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作为词史发展的“中兴”时代，清词历经了近三百年的繁荣，为千年词史抹上了一道靓丽的色彩。清词中兴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有创作的繁荣，也有理论的成熟；有词籍出版的发达，也有作品内质的提高。所以，研究清代词学当从清词中兴说起，进而把握清代词学所独具的学术品格，以及清代词学研究的文献问题，因为清代词学的学术品格决定着它的学术价值，文献问题又是从事清代词学研究的全部基石。

第一节 清词中兴与词籍出版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唐诗宋词是古代诗歌艺术发展的顶峰。一般说来，人们谈起词往往只会想到唐宋词的艺术成就，但翻开中国诗歌艺术发展史，我们会发现词作为一种文体，经历了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明、中兴于清的发展过程。近人陈匪石说：

词肇于唐，成于五代，盛于宋；衰于元，而南有乐笑（指张炎——作者注）之流风，北有东坡之余响（指元好问——作者注）；亡于明，则祧两宋而高谈五代，竞尚侧艳，流为淫哇；复兴于清，或由张炎入，或由王沂孙入，或由吴文英入，或由姜夔入，各尽所长，其深造者，柳、苏、秦、周，庶几相近。^[1]

谈词只讲宋代，不讲清代，对词史的认识，显然是不全面的，而且清词的中兴，不仅表现在创作的繁荣上，更表现在理论的总结上，在清代成熟起来的词学理论，至今仍是我们分析唐宋词的一把钥匙。所以，研究清代词学当从清词说起，从清词中兴说起。

一 从清词中兴说起

以清代为词史的“中兴”，这一提法不是陈匪石一人之看法，在陈匪石前后，都有学者持类似观点。如沈修说：“词兴于唐，成于南唐，大昌于两宋，否于元，剥于明，至我清又成地天之泰，地雷之复焉！”^[2]刘毓盘也以树木的生长为喻，提到唐五代为“发育”“敷舒”时期，两宋为“茂盛”“煊烂”时期，元明为“散漫”“摇落”时期，清代为“灌溉”“收获”时期。^[3]但是，以清代为词史的“中兴”，也不过是近代学者对词史回顾后所作的总结概括，早在清初康熙年间，人们就认定词发展到清代已进入中兴阶段，当时不称“中兴”，而称“复兴”。如果说那时的人们还带有某种程度的自夸的话，那么，经过几十年后，人们的认识自然会清醒、冷静下来，其评价应该较为公允、客观，但以为词史发展到清代转向复兴的看法却未改变，而是愈趋坚定。晚清词学家陈廷焯说：“词创于六朝，成于三唐，广于五代，盛于两宋，衰于元，亡于明，而复盛于我国朝也。”^[4]这一看法基本上成为近代分析词史的不刊之论，近三十年来，随着词学研究的深入，这一定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质疑，这当然不是怀疑清词“中兴”，而是对“词亡于明”的提法表示异议，认为明代词从作品和作者的数量上看，与两宋是不相上下的（至于作品的质量，则另当别论）。

那么，清词中兴又表现在哪里？宋荦《瑶华集序》谈到明末清初的词在数量上堪与两宋并驾齐驱，这一估计大致符合创作实情。宋代有词家1430余人，词作20860余首，据中华书局已出《全清词》顺治、康熙卷可知，当时词人已达2100余家，词作超过5万首。清初著名戏曲家李渔，曾从作者层次多样性的角度描述了康熙年间词坛盛况，他认为从事填词的人，除了诗家词客外，“即闺人稚子，估客村农，凡能读数卷书，识里巷歌谣之体者，尽解作长短句”^[5]。可惜此类作者作品很多没有流传下来，如果能保留到今天的话，估计远不止5万首。过去人们谈到清词，谈得较多的是浙西、常州两派，近二十年来，学界已经开始注意云间派、西泠派、阳羡派，但给人的印象似乎是除了江浙两地外，其他地方没有什么词人。事实上并非如此，当时山东、河南、岭南、京师都有不少词人，蒋景祁《瑶华集》便收录了不少这些地区作者的作品，蒋景祁说：“国家文教蔚然，词为特盛……词学盛行，直省十五国，多有作者。”^[6]当然，他们对清词中兴的描述是相当简略的。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全面、系统地论证清词何以称为“中兴”，亦即说明清词中兴表现在哪几个方面。较早探讨这一问题的是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1990年），该书序论部分从作品及作者数量之多、作品表现内容之广泛以及词的抒情功能的张扬三个方面谈到清词中兴，第一点前人谈得比较多，第二、三两点则是严迪昌先生的独到见解。1992年，岳麓书社出版了钱仲联先生的《清词三百首》，该书的前言也谈到清词中兴的问题。钱仲联先生从文学发展、新变的视角，将清词与宋词作了宏观比较，认为清词较宋词胜出一筹。他以人的成长过程打了个比方，说宋代有如人的少壮期，生命力正当旺盛；清代则如人处在中年以后日趋于老之时，但老当益壮，生命之火尚未衰竭，火焰还是万丈，显现出一种成熟之美。具体说来，第一，宋词所表现的多是词家个人“小己”的生活，局限于相思、欢会、饮宴、伤春等内容，大抵用以消遣有闲阶层的光阴，用以粉饰封建王朝的“太平”，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过于狭窄；而清词的词境则大大地拓宽了，如清初屈大均、王夫之、金堡的词反映了明清易代的社会离乱之苦，陈维崧《湖海楼词》反映了清初统治者的暴行，郑燮《板桥词》中也有描写在雍、乾盛景下百姓生活之苦的词篇，道光以后更有大量反映爱国情怀的词章。第二，清代除有前人所说的诗人之词、词人之词外，还出现了学人之词，这是宋词所没有的新类型。在宋代，学者视词为“小道”，他们是不屑于填词的，当时周敦颐、二程、张载、陆九渊等著名学者不写词，朱熹的词也只有13首而已；而清代则相反，其以词名家者多是著名的学者，如王夫之是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浙派宗主朱彝尊是经学家，常州派领袖张惠言是治虞氏《易》的易学家，周济是著名的史学家……相反地，清代则少词人之词，学人之词是清词的一大特色，也是清代对词史的一大贡献。第三，流派众多，除了云间派、浙派、常州派及彊村派之外，还有大部分词人是无法纳入以上词派的。第四，清代超过宋代的另一表现是有丰富的词学理论，浙派论醇雅，常州派论意内言外，况周颐论词心词境，王国维论境界，都是发宋人所未发的审美见解。第五，清代词人词作数量之多，均超过宋代。^[7]后来，人们论述清词中兴时大抵不出钱仲联先生所论，如陈友康的《清词中兴论》、汪泰陵的《清词选注》、张宏生的《清代词学的建构》等，在前言部分论述“清词中兴”时，列举中兴的表现也不出以上五个方面。

史称“清词中兴”，是不争的事实，但发人深思的是，词为什么会在清代形成“中兴”的局面呢？这就要追溯清词中兴的原因，即哪些因素直接推动清词走上中兴之路，哪些因素间接地促成了清词走上中兴之路？这是目前词学界比较关注的重要论题。周绚隆《论清词中兴的原因》一文指出，清词中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与明代词坛的长期沉寂和明末江浙词坛的崛起有关。二是与明季的历史现实有关。明末的历史与南宋末年的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处，历史的相似性很容易激发承受者的同情感，宋元之际出现的词人周密、王沂孙、张炎等，往往是以词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这些词使处在民族矛盾高潮中的清初文人受到感染，他们借词写家国之恨和身世之感，这在清初文人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三是由于清初的社会现实和词体特有的抒情功能相契合。清初的高压政策虽然限制了人们的言论，却无法平息其内心的愤慨，由于词有“小道”“末技”的思想作掩护，一些自觉生非其时的文人学士，便借词以传其抑郁不平之气和故国之思。四是缘于清代学术风气已发生彻底变化的背景。清初学术界力图改变明代学术空疏的风气，由过去的主观冥想转向重客观考察，由重空谈转向重实际，文坛上再也不高喊“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诗坛的这一变化引起了人们对宋代文学的另一种体裁——“词”的重视，他们认为词和诗一样都是抒情言志的重要手段。五是基于清初词坛上作家群体的形成和壮大。^[8]清词的中兴是由多方面的因素相互撞击、共同触发，后经有声望者的推动而形成的。这一分析照顾到问题的各个方面，见解非常精辟。

关于清词中兴的内外动因，学界谈得比较多。我们认为，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纵然是当时外部政治、文化环境和词学内部发展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清代出版业的高度繁荣对于词学中兴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而这一点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其实，清代出版不仅以大量的词集、词选、词话促成词学中兴的繁荣景观，而且成为许多词派吸纳同仁、宣扬词学思想、壮大本派在词坛影响的一面重要旗帜。

二 清代出版发达与词籍出版繁荣

词是在隋唐燕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音乐文学，它最初的传播不是借助于出版，而是依赖于秦楼楚馆歌女的传唱。姜夔《过垂虹桥》诗“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描写的即是这一情形。南宋以后，南戏和北曲迅速崛起，市民阶层的欣赏热点由词转向这些新兴的大众文艺，词所依存的音乐环境在逐步丧失，以致出现了“才说音律，便以为难”^[9]的尴尬局面，许多“声调妍雅”的歌曲已不能倚声而歌了，它的传播范围也从勾栏瓦舍、禁中宫院退回到文人书斋。文人将词看作和诗一样用以抒写性情的载体，词的传播方式也由歌女传唱变为文字传递，出版成为词在明清时期传播的第一途径，阅读唐宋词籍，也成为读者了解、接受作品的首要渠道。

出版取代歌女传唱成为词的第一传播方式，是因为明清时期刻书业的高度发展和图书市场的空前繁荣。在词呈极盛状态的宋代，尽管当时有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但因技术的不成熟而未能得到广泛地应用。到明代，印刷术有了较大的改进，木活字、泥活字、铜活字及套印、版画技术相继推出。在清代，使用活字版特别是木活字印书，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袁栋说：“印板之盛，莫盛于今。”^[10]赵翼也说：“今世刻工有活板法，亦起于宋时……但宋时犹用泥活字，今则用木刻字，尤为适用。”^[11]木活字不仅官府用之，即使私家和书坊刻书亦用之，而且印书技术也相当精熟。如雍正十年（1731）内府印的“朱批谕旨”，其文以墨印，批以朱色；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馆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刻工精美，版式大方。同时，铜活字和铅活字也得到了广泛地应用，成书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古今图书集成》即采用武英殿铜活字排印，刷印精良，装潢富丽。此外，比较著名的铜活字版有“吹藜阁铜板”，印有钱陆灿选、刘士弘所订《文苑英华律赋选》；“常州铜板”印有《毗陵徐氏宗谱》；“台湾武隆阿铜板”印有《圣谕广训注》。清代的套版印刷在技术上承继明代，在应用上却较明代更为广泛，而且由原来的朱墨两色发展为三色、四色、五色，由一板分色套印发展为分板分色套印。如道光年间广东云叶盦所刻“杜诗”五色套印，道光二十八年松滋谢氏所刻《碎金词谱》两色套印，最让人叫绝的是道光十四年（1834）涿州卢坤所刻《杜工部集》六色套印，正文用墨色，各家评语注文用五色别之，蓝色为明王慎中，紫色为明王世贞，朱色为清王士祯，绿色为清邵长蘅，黄色为清宋荦。清代的套印书以内务府所刻最为精致，印有朱墨两色套印的王奕清所撰《曲谱》《词谱》，朱墨绿三色套印的《唐宋文醇》，四色套印的《唐宋诗醇》，五色套印的《古文渊鉴》等。^[12]

推动出版业发展的因素，除了印刷技术的进步外，还有纸张供应的充足和图书市场的开拓。在纸张的供应方面，清代的造纸业极为发达，当时的造纸作坊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江西的广信府和安徽的宁国府是两个生产规模较大的纸业基地。据钱杭、承载先生分析，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朱彝尊、查慎行二人曾结伴从浙江出发，经过江西到福建，途经浙江衢州的常山、江西广信的铅山以及福建建宁的崇安，他们目睹了这一带纸张生产的盛况，写有《水碓联句四十韵》和《观造竹纸联句五十韵》，形象地描绘了当地溪流水源波涛汹涌的惊险场面，记录了各种巨大的水碓构造以及“捣纸十万笺，取禾三百亿；糠秕除未尽，藤竹需孔急”的生产状况。^[13]在图书市场的开拓方面，清代无论是官刻还是家刻，均越来越朝商业化方向发展，传统的非营利性质的官刻或是家刻越来越少了，这是因为清代较之明代有了更为广大的读者群，他们的需求决定了图书市场的出版导向。过去以出版经史子集为主的家刻和坊刻积极开拓图书品种，出版之物倾向于小说、剧本、笑话和笔记。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相对活跃的江南地区，文化阶层的覆盖率要高于封闭落后的北方地区，也就是说，江南地区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和稳定的图书市场。这个地区长期以来就是财富荟萃之地，又被人们称为人文之渊薮，许多致仕的政府官员和资金雄厚的家庭都有读书和藏书的爱好，因此，出现了不少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如朱彝尊的曝书亭、徐乾学的传是楼、黄虞稷的千顷堂、孙星衍的岱南阁、黄丕烈的士礼居、鲍廷博的知不足斋、卢见曾的雅雨堂、卢文弨的抱经堂等，这些藏书家多是颇具经济实力的图书收藏者，在图书消费方面占有相当大的市场比例。图书市场刺激了出版业的发展，出版又反过来推动图书市场的合理优化，对清代文化市场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出版业的发达带动了词籍出版前所未有的繁荣，无论是官刻，还是家刻、坊刻，词籍的出版都占有很大的份额。比较著名的官刻本有康熙四十五年《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的词曲部分，四十六年的《御选历代诗余》，五十四年的《钦定词谱》；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集部·词曲卷》，收录唐宋词别集56种，金元词别集2种，清词别集1种，词总集选集11种，词话5种，词谱词律2种。家刻本有鲍廷博《知不斋丛书》收录词集12种，顾元《赐研堂丛书新编》收录清人词话5种，伍崇曜《粤雅堂丛书》收录词籍8种，许增《榆园丛刻》收录词籍11种，杜文澜《曼陀罗华阁丛书》收录《梦窗词》《草窗词》《词律校勘记》《采香词》4种；查培继刻《词学丛书》收录毛先舒《填词名解》、王又华《古今词论》、赖以邠《填词图谱》、仲恒《词韵》4种；秦恩复刻《词学丛书》收录宋曾慥《乐府雅词》、赵闻礼《阳春白雪》、张炎《词源》、陈允平《日湖渔唱》、元凤林书院《草堂诗余》、菉斐轩《词林韵释》6种。各种各样词籍的单刻本更是数不胜数，比较著名的词选有邹祗谟辑《倚声初集》、纳兰性德辑《今词初集》、朱彝尊辑《词综》、蒋景祁辑《瑶华集》、蒋重光编《昭代词选》、张惠言编《词选》等。清代词籍的出版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翻印唐宋词集原刻本大型丛书《四印斋所刻词》《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彊村丛书》；有重编重印唐宋词选或词集的《词综》《词洁》《词选》《宋六十一家词选》，更多的还是刻印“当代”词家的词集和词选，这些又有丛刻《十五家词》（孙默辑）、《百名家词》（聂先辑）、《名家词钞》（孔传铎辑）；有酬唱活动的汇编，如《红桥倡和词》《江村倡和词》《秋水轩倡和词》《庚子秋词》，有词人词集单行本，如《珂雪词》《饮水词》《栩田词稿》；有多种多样的词选，如《箧中词》《国朝词雅》《国朝词综》《国朝词综续编》等。从这些情况看，词籍出版在清代确实呈繁荣发展的景观，是清代词学中兴的一个重要表征。

三 词籍出版推动清词中兴的全面形成

出版业的高度繁荣，词籍出版的绵延不绝，说明清代不但有着广泛的接受群体，而且有着更为丰富的创作队伍。1952年，叶恭绰先生编《全清词钞》成，收词家3196人，这还只是一个简编本，实际上，清代词人总体数量远远超过这个数目。日前编纂成书的《全清词》（顺治康熙卷），收辑的清初近八十年词家已达2100余人，预计清代词人总数将突破万人之数，这个数目是号称“一代之文学”的宋代之五倍。^[14]然而，词籍出版不仅仅是清词中兴的一个例证，更对清词中兴局面的全面形成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词籍的印行始自南宋年间，当时的宋词已呈雅俗分流之势，俗词乃专供歌女传唱的底本，雅词则变成文人抒写性情的载体，《典雅词》《乐府雅词》《花庵词选》等标榜典雅词风的选本相继推出。但宋代词籍经过两三百年流传，至明清时期已有不少版刻失传，流传在社会上的主要是《花间集》《草堂诗余》两部词选，这给人们了解唐宋词全貌带来极大的困难，还造成一种唐宋词即绮艳香泽之态的误解，很多初学者都以追求儇艳绮丽之美为是。正如著名出版家毛晋所说：“近来填词家，辄效颦柳屯田，作闺帏秽媟之语，无论笔墨劝淫，应堕犁舌地狱，于纸窗竹屋间，令人掩鼻而过，不惭惶无地邪？”^[15]

在这样的出版与创作背景下，许多有识之士深感有重印古代词籍的必要。《古今词汇》编纂者卓回和严沆，在谈到明末清初词坛创作现状时说：“近日词家多，会者犹少，盖未得古词善本为模楷，譬日饮水不问源流。”^[16]《词综》编选者朱彝尊也深有感触地说：“古词选本，若《家宴集》、《谪仙集》、《兰畹集》、《复雅歌辞》、《类分乐章》、《群公诗余后编》、《五十大曲》、《万曲类编》及草窗周氏选，皆轶不传，独《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17]因此，明末清初掀起了一股重印唐宋词籍和编选唐宋金元词选的热潮，先是毛晋刻《宋六十名家词》，后有卓回编《古今词汇》、朱彝尊选《词综》、先著辑《词洁》、侯文灿刻《宋十名家词》、王奕清辑《历代诗余》等。这些词籍或翻印宋元善本，或选唐宋词名篇而汇为一编，在选目上大大地突破了《花间集》《草堂诗余》的收录范围。如朱彝尊所辑《词综》，在广辑唐宋元明词集基础上，又搜寻于稗史杂记，还对参与选辑之事的汪森说：“宋元词集传于今者，计不下二百家，吾之所见，仅及其半而已，子其博搜，以辅吾不足。”^[18]汪森在朱氏的基础上，又遍观宋元词集170余家，传记、小说、地方志30余家，然后才于康熙十七年（1678）将《词综》付梓。此后，他们并没有停止宋元词集的搜集工作，而是不断寻觅各种词籍，又逐步整理出六卷，补入122人计360余首词，最后才于康熙三十年（1691）出版补编本《词综》。因为收罗广泛和选择精良，《词综》一经刊出，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它不仅扩大了人们的阅读视野，而且提高了人们对唐宋词的审美鉴赏能力。

如果说重刻和编选唐宋词在扩大人们的阅读视野方面有积极意义，那么对清代词人词籍的刊印也无疑起到了保存文献的重要作用。清代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张海鹏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其道不更广耶？”^[19]他认为图书出版在传播古代优秀文化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让作者的思想有了文本的记载方式，也让读者有了获得知识的活水源泉。在唐宋时期，词的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是相当有限的，许多唐宋词作品因为未能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经过时间的淘洗而逐渐地失传了，相反，那些以文字载诸书册或碑版者却能传之久远。朱彝尊《词综·发凡》谈到自己在康熙初年漫游云中时，“见晋祠石刻，多北宋人唱和词，而平遥县治西古寺庑下有金人所作小令勒石嵌壁”^[20]。可见，文字传播能够超越时空的局限，起到保存文献的重要作用。在清代以纸本形式出现的各种词籍，不仅能将古代优秀的文化典籍传承下来，而且也将清代的作家作品完善地保留下来。如在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动荡不宁，人之性命尚且朝不保夕，以纸张形式出现的文化典籍更是难逃厄运。毛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出版家，在明清动乱之际，他的书板大多被毁，所谓“水火鱼鼠，十伤二三”^[21]，他却不气馁，局势稍为平稳，立即重新收拾旧板，重操出版之大业。正因为有这样的出版家致力于出版事业，才使明末清初的许多词学文献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如《倚声初集》是一部编于顺治年间的大型选本，通过它我们能较完整地了解明清之际词坛的创作风貌。此书大量收录不见于后代的词家词作，有的是因为有些词家成就不高而为后代选家所摈弃，有的则是因为有些人受词学观念的影响而对自己的初期作品避而不谈。特别是在清初，词坛秉承宋明以来词为“小道”的观念，很多词家对自己初期追随时风写艳词多有悔咎之意。如陈维崧在顺治年间初入词坛之际，接受云间派复古晚唐五代的论词观念，所为多“儇艳”“绵妙”“娇丽”之作，但在康熙七年（1667），他的思想发生转变，便对初期的“致语”“词工”有“大悔恨不止”之意，彻底否定自己初期所作艳情词，“间有人诵其逸句，至哕呕不欲听”^[22]，后来结集的《湖海楼词》亦不收初期所作之艳词。彭孙遹在词学思想的转变方面与陈维崧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前期亦以“惊才绝艳”“吹气如兰”著称，但在中博学鸿词科、入翰林院为显宦后，词学思想由初期的尚绮艳转向主醇雅，对王士祯戏称他是“艳情专家”表示怫然不受。据董潮《东皋杂抄》载：“彭少宰羡门少以长短句得名，所刻《延露词》，皆一时香艳之作，至暮年每自出价购之，百钱一本，随得随毁，盖自悔其少作也。”^[23]如果不是有《倚声初集》的收录，我们是无法了解陈维崧、彭孙遹前期的创作状况及其前后期思想转变之轨迹的。

四 词选编纂的风气与清词创作的繁荣

清代词籍出版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词选编纂的风气非常浓厚，词选的编辑、出版在促进词风转变方面有着较为特殊的意义。清代编纂词选风气的出现和形成与晚明以来文人结社以揣摩制艺风气有关，但大多词选的编纂者不仅仅是为了附庸风会，趋俗以迎合社会趣味，更是为了转变当时词坛不良的创作风气，引领人们倚声填词走健康的创作道路。

在清初人们填词多以《花间》《草堂》为范本，以婉艳、秾丽、香软为宗尚，结果是浮艳之风渐渐弥漫于词坛。陈维崧在《今词苑序》中就批评当时学词者，“矜香弱为当家，以清真为本色”^[24]，他与潘眉、吴逢原等忧于词坛不振而编选了《今词苑》。纳兰性德、顾贞观编纂《今词初集》的最初动机也是不满于当时词坛的陈陈相因之弊，所谓“近世词学之盛，颉颃古人，然其卑者，掇拾《花间》、《草堂》数卷之书”^[25]。在清中叶的乾隆末年，笼罩词坛百年之久的浙西词派，创作上出现饾饤佻染之弊，所为词多意旨枯寂的空枵，张惠言、周济也是出于转变风气的愿望而编选了《词选》《词辨》和《宋四家词选》。张氏弟子金应珪《词选后序》中谈到近世为词有“淫词”、“鄙词”、“游词”三弊，张惠言编选《词选》正是为救此三弊，示学者以正鹄，指导人们走上风雅正轨。《词辨》的校刻者潘曾玮也认为周济的《词辨》“去取次第之所在，大要惩昌狂雕琢之流弊，而思导之于风雅之归”^[26]。这正符合周济自己在《词辨自序》里所说其编辑的出发点，是病于世俗传习“辞不逮意，意不尊体，与肤浅淫亵之篇”，起而编选《词辨》，分为正变二卷而“祛学者之惑”^[27]。正因为有像《词综》《词选》这样著名词选的出版与传播，清代词坛风气为之发生转向。近人蒋兆兰评价清代词学成就说：“清初诸公，犹不免守《花间》、《草堂》之陋。小令竞趋侧艳，慢词多效苏、辛。竹垞大雅闳达，辞而辟之，词体为之一正。嘉庆初，茗柯、宛邻，溯流穷源，跻之风雅，独辟门径，而词学以尊。”^[28]

清代词籍出版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每一词派都有该派的选集或总集，这些词选的发凡或词集序文往往就是这个词派的理论纲领，词籍的出版对宣传某个词派的词学思想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清初，有的词反映了南明灭亡的史实，有的词暴露了清兵铁蹄所到之处给庶民百姓带来的苦难。陈维崧编选的《今词苑》，收录的即是这一时期（康熙十年以前）的作品，他声称自己编纂的标准是“存经存史”，所谓“存经”是指保存变风变雅之声，所谓“存史”就是指所选之作能如杜甫诗歌那样反映“当代”的历史，这既是对阳羡派以往创作经验的总结，更是对阳羡派词学思想的弘扬。同样，康熙十七年（1678）朱彝尊编选的《词综》，也成为浙西词派领导潮流、张扬“宗南宋、师姜张”的一种策略。此时，清朝的政局基本稳定，逐渐加强了对士人思想的控制，在文化上推崇清真雅正的审美标准，这影响到《词综》把姜夔、张炎“清空雅正”词风作为词选入录标准。在《词综》的影响下，清代中叶以后出版有不少以雅为尚的词选，如《千秋雅调》（王言慎）、《词洁》（先著）、《昭代词选》（蒋重光）、《国朝词雅》（姚阶）、《自怡轩词选》（许宝善）等。到张惠言编选《词选》的嘉庆初年，清王朝已明显由盛转衰，不久便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当时，有识之士试图革新政治以图拯救时局，经世致用的思潮便取代考据学风而成为学术界的主流，提倡风雅，倡导比兴，重视寄托，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所以张惠言编《词选》提出的标准是“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29]。《词选》凡二卷，选唐宋词44家，共116首，只录有“风”“骚”之旨的作品，而不录柳永、黄庭坚、刘过和吴文英四家词，认为柳、黄词“荡而不返”，放荡而趋向淫靡，刘词“傲而不俚”，粗豪而缺少蕴藉，吴词“枝而不物”，雕琢而外荣内枯。值得注意的是张惠言的《词选》，最初只是在师友之间传抄，直到道光十年（1830）张琦将其刻印，它才产生了“乞之者踵相接”的效果，张惠言“意内言外”的思想才广泛地影响大江南北，由此，浙派在词坛的盟主地位为常州派所取代。

清代词籍出版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地域性词选和唱和性词集特别丰富，这些词集或词选往往是一个词派形成的标志，众多词派的迭相兴起构成了清词中兴的一大景观。清初的云间派是首开清词中兴格局的第一个地域性词派，它形成的标志就是刻于明末的《幽兰草》，成熟的表现是刻于清初的《倡和诗余》，前者收“云间三子”李雯、陈子龙、宋征舆之词，后者收录宋存标《秋士香词》、宋征璧《歇浦倡和词》、宋征舆《海闾倡和香词》、钱穀《倡和香词》、陈子龙《湘真阁存稿》、宋思玉《棣萼轩词》，人数从三人增加到六人，这正说明这个流派在逐步壮大并走向成熟。康熙十七年（1678）张渊懿、田茂遇选《清平初选后集》10卷，收录清初词家数以百计，其中又以云间一郡为多，展示了后期云间派的庞大阵营。在云间派的带动下，一时间江南地区词派纷起，有柳洲派、西泠派、毗陵派、广陵派、阳羡派、梁溪派和梅里派，这些词派都是以地域性为特征的词人群体，每个词派都编有地域性的词选，都希望以这些选本来开宗立派。这些地域性的词选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柳洲词选》《西泠词选》《松陵绝妙词选》《荆溪词初集》《梁溪词选》等。陈维崧说：“今之能为词遍天下，其词场卓荦者尤推吾江浙居多，如吴之云间、松陵，越之武陵、魏里，皆有词选行世。而吾荆溪虽蕞尔山僻，工为词者多矣，乌可不汇为一书，以继云间、松陵、武陵、魏里之胜乎？”^[30]后来，这些词派大都融入浙西词派，但由它们开创的编辑地域性词选的风气，却代代相续，清代到民国年间，先后刊刻、印行了《东皋诗余》《硖川词钞》《粤东词钞》《粤西词见》《国朝常州词录》《国朝金陵词钞》《国朝湖州词录》《笠泽词征》《湖州词征》《浔溪词征》等重要选本。

第二节 清代词学的文献形态

清代词学历时近三百年的发展，积累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文献史料，并以不同的传播方式存在于各种形态的典籍里。目前，还没有一部完备的大型文献丛书《全清诗》《全清文》《全清词》，浩如烟海的词学文献又往往散落在各种清代典籍中，这为后来的研究者搜集词学文献增加了难度。吴梅先生曾深有感慨地说：“北宋诸贤，多精律吕，倚声下字，井然有法。而词论之书，寂寞无闻。……元明以降，精言蔚起。顾诸书大抵单行，或采入丛书，旧刊流传，日益鲜少。志学之士，遍睹为难，识者憾焉。”^[31]那么，了解清代词学文献是进行清代词学研究的第一步。我们认为，只有弄清了清代词学文献的构成形态和存在方式，才能按图索骥从不同渠道获取各种形式的有价值的文献。

一 词学文献的五种类型

根据《四库全书》的分类法，词学文献分为别集、选集、总集、词话、词谱、词韵六类，这些分类法大致符合清代词学文献的构成实际，其中，有一种词学文献具体的存在方式远非词话这种文献所能涵盖，这就是我们将要专门加以探讨的清代词学批评文献。

1934年，《词话丛编》刊印，极大地方便了词学研究者，但《词话丛编》受体例的限制，只收词话专著，不录单篇序、跋及书信，大量的批评文献散见于文集、词集、笔记、方志、日记、诗话诸书。为弥补《词话丛编》之不足，近三十年来，有学者编辑了《词籍序跋萃编》《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清词序跋汇编》《宋代词学资料汇编》《历代词人品鉴》《历代词人词话》《唐宋词汇评》及“历代词纪事汇评丛书”，这些资料汇编基本上涵盖了词学批评文献的方方面面，有论者曾将宋代词学批评文献的构成分为六种：以专书出现的词话专著，散见于宋人著述中的词学序跋和题记，裒杂于笔记、诗话、方志等著述中的词学批评材料，以选词形式出现的词学批评，宋人所著的词集目录及其附评，初具形态的论词诗、论词词。^[32]应该说，这些关于词学批评文献构成的思考，是非常成熟的，但其所论只局限于宋代。清代词学批评文献的存在方式又远较这些内容要丰富，那么，浩如烟海的清代词学批评文献，又是由哪些方面构成的呢？

（一）以专书形式出现的词话、词谱、词韵等词籍

词话是用来记载词人逸事及词作评论的专书，《词话丛编》收清代词话51种、近代词话10种，但收罗范围不是很全面，唐圭璋在初编本《词话丛编·例言》中提出了一个待访的书目，这说明编者自己深感访书的困难和条件的限制。据笔者统计，散见于各种丛书的清代词话，还有徐釚的《词苑丛谈》十二卷、《南州草堂词话》三卷，彭孙遹《词统源流》一卷、《词藻》四卷，沈雄的《柳塘词话》四卷，张宗橚《词林纪事》二十二卷，查礼《榕巢词话》一卷，汪汲《词名集解》六卷、续编二卷，顾彩《第十一段锦词话》一卷，龙继栋《槐庐词学》一卷。还有大量的单行本词话，其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如龚鼎孳的《香严斋词话》一卷，徐釚的《菊庄词话》一卷，特别是随着近代出版业的飞速发展，许多词人的词话载于各种报刊，如况周颐的《词学讲义》发表于《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香海棠词话》连载于上海《大陆报》，《玉梅词话》连载于《国粹学报》，《餐樱庑词话》连载于《小说月报》，这些都需要后来者作整理、汇编的工作。^[33]

词谱、词韵是探讨词体音律、格律、用韵的专书。词谱出现于词乐失传之后的明代，由于填词的需要，明人对宋词的音律和格律作了初步的整理，于是出现了张綖的《诗余图谱》、程明善的《啸余谱》和赖以邠的《填词图谱》。这些词谱多受明代空疏学风的影响，存在“不据古词，意为填注”^[34]的弊端，清代学者在明代词谱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考证和补阙的工作，编纂出版了《词律》《钦定词谱》《碎金词谱》《白香词谱》《天籁轩词谱》等比较重要的词谱。这些词谱既反映了清代词学的学术成就，也透露出编纂者的学术思想和词学观念。如万树《词律》卷首有严绳孙序和万树自序及凡例，它们给我们提供了明末清初词坛用律方面的舛乱情况以及万树编纂《词律》的动机和词学观念。词韵的制作年代先于词谱，据说在北宋末年，朱敦儒曾拟制过词韵十六条，现存最早的词韵是明末清初沈谦的《词韵》。在清初，围绕填词要不要制订韵书这一问题，学者们曾展开了一次旷日持久的论争，形成了以毛先舒和毛奇龄为代表的两派意见。这次论争的情况便记载在蒋景祁所编《瑶华集》和毛奇龄《西河词话》里，通过这些词学文献，我们可以比较完整、准确地把握清代词坛的理论格局。在清代，比较重要的词韵著作有仲恒《词韵》、许昂霄《词韵考略》、戈载《词林正韵》和叶申芗《天籁轩词韵》等，这些词韵的编者在其韵书前大多写有序文和凡例，这些序文和凡例是了解编者词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二）以单篇文章形式出现的词集序、跋、题记

以单篇文章形式出现的序文、跋语和题记，包括为他人词集所作序文和为自己的词集所作序文、跋语和题记两种。为他人所作的序文，其主要目的在评价他人为词之得失，在多数情况下，请序的对象多是作者的师友，因二者在经历、思想、性情和审美趣味上比较投合，序文中对友人的评价，实际上就是作序者审美倾向的表露。如厉鹗《樊榭山房文集》收录有《吴尺凫玲珑帘词序》《张今涪红螺词序》《张龙威红兰阁词序》《陆南香白蕉词序》《群雅词序》，这些词集的作者分别为吴尺凫、张今涪、张龙威、陆南香，他们是和厉鹗来往密切的词友，其生活经历、审美趣味和审美见解与厉鹗是相近或相通的。厉鹗在序文里评价他们的词“清婉深秀”“深窈空凉”“纡徐幽邃”，这些观点实际上就是厉鹗自己审美观念的真实呈现。为自己的词集所作的序文、跋语和题记，更不用说是作者思想的真实流露。此外，这类文章还会介绍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作背景及创作心态，对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凌廷堪《梅边吹笛谱自序》，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学习填词的经历，并谈到了自己词学思想的转变过程。宋翔凤《香草词自序》也谈到自己习词的经历和师友情况，指出张惠言和汪全德对他词学思想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最后谈到自己近时填词意在抒写胸中抑郁不平之声。这些单篇文章大多散见于各种形式的词集，如总集、选集和别集等，有的则被收入某些诗人或词人的别集，在搜集整理上有相当的难度。

（三）散见于书信、笔记、诗话、方志中的论词文字

清代沿明末之风尚，许多文人喜欢撰写尺牍，有些词人在友人来往的书信中也有涉及论词的，有的是谈论当代词坛的某种现象，有的是与友人就某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比如，毛先舒的《与沈去矜论填词书》，是因为不满清初词坛盛行的学柳永之风，专门向自己的词友沈谦所写的一封信。在这篇书信中，毛先舒批评沈谦《云华集》存在的浮艳作风，同时谈到自己的有关看法：即填词要讲离合、讲情景交融、讲雅俗合致。这篇书信是清初关于学习柳永问题的一篇极重要的论词文章。王晫《与友论选词书》是清初关于词选编纂的一篇重要文章，文中抨击了清初选坛的恶劣习气，分析了出现以习好、名望、身份及金钱作为选词标准的种种原因，最后发表了自己关于选词标准的具体意见：“操选者如奏乐，然必八音竞奏，然后足以悦耳；如调羹，然必五味咸调，然后足以适口。”^[35]即所选之词应该是多种风格并存，“切不可执一以概百”。诸如此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书信，还有沈谦的《答毛驰黄论填词书》、纳兰性德的《与梁药亭书》、吴锡麒的《与董琴南论词书》、潘德舆的《与叶生名灃书》、谢章铤的《与黄子寿论词书》等。^[36]

清代笔记中也有大量的论词文字，这些散见于各种笔记的论词条目，因为比较琐碎且不成系统，通常不为人所重视，但却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往往与作者的论词专书和专题论文相互发明，或者补充专书未能展开的内容，或者说明作者词学观念的转变。王士祯是清初著名诗人，他撰有词话专著《花草蒙拾》，但也在《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笔记里谈到词的问题，这些意见往往与《花草蒙拾》的论词见解相互发明。如《花草蒙拾》分别以李清照、辛弃疾为婉约、豪放之大宗，《香祖笔记》卷八也说：“词家绮丽、豪放二派，往往分左右袒。予谓：第当分正变，不当论优劣。”《古夫于亭杂录》卷四也说：“词如少游、易安，固是当行本色，而东坡、稼轩以太史公笔力为词，可谓振奇矣！”这说明论词主正变是王士祯的一贯思想。纳兰性德是清初三大家之一，他没有专门的论词著作，却撰有笔记《渌水亭杂识》，它是我们了解纳兰性德词学思想的重要文献来源。谭献是晚清常州词派的代表，其专门的论词文字只有《箧中词序》《复堂词序》和《箧中词》中的有关评语，大量的论词文字散见于他所写的《复堂日记》，后来他的学生徐珂根据《复堂日记》《箧中词》《词辨》整理出在近代有重要地位的词学文献——《复堂词话》。

在清代，诗话与词话已呈由合转分的态势^[37]，诗话中涉及词的文字不是很多，但有些诗话中仍有不少论词意见，值得重视。如毛先舒的《诗辩坻》卷四，有专门谈词曲的文字23条；刘熙载的《艺概》卷四，也专门论述词曲问题，涉及词的部分共有118条。方志中的论词文字是指人物志中对有关词人的评价，有的艺文志中还收录有词集序跋。

（四）散见于诗集词集中的论词诗、论词词及词题序

论词诗主要包括论词绝句和词集题咏两种形式，如纳兰性德的《填词》便是一首很重要的论词诗，诗中，作者表达自己推尊词体的词学观念，主张词应该与诗一样有《骚》《雅》之旨。王时翔《小山诗初稿》中有不少词集题咏，如《题周乾初词卷》《题汉舒姪香雨词后》《题画空词》《题陈北溪词稿后》，都是清代比较重要的论词诗。论词绝句是清代词学批评的一大景观，在清代诗文集中，存有数量相当可观的论词绝句。据吴熊和先生的初步统计，清人诗集中的论词绝句多达38种共计814首，评价的对象涉及自唐宋到明清的历代词人。^[38]因为清代文献相当丰富，而且散见于收藏者之手的尚有不少，在这个数字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论词绝句，如陈聂恒《栩园词弃稿》卷四就附有论词绝句十首。还有一种形式的论词诗，这就是清人模仿司空图诗品所作的“词品”，如郭麐的《词品》十二则和杨伯夔的《续词品》十二则，专门描述词的各种风格和审美特征。

论词词主要指专题性论词词或词集题咏，它或是以词的形式谈文学见解，或是通过词集题评就词的问题发表意见。如谢章铤的《金缕曲·谈艺视芑川》便是作者借词的形式用以表达文学观点，词云：“莫笑填词为小道，第一须删绮靡。如椽笔，横空提起，千古名山原有数。这功名，不与寻常比，深相望，子刘子。”但多数论词词是用来题咏词集的，它通常有自题词集和为他人词集题咏两种情况。自题词集者如朱彝尊的《解佩令·自题词集》，是用来发表自己论词主张的，他自称“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说自己的填词是为了“空中传恨”，从这首论词词可看出朱彝尊宗南宋和以清雅为尚的审美取向。张世进的《百字令·自题词集》则重在谈创作过程中的甘苦：“闲情赋罢但拈毫，厌说绮罗香泽；欲横空盘硬语，以失词家本色。对酒当歌，逢场作戏，那有春风笔。难医是俗，寸心精解持择。”为他人词集题者多置于词集之首，既有发表题咏者之词学见解的，也有评价题咏词集之创作风格的。如谢章铤的《酒边词题词》收有高文樵的《满江红》、符兆纶的《浣溪沙》、宋谦的《千年调》及陈遹祺、张僖同调《金缕曲》共五首，它们便是发表见解与品题词集二者兼而有之。

词题序是指置于词作之前的小序，这些小序往往不为人所重视，但却是了解作者创作心态的重要文字。如厉鹗《秋林琴雅》仿姜夔之例，在许多词调下介绍写作背景，文字优美，与正文形成互文关系；江藩《扁舟载酒词》则在《暗香》《疏影》《声声慢》《杏花天影》《梦芙蓉》等词调后，用大段篇幅考证音律，为清代音律学的重要论述。

（五）以词集形式出现的词选、词评及词籍目录提要

清代有着浓厚的编纂词选的风气，编者以选词方式传达其审美趣味和传播其词学思想，在很多情况下，某一词派在词坛影响的扩大，往往要借助于词选的传播和张扬。浙西词派因为《词综》的出版，在很短的时间内影响了大江南北，常州派也是因为《词选》的印行而确立了该派在江浙词坛的盟主地位。因为认识到词选在思想传播方面的重要功效，大多词派或词学家都编有各种形式的词选，这些词选或是选辑唐宋名家名篇，或是选辑本派词人的代表作品，或是选辑某一地域某一时期的重要词人词作。比如朱彝尊编有《词综》，王昶继之编有《明词综》《国朝词综》《国朝词综二集》，陶梁编有《词综补遗》二十卷，黄燮清编有《国朝词综续编》二十四卷，这些词籍构成一种系列性的历代词选。更重要的是，在编纂宗旨上，不同的词家或词派，根据自己的审美取向，或是选取自己偏好的词家词作，或是摈弃自己厌恶的词家词作，这些选目、选篇的差别，鲜明地反映了编选者的审美趣味。如《词综》所选南宋词较多，尤以姜夔、张炎、吴文英、王沂孙为多，表现了朱彝尊尊南宋、尚清空的审美理想。《词选》选辑的晚唐五代词较多，尤以温庭筠、冯延巳、韦庄、欧阳修为多，表现出张惠言推崇晚唐五代的词学思想。

清人不但喜欢编选各种形式的词选，而且热衷于品评词作，过去，人们认为清代词选中的评语多为吹捧之辞，不过，从文献角度考察，我们认为对这一情况切不可一概抹杀。比如，在清初，许多人对词的问题发表了很重要的意见，因为词家专集的失传，这些批评性的文献资料已无法寻找，但是因为有聂先、程洪《百名家词》的流传，这些批评性的文献资料被零星地保留下来，这对了解清初词坛的词学观念具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有些词派通过编词选、品词作来宣扬自己的词学主张，这样的批评性文字对把握某家某派的词学观念显得尤为珍贵。比如程洪、先著的《词洁》，许昂霄的《词综偶评》，张惠言的《词选》，周济的《宋四家词选》，谭献的《箧中词》，皆是如此。

词集目录提要也是颇为重要的批评文献。宋代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里有不少批评文字。毛晋编《宋六十名家词》也写有不少跋语、校记，在词学批评极为罕见的明代，这些成为极重要的批评文献。清代比较重要的目录学文献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近年来，已有学者写有专门的论文，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词曲卷的词学批评成就。^[39]在其他公私著录里，也还有不少词学批评文献，需要研究者做进一步的整理工作。

二 清代各类词学文献的学术价值

清代词学文献种类繁多，数量可观，庋藏分散，编纂工作正在进行中的《全清词》，已完成了顺康卷20册、补编4册、雍乾卷16册，但《全清词》整体推出，预计是在10年之后的事。因此，一般研究者了解和搜集清代词学文献的主要渠道是《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续修四库全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清代诗文集汇编》《清代稿本丛书》等大型丛书。

《四库全书》成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是清朝乾隆时期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一大成就。全书采取经、史、子、集四分法，集部又分为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四种细目，词曲类收录清代词学文献8种（词集1种，选集2种，总集1种，词话2种，词律2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目”著录的清代词学文献有19种（词集7种，选集、总集7种，词话3种，词律2种），1997年，齐鲁书社编纂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只收录了其中的11种（词集4种，选集、总集3种，词话2种，词韵、词谱2种）。但《四库全书》成书于乾隆年间，在这之后出现的词学文献是无法著录的，然而，即使是在此前出版的大量散见于民间的各种词籍，也没有编入《四库全书》，因此，仅仅依靠《四库全书》来了解清代词学文献是远远不够的。20世纪前半期编纂的大型丛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及20世纪后半期出版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续修四库全书》《四部丛刊》，正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四部丛刊》初编刊于1919年，再刊于1929年，辑录清代文献44种，其中包括词集《曝书亭集》《迦陵词集》《樊榭山房集》《定庵文集》《茗柯文编》5种。《四部备要》刊印于1936年，以排印本和缩印本两种形式出版，其中收录的清代词集有6种计47卷，总集7种，词谱1种。《丛书集成初编》刊印于1935～1937年，辑录的清代词籍有29种（词集20种，词话9种）。《丛书集成续编》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于1989年刊印，收录清代词学文献56种（词别集48种，词话4种，词总集3种，词谱1种）。《续修四库全书》是近年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组织各方面专家学者花了十余年的工夫整理而成的近代大型文献丛书，著录清代及近代词学文献92种（总集1种，别集59种，选集11种，词话14种，词谱7种），这是目前收录清代词学文献比较完备的文献丛书。

在几部大型丛书之外，许多中等规模的丛书，也收录有数量相当可观的清代词学文献，有的还是专门的词学文献丛书。根据上海图书馆编纂的《中国丛书综录》，比较著名的词学丛书是《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100种，《广川词录》8种，《清季四家词》4种，《国朝六家词钞》6种，《百名家词钞》60种，《吴氏石莲庵刻山左人词》9种，《安徽清代名家词》第1集11种，《练川五家词》5种，《明湖四客词钞》4种，《国朝名家诗余》17种附录2种，《浙西六家词》6种，《淮海秋笳集》12种附录1种，《词话丛编》51种，《清名家词》10册计120种，等等。当然，在各种丛书之外，更多的还是以单行本形式出现的词集、总集或选集，有的还是以抄本或稿本形式出现的稀见词籍，这些文献就必须借助现代图书情报机构编纂的各种文献目录来获得。值得一提的是，从1995年到1997年，林玫仪、吴熊和、严迪昌三位海峡两岸的词学家共同合作，从全世界的范围内搜罗，吴熊和、严迪昌承担大陆部分，林玫仪搜集港台地区以及美国、加拿大部分，辑成《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一书，分正编、附录两部分。正编为“见存清词别集库藏目录”，附录为“合集、选集或个人词集子目”，合计著录清词6276种，作者2000余家。编纂者认为：“大陆馆藏清人词集数量浩繁，叹为观止。唯清词之集，散存南北，遍布四隅，毋论通都大邑抑辟地边县，随处可见。……故私家所藏之本不易遍觅，公众馆库亦难称搜检周全。虽然，存世之清词别集，本《目录汇编》大抵已得其十九则断可自信。”^[40]

尽管零零碎碎的词学文献浩如烟海，但也不是无根可寻，搜集的渠道是相当多的，目前，比较集中反映清代词学文献的目录有：《贩书偶记》《中国丛书综录》《清人别集总目》《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续修四库全书稿本提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

然而，搜集清代词学文献的最终目的是有效利用，也就是说，从现代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怎样才能充分发挥清代词学文献的学术价值呢？我们认为，在利用清代词学文献过程中，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它的文献价值：

第一，校勘辨证。清代词学文献众多，利用的过程中尤其应该注意它的可信度，词集及它的作者归属虽不像唐宋文献那么复杂，但所编纂的唐宋词选及各种词话，在唐宋词的作者及作品归属问题上应慎重而行。如沈时栋的《古今词选》选录柳永词二首，其中有一首是《多丽》（一名《绿头鸭》），但这首词的作者应该是元人张翥，沈氏完全沿袭卓人月的《古今词统》的说法，将它划归到柳永的名下。即使是做过校勘考证工作的朱彝尊之《词综》，也有不少疏漏处。据焦循《雕菰楼词话》可知，《词综》所选张可久之《风入松》，将原作“双双为我留连”改为“双双燕、为我留连”。又《人月圆》中“一片春梦，十年往事，一点诗愁”，“诗愁”被改为“闲愁”；“故人何在，前程那里，心事谁同”中，“前程那里”被改为“前程莫问”。这种随意改动的情况，在清代词话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引用前人的材料既不注其出处，又随意割裂原文，或是张冠李戴，误传词作。唐圭璋先生在编《词话丛编》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点，他说：“沈雄《古今词话》、《历代诗余》、《词林纪事》所引宋人之书，必须查考宋人原始材料，决不可信清人之误引。”^[41]后来，他为徐釚《词苑丛谈》作校勘，全部核对了原始文献，指明材料之原始出处。这方面的工作看起来无关紧要，却关系文献真伪之大是大非，这对了解词话作者之思想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如李康化所作《〈西圃词话〉考信》一文，将田同之《西圃词话》的引文一一指出原始来源^[42]；屈兴国《从〈云韶集〉到〈白雨斋词话〉》一文^[43]，也通过比勘陈廷焯《词坛丛话》与《词综》《清漪轩词选》，指出其中的大部分文字来自《词综序》《词综发凡》《清漪轩词选发凡》。这样的校勘辨证，就可以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一位理论家所接受的词学思想及其思想之原始来源。

第二，史料价值。清代词学文献极为丰富，既有专门性的词总集或别集，也有各种形式的文集或诗集来收录词学文献，各种文献之间有时还有互补性。前文讲过，在清初有很多地域性的词选，如《松陵绝妙词选》《柳洲词选》《西陵词选》《荆溪词初集》《清平初选后集》等，这些词选选录了不少名不见经传的词家词作，它对后代了解清初江浙词坛的繁荣景况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有的词家因为思想的变化，后来在编辑自己的作品集时往往会删除早期的作品，如朱彝尊早年的《眉匠词》便不为《曝书亭集》所收，我们今天见到的《曝书亭词》多是其学南宋的词作，其实从《眉匠词》来看，他是从学柳永、周邦彦入手，而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对柳永、周邦彦持否定态度。陈维崧是清初以宗法稼轩风而知名的阳羡派领袖，但他早年曾从云间派作家陈子龙学填词，后来也多次参加由王士祯在扬州主持的唱和活动，这一时期的词作多为冶艳之篇，被收入邹祗谟所编的《倚声初集》。如果这些词籍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就很难了解到清代词坛创作的真实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量词学文献被保留有助于后来者认清历史的真实面目。清代的出版业十分发达，有些经济上稍微宽裕的作者，当他的作品达到一定数量时，即付梓行世，因此，清代出现了有的人有多部词集传世的特殊现象。如周在浚有《花之词》《梨庄词》，朱彝尊有《眉匠词》《江湖载酒集》《静志居集》《蕃锦集》，姚燮有《疏影楼词》《疏影楼词续集》……这些词集体现了他们创作和思想方面的发展轨迹。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有的词话不但记录了作者的创作动机，而且也转录了不少现代已经失传或很难搜集到的词学文献。如谢章铤的《赌棋山庄词话》中保存了大量的清代词学文献，有的是转录词家词作，有的是描述创作背景，有的是抄录他人的词集序跋等，它们都有存史的意义。

第三，学术价值。大量的清代词学文献流传下来，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其学术价值更为重要。周济说过：“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44]清代的作者将当时的历史和自己的心态，真实地记录在自己创作的文本里，后代的研究者通过阅读清词的文本，去洞悉清代的历史面貌和清人的心态状况。我们认为，清代的词学文献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价值：一是真实地反映了词人的内心世界。清代是文字狱十分猖獗的时代，有因为编字典而招杀身之祸的，有因为作诗而被人罗织罪名的，有因为投书献言而被贬官职的，但却从未出现过因填词而遭罪的，这是因为词以其“小道”“末技”的地位，向来不为人所重视，故而成为清代文人抒写自己性灵的重要载体，成为我们了解当时文人真实心理的一面镜子。二是全面地反映了清代社会的风俗世情。清词较之宋词的一个重大突破是题材的广泛性，在清词的世界里，有“与国家民族息息相关的时政大事，以及故国之痛、民生疾苦、天灾人祸、战争动乱、洋人入侵、贬谪充军、贫富不均、科举考试、黄河决堤、壮丽山河、天上仙境、民族风情、历史人物、历史陈迹、题画咏物、胸中块垒等等，以及日常生活细致、天伦之乐、朋友情谊、两地相思等”^[45]。三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清代词学思想的特殊性。清词的发展与时代有同步的一方面，也有不同的一方面，在近代，曾经出现过“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唯独没有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词界革命，^[46]在诗、文、小说蓬勃发展的时候，它继续坚守着“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唱着“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诗学老调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古代文学传统所坚守的最后一块领地，这些都可以从大量的清代词学文献里得到印证。

三 20世纪以来清代词学文献整理述评

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清代词学文献整理曾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但一直无人进行系统整理。笔者近二十多年来尤其注意搜集有关文献整理的信息，初步统计的结果是词集58种（总集4种，选集或选注25种，作品单行本29种）、词谱词韵20种（词谱18种，词韵2种）、词话20种（含丛书3种），在大陆难以较为全面地搜集港台地区的整理成果，这里只能就大陆地区的清代词学文献整理成果进行粗略的介绍和评述。^[47]

（一）清代词学文献整理的两次高峰

伴随着20世纪新曙光的来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落下了它的帷幕，清代词学文献的整理工作亦随之奏响了序曲。从1911年至1930年的二十年时间，相继有《周氏词辨》《填词图谱》《考证白香词谱》《天籁轩词谱》及《天籁轩词韵》重印。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出版的徐珂《清词选集评》（商务印书馆）和《清代词学概论》（大东书局），前者选辑清代历朝名家名篇620余阕，是一部初具规模的清词选本；后者将有代表性的词人词评汇辑成一编，初步勾勒出有清一代词的发展与演变脉络。

从1931年起，词学研究进入深化发展时期，先后出版了《词曲通义》（任中敏）、《词学》（梁启勋）、《词学通论》（吴梅）、《词学研究法》（任二北）等通论性著作，以及《词史》（刘毓盘）、《中国词史略》、《中国词史大纲》（胡云翼）等描述历代词史发展脉络之专著，还有专门性的词学刊物——《词学季刊》和《同声月刊》，它们先后在上海出版，把当时全国著名的词学名家吸引到它的阵营之下，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专题性词学论文。在这样喜人的形势下，整理清代词学文献的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在词集方面，有王煜编选的《清十一家词钞》、陈乃乾汇辑的《清名家词》、胡云翼编的《清词选》；在词话方面，有王文濡的《词话丛钞》、唐圭璋的《词话丛编》（1934），后者收录历代词话60种，其中清代词话多达41种；此外，《丛书集成初编》《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丛书收录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清代词学文献。这一时期，词学文献整理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全清词钞》的编纂。它的编纂者——叶恭绰先生，自20年代初开始即留心对清代词籍的搜集，到1930年为止已搜罗到清代词家4850余人，还按籍贯和朝代作了系统的归类和整理。这项工作，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前后持续了30余年，耗费了叶恭绰先生大半生的心血，一直到1952年才算是全部告竣。《全清词钞》1975年在香港出版，1982年在内地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此同时，编辑小型词选的工作也全面铺开，前后出版有胡云翼《清词选》（1946）、叶恭绰《广箧中词》（1935）、龙榆生编《近三百年名家词选》（1956）三种选本。《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所选时段跨明末至民国初的三百年，但主体部分仍然是清代的268年时间，相对于《全清词钞》，它系以词人传记，汇以历代词评，是一部简明的清词通行选本。此后，因为政治运动的到来，清代词学文献的整理工作进入了沉寂的20年。

1978年以后，大陆学术界出现思想解冻的迹象，文化传统再次受到重视，这也带来了词学研究工作的逐步复苏。这一时期，词学研究与文献整理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重编本）先后推出，《词学》《中华词学》《中国韵文学刊》等专门刊发词学论文的刊物相继创办，《北宋词坛》《南宋词史》《唐宋词史》《清词史》《唐宋词通论》《中国词学史》《中国词学批评史》等有分量的词学专著不断涌现。在清代词学文献整理方面，除了重印前一时期的文献整理成果外，还特地影印了《钦定词谱》《词学全书》《瑶华集》《词则》《白雨斋词话》等重要文献和稀见词籍，这对开拓人们的视野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进入80年代后，清代词学文献整理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好势头，90年代，这一势头继续发展并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丰收。在选本方面，有《清词选》（张伯驹）、《清词选注》（汪泰陵）、《清词三百首》（钱仲联）；在词集方面，有钱仲联《清八大名家词》（收录《湖海楼词》《曝书亭词》《通志堂词》《樊榭山房词》《定庵词》《忆云词》《云起轩词》《彊村词》）；有夏承焘主编的“天风阁丛书”（收录《饮水词》《曝书亭词》《迦陵词》《梅村词》《衍波词》《板桥词》）；在词话方面，有唐圭璋点校的《词苑丛谈》、重编的《词话丛编》，后者收录清代词话达61种之多；还有程千帆先生主编的“明清文学理论丛书”，收录《清人选评词集三种》《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不但重新整理了后者的原始稿本，公布了大量的新获词学文献，而且对原文所涉及的其他文献作了注释和征引，为进一步开展词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时词话的整理也从单纯梳理整部著作，深入到对一些单篇论文序跋的搜集，出版有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吴相洲《历代词人品鉴》、孙克强《唐宋人词话》及尤振中《清词纪事会评》、严迪昌《近现代词纪事会评》等。与唐圭璋《全宋词》《全金元词》相配套，20世纪词学文献整理的一项巨大工程——《全清词》也上马了。此工程由南京大学中文系牵头，汇集江、浙、沪、皖等地学术力量，历时20余年，至2002年，已出齐“顺康卷”的20册，收词5万余首，这是20世纪在清代词学文献整理方面最大之收获。同时，严迪昌先生凭着自己多年的词学文献积累，整理出一部中等规模的《近代词钞》，收词人201家，词作5500余阕，这是清代词学文献整理方面的又一大收获。

这一时期还出版有一大批丛书，也带动了清代词学文献的整理工作。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录《浙西六家词》十一卷、《古今词论》一卷、《填词名解》四卷等，《四库全书禁毁丛书》收录《瑶华集》二十二卷附二卷，《续修四库全书》收录有《今词初集》二卷、《倚声初集》二十卷等，《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录《纳兰词笺注》，《吴梅村全集》所收《梅村词》及《忠雅堂集》所收《忠雅堂词》等。

（二）清代词学文献整理的三个重要特征

综观20世纪清代词学文献整理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可以说是从旧籍重印、版本校勘到注释诠评，从稀见词集搜集、词话资料汇编到词评的整理，皆有不俗的表现。

第一，整理方法和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从清代词学文献整理的两次发展高峰看，每一次高峰的来到都是以初期的文献积累作基础，后期的繁荣则具体表现为点校、笺注、诠评、辑佚等多种整理方法。如徐釚的《词苑丛谈》是一部编于清初的词话丛编，唐圭璋的校勘本着重补充其征引文献的不足；王千里的整理本着重注释文中有关征引文献，进一步改善原编的缺陷和不足。再如纳兰性德词是20世纪清代词籍出版的一大热点，但不同时期的版本都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点，如李勖《饮水词笺》（1937）是纳兰词的第一个注本，冯统一校《饮水词》（1984）是纳兰词的第一个校本，张草纫《纳兰词笺注》（1995）是第一个校注合一本。在传播方式上，早期多是采取影印的方式出版词籍，以满足人们急切了解清代词籍的需要；但后期逐渐走向精细化，如广东社的“天风阁丛书”使用的都是现代排印本，它对照各种版本，择善而从之。近几年来，清代词学文献传递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即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普及化，有些清代词学文献经过数字化处理被搬上了有关网站，方便了研究者的检索和利用。但据笔者初步统计，目前上网比较多的还是纳兰性德的词，但因为大多数网站录入文字校对不精，错讹甚多，有些文字甚至还无法录入，因此影响了它的利用效率，还有待进一步的改进和提高。

第二，学术性研究与普及性传播双向发展。从清代词学文献整理的两次发展高峰看，第一次高峰时期比较注重对原典的影印，因为这一时期知识阶层普遍接受过国学的教育和熏陶，无需作基础性的注释工作和鉴赏点评；第二次高峰比较显著的特点是学术性校勘与普及性注释并行发展。从学术性校勘看，注意征引原始词籍，结合其他版本，进行点校，如岳麓书社出版的《清八大名家词集》选辑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等8家词。以《曝书亭集》为例，它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校以万有文库本、清名家词本、天风阁丛书本。有的选本还作了注释，汇集历代词评，同时收集了大量的研究资料，为研究者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学术价值也越来越高。从普及性的注释看，目前关于清词的选本尚不多，比较重要的是汪泰陵的《清词选注》和钱仲联的《清词三百首》两种选本，前者重在注辞义，也兼注用典的情况；后者除释义注典外，还兼有点评，是一部比较优秀的选本。严迪昌的《清词史》既是一部开创性的清词史，也是一部选择非常精当的清代词选，它在介绍词人生平、创作风格时，适当举例分析具体的词作，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一个词人的艺术风貌，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要优于任何一部单纯以选词为主的清词选本。

第三，对目录、词集、词话、词谱、词韵的整理齐头并进。清代词学文献还没有一个专门的目录，过去了解清代词学文献主要借助于《四库全书》，目前可资利用的目录工具书有《贩书偶记》《中国丛书综录》《中国丛书广录》《中国丛书综录续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五部目录学文献都是在20世纪完成的。《全清词钞》卷首所开列的征引书目，其实也是一篇非常详尽的清代词学文献目录，前文提到由吴熊和、严迪昌、林玫仪三先生合编的《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在台湾出版，它对现存于世界各地的清词别集作了一次全面清理，是目前了解清词见存情况的一部最完整的清词目录工具书。由李灵年、杨忠编纂的《清人别集总目》，是目前著录清人文集最为完备的目录类著作，其中有很多词集附于作家别集之后，这部总目也是一部重要的清词目录类著作。词集的整理是当前取得成就最高的部分，有总集性质的《全清词钞》《近代词钞》，以及近年出版的《全清词》之“顺康卷”和“雍乾卷”，也有选集性质的《广箧中词》《清十一家词钞》《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还有地域性的《近代蜀四家词》《六家词钞》《粤西词载》《历代蜀词全辑》，更多的则是对大量的著名词家词集单行本的整理与出版，如《朱彝尊词集》《陈维崧词选注》《纳兰词笺注》。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后两个高峰时期，纳兰性德词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前期出版有五种版本的纳兰词，后期有不同形式的纳兰词达十余种之多。八九十年代对有关清词别集的整理，渐由一流大家转向二三流词人，先后出版有《水云楼词》《疏影楼词》《王鹏运词选注》等。近年来出版的《词学》及“新世纪万有文库”还公布了一大批珍贵的清代词学文献，如《幽兰草》《兰皋诗余近选》《春草词》等。词话的出版已突破《词话丛编》的范围，出版了笺校性的词话注本，如王千里《词苑丛谈校笺》、屈兴国《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蕙风词话辑注》等。近二十年来，清代词论的搜集范围，由词话扩展到论词词、论词绝句、书信序跋、笔记、目录提要、词集点评等，孙克强《唐宋人词话》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遗憾的是，作者将大量的清代词论资料切割开来，这固然便于读者查找、利用唐宋词评论资料，却也让急切了解清代词学资料的读者无法获得完整的印象。北京大学中文系程郁缀教授已搜集到论词绝句850余首，正在做笺注的工作。^[48]词谱、词韵的整理相较于词集、词话要缓慢些，大多停留在影印的初级阶段，但1996年出版了一部很重要的词谱——秦巘编《词系》，1931～1935年，赵尊岳、任二北、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等学者在扬州寻访到此书稿本，但在接洽出版时以失败告终，之后湮没无闻达半个多世纪，直到1983年，唐圭璋再次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发现此书稿本，而后由该校邓魁英、刘永泰两位先生整理出版。1999年又出版了一部有划时代意义的《碎金词谱今译》，整理者刘崇德、孙光钧以五线谱翻译了谢元淮《碎金词谱》全部曲谱，这是20世纪词学文献整理工作对古代音乐文化的一大贡献。

（三）新世纪清代词学文献整理业绩述略

从1978年到2018年整整40年之间，词学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9）是恢复发展期，第二阶段（1990～1999）是起步腾飞期，第三阶段（2000～2018）是全面繁盛期，对于第三阶段的研究成果的回顾尚不多见，兹择要将相关研究综述如下。

首先是大型丛书的影印出版，如《清代稿本丛书》《清代诗文集汇编》《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晚清四部丛刊》等，这些大型丛书均收录数量不等的清词文献，为新世纪的清词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由张宏生教授主编、凤凰出版社推出的《清词珍本丛刊》24册，更成为新世纪清词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该书收录了清代珍贵的稿本、抄本、刻本共219种，涉及的作者有200多位，许多版本中还保留了评点和批语等重要信息，对于清词研究而言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一些地域性文献丛书比如“泰州文献”（《玉藤仙馆词存》《芷衫诗余》《忆园词钞》）、“衢州文献集成”（刘观藻《紫藤花馆诗余》一卷、刘毓盘《濯绛宦存稿》一卷）、“无锡文库”（侯晰《梁溪词选》、顾景文《匏园词》、邓瑜《蕉窗词》）、“扬州文库”（王士禄等《广陵倡和词》七卷、徐石麒《坦庵词曲两种》、程梦星《茗柯词》一卷、马曰璐《南斋词》二卷、马曰琯《嶰谷词》一卷、焦循《里堂词》二卷、孙宗礼《二十四桥吹箫谱》二卷外卷一卷、闵尔昌《雷塘词》一卷、郭坚忍《游丝词》、汪潮生《冬巢词》四卷、刘恩黻《麐楥词》、程宗岱《梦芗词》二卷、王敬之《三十六陂渔唱》）、“广西历代文献集成”（《龙启瑞集》《王鹏运集》《况周颐集》）、“福建文史丛书”（《何振岱集》《闽词钞》《闽词征》）、浙江文丛（《历代两浙词人小传》《朱彝尊词集》《彭孙遹集》《谭献集》《厉鹗集》《项莲生集》）等，都有数量不等的清词文献。其他大型影印丛书如《清代家集丛刊》收集家族词集、《清代闺秀集丛刊》，《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收集女性词集，《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收集结社唱和之作，它们对清词研究均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