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是库切让我修订我这篇文章的。它让他觉得如鲠在喉：他想让它文笔别那么冲，不然就干脆删了。他不想我碍手碍脚的，这我明白。我正在对付这个有权、友善，但是平庸而无远见的家伙。我怕他，但鄙视他的盲目无知。我应该有更好的待遇。可我现在是在这位主管大人的大拇指底下，在他面前，我的本能反应就是溜须奉承。我对我的上司总是俯首听命，而且自得其乐。如果当时预料到这篇越南计划会使我和一位上司产生冲突，我压根儿就不会开始写了。冲突引发不快，不快毒害存在。我受不了不自在，我要安宁、关照、有条理的工作。我就像只蛋，得躺在最毛茸茸的鸟窝里；在我那光秃秃、前途未卜的蛋壳尚未开裂，里头羞答答的神秘的小生命还没有探出头来之前，我需要最贴心的爱护，应该得到体谅。我是个思想家，而且颇有创意，在这个世界上绝非一文不值。在和有创意的人打交道上，库切应该是个老手，他本应更理解我的。许久以前库切自己也是蛮有创意的，可惜现在完了，只能靠像我这样有本事的人。他靠着别人的劳动，倒为自己树立了名声。他对越南一无所知，对生活一窍不通，现在居然成了“新生活计划”的负责人。我看我比他合适多了。

对明天的交锋，我有点担心。我不习惯和别人发生冲突。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让步，拥抱我的对手并做出妥协，一心希望他会喜欢我。所幸我抑制住了这种冲动。婚姻生活教会了我，一切让步都是错误。只有相信自己，你的对手才会尊敬你。打个比方，就像紧紧掌握桅杆。自信之人比自疑之人更值得敬重。那些自我怀疑者缺乏核心。我正尽力给自己塑造一个内核，虽然开始得稍晚了些。

我一定振作起来。我对我的工作有信心。工作就是我的全部。一年来，越南计划始终是我生活的中心。我不想草草地半途而废。我有我的发言权。这次，我必须准备好坚持自己的意见。

我可不能低估了库切。

今天早上他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让我坐下。他胃口不错，是那种每天都吃牛排的人。他面带微笑在地板上踱来踱去，想着怎么开口，而我则在椅子上跟着左转右转，尽量把脸朝着他。我拒绝了他来杯咖啡的邀请。他是那种喜欢喝咖啡的人，而我则是静脉里面有点咖啡因就会开始激动，而且是欣快过头就会做出许诺的类型。

千万别说日后会懊悔的话。

我是挺直了肩膀、壮着胆子，两眼直视来见他的。也许库切知道我驼背，目光游移——我对我这双眼睛没办法——但我要暗示他，让他明白，今天我真的是大胆而坦率的。（青春期成长不顺，结果浑身一举一动都不自在。不过，没什么言行举止是学不好的。我满怀希望会有完美的将来。）

库切开口说话了。他恭维了我一圈，说得既含糊其词又不加掩饰，其实是在抹杀这一年的工作成果。我可不愿假装听不懂他话里一言一词的意思。

“我从没想到这个部门有一天会创造出具有先锋派风格的作品，”他说，“我的确该表扬你。我读了你写的前面几章。写得不错。一项研究能如此出色地完成，真让人高兴。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继续讲着，“每个人都同意你的看法。你是在一个全新的、有争议的领域工作，必须对争论有思想准备。

“不过，我请你来不是讨论你报告里的具体内容。在报告里头——让我再说一遍——你说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那是和我们订合同的人需要认真思考对待的。

“我想要做的，其实是对你报告的陈述方式提些建议。之所以提这些建议，仅仅是因为我在草拟和指导一些国防部的项目方面有一定的经验。不过——如果我说错了敬请纠正——对你提建议还是头一次。”

他打算挤对我。他没有眼光，对激情或绝望都麻木不仁。强者只和强者对话。他那利落的红嘴唇后面还有话等着说呢。我一定是要被解雇了，而且是按照规章一贯的做法。只有我觉察到他的嘴和鼻子的某种微妙轮廓，我感到正在我血液里不安地搅腾的毒素随着汗味飘散开去，令他那金贵的感官厌恶。我愤怒地一瞪。我正用我闪电般的目光把这个不信魔力的家伙劈倒。如果我输了，就到那些性情温和的研究控制和自我控制的专家当中去，与他们为伍。我的眼睛释放出一串恳求和威胁的目光，这些信号如此迅捷，只有我和他明白。

“你和他们打过交道就知道，军方，作为一个阶层——坦率地说——一向反应磨蹭、疑神疑鬼而且行动保守。要让他们相信什么新玩意儿，可不轻松。然而你最后还是得要说服这些人，你的说法合情合理。记住，和他们讲什么深奥的大道理根本不顶事儿。同样，如果你用绝对化的、炫耀才智的态度去和他们打交道也不会成功。那可不是在咱们这儿，在肯尼迪学院内部辩论一下。我们理解斗智的惯例，可他们不：他们觉得进攻就是进攻，甚至认为是对他们全体的进攻。

“所以，我想要你做的，在咱们详细讨论别的事情之前，首先就得着手修改你报告内容的腔调。我要你重写你的提案，使得军方能接受而不丢面子。切记：如果你说他们对自己干的活计不在行（那很可能是事实），或者说他们不明白正在干什么（那的确如此），那么他们只会把你扔出窗外。不过，如果你不仅明确地，而且用奉承的文风反复强调你仅仅是一个有那么点专长的工作人员，一个不像当兵的那样全面通晓战争科学的半吊子学者，而且强调：尽管你的专长很有限，你对战略方面还是有点想法的——那么，你会发现你的意见还是有人听的。

“假如你还没有读过基德曼那本写中美洲的小书，你该去看看。那是我见过的用谦逊的口气说服人家的最好例子。

“还有一桩事情我希望你也考虑一下。我想你一定知道，你分析宣传部门的那些手段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这不仅是说你的工作，神话艺术小组的每个人都这样。就我而言，神话艺术很吸引人，而且前途光明。可是，难道你就不曾误会过你的读者吗？审阅你的文章时，我有一种奇怪的印象：那是为应付我而写给我看的。不过你会发现你真正的读者是一帮很难对付的家伙。因此，我建议你在引言部分用简单的词语来解释你沿用的方法——神话在人类社会中如何起作用，符号如何互相转换，等等。同时要多用实例，而且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用脚注。”

我弯曲手指，在掌心攥紧。手指变得胀痛麻木。这会儿我一边书写，一边握紧左手的拳头。夏洛特·伍尔芙^[1]管这叫沮丧的符号（见《手势心理学》）。可她错了：现在我不觉得抑郁，相反正在从事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不过夏洛特·伍尔芙论述手势的时候口气很权威，因此，当我的手指头痒痒的时候，我总是留心让它们活动活动，有事可做。比如，当我阅读的时候，我会有意地握拢、放开手指。当我和别人交谈时，我会特意放松双手，甚至让它们垂下来。

可是，我注意到，我的脚趾倒养成了向脚掌心蜷拢的习惯。我不清楚别人，比如库切，是否也注意到了。库切是那种留心征候的人。身为主管，他整整一个星期耐着性子听完了一场关于阐释手势语言的研讨会。

如果我解决了脚上的肢体语言，那么接着它又会挪动到哪儿去呢？

我同样也改不掉抚摩脸庞的习惯。夏洛特不喜欢这种老毛病，她说这表示焦虑。在重要场合下，我用意志努力控制自己，不让手指去碰脸部（我有时还挖鼻孔）。人们告诉我：我太紧张了。换言之，那都是些可以和我私下说话的人。不过说实在的，我紧张只是因为我的意志都集中到克制我身体各个部位的抽搐痉挛上了，如果痉挛这个词不算太夸张的话。我身体不听使唤，真让人头痛。有时候真希望能脱胎换骨。

成果被拒绝当然让人不快，被你敬佩的人退回就是双倍不快，如果你惯于谄媚则令人三倍地沮丧。我一直是个伶俐的孩子，一个乖巧的孩子，一个聪明的孩子。我吃那份我不爱吃的豆子，因为对健康有好处。我认真做功课。我勤于做事而从不多说。人人都夸奖我。只是到最近我才对过去犹豫。我具有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感悟，尽管我并非完全没有准备，但感到那真是一种奇特的体会。我告诉自己，当一个人不再做乖学生，当他开始自闯天地的时候，他就得预计到，他的上司会感到受了背叛，而且怒火中烧地回击。库切对我的文章做出的狭隘的回应是我预料之中的。他的官僚地位受到一个崭露头角、前途无限的属下的威胁，他的下级不再满足于按照那条正道缓慢地往上攀升。他已经是不中用的老牛，而我是初生的牛犊。

不过，这个让人宽慰的念头丝毫没有让我觉得能忍受他对我的羞辱。他还控制着我。我需要他点头同意。我不想假装出他伤害不了我。我宁愿他喜欢我而非恨我。我心里是不情愿违抗他的。

我已经开始着手引言部分。每天早上我做富有创意的工作，下午则和我的专家同事们在哈里·S.杜鲁门^[2]图书馆的地下室里度过。在那儿，埋头书堆之中，我时而体验到一种朦胧的幸福，一种极乐的、心智的愉悦（我们神话艺术小组成员的气质便是如此）。通过一架螺旋阶梯，和铺着战舰一样的灰色钢板、有回声的地道，就来到了这地下层（实际上是下层地下室，即图书馆往下延伸的一个楼层）。这儿藏有按杜威分类法分类，编号100—133的书籍。来此看书的读者并不多。为了排列紧凑，书架下都装有滑轨。在底层有四架安全监控摄像头，不过在侧廊的视线盲区，它们不起作用。在这些盲点，一位助手、一个我不知道姓名的女孩，和我的朋友，一名底层书库馆员打情骂俏，如果这个词是用来形容这个的话。我感到讨厌，并从我在书库的单人小隔间里表现出来，可那女孩满不在乎，哈里也一点没头脑。我不高兴并非是要煞风景搅了好事，而是因为她在耍弄哈里。哈里还是个小鬼头。他喜欢他的工作。我不想看到他惹上麻烦。每天早晚都有一辆没有标志的小面包车接送他往返图书馆。他自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处男，而且可能一辈子都是如此。他利用盲点来手淫。

我和哈里的关系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他喜欢书架整整齐齐，我从他的摇头里明白，他不喜欢有人取下图书。因此，当我从书架上取书时，我总是把绿色的流动借书卡片插在书里，并把书籍按次序在我小隔间的架子上排好，以免让哈里不高兴。于是我朝他微笑，他也报以露齿一笑。我想，如果他明白每天下午我在这儿忙活什么，一定也会表示赞赏。我忙着做摘录、核对引文、编制书单、记下要点。也许，看见我的钢笔写出整齐的字迹，我的书报排列得井井有条，我穿着白衬衫安静地埋头工作，哈里以他自己的方式明白，他可以放心地让我进他的书库。很抱歉，关于他，我只能写到这儿了。

不幸的是，我无法在图书馆继续有创意的工作了。我的创作冲动仅仅在一大清早发作一阵子。那时我的躯体还未睡醒，还产生不出反对我大脑萌发的念头的敌意。越南计划报告是我面向东方升起的旭日，怀着一份辛酸惆怅的心绪完成的。这是一种彻骨的痛苦，因为我扎根于西方的日落之处。不过这些情绪在报告中没有丝毫流露。当需要我履行职责时，我会全力以赴。

我在书库的隔间是灰色的，有个灰色的小书架和一个放文具的灰色小抽屉。我在肯尼迪学院的办公室也同样是灰色的。灰色的书桌加上荧光灯：典型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实用建筑主义。抱怨的念头已经浮现，只是我一直想不出一个不受到反击的办法。硬木器具只为主管们准备。我只好咧嘴笑笑，忍气吞声。我就像一条被击昏的、无力的深海鱼那样漂浮着；灰色的桌面、没有遮拦的绿色荧光渗入最灰暗的记忆深处，让我沉浸于爱与恨的思绪中。我的心灵仿佛感到，在数据处理设备闪烁的荧光下，我从二十三岁到二十四、二十五岁的时光已然油干灯尽了，就像回光返照一般。现在它只渴望挨到下午五点，好似有一种朦胧的、金苹果园^[3]一样的企盼。

哈里·S.杜鲁门图书馆的电灯微弱地发出吱吱的杂音。现在是华氏七十二度。被一面面书墙包围着，我本应是置身天堂一般。但我的身体又背叛了我。读着读着，我的脸渐渐失去了生气，头开始刺痛。接着，当我打起精神应付一阵阵的哈欠，把睡眼惺忪的目光定在书页上时，我的背脊变得僵硬起来。从脊柱延伸开来的一股股肌肉好像用吸盘缠绕着我的脖子，绕过锁骨上方，穿过腋窝下部，再横过胸膛，卷须般一直蔓延到大腿和胳膊上。这只寄生的海星紧紧夹着我的全身，龇牙咧嘴地死去了。它的触角变得紧绷。我挺直腰板，听见后背好像有铁箍在嘎吱作响。而且在我的太阳穴、颧骨和嘴唇里，仿佛有冰川在缓缓滑向我眼睛的中枢。我感到眼珠疼痛，嘴巴梗塞。如果说我这张内在的脸、这副肌肉做的面具有什么特征的话，那么这些特征是极其丑陋的且不为人知的穴居人的。好像一个噩梦闯入，在梦中，他眼睛和嘴全缩成了一团。从头到脚，我成了身体反叛的目标。只有腹部的器官还悠然自在：肝脏、胰腺、肠胃，当然还有心脏，就像还未出生的八爪鱼，互相挤挤挨挨。

现在也该是提一提从我那钢铁般坚硬的脊柱末端挂下来，而且影响了我和玛莉莲可悲关系的那根软骨的长度的时候了。唉，可惜玛莉莲没能让我摆脱身体僵直的毛病。尽管我们像《婚姻指南》里细心的伴侣那样倾听彼此的呢喃、呜咽和呻吟，尽管我像个男子汉那样勤奋地耕地，玛莉莲像个女英雄那样冒着泡沫，可事实上书上讲的那种极乐却没有降临。错不在我。我已尽力而为。然而，我不免怀疑我妻子和我是否同床异梦。我的精子还未抵达，她就打起哈欠，眼袋耷拉下来，害得我那遭罪的器官死死挺起根部，徒劳地在一个巨大的洞穴里抽动着头部，而这恰恰是它最渴望由着它的性子，被温柔地、牢牢地，而且绝对可信地咬住、晃动的时候。在这些时候，那个像闪电一般划过我还算清醒的意识天空的词就是“撤出”：我的精液像尿液一样滴进玛莉莲生殖管道的阴沟里头。

玛莉莲（让我放任自己再多应付玛莉莲一会儿，虽然这对我没什么好处）对爱情持有一套定量量子理论：如果我对其他目标产生了兴趣，那么肯定是我移情别恋，偷偷地从她身上转移了精力。因此，她对我的越南计划工作变得越来越嫉妒，因为我越来越投入其中。她希望派给我乏味的差事，这样我就会去她那儿找点乐子。她觉得自己空荡荡的，想着法子要充实一点。而她的空虚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她把每次进入她的动作都当作是对她的侵犯和占有。所以，她露出绝望的神情。（我对女人有一种直觉的理解，虽然我不同情她们。）我和玛莉莲的关系已经变成了一场持久的战斗。我想让头脑平静，就得经受她歇斯底里的攻击，以及和大脑对着干的身体的压力。我必须让头脑镇定下来，否则就干不了有创意的工作。我必须拥有安宁、爱情、养料和光照；那些让我的身体得到放松，而我的头脑依然疼痛的珍贵早晨时光可不能被玛莉莲和她孩子之间的哭哭啼啼、大吵大闹给浪费了。自打我宣称我的宁静不容侵犯，可怜的马丁就成了我的替罪羊、他妈的出气筒，整天被玛莉莲呼来喝去，一会儿要叫醒她，一会儿因为没吃早饭挨骂，一会儿又要给她梳头发，直到我脑子里爆发出一阵狂怒，就像中风的时候脑溢血使得视力模糊，我咆哮着要求他们闭嘴。于是一切到此为止：我身上的肌肉暴突起来，我那张原始的、刚毅的面孔切断了所有通往外部世界的渠道。我该整理好公文包，小心地绕过人行道上的狗屎，又走向无情的一天。

我把文件和照片随身放在一只老式的公文包里，这种包现在被埃森^[4]的汽车工人用作盛午饭的提桶。假如我不带这一箩筐庞大笨重的东西，玛莉莲就会死盯着我的手稿，要追查我在搞什么名堂。玛莉莲是个心理反常的不幸女人。我不给她看任何东西，一是因为她在别人面前对我说三道四；二是因为据我看，自从思考越南计划以来，我的心思已经变了许多，而玛莉莲并不理解这一切。玛莉莲急于让我有份出人头地的工作，不过那只是为她自己着想。见我不走正规的宣传捷径而要独辟蹊径，她忧心忡忡。她是个墨守成规的人。她嫁给我，希望我和她一样循规蹈矩。可是我内心从来就不是个因循守旧的人。我一直在等待时机。玛莉莲最大的不安是害怕我把她从郊区带向荒野，拖累了她。她觉得每次我的偏离正道都会让我一事无成。这是因为她对美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她不相信美国足以容纳下那些离经叛道之徒。当然，美国比我们所有人都强大：我承认，不等我有机会对库切发表我的见解——美国就会用它的洪流吞没我、吸收我、融化我。玛莉莲不必担忧：她总会有个落脚之处。不过，在真实的美国神话里，真正离经叛道的不是我，而是那个愤世嫉俗的库切，以及那帮美国梦已经幻灭的家伙。只有强者能经受历史的低谷而坚持走下去。库切可能挺得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不过像玛莉莲这样没有信仰核心的人是挺不过去的。

毫无疑问，玛莉莲原本是愿意信任我的。可是自从她认定越南计划正使我心理的天平倾斜时，她就不那么信任了。她觉得，我人性中的恻隐之心已经荡然无存，而我正痴迷于暴力和错乱的幻想。这些就是我在那几个伤感的夜晚知晓的：她伏在我肩头，哭泣着倾诉心声。我亲吻着她的额头，哼哼着安慰她。我劝她高兴些。我告诉她，她一定要相信我还是那个我，那个不变的、可爱的我。我轻言细语，她进入了梦乡。这种镇静剂很有好处，能带来一两天突然的拥抱、轻柔的动作、喷香的饭菜，以及知心的悄悄话。玛莉莲是个轻信别人的女人，却无人可信。她希望像她朋友所说，我心灵的兽性会随着战争和越南计划的终止而了结，希望回归文明会使我变得温顺，重拾我的人性。把我的境况解读为柔情小说让我发笑：我根本不信玛莉莲那些诡诈的法律顾问的指导，也许有一天，我甚至会扮演一个落魄而后又发迹的男孩的角色。我知道，有很多书已经开始大谈郊区的虐待狂和患有强制性昏厥的遁世者，这些人都有关于越南的隐秘。不过事实是我不像气鼓鼓的亨雷，我从来不发火：通常我在拂晓时分打量他们，不漏掉一个。同样，如果我要全身心地投入某一部小说，我也只会选择我自己创作的小说。我依然是我灵魂的舵手^[5]。

玛莉莲和她的朋友们相信，凡是进入战争最深层体系的人都受到一种能彻底让他崩溃的恐惧的折磨。（我替玛莉莲和她的朋友们讲话，比她们自己表达得更清晰。这是因为我了解她们，就如她们不了解我一样。）在过去一年中，我的身体和别人的身体之间的关联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的方式，我会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予以详细的列举描述。玛莉莲把这些变化和我现在不得不每天随身放在公文包里的二十四幅人体结构图联系起来。她相信我有个秘密，像得了癌症不肯告人一样的隐秘。她把这个隐秘加到我头上，为的是让她自己好受一点：因为相信隐秘的存在就是相信这条令人高兴的法则，即在记忆的迷宫里隐藏着对偶然的当下的解释。她拒绝相信我对此的否认，她的朋友们也是如此。她们弯起手指：就算这个秘密埋得再深，她们向她保证，也要把它挖出来。我让她们滚远点。假如玛莉莲不如此相信她们顽劣的刻毒流言，我也会把一切向她坦白的。我会对她说，根本没有什么秘密，一切都是公开的，任何人都能看见，除非他是瞎子。我会说，当你感到不想再吻我的时候，你就用手势打个招呼，告诉我，我是一块让你恶心的臭肉，吞不进嘴里。就我而言，当我用小小的电动头子在你肉体里面探头探脑的时候，我仅仅是用一种比让人失望的性具结合更为坦诚的方式进入我兴奋的中枢。（我这么做的时候，她泪水涟涟，但我知道她心中窃喜。人还不都一个样。）听着，你我之间没任何秘密。

然而一到白天，玛莉莲又不知悔改地要刨根问底了。每到星期三，她就安插一个怀孕的小黑妞在屋里，自己去圣迭戈^[6]看病、买东西。我并不反对，乐呵呵地给钱。如果她回来的时候化身为一个笑吟吟的、纤腿勾魂的甜心美人，我才不在乎她走哪条路去哪儿呢。我受够了这个精神病患者。她不是头发蓬乱、叹息着在我家里爬来爬去，就是十指交叉、没日没夜地睡觉。我拿出钱，等着结果。然而，眼前每个星期三她都要痛苦地和她的内心冲突一番，这使她光彩殆尽：无言的泪水、红红的鼻子、粗糙的肉体，让我最雄壮的勃起都麻木了，只留下我戴着最暗淡的避孕套没劲地对着她一进一出。

可是我发现，星期三恰恰是我最想要玛莉莲的日子。我特意早早回家，把玛西娅打发走，在窗帘后面静静地等着玛莉莲的大众车。当她开门的时候，她老公早已准备出手替她拎大包小包以博得一笑，而她的笑眼里依然可见犀利的、猜疑的目光。玛莉莲最想要的是倒头就睡。可她却让我像一只猎獚一样摆弄着她的裙子。我是否有点嗅出她身上有一个陌生男人的味道？那些驱车去赴一天漫无目标的约会的郁闷少妇，通常会惹出点婚外情来。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我好奇地想要知道真相，非常好奇。假如换个男的，他对这个精疲力竭的沮丧女人会有什么感觉？作为实验，我用一个陌生男人的目光注视着她。新的观察视角令人激动。毫无疑问，我的目光闪闪发亮。可玛莉莲身子乏了——她笑了笑，拒绝了我的爱抚——空气黏糊糊的，她得去淋一下浴。我付给玛西娅钱了吗？我是个明白事理又有耐心的人。我看着她冲凉，在喷头的水柱下，她的动作是腼腆的、青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