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获奖是过年，写作是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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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对过去的痕迹产生莫大兴趣已有一段时间了。在我心情郁闷时，这痕迹就像乡土中晚来的炊烟，时而蛰伏在屋后黝黑的山坳里，时而恍恍惚惚地飘向落寞的夜空。假如我的心情不错，本是无影无踪的痕迹，就会是雨过天晴之际，由那肥硕的蚯蚓一耸一耸地爬过，犁出一条宛如房东女人的粗针大线，并且更像小路弯弯的七色和五彩。更多的时候，心静如水，一切如同从来没有发生。痕迹便成了秋收之后弥漫在田间地头的各种印花，有四瓣，有五瓣，有敦实，有轻盈，那是狐狸和黄鼠狼，还有狗獾、猪獾，甚至还有果子狸，总之都是小兽留下来的脚印。我明白，在这些想法的背后，是自己离开乡土太久太久，太远太远。

在人生的旅途上忘乎所以地走了又走，最终也不会像一滴自天而降的雨水，化入江湖不见毫发，就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总是系着我们的痕迹之根。

在习惯里，灵魂是果实，是人的贡品；痕迹是枝蔓，能作为薪柴就不错了。其实，人是大可不必对灵魂如此充满敬畏，对灵魂的善待恰恰是对它的严酷拷问。唯有这些充满力量的拷问，才有可能确保生命意义与生命进程息息相关。

很多时候，一个看上去毫无异相的人，会用其生命爆发出一种异常强大的力量，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得到的解释都与奇迹有关。与之相反的是那惯于登高振臂呼风唤雨的一类：他们的伟岸是不真实的，是别人的匍匐衬托出来的。他们的强悍也不真实，因为与之对应的人并不是真的无法把握自己，是他们自己缴了自己的枪械，自己废了自己的功夫。在时光的长河里，只要有人敢于苏醒过来，哪怕只是对曾经的作为，画上半个问号，那些自傲的巨人就会半身不遂，筋骨松散。坐着轿子行走，就算能日行千里，那本领也是虚伪的。问题的实质是，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将拷问的鞭子对准自己的胸脯。事关历史的过去不会开玩笑，也不会闹误会，刻在它们身上的那些错误从来就不属于它们。过去的光荣与耻辱，甚至连创造这些过去的人都不属于！他们已经逝去，烟消灰灭了！不管接受还是不接受，它已经属于后来者。于是，过去是一堆包袱，过去也是一笔财富，过去更是一种深刻。对于肉体，这样的深刻毫无用处，它只能面对后继者的灵魂而存在。

怀想过去是实在的，无论它所带来的内容是憎恨、愤懑，还是懊恼与醒悟。站在生活雄关上的人，离未来只有几步之遥。真要走到那边去仍然很难。有过去在身后适时提出警醒，就是憧憬很多，也不会迷失方向。所有能够被称为过去的东西，都会有它的用处。

小时候，曾在一本书中读到一句让我终生不忘的话：若问朝中事，去问乡下人。

放在过去，这样的话是不用多做解释的。可惜再提起这话时已是现在了。大批大批的人被现代化迷雾麻木了自己的思维，忘了乡土的遥远，足以使人的目光变得更加深邃和高远，也忘了乡土的平淡，可以排遣阻碍自己认知与批判的泛滥。在写作中，我一遍遍地问过他们。时间上虽然是过去，要问的道理却是现今的。同样，我也一遍遍地问自己。即便是蜗居在整日喧嚣的都市里，我还是想听到有鞭子闪击而来，在头顶阵阵作响。

而文学于我、我与文学都是隐喻的。这是生活所决定的。在过去，生活就是如此神秘地向我诉说着，能不能听懂完全是看我的造化。现在和将来，生活仍会继续这样。还有一句话，也是我常常听到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我所写的那个70年代算起，正好又到了新轮回新变迁的起始。生活的表象看上去有了天壤之别，生活的精髓变化并不大。仿佛还要经历一次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真的这样那也太可怕了。一个人如果毕生待在炼狱里，不知道世上还有天堂，他一定会认为炼狱是最好的去处。值得高兴的是，不仅仅是我，很多很多的人都已经知道天堂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这一点正是过去了的东西不再在我们生活中轮回的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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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的消息，是这篇小说的责任编辑李师东最早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值1997年秋天，我正在自己生活的江北汉口，向江南武昌行进。李师东特别提到，当初由我推荐给《上海文学》发表的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也获奖了，而且是全票。实际上，就我个人来说，也是获得全票。终评时，有评委对《分享艰难》更有兴趣，认为《分享艰难》比《挑担茶叶上北京》更应该获奖。投票结果，十五个评委，有三位将票投给《分享艰难》，另十二位投票给了《挑担茶叶上北京》，这就相当于有人说我的鼻子更好看，有人认为我的眼睛更好看，加起来就是全票了。

这消息让我开心一阵后，接下来便是一种恐惧。觉得自己在干一件特别的坏事，因为我在为一种本不为多数人所知的卑劣行为做广告。记得前些年，给新闻记者送红包、刊登有偿新闻，也不是一般人能知道的。后来新闻界的人在媒体上反复发表对此拒绝和划清界限的声明，弄得举国上下人人皆知，使其愈发流行开来。连最偏远的村落也不能幸免。

这篇小说写了一个关于采冬茶的故事和一群与采冬茶有关的人。我确实喝过冬茶，虽然只有二两，而且还将其中一两送给了一位老朋友。凡是尝过的，都对其色香味赞叹有加。小说的来由就这么一点点。我却要郑重而负责任地声明：小说中所有那些看上去真真切切的采摘冬茶的办法，都是1996年秋天，我在武汉西郊的纺织疗养院小住的那段日子里虚构出来的，千万不可有心去试一把。我没见过，甚至也没听说过冬茶的采法。至于那种茶可以治癌，小说中已说清楚了，那是骗人的，切不可效法，以免错过治病救人的最佳时机。

就我来说，自己对这部作品最喜欢的地方是关于采摘冬茶的描写：那被白雪覆盖得严严实实的齐腰高的茶树上，女人冻得通红的手像蝴蝶般地上下翻飞。在我的心里，那是一种悲壮之美、沧桑之美和痛切之美。我们所处的社会到了这种地步，有时真让人无话可说。这让我从另一层面去设想，人是如何坠入庸俗和猥琐空间的？这问题让我不能不进一步去想，在平常生活中，人们将什么作为理想？将什么作为目的？换言之，我从未见过，像今天这样太多卑劣横行，连一根纱也不肯用来遮羞的现象，使得人有时不免为自己的那点绝顶聪明行为觉得可耻。在当代百姓中，那些从神话时代一直流传下来的，地方官选美女进宫的怨愤故事，在当代人的文化承传中断了线。人们并没有忘记这样的精神痛楚，可现实的压力让大家每每选择本不应该的选择，物质社会是一个让人生畏、又让人向往的社会，去时挑担茶叶上北京，从北京获得的也许光靠肩挑是不够的，得用车载才能回来，这的确让许多人心存幻想。

我不知道如此采冬茶的主意是谁第一个想出来，采摘冬茶是近几年才有的事。但我想这个人是绝不敢像别的有特殊贡献的人那样，站出来申请专利，甚至连被载入经典这样有诱惑力的好事，他也会退避三舍。也不可能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样获得某种赞美与歌颂。而我却为这事这人立了传。假如冬茶真的流行在那些礼品盒里，我会非常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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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不算太长的写作日子里，与《天行者》相关的文学元素总是如影相随。从1992年的情结，到2009年的情怀，感谢稍纵即逝的时光，让我独享十七年的沉静与深思。感谢牵挂不舍的读者，在日新月异的时尚风潮里，始终关注那些在乡野中卑微生活的知识分子。感谢本届评奖的组织者和评委们，用公开公正的方式，将当代中国文学的莫大荣誉授予我和我的《天行者》。

所有这些让人心存感动的因素证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需要对本土文学特质的坚守和坚持。文学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是世代相传的薪火。在写作中遵守天赋原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还要记住在有限的天赋之上还有无限的天职，当天职被忽略和遗忘时，最终的受害者将是我们自己。

今天是老父亲86岁生日，20天前，我回到离古城黄州只有20公里，名叫张家寨的小地方，在爷爷长眠的小秦岭上，为年迈的父亲寻找最后的安身之地。在爷爷的坟头前我长跪不起，并用乳名自称，以让老人家认识这个最爱听他讲故事的长孙。那一刻我不曾丝毫记起文学，直到一步一步离开茅草与水稻，十里百里地朝着城市远去，我才惊奇发现，天地上下全被文学情愫所缭绕。

一个人的灵魂品格既是血脉风骨的根底，也是心性情怀之本源。天下的读书人都有某种无法摆脱的情结，对我而言此情此结名为田野。无论心之田野是辉煌还是寂寞，都将殊途同归，以诗意作为共同归宿。

此时此刻，让我们铭记生命之上，诗意漫天！

这篇短文，是2011年9月19日，在国家大剧院受颁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时的感言。

从北京参加完颁奖活动回来，在武汉举行的相关活动上，我说了一句话：获奖是过年，写作是日子。相比过年，过日子更加重要。但是，人平平淡淡过日子久了，需要有过年这种方式，让大家找个机会到一起欢乐一下，也是必要的。

平常日子里，我最喜欢回到家里，站在灶台边，将母亲刚刚煎好的巴掌那么大的一块豆腐用手拈着吃。现在，母亲年迈了，不大能做饭了，而我体内尿酸也超过临界点，也就懒得吃别人做的豆制品了。我还爱吃山溪里那种长不大的马口鱼，也可惜因为田野里有太多的农药和化肥，小鱼儿们经受不起，都快灭绝了。2017年冬天，大姐好不容易弄到几斤马口鱼送来，简直比小时候盼到过年了还高兴。前不久，侄子去到安徽霍山的漫水河镇，请人留意收购，几天下来，也才收了不到一斤这种小鱼儿，冰冻后送来，放了一个月也没舍得吃。我抽烟的时间不长，也就几年时间，因为夫人不喜欢，说戒掉就戒掉了。以往是不喝酒的，不知为何这两年，居然对酱香类白酒有些馋。有时候，往墨汁里掺些酱香类白酒写书法时，还顺带喝上一口，慢慢地二两酒下肚，感觉良好，以往只需一两就能将自己放倒。1998年元月，我在武汉有了自己真正的家。从厨房点火的第一餐起，就无师自通地煨得一手好喜头鱼萝卜汤，还能蒸出国内文学界朋友中但凡尝过，必定会说是最好的清蒸武昌鱼。而夫人擅长煮的我们戏称为天下最敢不放米的粥，一小把米就能熬成满满一电饭煲，如果不是夹菜，完全可以不用筷子。从2006年开始，我迷上了游泳，每天游一次，每次游1000米，近两年又加上15分钟的桑拿。两项活动完，回家后喝上两大碗这样的粥，不知多么惬意。2018年春天，去超市买菜时，顺便买了些泡菜，忽发奇想，用那顺带的一点儿泡菜水，在家里试着自己做泡菜，居然大获成功，迄今为止已经泡了十几罐，无一败绩。下一步，我还想将母亲当年亲手做的，全家人每每吃过了，还会垂涎三尺的萝卜丝的制作方式再试验一下。

所有这些，都是过日子的念想。与过年相比，显得更加真实，也更加亲切。说到底，过年所拥有的，不过是将过日子那些做一次大规模的汇集。

做这些过日子的事情时，人才会感觉到生命是真实的，也能感受到人生的种种妙不可言。这就像写小说，那些只有情节而不在乎细节的文本，是无法留住我们的目光，更别说让心灵长驻了。

曾经有人开玩笑，获奖之后最大的好处是将获奖变成别人的问题，自己成了黄鹤楼上看帆船的，看够了便调头回去写作。这就像丰收给人以喜悦，当那些歉收的人家还在愁眉不展时，别人已经转入明年应当如何耕种的进程之中。

大人望种田，小孩盼过年。

成年人如果不想过日子，只想过年，是智力超级低下。

反过来，有人说自己只想过日子，不想过年，一定是生活中有着巨大的困惑。在文学中，若有哪位写作者说类似的话，要么是在伪饰，要么就是有着无法一洗了之的难言之隐。

4

因为父亲工作调来调去的缘故，小时候我上过不少的学校。不过给我留下最深记忆的还是贺家桥中心小学。“红卫兵运动”后期这所小学改名为温泉中学。在我读完初中不久，它又在当时的体制之下被改为板桥大队小学。听人说，前两年差一点儿被撤，幸得一位在国内证券很有业绩的同学慷慨捐赠，这所已经严重退化的学校才得以保存下来。与校园平摆着有一个比较大的塆叫河西塆。两者相距大约一里路。据说，河西塆原先风水极好，塆后背靠虎头一样小山，小山的两翼又伸展出两条山岗，恰似猛虎添翼。塆前面有一口好大的水塘，水塘两边各有一只长年不干的甜水井，名副其实地是虎嘴和虎眼睛。在先人留下来的传说中，河西塆是典型风水宝地。贺家桥是个小镇，隔着河与河西塆遥遥相对。地相先生曾经说，河西塆是只吊睛白额虎，迟早要将贺家桥吃掉。相对于河西塆，住在贺家桥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没头没脸的也是个精明刁钻的生意人。他们买通地相先生，反说河西塆在虎口之中，地脉极坏。哄得河西塆人听信了地相先生的话，填了一眼井，使老虎瞎了一只眼，又在河上修了一座桥，像箭搭在弓上一样威慑着老虎。贺家桥与河西塆虽然自此以后相安无事，却也没能干成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养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人物。贺家桥最辉煌的历史也不过是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做了一阵鄂豫皖苏区红山中心县委所在地。

小时候上学，先经过河上那座桥，再顺路直朝河西塆奔去，到临近塆前的水塘时，小路忽然一扭身，强迫我们转个90°大急弯，折向校园。实际上这路是河西塆的，不是学校的。到学校去，本应有另外一条路。过桥后，走上几十步远，便有一道田埂，直通到学校操场边。若道路顺田埂而去，至少要省去河西塆那条弯路的三分之二。所以，大约从学校建立之日起，所有的学生，包括老师，都有过铤而走险的经历，从田埂上抄近路，走捷径上学或回家。田埂很窄，一到春耕，农民就在上面辛辛苦苦地种上绿豆或黄豆。凭着现在一个成年人的良心起誓，我们当时绝没有破坏“革命生产”的念头。我们只是不想走弯路。田埂很窄，经不起几回踩，那些绿豆黄豆，年年的收成都没有播下的种子多。到了冬天，田里不再有水，如果不种麦子或油菜，一定会种上紫云英。虽然从来没有人故意去踏去踩，因为失足的缘故，沿田埂两米多宽的庄稼，年年都会葬身于师生们的脚底。

河西塆是一个生产队。当年的生产队长是个五十岁来岁的男人，厚厚的头发不肯留着，剃了一个光头，晒得黑黑红红的。不管天晴天阴，下雨下雪，从不见他戴过帽子。在我的印象中，他终日扛着一柄锄头，在学校门前的田畈中转来转去，不时能听到他冲着田里劳作的某人大骂：“你这个四类分子，今天不把这块田搞完，晚上开会专你的政！”他见我们在田埂上像野马一样飞跑，也大声叫骂着，说要将我们抓起来，送到学校里划一个小四类分子，但生产队长只是干打雷，不下雨，从没见他真的撵上来抓我们。即便真撵，也只是将我们撵到路上便作罢。

大约是在我上五年级的时候，从不戴帽子的队长，被派驻生产队的工作组撤职，戴上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原因是他勾结四类分子暗地里私分生产队里的粮食。其实，是他见到四类分子们饿得可怜，将队里准备给养猪场当饲料的红薯蒂和没有长成形的红薯根，分给了他们。生产队长被撤职后，工作组的人自己管起生产队里的事，也是到处吆喝叫骂，却是戴着白草帽，穿着白衬衣，裤腿挽得老高，露出的双腿也比生产队的姑娘的脖子白嫩几分。工作组的人对付我们这些抄近路的学生，是动了真格。我是撞在这只枪口上的第一只猎物。

那天，我不知道河西塆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改变，过桥后，脚一沾上田埂，便飞快地跑起来。突然之间有人冲着我大吼一声。尽管我跑得像风一样，最终却被黄豆禾绊倒在田里，像泥猴一样被撵上来的工作组的人抓住。工作组的人押着我走进校长办公室，并唤来班主任，少先队中队长、大队长等人。工作组的人在狠狠痛斥我的同时，也将一心一意地培养红色接班人的学校领导批判得体无完肤。最最入木三分的是工作组的人严正警告，学校再也不能听任学生走这条修正主义道路了。工作组的人要我先写一份检讨书贴出去以观后效。我洗去身上的泥污，回到教室后，拿起笔正想着如何写检讨书，那边工作组的人发现我是刘区长的儿子。虽然他仍旧要我写下去，语气却缓和了许多。工作组的人说我是红五类出身，如不好好检讨，更容易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写完检讨书，我对着学校办的批评栏，提心吊胆地可怜巴巴了几天，那检讨书却一直没有出现在上面。

因为工作组的人较真，学校里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路再远再艰辛也要走，修正主义道路再近再舒服也不走”的活动。说这活动没效果也是不真实的。有一段时间，田埂上这条确实没人走了。随后的某个晚上，我在学校排练完节目回家时，见天黑无人，实在忍不住抄近路的诱惑，重又踏上了田埂。行至半中间，猛地发觉迎面来了一个人。躲又无处躲，心想若碰上工作组的人就完了。我硬着头皮迎上去，才知来人不是工作组的人，而是我们的校长。

又过了一段时间，“修正主义道路”又如当初一样畅通了，田埂上每天都有许多小学生蝴蝶般一阵阵飘来飘去，而不理会工作组的人在怒吼。渐渐地工作组的人也对自己成天追赶小学生的举动感到不满，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安排人上山砍了一堆杂刺，拦在田埂上。谁知小学生中也不乏刀枪不入的勇士，仅仅一个星期，荆棘堡垒就被攻克，乖乖地退至两旁，让出中间的路来。工作组又叫人堵上。小学生们又再次弄开。几经较量后，工作组的人又有新的发明，他牵来河西塆最凶恶的一只大花狗，用一根绳子拴在田埂上。大花狗雄赳赳地镇守在“修正主义道路”上，很令工作组的人高兴了一阵。不料好景不长，我们每天经过大花狗身边上学时，扔给它一团熟红薯，放学时，又叫它一声大花。大花狗经不住我们的物质引诱和花言巧语的腐蚀，没过多久，大花狗就开始网开一面。当我们重新走在田埂上，它还亲热地舔着我们的脚跟。工作组的人及时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将大花狗用筷子牙齿镇压后，换了一只戴着嘴笼头的大灰狗。我们则以变应变，每天早中晚三次，用土块石头猛砸大灰狗，打得大灰狗一见到背书包的小学生，就赶忙伏在田埂下的土沟里，连头也不敢抬。

就在我们以为工作组的人无计可施时，工作组的人用一天三个工分，安排了一个田埂看守人。

一天三个工分的田埂守护人，是河西塆的一个傻子，用当地人说法就是大苕。时至今日，我还坚信，天下再也找不到比这大苕更忠于职守的人了。大苕成天到晚坐在田埂上，只要有人走近，就说：“工作组下了命令，谁也不许从这儿走。”整整一个夏季，竟无人能越雷池一步。田埂上的黄豆眼见着能头一回获得丰收了。有一天工作组恭恭敬敬地领着几个人，说是检查工作，要走那条“修正主义道路”。大苕横里拦住说：“谁也不许从这儿走。”工作组一时性起，推开大苕就往田埂上走。大苕急了，用力甩开工作组，追上去将走在最后的那位拦腰一抱，扔回到田埂头边。嘴里还嗷嗷叫唤，工作组说了，谁也不许从这田埂上走，只要有人走了就扣他的工分。另几位见势不妙，赶忙自动退回来。回头一看，扔在田埂头边的人，脚踝摔断了。自然，大苕不能守田埂了。至此，工作组的人再也不见拿出什么新招来。

多年后的一个春节，我因故路过贺家桥时才发现，那条田埂真的变成了一条大路，远远望去，似乎可以通汽车。我低头和身边一个与我当年一般模样的小孩说着话，并遥指那条路，问是什么时候修的。小孩很是困惑地说不知道。那神情又分明是在反问：这路难道不是一开始就有吗？

5

某日，听见一位男性恭维他的女同事，说你长得真美。女同事当即回答说，你别用这么俗气的词好不好。我听了初时一笑，片刻后，就笑不起来了。我想起在少年时的几件事。

那时，我们的作业本经老师批改后发下来，同学们自然要相互比个高低，看看后面写的是哪一句毛主席语录。按照成绩的好坏，常用的毛主席语录有这样几句：

“你们青年人好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要自学，靠自己学。”

“要斗私批修。”

特别是上初中的那一段，哪怕是（﹢1）＋（﹣1）＝2这样的计算结果，老师也不敢在作业本上打××，怕被打了××的学生会跳上讲台批判自己，而写上“要斗私批修”一语。所以，在当时，这是最差最坏等一类的代名词。而代表美丽、美好与优秀的方式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你们青年人好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然而，私下里，在青春萌动的少年心里，却是从未见诸正式批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一说。

2018年10月中旬，在汉阳物外书店，替杭州女作家萧耳站台，分享她的长篇小说新作《中产阶级看月亮》时，很感慨地表示，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的概念，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如果还要找出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文学人物，就只有“小资产阶级的”冬妮娅和林道静了。

我是在小学四年级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的，原因是我上课偷嘴吃东西被老师发现。老师就用一种现在想起来也还娓娓动听的声调，批评我有“小资产阶级思想”。其后间断了差不多五年。五年中，一直没人用这么动听的方式批评我。

由于我启蒙早，过去班里按高矮次序排座位，我总是被排到“灯下黑”的地方。每逢“泥腿子”上讲台之际，贫下中农最纯洁、最高尚、最聪明的唾沫星，几乎全都沐浴到我的身上。雨露滋润禾苗壮，我终于茁壮成长到第三排中间位置，并且当上民兵排文体委员兼管第三基干班。也就在这时，我又听到了关于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评与批判。

当时，学校里有四个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三男一女，女同学叫萨丽，她哥哥也在这“四人帮”之数，还有我和另一个同学。我们四个人是全校出类拔萃的学生，排节目、搞体育、办墙报，哪一样也少不了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我们四人全是区长或区委书记的子女。

说起来，萨丽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历史更悠久些。到底从哪年哪月开始的我不知道，反正从我们开始同学起，大家几乎天天都这么批判她。走路柔柔款款，大家批判她是温室里的嫩苗；夏天穿着凉鞋，大家批判她不与光着脚的贫下中农子女打成一片；说话细声细气，大家批判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受惊时叫声哎哟，大家批判她像恶霸地主的千金小姐林黛玉无病呻吟；唱歌时用假嗓子唱，大家批判她对革命者没有真情实感；甚至穿了一条一度当成时髦的日本尿素袋做的裤子，教室后面的革命大批判栏里，也添了几篇批判文章。

在革命大批判的烈焰中，萨丽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丝毫没有受到损伤。学校文艺宣传队排演《红灯记》，她扮演李铁梅。排演《沙家浜》，她演阿庆嫂。排演《智取威虎山》，她演小常宝和女卫生员白茹。

我们这届中学生，赶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之初，上小学高年级时，来得及读了《林海雪原》。心中都默默地认定，萨丽演得最好的角色，是《智取威虎山》里的女卫生员白茹。萨丽若是与谁个开玩笑叫了声“203”，然后要谁个帮忙做点什么，没有人不会死心塌地心甘情愿地为其效劳，嘴里却说是向雷锋同志学习，直到听到萨丽喊别人为“203”时才作罢。同学当中，有人有一支钢笔，上面有“203”几个标号，他简直比座山雕得到联络图还高兴。

若是哪一天，萨丽因故没来上学，教室里便觉得缺少了很多东西，变得空荡荡的，甚至老师讲课也有几分恍惚。

也有令大家气愤的时候。下课打乒乓球，15分钟课间休息时间实在太短了，轮不到几个人，大家便玩起争资格：赢了第一个球的人便有资格打一盘，输了的则马上换别人来争。萨丽总是能争得资格，无论是面对曾经获全县乒乓球比赛第三名的学校冠军，还是别的什么人，一律如此。除非她自己不争气，失误了。那占着擂台的同学，马上会递上自己的球拍让她打一场。尽管这课间打乒乓球的机会难得有第二次，她一上台，只够“斗私批修”水准的球艺，肯定招致输球下台。占着擂台的同学也在所不惜，一点儿不在乎自己打下的“红色江山”，葬送在“小资产阶级思想”手里。就连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碰上她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后，也会不由自主地缴械交枪。她只要对打得正起劲的人微微一笑，说让我打一盘行吗？打球的人就像被人操纵一样，乖乖地将球拍递过去。

严格地讲，她要球拍时从没笑，只是大家都觉得她在笑。看着她将自己好不容易得以占据擂台的机会，潇潇洒洒、娇娇滴滴地丢掉，谁也不曾后悔过。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对我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由小字报升格为大字报；优秀学生标准，由三好、四好、五好、六好，猛升至十好，但有严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我们仍然次次榜上有名。

终于读到了高中。

高中时，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武器，被用于针对“批林批孔”等“资产阶级思想”，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高潮正是这期间掀起的。

我们的化学老师和语文老师，比我们晚进学校半年左右。语文老师姓蒋，是女的，刚从武汉音乐学院毕业，她是学钢琴的。这届毕业的只有两名学生，但仍须下到山区接受再教育。多年以后，蒋老师回到母校，在钢琴系主任任上退休。化学老师是男的，姓丁，也是大学毕业，老师和学生都在传说，丁老师的父亲是大资本家。

蒋老师相貌平平，一双手上的十个指头却是出奇的好看。当时我们不知如何形容，私下议论起来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才知道千百年前早有一句古话专门形容它：十指尖尖如玉笋。

丁老师却是一副正宗男子汉的骨架，全校化学课就他一个人讲，谁也不清楚他讲的是好是差是对是错，是照本宣科，还是信口雌黄。但他在篮球场上纵横捭阖，如入无人之境，确实明显高人一头。

蒋老师上的语文课，班里几个成绩好的学生一点儿也不以为然。蒋老师大概也明白这一点，时常搞些“教育革命”，让我们几个放开手脚上讲台去胡闹个痛快。但是，蒋老师的音乐修养同丁老师的化学水准一样，在学校里已到了无人评说、无法评说的境界。

蒋老师来之前，贫下中农驻校代表石某的二胡，在我们眼中简直拉得出神入化。蒋老师来后，领着学生排演《智取威虎山》。石某穿得从未有过的整齐，大约是将从部队复员带回的、准备结婚时用的那套崭新军装穿在身上，再用一方白手帕垫在膝盖与二胡琴筒之间。丁老师为何肯扮演杨子荣，混在一群大孩子中间丢人现眼，开始我们一点儿也不明白。萨丽死不改悔地用那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嗓子，唱着“只盼着深山出太阳”。石某卖力地拽动马尾弓来伴奏。蒋老师用那特别好看的手打着拍子，扮演“203”首长的我，在这一场里无戏可演，把一双惊讶的眼睛，盯着蒋老师如何将石某指挥得大汗淋漓，面如猪肝，并且无数次指出石某将半音拉成了全音，将全音拉成了半音。

休息时，蒋老师对石某说：“节奏还得快一点儿。”

石某眼巴巴地回答：“我一切听从蒋老师的安排。”

在这句话前面，石某生硬地加上一个“我”，让在场的我们听得怪怪的。

我在“泥腿子”石某手下当了两年高中生，这是唯一一次听见他称老师为老师。正如后来许多文章所云，样板戏里的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纵然李玉和、郭建光等不沾女色，凡间仍有人在恋天下之大爱。

石某虽为贫下中农驻校代表，那话里的意思却绝对是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因为学校里两性之间种种隔离，大家不敢言传却能意会。石某的话当即惹得少男少女们的眼光碰得叭叭直响。蒋老师木头观音一样没有理睬石某。我们也认为石某这是牛鬼蛇神想翻天，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事隔不久，县城关中学来联欢。演出前，我有事找蒋老师，冒失地闯进她的宿舍，看见她正在给“杨子荣”化妆。两人挨得很近，样子也格外甜蜜。

第二天是星期天。下午，二年级一个姓胡的同学，突然跑到我这一年级学生的家里，满面潮红地对我说：昨天晚上，蒋老师和丁老师在宿舍谈恋爱，被石某和食堂女炊事员捉住了。石某质问谈恋爱怎么跑到床上去了。丁老师说只有一只凳子不坐床上坐哪。石某又问为什么将蚊帐放下来。蒋老师说蚊子太多了。女炊事员积极配合石某，伸长鼻子在蒋老师的床上床下屋角门旮旯里到处嗅。石某热烈希望她能找出某种证据；结果是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石某将他俩隔离起来，门口放上学生站岗，让他俩各写一份交代。

蒋老师和丁老师写的交代，后来竟在学校里悄悄地流传开了。我开始还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高年级学生不惜屈尊，专程跑到低年级学生家里，说与一件对二者来说并无利害关系的事。当我也读到这份交代的第×版手抄本时，我才明白是这位胡同学最深层的青春底蕴被引爆了。

这份交代，使我们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爱情，那种柔情蜜意，那种绵绵爱心，那种至纯至洁爱情旅程，我们读它，既是无邪欲之爱的启蒙，又是青春时节的一番洗礼。

最终，石某心不甘情不愿地宣布，蒋老师和丁老师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那夜里作怪了。

不开大会批判，是石某唯一正确的选择，那份交代如果在大会上宣读，全校的青年男女都会成为“花痴”的。石某不会没有看出，学生们在看蒋丁二位老师时，眼睛里放出了异彩。

这场由于“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而引起的风波，在学校里久久荡漾着。

尽管石某和女炊事员在不久之后，被人双双从食堂后面的柴堆里，赤条条地撵出来，且也写了交代，人们都是一笑了之。

半个月后，有人在食堂里打饭时大声说了一句，这屋里怎么这么臊哇？众人大笑一场，然后就再无人提起了。

我那时悄悄地羡慕，不知自己何时也能“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一回。人能有此一回，才是真正的幸福，真正的不负青春。在那种年代，小资产阶级思想，是爱情、美好事物的代名词。享受此种“殊荣”的都是些英俊潇洒、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学习冒尖和情感丰富的年轻人。所以“小资产阶级思想”虽屡遭火烧炮轰，却总是打而不倒，并使许多人在对它的批判中，开始认识人生与社会。

那天在物外书店分享《中产阶级看月亮》时，我与萧耳说，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并非只是物质上的相对富足优越，而应当是一种人生境界和精神状态。否则即便满身珠光宝气、穿金戴银，也只是摩登原始人。

6

1972年春天，我家又搬家了。此次搬家各方面都沉重得很。这不仅仅是因为父母发现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已经长大了，不必请人，可以节省几个钱，光靠自家的力量就可以对付那些简陋的家具，也不仅仅是因为这是我家搬家史上，破天荒第一回父母亲没有调动工作而不得不搬家。就算是两项原因相加，也不是造成沉重的全部原因。

根本原因是我发现大人们说谎了。

准确地说是我家先前的房东说谎了。

在这之前，我以为说谎是少年的专利。小时候我说了多少次谎话，实在是记不清了，只记得其中比较惊心动魄的三次。

1987年我在英山县文化馆工作时，一位业余作者在向我讨教了小说创作技法诸此等等之后，反过来“指教”我的命运。他说我相貌百事都好，可惜鼻梁歪了点。他这一可惜，不免使我大为诧异。业余作者走后，我立即拿出镜子反复验证，三点成一线地打量过后，才见鼻梁果然有点歪。

经常拿我的小眼睛开玩笑的家人，朝夕相处竟没发现这一点不足，说明它还没歪到惨不忍睹的地步。我们刘家小眼睛虽是层出不穷，歪鼻梁却不是传统。想来想去，越来越觉得这一定是当年那姓张的小伙伴用砖头砸的。

当年的一个夏夜，区礼堂里放电影《奇袭》，为了一桩小事，弟弟和一个姓张的伙伴吵了起来，随后又打了起来。弟弟小，吃了亏。我闻讯赶过去，既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只是吼了一声，姓张的伙伴见势不妙，拔腿就跑。跑到区礼堂前面那座搞武斗时修的碉楼底下，眼见着被我追上了，走投无路时，姓张的伙伴突然蹲下去，捡起一块砖头，转身朝我砸来。我觉得脸上挨了一下，当即夺过砖头，朝他身上乱砸一通。当时虽然大获全胜，连他妈妈都出面向我认错。始料不及的是，他那一击，历史影响竟是这样悠久。

兄弟姐妹们都知道我和人打架了，却替我瞒着，帮忙说谎话。母亲问我脸上血糊流稀是怎样搞的。我说是上山砍柴不慎摔的。兄弟姐妹们的证词，使母亲十分怜爱地说：你真要好生点，若是将眼睛摔坏了如何是好？

第二次说谎起因于打枣子。

屋外的竹林中有两棵枣树。那一年，枣子还没熟，青青的，像苦楝树籽。等不及让它熟，我和弟弟一起钻进竹林里打枣子解馋。当然，真到熟了时，也轮不到我们吃，那些馋嘴的山雀儿，只要枣子上有一点点红，就会在第一时间叼了去。

枣树有刺，也没办法攀爬，唯有用竹竿打，用石块砸。我们没有竹竿，只好捡起地上的石块，朝树上的枣子串砸去。枣子没落下，石块倒先掉下来，正巧落在弟弟的头上，将弟弟的头砸了一个窟窿。

弟弟痛得嗷嗷叫，嚷着要告诉母亲去。我小时候最怕母亲。母亲当售货员，成天忙得少有功夫耐心说服教育。谁有过失，操起棍子，抡起巴掌，来几下现成的，回头又得站到柜台后面，为买一两盐、半块肥皂的贫下中农操心去了。

弟弟一哭叫，我便慌了神，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八分钱，递过去威胁利诱说，要是再哭，以后就不准和我一起玩儿，要是不哭，就将这钱全给你。这是我第一次攒私房钱，三个两分，两个一分，一共五枚硬币。它是我用半年时间，在爷爷睡觉的床上找到的。爷爷掌管全家的伙食费，心细得很。

钱一到弟弟掌心，哭声就停止了。我教他，回头母亲若问，就说是自己走路不小心摔的。如果在现在，我的儿子这么骗我，我会马上戳穿他的谎言，走路再怎么摔也不会摔破头顶心呀。

尽管后来弟弟回答母亲的质询时，还明显地犹豫了一阵，最终还是我代他说的，母亲竟一点儿也没起疑心。

说起来令今天的独生子女们羡慕，我三次说谎都与弟弟有关。

我上初中二年级时是1970年。那年放暑假，我和弟弟走了十几里路，到在县水利局当局长的父亲那儿去玩。吃过中饭后，父亲让我们回去，并在屋里七翻八翻，弄出几个皮蛋和馒头，用手帕包好，让我们带回去。这是第一次接受父亲委派的任务，想到家里的妹妹们见到这份礼物的高兴劲儿，我就感到庄重和兴奋，将手帕拿得紧紧地，唯恐有所闪失。

出了县城，上得一座山嘴，正值公社的人吃午饭的时候。山嘴旁的凹地里，一片瓜地上，几只西瓜使劲勾引我。四顾无人，我便迅猛地向地边的一只西瓜扑过去。事后我很奇怪，当时怎么就想不到山嘴上瓜棚里的看瓜人呢？所以，在瓜棚里响起一声喊叫以后，我和弟弟吓得撒开脚丫子就跑。

山嘴下面是大队部，好多人聚集在门前。我假装与弟弟赛跑，嘴里喊着：一二一！一二一！顺利冲过可能的堵截后，身后才响起抓偷瓜的喊声。几年后的一个冬季，在一处水库工地上，我见到一群“四类分子”每天都在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劳动量时，记起这件事，心里就产生联想，当时追赶我和弟弟的人一定是一名“四类分子”，他想戴罪立功，求表现，换了别人，绝不会追上五里地，只为抓两个偷瓜不成的小孩。这天中午，我和弟弟分吃了一盘粉蒸肉，刚跑时，我们觉得浑身是劲。跑了一阵，弟弟就气吁吁地说跑不动了。跑到约三里远，我与弟弟和看瓜人之间的距离已经是均等了。

我挣扎着跑，心里想，弟弟若被抓去，会让他挂黑牌子游公社吗？

看瓜人突然停止追赶，站在一条水沟边骂几句后退走了。我愣了半天才恍然大悟，我们已经逃出他们大队地界。脚下这个大队与他们大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属两派，武斗打得既精彩又惊险，并结下了难解冤仇。

弟弟赶上来后，为了安抚他，我说我俩将那两个馒头分吃了好吗？弟弟只有点头的份儿。然而，包着皮蛋和馒头的手帕不见了。慌乱之中，我将它忘在瓜地里了。

那时节，一个馒头至少可以换两只瓜。

我们损失惨重地回家后，妹妹们对哥哥们空空两手很是失望。爷爷问父亲没叫你们带点东西回？我咬紧牙关说没有。爷爷顿时不满地嘟哝了几句。

我的这些谎话，还有我所尽知的小伙伴们的谎话，全都是顺理成章，浑然天成。但是大人们为什么要说谎呢？

要说我家住在房东家时间不算短，前前后后有八个年头。因房东大妈也姓刘，平素里我们还称她为姑姑。房东租给我家两间屋子，墙壁上尽是些狰狞的裂缝。房子据说是大办钢铁时盖的，干打垒的墙壁。到我家住进去时，已能非常轻松随便地钻进太阳、月亮和星星。光有裂缝也罢，更要命的是墙壁像老人的背，驼成了一口锅。那时做屋不兴偷工减料，现在的墙绝对弯不到这种程度。

1972年春节过后，房东通知，要为18岁的儿子筹办婚事，房子要拆了重新盖，我家必须限期搬走。母亲和爷爷奔走了多日，才在贺家桥街上租到一处房子。虽是小了许多，却无狰狞裂缝的恐吓。搬家前，爷爷与房东大妈闲聊中，说将灶拆了，把砖也搬走，免得再花钱买。

回头我上厕所，路过房东的窗外，听到房东正冲着房东大妈暴跳如雷，说他家要是拆灶搬砖，我就砸了他家的锅。

我匆匆做完方便之事，进屋将此话对爷爷说了。爷爷当即大惑不解，这砌灶的砖是我家买的，为何不许搬走呢？

很显然，爷爷在我上学去以后，曾到房东那里寻找答案了。当我放学回来，一出现在门前时，房东就将我逮捕归案，拎到爷爷跟前，万分冤枉地说：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砸你家的锅，你卵子大的一点东西，说这么大的谎，我自己说的自己怎么不知道，你这小卵子倒听见了？房东大妈也冷冰冰地教育道：古人说从小看大，细伢儿要学好，若是我儿子说假话，我非将他打成个二面熟不可。爷爷这时将他的长孙领回去，嘴里喃喃地叫着我的乳名回应：没说就好，胖儿太小，听错了。房东火气仍很足：什么听错了，我根本就没说与你家灶有关的话。爷爷忙说：那就更要你费心了。

爷爷后来改变主意说不要那旧砖，让房东拿去作肥料种自留地好了，到新家买新砖搭新灶，再穷也不少那几块砖钱。

父亲知道后，阴着脸，说了一个字：拆。隔一会儿，又说一个字：搬。

我开始非常反对搬这被柴火熏得漆黑的砖，那东西一沾身，人就变了模样，被街上那些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女孩看见了，丢人得很。这时，我却响应父亲的号召，头一个扛着从灶上拆下来的砖出了房东家的门。

乡下人常说，会说谎的细伢儿聪明。

乡下人没说说谎的大人怎样。

多年以后，我还在想：在权力面前一个人要想说谎是何等的容易！

比如，1983年到1984年，我从阀门厂借调到县文化馆，说好是先借后调。到头来却难以逾越重重关卡，从文化馆到文化局，管事的人都说，我的身份是大集体所有制也即是县办工厂的工人，按政策规定是不可以调到事业单位的。在我之前，明明有位女士，身份是小集体所有制也就是街道办工厂的工人，却能调到文化馆，且只能做些卖售门票的事。当面比较起来，他们说的那些理由，连被称之为谎言都觉得丢人，只能说是鬼话。一气之下，自己主动要求回阀门厂。才过三个月，文化系统管事的换人了，我还是我，正式调动的事却迅速启动了。接下来一路绿灯，尽管最终动用了县人民政府的大印，过程中的曲折，也就是县人事局负责办理调动手续的那位副局长，盯着那枚有着国徽图案的大红官印，足足看了5分钟，然后咬牙切齿一声不吭地将几样表格一一签章了。还有一种谎言。2008年湖北省作家协会换届，人事部的一位小姑娘到我安身立命的单位，调取我担本届省作家协会兼职副主席期间的相关情况。小姑娘从人事部门复印了我的履职情况申报表格，其中有必须由本人签字的。因为熟悉，签完字后，我与小姑娘开玩笑，说这么一大沓“黑材料”呀！说时信手一翻，正巧翻到2005年初填写的有关2004年履职情况，在由相关负责人填写的年度考评结论一栏里，赫然写着“基本合格”四个大字。按国家人事考核制度规定的，被评为基本合格的人，要接受诫勉谈话，相当于书面警告加口头警告，提醒其人，在2004年度中干得不好，没有完成应当完成的任务。然而，在2005年初，填这个表格时，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已经出版了，大家都说，凭着这部花费六年心血的长达百万字的三卷本长篇小说，足够评十次劳动模范。可偏偏被人偷偷摸摸地评为“基本合格”。我认真地询问过，从大单位的负责人，到小单位管事的，全都矢口否认有这事，还一脸无辜地认为我看错了。可是省作家协会人事部那位满脸尴尬的小姑娘难道也弄错了吗？

做孩子的说谎，总是因为害怕受到惩罚。成年人说谎就复杂多了，个中原因，大多是为自身谋取最大的利益，或者是预防自身利益受到不可挽回损失时，无所不用其极的最后招数。2005年11月，在北京召开“《圣天门口》学术研讨会”后，某些人，俨然要将《圣天门口》当成“大毒草”。此后，差不多半年时间里，文坛都在风传《圣天门口》要成为禁书了。实际上，这中间就有别有用心者的谎言。这些年，自媒体高度发达后，那些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自己辩解，将自己打扮成道德卫士的各种片段，大多是披在谎言身上的皇帝新衣。

好在这个世界，还有像父亲那样的硬汉，任何谎言都经不住一个拆字，也经不住一个搬字。

7

常说读书早，悟世早。我四岁半启蒙，为什么这么匆匆地让我上学，这问题我至今没问过父母。我肯定不是神童，如果是神童，就不会上学伊始就留级的。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肯定是弟弟和妹妹的相继出生，家中保姆带不了许多孩子。大姐启蒙上学时，顺便将我也带到学校。一年级上学期，大姐不小心摔伤，休学一个月，我也跟着一个月没有上学。期终考试后，大姐还能跟上别的同学一道升入二年级，我就不行了，只能独自留下来，再读一次一年级。这种结果，大概也是父母让我提前上学的计划之中的事。

启蒙时，全家住在一个叫石头嘴的小镇里。冲着这地名，就知道那地方本不该有幼儿园的。事实上却办了一阵子，我们也上了一阵子。记得幼儿园里有几张高低床，孩子们总是抢着爬到高处佯装睡觉。屋子里还养了几只大白兔。那时的兔子个个都会打洞，无论老师如何起劲地填土，兔子们总有办法在地面上打出洞来。因为三年灾害的到来，幼儿园停办了。所以我猜父母是将小学当成幼儿园让我上的。

从我出生到上四年级，搬了多少次家，家里如今少有人记得清了。我记得上学四年，搬了三次。1962年，全家搬到红山区，住在名叫金家墩的塆子里，因为母亲在塆子旁边的供销社当售货员。在金家墩时，有几件事记忆特别深刻。一是在金家墩小学教算术的王老师，传说她前夫是军统特务，她与前夫生的女儿，跟着区里下来的干部去拆乌云山上的大庙，好好的一个美女，回来后就犯癫痫病，经常无缘无故地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如死人一般。塆里的人都说，王老师的女儿是让菩萨敲了。二是与供销社只隔条小溪的山坡上，有人发现一只体形较大的野猫，就想将其剥了皮卖钱。那人拿着棍子上前去捕杀时，还不知道那是一只小豹子，结果耳朵被咬掉一只，脸上全被抓，破了相。还有，在金家墩小学读二年级时，第一次参加文艺活动，在一个小节目《想起往日苦》中，扮演孤苦伶仃讨米要饭的孩子。这首歌成了我好几年的保留曲目，直到父亲的三弟，我的二叔从部队转业回来，听到我唱这歌后，现时改了一句歌词，善意地嘲笑我在十岁之后才不再犯的男孩的毛病，才不再哼唱。两年后的1964年初，母亲依然是售货员，上班的地方变成了贺家桥镇上的红山区供销社。过完年，再次搬家后，我便进了区公所所在地的贺家桥中心小学。

这时，我们家祖孙三代都到齐了，计爷爷一人，父母两人，兄弟姐妹五人。八口人吃喝穿戴用全仰赖父母刚刚百元的工资收入，其窘态实在不好意思重复。尽管这样，当年还受到当地人的妒忌。在贺家桥中心小学读四年级时，我遇上一位女老师，名叫刘克惠。80年代，因为有几十篇长长短短的小说散见于报刊，圈内圈外的人都喊我作家。但在那个年代，自己是不能这么说的。那时候，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对称呼区分很严格，有业余作者、青年作家、作家、知名作家和著名作家等，就像职务和职称一样，是不可以乱说的。一个业余作者，如果夸口说自己是青年作家，是会犯忌到被社会所唾弃。但是在往事中遇到的有些人，硬是称我为青年作家，并和我说，曾当过我的老师，让我出具证明以便评职称时使用。尽管他们几几年，几几班地对我进行诱导，我还是说了令他们失望的话。四年级以前，教过我的书的，我的确只记得刘克惠老师。为什么只记得她？朋友们说，肯定是弗洛伊德作怪，刘老师一定非常漂亮。可是某次到一个同学家去玩，提到刘老师，她脱口说，刘老师脸形如何如何，身材如何如何，声音如何如何。这如何不是贬，也不是褒，是那种让人听了不高兴的大实话。多年以后，在武汉与刘克惠老师重逢，刘老师的模样，与别人说的又有大不同。那种慈祥，应当是人世中最美丽的。老实说，这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刘老师后来在何处谋生，也记不得她当年的相貌，我只记得与刘老师有关的几件事。

我们八口之家中，父母为“革命”工作，五个儿女纵然也是为“革命”学习，经济分配仍不平等。父母在外开销很大，剩下六个人，每月的全部开销只有二十几元。

乡下有句俗话，莫怪莫怪，猪油炒菜，是表示赔情的意思。那时，猪油炒菜是最豪华的享受。且炸过油的猪油渣还能美餐一顿。说是美餐一顿，其实从没有痛痛快快吃过一回，爷爷总是将它和蔬菜一起炒，这样可以节省一点儿油。由于我是长孙，每次炸猪油时，爷爷总要偷偷给我几块猪油渣，让我到外面去躲着吃。那一回，家里又飘起幸福的猪油香。头天夜里，我就将爷爷偷偷给我的几块猪油渣，藏在书包里，留待第二天上学时吃。谁知小猫小狗一样的童年，小伙伴们到一起后嬉闹起来，什么事都忘记了。直到上课后，才记起书包里的宝贝，连忙抠了一块填进嘴里。当年的校规不比如今，只要不在课堂上杀人就行。当年的教室里，学生忍不住打个喷嚏也会受到严厉的批评。我是馋极了才铤而走险的，以为讲台上的刘老师看不见。谁知她明察秋毫，将教鞭往讲台上一拍，喝令我将嘴里的冰糖吐出来。那时候，有一种茶色的冰糖，隔远了看和猪油渣差不多。我乖乖地将猪油渣吐出来，放在掌心上舍不得丢，下课铃一响，仍旧塞回口中。一连几天，同学们都和我很亲热，都想和我结成“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其实是想分享我的“冰糖”。

那年头，泊满一操场学生中，能有冰糖吃的实在只有三两个，而我突然成了这中间的一员，连高年级的女同学都另眼看我了。

随后几天，少先队中队委开会，刘老师在会上批评我，说雷锋小时候如何苦，讨米被狗咬伤了腿。我们是红孩子，不能翻身忘本。这些重复过一百遍的话，是在炒剩饭，但是随后她说了一个新名词，说我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如此批评。也许是从刘老师说“小资产阶级思想”前面的那个“小”字时的那种特别的亲切感中，获得某种直觉，我非常乐意听。而关键是我一面由此受到少先队的批评，一面由此感受到比先前更多的自尊。在“学雷锋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活动如火如荼之际，我经常检讨不该吃那本没有吃的冰糖，谁也不知道该检讨的其实是那烧焦了的猪油渣。

没料到不久后我这凭空而来的自尊，受到一次不小的打击。60年代中期，全国风靡藏族舞。刘老师为此训练了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其中就有我。到演出那天，刘老师嘱咐我晚上将母亲的毛线背心带来。在她心里一定这么推测，能让儿子带冰糖到学校里吃的母亲，不会没有当时是奢侈品的毛线背心。可我和我的全家分明只能找出几根女孩子扎辫子用的红头绳。

听了刘老师的话后，我一直躲着她。她说的那话我都懒得回家开口。到了晚上，演出之前，刘老师猜出什么，一句话没说，回头从自己的箱子底下翻出一件绿毛线背心给我穿上。正是“六一”儿童节，我丝毫没有感受到此物的优越性，反而觉出许多坏处，特别是羊毛穿过旧衬衣，戳在皮肉上的那滋味。我们是第一批出现在山里小镇上藏族人的形象，实则不过是旧衬衣外面套上一件红红绿绿的毛线背心，再加上一顶纸糊的小花帽而已。还有，我一想到刘老师默默无言地将自己的绿毛线背心往我身上套时，就感到自己瘦小的身子，都快缩成一团了。

自此以后，刘老师不再批评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了。而且每逢听见她批评别人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时，我都不敢抬头看她。

很多年后的1987年6月3日，我应约去武汉一家杂志社。我每次到这家杂志社，几乎都要从水果湖到铜人像，将一路电车坐到底。刘老师是武汉人。人一旦成就一两件事后，格外想再见到自己启蒙阶段的老师。我也不例外，坐在一路电车上常常发奇想，若在车上遇见刘老师那才有意思。我早就不认识她了，于是就盼车上有谁喊刘老师。至少是我坐电车时从没有听到有谁喊谁老师的。车上吵架骂娘，深情地喊谁书记主任，凶恶地招呼老娘老头儿的不绝于耳，连一声微弱的称谁为老师的声音也未曾听见过。

大约是2004年，偶遇一位失联多年的同学，说起来，她竟然知道刘老师，而且一直有来往。在她的安排下，终于再次见到刘老师。刘老师一定记得当年的种种事情，她对班上的学生，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哪个座位上的同学叫什么名字，仍然烂熟于心，其中大部分名字，我都似闻所未闻。在位于青山区那所老旧的房子里，与刘老师促膝对坐，念想着当年贺家桥中心小学操场上，那从武汉来的小巧玲珑的刘老师，傲娇地站在跳高架前，轻盈地跑出一道弧线，然后用那技惊全校的背越式姿势，越过高度一米二的横竿，燕子一样飘落在沙坑里。这样的身影，只是在电影纪录片中才有，却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对于一个在用地主家的老宅子改建的小学校里读书的四年级小男生，是一种致命的诱惑，也是一种天然的理想。

在我后来的作品中，哪怕写那最陈旧的事情，也会有明星朗月一样的文学元素，闪烁在黑暗之上。毫无疑问，刘老师那背越式跳高一定是在我的心里早早留下的伏笔。

8

上高中时我特别喜欢做数学题。这和现在学霸一样，因为某个学科的成绩好，才想更加突出自己。我对数学的喜欢，不过是少年时期那小小虚荣心的自我放大和夸张。当年，我的数学成绩全班最好。如果我不知趣的地坚持下去，只怕也会成为那种敢与陈景润商榷“哥德巴赫猜想”的呆萌。回头来看，在后来的诸多机缘巧合的际遇中，最怀念的几位先生有上小学时，那位教音乐课的会用背越式跳高的刘老师；上中学时，那位教语文的音乐学院钢琴专业毕业的蒋老师，还有那位教物理却偷偷带我上山抓蟋蟀的倪老师等等。但在学校老师中，让我觉得格外与众不同的是那位将“英特纳雄耐尔”永远念成“英特纳雄耐吾尔”的张琢珍老师，整个人就是特别有形的乡贤。70年代初期的语文课本，篇篇课文都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张老师讲授时，总能在不知不觉中带出古典与文言的意味。张老师曾在初中教语文，高中二年级时，才过来教我们。能感觉到他有些喜欢我，不上课时，经常在操场边拦着，与我说几句和作文有关的话。有一次，我正在打篮球，张老师趁我捡球时，还走过来搭讪，说上几句。张老师在1949年以前就是当老师的，平常大家都习惯说他是教老书的。在“红卫兵运动”后复课的学校里，从来没有人质疑他将“英特纳雄耐尔”念成“英特纳雄耐吾尔”，如果他发现自己念错了，想纠正过来，再念一次时，肯定又会错成“英特耐雄吾耐尔”，反正从没听他念正确过，也从没有人因为这句话而为难他。可见张老师的师德与师艺之高。还有辈分的原因，张老师是学校里年龄最大的老师。因为像是教老书的，大家在心里有意无意地将他认作是1949年之前的那种教书先生。教我们语文时，张老师就已经快六十岁了。高中毕业后就没有再见过他。在我心里，他一直活得好好的，活到一百多岁了。

我没有参加高考，自然没有机会上大学。虽然别人总说，如果我上了大学，这个世界只会多一个大学生，而少了一个大作家，在我心里总还是对于没有参加高考留有小小遗憾。最起码少了一大群能伴随大半生的同窗学友。“红卫兵运动”之后，恢复高考时，我也曾报名领了准考证。正式高考那天，自己却留在车间上班，没有进考场。当初与我的准考证连号的冯俊，后来考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马列主义师资班，再后来步步学成，常常进步，曾经任过人民大学副校长。每次见面他都要说，当年他发现身旁应当是我的考位空着的，心里好不疑问。恢复高考后，厂里年轻人几乎全都报了名。高考前三天，又都一齐请假复习，车间里三分之二的机器无人操作，全都空在那里，一向生机勃勃的车间突然变得死气沉沉。为此厂领导找我谈话，要我这个当团支部副书记的带头上班。在厂领导眼里，好像进考场的青年工人们，会全部高考得中，远走高飞，人去车间空，工厂无法办下去了。那场谈话就在厂区的篮球场边，领导带着我绕场走上一周，就将我绕晕了，竟然听信了这番话，不仅没有请假备考，最终连考场都没有去。而且，还是我们厂里年轻人中，唯一一个没有去考场的。

那段时间里，不断有人到我操作的C6140车床来询问，为何不去参加高考。在厂里，大家公认我是最应当去参加高考的，却没有去，这让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特别是厂里的两位正宗大学毕业的技术员，问过之后，还拿不敢相信的目光来回看半天。就像后来，自己开始文学创作。如此重大决定，都是独自做出的，没有人曾提供咨询与参考。那时候，如果有家人参与进来，比如父亲或者母亲，带个口信什么的，也许我就会改变主意。可是，他们没有，从来就没有。这事要到很多年后，最小的妹妹大学毕业，当上副总工程师了，母亲才在某次全家团聚时，轻轻地说起这事。母亲认为，我们家兄弟姐妹五个，我是最应该上大学的。母亲说这话时，叫着我的乳名。声音里，只有慈祥，并无后悔。母亲这么说话并不是她所独有的，但凡在与人交谈中提到这事，对方都会说，如果那时考上大学，世界上只是多了一个大学生，绝对会少了一个作家。从走出高中校门后，我就再也没有进过任何学校的门，无论是业余培训，还是专业进修，从来没有人想到要让我去试试。大概是自己在这方面也确实没有兴趣，恢复高考之后，国家又接连推出自修大学、电视大学、党校大专班等等，身边那些在高考中落榜的人，几乎全都想办法弄到一个大专文凭。这时候，我已经全身心迷上文学创作了，不想再在文学之外枉费心机。

我最后一次尝试上大学，是武汉大学设立插班生班时。当时武汉大学有一个真正的作家班，招录了一批文坛骁将。另有一些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基层业余作者，则进入到由作家班衍生的插班生班，也即是他们自称的小作家班。第一批招录时，我一点儿音讯也不知道。第二期时，我试着写信给有关老师，结果被婉拒了，理由是我连电视大学、自修大学等等专科文凭都没有。长篇小说《蟠虺》于2014年出版后，文学界齐声说没有想到，太出乎意料了，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引起热议的那一阵，华中师范大学的黄曼君先生，曾说这部小说有一种文学中久违的科学精神。黄老先生一再表示，自己会从这点展开仔细研究一下。遗憾的是黄老先生突然去世了。多年后，自己开始写作《蟠虺》。真的写起来，自己才明白，在文学那里，学问是很重要。然而，最关键的还是以何种情怀对待一点一滴汇入内心，感觉中似乎会有些用处，又分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各种碎片。这类称为灵感元素的东西，能否触发心灵深处，连自己都不曾察觉的那些敏感点。

9

在私人影集里，有一张让我倍觉珍惜的相片，它是最早的一张。按父母的说法与记忆，在这之前我也照过一些相片，只是没有保存下来。我相信他们的话。那些年，全家人总是跟着父母四处跑，只要父亲工作调动了，我们就得搬家。母亲工作调动了，我们同样得搬家。有时他们工作岗位并没调换，我们也得搬家。因为是租住别人的房子，房东一旦要房子另作他用，除了搬家外没有别的办法。每次搬家后总有一些东西找不见了，像照片这种在当时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被弄丢了是不奇怪的，加上孩子们摆弄着观看时，一双双小脏手毫不讲究，似相片这样娇气的东西，一不小心就被毁坏了。

小时候我就爱看小说，而且对苏联小说情有独钟，特别是关于战争和反间谍、反犯罪的小说，是我最痴迷的。在我的书柜里摆着一副俄罗斯军队用的中尉肩章，是儿子读研究生时，到圣彼得堡短暂学习时，特意作为礼物带回来，送给他老爸的。孩子们都知道，他们的父亲曾有一个不想当将军，只想当中尉的军人梦。我非常崇拜那些只有中尉军衔的英雄，他们作战勇敢，料敌如神，总能在九死一生的绝境中找到通往胜利的逆袭之门。那些中尉个个年轻潇洒、浪漫、风流，在他们的情网里，总是有一个天下最美丽的姑娘。肯定是这些原因，所以我小时最大的理想是长大了当一名中尉，并为此对没有军衔制的解放军总怀着一种遗憾的心情。

也许是荷尔蒙开始作祟，青春萌动的初中二年级，自己想当兵、想当中尉，想得最疯狂。除此以外，在整个学生时代也不曾有过别的念头，至于当作家，那更是连做梦时也不会想到的。后来终于想起来开始文学创作时，父亲和母亲曾极其反对，很多次举例说明，被打成右派，被划分为坏分子，被看成是牛鬼蛇神的人，个个都是因为爱写文章才惹火烧身。1984年4月，在小说处女作发表后，我曾有意放了一本杂志在家里，每次回家都能见到年迈的爷爷捧着那本杂志，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在默诵。父亲和母亲至少在表面上像是不曾看过一眼。对于我的当兵梦想，父亲和母亲是基本赞同的。虽然父亲和母亲赞同的事于我相去甚远，父亲和母亲不赞同的事我反而做得像模像样，也不能说父亲和母亲在孩子的成长问题上做错了什么。对于我来说，无论赞同或者反对，都是他们的天职所在。再说爷爷，随着年事越来越高，老人在家里的声音越来越弱。但他会指着那本刊载有我的小说处女作的杂志，三番五次地对我说，这上面的字太小了。实际上，爷爷还在看的《参考消息》上的字号更小。爷爷想让自己长孙的名字印得更大一些的意愿，也是他从未对我明白说过的愿望。

我们上中学时，初中是两年制，高中也是两年制，且都是春季升学，而不是秋季升学。那时不存在招生一说，只要到了那个时间点，在校学生全都一起升学，初中一年级的升到初中二年级，初中二年级的升到高中一年级，高中一年级的升到高中二年级。初中毕业那年春节后不久，学校正要开学。有天早上，母亲破例将我单独地叫进屋里，一边用手抚着我的头，一边说出一件让我听来简直是晴空霹雳般的事。我那时只有14岁，母亲却要我参加工作，单位都联系好了，是地区邮电局。母亲那时当售货员，后来也是售货员，直到退休之前，也还只是一个和售货员差不多的食品公司出纳员。母亲一个人负责一个门市部，成年累月难得有空爱抚一下她的孩子。我对母亲的恩宠毫不领情，稍一愣后便放声大哭。按照后来流行的说法，这可能是少年对成长的一种恐惧！我那时整天连玩都玩不过来，上学时也尽做淘气事，“参加工作”这个概念突然降临头上，我肯定是害怕了。真正让我害怕的是自己可能从此无法当兵，当不成中尉了。我一边哭一边叫：“我不参加工作，我要读书，我要当兵！”母亲大概也没料到我的反应会如此激烈！她劝我说，当兵不就是有军装穿吗，她可以为我缝一套黄军装。母亲是锁了供销社门市部大门回家来劝我的，她没有更多时间来做说服工作，她说让我想一想后又赶回去开门营业。

那些年，家境非常困难，八口人只有父母的工资是收入，况且五个孩子都在上学。年年开学时，是母亲最头疼的事，因为害怕交学费，送孩子上学的事，从来都由爷爷去做。好在那时，学校还没有不交学费不发课本的恶习。

送孙辈上学的事，在爷爷看来是件很享受的事。爷爷不在乎学费的拖欠，他自己当初上私塾时，总在拖欠教学先生的学费，家里没钱，就要等田里稻谷成熟了，打下新米后拿了些去替代。或者要等到山上灌木落叶了，砍成柴，挑去抵账。

湖北方言中，“农”“龙”不分。爷爷送我们上学的最大收获，是在我启蒙上学时，将我的名字，由父亲取的“醒农”，堂而皇之地改为“醒龙”。我的名字的来历是一个误会或者是一场不事声张的家庭智力开发，更是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文化正脉，与社会生活的剪不断，理还乱。在我们家，孩子出生上派出所报户口，上粮管所报粮食供应标准，还有上学启蒙等，都是由爷爷负责。我没有问过爷爷，是谁替我改的名字。直到今日，只要想起爷爷主动提及这事时的神情，就是用脚后跟去想，也明白这事肯定是爷爷干的。我上小学一年级用过的小木椅还在，小木椅背后有爷爷手把手教我写下“刘醒龙”三个字。父亲那时因为工作太忙，极少管我们的事。直到我上高中时，父亲才在我家挑水用的竹扁担上发现我的名字是“刘醒龙”，而不是“刘醒农”。父亲当即要我改过来。还特地解释说之所以取名为醒农，意思是农民觉醒了。父亲自然明白，将“醒农”改为“醒龙”，肯定是他的父亲，背着当干部的儿子悄悄替他做的主。1994年，我调到武汉市文联任专业作家后，父亲给我写信，从信封到内文，都还用的是“刘醒农”。但到了父亲自己在信中写明“这是做父亲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时，父亲自己也用上爷爷亲手改过的名字“醒龙”，不再称我为“醒农”。爷爷送我们上学时，不仅没有欠学费的愧疚，还常常若无其事地背着手在校园内绕行几圈，用当地似懂非懂的黄冈方言找人问这问那。上初中时，由“醒农”改成的“醒龙”，曾被同班同学写过小字报，贴在教室的“革命大批判专栏”上，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是葫芦还是瓢，指名道姓，说我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因为挨了批判，老师找我谈话，其中一位还是贫下中农驻校代表。我以为老师是受了小字报的影响，也要我改名字。不料他们绕来绕去，最后才对我说，你家里对你的指望是葫芦天样大，你不要弄成葫芦不开花。老师与我谈话的屋子，位于老屋的正中央，只有一扇小窗户开在天井上，很黑，很潮湿，却给我留下一辈子的温暖。

那时，我家五个学生的学费，总是要拖几个月才能全部交清。记得小妹妹启蒙时，爷爷算过账，五个孩子的学费加起来一共是五元五角。这点钱在当时可是我家的天文数字。可我根本无视这些，整整一天，我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坐在门槛上反反复复地哭叫着，要读书，要当兵，任谁也劝不住我。我家租住的那所农舍，正对着通往贺家桥镇的必经之路，去镇上的人都能听见我的哭声，然后顺便将我的哭声告诉了母亲。母亲大约也是着急了，就让去到镇上的爷爷回来与我说，不要我参加工作了。我不敢相信，继续在那里哭得天翻地覆。天黑后，母亲再次关上供销社门市部大门，专门回来对我说，已经将参加工作的表格退回去了，不要我去参加工作了，让我继续上学读书。我才止住了哭声。

我至今还记得母亲当时一声长叹的模样。

临到开学了，要去报到上高中一年级，必须从母亲上班的地方路过，我依然是胆怯怯地，一边像做错事的孩子那样，跟在别人身后走过那扇大门，一边从人缝里偷偷打量着那扇大门，害怕母亲从里面冲出来，拦着不让我上学校报到。事实上，母亲这时候忙得不可开交，已无心顾及别的事情。开学后不久，我就将这种担心丢到脑后。

多年之后的1989年，我调到黄冈地区群众艺术馆任文学部主任，兼《赤壁》杂志副主编，主持成立黄冈地区作家协会后，又兼任副主席，经常去地区邮电局寄信或者发电报和打长途电话。只要想起这件事，我就会对着那栋大楼发愣。假如当年自己听了母亲的话，没有大哭大闹，乖乖来地区邮电局报到上班，这时候的自己会是什么模样？是当一名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大街小巷送报纸信件，还是踏着沉重的脚爬子，抱着一根根电线杆爬上爬下，或者是坐在柜台后面几分几角地售卖邮票？事情早已过去，过去了的事情，任何假设都没有真的意义。假设不是命运本身，只是关于命运的一种参照景物，所以，很快我就习惯于不去想这事了。

高中一年级上学期，二年级的四位学兄，因为排演一个小话剧被县剧团相中，将其中三位招去当演员。下学期时，这三位学兄来学校挑演员，也不知怎么的就挑中了我。学兄与我说这事时，我一句好言语也没有。三位学兄不死心，与校长说了，让校长来与我说。这还不算，他们还拉上我最尊敬的教导主任柯老师，一起去找母亲。那天放学时，母亲难得站在供销社门市部门口东张西望，见到我时，母亲匆匆上前来问，柯老师说，县剧团要招你去当演员，你去不去？我只说了一个字：不！母亲看了我一眼后说，那就继续读书吧！于是这事就不再是事情了。

到了高中二年级，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后，我和一帮同学都跑去报名。体检时被刷了下来。按照那时私下流行的说法，体重至少要80斤。我知道自己体重不够，临上体重计时，还悄悄地喝了一肚子凉水，仍旧只有78斤，没有达到80斤，而失去进行下一步体检的资格。就当兵这一点来说，自己最接近实现“中尉梦”的是1974年冬季征兵时，体检时一切顺利，包括在某个当地医生那里存疑的“窦性心律”，最终也在一位军医的亲自检查下过了关。最终却断送在我的商品粮户口上。按规定，只有县城的商品粮户口才有招兵指标，但我的商品粮户口不在县城，在下面的小镇上。费了很大力气，最终依旧落得个梦碎。如此梦碎也彻底伤透了心，紧接着的1975年冬天，我已经是县阀门厂的工人。厂里让我们这些刚进厂的青年工人报名参加征兵体检。事实上，年轻时我一直有副鼻窦炎。之前在镇上时，有医生私下教我的，先到医院开一瓶麻黄素鼻炎净，体检前半小时滴几滴，就能顺利过关。这一次，我什么也不做，原原本本地往五官科一站。果然就被医生写上不合格三个字。所以，中尉梦虽然很浪漫，在我的现实里，只是与青春一起成长的一株经不起风霜的花草。

那场我生平最大的一次哭闹，想来也不是全为中尉梦，因为我在叫喊要当兵之前，还会先喊一句要读书。这种下意识喊出来的话才是命运给我的暗示。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母亲突然给我缝了一件黄色军装上衣，那布料并不好，是一般的平板布，而别人家像我这般出身的孩子，那黄军装都是卡其布做的。这件衣服让家里上至姐姐，下至小妹妹都羡慕不已。母亲能在过年之外的时节给她的孩子做新衣服，是非常罕见的，特别是这样流行的黄军装。

穿上这身黄军装不久，我就和几个伙伴一起步行十几里到县城里照了这相片。那件黄军装因为太喜欢了，就老穿它，虽然很小心，可还是很快就破得不能再穿了。

往后的日子里，我那想当兵做个中尉的愿望终于没能实现，可这理想一直在心灵深处像蓝宝石那样闪着神秘的光芒。

10

几年前，夫人在一家出版社上班，某天下班回家她很伤心。问过了才知不是她自己的事，是一个同事要调到别的单位，与头头话别时，伤感地说起自己从大学毕业起到现在，将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全给了这个单位。不料，那个老男人竟粗暴地回答：谁要你的青春？夫人的同事当即大恸而去。听毕，我忍不住在心里骂了一句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