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威廉·伊根·科尔比

强烈的美国个人主义像DNA一样渗入到埃尔布里奇·科尔比的骨髓。他总是自豪地将自己的血统追溯到1630年清教徒律师约翰·温斯罗普所指挥的11艘航船，船上有700多名逃离英国宗教迫害的移民。4月8日温斯罗普指挥的“阿贝拉号”船从怀特岛启航，在潮湿、寒冷的船舱中，安东尼和苏珊娜·科尔比缩成一团。安东尼大约于1605年出生在塞姆普灵汉姆附近的林肯郡——林肯伯爵的领地，当地人的名册记载着他的名字。苏珊娜·哈顿·科尔比，踏上旅程的时候年仅22岁，是被列为“索尔兹伯里古老家庭”中的女儿之一。

6月13日，“阿贝拉号”船在塞勒姆登陆。温斯罗普在肖马特半岛建立了他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这是继詹姆士顿和普利茅斯后，英国的第三个殖民地，也就是后来的波士顿。安东尼作为第一教会的成员，一个自由人，与他的妻子在波士顿生活了三年，然后向西迁移到了剑桥的布拉图街，并在那里拥有了两所房屋和六英亩的土地。1639年，他卖掉了在剑桥的产业，搬到了东北部，在靠近马萨诸塞州海岸的索尔兹伯里和埃姆斯伯里开办种植庄园并获得成功。1660年去世后，他给妻子和七个孩子留下了一笔较为丰厚的遗产。

科尔比的后代一直居住在马萨诸塞州，从事的行业也是三教九流，包括几个种植园主、一名酒吧老板、一名铁匠、一名印第安斗士、数名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军人、几名造船商、几名废奴主义者和一名银行家。根据家谱记载，还有一名“欺凌良家少女”的败家子。科尔比家族在第四代的时候出现了第一个知识分子，出生于1855年的查尔斯·爱德华兹·科尔比。小时候是个神童，对电学和化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曾留学海外，最终在纽约哥伦比亚学院成为著名的有机化学专家。他的学术生涯前途可谓一片光明，却不幸患了肾病而英年早逝，享年42岁。身后留下了妻子艾米丽·琳恩·卡林顿·科尔比和一个儿子、两个女儿。这位年轻的寡妇是位强悍的新英格兰人，在纽约亨特学院的招生办公室找到一份工作，精打细算地将孩子们抚养成人并让他们接受了教育。

1891年，在他们的儿子出生九个月后，查尔斯和艾米丽才决定给他取名为埃尔布里奇·阿瑟顿·科尔比。父亲去世时，埃尔布里奇刚刚六岁，他上面有两个姐姐萨布拉和多萝西，都是聪慧伶俐的孩子。这位少年很快就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母亲一直过着拮据的日子（其后一生，这种穷困的幽灵一直折磨着他）。虽然埃尔布里奇在家庭中最为年幼，但很快成了家中的顶梁柱。他上高中后，就开始打零工来补贴母亲微薄的工资。此后，他通过刻苦用功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在学校，他的英语专业成绩优异，获得过跨栏冠军，还是长距离游泳运动员。1912年，埃尔布里奇以优异的成绩和斐陶斐荣誉学会主要成员的身份毕业，之后留校一年攻读硕士学位。大学期间，他成为了一个亲英派人士，如饥似渴地阅读鲁德亚德·吉卜林的书籍和诗歌，对罗伯特·贝登堡（英国现代童子军的创始人）崇拜有加，并成为了一个天主教教徒（受到当时英国知识阶层皈依运动的影响）。他皈依天主教一事激怒了信奉公理教派的母亲和姐姐。更令她们气愤的是，如同其他皈依者一样——埃尔布里奇对天主教的狂热甚至超越了那些天生就是天主教信徒的人。

结束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业之后，1914年，埃尔布里奇搬到了圣保罗，一边在明尼苏达大学做教员，一边攻读英语博士学位。不到一年，同美国许多年轻的进步人士一样，欧洲战争的爆发转移了他的注意力。他自愿加入了塞尔维亚救济远征军，负责在巴尔干地区驾驶救护车，为难民运送救援物资，还因此而荣获了塞尔维亚红十字会金质奖章。1916年，他返回明尼苏达大学，恢复教学工作。

出征之前，他认识了一名美丽天真的英语专业的女学生，归来后与她重续旧缘。玛格丽特·玛丽·伊根是圣保罗一个富裕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的女儿。她父亲威廉·H. 伊根早年离开了爱尔兰故土，在北达科他州和南达科他州与苏族印第安人做贸易，并最终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圣保罗咖啡商，在萨米特大道购买了一处小豪宅。伊根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天主教徒，他鼓励玛格丽特和她的兄弟们去世俗大学而不是宗教学校接受教育。即便如此，1917年，当他的女儿嫁给皈依天主教的埃尔布里奇时，他依然很不悦。信奉公理教派的科尔比家族对这桩婚姻也不满意。

美国参战的时候，埃尔布里奇报名参了军，希望能同美国远征军一起被派往法国。但他却收到了前往巴拿马的命令，令他倍感失望。他在巴拿马的任务只是身穿潇洒的白色制服，做一名看似光荣的警卫勤务员。其间，玛格丽特身怀六甲，埃尔布里奇将她送回了圣保罗林肯大街的家中待产。1920年1月4日晚上，她在圣卢克医院生下一名男婴。夫妻俩给儿子起名为威廉·伊根·科尔比，这是他们的独生子。

休战后，埃尔布里奇回到明尼苏达大学，继续他的教学工作。虽然他并不缺钱，但是童年贫穷的恐惧一直困扰着他，不久他就开始担心作为一个苦苦挣扎的作家和报酬过低的教授所赚取的工资不足以养家糊口。埃尔布里奇想，虽然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军队并不富有，但至少可以为在役的军人提供经济保障。所以，他申请重回美国陆军，由于具有高等教育学历，这次被授予少尉军衔。他在军队一待就是28年，最终晋升为陆军上校。但对军队来说，他的学识和才华有点不太适合。部队服役期间，他撰写了六七本书，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其中有《英国天主教诗人》（从乔叟到德莱顿）、《西奥多·温斯罗普传》（第一位死于美国南北战争的联军战士），还有关于军队士兵的俚语交谈的字典《军队行话》，以及众多的学术文章和书评。他在给编辑热情洋溢的信函中，通常都是晦涩难懂的语句。他还曾发表过长篇文章强烈呼吁政府恢复佛蒙特州汤普森角拼写中欠缺的单引号。

对待自己的独生子，埃尔布里奇是一个严厉而迂腐的父亲。他恪守着维多利亚时期的规矩，威严挺拔，注重仪容仪表，对比尔（家人对威廉的称呼）要求很严格，有点近似军事化的管理。在他的孙子孙女眼中，他是个脾气暴躁性情乖戾之人，他们总是称呼他“上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很不自在。玛格丽特给予了比尔·科尔比全部的母爱和情感的支持。她是一个极具风韵、心地善良的爱尔兰女人，在美丽的艺术品和家具上独具慧眼。与埃尔布里奇的性格截然相反，她对儿子的爱远远胜过对丈夫的爱。即便在情感上更亲近母亲，但在理性方面，比尔与父亲更为接近。埃尔布里奇有着浓烈的爱国情怀，是民主党的铁杆拥护者。他经常给自己的儿子灌输独立的、非正统的思想，让他对身边及周围的一切事物充满好奇心，要求他做事要像军人一样一丝不苟，要始终坚守“老洋基”（美国独立战争以前，人们把服役于美国殖民地军队里的新英格兰人称为“洋基人”。——译者注）的那种正直。比尔不仅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了与人为善的性格，也传承了父亲对世界严厉的看法，不太愿意别人过于接近他。

作为一名军人的子弟，比尔在生活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由于父亲的岗位不断变换，他们每隔几年就要搬家，这让他很难融入社区或学校之中，但他已经习以为常。1923年，美国陆军派埃尔布里奇前往佐治亚州哥伦布市附近训练步兵的本宁堡军事基地。埃尔布里奇担任新闻官员，任职两年后，煽动了一个公共宣传事件，令他的指挥官们非常不满。事件的原委是一名在岗的黑人士兵在阿梅里克斯附近因拒绝离开人行道给一个白人让路，被那个白人枪杀了。结果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宣布凶手无罪。埃尔布里奇是坚决主张取消种族隔离的狂热分子（他把儿子送到了基地的一所小学，而不是哥伦布市的种族隔离学校），为此事感到义愤填膺，他给《华盛顿邮报》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被自由派《国家》杂志转载），谴责这场谋杀和判决。黑人媒体对他的抗议表示大加赞赏，而佐治亚州各大报纸和国会议员都纷纷指责他。当时的美国陆军同该州一样，是个种族主义“组织”。埃尔布里奇便被调离岗位，下派到了一个全部由黑人组成的第二十四步兵团，这对许多白人军官来说无异于死路一条。埃尔布里奇却认为这是一种荣誉，虽然他的军事生涯因仗义执言而一蹶不振。不过，在后来的岁月里，他的儿子为此事感到无比的骄傲。

1929年，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又被派到了美国陆军第十五步兵团，该团驻地在中国天津，这是美国军官视为充满异国情调的兵役。这一委派对于这家人来说，简直太令人兴奋了。自1899年到1901年的中国义和团运动以来，美国陆军第十五步兵团就同七国联军一起占领了北京东南部的门户城市——天津。

当科尔比一家抵达天津时，步兵团的许多家庭都居住于现在的租界区，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空出来的区域。此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和毛泽东引领的共产党之间的“内战”一触即发，美国陆军第十五步兵团被派来保护美国的利益。科尔比上尉在日本公使馆附近的马场道租界区租下了一间大房子，配了六名低薪佣人，其中一个是他儿子的保姆。比尔当时九岁，身穿制服，腰系皮带，银质的皮带扣上还印有一条蛇的图案。他就读于天津英国文法学校，但他对那里严格的体制深恶痛绝。按照要求，埃尔布里奇作为一名美国军官需要学习中文，也是为了帮助儿子就学，他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到家中教授比尔和玛格丽特汉语。

年轻的比尔是个傲慢且爱冒险的孩子，这使他常常陷入麻烦。有一次他击掌呼唤佣人，埃尔布里奇认为这样很无礼，于是给了他一巴掌。一旦保姆不在比尔身边，他会独自走向露天市场和街头，在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进行探险，去看装饰着黄铜灯的黄包车、有轨电车和汽车。他还在租界交了个女朋友，晚上的时候，他顺着自己房间外面的排水管滑下来去看她。有一次，他不顾父亲让他每天放学后直接回家的严格要求，独自一人晃悠到了渤海湾港，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正在码头拴绳的美国潜艇船员，还坐他的船在海上兜了一圈。结果就是埃尔布里奇将给儿子准备的圣诞礼物（一支从美国订购的步枪）扣押了长达三个月作为惩罚。后来，威廉·科尔比声称，在中国的这些经历让自己感受到了“亚洲异国风情”，为他日后重返这一地区埋下了伏笔。这种说法可能有点牵强，毕竟那时的科尔比还不到11岁。但三年的天津生活，与以往不同的经历的确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口。

重返本宁堡军事基地执行了一个临时任务之后，1933年8月，埃尔布里奇被调任到佛蒙特大学后备军官训练团分遣队作教员。尽管陆军同僚视该职为不尽如人意的工作，但对埃尔布里奇和他的家人来说，是对他们新英格兰根基的一种回归。他们如同驻守天津时一样享受着在此地的生活。埃尔布里奇在伯灵顿的枫树街买了一处黄色的维多利亚建筑风格的房子。伯灵顿是尚普兰湖东岸的一个乡村小镇，当时的名气远远超过佛蒙特大学。埃尔布里奇除了教授军事科学课程外，还在那所大学里教英语。每逢夏日周末，这一家人就驱车到湖边宽敞豁亮的小别墅度假，这栋别墅是埃尔布里奇与母亲、姐姐所共有的财产。对比尔来说，佛蒙特州是其一生的避风港。少年时期，比尔个头矮小，身高5.7英尺，骨瘦如柴，只有135磅。但他酷爱户外活动，用一个冬天学会了滑雪。夏天，他乘独木舟在尚普兰湖上连续泛舟九天，每天晚上还在岸边露营。15岁时，他经历了一场冒险，和朋友骑着自行车旅行长达753英里，穿越了新英格兰的五个州。

比尔在伯灵顿高中读书，这是一所公立学校，学生都是出类拔萃的精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考上了名牌大学。他在班级里学习也是游刃有余，成绩常常领先。在毕业年鉴中，同学们给他的绰号是“智囊”，用来形容他非常贴切。1936年6月，16岁的他高中毕业，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年。

早期，年轻的科尔比以为自己会同父亲一样从军。但眼睛近视又才满16岁的事实，阻挡了他进军第一志愿——美国陆军军官学校（西点军校）的步伐。他的第二志愿是达特茅斯大学，因为冬天可以滑雪。但埃尔布里奇不赞成把滑雪作为一个上大学的理由，近乎命令地让比尔报考了普林斯顿大学。这所大学已成为专收富家子弟的昂贵机构，甚至离这个注重形象的校园不远的普林斯顿郊区的小镇也变成了时尚高档的消费区。大学的餐饮俱乐部已然成为了出手阔绰的学生们的势力“堡垒”，伍德罗·威尔逊任大学校长期间曾大费周章也未能将之解散。但这些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与科尔比一同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与“咆哮的20年代”那些前辈截然不同，他们热心政治，对学业也是认真负责。科尔比班上有四分之一的同学因父亲是该校的校友而被录取，超过四分之三的同学来自精英私立学校或昂贵的大学预科学院。科尔比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他毕业于一所中产阶级的公立学校，依靠大学奖学金攻读学位；在大学餐饮俱乐部中当服务生而不是加入其中；在占绝对优势的新教徒学生中，他却是一个天主教徒；他个子瘦小、性格腼腆、戴着眼镜，看上去比一年级新生要小得多。

然而科尔比对于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我行我素并没有什么不满意。他没有参加餐饮俱乐部，而是加入了一所天主教教堂成为了祭坛侍者。他还加入了后备军官训练队学习，最终升任学员队长。知识的温床令他的很多同学感到厌倦，却激励了他的学习欲望。大学一年级选修的人类学课程令他更加兴致满满。他如饥似渴地听取知名教授爱德华·S. 科温和阿尔斐俄斯·T. 梅森的宪法课。在新的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他独立研究了黑人教育状况、古巴食糖贸易以及新泽西战争中的公民自由等问题。当他第一次看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身穿皱皱巴巴的黑色学袍步履蹒跚地穿过校园时，一个同学推了他一下，指着那位老科学家说道：“那就是这个星球上最聪明的人。”这让他激动万分。

正如赫尔姆斯的父亲赫尔曼一样，埃尔布里奇同样认为，一个绅士只有到国外花时间学习了法语，他所受的教育才算完整。于是，1939年8月，他把儿子送到法国卢瓦尔河谷中部的布洛瓦城，在戈瓦尔家中住了一个月。科尔比又一次骑上自行车，穿行了该区域的各大酒庄和葡萄园，在沿途的村庄中走走停停，在咖啡馆品尝当地的葡萄酒。有一次，他与一个在卢瓦尔河认识的朋友长途骑行，一路向南到达了西班牙边界的比利牛斯山脉，在那里他采访了全身污泥的左派难民。

科尔比爱上了法国。然而，一个月田园诗般的生活宣告结束。在他起身离开法国的时候，德国入侵了波兰。他横渡英吉利海峡到达英国，旅行包中装了两张准备返校后挂在大学宿舍里的法国军队运动员的海报。然后他登上了一艘英国武装船，在北大西洋中七绕八绕地躲避德国潜艇。

科尔比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度过在校的最后一年，那时他已下定决心做一名干涉主义者：对内致力于支持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理想，对外支持反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他在大学毕业论文中运用了在比利牛斯山时所做的采访笔记，谴责了法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所支持的英勇的西班牙共和党抗击佛朗哥的失败行动。他的论文因与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苏联观点一致而被突然终止。但事实上，科尔比同样憎恨共产主义。

科尔比以优异的成绩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与被调到了美国陆军总部的父亲住在一起，他们在华盛顿度过了1940年的夏天。科尔比在第二十一街和M街附近的一个加油站找到了一份工作，不久就开始帮助当地的石油工会组织动员加油站的员工加入工会。他的老板约翰·哈迪对此并不十分欣赏，但是科尔比已经被劳工运动所感染。此外，科尔比担心因一岁的年龄之差而无法得到陆军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工作，他毅然决定先报考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期望成为一名劳工律师，之后也许可以进军自由党政界。在校期间，他会在夜间帮助当地的民主党候选人参加竞选。

科尔比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年，法学院一个叫斯坦·特姆科的朋友在学校附近百老汇的黄金轨道酒吧为他安排了一次相亲。那个姑娘是特姆科认识的一名巴纳德学院的大学生，聪明伶俐，很有人缘，是那种并不需要与男孩相亲的女孩，但她同意与科尔比见上一面。科尔比走进酒吧，看到芭芭拉·海因岑的时候，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在他眼中，她简直像极了电影明星芭芭拉·斯坦威克。这个巴纳德学院大四的女学生在他们的初次约会中发现，科尔比与好莱坞影星丝毫不沾边，个头比她高不了多少，瘦瘦的样子与她也不相上下，并不是那种令女孩神魂颠倒的类型，但这个法学院的学生的确是个不错的交谈对象。他们两人都是罗马天主教徒，而且，她认为他们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有相同的见解，两人都想走出来拯救世界。

芭芭拉比科尔比小差不多11个月，生于俄亥俄州的斯普林菲尔德。父亲卡尔·海因岑最早在斯普林菲尔德做新闻记者，后来辗转到公共关系与广告行业，最终来到了纽约州斯卡斯代尔，做了斯特林药业公司拜耳阿司匹林部门的总经理。芭芭拉跟科尔比一样，在高中时性格开朗的她于1938年获得了威尔斯利学院的奖学金，这是一所位于马萨诸塞州的久负盛名的女子文理学院。恰逢那年父亲卡尔做了阑尾炎手术，芭芭拉便调换到纽约的巴纳德学院，就近照顾在纽约养病的父亲。芭芭拉在巴纳德学院读大一的时候，卡尔因冠状动脉血栓症过世。其母亲安妮特·凯莫利兹基·海因岑的父母是居于美国纽约的奥地利移民。安妮特在蒙哥马利沃德公司做时装顾问，负责为该公司的产品目录编排运动鞋模特的照片，并靠着这份薪水供女儿上大学。

自1940年开年至1941年上半年，科尔比和芭芭拉的约会都相当稳定。“参加纽约全城赛车、跳舞和派对，与朋友们无休止地争论政治。”科尔比后来写道。这对恋人满脸厌恶地看着哥伦比亚大学里的共产主义分子在校园里示威游行（当时德国和苏联仍然是盟友），扛着假棺材抗议罗斯福于1941年3月批准的美国对英国的借贷援助。从1940年春德国入侵法国起，科尔比就认为美国需要加强军事建设来对抗希特勒。他认为美国与德国的战争迫在眉睫，或者至少他希望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