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测上帝的诗学？(代序)

上帝有没有诗学？我以为是有的。它比任何个人所主张的都要简单得多，也坚定得多，因为它是不可动摇和改变的。这个诗学便是——生命与诗歌的统一。这是最公平的，也是最残酷和最难的，它区别出了历史上一切诗人的根本分野：一切平常的诗人，都只是用手、纸和笔来完成他们的作品，而伟大和重要的诗人则是“身体写作”——是用他的生命和人格实践来完成写作。这决定了一个重量级的诗人和一般的写作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某种意义上这是先验和不可追比的，有“不可选择性”。诗歌史的经验印证了这个道理：一个不朽的诗人，他的人生与他的写作永远是一体和“互为印证”的，这就是上帝那不可动摇的生命诗学和人本诗学。

很难设想，屈原的《离骚》和他的愤而投江是可以拆开的——如果不是写出了伟大的《离骚》，他也许不会有勇气做出那样悲壮的对命运的一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敢于反抗命运和可以面对“自由而主动的死”的屈原，怎么会写出这样不朽的诗篇？伟大的人格才能创造出伟大的诗篇，不可能有一个人格上鄙下或猥琐的人，会写出这样不朽的作品，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请注意，这里的“伟大人格”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说辞，而是一个生命本体论的范畴。

因此也很难设想，写出了那么多浪漫诗篇的李白和喜欢喝酒的李白是可以分开的，没有最后那个喝得烂醉如泥溺水身亡的李白，也不会有我们心中作为“诗仙”的李白；同样，如果不是在一生的写作中都这样对酒情有独钟的话，最后也不会落了个“醉生梦死”的结局，当然也不会如此地在我们心中唤起浪漫和出世的情怀。全部的弱点和所有值得骄傲之处，都是这样紧密地联在一起，不可分割。离开了酒，李白就称不起“酒神”和“谪仙”，所谓“盛唐气象”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他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他自己的预言：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很早就很明白的：“屈原放逐，遂有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一个诗人承受命运的多少打击，艺术就返还给他多少；相反，他从仕途经济中获得多少，艺术最终就从他那儿拿走多少，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即便是放在同一个人身上也是如此：当他置身逆境之中时，他的作品也就越现出高迈的思想与艺术品质，反之则会走向萎靡和衰退。如果李白是一直呆在宫中受宠于皇帝的话，就不是现在的李白了——当然，这种如果是不可能的，李白一定是“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他的诗歌和他的傲慢禀性是互相确证的，是“先验”和无可更改的。

曹雪芹如果一直是顺风顺水，生活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之中时，也许就不会有一部伟大的奇书问世了，那对人类来说，该是多么无可弥补的憾事。一个人承受悲剧和磨难，却让人类的文明从此改变了分量和结构。这是上帝的意志和上苍的馈赠，除此，别无叫人信服的解释。

浪漫主义时代的诗人们都是用自己非凡的生命实践来完成写作的，所有的诗人都如彗星那样一闪而过。茨威格说，19世纪的上帝似乎对那些才华横溢的青年并不欣赏，没有一个不是夭折在人生的中途以前。普希金好像是活得年龄最大的，也只活了39岁，拜伦只活了36岁，雪莱、济慈、海涅、莱蒙托夫等等甚至都没有活过30岁。上帝对他们太苛刻甚至残酷了，他几乎是制造了一个诞生和扼杀天才的血腥时代。但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是让他们的人生慢慢活，像这世界的大多数人一样，那么那样的速度只会产生庸才，而不会诞生出彗星式的天才诗人，很显然，一旦生命的危险降低，速度降了下来，诗歌在他们那里将会变成另外的东西。

上帝啊！

但这些话似乎是绝对了。现代的诗学已经超出了道德与行为的范本，“道德文章”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类型化的格局。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因此，单面地将诗人的生命传奇化和道德化，大概是并不合时宜的。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去要求写作者为他的文本付出相应的代价，生命本体论的诗学只属于上帝，而一切写作者有权利选择更世俗和更平均的生活方式，他需要“安全地生活”，以及安全的写作。这就是“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而不是作为“一种创造”的实践和见证性的行为。

很显然，“写作”就是作者的隐去和文本的凸显，人格身份的隐去和职业角色的凸显。

但我认为上帝仍然没有退却，即便他从不显形现身，但唯有在这一点上他是固执的，对于当代的诗人的评价方式仍然近乎苛刻。以海子为例，即很明显。正是因为他深知上帝的秉性，所以他下决心用“一次性的诗歌行动”(见海子：《诗学：一份提纲·伟大诗歌》)来完成自己的创作。他说：“伟大的诗歌，不是感性的诗歌，也不是抒情的诗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段流动，而是主体人类有某一瞬间突入自身的宏伟——是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诗歌行动。”如果要“将这些原始材料化为诗歌”，“都在于有一种伟大的创造性人格和伟大的一次性诗歌行为”。

什么是“一次性诗歌行动”？对于海子来说就是他要通过伟大史诗的努力，建构一个有史以来最为巨大的艺术与语言的巴别塔。而这场行动的巨大和艰辛，也意味着他必须完结以自身的牺牲——犹如累倒在大地上的劳工万杞梁一样，他把自己的身体修进了诗歌的长城。当他这样决定的时候，他在无意识中松了一口气。

所以他有这个自信，说：“我必将失败，但在诗歌中我必将胜利。”他确实胜利了，上帝见证了这一点。

我还是要说，上述的话都属于猜测，我不敢肯定，因为上帝的诗学只有上帝才能知道，凡人只能猜测。

张清华

2005年初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