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从前，世上我只是一个人

（1911—1928）

天地生人，人为万物之灵。神明的大自然，着重的该是人，不是物；不是人类创造的文明，而是创造人类文明的人。只有人类能懂得修炼自己，要求自身完善。这也该是人生的目的吧！

——杨绛

01 家世

汉乐府有诗云：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江南之美。见于文，见于诗。见于她的仪容、气质。

她是杨绛，祖籍江苏无锡。一方水土一方人，从父母的血脉中，她继承了江南水乡的剔透与玲珑，娴雅与温柔。民国女子，百花争艳，仿佛誓要活成传奇一般，一个比一个特立独行。唯独她不同，不争，不夺，不低眉，不迷惘。她的一生一世，就像一首意味深长、淡雅隽永的诗，令无数人为之颔首又昂扬。

在江苏无锡，杨氏一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族中多文人、官宦、商贾。然而，人生长河漫漫，名望并非极重要的事。杨绛祖父这一支，家境寒素。1878年，杨绛父亲出生，名荫杭，字补塘。杨荫杭笔墨尚佳，做文章的时候，还有个笔名叫作“老圃”，又名“虎头”。

杨荫杭自幼聪慧，读书勤苦。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志趣，誓要凭一己之力拼出一番天地。1895年，十七岁的他便顺利考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然而，尚未毕业，杨荫杭却被学校除名。是何缘故呢？说来令人唏嘘。

当年，学生运动爆发，北洋大学堂不少学生参与其中。当权者镇压学生运动的时候，领头之人被开除，可问及其他参与人员之时，竟无人敢应。从不曾参与其中的杨荫杭性情耿介，见众人怯懦退缩，他心中愤懑不已，竟挺身而出，说还有他。如此一来，杨荫杭也在除名之列。好在不久之后，他考入了南洋公学。

南洋公学（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由“中国商父”盛宣怀创办。1899年，学业出众的杨荫杭和杨廷栋等六名学生，被校方选派赴日留学。起初言语不通是最大阻碍，杨荫杭便去日本文部省特设的日华学校补习日文，不久入早稻田大学就读。

次年，春。他和杨廷栋等留日学生一起组建了励志会。在校期间，还一起创办了当时留日学生的第一份杂志《译书汇编》，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名篇，包括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今译《论法的精神》）、卢梭的《民约论》（今译《社会契约论》）、穆勒的《自由原论》（今译《论自由》）等作品，在海外留学生中颇具影响。

1901年，暑假，杨荫杭回国探亲。其间，一腔热血的他在故乡创建了励志学会，宣传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中华民国史》记此为江苏最早的革命小团体。杨荫杭因此遭到清廷追捕。1902年，杨荫杭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本科毕业。归国之后，他被盛宣怀派往上海交通大学译书院做翻译工作，编译了《名学教科书》。

杨绛先生则回忆父亲当年是被派往北京的译书馆从事编译工作。虽然上海“译书院”与北京“译书馆”只差一字，但是相去甚远。据上海交通大学校友佐证，包括杨荫杭在内的杨家三兄弟（杨绛的大伯父和三叔父）都曾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无疑，而杨绛先生所言北京“译书馆”是记忆偏差也未可知。

后因译书院经费不足停办，杨荫杭重回无锡。此番归来，他与留日归来的同学创办了“理化研究会”，并请了一名日本教师讲授自然科学。百忙之中，他也兼职为上海的《时事新报》《苏报》等报社撰稿，并担任一些编辑工作，还在中国公学、澄衷学校、务本女校等学校为学生上课。

彼时，杨荫杭年轻、强健。海外的游历令他的眼界愈加开阔，更甚从前。他既有远见，又有学识；既有胆魄，又有丰盈的热情和充足的精力。因此，他仿佛从不停歇一般，总要竭力做点什么。只是遗憾，他未能生在一个好的年代，所有的奋发终究未能如愿开花。

除因宣传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遭受朝廷通缉之外，驻意大利钦差许珏也曾扬言要枪毙杨荫杭，又由于反封建的开明思想触怒族中封建老旧一派，他被族中居心叵测之人试图驱逐出族。重重压力之下，杨荫杭只能另谋新路。1906年，杨荫杭逃亡海外，再度留学，此次他先到日本，后横渡太平洋，远赴美国，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由于早年早稻田大学本科不授学位，他便通过论文拿到法学学士学位，继而辗转去了美国。多年以后，杨绛还通过美国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李又安，找到了当年收录了父亲论文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日本商法》，并将其封面及几页内文收藏了下来。

父亲留美论文一事，还是钱锺书先发现的。此前，杨绛只见过父亲在宾夕法尼亚大学1909至1910年度的注册书。是昔年钱锺书在杨荫杭的书橱里见过他的留美论文，后来提醒杨绛，方才有了后续的事。世间人事，都是注定。隐藏于人生中的所有琐细，有心，总能见着。

再度留学归来，杨荫杭一颗探寻进步追求民主的心慢慢沉淀下来。对于时局与政治，他有了更深刻立体的见解。反观早前自己的革命态度，杨荫杭也日渐理性。他开始学会控制与放下，变得淡定，这也是后来他对女儿杨绛最紧要的教育心得。

1898年，还在南洋公学读书的杨荫杭与杨绛的母亲唐须嫈喜结连理。唐须嫈，小名细宝，与杨荫杭同岁，出生于无锡富贾之家。她也是喜好与书做伴的女子，修养不在话下。在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上海务本女中读书之时，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和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都是她的校友。

杨绛在《忆孩时》（五则）中写到一则母亲的趣事。唐须嫈喜爱民国女作家苏雪林（原名苏梅）的文章。一次，唐须嫈读到一篇作者署名“苏梅”，题为《棘心》的文章，她便说，此人也学着苏雪林《绿天》的调儿。杨绛听后十分佩服母亲，因为苏梅正是苏雪林的本名。母亲竟一眼便能辨认出苏雪林的文笔和腔调。

唐须嫈具备中华女子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温润如玉，淡雅如菊，美丽，贤惠，幽静，甚少抛头露面，一心相夫教子。在杨荫杭留美四年期间，她独自一人照顾杨绛的三个姐姐，从无怨言。她也同样具备新时代知识女性的素养，她喜爱清代戏曲剧本《缀白裘》，读至欢愉处，也常会心一笑。《红楼梦》和《聊斋志异》更是她的床头书。

关于她的文字资料很少，即便是杨绛本人，记述其母亲的文章也不多。这并非表示母女情感淡薄，而是母亲的形象在杨绛心中已如图腾，岁月映照在母亲身上的痕迹简单又纯粹：一个最好的妻子，一个最好的母亲。用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的话说就是：“在家里，我们只觉得母亲是万能的。”

留洋归来的杨荫杭，虽在婚姻一事未能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窠臼，但是上苍待他不薄，嫁给他的是同样内心进步的知识女性，唐须嫈。虽然婚后的她内敛低调，不常出门，但是丈夫回到家中，唯有她能与杨荫杭两心相印，论时事，谈诗书，把酒话桑麻。

元稹《离思》诗曰：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杨荫杭与唐须嫈如是。

02 人间

1911年7月17日。

北京城杨家的租住房里，喜事临门。那一日，花正好，月正圆，杨家公子风华正茂。是日，夫人唐氏为杨公子诞下一女，取名季康。家人唤她“阿季”。小小女婴在襁褓中，柔软、脆弱，仿佛一触即碎，令人疼之、惜之、爱之，又生怕碰坏似的，小心翼翼地将她安放在母亲身侧。

刹那间，天地之广大恢宏展现在这个小小女婴的眼前。彼时，她还不懂世间温柔，也不懂世间苦难，更不懂世间情意，唯有双目炯炯有神，凝望着这个将要与她并肩一生的人间。去路漫长，她也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人，发生什么事。只是静静看着，等着。

杨荫杭、唐须嫈夫妻二人一生诞育子女八人：长女杨寿康，二女杨同康，三女杨闰康，四女杨季康，老五（长子）杨宝昌，老六（次子）杨保俶，老七（五女）杨桼，老八（六女）杨必。

在杨绛出生之前，家中已有三个姐姐。三个姐姐都出生在无锡老家，土生土长。唯独杨绛在北京城里来到这个人世。分明骨血中尽是江南之风雅的杨绛却出生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为北方之苍劲缭绕于身。

当年，杨荫杭从美国留学归来，思想发生了变化，对“革命”的态度变得冷静，开始研究西方民主法治，较之从前的“革命”态度，已更倾向于“改良”。回国之后，受实业家张謇推荐，杨荫杭携孕中妻子来到北京，在一个政法学校授课，其间还被末代皇帝溥仪的辅政肃亲王善耆请至府中讲律法。

杨绛便是在这一时期出生。

杨绛的三个姐姐皆在无锡老家出生，由产婆接生，费用很低，只要十个铜板。然而，北方产婆以力大闻名，南方太太都十分恐惧。因此，四个姐妹中，唯有杨绛是在医院由一名日本产科医生接生的。据说杨绛出生的时候花了父母十五两银子。长大以后，姐妹们也常常拿此事打趣，对杨绛说，家中兄弟姐妹们的全部接生费用加在一起，都抵不上杨绛所花的一个零头。

按常理来讲，家中已有三朵金花，排行老四的杨绛又是女儿，想来未必会得父母重视。不想，杨荫杭对四女儿尤其疼惜。众姊妹兄弟中，唯有杨绛是在父母身旁被养育长大的。她出生的时候身材短小，小小粉粉的一截，看上去很是脆弱。即便长大后，杨绛的身材依然不高。父亲却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可见父亲对杨绛之怜爱。

父亲有午睡的习惯，不喜有人打扰。某次，杨绛恰好在父亲房里看书，连呼吸都很小心，只静静待着，连去厕所都似小猫一般蹑手蹑脚，寂然无声。父亲醒来见到杨绛也在，便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话虽隐忍，爱却深重。从此以后，每每午休，父亲便总要杨绛陪着。

也许在杨荫杭看来，杨绛的出生在某种意义上是自己逃亡海外留学归来之后柳暗花明的最好见证。又或者，出生的时候她果真要比三个姐姐看上去更聪慧、玲珑？这样的事，不好揣度，唯有他们父女二人心中了然。

连父与女，也要讲究缘分的吧。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决定辞职南下。离开北京之前，善耆还特地拉住他的手对他讲，愿他成功。一个是旧年的清朝亲王，一个是昔日被朝廷通缉的“异己”。时过境迁，他们二人却能彼此欣赏。对杨荫杭来说，应当没有比这更令人动容的告别了。

离开北京之后，杨荫杭携妻女来到了上海，就职于上海《申报》，并成为上海律师公会创始人之一。说到此处，不得不叹一句“虎父无犬女”。杨绛能在中国文学史册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与当年叱咤时代尖端的父亲，是真正的一脉相承。

抵达上海之后，依然受张謇推荐，杨荫杭出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转驻苏州。依照当时的规定，本省人士应当回避本省官职，因此，不久之后，他又被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驻杭州。也是这一段为官的经历，令杨荫杭日后常常教导杨绛，做什么也别做官。

这句话语出有因。杨荫杭性情狷介，为官刚正不阿，不懂变通也不愿变通。因为在他看来，所谓变通便是妥协退让，终要丢了原则。所言不差。当年，身为高等审判厅厅长，要面临的大小案件无数，难免遇到权贵涉事的案子。杨绛回忆父亲曾处理过一起恶霸杀人案。

那个恶霸因有省长和督军撑腰，东窗事发之后意欲贿赂。杨荫杭不允，坚持司法独立，判处恶霸死刑。如此一来，他一下得罪了两位高官。依照当时规定，杨荫杭其实是在省长和督军管辖之下，但是省长和督军也不能干预司法。

杨荫杭的不买账，理直气壮。

然而，人情世故远远不是单凭理直气壮便能周全的。事后，该省长便直接向总统袁世凯告状，幸而袁世凯的秘书张一鏖与杨荫杭是故交，张一鏖力保杨荫杭，最后袁世凯亲批“此是好人”四个大字回了省长。如此，杨荫杭方才躲过一劫。

杨绛四岁的时候，杨荫杭调任北京，在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一家人重回北京。不过，杨荫杭的工作态度一如既往，不徇私，不舞弊，一颗坚持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的心笃定无比。

1917年5月4日，杨荫杭竟然传讯了在职的交通部长，怀疑此人受贿。此事一出，如雷霆炸耳，所有人都对杨荫杭的行为举止瞠目结舌。有人赞他胆识过人，有人骂他呆板迂腐。当夜，杨荫杭的电话便没有停过。最后，司法部长直接以司法部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请示袁世凯，要求将杨荫杭停职。

杨荫杭不卑不亢，写了《杨荫杭申辩书》，列“十二条”，据当时律法，逐一纠正司法部长对司法程序的错误认知，直接回应。杨荫杭与司法部长的两篇对簿之文，先后刊登于1917年5月25日和26日的《申报》要闻上，引起轩然大波。最后，杨荫杭虽不得不被停职，但涉事的交通部长也被逼无奈，引咎辞职。

经此一事，杨荫杭对北洋政府的为官之风十分失望。虽然停职不久之后又恢复公职，但是杨荫杭的工作热情已失大半，对“做官”一事，也越发抵触。既然无法在真实的法治公正与虚伪的人情世故之间斡旋平衡，不如离开。杨荫杭打算辞职。

这些，幼年的杨绛不懂。她只记得，有一日父亲突然不去上班了，连他上班要乘坐的马车也卖掉了，两匹马没了，两个马夫也走了。父亲倒是清闲、惬意，还与他一位名叫黄子年的留日同学去百花山上采集植物制作标本，出门六七日才回，被晒得黝黑。

在北京的那几年，对幼小的杨绛来说，多半都是绵密的温柔和悠长的童趣。挫折和跌宕是大人的事，而她尚未领悟苦难之分毫，只是枕在父母宽厚的臂膀之中来回摩挲。父亲和母亲便是她踏蹈的整个尘世，便是她触抚的全部人间。

此次重回北京，他们租住在东城，房东是满族女子。这是杨绛第一次见到真正梳旗头、穿旗袍、踩花盆底鞋的满族人。小小的杨绛将一切看在眼中，父亲问她要不要穿这种高底的鞋子，她认真思索一番之后认真地答道：要。她慢慢明白，什么叫作美了。

后来，杨家搬去了西城东斜街25号。也是从这里开始，杨绛正式接受学校教育。先是入第一蒙养院学前班，后转入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当时，杨绛的三姑母便在一墙之隔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学监。杨绛曾说，她童年的记忆也正是从这里开始。

杨绛父亲兄弟姐妹共六人。杨绛的大姑母排行老大，老二是大伯父杨荫溥，老三是父亲杨荫杭，老四是二姑母杨荫枌，老五是三姑母杨荫榆，老六是三叔父杨荫樾。在杨绛的印象中，童年时候，自己也是一个三姑母喜欢的孩子。不过，长大之后她与三姑母并不亲近。

杨绛的大姑母出嫁不久身患肺病去世，大伯父杨荫溥在武备学校因试炮失事殒命，三叔父杨荫樾留美归来也因肺病而亡。据杨绛回忆，家中大姑母形容最美，可惜红颜薄命。而在世的二姑母和三姑母两姊妹从小没人疼爱，彼此又不睦，出嫁之后又先后与夫家断绝了关系。大约都是有些脾性的人。

彼时，杨绛出落得水灵可人。有时候，女高师的学生会带她到大学部玩耍。她们会陪杨绛打秋千，也会把她带去学校的恳亲会演戏，把她的牛角小辫儿盘在头顶上，头上插满花，衣上也贴满花，让她演小小的花神。甚至，在学校的运动会上，也有学生拉着杨绛一起跳绳。

后来，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打趣道：“我现在回想，演戏借我做‘花神’，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等等，准是看三姑母的面子。那时候她在校内有威信，学生也喜欢她。我决不信小学生里只我一个配做‘花神’，只我一个灵活，会钻在大学生身边，大学生围绕着她跳绳。”

不过，幼年杨绛并非完全如后人所想，自幼温静，反倒有些调皮。她会在课堂上捣乱，吹一种小绒球，吹得开心还要如若无人地笑，自顾自地做些不合“规矩”的事。老师气急，叫她答题，谁料到她也能对答如流，毫无错漏。聪慧的人，总有一些能从人群里跳脱出来的脾性。

当时随父母返京的，除了杨绛，还有与她年岁相近的三姐。自然，日后弟妹们的陆续出生也给家中增添了不少欢愉。年长一些的大姐和二姐则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可是，祸不单行。就在父亲的工作遭遇挫折的时候，二姐感染风寒住院治疗的消息传来。

听闻消息之后，杨绛的母亲连忙南下，直奔上海。不巧的是，此时天津大水冲断铁轨，她只能转乘轮船。今日想来，那一路上，唐须嫈必觉分秒如年，内心煎熬非常人所能想象。旧时医疗水平不佳，如今看来微不足道的风寒在那时也是会要了人命的。

杨绛在《忆孩时》（五则）中写：“三姐姐一天告诉我：‘有一桩可怕极了，可怕极了的事，你知道吗？’她接着说，每一个人都得死；死，你知道吗？我当然不知道，听了很害怕。三姐姐安慰我说，一个人要老了才死呢！”然而，她的二姐没有等到老去的那一日。等到母亲见到二姐的时候，她拉着母亲的手，绝望地哭。

哭得母亲肝肠寸断。

命运之诡谲，想来无法预估。杨绛的二姐，终究无法摆脱命运的掌控。病逝的时候，她还不到十五岁。这件事，成了杨绛父母心中经久不愈的伤。连女儿都失去了，工作又何足挂齿呢？原已对北洋政府心灰意冷的杨荫杭把心一横，主动提出辞职，未至允准，便携家离开。

1919年，秋。杨荫杭携妻女干脆利落地离开了北京，回到无锡。所有的来去，在幼小的杨绛心中留下的印象是那样仓促无序甚至不合情理。来不及驻足，便已告别。她还记得南下的路上，碰到一个跟自己并不要好的同学，即便如此，她仍想让那个同学捎句话回去，告诉大家，她要走了。

提到这件事，杨绛用了一个词语：怅然。可是，这一点夹杂了落寞和伤心的“怅然”很快被她从父亲身上找到的“自豪感”替代。她在《回忆我的父亲》中说：“火车站上为我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

人生没有一条路始终坦荡如砥。

走得问心无愧。走得不留遗憾。

足矣。

03 南方

旅途，常常令人忘却孤独。

一家人从北京坐火车到天津，再由天津乘船南下，一路上虽有劳顿但仍欢愉。昔日所遇之破碎仿佛刹那不见。起码，对于八岁的杨绛来说，旅途所见之人、所见之景无一不是充满新奇和奥秘的。最有趣的是，父亲舍不得北京家中豢养的那只黄白色狮子猫，也一并将它“夹带”上了船。

数十年过去，杨绛依然记得那艘船叫作“新铭”号。杨绛后来回忆，那艘船就像电视剧《围城》中顾尔谦、李梅亭等乘的三等舱那样又脏又挤又乱。脏乱拥挤到什么程度呢？杨荫杭抱着当时三岁的老七甚至掉进了海里，好在最终父女二人平安上船。

当时，杨绛可能不懂“怀念”是什么。或许，她与三姐坐黄包车上学的画面从心头闪过；或许父亲上班乘坐的那辆马车她想起来仍觉得有趣；又或许，她恍惚之间还能听见从颐和园和香山破空而来的清越鸟鸣。可是，这些对于南下的杨绛来讲，只是她一生中蜻蜓点水般的一缕朱红。

轮船抵达上海，一家人转乘“拖船”前往无锡。所谓“拖船”，就是一种由领头的火轮船拖带的船。一艘火轮船可以拖带数条小船，依靠火轮船的动力航行。说来奇巧，杨绛的七妹离开北京的时候还是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如今竟突然脱口带有无锡口音。

两天拖船坐下来，他们终于重归故里，到了家乡无锡。回到无锡，一家人没有住回昔年的老屋，而是单独在沙巷租了一处宅子。宅子临河，破旧简陋。然而，对于这一家人来讲，这里却是他们执手并肩踏上各自人生下一段旅程的开始。

据说，父母起初并不满意沙巷的住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当时钱锺书家租住的地方另觅住处。那时候，小小少年与小小女童，也不过是身在两个世界匆匆打了个照面。或许，连一个照面都没有。只是，有了这段因缘际会，着实令这一双旷世伉俪的故事更添了几分传奇的色彩。

谈到这件往事，杨绛曾说：“我记不起那次看见了什么样的房子或遇见了什么人，只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有两棵大树；很高的白粉墙，粉墙高处有一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锺书说我记忆不错，还补充说，门前有个大照墙，照墙后有一条河从门前流过。”

安居无锡沙巷的这段时光里，杨绛在离家不远的沙巷口大王庙小学就读。学校十分简陋，庙堂改建，一名校长，一名老师，小学、初中四个班约八十个孩子挤在仅有的一间教室里上课。老师姓孙，光头，水平不高，连“子曰”的意思都弄不明白，还常手握教鞭敲打学生。不知是否因为杨荫杭声名在外，杨家的几个孩子竟从未挨过打。好在，校长性情温和。

杨荫杭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对择校问题也很慎重。因此，在大王庙小学杨绛只待了半学期，便和三姐一道，追随大姐去了上海启明女校。由于二姐在上海病故，母亲很不放心，但是父亲认为，启明女校教学质量好。杨绛小小年纪也明白道理，不肯再回大王庙小学。

其实，杨绛很怀念大王庙小学的这段经历。她还以《大王庙》为题写过一篇文章，她写道：“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这篇文章作于1988年8月。当时，杨绛已经七十七岁。

说回这间宅子，它因临河而筑令一家人饱尝了河鲜之美。杨荫杭十分钟爱“炝虾”，所谓“炝虾”就是将生鲜小虾洗净，蘸料生食。常听长辈说“祸从口入”，生食河鲜到底是有隐患的。不久，杨家几口人也未能躲过这个劫，除了杨绛，都先后生病，好在并不严重。唯独杨荫杭，一病不起。

杨荫杭的薪资是全家的生活来源。他这一病，卧床半年多，纵是唐须嫈殚精竭虑，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家中依然陷入拮据。幸好，杨荫杭的两位故交伸手援助，家中窘困方才有所缓解。一位是当年与他一同留日的好友杨廷栋，一位是当年与他一同留美的同窗陈光甫。

有些人，替你锦上添花，未算惊喜。有些人，为你雪中送炭，才是珍贵。

彼时，他已病重到无论中医还是西医皆已放弃治疗的地步。那段日子，家中往来亲友络绎不绝，有时夜深依然是众人无眠，不知道什么时候，杨荫杭就会突然撒手人寰。唯有唐须嫈，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最后，她央求杨荫杭的老友，名医华实甫先生，恳请他务必给丈夫开个药方。

杨荫杭留洋以后，也不可避免有一些海归的毛病。他不信中医，只信西医。为此，唐须嫈挖空心思买来胶囊盛装的西药，将胶囊打开、倒空，再将中医药方中包括珍珠在内的中药研磨成粉，装入其中，伪装成西药的样子喂杨荫杭吞服。

命运时有宽宏。在唐须嫈无微不至的照料之下，一日一日过去，杨荫杭终于退烧。之后，唐须嫈不惜一切代价为丈夫补给营养，连熬煮的浓汁鸡汤都一勺一勺将油撇去，再盛给丈夫。杨荫杭的死里逃生，毋庸置疑，都是唐须嫈的功劳。因此，母亲在杨绛心中是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形象。

父母之间，情意甚深。这一点，不单体现在父亲病重母亲悉心照料这一件事上。母亲有每晚记账的习惯，总有一些琐碎之事处理不清楚。每每这个时候，父亲便会夺笔过来，写上“糊涂账”三个字。父亲这么做，只有一个想法，他心疼妻子，不肯她多费心思。虽然母亲对账目并不敏感，但是家中每月寄回老家的家用，一辈子没有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