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钉子在宁夏路上奔跑

移居上海若干年后，“宁夏路三百零六弄绿地世家”，成了我目前栖息其间的邮政地址。如同上海大部分街道的名字源于各个省份或城市，“宁夏路”索引着我们国家的西部。当然，“宁夏”也可以理解为“宁静夏天”。栖息于宁夏路三百零六弄，我，一只产生于河南南阳盆地的鸟，在这个名为“绿地世家”的住宅小区，这个钢筋玻璃水泥大理石草坪等等元素结构而成的丛林鸟巢中，一年四季得到宁静夏天的隐秘照拂。

小区名字中的“绿地”，联系于房产开发商绿地集团；“世家”则是开发商构造的幻象，仿佛居住于此的男女都成了世家子弟，有了显赫背景和身世。一种营销策略而已。类似于这座城市近年来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其他楼盘，大多命名为“东方曼哈顿”“路易凯旋宫”“曼克顿豪庭”“苏堤春晓”“林与堂”“新家坡美树馆”“海上花”“密苏里假日公寓”“鹿特丹花园”等等，隐喻异国异代，暗合名人名胜，似乎诠释着“生活在别处”这一流行流俗的理念。

英文名字“GREEN HOME”堂而皇之镌刻在小区门口石头质地的背景墙上，“绿地世家”四个汉字微小得在背景墙右下角才能读到，以至于路过此地的出租车司机，对这个小区的英文名字印象更深。用显豁的“GREEN HOME”和低调的“绿地世家”来表达，无意中泄露了一个真相：我们的家园，正由象形字般的具体化的绿，趋于拼音字母间的抽象性。水草丰美，天迥地阔，是绿地世家居民们坐在阳台上眺望、幻想的景象——大约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带的景象吧。在那里，绿色自治，万物自主……

小区内部草地上的树木、花朵、喷泉，充满歉意地安慰居民目光。埋设于草地中的背景音乐播放器，在某一阶段内持续播放美国乡村音乐《回家》。某一阶段内又持续播放前苏联风琴曲《小路》。妻由此判断：物业管理办公室内有一个迷恋美国的小姑娘，还有一个怀念前苏联卫国战争岁月的老人。他们轮番用音乐表明自己上班、在场，继而用音乐来隐秘地影响小区的内心生活和景象：小路、远方、爱人、家……我觉得妻的判断有道理。我鼓励她去小区物业管理办公室，打探一下是否有这样一个感伤的小姑娘、怀旧的老人。妻笑了：“犯神经呀？”但她不知道，我神经兮兮地在若干音像店内，寻找纯粹由各个季节的昆虫鸣叫录成的原声带，以便赠送给物业公司，未果。如果有这样一盘没有乐器伴奏的昆虫鸣叫原声带在草地上持续播放，小区内的绿意和地气，也许会由抽象向具象回溯，趋近宁夏以及我故乡南阳目前依然被阴历所统治着的景观……

绿地世家内有动物时常闪现，证明我们与大自然存在薄弱的关联。主要是宠物犬，名贵或平凡。名犬，毛发纷披、目光炯然、体格如半个小牛、气势嚣张如四分之三个名人，自郊外归来，从私家车中跳下，直扑电梯，率领傲慢自负的主人升上二十三楼或者三十四楼，令其他人自卑地缩向电梯一角。而凡犬，毛发黯然、目光迷茫、身材微小如滚动的线团、性情如同热爱韩剧的女性失业者，自菜市场归来，从自行车前篮中跃下，迟疑地团结在主人裤脚边，躲避周围的皮鞋、运动鞋、拖鞋、布鞋、高跟凉鞋的散乱步伐。宠物如镜，映现人影。什么样的狗热爱什么样的人，有狗热爱，名贵的人或平凡的人都不孤单了。都好。

在故乡南阳盆地，狗大量存在，均为土狗——似乎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狗，土气，狂野，没有缰绳制约自己低矮的眼睛，爱奔跑，叫声响亮。一个村庄的狗叫声压过另一村庄的狗叫声，意味着这个村庄的规模和霸气就压过另一村庄，在众多农事纠纷中占据上风。狗仗人势，人借狗威，盆地里的狗和人互相支撑，度过卑微而又放肆的一生。在上海，在绿地世家，狗安静、疏离——它们的声带、生殖能力，在进入这座城市以前就被外科手术删除。它们被主人牵着散步相遇，即使一雌一雄，也仅仅用没有热度和欲望的眼角余光互相瞟一眼，像主人之间擦肩而过也仅仅是用眼角余光互相瞟一眼，即使一男一女。没有关系的狗，没有关系的人，由于不是从同一块田野或者邻近田野里长出的事物，就少了共同的月光和流水来作为纽带。

周末，是遛狗场景出现密度最高的时段，尤其在晨昏。遛狗者往往身着运动装，名牌或非名牌，来自淮海路的“巴黎之春”或襄阳路水货一条街，与狗们或低或高的“昂贵指数”保持一致。遛狗，遛狗者理应牵狗在草地上奔跑，但往往是狗们以缰绳牵人奔跑，仿佛狗在“遛人”！对，遛狗就是遛人。狗、人俱跑，何必分主体、客体与尊卑。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忽快忽慢，一只狗掌握了一个人奔跑的方向感和主动性，使遛狗者终于有了散乱奔跑而不至于被视为一个疯子的理由。我，没有狗作为掩护，倘若锻炼身体，只能沿小区内的道路匀速奔跑，与在上司面前沿着公司章程和制度匀速进取，没有本质区别。遛狗，或者说遛人，使一个压抑在物质主义上海的人，得到了暂时的解放。

最壮观的遛狗片段发生在某个黄昏。一中年男人同时遛四只狗！或者说四只狗率领一男人在草地奔跑。这奔跑就因四种方向的紊乱和纠葛而流产。男人试图以手中鞭子来整合四只狗的目标，却如同一个无能的总经理面对四个各怀鬼胎的副总经理。失败。只好撤掉狗脖子上的缰绳，任其奔跑。四只终于摆脱控制的狗，转眼便隐匿于树丛花篱。男人愤怒呼叫。狗探头探脑浮现，并未以直线路径回归主人，曲曲折折慢慢腾腾趋来，仿佛在尽力维护几分自尊心，一边嗅青草，一边偷窥主人的阴沉脸色。令我震惊的一幕出现了：男人把四只狗重新套上缰绳，紧握于左手，蹲下来，以右手扇击归来最迟的那只狗的脸——扇击。狗的脸。咒骂。那只狗无声仰望主人，眼神忧伤，却发不出一声申辩或抗议。其他三只狗，一只躲在男人身后，另一只伏在草地上装作研究蚂蚱，第三只则试探着用自己的脸来贴近主人的脸……男人怒气平息，开始安慰每一只狗，与它们说着我不懂的话。

路灯亮了。他牵着四只高大名狗向电梯间走去。人、狗一概精神抖擞，四条缰绳紧绷——中年男人如同被狗们用四支长枪押进电梯、押进战场。在生活的前线，他也许是一个内心积聚了许多阴影、恐惧、幽怨、愤怒、伤痕的逃兵。也似乎丧失了精神的后方，在举手扇击狗脸的一刹那之间。无路可逃。无家可归。也常见他西装革履一脸憔悴地开着宝马车或者说BMW，从我身边掠过，上班，上了由市场、商场、官场、情场构成的前线——

据说，“BMW”，可以阐释为“Business（事业）Money（金钱）Women（女人）”，也可以阐释为“Bie（别）Mo（摸）Wo（我）”。

对事业、金钱、女人充满了失败感的愤怒者，屡屡可见，在街头，在上海。

在绿地世家，狗之外的动物新闻，关于公鸡。

最初感知这只公鸡的存在，是一个周末的清晨。懒散地躺着，如同散了一床的积木，暂时没有了把这些积木组装成一个工作狂的必要。忽闻鸡鸣！从我家楼上阳台传来鸡鸣！暗想：谁的手机铃声设置得这么响亮、独到？设置成鸡鸣，在清晨。在夜晚应当设置成犬吠——鸡鸣桑树巅，犬吠深巷里，这个手机的主人就生活在虚拟的古典农业时代了，生活在宁夏一带了。但我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楼上阳台的鸡鸣力度，绝对来自一个五公斤左右重的原版大公鸡，而非靠电池推动的手机扬声器！被房产商标榜为“高尚住宅区”的绿地世家，竟有鸡鸣浮现，奇迹。周围居民都有着虚幻的成就感，衣冠楚楚，表情矜持，对大堂内一度出现的自行车摩托车杂乱停放现象怒不可遏。几十个人联名签署的抗议信，曾出现在电梯旁边的公告栏内：“请将自行车摩托车停放到地下车库中去，自觉维护小区品质和居民品位！请物业管理者履行职责！”大堂内如今整洁安静如宾馆。但鸡鸣出现了。估计又要有愤怒的人开始声讨了。

果然，当日下午，大堂公告栏内出现了没有署名的“建议”：“今晨某楼层有鸡鸣传出，闻者众。建议有关业主将自家所养公鸡妥善处理，以免招致抗议。”“建议”空白处，大约是“有关业主”的申辩笔迹：“鸡也是宠物，富人养狗，穷人养鸡。”次日，阳台依然有鸡鸣悠扬，但分贝降低许多。那个把公鸡当宠物养的“穷人”，可能采取了消音措施。公告栏内的“建议”出现了“建议者”的新笔迹：“狗无言，鸡却鸣，扰人清梦，望君自省。”傍晚，“穷人”的笔迹再度出现：“母亲自崇明岛来沪探亲，随身携带公鸡一只。这只鸡是母亲的宝贝，五年了，如影随形，不离不弃。明日母亲返回崇明岛，鸡鸣即可随之而消逝。打扰诸君了，抱歉，祝大家心安神定。”众多围观者表情愉悦如读散文小品。不久，《新民晚报》报道了这一趣事。能作为新闻被好事者传播于报端，说明鸡鸣在上海城区基本绝迹，除非到菜市场活禽区，除非那个固执地携带鸡鸣一路自崇明岛来市区看望儿子的老太太再度出现。但我困惑：一个老太太，是怎样从容不迫地携带一只硕大公鸡，不受阻挠地乘轮船、地铁、公交车来到我们小区，携带来了长江入海口处黎明来临时分的颤栗和气息？

沿着与宁夏路垂直的白玉路南行二百米，即为蜿蜒东去、注入浦江、最终汇入大海的苏州河。河南岸一片工厂区模样的建筑，曾是著名的曹家渡活禽交易市场。当年，乡村里的家禽，大都是沿水路进入上海，进入交易市场。苏州河流经这一段，便因鸡鸣的加入而水声汹涌了许多吧？再下游，潭子湾、莫干山路一带，曾是荣毅仁家族的棉纺厂、煤场，一系列驳船卸下棉花、煤炭等等工业时代的景象，不复再现。被苏州河影响的日常生活，已经从物质层面转换为精神层面。两岸的鸡鸣声、大工业机器声，消逝，代之以各种艺术仓库的出现——在上海春拍秋拍的拍卖槌击打声中，先锋艺术家们的作品，能否隐约传递出苏州河的流风余韵？一系列住宅楼群临河而建，把苏州河逐渐挤逼成为峡谷。这些被誉为亲水建筑的豪宅，以苏州河尽头黄浦江边的“汤臣一品”为至尊，目前只售出了第一套总价一亿元的住宅。据说，这一豪宅的奢华主义已经落实到了“每一颗螺丝钉都是进口的”“二十四小时贴身管家服务”“自助叫卖系统”“间谍水准的隐私设施”等等细节。与此相比，我的宁夏路三百零六弄朴素到了极点，以至于偶尔有鸡鸣可闻，提醒我们的身世与绿野乡村的联系，强化着一群试图混进中产阶层的乡下人后裔的尴尬和不安。在周围富人们快速奔跑的背影阴影里，复习郁闷和焦灼。但那些居住于河边豪宅里的人们，不闻鸡鸣的人们，就能获得从耳朵到内心的安详清明吗？

怀疑。像那只公鸡怀疑自己凌晨时分的歌声究竟能减弱几个人内心深处的晦暗一样，怀疑。

很难断定我们这座小区就没有巨富者隐居。比如，那个开着BMW的中年遛狗者。在一个并不张扬的社区生活，是一种不失体面而又安全的栖居方式。据说，江浙一带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亿万富翁，有许多人已把资产和家人转移进了上海各个楼盘，洗白双手，重新生活，在上海这座海洋般庞大嚣张的城市里，体味被周围人忽视、漠视而非重视、怒视的快乐——由河流里一头咄咄逼人、散发血腥气息的鳄鱼，转化为大海中的一尾快乐的小虾。这些被屡屡见诸媒体的，乡村小镇上仇富杀富案件所惊扰的成功人士，低调入沪，是推动上海房价走高的众多原因之一。他们几套、几十套地购买着市中心或者郊区的楼盘别墅，静待房价上升时抛售，留下若干套房子交替居住，像狡猾的兔子留下三个左右的洞窟来躲避危险——绿地世家内有几只兔子竖着耳朵，听风吹草动？

不知道我家左侧邻居的身份。那个平均每年在走廊或电梯碰面三次左右、彼此点头致意的中年人，有着兔子般灵动不安的眼神。形单影只。他家也经常没有灯光。某日黄昏，我在小区回廊上坐着与妻乘凉聊天，无意间抬头，看到左侧邻居家阳台上站着一个年轻女子。但她很快消失在客厅里了，厚重窗帘遮住灯光和想象中可能发生的通俗故事。我家右侧的邻居更是一个蒙面人，始终没有与他照面。那是一套上下两层的复式房子，被租给一群青年男女，一层住男，一层住女。这套房子装修期间，我注意到搬进来了七八个高低床。那是一种非常简单粗糙的装修，显出邻居的精明。他的房租收入应该非常高，投资回报率非常高。一个人（江浙一带的富人？）假若有这样几套上海的房子出租，是否胜过他在故乡小镇上开设皮鞋作坊或者酱油厂？

复式房子的门整天大开，青年男女出出进进。吹口哨、唱歌或沉默，大概是一群交替上班的打工者。在走廊与他们擦肩而过，互相回避目光。保持距离，避免冒犯，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自我保护——上海生存法则之一。门房间的瘦保安屡屡告诫我：别让邻居记住你的面孔和出行规律，家中无人时要在客厅中开一盏小灯，等等。但我还是记住了隔壁那群青年中一个男孩带邪气的脸。当然，我充满狐疑的脸也肯定被他记住了——去年，某夜，我醉酒，回家，钥匙入锁，开门，关门，上床即鼾声大作。次日晨，妻发现家门上贴一纸条：“先生：你的钥匙插在门上忘记拔掉了，我下夜班时发现，没有敲你家的门。可到隔壁来拿钥匙。小张”。我敲着隔壁那扇似乎永远敞开着的门：“请问，哪一位是小张？”小张从睡意中爬出来，懒洋洋地在高低床上斜着身子把钥匙递给我，又爬回梦境。我与妻商量良久，决定：妻请假在家中呆一天，看有无异常。一天无异常。两天无异常。但我和妻两天没有睡好觉。还是花了一百五十元请锁匠上门换掉保险锁。就在锁匠哐当哐当砸门时，小张恰好走过。我尴尬。他也愣了一下，看门，看我，脸上浮出嘲笑、无奈和邪气，消失在电梯里。

我坐在换了新锁的家里，内心关于小张惭愧了三分钟，然后，恢复冷漠。

隔壁的那扇门，现在经常关上了。

我家位于五楼。楼层偏低，房价相对便宜。购房时向建设银行贷款若干，借亲友钞票若干，财政压力巨大。每天上班途中看到建设银行，恨爱交加：“二十年内，我在为它而工作。”后来，房价上涨，我和妻的暗喜日益明朗化：家庭固定资产增值！目前，上海房价下跌，我和妻子难以遮掩的焦虑就是：千万别跌到当初的购买价以下，让我成为一个“负翁”。因此，到小区门口的“中原地产中介所”窥探最新房价曲线，是我黄昏散步时庸俗化的功课之一。上海，正在培养满城的“日常经济学爱好者”。我已经有了把每一次拥抱和忧伤都换算成货币的能力。

在阳台上，目测小花园内那几棵树的生长速度和高度，时常滋养出隐秘的占有感和快感。那几棵树已基本抵达我阳台的高度，也就是说，那些树梢在接近我拖鞋的高度——在树梢散步，像一朵云，干净、放松、空灵。某日，我在那几棵树枝叶间发现了鸟巢——一棵树裸露的心脏，在鸣叫中跳跃。这是六楼以上居民难以知晓的秘密之一。一个“日常经济学爱好者”居于五楼的优越感，在保值升值。花园那边是幼儿园，沙坑、滑梯、木马、秋千、教室……像安静的布景。孩子们的欢乐很少与我全面相遇。因为，我早出晚归，与孩子们擦肩而过、背道而驰——我在朝着衰老和浑浊的方向奔驰。但孩子们欢乐的余温仍在，沙坑、滑梯、木马、秋千、教室和鸟巢，信赖地遗留于傍晚、周末、假期，使我成为一个不会过于堕落的人。

常常和妻、儿子在阳台聊天。夜晚，熄掉客厅和卧室所有的灯。高楼之间被切割得异常破碎的天空上，偶尔有月亮浮现——上海的重心，浮现，避免了都市生活的过分倾斜。星星只有一颗两颗，呼吸微弱，儿子手指星星的方向很惊喜。某年某夜，在老家南阳盆地，我带年幼的儿子乘吉普车奔驰于旷野里，大团大团的星星像一丛一丛菊花。儿子懵了：“这是假星星吧？！”我就为被天花板上大团大团的灯泡照耀着成长起来的儿子感伤。浦东机场、虹桥机场两个方向的夜航班机，有红色光点掠过我阳台上方的天空，作为人工流星慰问眼球。

偶尔与正处于叛逆期的儿子下一盘围棋。儿子漫不经心：“老爸，天上没有星星，你就灵活一点，把棋盘当成星空呗！”我看着脸上长满青春痘的儿子，有些感动。“棋盘”，“星空”，美好的联想和相似性。“黑夜空，白棋子”，这些意象不会出现在儿子的作文里。他对作文很头疼，对老师删掉那些充满灵气的胡言乱语、不得不背诵指定的考试范文很头疼。他作文越写越无趣，分数却有了提升。他的前程大约是银行职员或工程师，而不会被上海这个把女孩的长相叫做“卖相”（可以买卖的相貌）的实用主义城市，教育成一个诗人。我的文字生涯之所以日益黯淡，也与自己渐渐背离旷野星光有关。人到中年，负债生存，我正成为一个对数字比文字敏感、对纸币比纸笺深情的家伙——

本雅明说：“我在土星的标志下来到这个世界——土星运行最慢，是一颗充满迂回曲折、耽搁停滞的行星。”在土星照耀下，本雅明维护着抑郁的气质和才情。桑塔格认为，被土星照耀并赐福的人，除了本雅明还有激情四溢的卡内蒂、孩童般的罗兰·巴特。而我也许早已丧失了灼烫燃烧于南阳盆地上空的土星，在上海市区一盏节能灯下，对建设银行每月汇来的还贷收据，用计算器再毫无意义地核对一遍，然后，睡去，梦见附近曹杨路二百三十五号的上海印钞厂，梦见外滩上云集的美女……

大致构成绿地世家周边格局的，是三条街道：宁夏路，白玉路，曹杨路。尽管目前房地产市场趋寒，但一座新楼盘最近在曹杨路上开盘。环绕楼盘四周的广告墙，描绘着住宅区未来的景象，闪烁着精心撰写的广告词：“建筑是一种思想”“建筑的历史就是思想史”，就差直接喊出“建筑开发商就是思想家”了。是的，他们是思想家。他们用来运行思想的计算机，比我公文包里随身携带，用来购物时核账的小计算器，庞大嚣张得多。且看这个楼盘的销售广告：“两套小户型左右打通或者上下打通，可使你获得超越九十平方米的欢乐！”轻轻化解了近期出台的“九十平方米以下户型须占楼盘总量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调控政令。

每一个月末的几天，我在宁夏路乘公共汽车再转地铁，去梅陇镇附近一所大学的研究生班读书。作为工作内容的一部分，我需要把研究生班的学习成绩，作为年度业绩考核内容的一部分来完成。来自本市各个角落的若干男女成了同学，攻读经济学。收获之一，是从那些愤世嫉俗的教授嘴里，明白了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没有人比自己更关心你的切身利益”——除了古往今来的建筑开发商。据说，十七世纪，英国很多城市建设起有门无窗的黑暗房屋，因为税务官是根据清点窗户数目来向居民收税。十九世纪的奥尔良有一种“驼背房屋”：居住区的格局是前排一层、后排多层，呈现由低而高之驼背状，以应对政府根据临街楼层数征收房屋税的政策。当代，上海，我家附近的新楼盘，玩起了小单元组合成大单元的游戏……

我家这套房子显得大了，根本不符合自己钱包的体积。为了最大限度牟利，这个小区以及附近楼盘都没有设计更小的户型。我和妻当初一致喜欢绿地世家的建筑风格及其所处区域，咬牙签下售楼合同书。这一行为，显然背离了波兰诗人米沃什所教导的“保持小地方人的谨慎”之准则。的确应该对这个时代、这座城市所煽动起的“做大、做强、做赢”的欲望保持警惕，包括人到中年还去读什么研究生。我应该清醒地与各种推动自己、拉动自己的非性灵的力量抗争，以维护身体和内心的平衡，免得跌倒在地，伤痕累累。“九十平方米的欢乐”倘若能够真醇地拥有就已足够。九十平方米，完全可以摆下双人床、书桌、若干书柜、餐桌、迎接朋友的若干沙发、拓展孩子梦境的单人床、吸引蜜蜂的阳台和花盆……用两个小户型拼成一个大户型，用两个中篇拼成一个长篇，用两个谎言拼成一个真理，用两种药丸拼成一个青春，用两个女人拼成一个高潮——这是别人的事业，而我，一个上海人眼中的乡下人、小地方人，务必记着祖母和外婆贴在南阳盆地灶台床头上的名言：“小心灯火。”灯和火——小心十字街头的红灯和内心的欲望之火……

在小区散步，妻挽我手，提醒：“靠边走，小心汽车。”眼前身后吃汽油的帕萨特、奥迪一类钢铁野兽虎视眈眈。雨天，它们也毫无顾忌地溅起水花奔跑。我靠边，走，倾斜身子。时间长了竟成为习惯。因公务与上司一同外出，我靠边，走，倾斜身子，像一枚被锤子敦促着的钉子，倾斜，进取，欢快。这是中年姿态，告别南阳盆地后的姿态——在南阳，任教于某所大学，我是一个迟钝、懒散、似乎因不及格而永远没有毕业的人，心跳、步伐、语速都很慢，适宜写诗，在地广人稀的一张白纸上横行霸道、目空一切。移居上海，全家人身体、内心的节奏，几乎陪着附近的京沪铁路线一块提速、提速……目前，我已停止写诗。老板对我的公文写作要求是：“用成语，写短句。”酷似法国作家彼埃蕾特·弗勒蒂奥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要短句，亲爱的》。短，为了快，短信、短裙……为了快捷、快感。一个信息爆炸、市场竞争的时代，你生存，在上海，就必须像一枚倾斜的钉子！进！取！欢！快！直到被一把抽象的锤子砸、折、废、弃。

我开始在黄昏跑步（一枚钉子在跑步？），沿小区内的道路，跑步，锻炼身体，保卫自己——保卫一枚钉子的抗打击能力和锐力。妻子担心，叮嘱：“靠边跑。”靠边而倾斜着身子，跑，姿势辛苦。她提议买一台跑步机，将一个书生（正在蜕变成为钉子？）的道路微缩于一台机器，安全，自尊。但我否定了这一财政预算：“与其在室内原地奔跑一生，不如在空旷的南阳盆地奔跑一晚。”这煽情复矫情的好句子，有摹仿诗人舒婷《神女峰》的嫌疑。惭愧。摹仿。就这样在对各种各样的欲望和行动的摹仿之中，耗尽一生。像一枚钉子，在墙壁或木头中，渐渐消失踪影、泛出锈迹。

摹仿？是的，摹仿。

上海暗暗摹仿纽约、香港、东京、底特律。但它道路的命名却借用各个省份、城市的名字，例如“宁夏路”，丝毫不避讳这些名字中透露而出的野外气息。她似乎在通过大势和细部的摹仿拼接，妄图获得五湖四海所有人的认同和拒绝——例如，在上海市静安寺附近存在一条亲爱的南阳路。但我站在这条长约三百米的小街，绝对看不到环绕南阳盆地的四座山脉：伏牛、秦岭、桐柏、武当。南阳路周围是恒隆广场、梅陇镇广场、美琪大剧院、小教堂。摹仿，像镜子与镜子在相互映衬中彼此修改镜中景象。混沌、暧昧、似是而非、欲拒还迎……就是上海气质。每个异乡人在这座大海般的城市里，都能寻找到已经变得接近于大海咸涩程度的故乡天空落来的雨滴。

宁夏路也在暗暗摹仿上海最繁华的淮海路、最幽雅的衡山路：酒吧、咖啡馆、石库门连锁酒店、音像店、软件公司、华源药房、三号线地铁站、小超市、东方书报亭……种种时尚、世俗的元素，杂陈于这条五百米左右的街道。街头的公共汽车、出租车、脸部似乎被磁铁吸往同一个方向的车站候车者、红色电话亭、独步者、情侣、卖花女孩……这些片段景观，似乎与铜版纸上印刷着的欧美街景毫无二致，与上海其他街道毫无二致。整个世界都在“全球化”“接轨”一类嚣叫中趋同，如同我们每个人的梦境、语调、面容、情感履历，大致可以互换、移植。所有人是同一个人，所有城市是同一座城市——使我们在摆脱孤单之后，陷入加倍的孤单。

宁夏路上的迪欧咖啡馆，是我在周末和假期消磨时光的地方之一。去的次数多了，咖啡馆小姐的脸格外明媚，赠我贵宾卡可享受八折优惠。落地大玻璃窗外的景色，尤其是冬日午后的阳光，不折不扣，全心全意。透过这位于两层楼高度的落地玻璃窗，注视宁夏路上的街景，哑剧般的街景，像一个偷窥者，我终于有了不在场，逃出剧中情节的幸福感。窗外大街在宁静中喧嚣，仿佛一扎啤酒杯中的泡沫。我倦了，枕着沙发，眯眼，半寐半醒，只要有一杯饮料作为道具和托词，就可以无止境地把无聊时光谋杀下去。但我要注意避免像南阳盆地深处枕着田埂和蛙鸣入睡的祖父那样滑入深眠、发出鼾声，就与咖啡馆内低语的情人、用笔记本电脑上网的少年、桌布上的花瓶烛火等等景象，不协调了——在滑入深眠、发出鼾声的祖父手边，往往有装米饭的瓦罐。有这样一个瓦罐作为依据和证词，祖父可以理直气壮地枕着中午的田埂，一直睡到我家耕牛用鼻子触醒他的黄昏。一大片被耕犁翻倒了身子的田野，像新婚女人一样散发腥甜气息，使祖父的呼吸有些急促……他休息，一个农夫劳作之后毋庸置疑的休息。而我咖啡馆内的休闲、谋杀时光的休闲，心虚得找不到一小片庄稼来支持……

迪欧咖啡馆内的背景音乐，低微奏鸣——作为南阳蛙鸣的替代品。常常是一个名为“二手玫瑰”的乐队演奏的摇滚乐——其中，有一只青蛙在打鼓。乐队之所以起这样一个别致的名字，乃悲哀于摇滚乐的形式来自于西方，如同二手玫瑰装点二手的生活。在上海，这座追趋时尚恐惧落伍的城市，正绽放着许多“二手主义者”吧？二手主义是安全的、稳健的，同时又保留着一手主义尚未完全褪却的先锋、尖锐，如同一个美国人的句子：“Ross is a rose is a rose”（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语调充满回音，后面一朵玫瑰大约是前一朵玫瑰的倒影和反光？是二手玫瑰对一手玫瑰的倾慕和摹仿。咖啡桌上的花瓶，插有一朵玫瑰，不知是否曾经被某一客人逢场作戏献给了对面的某人，然后再插回花瓶。它大约也是一朵二手甚至三手、四手的玫瑰。在这家咖啡馆，我请朋友喝啤酒、聊天、吃炒饭、喝茶，咖啡倒喝得不多。童年时期形成的口感是顽固的，拒绝摹仿另外一种时尚的味蕾——最起码，我舌头还保留着对南阳盆地的忠诚。但，这个咖啡馆本身也在妥协，妥协成二手的容颜：有若干小包间，最近被改置成麻将爱好者们的乐园……

咖啡馆墙壁喷吐着梵高画笔下的一系列著名景象：麦田、向日葵、丝柏、星空……梵高摹仿着他眼中的迷乱万象，全世界的美术工人在摹仿着迷乱的梵高。逼真的摹仿，衬托出咖啡馆内的宁静。偶尔因小包间开门泄露出的轻微麻将声，类似雨声。咖啡馆小姐大都美丽，宁静的美，与酒吧小姐骚动的美迥然不同。她们的美丽程度，似乎决定着餐饮表上的价格水准——美与物价，存在一种隐秘的换算关系。迪欧咖啡馆内的一个女孩，不久前出现在绿地世家内的连廊上。换掉了暗绿色的咖啡馆小姐职业装，着休闲服，使我不敢确认她是否就是那个羞涩的女孩。她与一个中年人携手散步。那个中年人似乎也是咖啡馆常客。祝福她有一个稳妥的归宿，尽管她好像在回避我的视线。

咖啡馆旁边是一家准备开张的“草原羊火锅店”。窗子上描绘着草原景象，试图诱惑食客们通过肠胃来接近塞北朔方的阔野长天。火锅店老板，一个剃光头的家伙，近几天在招聘服务生，招聘方式朴实而幽默：应聘者排成一列，单手托起棋盘样的木板，木板上置放四块砖头，挺胸，依次疾走，凡砖头滑落者即被淘汰出局，这显然是在摹仿餐厅中的传菜情景。举砖前行的应聘者，似乎都是乡村青年，脸上充满进入火锅店的渴望。这个选择乡村青年而不是都市美女作为服务生的火锅店，价格应当比咖啡馆淳朴。期待火锅店的火焰早日燃烧。

咖啡馆的冷静，火锅店的热烈，在宁夏路上交相辉映、雅俗共赏——如同显微镜下的上海肌体切片之一。

绿地世家周围最短一条路，是白玉路。

三百米左右长的白玉路，依次由下列景象构成：联华超市、水果店（一只黑猫窜行其间）、摩托车自行车修理铺、巴比馒头店、临时露天菜场（由一群来自山东的农民每天晨昏营业）、阿婆米粉店、老弄堂、拆迁居民安置办公室、想象力发廊、老张面馆、薇薇玩具店、糖烟酒小店（门前常年摆着回收名烟名酒的牌子）、香港发型设计中心、又一村面馆、苏州羊肉面馆、亚森健身中心、老弄堂……贯穿这一系列景象的，是白玉路上停泊并不断补充、修正、保持规模、排列有序的出租车长阵，车顶的“TAXI”标志几乎囊括了上海所有的出租车公司：“大众”“海博”“法兰红”“国旅”“金茂”“锦江”……白玉路有多长，停泊着的出租车队列就有多长——这里是上海出租车司机们自发认同的休息地之一，可吃饭、理发、抽烟、吹牛。

老张面馆最先被出租车司机们钟爱。面馆价目表上的一系列主食和小菜，低则二元，高不超过八元。司机们把出租车开到白玉路上，工作服、白手套扔在车内，仰天打哈欠、伸懒腰，然后像回家一样晃进老张面馆。矮小的打工妹赶忙接过司机手中的大塑料瓶或者“雀巢”咖啡玻璃瓶，免费装满竹叶或者菊花煮出来的茶，再端上一大碗盖浇饭：一大碗米饭上盖着浇着火腿、鸡蛋、肉沫、青菜、汤，香气沸腾，五彩缤纷。司机埋头咀嚼，然后抽烟、翻小报、看手机；从口袋内掏出里程清单核对当日业绩，欣慰或郁闷；向餐桌对面的另外一个司机点头致意，共同牢骚。某日，我也被一个司机点头致意：“你今天跑了多少？”我愣了愣，笑：“今天没跑，休息。”那位老兄仍沉浸在自己的感受里：“天已经黑了，我还只跑了三百元！不及格。挣多挣少都是公司的、老婆的、儿子的，只有这一碗盖浇饭是咱自己的啊！您慢慢吃，BYE！”在上海，一个出租车司机每天的“及格线”大约是四百元（包含汽油、上缴利润等），之后的收入才会流进自己的钱包——一个男人腰部干旱的小湖泊，牛皮或者仿牛皮质地的小湖泊。隔着老张面馆的窗子，我看见那位“不及格”的司机钻进出租车，一溜烟消失在白玉路上的暮色里。他将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一直奔跑到黎明。他的出租车刚才占据的位置，被新驶来的出租车填空。又一个司机把工作服、白手套扔入车内，在白玉路上仰天打哈欠、伸懒腰，然后像回家一样晃入老张面馆……

老张面馆生意的火爆，导致白玉路上新出现了第二家面馆——又一村面馆。它完全克隆了老张面馆的模式和氛围：面馆格局、价目表、矮小的打工妹、免费供应茶水、盖浇饭、司机、晚报、烟、欣慰、郁闷、牢骚……甚至连两个面馆门口收款台上的老板也都一样的胖！不同的是，又一村面馆的老板是个中年女人，老张面馆门口收钱的“老张”是个男孩，大学毕业，找不到写字楼里的工作，母亲就开了面馆交给他来经营——面馆标志中之所以强调“老张”，也许是为了让这个男孩进入中年暮年以后仍有底气坐在门口数钱，而提前奠定了舆论基础？司机们经常羡慕老张：“你老弟数票子的劳动量可比我大多了哈哈……”我也问过老张：“又一村面馆在摹仿你这个面馆，分你的生意，生气不？”老张腼腆：“都不容易。各数各的钱，生什么气呀。”

我给妻说了被当成出租车司机的事，她乐：“你应当很荣幸！你还以为贷款买了一套房就混进了中产阶级？你还以为给领导写写讲话稿就把握了全局？”话尖锐，有说服力。的确，能够被一个出租车司机认同，表明：我是一个有同类而并不孤单的人，一个有动力（发动机）和自制力（制动闸）的人，一个在进取中遵循规则（红灯停、绿灯行）和底线（白线、斑马线）的人，一个有能力帮助那些招手求援者的人，一个对路上的饥渴和积郁有着极大忍耐力的人，一个腰部的小湖泊过了一定水平线就很快乐的人——每天驾驶自己的肉体，以心跳为计价器，跑，跑过少年、青年，跑进中年。狂奔状态的我，应该减速，在家门后的白玉路上减速，停下来，仰天伸懒腰、打哈欠，补充若干啤酒作为汽油，清点成本和收益，然后再跑，获得每天的疲倦和安然——从宁夏路上出发，在白玉路上归来，我要保持一个出租车司机谦卑而诚实的心境和姿态。实际上就是要继承我祖父、故乡南阳盆地深处的一个赶驴人的心境和姿态。当赶集归来的驴车在乡村土路上遇到步行者时，祖父往往主动请人家坐上驴车，抽烟，吹牛，不计里程地将人家顺路送回家去。他所得到的回报则往往是一碗黄酒、半把花生、传遍邻村十里八乡的美名、多年以后葬礼上的陌生送行者……

白玉路上停泊的出租车行列里，似乎有毛驴身影晃动，固执地，晃动，提醒一个客居者自身血液上游的方位和温度——南阳盆地一带的方位和温度。

全中国所有的理发店都相似，白玉路上的两家理发店所以也相似：门口有缓缓转动的理发业标志筒，五彩闪烁；墙壁贴满各种发型的照片，为顾客们想象自己的头部风景提供依据；悬空于室内一角的电视机，播放着《超级女声》或者韩剧，顾客和理发师偶尔斜着眼睛瞟上几眼；烫发者满头缀着各种用来定型的夹子，像局部的刺猬；头戴巨大钟形头盔蒸腾头发的中年女人如同飞行员，朝着镜子中日益渺茫的美，飞去；理发师的发型一概怪异如同艺术家，头发漫长，耳环摇荡；低胸性感女孩为男性顾客洗头，染黄头发的男孩为女性顾客捶肩……

最终敲定了想象力发廊的老板作为我的理发师。大概是所有人的经验：搬入新居，或移居某地，在家附近选择一个合适的理发师，过程非常谨慎且痛苦，以极其拙劣的实验发型招摇过市若干天以后，最终下定决心：“就是那一个了！”然后从一而终。一个理发师类似一个情人，可以成为我们回忆某一阶段生活的标志和线索。想象力发廊老板，一个胖子，对每个老客户的发质和要求了熟于心。胖理发师初次掌握我的头颅，一边用剪子渐变着我混沌思想附近的景象，一边询问：“先生的职业是什么？……公司职员，好，那发型就应当谨慎一些，但又不能太沉闷……让上司既放心又开心……你看，你看，这样子是不是显得既洒脱又本分？”这个经常在顾客脑海附近观察与劳作的家伙，海岸上的家伙，像半个社会学家。我的发型就此稳定下来，与搬入绿地世家以前的发型有细微变化，与移居上海以前南阳盆地时期的发型有很大变化——发型，大约是脑海上方的波浪形状，内心的鱼群掀起的波浪，在上司与同事认可的范围之内荡漾——显然，我的身份，一个公司职员的身份，上海这座城市的异乡闯入者身份，决定了我的发型既不能暴怒如台风中的大海纷披张扬，也不能冷漠如结冰的大洋光头明亮……发型，是对内心景象的揭示和遮蔽。通过一个人的发型来结交或拒绝他，往往正确或错误——一句废话，请原谅。

给我洗头的女孩姓赵，瘦小，眼大，来自安徽乡村小镇。她低头给仰躺在皮椅上的我洗头时，我一般闭着眼睛，或斜着眼睛看墙上的美人照。一个男人中年以后面对异性，如何妥善安排目光是一个难题。对女孩子们的关注要适可而止，既不能显得心灰意懒，又不能表现得热情洋溢——毕竟，人生入秋，在秋天练习安详，并逐步过渡到冬季阳光般的慈祥。小赵十指纤长，一边揉搓本人头颅，一边聊。第一次闲聊时的对话片段追记如下：“大哥住绿地世家呀？”“对啊，贷款，负债。”“大哥有信心呀。上海一平方米就是我们乡下的一座楼呀！”“你也要有信心，将来自己开一个理发店，当老板，挣大钱！”“笑话我呀。将来能在我们老家镇上开个理发店就行了，能养活一家人了。”“会的，会的，到时候我给你送个大花篮！”“难呀。不过，我可记住你的大花篮了呀！”小赵手指更加轻柔。不久，她就在想象力发廊消失了。胖老板告诉我，她母亲病重，急需一笔钱，就回家潦草地嫁了一个有钱人。新来一个女孩，软语吴侬，嗲，没事做的时候对着镜子修饰她的假睫毛，或朝老板抛媚眼，给顾客洗头时匆匆了之，没了那个安徽女孩的耐心。

夏日盛大。胖理发师建议：“等你退休了，或当上大老板了，我给你设计个新发型，介于光头、板寸之间，有杀气，还风凉！”

憧憬这样一个有杀气且风凉的年代的到来：杀掉内心的卑怯，凉却欲望的灼烫。

10.

种种迹象表明，时光临近年末岁初：上海铁路局开始举办春运期间客票价格调整听证会，邮局内的汇款高峰来临，晚报披露了因被拖欠工资而三年春节没有还乡的某民工杀死包工头案件，某出租车公司因与司机发生财务纠纷而在一天早晨发现二十一辆出租车被开回一千公里外的某省乡村，有关机构以高薪在安徽寻找临时保姆以应对保姆返乡潮，电视密集播送春节期间的酒店预订信息，旅游公司以诱人价格作为鱼饵以试图将度假者钓往海南、香港、新马泰……

宁夏路、曹杨路交接处的普陀古越龙山体育场外，排队购买火车票的队列开始蜿蜒流淌、形势悲壮——体育场上方的红色横幅醒目：“春运火车票临时售票处。”标语警策：“遵守秩序，排队购票，小心防窃，安全还乡。”以体育场内的篮球场改造成的十二个售票窗口为导向，购票者队伍自体育场内向场外、向曹杨路末端的地铁三号线车站辐射而去，大约一公里长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一公里长的站、靠、躺、蹲，一公里长的湖南话、山东话、四川话、东北话，一公里长的期待、焦灼、激动、困顿……一个人需要排队三小时左右，才能接近售票窗口那一张写着故乡名字的粉红车票。购票者们带着水杯、报纸、香烟、面包、凳子乃至折叠床。购票者队伍旁边出现了新闻记者、警察、小偷、倒卖车票的“黄牛”、卖茶叶蛋的食品贩子……

上班下班路过这支由还乡者构成的队伍，我庆幸自己不用经历三小时左右的曹杨路上的等待，又感伤于自己是否正成为一个丧失故乡和他乡的双重孤独者？在河南亲友眼中，我成为混进十里洋场的上海男人。在上海的同事、邻人甚至路人眼中，我仍然是河南籍客居者。在自己眼中，我正成为孤单的国度——我的忧伤和暗喜，构成了三个省、一个盆地、七个村庄的忧伤和暗喜。这也许只是一个异乡漂泊者的自我安慰，一个故乡悖离者的堂皇托词。在上海方言与河南土话之间的钢丝上，我蹩脚的普通话，极力平衡着它微弱而不安的影息。父亲去世，母亲春节随我在上海度过。一旦将来母亲再追随父亲而去，我与河南唯一的联结点，只剩下了南阳市北郊独山上的墓地——我像风筝一样被握在墓地中的父母手里，直到断线、失踪。在春节不用返回故乡的人，终将被故乡遗弃、漠视。曹杨路上的还乡者缓缓移动，如同告别仪式，悼念那些如我一样背弃故乡者的青春和暮春。在身体的不断位移之中，加速内心的丧失。其补偿，就是一个人日益强大和疼痛的回顾、追忆和想象力。

在他人的状态中发现自身处境，于时光的流逝中觉悟来路。春节，寒冷而宁静，降临于原则上钟情于夏天的宁夏路。周围，上海人的阴柔沪语，突然转折成干脆利落的鞭炮声，让我也逐渐看清了自己多年书写的纸笺也包不住的万事万物的火焰——南阳盆地的火焰，在灯笼内、灶膛里、麦地上、美人们的身体中、响器班子的吹奏间，燃烧，朗现。我在衰老，在上海渐渐衰老，我日益稀少的头发是这些事物之火渐渐减弱的火苗和灰烬，但拒绝在将来的某日用假发套来虚构出记忆之焰的蓬勃绚烂。接受一切——那些衰老，那些丧失。故乡不在远方，异乡也不在此地，故乡异乡正与我中年以后的身体合二为一，缩小着身高，逐步虚弱、消亡——这是我在宁夏路上渐渐明了的继续生活下去的依据之一。

法国作家杜拉斯曾经与一位来访者谈起小说《情人》中的景象：“……你即使在越南也什么都找不到。你到塞纳河去，离巴黎三十公里的地方，那儿有一个小河湾……它不是像湄公河，它就是湄公河。”乐观！杜拉斯令人绝望的乐观，使我感伤而安慰。我，有没有能力在附近的苏州河，发现流经故乡中原的那条黄色大河？我应当有能力把曹杨路上体育馆外的还乡者队伍，搬进我书房内的稿纸、火车，在墨水瓶这个火车头的带领下，朝着往事和梦想的方向，呼叫、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