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寒门走出的军人

生活无外乎贫与富。对于内心向往积极的人来说，贫穷能够教会自我生存，贫穷可以使自己的脊梁更为坚挺。他们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质，很多时候就是开创辉煌时代的“精神爆点”。

古今中外，生于贫穷却杰出于众人者，绝不少见。于是乎，贫穷一直被视为塑造成功者的一大财富。而在当下中国，可引潮流且杰出于众者并不太多。其中，有着寒门影子且刻意低调的任正非，便为公认者之一……

一 七个孩子的老大

身教重于言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父母的言行举止对于孩子来说就是一所最好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父母在孩子的心中种下什么，在今后的岁月中就会长出什么。

1．温饱是个大问题

任正非出生的1944年，国家还处在抗战高潮，到新中国成立，整个国家都处在战乱之中，身为父母的人非常清楚，和平时期养育一个孩子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何况战时，更遑论在这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战乱时代的生活，用“悲惨”这个词是远远概括不了这个家庭的窘境的。

新中国成立后，刚刚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国家一贫如洗，任正非兄妹七人，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生活来源。任正非对那个时候的生活刻骨铭心，因为那是一种刻到骨子里的贫穷。

“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三到五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任正非曾如此表述。

吃穿用度，在追求温饱的时代，一个家庭，吃穿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但在任正非成长的日子里，吃穿从来都是一件窘迫的事。他们家的孩子从小穿的衣服几乎没有新的，哥哥姐姐穿了，弟弟妹妹再穿，直到一件衣服再也不能穿了为止。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吃不饱穿不暖成为普通家庭的主旋律，这个原本就窘迫的家庭更是几乎到了生存都难以为继的境地。

任正非那时正好在念高中，温饱更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每天饥肠辘辘，以致无心读书，高二还补考了。任正非后来回忆：“我青少年时期并无远大的理想，高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文革”期间，造反派到任正非家抄家，原以为一个校长家总是有些家底的，但任正非家窘迫的情况就连造反派都吃惊了。

由于生活过于艰难，为了保证每一个人都能生存下去，一直以来，这个家庭每餐都必须实行严格的分餐制，以此来控制每个人的用餐量，这种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控制了每个人的欲望，从而保证这个家庭人人都能活下来。现在看来，在那样的恶劣条件下，拥有如此多孩子的家庭，后代却没有一个夭折，不知身为顶梁柱的父母为此而付出了多少智慧和艰辛。

一直到高中毕业，任正非不曾穿过一件衬衣。地处西南的贵州，夏季往往湿热，空气热得让人恨不得如小狗般喘气，但在那样炎热的天气里，任正非却只能穿着厚厚的不知已经穿过多久的外套。

曾有老师跟任正非说，让他回去叫母亲给做一件衬衣，对于任正非来说，这却是他说不出口的要求。

在任正非快要参加高考的阶段，有时实在饿得受不了了，任正非就用米糠和野菜和在一起，烙成饼吃，那种又苦又涩又粗的口感，即使在那样的时代，也没有多少人会乐于去吃它。

高考前最后三个月，任正非的母亲常常偷偷塞给他一个小小的玉米饼，只为了让他能够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就这个小小的玉米饼，也是母亲从全家人的口中抠出来的，所以后来即使生活再怎么艰难，任正非也不曾有过放弃自己家人的念头，因为他们曾经一起走过那样艰苦的岁月。

1963年，任正非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上大学时，母亲送给任正非两件衬衣，对着这两件崭新的衬衣，七尺男儿却发出了号啕大哭。因为任正非深深地知道，两件衬衣在这个两三个人合用一条被子的贫苦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

上大学时任正非要拿走一条被子，那是一个什么都需要凭票供应的年代，不要说没有钱，即使有钱，没有相应票据，也不能买到自己想要的商品。正值困难时期，最少的一年，他们一家每人只发了半米布票，这半米布票根本无法缝出一条可以供任正非上学使用的被单。为此，任正非的母亲捡了几床被别的毕业生丢弃的破被单洗干净，再缝缝补补，又重新成了一条被单，而这条被单陪着任正非在重庆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2．传承“知识就是力量”

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绝对是最无私的。任正非回忆说：“在那个家庭，那个时代，父母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粮食，可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父亲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生活。而母亲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

父母的行为在任正非这个长子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后来任正非在创建企业时那种不自私的精神与父母从小的熏陶有最直接的关系。

任正非是家里的长子，在四五岁的时候，他就不得不与父母一起早早地下地帮着种地放牛，生活的担子过早地开始落在他那并不结实的肩膀上。不过即使如此，任正非的父亲也没有让他放弃学习，任正非依然刻苦学习，并保持着出色的成绩。

这或许是有传统的。任正非的祖籍是浙江浦江，他爷爷在当地做火腿，并有一手做火腿的好手艺，但却不肯让任正非的父辈们上学念书。但任正非的父亲却是家中的意外，他对于读书这件事有着不可逆转的执着劲，后来爷爷终于同意让父亲去上学，但是也仅限于父亲一人。

父亲也是一个会读书的人，后来去了北京上大学，在那期间，父亲还参加过学生运动，进行过抗日演讲，还参加过共青团。

正是由于父亲对读书的这股子执着劲，当任正非和弟弟妹妹到了上学的年纪，即使家里的条件如此艰难，父亲也坚持让他们有书可念。

在任正非看来，那些岁月固然艰苦，但精神的满足让他有着别样的自豪，直到另一个打击的到来。

在任正非上大学期间，那场以“文化大革命”为名义的浩劫开始了，而任正非的父亲则成为了被打倒的对象。为了回去看望自己的父亲，任正非扒火车回家，沿路遭遇各种折磨与摧残。但父母见到他甚至来不及心疼，就让他赶紧离开，就怕被家人牵连。临走前，父亲脱下自己的一双旧皮鞋给任正非，并给了任正非两句话。

“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

“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弟妹妹。”

父亲的这两句话等于将家庭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任正非的身上，为此，即使在“文革”那样的环境中，他依然没有放弃学习。

与此同时，他将家庭的重任扛了过来，从此没再放下。

3．父辈的心痛与浩劫

新中国成立之前，任正非的父亲任摩逊曾加入过国民党，在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员，后来又因为战争转到了贵州。

就是这样一段历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给任正非的父亲带来了莫大的苦难。

任正非的父亲其实是一个革命者，但他并没有纯正的无产阶级血统。后来他想要加入这个阵营，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与艰辛。在向党组织递交材料时，他把自己的一生写得非常详尽，希望能加入组织。直到1958年，任正非的父亲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终于入了党。

但是，这并不能让父亲躲过那场浩劫。那是一个没事都能找出事来的年代，何况任正非的父亲确实曾经加入国民党的兵工厂。但与此同时，他又积极宣传抗日，对共产党的观点十分赞同，不过他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并无联系，这简直给了那些想要“找事”的人们一个天大的理由去批斗他。

那时任正非正在上大学，没有亲自见到父亲被批斗的场景，但尚在家的弟弟妹妹们都亲身经历了那恐怖的时刻，全都吓得不敢言语。

抵不过对父亲的担心，任正非最后扒火车回去探望了父亲，但在第二天就被父母偷偷赶走了。

关于这段历史的心理体会，任正非曾在《我的父亲母亲》中有过如下回忆：

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埋头在学问中，可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他还是被揪出来，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历史有问题的人……万劫难逃。他最早被关进牛棚。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我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补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车。我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我回来了，来不及心疼，让我第二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我的前途。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临走，爸爸脱下他的一双旧皮鞋给我说：“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20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我当年穿走爸爸的皮鞋，没念及爸爸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了。

那时的任正非，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有些措手不及，这远比那挨饥受饿的日子来得离奇与恐怖，他不明白，自己那老实又充满智慧的父亲怎么会成为别人眼中的“造反派”。

但在那时，父亲选择了把家庭托付给任正非。

那时候，父亲被关在牛棚中，母亲为了这个家在咬牙坚持，弟弟妹妹不得不中途退学。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书呆子。”

当时，任正非家里的经济状况甚至比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要艰苦。那时候，中央下达文件，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每个人的人均生活标准不能高于15元，就这15元，还得被造反派们雁过拔毛，最后能到手的也不过10元左右。

任正非的弟弟妹妹们当时分别在上高中、初中、高小、初小，但在这个时候，全都被迫辍学。为了填补家用，年幼的弟弟妹妹被介绍到河里挖沙子、修铁路、抬土方……尝尽了人生的艰辛。在任正非结婚的时候，弟弟妹妹们共同凑了100元钱送给他，那可以说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珍贵祝福。

后来，任正非在自己的作品中就有着这样的回忆：

“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要困难的境地。“中央‘文革’小组”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生活费标准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到河里挖沙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沙，修铁路时冒着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的危险挣来的。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学来的。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宝贵财富。

生活的艰苦固然痛苦，但精神的痛苦让任正非更受折磨。因为父亲的关系，弟弟妹妹无法继续上学念书，不能坚持父亲说的要学习的理念，那场心灵的磨难，让经历的人无法忘怀。

那个阶段，任正非实现了快速的成长，他觉得那是一场彻底唤醒他生命意识的大革命，是非对错在那时好像没有了界限，以“革命”的名义，不知上演了多少悲剧。人性被扭曲，人格被侮辱，多少人最终忍受不了那样的屈辱而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任正非的父亲并没有放弃。

父亲依然让他坚持学习，并相信知识的力量，任正非也从父亲身上看到了精神与信仰的力量，在后来的生命中，虽然苦难还是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远离任正非，但他始终坚持往前，绝无退缩，最终创建那样一个庞大的华为帝国。

二 刻在心底的两句话

教育并不只是为了让人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使人心灵得到成长，知识的力量会让人成熟、让人深刻、让人上进……

1．“实业报国”有基因

前面说过，任正非的祖父任三和是一位做火腿的大师傅，由于祖父的手艺出众，做出的火腿远近闻名，在当地几乎没有人不知道。

任正非的父亲任摩逊却不愿意继续爷爷那火腿的手艺，他有更远大的抱负，那就是通过学习成为国之栋梁。

但身为小商贩的爷爷并不能理解父亲的想法，他认为上学是富家子弟干的事，与他们这样的小家庭没什么关系。读书并不能为家庭带来财富，所以他并不同意儿子想去上学的想法，而是让他和自己一起继续做火腿。“家财万贯不如手艺傍身”，这就是爷爷任三和最单纯的想法，也是许多如他们一样的家庭的想法。

不过，任三和小看了儿子想要上学的决心——哪怕父亲如何地反对，他也坚持自己的想法。最后任三和破例让任摩逊去了学堂，但他的想法也很简单，他并没打算让任摩逊学有所成，只是想着小孩子一阵热情过去后，还会回来帮自己做火腿。

事情往往是与自己的期望相反的。任三和没打算让儿子读出个样子来，偏偏任摩逊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最后还考入了北京的大学。直到这时，任三和才有了欣慰的感觉，并开始有了望子成龙的期望。

但世事总是让人如此难料。与父亲博弈了十几年的任摩逊终于获得了父亲的认可，却在他大学的最后一年失去了自己的双亲，他不得不提前结束自己的学业。但他这种为学习而坚定执着的精神却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任正非。

抗战期间，任摩逊加入了广州的一个兵工厂，后来战争逼近，工厂迁到了广西融水。在这里，任摩逊和几个朋友利用业余时间开了一间书店，专卖一些革命书籍，他们还组织了一个“七七”读书会，为大家宣传爱国知识。

再后来，广西也不保了，任摩逊又迁到了贵州桐梓，这里地处高原，举世闻名的黄果树大瀑布就在这里。

“犀潭飞瀑挂崖阴，雪浪高翻水百寻。几度凭栏观不厌，爱他清白可盟心。”这是清代永宁州知州黄培杰留下的诗歌，赞咏的便是此处景色。

不过，那时的任摩逊大概还没有太多闲情逸致去欣赏景色，后来则由于生活所迫大概也很少能去发现这种美丽。新中国成立前，在国共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时候，他离开了自己所在的兵工厂，到了黔江一所中学教书，从此走上了几十年的教育生涯。

做火腿生意的祖父，爱国上进的父亲，看似完全不相干，这却正是任正非日后“实业报国”的重要基因。

2．长子要帮助弟弟妹妹

“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弟妹妹！”

“文革”期间父亲的那句嘱托，成为任正非一生的使命。后来曾有人用“家天下”“任人唯亲”来形容任正非和华为，虽然这说法并不那么客观，但任正非确实将父亲的嘱托放在了心上。

作为家里的长子，当家庭遭受巨变，任正非只能选择应对。

“你是想吃饱肚子还是出名？”

“知识分子不要脸才能进步。”

……

这些念头时常会浮现在任正非的心头，但有一点他却很清楚，现在他就是全家的希望。

之所以将父亲的话牢牢记在心头，与任正非对父辈的尊敬分不开。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以革命的名义无私地工作，有时却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任正非的父母都是革命的追随者，但国家对他们提出了太多的要求，花了太多的时间来审查他们。即使这样，父母的精神世界始终没有坍塌，在亲眼见证了父母在“文革”期间的思想改造过程后，任正非自己形成了宽容的品格。因此，后来在当兵期间，即使自己手下的战士已经获得荣誉无数，他自己却从来没有获得过任何奖项，任正非也能做到宠辱不惊。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任正非的父亲终于被平反了，并重新回学校去教书，还当了一所中学的校长。经过多年的苦难，任正非的父亲并没有计较，反而将全部精神用到工作中，使学校的升学率达到90％之多，成了远近闻名的中学，他一直担任校长，直到75岁才退休。

父亲的使命已经完成，但任正非的使命却远未完成，虽然他一直想尽自己的力量，达到父亲所说的“照顾弟弟妹妹”，但有时天不从人愿。在部队干得风生水起的任正非遭遇了全国大裁军，再一次毫无预警地踏上一条陌生的道路。

小地方的任正非无法适应大城市商品经济的特性，以至于被骗，最后甚至无处就业，华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建立的。即使创建了华为，他还是没有办法改变生活的窘迫，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要照顾自己的家人。据说他和原配妻子离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妻子觉得他的负担太重。

那时候，华为刚刚成立，一切都还未定，任正非还是将父母接到自己的身边，与他同住一起的还有自己的侄子。即使这样，任正非依然对父母家人充满愧疚，人到中年，他不能为家人提供稳定的生活，反而让年迈的父母跟随着自己一起吃苦，他分不清是自己在照顾家人还是家人在照顾自己，这种使命不能完成的感觉让这个年过40的中年汉子心里充满了纠结与痛苦。

后来，华为渐渐发展出了规模，在经济上他开始有能力去照顾父母和弟弟妹妹了，还有弟弟妹妹们的下一代。但是，由于在管理华为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他并不能在生活上好好照顾自己的父母，在使命感与孝心之间，任正非不停拉锯，终究还是使命感占据上风。

“华为的成功，使我加重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消蚀了自己的健康。”

当父母远去之后，任正非肯定有过后悔，但是如果给他重来一次的机会，他或许还是会做出这种选择，因为父亲对他的嘱托让他时刻记在心上。

后来，华为成功以后，他也坚持华为要多招收出身贫寒的学生，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学生大都能够吃苦耐劳，在工作中能够更加经得起挫折与磨难；另一方面，未尝不是任正非对家庭这种使命感的延续。并且，任正非还专门捐款设立了寒门学子基金，用以资助那些上学困难的贫困学生，这种对家庭的使命感，发展到了对整个社会的使命感。

3．父嘱：知识改变命运

“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

这是父亲留给任正非的另外一句话。

任正非的父亲本身就是一个对学习十分执着的人，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他自然也是倾尽全力。

尽管那是一个知识分子容易受到伤害的年代，但父亲深信，在历史的洪流中，知识会恢复它本来的面貌。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或许在父亲的心里并不曾有这样的思想，但他认为读书很重要这是毋庸置疑的。

当时父亲身处那样的环境，住牛棚，被批斗，但他却没有让自己的孩子放弃可以学习的机会。任正非的弟弟妹妹们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迫中止上学，但任正非接受了完整的教育。

十几年的寒窗苦读，任正非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学习的是暖通专业。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校于1952年10月，当时的校名叫作重庆土木建筑学院。1954年4月更名为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到1994年时，再次更名为重庆建筑大学。属建设部主管与重庆市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2000年5月31日合并入新的重庆大学，成为其中的建筑学院。

任正非带着父母的期望考进了这所后来成为建筑界名校的学校，他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然而，有时命运总是惊人的相似。父亲大学毕业前一年，爷爷奶奶双双离世，在任正非大学毕业的前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正常的教学就无法进行了，很多学校甚至完全停课了，没有老师教学，学生也被派去劳动。任正非原本怀着满腔的热情，准备迎接毕业后的新生活，却在这时候，面临着父亲成为“反动派”，学校无法继续上课的困境。

就是在这个时候，父亲跟任正非说了那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

任正非后来在回忆中谈到，那个时候的重庆，已然是“枪林弹雨”的环境，可是因为父亲的这句话，他没有受到环境的影响。尽管已经没有老师授课，但他还是自己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同时还自学了逻辑、哲学，甚至还自学了三门外语。这些知识成为任正非一生最宝贵的财富，这种财富是任何人也无法通过任何方式可以将其夺走的。

后来，他还找机会自学了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等。十几年的军旅生涯中，他也从来不曾停止过学习。正是因为他始终坚持学习，到了军营之后，他的知识很快就派上了用场，他曾发明创造了多项技术专利，并两次填补了国家空白，在部队得到了领导和战友们的一致认可。

那时，任正非是一名基建工程兵，他们的部队在艰苦的环境中开展工程建设，陆续完成了总装厂、飞机洞库、试验场等几十个建设项目。凭借自己过硬的知识，他有很多的发明和技术创新，即使在后来创建华为的过程中，这些知识同样让他受益匪浅，不得不说，教育的力量还是相当大的。

三 军营熔炉14载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每一个男人的心里，大概都曾有过金戈铁马、驰骋沙场的豪放情怀。如今流行一句话，当兵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一生。在那个一切以革命为纲的年代，军营更是所有热血小伙的梦想之地。那是一座熔炉，是金是银，在其中都能得到最好的检验；那里有梦想、有汗水，更有成功和喜悦……

1．一个最安全的地方

1967年，任正非应该大学毕业，且有可能被分配到一家不错的单位中去。然而，由于在毕业的前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任正非错过了自己的毕业时间。

同时，由于当时国家的路线方针有所转变，学生的分配也受到了较大影响，大学毕业生基本都得去基层锻炼，比如去当一名普通农民或普通工人。

回家亲眼看到过父亲现状的任正非知道，对此时的自己来说，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最重要，但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答案是军队。

那是一个崇尚军人的年代，就是著名军旅题材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光荣所说的那样：“军人，是世界上最光荣的职业。”即使在今天，各类抢险中看到军人的身影，人们也会备感崇高。但对那时的任正非来说，到军队去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不辜负自己一身所学，同时更是想要寻找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他相信，以自己的学识，在部队中一定能够有番作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为家庭和父亲带来一点荣耀，可以让父亲少受一点伤害。当然，这只是任正非的美好愿望，事实上他不仅没有让家里情况好转，反而由于父亲的政治问题，他险些不能参军。

由于父亲的牵连，当时的任正非无法通过部队政审这一关，这也意味着他无法实现自己的军旅梦。不过，命运之神却在这时候对任正非伸出了援手。

由于当时国家正在大力进行工程建设，全面备战需要储备大量兵力，再加上当时父亲虽然被打倒了，但问题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结论。而部队正好需要技术兵，勤奋好学的任正非便第一次品尝到知识带给他的“甜头”，他如愿以偿地加入了部队，成为一名基建工程兵。

这是一个刚成立不久的新兵种，主要负责的是国家基本建设重点工程和国防施工任务，周恩来曾经勉励这支队伍“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是当时国家基建战线上的一支突击队。

到部队没有多久，任正非就参加了一项代号为011的军事工程，这是20世纪60年代国家在西南地区进行三线备战建设的重点工程之一，主要建设战略大后方的军用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制造厂。恰好这个工程在贵州安顺地区，在任正非的家乡，也是在这里，他接受了军营中的第一次锻炼。

每一个男儿心中都有一个英雄主义的梦，任正非也不例外。尽管他的部队不曾上阵杀敌，不曾金戈铁马、攻城拔寨，但那些艰苦的国防工程施工建设经历却让任正非心里同样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悲壮情怀。

14年的军旅生涯，锻炼了任正非钢铁一般的意志，在这座大熔炉里，他尽情地锤炼着自己的心志，这种锤炼在他后来创业的那些日子里，给了他莫大的帮助。因此，他经得起打击，耐得住寂寞。同时，他将自己的华为当作一个军旅来管理，并将自己的员工当作一个个斗志昂扬的战士。

任正非曾为自己的员工写下过这样的话：“没有他们含辛茹苦的艰难奋战，没有他们的‘一把炒面，一把雪’，没有他们在云南的大山里、在西北的荒漠里、在大兴安岭风雪里的艰苦奋斗，没有他们远离家人在祖国各地、在欧洲、非洲的艰苦奋斗，没有他们在灯红酒绿的大城市，面对花花世界而埋头苦心钻研，出污泥而不染，就不会有今天的华为。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们。”

这话，他既是写给自己的员工，但未尝不是写给自己那曾经“金戈铁马”般的岁月。

2．与寂寞相伴的军人

一直以来，任正非就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成为一名军人后，他自然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学习，因此他在部队中很快就表现出了自己那良好的知识与科技素养，这恰好正是他所在部队最需要的那类人才。

坦白说，任正非在部队表现得相当好，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技术尖兵。有成绩可证明：他曾两次填补国家空白、有多项技术创新和发明、参与过一系列重大的国防工程建设。

然而，尽管做出了如此多的成绩，但多年来，他从来没有获得过任何奖项。即使后来自己所领导的战士每年都有很多人立功受奖，但作为战士们的领导，任正非却不曾被嘉奖。甚至，他的入党申请也未能被接受。这一切，只因为自己父亲的“政治问题”迟迟未曾落实。

在“四人帮”倒台前，任正非在部队所获得的唯一一次奖励是一个安慰奖——“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这与他的技术没有半点关系。

不过，任正非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即使没有任何嘉奖，也不能阻止他继续努力的脚步。除了增进技术、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外，他还注重自己的政治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早已被他熟读多遍，而那个时代受众最广的读物《毛泽东选集》则更是他的研究对象。

任正非告诉自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可以让自己尽情发挥所学，能一展所长，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了。至少他没有成为一位农民、一位工人，没有荒废自己的一身学业，所以，他接受那些没有获奖的岁月。

“我已经习惯了我不应该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培养了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这或许是他的心里话，但任正非说出这话，心里也未尝没有一丝遗憾，毕竟那时的任正非有着满腔热血，想要为家庭争取荣誉，为父亲带来好转，为国家做出贡献，但是，他却能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接受现实。

那些岁月是任正非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青春正好，并且那是他人生工作的第一站，他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全部的期望，抛洒了满腔热血，耗费了自己的青春。每个人都期望付出能有回报，只是有时那回报会来得有些晚。

但是，这些“寂寞”的日子却磨炼了任正非的心性，让他在那时就明白了得失的内涵，所以他默默地提升自己的技术，积累了各种技术经验，同时积累了可观的人脉资源。此时的失去，在未来的某个时候，都以另外一种方式给了任正非最好的回报。

直到后来“四人帮”粉碎后，任正非的父亲被平反，那些原本应该属于任正非的荣誉才纷至沓来。

“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个时候的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似的压过来……”那时候的任正非是幸福的，任何人在自己的努力受到重视、得到肯定的那一刻都是甜蜜的。

但是，长期的落寞也让他无法完全开心地雀跃起来，那时的他甚至是有些发蒙的，连许多奖励都是由别人去替他领回来的，最后他还将之分给了大家。

熬过了那些寂寞的岁月，任正非的人生开始灿烂，他安然地享受着这段平静而又幸福的日子，仿佛就是终点。

3．中年军人的落寞

有时幸福来得太突然是为了下一次打击来得更痛快。

荣誉开始到来之后，任正非在部队一时风光无限。1978年3月，33岁的他还去北京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那时他是所有参会人员中少有的年轻有为者，并且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派人士。参会代表6000多人，仅有150人在35岁以下，此时的任正非，正是意气风发，开始收获人生的甘甜之时。

由于他表现出色，在他的父亲还未完全平反的时候，部队就开始为给他进行外调而去清查他父亲的历史，并否定了些不实之词，最后把得出来的调查结论寄给了他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在这之后，任正非终于入了党，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后来，他还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中国领导人合了影。为了纪念这个光荣的时刻，父亲还把他与领导合影的照片用一个大大的镜框装裱起来，挂在墙上，这成为全家人的骄傲。

幸福的日子总是显得有些短暂，仅仅两三年之后，他所拥有的这一切又发生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时的任正非已经将近不惑之年，他已经将最好的青春和热情都给了这个他所热爱的军营，并且他决定为之奉献自己的一生，不过，却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变化。那些所谓的幸福，竟然再次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早在1975年，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军队整顿工作时，就曾很有预见性地指出，军队问题的解决要从“消肿”切入。但那时的任正非无法体会这将与自己产生怎样的联系。后来，他开始获得各种荣誉，开始步入人生的第一次幸福旅程，他更不会想到“痛苦”会来得如此突然。

“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有机会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所做的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我那时年轻，缺乏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含义。过了两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

从1981年开始，部队的裁军工作正式启动，任正非也在被裁的行列之中。其实，他当时是部队的技术尖兵，并为部队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是部队的骨干，部队也不想让他离开。无奈，他所在的整个兵种都在被裁的行列，即使多么不舍，他依然不得不离开这个已经奉献了14年，并且计划耗尽自己毕生余力的军营。

1983年，时年39岁的任正非正式脱下了军装。这突然其来的变化，让他有种措手不及的无助感。这趟人生低谷，远比曾经那些苦难来得更具震撼，因为体味过美好的心才能深切感受那低谷的落寞。

那些过往的荣辱与成败都变得不再重要了，面对现实，他只能不悲不喜，在40岁的阶段，人生重新出发。

也许来路过于坎坷，里面有太多的艰辛，所以后来任正非哪怕遇到再大挫折，他也变得能笑看风云，正是这种“闲看庭前花开花落”的心态，最终才让他“守得云开见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