要票，表哥和我商量，到时候咱俩去看热闹。二姑父得知我们俩想去故宫看热闹，对我表哥说，不许去故宫听蒋介石讲话，去的人肯定很多，说不定有人要闹事儿。天安门前也不要去，那里是学生集会的地方，容易闹事儿。

有一天，表哥和我到西单商场去玩，看到有零散的大兵在大街上溜达，也不扎皮带。有一个大兵招呼卖烟卷的小孩过去。小孩来到大兵跟前说：“老总，买烟吗？”大兵拿了小孩的一盒烟，拿出一张10元法币，让小孩找钱。小孩说：“我找不开。”那个大兵收起10元法币，拿上烟就走，小孩赶紧追上去说：“我不卖了。”大兵说：“老子抗战八年，拿你一盒烟就不应该要钱。”随手又夺了一盒烟扬长而去。

“老子抗战八年”这句话，到处可以听到，甚至是十多岁的小兵也说“老子抗战八年”这句话。很快在老百姓中流行一句口头语“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法币又换金圆券

中央军一来，粮店里有粮食了，粮价大降。据说是，政府接收日本人的粮食仓库以后，把粮食卖给粮店。起初1块钱可以买1袋邮船牌绿商标二等面粉。用银元买面粉，3块钱买4袋二等面粉，我二姑父于是拿出9块银元，买了12袋二等面，从此不再吃混合面了。好景不长，不到一个月，粮价翻了一番还多。

日本投降后，我二姑父仍然在北京师范大学、北师附属女子师范任教，是年10月共拿到工资19元，12月物价翻了五番，工资增加了10元，于是又在第三中学和光华女中兼课。物价几乎是天天上涨，不得不动用多年的积蓄度日。

我的生活费不能全靠二姑，因为我父亲工资较低，主要靠二伯父给我寄钱。我记得，1945年11月初，二伯父给我寄来5元法币，赶快去学校总务科交饭费，刚够一个月的饭费。12月初，大伯父寄来2元法币，二伯父寄来8元法币，一个月的饭费是12元，不够的由二姑给我添上。

物价几乎是天天涨，因为法币太不值钱了，得换成金圆券，300万元法币兑换1元金圆券。到1948年，又添了一种“关金”票，关金1元抵金圆券1万元，两种钞票同时流通。

参观石景山钢铁厂

1945年初冬，接收专员接收了石景山钢铁厂，南厂是总厂，北厂（铸管厂）是分厂。总厂厂长是河北省临城县人，北厂的厂长杨振兴是我二姑父的朋友，杨振兴于是任命我二姑父为北厂总管理师。二姑父的侄子曹毓才（我也叫他表哥）安排在总厂技术科工作，二姑父的外甥秦仲英安排在总厂财务科工作。

总厂里的工人有许多临城县人，总厂厂警队的队长是高邑县吕增福，厂警队的队员大部分是高邑县的人。

毓才表哥带领毓侠表哥和我参观过钢铁厂，南厂里有炼铁厂、发电厂、炼焦厂。毓才表哥说，这个厂的厂名是钢铁厂，实际上是当时还只可以炼铁。据说，接收专员接收炼铁厂以后，命令炼铁厂的厂长立即停产。厂长和炉长都是日本人，炉长跑到接收专员的办公室里，跪在接收专员面前哭着说，炼铁炉不能停，要停炉也得等到放出铁水后再停。接收专员说，不行！必须立即停炉！因此，两个高炉里的铁水全凝固在炉内。

据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向政府要修炉工程费。在申请修炉工程费的报告书上却写上“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日本人不甘心失败，故意搞破坏，日本厂长命令炉长，将高炉全部立即停炉，于是铁水铸死在炉里”。据说，一分钱也没有要到，于是全靠卖设备“经营”厂子。北厂和南厂单独经营核算，北厂是一个铸造自来水管的厂，铸管设备简单，成品铁管没有多少，原料也没有多少，卖不了多少钱。到1947年年底，家底基本卖光了。1948年初冬，石景山解放了，我二姑父曹经武组织北厂职工欢迎解放军进厂。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

1947年春节过后，北大文学院的一部分同学开始走上大街游行，呼喊的口号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随后，参加游行的人数越来越多，我们工学院的同学大部分参加了。到4月，清华、燕京的学生也进城来游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的声势越来越大了。

国民党宪兵出来镇压学生游行，抓走了二十来名学生会的骨干，送进郊区的感化所。

宪兵十九团在地安门外大街路西，门口有一个大门；宪兵稽查处在东华门大街路南。为了救回学生会骨干，同学们再次组织游行队伍，到这两地门口去游行。游行队伍的规模越来越大，中学教师也参加游行了。不久，商业也开始罢市。

宪兵队放人了，罢市停止了，学生游行依然不停。于是救济总署给大学教师和学生每月每两人发一袋加拿大生产的“立郎”牌面粉，连续发了两个月，第三个月却不发了。职业学校和师范学校学生的伙食补贴也停发了。于是，职业学校和师范学校的学生和教师再次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

北大红楼后面是民主广场，每月在这里举行一次或两次篝火晚会。有一次，大家正在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突然闯进来一大帮身穿便衣的年轻人，手拿木棒子，见学生就打。有不少学生抄起篝火中的木棍和闯进来的人打起来。因为从来没有遇着过这事儿，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我们系的学生会主席招呼我们快跳东墙离开，互相帮助爬上墙头，跳到墙外。东墙外面是玉河西岸上的人行道。跳墙着地时，腿和脚虽然冲击得有点儿痛，但是还是赶快跟着大伙呼啦呼啦跑回宿舍去了。

后来，传说救济面粉发完了，发其他救济物品。领到的东西全是美国人处理的垃圾，第一次每人一桶奶粉（约2斤重），第二次是俩人一桶奶粉，第三次发的是绿色的美国兵旧毛毯，每三人一条，第四次发的是黄豆，于是都交给伙委会，换成小米面，弄到学生食堂里蒸窝头吃。

发给学生的这点零碎物品挡不住学生的游行活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依然不停。

到1948年暑假，凡是住校的学生，都集中到几个学院里，我们工学院是一个集中点。每天两顿饭，上午吃馒头，喝菜汤。下午吃窝头，喝菜汤。

大游行依然不停，开学后参加游行的学生更多了，军队出动好几辆美国道奇牌军用卡车，车门上画着老虎头，车上站着十来个大兵，头戴钢盔，身上背着冲锋枪，手里提着大刀，沿街不停地巡回查看。当时，解放军对北京的圈儿越来越小了，北京很快就要解放了，学生会的主要干部都到解放区去了，各校的学生游行逐渐停止了。

解放军围城

1948年10月底，北京与外省的通信完全断绝，我的经济来源断绝，二姑家也开始拮据。无奈，我在北京大学办理休学，领取肄业证书。

土木系教授陈孝开老师得知我要休学，于是帮助我转入北平市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公费学校），因三年级学生满额，所以插班二年级学习。可巧，市立高工的校长曹安礼是我二姑父的朋友，当时曹校长给了我一块银元交饭费。

1948年寒假，我和同学曹士久在宿舍里一同吃饭。不久，曹士久的父亲从老家密云县石匣镇背来不少食品，有猪肉、年糕、馒头等，我也沾了大光。

1949年暑假期间，我们全班同学帮助建设局进行北京长河流域地形测量。寒假期间，又帮助建设局代办的两项地形测量工作，一项是京西矿区地形测量（从券门到小黑山），另一项是坨里矿区地形测量。测量任务完成后回校，建设局局长曹言行接见全体师生，曹局长说：“建设局决定，等你们毕业后，全班同学都到建设局来工作。”

拆除东单牌楼

东单牌楼位于东单路口以北，在西观音寺西口南边。我们几次游行曾经过这里，该牌楼是一座三间四柱三楼式有戗柱木牌楼。1948年10月，中央军在东单广场修建临时飞机场，南起东交民巷，北至东长安街东段路北东单二条，在此范围内的小山、亭子、假山、花草、柳树、洋槐树，以及东长安街道路南北的大杨树全部被拆除、砍伐。不仅拆除东单牌楼，还拆除东单二条以南的民房。

北平解放后，在东单二条以南建起一所菜市场，取名“东单菜市场”。

1. 10户为甲，甲长就是10户人家的领头人。
2. 现已经搬迁至和平里西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