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散记
海岱山下读冯至
我想象不出,70年的时光会埋葬多少曾经鲜活的生命,70年的历史风尘,需要经过怎样的擦拭才能透见初时的踪影。70年前,那个25岁的中国青年,怀着他的幻想和对德国文学的热爱来到这里,他的名字叫冯至。而今,这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已然进入了历史,化作了书中的古人。
冯至一直不认同“海德堡”(Heidelberg)这个译名,因为这里这个“堡”字实际只是“山”的意思,而其音译也应该叫做“贝格”,准确的译法应叫做“海德贝格”,比较传神的和“雅”些的译法,则最好叫“海岱山”,因为“海岱”二字“不只是译音,而且颇有诗意”。但因为习惯,他个人也“只手难挽狂澜”了。在好几篇文章中,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我想,这大概和他那时在这里生活的诗意的记忆有密切的关系。“海岱山”,的确是个更富诗意和美感的名字,不过听起来却不像是个西域之地,倒有点像是个东方海上的仙山蜃景的意思了。所以,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叫“海德堡”也没什么不妥之处,何况海德堡也的确是有一个历史很悠久、规模也相当雄伟的古“堡”呢。
1930年10月,冯至来到海德堡大学学习文学、哲学和艺术,中间有不到两年的时间曾转学柏林大学,1935年6月,他在海德堡以一篇论诺瓦利斯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可以说,海德堡是冯至德国之旅的最重要的一站。这里的山山水水该留下了他密密的足迹,美丽的景色和渊长的文学传统,曾给了他丰厚的滋养和诗歌的灵感。
我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藏书馆里,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搜寻冯至的书,结果不算理想,只找到了一本集有散文和文学随笔的《冯至选集》的第二卷,和一本配有德文翻译的汉德对照本的《十四行集》,本打算再系统地翻读一下他的诗作,但也只有这一点了。倒是另外翻到两本厚厚的《冯至学术论集》,只是我的兴趣恰恰在于他的诗歌。虽说翻阅其他的合集和各种选本也还可以见到一些,但已是一鳞半爪,无法集中读出全貌。想来惭愧,我是号称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之人,然而对冯至的诗歌却素无多少深入的研读。说真的,过去我读他的诗,除了对他的《吹箫人》等几首长诗有格外好的印象,对他的抒情诗总的感觉是比较僵硬刻板,且有看到他在建国后写的《韩波砍柴》那类半生不熟的“假民歌”时倒胃口的记忆,便由浅见再加上偏见,一直不愿细读。此刻在遥远的异国,踏着70年前诗人走过的河边小径,我展读他的十四行时,忽然一下子被深深地震撼了——我从中读到了诗人从欧洲文化和德国哲学中带回的种种启示,读到了结束青年时代的热情与忧郁之后,诗人对人生与存在的深邃的体悟:“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显现,狂风乍起://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凝成屹然不动的形体。”生命在临近死亡的片刻闪耀中,显现出存在的全部尖锐性,以及它令人激动和彻悟的欢欣与苦难。诗人深刻地体察出了生命的脆弱,但又深信着那彗星般的历程中意义的不言自明,深信那渺小的个体里充盈的美好记忆与凛然的尊严。这些句子让我充满了感动,什么东西模糊了我的眼睛:
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
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
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
便结束了它们美妙的一生。
“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这是开卷的第一首。用渺小的存在持守生命的启示与尊严,这质朴的诗意显得格外博大和坚强。在此前的新诗中,可以说没有谁会这样写,不管是那些自我扩张的、悠闲绅士的,还是忧郁悲情的、晦黯绝望的,所有的人都没有把目光投向这样的事物,并如此感动着“提前到来的死亡”。它让我相信,再弱小的生命在它们的存在里,也闪现出创造的意志与智慧的光芒,它们燃烧着消失,由于死亡而存在,就像一颗颗天地之间巡弋的流星。这是多么壮丽的理念,令我豁然而心惊。我一下子改变了对诗人的看法。
事实上,早期冯至的诗虽然也声称受了里尔克的影响,但总的来说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深,句法和语感不那么流畅,思想也绝对没有如此深邃。在他写于1979年的一篇《自传》(大约至少另外还有一个版本)中,冯至称自己在海德堡“听雅斯丕斯讲存在主义哲学,读基尔克戈尔和尼采的著作,欣赏凡·高和高更的绘画,以极大的兴趣诵读里尔克的诗歌”,但在整个30年代他的诗歌写作却是一个空白。虽然有些译作,但自己却“写不出来”,这的确令人奇怪。他在这篇《自传》中,把这个原因归咎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复杂斗争中”,自己“却无视现实……”云云。请注意,他这时说自己在接受上述影响的时候,心态不免有些“微妙”,他当然掩饰不住有一点得意与优越感,但又用了一个“却”字。这言不由衷的表白和“自我批评”显然有些酸意,只是考虑到刚刚度过了“极左”年代的心中余悸,这样的说法也还是可以原谅。最真实的情况,我想应该是由于他年轻时代的情感方式受到了强大震撼的缘故。人常常是这样,当他对一件事物或一种思想还未完全弄通时,总是大着胆子评头论足,等到他真的弄懂了,大约又因为敬畏而沉默,我想冯至就是这样。年轻时代喜欢的是表皮,“色彩的绚烂,音调的铿锵”,还有那“幽郁而神秘的情调”等等,但十年以后的1936年,他是真的读懂了里尔克,也读懂了荷尔德林,明白了他们的写作只取材于“真实与虚伪、生存与游离、严肃与滑稽”(《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而作》),几年后,他恰恰是在战争的间隙里,在避乱的山居小屋里昏暗的油灯底下,开始了同样境界的写作。读1941年他的27首十四行,我的灵魂感到颤抖。
一个诗人不可能没有弱点,作为完整地经历了现代和当代中国历史的知识分子,冯至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的例证。他16岁开始写诗,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即参加上海“浅草社”的文学活动,1925年20岁时又参与发起“沉钟社”,之后在很多年里还一直曾得到鲁迅这样的前辈的鼓励,他的写作一开始就通过他研究德国文学的叔父冯文潜,而受到德语诗歌注重智性与思想内涵的传统的影响,并由此延伸为受德国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的影响,这才有了他自己所说的“三个时期”中的前两个时期,即20年代的《昨日之歌》与《北游及其他》时期,以及40年代的《十四行集》时期。但你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写出了《十四行集》的冯至,后来又写了《韩波砍柴》那样的作品。一个极有天赋和造诣的诗人,变成了一个倒人胃口的鹦鹉学舌者。现在想来,我们当然会说,一个诗人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内心与个性去写作,按照艺术原则去写作的话,为什么不保持沉默?冯至如果活着,自然无法回答这样的追问。但事实却是他根本无法沉默,所有的诗人都参与并共同制造了那个假民歌的时代,郭沫若、艾青也一样,闻一多如果活着恐也不能免俗,这是当代中国诗人共同的悲剧。
在冯至的那些学术研究著作中,也可以读出同样的问题,就是学术思想贫乏的时代病。无论是他的杜甫研究,还是歌德、海涅和德国文学的研究,除了翻来覆去的思想性的阐发对照,进步性和局限性的分析辨别,确实难以叫人得到更多的东西。这也颇令人悲哀,一个有过那么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学者,其学术论著的思想与精神含量何以会如此贫瘠?我特别想能够读一读他当年研究诺瓦利斯的那篇博士论文,看看是什么模样,想必那与他后来的学术论著是大相径庭的。但翻遍那些著作,却寻不见踪影。
1979、1982和1987年,冯至曾三度重访故地海德堡。那已是整整45年之后了,翩翩少年已经变成了古稀老人。我没有读到他专门回忆海德堡的文章,但读到了一篇写于1981年的《涅卡河畔》,那是写他坐在上游的图宾根追念下游的海德堡读书经历,以及追怀诗人荷尔德林的一篇文章,他写到自己“坐在图宾根涅卡河畔,却不能不想起四十五年前”,“那时我常在夕阳西下时,坐在流过海岱山的涅卡河畔的长椅上”的情景,很让我感动。不知那一刻他是否还想过自己漫长的一生,虽然他写下的是一个又被革命和政治曲解了的荷尔德林,但我想他那一刻肯定也有几分凄然与恨悔,风雨苍茫,世事变迁,一个人奔忙一世,耕耘一生,留下了多少?如果他还是一个诗人,他应该有一些怀疑,有一些检视,他知道将会留下什么,而另一些东西将湮没进时光的废墟。想到这里,他应该眼含一颗老泪,长叹一声。
我眼前出现了那个老人的幻影,河边的长椅上,我听见他正发出那样一声叹息。
雨夜思
除了赤道上的热带雨林,这块土地差不多就是地球上最为多雨的地方了。天似乎从来就没有完全晴过,北大西洋上汹涌的云层带来了无尽的水气,灰蒙蒙的,云紧贴着山岩,甚至就俯身在河面上,伸手一把就可以抓过来,就可以攥出水来。一日三下是正常的,那雨也不是很大,不像瓢泼和倾盆,却就那么温和而执著地,不紧不慢地下着,把那白天连成了黑夜。这时候听着窗外噼里啪啦的声响,试图出门的幻想便一点点陷入了绝望,世界变成了彼此隔绝的两个。心里念着窗外的那些鲜绿或者枯黄的枝叶,慢慢地,进入了半梦半醒的状态。好像置身于某个古旧的记忆里,想起一串很抽象、很老旧又很鲜亮的词来。
南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形,所以许多词其实是在那里才更新鲜和更饱蘸水分的。唐诗和宋词里的多半,都是产自那些地方,而且多半和这雨水分不开。因为盛产诗和词,所以一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中心渐渐南迁了。文人秀才,才子墨客,多半产自这多雨的南方。在北中国,那就只有极个别属于得天独厚的角角落落了,那些角落里才会零星地单蹦些个。所谓才情,大约不过是在这绵绵的细雨中,渐渐酝酿孵化出的一种东西,一种感觉的灵性罢了。
时间和生命就这样一点点地被它织入和消磨了。我忽然想起来,最初人们对时间这东西的构想,也许就是这雨在作怪吧……滴滴答答,淅淅沥沥,都是雨滴的声音。除非人是在无事可做的时候,才会“思想”,那雨把人闷得闲极无聊,便来思考这生命和存在了。想起一位哲人的说法,时间不过是被“虚构”出来的——被什么虚构呢?被钟表,是钟表的水滴般的滴滴答答声,描述了时间的节律和脚步。这是很有些意味的。想当初盘古开天辟地之前,世界是一片静止和混沌,后来何以创世,有了上下古今?是因为日月经天,晨昏朝夕,还有春夏秋冬,盛衰荣枯,大自然的节律“虚构”而且描述了人最初的时间感觉,再加上人自己生命的周期轮回,遂知道,原来这世界有个名字叫永恒,而人生则有个名字叫无常。
无常便成了世界和时间的刻度。雨滴滴答答拍着芭蕉,打着梧桐,是音乐,又是刻刀,一下下把那烟雨苍茫的唐朝送走,渐行渐远,然后是多愁多病的宋,日渐衰弱的明和清……读读这些句子就觉得,他们是这样地近,又是这样地远。适才还是李商隐的巴山夜雨,那人还在羁旅中颠沛流离,想着那遥无尽头的归期和捱到将来某一天的温柔之乡,再来回忆这一刻的凄迷。而现在,这一切早已是古时的一片烟梦了。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雨还是那雨,人却早已经换了多少代。多少美丽或者凄凉的人生都曾经属于此在,可现在,都被这雨一滴一滴,送进了永恒。
还有谁能够比得上中国人的精微与细腻,在感知生命体察人生方面?中国人看重的是经验。经验是什么?是重复,是永恒相似又不同的生命处境,所以,体验遥远又近在咫尺的过去,就算是洞知自己的命运和处境了。你很快会匆匆走过,汇入到那也曾和你一样把酒问月、煮酒论诗、夜雨闻琴、行走于大地之上凄迷羁旅之中、而今却已然沉逝于时间与永恒之河中的那些人的行列,谁会记得你?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一千年过去了,对一个单个的生命来讲,一切仍是照旧。
雨还在下。便想起了那个人,想起了那些前身——人是有前身的吗,这问题好笑,不是人会有前身,而是前身就会找上门来,因为你需要,要印证某种东西。其实每一个前人都是后人的前身啊,这是印在灵魂里,刻在骨子里,溶在血液中的一种东西,看看这些句子就有这样的感觉。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雨是一样的雨,但感觉会有大大的不一样处。这却是奇怪:欧洲人不会把雨当成一个叫人伤感的东西,因为他们对时间的理解和中国人是不一样的,雪莱的诗里是怎么说的:飘荡着快来暴风雨的发辫……从这浓云密雾之中,将会奔涌:电火、冰雹和黑的雨水;啊,快听——“快把我的话传给全世界的人: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哈,好像这春天一来,时间就会自动终结,幸福将如约而至,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黑暗、严寒、不公正的一切就可以自行瓦解或消亡……而按照我们祖先的看法,这却是不可能的,大自然中存在的不仅是简单的“进步”,更是永恒的“循环”,冬天来了,春天固然已不远;可是春天来了呢,时间的脚步并没有停滞向前,夏天和秋天就会接踵而至,冬天还会再度降临,一切被诅咒的事物还会如期出现。时间本身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伦理划分。就这一点看,雪莱还是年轻啊,虽然是个诗人,但还不懂得哲学。
所以那李后主看见春天来到的时候,就比小资的雪莱更显得沧桑阅尽,他所看见的是寒雨催谢了花朵,晚风蹂躏了春红,这实在比严冬更残酷,所以,他所抒发的情感就是和雪莱完全不同的伤怀了……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安德丽亚说,能不能讲个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她把车子开得飞快,在去巴伐利亚的路上。
我说,好啊,可是讲什么呢?
中国的,什么都可以,只要有意思。
那就讲讲一位女诗人,还是山东的,你见过的,还一起合过影呢。
是谁?
李清照呵。
呵呵,是的,就说她。
那咱就说说一个词:绿肥红瘦……这慵倦的少妇一夜听春雨,早上懒懒地躺在竹榻上,还不肯起床,就问仆人,我听昨夜风雨之声老大,咱家的海棠咋样了?那仆女心下想,哼,不是明知故问吗,你说咋样了。不过那嘴上却是应付她,啊啊,还好啊,好着呢。这少妇听了,也想,你个小妮子,当俺是傻瓜呐?正想生气发火,哎,这诗就来了——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啊。
那夜雨芭蕉呢?
我知道她又在说她那张照片。一年前,我给她在那清照祠前的芭蕉下照了一张相,但是奇怪得很,后来所有照片都洗出来了,却是没有这一张。说不准是哪儿的问题,单单是这一张,没有。
也许是幻觉吧,没有照得成。不,不是幻觉,是照在灵魂里了。我们已经讨论了几次。
那时她说,为什么要在这里照?我说,这是很有诗意的呵,古代中国有个词叫——夜雨芭蕉。那是什么意思?我便很有点郁闷,竟然不知道夜雨芭蕉——一个很不好过的雨夜呵。怎么会?下雨,那不是很好的事情吗。哎,你们西方人就是舒服呵,没半点愁苦……哼哼,我终于明白了,是芭蕉不好过,又不是你不好过,这很虚伪呐。她终于耸了耸肩,不怎么情愿地“咔嚓”了一下。绿肥红瘦。
肯定是错过去了,它和她,不然怎么会是个空白?
但它此刻却叫我明白,它一直是守着我的,不是突如其来,而是一直就伴在窗台间。
欧洲的雨下着,不知遥远的东方是否也在下?夜深沉,心如麻。
诗歌里的乡愁
一个人在外面呆得久了,方知古人在诗歌里所写的那些思乡的愁绪,并非尽是“强说”的装点之辞。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日暮时分,烟波江上的愁思不知不觉地就弥漫开来——海德堡的景色常常让我想起崔灏的诗和太白的词。冬日的白昼格外短促,刚刚还是中午,一转眼就到了黄昏,薄暮乍起,惨淡的云如烟如雾地浮起来,涅卡河边的那些形体巨大的柳树在冷风中瑟缩着它们的枝条,几天前还挂满了深黄的枯叶,而今已如此寥落寒怆,还有那些枝条如乱箭般高插云霄的杨树,在冬日的天空下也显得格外苍凉凄楚。这些特别带着东方色彩的草木,似乎特别能够勾起人思乡的情怀。还有河边的那群大雁,它们忘忧地散乱在草地上,整理着羽毛,在风中发着呱呱的悲鸣,看样子这个冬天它们是不准备离开这里了。眼前的这一切明明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在那么多古典诗词里被反复吟咏描画过的意境,而今却原封不动地搬到了遥迢万里的西洋夷域,怎不让人生出人面桃花、物是人非的莫名心绪。
天空中又开始飘起蒙蒙的细雨——更准确地说是那种“像雾像雨又像风”的东西,一切都是湿漉漉的。华灯已然初上,路上的匆匆忙忙归家的车辆也打开了雾灯,景物深沉而斑驳起来,天空愈加阴郁低沉,湿云仿佛是贴地而行,而归宿的成千上万的乌鸦,则互相追逐、鼓噪着,用大片的蔽空的乌黑翅翼,加深着暮色中苍凉的气息。河岸小路上偶尔有骑自行车赶路的人,冒着雨雾,如惊弓之鸟般疾速前行,散碎的铃声像枯叶在草地上随风飘零。幽暗中独行的我,猛可想起了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的那首《地铁车站》的诗句: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
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我似乎在霎那间领会了这两句诗的真正含义,明白从前在许多书本和场所中那些牵强附会的解释,完全是隔靴搔痒不着边际。其实那真真正正是一首表达孤独的诗,宛如夜雨中的旅人,迎面的一切虽然斑驳陆离,人的面孔若隐若现,但相互之间却是完全地阻隔着,虽然近在交臂却又恍如隔世。只不过庞德是在幽深而充满了“地狱”般幻觉的地铁车站里,而我,则是在幽暗的黄昏雨幕中感受这一切,景不同但心却相近。人生的境域看起来是千差万别的,但实际上却又总是差不多相同。庞德将那些灯光中闪烁的面孔比作偶然,但又用“黑色枝条”——那“地狱”中延伸向黑暗的铁轨比作了必然,它安排了无数过客的命运之轨,让他们无法躲避地相遇,在片刻里绽放成好看的花瓣,但这花瓣又脆弱不堪,一如那瞬间的幻觉,很容易凋零。每一个人都是过客,他们互相之间各自孤独地错过,毫无例外。
人们总把乡愁简单地理解为对家的依恋或对故地的追忆,其实这样的理解未免太褊狭具体了,我此刻体会出了那种滋味,并非是那么简单。事实上乡愁是一种真正的绝望,一种生命里同来俱在的愁思,乡愁不是空间的,而是时间的,它的方向是遥远的过去;乡愁不是恋物,而是自恋,它所牵挂的不是那片实际上常常显得很抽象的祖居之地,而是悲悼自己的生命、身世与韶光。古往今来的那么多思乡的诗篇,细细想来,原不过是对自我的悲怜: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歌者哀叹的是岁月的逝水对自己无情的抛掷。诗哲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而“故乡处于大地的中央”——看起来这是一个空间的理念,但细想这故乡仍不过是指人“长大的地方”,因为那里印下了稚儿的足迹,他的生命中最初的部分抛洒在了那里。生命的家宅,记忆的归宿,稚儿离开了那里,是因为童年那美好的时光已挥手远去,他已踏上被命运抛离的注定远游“他乡”的旅途。这真真正正是永世的分离,便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情景,一旦你回来追寻,也早已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伤心地。
我便想象那位初唐的诗人,在登上幽州古台时的悲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原曾觉得他的悲号未免有些夸张,但今想来,那命运对每个生为凡胎的肉身不过就是这样设定,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任凭你把酒问天,悲呼浩叹,天道怎会屈就人道,肯给你些许的通融与怜悯。因了这个宿命,中国的诗人骚客们,自汉以后便都变成了唯美的感伤主义者。他们是文人,但同时又是诗哲,是厌世又恋世的病人。我想中国的文学中,之所以有一个很特殊很强烈的乡愁的传统,恐与这种“生命本体论”的哲学,和他们悲剧论的人生观念不无关系。他们像戴望舒笔下的那只乐园鸟,带着对往事和故园的永恒相思,顾念前行,划成一道血痕斑斑的生命的彩虹。
一个人在冷雨中独立前行……
便是把你想象成那行列中的来者,你终究也是你自己。来者和去者,在那永恒的天道中相差多少?想到此,剩下的便只是释然。感伤主义并不见得就是只懂得颓伤,如果是导向对生命的深在和洞悉的认识的话,感伤当然也包含了真正的彻悟和坚强。因为一切并未缘此而中辍,生生不息,代代相接,因了那永远的乡愁,他们去做那不断的远游。因为真正的家乡是没有人能够返回去的,你看见了苍茫的来路,但循着那布满荆棘的路途回去时,看到的无非是一个愁字,就像鲁迅在他的小说里描绘的一样,你看到的是变了的一切,而别人看到的则是变了的你,月光下的故事已然变成了永久的追忆,童年时的伙伴促膝而坐也如不曾相识,这就是故乡——鲁迅小说中的诗。没有人像他那样明白,即便是置身于故地和亲人中间,也仍有一种命定的深深的孤寂。更不要说在那脉脉温情之外,还布满着温柔的陷阱,在那缱绻的话语中间,也还响着令人心寒的弦外之音。亲情和爱在那里相迎,仇恨和刻毒也定然已经久候。就如那日与友人所谈起的思乡话题,开始时都不免有些许的激动,各个争相夸耀自己的城市和那一方的风物人情,可一想到终究要回到那烦心的倾轧之中,回到那种种莫名其妙的关心与制肘,还有那少不了专横和欺瞒的压抑之中时,那心便直凉得寒气四溢。
然而这也终究改不了那份执著又强烈的向往与追怀。你知道,那些忧愤与不平,实际上早已经与那份情感的执拗断了关系,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可救药者,纵然那故地已是泥泞的陷阱和煎熬的火坑,你也跳定了。
永世的来路,无悔的方向。暮雨中思乡的旅人,她正离你越来越远,也离你越来越近。
英雄的末路
在迈锡尼古老而荒兀的山岩上,矗立着这座卫城的废墟。山其实是寻常的山,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似乎没有特别峻拔雄伟的山峰,但却有着无数悲剧的英雄,大名鼎鼎。
阿伽门农,当年史诗里记载的希腊远征特洛伊的联军统帅,如今就安睡在这已经破败不堪的卫城的西侧,一座堪称巨大的墓穴里——如果这种传说没错的话。不知为什么,历史感最强的希腊人,竟没有关于这位统帅的“身后”事情的详细记载。或许是希腊人重生不重死的缘故?可是眼下为什么活人住的地方一片倾颓之象,而死人住的地方却是一派严整肃穆?
油菜花散淡地开着,间或有小小的蜜蜂和蝴蝶飞来飞去,让我恍若置身于中国南方山区的某个地方。荒凉的山坡下,一个年老的牧羊人,用一张被过强的阳光曝黑的面孔,漫不经心地朝这边了望着。他的穿着和打扮,比起我在家乡山野间看到的牧羊人的装束,倒也差不了许多。不过是头发的颜色和深奥的眼睛,让我感到与他之间难以跨越的距离。我不知道这牧羊人和古希腊戏剧里的牧羊人是否是同样的装束?几千年来,这中间到底发生了多少变化?我不由想到了一个比喻来的道理:原来世界上穷人的生活都是相似的,只有富人的生活才各有各的不同。
雅典的卫城是祭祀神的地方,上面建立了雄伟的神庙,而阿伽门农的卫城虽然也叫“阿克珀利斯”,但其实也就是他的王宫或官邸,规模和雅典的卫城自然是不能同日而语。不过,它建筑的历史却要比前者早得多。如果是按照希腊与特洛伊人发生战争的年代来算,从公元前12世纪至今,已经有三千两百多年的历史了。而现今看到的雅典卫城,它建筑的时间只是在公元前一世纪前后。希腊的文明源头太多,也太复杂了,从阿伽门农的卫城来看,和后来的高贵严整的建筑风格的确有很大差异,显得比较古朴和随意,傍了自然的山势,建筑取材也比较随机和简朴了些。
但这已全然是荒芜和破败的世界了。整个卫城差不多已完全夷为平地,虽说没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悲壮,也是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的沧桑与荒芜了。只有历经风雨的城门还是完整的,这座城门的名字叫“狮门”,由巨大的黑色花岗岩石块垒成,横梁上方的正中有一块巨石,上面刻着两只护卫城堡的狮子,看起来庄严古朴,想象当年阿伽门农从这儿集结军队誓师出发的时候,该是威风凛凛的。可狮门以里,却再没有一座完整的建筑了,只有满地的乱石荒草。导游小姐指着说,这是阿伽门农的寝宫,这是浴室,这是办公接见臣属的地方,等等,但这叫人感到差不多都是想当然,因为所有的地方几乎都是一样的——只剩下了东倒西歪的断壁残垣。倒是那浴室似乎还留着水池的底座,显示着这位迈锡尼王当年生活的豪华。可是这浴室倒是更容易叫人想起那场血腥的杀戮:这为希腊赢得了荣誉的英雄,征战了十年,却在归来之时喋血于这城堡内——他的早已经背叛了的妻子之手。恐怕他还没有来得及在这浴室里洗一洗身上的征尘,女人的尖刀就插进了他的脖颈。
这就是英雄的末路了。大凡死在战场上的,应该是英雄的死得其所,可是死在自己的女人的手里,大约就是末流的死,最叫人叹息和可怜的死了。可怜阿伽门农统帅十万大军,挥师于大海之上,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最后竟在得胜归来时死在暗算者的手里。因此也怨不得如今这卫城的荒芜与破败,死得一点都没有英雄之气,便是这卫城再雄伟些,又有什么意思。想来阿伽门农还不如奥德修斯,奥德修斯在回程中被风浪和海神阻隔,耽搁了10年,加上征战特洛伊的10年,回家时已经是20年之后了,家里住满了求婚者,可是妻子帕涅洛帕却始终坚贞不移,苦苦地等待他的归来,结果人家最终得以团聚。阿伽门农本来家里就连连“出丑”,特洛伊战争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他的嫂嫂——哥哥斯巴达的国王墨涅拉奥斯的妻子海伦,经不起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的诱惑,与之私奔而导致纠纷。海伦是希腊人的骄傲,但更是希腊人的耻辱,一场历时十年的战争,竟是起于这样一件感情的“私事”。这是希腊人的价值观,多少英雄故事、浪漫传奇,俱是由此而起。而阿伽门农的命运,就更加布满了痛苦的荆棘与罪孽的陷阱。
在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仅存的几部作品中,《阿伽门农》比较完整地描述了这位希腊统帅叫人悲叹的经历:早年阿伽门农的父亲曾经和他的叔父兄弟俩之间结下冤仇,弟弟淫污了嫂嫂,哥哥便以烹杀弟弟的孩子并诱使他吃了孩子的肉来报复,弟弟则发誓要报复哥哥的后人,这就埋下了阿伽门农日后悲剧的祸根。海伦被帕里斯拐走之后,阿伽门农率领的希腊联军在出发之际遭到狩猎女神的刁难,祭司预言,阿伽门农只有杀自己的女儿以为祭品,方能使女神放弃与希腊军团为敌,阿伽门农无法接受这样的条件,宣布辞去统帅之职。但全军将士一致恳求,他无奈之下,只得把女儿诱至军营,忍痛将她献祭。女儿出于大义的勇敢,感动了狩猎女神,在她被砍头的刹那,女神将一只赤牝鹿化为她的替身,赦免并带走了她的魂魄。此时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墨斯特拉悲痛欲绝,恨恨而去。希腊联军箭在弦上,只能乘风破浪往特洛伊进发。在10年战争期间,阿伽门农叔父的儿子,他的叔伯兄弟埃癸斯托斯前来引诱克吕泰墨斯特拉,并成了她长期的姘夫。当阿伽门农打败了特洛伊人,带着他的女俘卡桑德拉班师回到他的迈锡尼王宫时,发生了这最悲惨的一幕,他被笑脸相迎的妻子连刺三剑,死于血泊之中。
剧里面说,当初特洛伊胜利的消息,是通过遥远的烽火传递而来的,守望人站在卫城的顶端,看到遥远的东方传来的阵阵火光,知晓了胜利的消息,女人的阴谋也从这一刻开始酝酿。我此刻站在这卫城的屋顶,遥望着迈锡尼荒凉的山野,只有一片沉默。二月的山风吹来,我听见的只是一片沉沉的萧瑟,阳光灿烂,但周围却安静得只有风声。王者的气象已荡然无存,被寥落的自然和永恒的寂静所代替……
但希腊的悲剧精神的伟大,就在于它不是一般化和简单化地去处理这样的故事。浪漫和荒诞当然会存在,比如“时间”问题上刻意的误差和不真实,主要人物似乎永远是“不老”的,英雄和他的女人似乎总是活在时间之外的。再者,剧作家从来不会按照简单的伦理学来臧否人物,即使是俄狄浦斯那样杀父娶母的悲剧人物,作家也没有把他理解成恶人,而是将他解释为与命运勇敢抗争的英雄。同样,在《阿伽门农》中,我感到悲剧之父也没有谴责任何一个人物,包括阿伽门农的妻子。同时阿伽门农也不是完美无瑕,试想,他可以在胜利之时携带着美丽的女俘卡桑德拉回家,那么克吕泰墨斯特拉与别人私通难道就是一定该谴责的吗?后者出于私欲谋杀丈夫固然是罪恶之举,那么阿伽门农在出征之前亲手杀害自己的女儿,难道就没有残忍自私和虚荣之嫌?所以,与其说诗人是在谴责罪恶,不如说是在悲歌命运,他书写的是人性永恒的弱点和悲剧。而对于人自身,对于生命,则是怀了伟大的宽容和怜悯。
山下相距约四五百米的西面,坐落着那座墓穴。和很多坟墓不同,它的墓门竟是敞开着的,不知道这是否也和希腊的文化有关。很多人走进黑暗的墓穴中看看,其中空空如也。看不到阿伽门农的棺椁,倒是有一股熟悉的刺鼻的便溺气味扑过来,我很快地退了出来,甚至连留影一张的心情也没了。不知道希腊有没有盗墓的“文化传统”,如果有,那阿伽门农的寝室里恐怕已经留不下什么了。当然我相信重生不重死的希腊人,不会像我们的祖先那样,把一大堆用得着用不着的东西搬到坟墓里去,他们把最壮丽的世界留在了大地的外表上——用人神同居的神殿确立了世界,犯不着再用那山一样的坟墓使世界鬼蜮化。更何况是这样的死,就是他的人民再崇拜他,他的葬礼也只能是由他的敌人,他的背叛者和杀戮者来安排了,所以我倒是更愿意相信,这是后人对这位希腊统帅的追祭和悼念。虽然墓穴堪称豪华,但早已异处的身首,却不知遗落在何方。
但这也无所谓了,和无数的我们祖先的英雄一样,其实英雄所留下的无非是一个名字而已,英雄的业绩可以处处流传,但那曾经叱咤风云的尸骨,却常常早已是碧血黄沙,无处觅踪了。凡英雄,大约都是要有一个末路的,否则何以会成为英雄呢?或许英雄一世,等的就是一个末路的结局。既是牺牲,又何需身后的靡费与奢华?
立在阿伽门农的墓穴门口,再向东看卫城,是一个侧面的影子,它留下的更是一个破败的残迹。三两棵不起眼的小桃树,歪歪扭扭地站在春风里,星星点点地开着寥落的粉色小花,很委屈的样子。我说不上那是不是桃花,抑或杏花什么的,也不知道在这里,在伟大的古代之后,又出现了多少怀古的诗篇,但仍然有一些句子在耳边萦绕着,莫名其妙地挥斥难去。
车子要开动了,这才蓦然发现自己有一点酸意,是走神了。
上车前,和许多人一样,我买了一兜硕大的橙子,伯罗奔尼撒的特产,很便宜,但却是品质极好的橙子,每个分量差不多都有一磅左右。吸着甜橙,车子已经拐过了山崖,前面就是一片平原了,沿爱琴海伸展着的伯罗奔尼撒平原。它很狭小,但对于整个希腊来说却不啻命脉之地,所有的粮食和蔬菜水果都产自这里,谁掌握它,谁就拥有了希腊。难怪迈锡尼王在全希腊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他在那座不大的山上,正好就控制了这土地。
再回头看时,阿伽门农的卫城已仅仅剩下一点模糊的痕迹了。远远望去,就像绿色的山体上的一块疤痕,也像是一小堆刺眼的白骨。渐渐地,这点痕迹也消失了,隐没进一片农业的色调里,这是古老的和没落的一片,嘉禾与绿树,生机和贫穷,耸立和衰颓一起弥漫的希腊。伟大的古代永远地消失在了时间的尽头、爱琴海如歌的涛声里。
……
我久久地回望着那一块疤痕,那一小堆英雄的骨骼。我知道,这样的骨骼在这块土地上是遗落得太多太多了,它们甚至已经成为这土地、这历史的一部分,是它最好的和别无选择的存在方式。无论世事是怎样地沧海桑田,在时光的尘埃里,星球的记忆中,它们永远是最醒目的部分。所不同的只是,诸神已经离去,他们显得太有些孤独。
2000年冬,德国海德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