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辑 文学评论

蕉皮论语 作者:孙见喜


关于文艺批评的几点思考

读了张立先生《时代呼唤真正的文学批评》一文,感慨良多,陕西文坛,终于有了一个坚毅的声音——对批评家提出批评。新时期以来,文艺批评界进行了无休止的反思,我们挖根灭祖反传统,其结果,多元是多元了,但核心价值观没有了;在无序的呐喊与混乱的杂音中,文学艺术的精神被消解了,一个民族赖以屹立的那几根骨头被抽掉了!于是,整个民族精神下滑、道德沦丧几乎成了揽不住的波澜。

中华民族历来讲究“文以载道”,讲究“高台教化”。曾几何时,这个传统被我们毁掉了。由“反思”而引导着我们连续“否定”、坚决“否定”;由孔夫子到孙中山,由马列文论到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的讲话,一概质疑,可谓历史虚无主义空前高涨。有人就适时指导说:文艺永远要和主流意识保持紧张关系,文艺家永远都是社会的批判者。两个“永远”,把文艺的功能单一化了。于是,我们的一些作品,把社会写得越黑暗,评论家就说这种作品思想艺术价值越高。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因为它不符合生活实际。社会生活中,有云层下的阴影,也有丽日青天,有严冬冰寒,更有春和景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在文艺作品中应该有全面的表达,这才是健康的文艺生态,也才能满足各种读者和观众的审美需求。

文艺的功能远不是单一的“反思”“揭露”“否定”,这只是诸多功能中的一种。文学艺术有审美功能,有教化功能,有认识功能,有传知功能,有倡世功能,有反思批判的功能,有医世疗俗的功能,也有为史作注的功能,等等,不一而足。我们曾经长时间地批判过文艺的政治功能和宣传功能,也确实在一个时期,我们的文艺被工具化了,为某些政治服务了;但现在呢,不又回到这条路上了吗?从那个极点振荡到这个极点,从那个单一跳跃到这个单一跳跃,转了一圈儿又回去了,请问:这是文艺的进步吗?

一个时期以来,文艺批评的标准是混乱的。中国的传统审美被虚无了,仁义道德这杆秤被折断了,但凡作品中对此有点倡扬的内容,就被认为是宣扬封建、歌唱宗法;马列文论以至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被丢到一边,一旦据此评判作品,就被认为是落后的甚至是极左的批评观。他们秉持的所谓“先进的”“现代的”文艺观是什么呢?说法甚多,但归纳起来无外乎是个人中心价值论、优胜劣汰的丛林兽性法则、无边沿的自由主义、将法制逼到墙角的特制“民主”,等等。当然,科学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还在发挥作用,信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不乏其人,于是,对待同一部作品,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闹闹哄哄中,创作现状每况愈下,文艺队伍后继乏人。当然,出现这种情况,市场法则的推波助澜也在有意无意地拉了偏架。

文艺家、批评家都是要吃饭的。我们的个别批评家被人送了顶“红包评论家”的帽子,也是事出有因。试想,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看得仔细些,再做点笔记,没有一周时间下不来。可写成评论文章,三两千字,报刊发表,得稿酬一二百元,你说这抵得上一周消耗的茶钱烟钱?我不反对评论家应该得到劳动补偿,诸如“红包”之类。但这里有一个原则,对作品评价的高低不应由“红包”的大小决定。我们个别的评论家兄弟,大概在这一点上为人诟病,因而得到“红包评论家”的“雅号”。面对一个作品,我的评论原则是:长处说充分,短处说准确。“说充分”在于鼓励、助其自信,推其前行;“说准确”在于以理服人,形成教训,变为后事之师。

如今,举国上下都在呼唤并实力助推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进而融入新的意识形态的建构和重铸,据此,我们如何确立文艺批评的“中华秤”呢?

文学批评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文学建设而不是别的。那种试图通过批评创作而张扬批评者自我旗帜的做派,对作家或创作只能是工具式的利用而于创作本身无多大益处。没听说哪个大作家是批评家指导出来的,洪常青引路式的批评愿望,对创作而言到头来几乎都是徒劳。批评家看好的大树苗子最后长成侏儒,而备受指责的疙瘩榆最后长成巨木的例子世间并不少见。这不仅是批评方式、批评态度或者批评立场的问题,或者还有批评者的人格问题在里边。无论是作者或批评者,面对的唯一目标就是生活,共同点都是如何认识生活、如何书写生活,而不是如何认识这个“斯基”或那个“克斯”。生活是检验作品的标尺,也是检验批评的标尺,两者在这方面统一了,则合力形成,作家发展、文学发展、评论理论发展,那种脱离生活和创作实际的批评,作家不认账,最后批评者自己也昏了头,只有读懂生活,又用结结实实的生活去检验作品和评论,才可能产生真实的文学推动力,才可能造就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在这里,生活的多元化与创作的多元化、批评的多元化共生为文学森林。在文学上,试图一杆秤称遍天下,到头来称出的满盘子都是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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