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永寄
——楊明照先生評傳

曹順慶

【題記】　楊師明照先生於2003年12月6日遽然辭世，享年九十五歲。平日裏看見先生精神爽朗，身體尚好，因此，我們都相信先生必能長壽百歲，並打算到時爲他舉行隆重的百歲壽典，出相關論文集以誌慶。可萬萬没想到，突然之間竟人隔兩界，令先生所有的弟子無不悲情滿懷。今應編輯之約，叙先生之生平，論先生之學術成就，憶先生育人之風範，依照慣例稱之爲評傳。並以此作爲對先生昔日之砥礪啓發、無私之教誨的感激和懷念。

一

1909年農曆10月23日，楊師明照先生出生於四川省大足縣的一個“儒醫”家庭。他的父親既教私塾又行中醫，對於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視。楊先生不到六歲，父親就讓他與三哥一起接受啓蒙教育。所讀之書品位都相當高，大多屬於中國文化的經典著作，有《龍文鞭影》、“四書”、“五經”、《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聲律啓蒙》、《了凡綱鑒》。此外，還有醫書《傷寒論》、《金匱要略》等。其中的很多内容，他的父親不僅要求他熟讀，而且還要求背誦。先生從發蒙到十七歲的這段光陰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在讀書中度過的。這樣的讀書方式，不僅增加了先生對典籍的熟悉程度，而且也有助於增强先生對於古文語感的敏感性，提高對古文語義理解的能力。這是先生在後來從事古籍校注時得心應手、如魚得水的重要原因。先生生前每每回首這段往事時，心中都充滿着感激和自豪，他説：“我在私塾呆過多年，能讀會背，是養之有素的。”⁽¹⁾所以，日後，對於記一些典籍、典故以及背誦《文心雕龍》，他都不覺得是什麽難事。他對《文心雕龍》之熟悉甚至可以達到倒背如流的程度。後來，他在校注《劉子新論》和《抱朴子外篇》時也是從熟讀文本開始的。由於對背誦的好處有着深切的體會，所以楊先生在談到他研究《文心雕龍》的體會時，第一條就是要熟讀，熟到倒背如流最好。因爲衹有這樣，“纔能融會貫通，對上、下篇的理解，也纔有較爲全面、較爲系統的可能。同時，對以後收集注釋、校勘、考證諸方面的資料，也纔有幫助。如果讀得不熟，縱然碰到有關的資料，很可能白白放過。另外，學習它的寫作技巧和分析方法，也很有益處”⁽²⁾。受楊師的影響和啓發，我後來都要求我的博士生們背誦古代文論的一些篇章，現已成爲一種傳統而傳承下來。

1926年，楊先生開始走出私塾，接受新式教育。先是進大足縣一年制的簡易師範讀了一年，臨畢業時，新建的縣立初中開始招生，楊先生又幸運地考入。作爲新式教育，其所開設的一些課程是私塾所没有的，比如自然科學、音樂、美術等課。但是國文課還是保留了私塾教育的許多特點，如國文課的作文衹許寫文言。先生由於古文功底好，所以比較偏愛國文，作文時好以一些駢偶的辭句湊合成篇，時常受到老師的稱贊；教國文的蒲老師也很喜歡這個勤奮的學生，每逢寒暑假，都借書給先生看，還規定交讀書筆記。就這樣，先生讀了許多新書，像謝无量的《中國六大文豪》等名著就是那個時候讀的。這大大地開闊了先生的眼界。

1930年初中畢業後，先生又考入了重慶大學預科。正是這兩年的預科教育奠定了先生以後的學術方向。在授課老師中給予先生以最大影響的就是著名的《婉容詞》作者吴芳吉。在先生讀預科的第四個學期，吴芳吉上“文學概論”課，講課中經常板書《文心雕龍》原文，而且繪聲繪色地講得娓娓動聽。先生心悦誠服，再加上被《文心雕龍》那秀麗的駢文所吸引，從此就愛上了《文心雕龍》，並與之結下了不解之緣。先生茶餘飯後，總是拿着有黄叔琳注的掃葉山房石印本的《文心雕龍》瀏覽，諷誦。由於愛之篤、讀之勤，未到暑期，全書就已背得很熟。由於對《文心雕龍》的興趣與日俱增，所以放暑假的時候，楊先生又將新買的一本有黄注和李詳補注的《文心雕龍》帶回家研閲。朝斯夕斯，口誦心惟，終於初得其門而入，並發現黄、李兩家注，頗有些未盡之處，尚待補正。儘管這時楊先生對於版本、目録、校勘都還不懂，完全是門外漢。但是先生個性强，膽子大，憑着一股新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没有向困難低頭，知難而進。他邊學邊幹，邊幹邊學，逐漸由不懂而懂得一些，由不熟悉而熟悉一些。由於在閲讀中的所得也逐漸增多，先生就把它們分條記録下來，清寫成册，交一位老師斧正。這位老師閲後批道：“文中多所匡正，發前人所未發，大有可爲！勉之，望之！”這是先生進行《文心雕龍》校注的第一次嘗試，獲得這樣高的評價，大大地鼓舞了先生的學術信心。

1932年秋，楊先生升入國文系。由於課程相對較少，自由支配的時間也較多，於是，楊先生就充分利用這些時間來繼續補正黄、李兩家注，收獲也日漸增多。就在這時，楊先生購得了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本，歎其所注已經較詳，無須强爲操觚，再事補綴。但轉念一想，既已投入了很多，就這樣放棄實在有點可惜。於是，楊先生改變了策略，以范注爲基礎，以完善和補充范注之未足爲目標，繼續進行校注。在研閲范注的過程中，楊先生果然發現范注中有不少的疏漏和錯誤。不到三年，所用本子的眉端行間已幾無空隙。期間，重慶大學於1935年秋併入四川大學，先生也自然成爲四川大學的學生。在川大，他繼續鑽研《文心雕龍》。到了1936年夏，他把將近四年以來所獲得的成果整理成學士學位論文上交，順利地通過了答辯，獲得了指導老師的好評：“校注頗爲翔實，亦無近人喜異詭更之弊，足補黄、孫、李、黄諸家之遺。”在大學的四年中，楊先生在補校補注《文心雕龍》的同時，還從事《劉子》的校注工作，並寫出了初稿。

就在大學畢業的這一年秋天，楊先生又考入燕京大學研究院，拜郭紹虞教授爲師。當時的燕京大學名師雲集，楊先生充分利用這一機會，廣泛聆聽他們的課程，其中有顧頡剛先生的“春秋史”、聞一多先生的“詩經”、錢穆先生的“經學概論”和容庚先生的“古文字學”等等。這些先生各有所長的治學方法給楊先生以很大的影響，他融會各家之長形成了自己嚴謹、求實、創新的學風。研究院的第二、三學年不再選課，楊先生在郭紹虞先生的指導下，繼續以劉勰《文心雕龍》爲題進行深入的研究。他充分利用圖書館的豐富收藏，縱意漁獵，多方參稽，采掇到的新發現比過去任何時候積累起來的都多。到1939年夏，楊先生把它們整理成碩士學位論文，提交研究院申請答辯。後在答辯會上順利獲得通過，答辯會還議定由引得校印所作爲《燕京學報專號》刊出，不意答辯時因觸犯委員某公而暗中作梗，未得印行。先生衹好藏之書篋中，以待沽之者。此外，在研究院學習期間，楊先生還積極撰寫論文發表。計有《范文瀾文心雕龍注舉正》（1937年《文學年號》第3期）、《春秋左氏傳君子曰徵辭》（1937年《文學年號》第3期）、《説文采通人説考》（1937年《考古社刊》第6期）、《莊子校證》（1937年《燕京學報》第21期）、《九鼎考略》（1938年《文學年報》第4期）、《書鈴木虎雄黄叔琳本文心雕龍校勘記後》（1938年《燕京學報》第24期）、《太史公書稱史記考》（1939年《燕京學報》第26期）等。讀書三年的豐碩科研成果足見先生的勤奮、專心和聰穎。

研究院畢業之後，楊先生留校任教，當助教。1941年至1942年，又到北平中國大學執教。1942年返蜀，執教於成都燕京大學，升任副教授。自1946年始，回四川大學任教，1950年升任教授。此後一直在川大工作。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十年間，楊先生先後開設的課程有“大一國文”、“文獻知識”、“歷代文選”、“六朝文”、“《昭明文選》”、“讀書指導”、“《淮南子》”、“《文心雕龍》”等，寫出了《劉子校注》、《抱朴子外篇校箋》兩部專著的初稿，另外，還發表了《史通通釋補》（1940年《文學年報》第6期）、《吕氏春秋校證補遺》（1941年《文學年報》第7期）、《郭象莊子注是否竊自向秀檢討》（1940年《燕京學報》第28期）、《抱朴子外篇舉正》（1944年《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4卷）、《漢書颜注發覆》（1946年《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5卷）等。

新中國成立後，先生真誠地向黨靠近，認真作好教學和科研工作，並於1959年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在科研上，先生繼續沿着原來的古籍校注，尤其是《文心雕龍》的課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即使1958年下半年因患嚴重的風濕性關節炎而全休在家也未停止。不過，這一年還有一件值得先生高興的事，那就是他1939年完成的碩士論文《文心雕龍校注》，被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看中並出版。這是先生的第一部學術專著。出版後，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響，書面世後很快脱銷，除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再版五次外，臺北世界書局、河洛書局、香港龍門書局相繼翻印或影印。而且還獲得了同行的一致好評。日本著名漢學家户田浩曉認爲《校注》中“有不少發前人所未發的見解”，堪稱“自民國以來一直到戰後《文心雕龍》研究的名著”⁽³⁾。臺灣學者王更生則認爲該書“在《文心雕龍》的研究上，爲後人樹立了一個新的斷代”⁽⁴⁾。20世紀80年代該書還被學界公認爲與范文瀾的注本同爲《文心雕龍》注譯本之基礎。可以説，該書奠定了楊先生在全國文心雕龍研究上的崇高地位。

從1959年起至1963年間，楊先生主要進行的是《文心雕龍》的理論研究、闡發以及規範學術的工作。發表的文章有《從〈文心雕龍〉“原道”、“序志”兩篇看劉勰的文學思想》（1962年《文學遺産增刊》第11輯）、《劉勰論作家的構思》（1962年《四川文學》第2期）、《四川治水神話中的夏禹》（1959年《四川大學學報》第4期）、《重申必須重視引文和注明出處》（1961年《光明日報·文學遺産》第357期）、《劉勰論創作過程中的煉意和煉辭》（1962年《四川文學》10期）、《漢魏六朝文學選本中幾條注釋的商榷》（1962年《光明日報·文學遺産》第396期）等。在寫作這些論文之餘，楊先生還在繼續思考《文心雕龍》的校注問題，他發現這個問題還有進一步探索的必要。儘管自己及以前的王惟儉、梅慶生、黄叔琳、李詳、范文瀾諸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這部流傳了一千四百多年的名著，在輾轉抄、刻的過程中，所衍生的各式各樣的謬誤——或脱簡、或漏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尚未掃浄，仍有疑滯費解及待增補者，需要繼續鑽研抉擇和再事校勘。於是，楊先生此時非常希望能够有一個安静而無任何干擾的小天地，來完成自己的這一設想。

就在這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楊先生與當時的其他知識分子一樣也受到了極大的衝擊。被扣上了“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被分去掃馬路、沖厠所，後被趕出學校，下放到鄉裏。在這樣的條件下，許多人無法駕馭自己，衹好隨波逐流；有的人則失去了人身自由，搞學術的權利被完全剥奪了。楊先生相對來説還算幸運，學術雖然不能明搞，但還可以悄悄地搞。面對那紛雜動亂的形勢和不公正的待遇，楊先生以一種心遠地自偏的態度待之，利用可以利用的時間打理舊業，搞搞科研，我行我素。每天應付完分派的“工作”回家後，就把房門緊閉，將過去收集的資料和各種版本翻檢出來，攤在一張大床上，繼續進行《文心雕龍校注》的補訂工作。爲防意外，他準備了一張草席，如有不速之客敲門，就立刻打開那張草席，將床上的“違禁物”——書籍和資料蓋上，然後徐步出來應付。起初是重温六朝典籍和唐宋類書，隨後則增訂《梁書劉勰傳箋注》、《校注拾遺》，分類補充《附録》。循序漸進，樂在其中。雖嚴寒酷暑，亦未中斷。結果收獲頗豐：久已荒疏的典籍，又熟悉些了；多年輯存的有關資料，得以分别部居，不相雜厠了。寫成的初稿，與1958年出版的《文心雕龍校注》本相較，其中的《梁書劉勰傳箋注》部分换補了二分之一；《校注拾遺》部分增加了五分之二；《附録》部分則擴充得更多，由原來的六類蕃衍爲九類；《引用書目》部分達六百八十餘種，幾乎多了兩倍。“文化大革命”十年，有多少人浪費了光陰，荒廢了專業。而楊先生面對這種“灾難”却能反其道而用之，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不能不説是當時少有的特例之一。從這又可以看出先生對做學問是多麽的熱愛，用他的話來説就是“對校注古書有嗜痂之癖”。在那個做學問被看成是“走白專道路”的時代，没有這種精神看來是很難堅持下來的。看來做學問，確實是既要專一行，還要愛一行。没有愛就會抵不住干擾、誘惑，容易産生動摇而旁騖其他。這是我們從楊先生身上得到的一個重要啓示。

1976年粉碎“四人邦”後，年近七十的楊先生，感覺舒暢極了，科研終於可以不必偷偷摸摸地搞啦！於是，先生又繼續操心起他的《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初稿來了。初稿雖已經完成，他還是不太放心，深恐因識見有限而有所遺漏，於是專程到北京、上海、南京三處圖書館查閲未見之書，參校未見之本。弋釣歸來，便又對初稿重新作了修改和增補，使之更臻詳贍。1980年夏終於完成，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引起了海内外“龍學”界的重視。上海《古籍書訊》、香港《大公報》都撰專文評價；臺北菘高書社則擅自翻印。在進行增補校注的同時，楊先生還陸續發表了《劉勰卒年初探》（1978年《四川大學學報》第4期）、《〈文心雕龍〉研究中值得商榷的幾個問題》（1978年《文史》第5期）、《劉勰〈滅惑論〉撰年考》（1979年《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叢刊》第1輯）、《〈文心雕龍〉隱秀篇補文質疑》（1980年《文學評論叢刊》第七輯）、《〈文心雕龍〉時序篇“皇齊”解》（1981年《文學遺産》第4期）等8篇有重要影響的論文。20世紀80年代後期，先生還發表了《從〈文心雕龍〉看中國古代文論史、論、評結合的民族特色》（1985年《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叢刊》第十輯）、《運用比較的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文論》（1986年《社會科學戰綫》第1期）等産生良好影響的論文，出版了四十萬字的《學不已齋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和《劉子校注》（巴蜀書社1987年版）。這段時間先生可謂碩果累累，這是長期壓抑之後的學術噴發，是先生的又一個學術青春的焕發。而在這期間先生還承擔着其他的行政和社會活動事務，並遭受兩次患病、兩次動手術的不幸呢。1979年，先生出任四川大學中文系主任，承擔指導研究生的任務，並成爲“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首批博士生導師。此外，還擔任了不少學術團體的領導，歷任四川省文聯副主席、省作協副主席、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會長、全國《昭明文選》學會顧問、全國《文心雕龍》學會副會長、全國蘇軾研究會會長、四川省文藝理論學會會長、四川省比較文學學會名譽會長、成都市文聯主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委會顧問、《續修四庫全書》學術顧問等。

進入20世紀90年代，楊先生已經八十高齡，但他還是繼續發揚“學不已”的精神，堅持搞自己的科研，不僅撰寫了《〈文心雕龍〉版本經眼録》等多篇學術論文，而且還完成並出版了又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這就是由中華書局出版的約八十二萬字的巨著《抱朴子外篇校箋》。該書分上下兩册，上册六百三十九頁，1991年12月出版（1996年再版）；下册八百零六頁，1998年3月出版。這部巨著被譽爲“皇皇巨獻，真可謂千秋大業，萬世宏功”⁽⁵⁾！它是楊先生半生心血的結晶。先生自1940年在燕京大學國文系當助教時，就開始從事《抱朴子外篇》的校注工作，到1989年10月定稿時已年八十矣，1997年7月再校，則已年八十八歲矣。歷時之長，用心之專，真讓人歎爲觀止。這部書被列爲《新編諸子集成》的重點著作之一。《抱朴子外篇》是東晋葛洪的一部傑出的子論，與其《内篇》談道家的神仙内容不同，《外篇》是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它對社會和文學提供了不少真知灼見，是我國文化寶庫裏一份珍貴的遺産。但一千六百多年來，一直乏人注，而其所使用的韵語、典故很多，文字的訛誤衍奪也多，致令讀者有望書興歎之苦。於是，楊先生早年就立下了探賾索隱、疏通證明的決心。爲了達成參互考校、匡謬補缺的目的，楊先生廣泛搜集各種版本、名人批校本以及前輩與近人著作中的相關論述。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歷時之長也就不可避免。先生對各種材料兼收並蓄，並以之校文字，通句讀，補闕遺。這不僅使原本艱澀難讀的《抱朴子外篇》晦而復明，怡然理順，而且他以“依經立義”的方式所增加的論述也很豐富，比如關於葛洪家世的部分，做得相當充實完備。所以，臺灣學者王更生教授説楊先生注中的此類工作：“等於替葛洪和他的《抱朴子外篇》做了一部完整的記録。”⁽⁶⁾

到了晚年，楊先生還是工作不斷，他着手把以前所出的《文心雕龍校注》、《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以及發現的新材料、新見解匯集成《增訂文心雕龍校注》，交由中華書局出版；還應江蘇古籍出版社之約，撰寫了二十多萬字的《〈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補正》；將原已出版的《劉子校注》重新整理、補充成《劉子新箋》。這些工作的完成，了却了先生多爲中國傳統文化留點東西的夙願。這既是先生的一大幸事，也是中國文化的幸事。先生之功績將隨着這些著作的流傳而被後人永遠銘記。

二

綜觀楊先生整個人生及其學術歷程，其學術上的最大的成就就是校注和研究《文心雕龍》，無論在資料的搜集、文本的校勘，還是理論研究上，他都能獨樹一幟。先生也正是憑藉這方面的成就而被譽爲“龍學泰斗”的。

從校注方面看，先生的成果先後有：《文心雕龍校注》（1958年版）、《文心雕龍校注拾遺》（1982年版）、《增訂文心雕龍校注》（集大成本，2000年版）、《〈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補正》（2001年版）。他的校注以準確、材料詳贍、説服力强而爲人稱道，其成就大大地超越了范文瀾注。范文瀾注是以與黄叔琳注相關的本子爲底本，參校衆本而成，並因而能超勝一籌，取代黄注而成爲社會上較有權威的注本。梁啓超爲此稱贊范文瀾道：“其徵證該核，考據精審，於訓詁義理，皆多所發明，薈萃通人之説而折中之，使義無不明，句無不違。”⁽⁷⁾楊先生也歎其所注較詳，無需再作補綴，但後來覺得放棄實在可惜，就憑着一股年輕人的衝勁在范注的基礎上繼續鑽研，終於有了新的發現，並進而認識到范注並非無可挑剔。1937年先生發表了《范文瀾文心雕龍注舉正》一文，舉正了范注37條，1939年做的碩士論文《文心雕龍研究》又舉出了44條。綜合前面的成果，楊先生1958年出版了《文心雕龍校注》，奠定了自己在文心雕龍研究上的重要地位和對范注的初步超越。到1982年，楊先生又積四十多年的研究成果，出版了《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全面地超越了范注。但是社會上仍流行以范注爲主，且不見有任何修改之動作。於是，1988年楊先生又發表了《〈文心雕龍〉有重注必要》一文，指出范注儘管自20世紀30年代被社會上公認爲權威版本，但由於其成書時間較早，網羅未周，好些資料没有見到；另外，對文字的是正、詞句的考索，也有所不足。解放前，國内外雖曾有專文舉正，而范注也一再再版，却未見徵引。書中的某些謬誤，至今仍在相承沿用，以訛傳訛。爲此，楊先生還把范注的不周之處概括爲二十個方面。（一）是底本不佳。范注聲稱依據的是黄叔琳注本，但實際上却是《四部備要》本。（二）是斷句欠妥。如《時序篇》“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十二字，乃緊接上文“有虞繼作，政阜民暇，‘熏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四句的贊美之辭。應於“者”字下加“，”號，“也”字下加“！”號。這樣，纔顯出上下辭氣摇曳之態。范注却在“何”字處斷句并加“？”號，“也”字下加“。”號，則索然寡味矣。（三）是《注》與正文含義不一致。《原道》的第一句“文之爲德也大矣”，自明清以來的注家都避而不談。范注有所解釋，但却落了言詮。他把“文之爲德”簡化爲“文德”，已經錯了，又説“文德”二字本《周易·小畜》象辭，則更爲牽强。在古書中與“文之爲德”造句和用意極爲相似的有“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禮記·中庸》）、“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酒之爲德也久矣”（孔融《難曹操表制酒禁書》，散見《藝文類聚》卷七二），它們與“文之爲德”不能簡化爲“文德”一樣，都不能簡化爲“鬼神德”、“中庸德”、“酒德”。這裏的“德”字都應作“功用”解纔通。所以，“文之爲德也大矣”應譯爲“文的功用很大啊”！（四）是《注》與正文不相應。《聲律篇》：“翻回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貳。”范注：“‘膠柱鼓瑟’，《法言·先知篇》文。”首先，原正文衹云“調瑟”、“移柱”，並無“膠柱鼓瑟”語；且《法言·先知篇》本作“膠柱調瑟”者。所以，范注是與正文不相應的。其次，與原正文相應的應是《淮南子·齊俗篇》：“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五）正文未誤而以爲誤。（六）正文本誤而以爲不誤。（七）正文未衍而以爲衍。（八）正文本衍而以爲不衍。（九）不明出典誤注。（十）不審文意誤注。（十一）黄注未誤而以爲誤。（十二）黄注本誤而因仍其誤。（十三）引書未得根柢。（十四）引書不完整，致與正文不相應。（十五）引書篇名有誤。（十六）原著具在，無煩轉引。（十七）引舊説主名有誤。（十八）引書混淆不清。（十九）引用書未注意版本。（二十）迻録前人校語有誤。楊先生提出范注的這些不足，是爲了提請學界和社會正視這些不足，鼓勵學界繼續努力，認識到《文心雕龍》確有重注的必要。

針對范注中的這些美中不足，楊先生還提出了重注的初步設想：第一，廣泛收集與《文心雕龍》直接有關而又可以作《注》的資料；第二，刊誤正訛，力求允當，儘量避免繁瑣和隨便移動篇章、輕率改字；第三，徵事數典，務期翔實，切忌望文生訓或郢書燕説，更不能張冠李戴；第四，引文必須規範化，一字一句都要照原書移録（必要時可酌用省略號和括號），但不闌入作家長篇作品，引用的書應遴選較好版本；第五，分段和標點參考國内外專家論著，擇善而從；第六，全書格式要一律，《注》的號碼標在當句右下角，正文及《注》均用繁體字繕寫；第七，書成，應列一“引用書目”殿後。先生不僅僅衹是説説而已，而且身體力行。他在自己原有的基礎上繼續進行不懈的校注，結果就有了先生後面的兩部著作：《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和《〈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補正》。楊先生爲此而收集的資料也空前齊備。他收羅存世的《文心雕龍》各種版本如寫本、刻本、選本、名人校本共七十二種，參考引用的書目達六百多種。這是别的研究者難以望及的。所有這些，都使先生的校注品質在現有的各家中居於絶對的上乘。所以，要真正研究《文心雕龍》，楊先生的校注是不能不看的。“因爲一字一句的謬誤，並非無關宏旨，而是判斷正確與否的重要依據。”⁽⁸⁾現在出版的一些《文心雕龍》譯注本品質確實參差不齊，而且相互間也往往有不一致的地方。每當這時候，人們就會有一種無所適從之感，非常盼望能有一個讓人信賴和放心使用的本子。楊先生的校注本無疑就是最好的選擇之一。

楊先生的校注不但起點高，校注品質有保證，而且“在發疑正讀方面，發明劉勰行文條例方面，有凌駕前人的成就”⁽⁹⁾。劉勰行文好徵事用典，四部典籍任其驅遣，用人若己，宛轉自如。在這個過程中，劉勰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些行文習慣，楊先生不但發現了這些慣例，而且還運用它們來辨字正句，形成一種强有力的内證。楊先生發現的劉勰行文習慣，主要有這麽幾個方面。一是劉勰下字有多從别本的習慣。比如《明詩篇》的“按召南行露”一句中的“召”字，在《文心雕龍》的其他版本如唐本、宋本、鈔本等都作“邵”字。“召”、“邵”，音同形别。那麽，到底該用哪個字呢？楊先生按云：《詩大序》“故繫之召公”，《釋文》：“‘召’，本亦作‘邵’，同上照反；後‘召南’、‘召公’皆同。”舍人用字，多從别本；再以《詮賦篇》“昔邵公稱公卿獻詩”相證，此必原作“邵”也。二、劉勰在用詞上也有其習慣且全書一律。如劉勰習慣使用“陳謨”、“宛轉”兩個詞，那麽則知有些版本寫作“陳謀”、“婉轉”都是錯的。三、在句式的使用上，劉勰也有自己的慣用句式。如劉勰喜用“抑亦……”句式，那麽在校《詔策篇》“豈直取美當時，亦教慎來葉矣”一句時，是“亦”字前脱“抑”，還是“亦”字後脱“以”就很明白了。四、劉勰作爲六朝人自然也喜用六朝慣用語。比如對《附會篇》“寄深寫遠”一句的校注，就分别有“寄在寫遠”、“寄在寫以遠送”、“寄深寫遠送”、“寄深寫送”等説法，哪家正確？楊先生根據六朝人在文本中慣用“寫送”一語及相似句式，認爲當作“寄在寫送”。同樣據此，《詮賦》的“迭送文契”當爲“寫送文勢”。五、劉勰釋名，概以二字爲訓之例。如《銘箴篇》“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針石也”句，唐寫本於“箴者”下有“針也”二字。楊先生認爲“本書釋名概係二字爲訓，此應從唐寫本增‘針也’二字”。六、劉勰在篇章結尾的“贊”中，不用重複字。如《檄移篇》“移寶易俗”句，有的認爲“寶”當爲“風”字，有的認爲應是“實”字，何者爲對？楊先生認爲改“寶”爲“風”不當。因爲與下句的“風邁”重複，不合劉勰“贊”語無重字的慣例。七、劉勰選文稱名多不加文體名稱。如《麗辭篇》“長卿上林云”句，有的認爲“林”字後應加“賦”字，楊先生認爲這不妥，因“本書引賦頗多，其名出兩字外者，皆未着賦字”。

此外，楊先生的校注還解決了不少各注家解決不了的難題。如今本《文心雕龍·聲律篇》中“良由内聽難爲聰也。故外聽之易，弦以手定，内聽之難，聲與心紛”兩句，前句衹提到“内聽”，而後句却既提到了“内聽”，又提到了“外聽”，前後句不相照應。對這個問題，黄叔琳校注云：“（“内”）元作‘外’。王（指王惟儉《訓故》本）改。”又眉批云：“‘由’字下，王本有‘外聽易爲□而’六字。”范文瀾《注》謂王本之白匡爲“巧”字，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則疑爲“力”字，好像都講得通，但純屬臆測。楊先生翻檢歷代類書，終於發現明徐元太《喻林》卷八九引有此文：“良由外聽易爲察，内聽難爲聰也。”其“察”字之佳亦爲范劉兩家所意想不到。另外，還有像《總術》篇中“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韵”一句更是難解。郝懿行、何焯皆云“未詳其義”、“未詳”，王惟儉、梅慶生、黄叔琳、李詳、范文瀾、劉永濟皆避而不談，遂成龍學懸案之一。楊先生反復揣摩，憑着自己博覽群書所獲的積累，終於發現此句的“用”字和“扇”字乃傳抄中造成的錯字。劉勰此句本於《説苑·善説》：“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宫、徵，微揮羽、角，初終，而成曲。”所以，如改“用”爲“角”，改“扇”爲“羽”，則文從而字順，涣然冰釋。這一被看成死結之難題終於被破解了。這些難題的破解，相信不僅注家會有一種發現的驚喜，就是讀者也會感到歡欣。所以，注書雖是難事，但也並不像外行所想象的那樣枯燥無味。這大概就是先生對校書有“嗜痂之癖”的緣故吧。

除了《文心雕龍》的校注成就突出外，楊先生對與《文心雕龍》有關的理論問題的探討也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有些見解涉及的是《文心雕龍》研究中最基礎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就會影響到對《文心雕龍》意義的準確理解。這些見解表現在《梁書劉勰傳札記》、《劉勰卒年初探》、《劉勰〈滅惑論〉撰年考》、《從〈文心雕龍〉原道、序志兩篇看劉勰的思想》、《〈文心雕龍〉時序篇“皇齊”解》、《〈文心雕龍〉隱秀篇補文質疑》等論文中，分别論及了劉勰的實際的生長地、劉勰不婚娶和出家的真正原因、劉勰卒於哪一年、《滅惑論》與《文心雕龍》誰先、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的思想是傾向於儒、道、佛中的哪一家、《文心雕龍》的成書年代以及《隱秀篇》補文是否爲真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是當時《文心雕龍》研究中争議比較大的問題，楊先生發揮自己校勘之長處，以詳實確證的材料爲依據，得出：莒乃劉勰祖籍，他的實際出生地爲京口，即江蘇鎮江；劉勰出家和不婚娶與其信佛有很大的關係，並不是因家貧；關於劉勰卒年，因史書合傳常以其人卒年的先後爲序介紹，而劉勰在《梁書·文學傳》中序次在謝幾卿之後、王籍之前，故其卒年介於謝、王之間。故采釋志磐《佛祖統紀》之説，定爲大同四年（公元531年）；劉勰的《滅惑論》與《文心雕龍》誰先誰後，楊先生認爲《滅惑論》既是針對顧歡《三破論》而作，應距《三破論》問世之日不遠。顧歡卒於齊武帝永明年間（公元483~492年），與《文心雕龍》成書時（齊和帝永興元、二年，公元501~502年）相隔十年以上，故《滅惑論》撰年早於《文心雕龍》；根據《原道》、《序志》兩篇，可以斷定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表現的思想爲儒家思想，而且是古文學派的儒家思想；《文心雕龍》的成書年代，有梁代説與齊代説之争，楊先生根據《時序篇》中“皇齊”的稱呼，再結合寫作於齊代的五例作品均稱齊爲“皇齊”以及劉勰入梁後作文衹稱“齊”爲“齊”而非“皇齊”，稱梁則爲大梁，來證明《文心雕龍》成書於齊代；關於《隱秀篇》補文的真僞問題，楊先生認爲是僞的，一是《文心雕龍》在唐宋以來的著述，特别是宋明兩代的類書中引用甚多，唯獨那四百字的補文，從未有人引用；二是補文在論點、例證、體例、稱謂、風格和用字等五個方面與《文心雕龍》全書也不一致，所以必爲僞書。這些結論都很有説服力，已被學術界廣泛接受。其次，楊先生針對《文心雕龍》研究中存在的不良風氣和偏頗，發表了《〈文心雕龍〉研究中值得商榷的幾個問題》一文，進行了有理有據的批評，並提出了矯正的辦法。這篇文章雖然發表於二十多年前，但至今讀來却仍然覺得很新鮮。因爲楊先生所提到的不良問題仍然廣泛地存在於學術界。比如楊先生指出，《文心雕龍》的術語往往與今天通行的不同，故不可混淆古今界限。可我們今天仍可見到，有的人一開口，動輒就以現代的術語之意去解説古代的文論，而實際上他之所説已離原語境及原義很遠了。再有尋章摘句，斷章取義，拼湊成文，以就己意；錯解辭句，謬釋典故；人云亦云，以訛傳訛。另外，楊先生還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有的論著不重視引文，不注明出處。而這些錯誤在今天也并不少見。

最後，在研究方法上，楊先生並不因爲自己擅長校注的方法，而定之爲一尊。相反，他主張多種方法並舉，鼓勵嘗試和運用新方法。比如他對注釋古典文學就提出這樣的要求：“既要詞求所祖，事探闕源，以明原著來歷；又要用新的觀點、方法和準確鮮明的語言，深入淺出地爲之疏通證明，以幫助讀者了解。這自然不是羅列故實、釋事忘義，或自我作故、望文生訓的注釋能够勝任的了。”⁽¹⁰⁾再如，楊先生就鼓勵我用比較的方法來研究古代文論，還專門發表了一篇題爲《運用比較的方法研究中國文論》的論文。所以，我的博士論文《中西詩學比較》公開出版後得以成爲國内首部進行中西詩學比較的專著，首先就得歸功於楊先生的鼓勵和支持。

楊先生除了校注《文心雕龍》成就斐然外，對其他古籍的校勘成就也很突出。這構成了楊先生學術成就的又一個方面。楊先生的研究對象由《文心雕龍》而《劉子新論》，再由《劉子新論》而《抱朴子外篇》和《文選李善注》。這中間還有另外一些小規模的校勘工作，如《史通通釋考》、《莊子校證》、《吕氏春秋校證》、漢魏六朝文學選本中注釋的考辨等。在這些方面，先生也有他自己頗多的新發現。另外，楊先生還積極參加國家的古籍整理活動，擔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委會顧問、《續修四庫全書》學術顧問等，參與了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規劃的活動，還爲古籍整理培訓班上課，爲古籍整理工作獻計獻策。

三

楊先生之所以在《文心雕龍》研究和古籍整理上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與他的治學態度和治學方法有着密切的關係。楊先生的治學態度可用謙虚、嚴謹、求實來概括。在我們看來，楊先生的《文心雕龍》研究已很有成就了，但他却從不認爲自己全都懂了。他説自己雖然自1931年就開始閲讀《文心雕龍》，而後又斷斷續續地耗去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但由於天資不高，見聞有限，衹能識其小者，至今仍有好些地方還没有讀懂，特别是上半部，不懂的地方更多。即使對某些篇章和辭句有一知半解，那也很膚淺。正是有了這樣一種懂得不多的謙虚態度，纔使得楊先生花了六十多年的光陰來一而再再而三地校注《文心雕龍》，目的就是不斷求得懂得更多些。嚴謹、求實更是先生的座右銘。他深知校注工作來不得半點的僥幸，也不能以純粹的臆測來代替脚踏實地的考證分析。因爲哪怕是一字的疏忽都可能導致嚴重的錯誤，真可謂差之毫釐而謬以千里。所以，先生總是以一種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態度來對待校注工作。一聽説哪裏還有什麽善本，他就會想方設法去找來一睹，以求不漏過任何一個在世版本的機會。在考證中，他總是要求落到實處，絶不作任何毫無根據的臆測。也正是基於這種嚴謹的態度，所以先生一旦發現哪位注家有了錯誤，就會毫不客氣地點名指出。比如對范注就是如此。這反映了先生以事實爲依據的科學校勘態度。這種態度是楊先生取得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成果的重要原因，也是值得我們後學學習和發揚的寶貴的精神財富。

在治學方法上，楊先生也有自己的獨特體會。他在談自己怎樣學習和研究《文心雕龍》時就談到了這方面的内容，這實際上也體現了他整個的治學方法。概括起來有這麽幾個方面：一是熟讀自己的研究對象，熟到倒背如流最好；二是校對的版本越多越好，見得多纔能有所比較；三是勤於翻檢各種類書，往往會有意外的收獲；四是涉獵各種有關典籍；五是勤於動筆，隨手抄録；六是邊幹邊學，不斷提高。這些方法是楊先生一生治學經驗的總結，其中包含着較大的普遍性，每一個治文者都可從自己的研究視域出發來加以學習和靈活的應用。

四

楊先生除了在科研上耕耘不已外，還一直在大學的講壇上誨人不倦。自1939年燕京大學研究院畢業後，楊先生曾輾轉在幾所大學執教，最後定在四川大學，並成爲川大終身教授之一。在其六十多年的親身執教生涯中，楊先生不僅學不已，而且教不倦，開出了不少高品質的課程，培育了衆多的英才，真可謂桃李滿天下。現如今，他的學生遍布全國。在北京大學、四川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華書局、人民文學出版社、國家機關、新聞機構，都有他的學生的身影，並且在各行各業中都已成爲棟梁之才。1979年後，先生雖然已年過古稀，但仍然堅持站在教學第一綫，招收碩士和博士研究生。而我則有幸立身楊門成爲楊先生的第一個博士生。先生給好幾届本科生、三届碩士生、兩届博士生以及國家委託開辦的古籍整理培訓班授過課。現在，他在這近十年裏培養出來的研究生，大多數已獲得了高級職稱，出版了在國内外有影響的專著，有的還擔任了全國學會的理事、重要書籍的主編，成爲該學科的中青年學科帶頭人。察敏之才，必以名師教之。學生的脱穎而出，正是楊先生心血的結晶。楊先生對自己所授的課程總是認真準備，精心設計，對所引的材料都力求爛熟於心。他講課時，興之所至，總是侃侃而談，妙趣横生。他那博聞强記、嚴謹精闢、深入淺出、生動風趣的上課風格給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上《文心雕龍》課時，先生總是先把所要講的篇章流利地背一遍，然後再講解。

楊先生對學生，尤其是研究生的要求，是很嚴格的。對於本科生，如果他認爲某生上課、學習是認真的，那麽在評定學分時就給加分；而對於研究生的學習和論文寫作，楊先生就完全以自己做學問的那種嚴謹、認真、求實的態度來嚴格要求了。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的教授、博士生導師項楚先生，至今仍然記得他1962年作爲四川大學中文系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研究生第一次與時任古代文學教研室主任的楊先生見面時的情景。他説：“先生那一把濃濃的美髯，一口濃濃的方音，令我頓生敬畏之情。”然后，先生對他提出了各種嚴格的要求，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條就是“絶慶吊之禮”，要求項先生摒棄交往，埋頭書堆，專心學習。而這時項先生還不是楊先生名下的學生（1964年其導師去世後纔轉到楊先生名下），衹是項先生的導師龐石帚先生因病常年不來學校，一切事務暫由楊先生督辦而已。但楊先生却督辦得很認真。也就是在這督辦的過程中，項先生着實深刻地感受到了楊先生那種一絲不苟的精神。楊先生對研究生論文的要求更是近乎苛刻。現文學與新聞學院博士生導師馮憲光教授還記得他的一位研究生同學，當年就是因爲論文謄抄中出現了楊先生認爲作爲一個中文系的研究生不應該有的書寫錯誤而未被授予碩士學位。這位同學多年後還對自己的錯誤後悔不已，認爲確實不該犯那樣的低級錯誤。如果哪位研究生在論文答辯中，有引文方面的錯誤被楊先生逮住，必定會被狠狠地批評一頓。楊先生最不能原諒的就是這種不踏實的求知態度。由於知道了楊先生的“厲害”，後來研究生們都不敢在這方面馬虎大意了。

這種嚴格、認真、求實的傳統也正是蜀學傳統之體現。蜀學是指近代以來，一批學者在四川這個相對隔絶的盆地環境裏所形成的一種帶有傳統特點的獨特的治學方式。它與當時學術上的“京派”和“海派”並立。這批學者的治學特點是，他們以中國的典籍爲研究對象，以乾嘉樸學的傳統爲方法，以自己深厚的學術功底爲根基，去校注典籍，闡發新意，並以此鑄造自己的學術，默默地承續着中國文化的血脉。楊先生的身上體現的正是這樣的傳統。這種治學的傳統特别强調熟讀原著，廣泛涉獵各種典籍和儘可能多地收集相關材料，然後在此基礎上形成自己的看法。近代以來，四川大學曾是蜀學的中心，而楊明照先生則是近代蜀學的最後一位大師。在他們那一輩學人中，他是最高壽的。由於有楊先生長期以來在四川大學中文系的言傳身教，這種傳統被深深地保留了下來。每一個剛跨入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的新生都會很快地在自己新的學習生活中感受到這種傳統的存在，并終將在這種傳統的熏陶下完成自己的學業。因爲你會在新生入學的開學典禮上，在老師的課堂上，在論文的撰寫過程中，在畢業生的論文答辯會上聽到或感受到源自這種傳統的種種具體要求。比如，無論哪一個老師都會一再强調，學生一定要看原著，引用材料也一定要核對原著，千萬不能衹停留在看二手材料上，不要不看書就憑着感覺亂發言，表述觀點要有依據。寫論文時必須要廣泛收羅相關資料，寫有關外國課題的論文時，必須要以收集外文資料爲主。而且不管哪方面的課題，收集的資料一定要齊全。如果哪位同學在答辯時被發現與其課題相關而又有較大影響的某著作未被徵引或未出現在參考文獻中，那麽等待他的將是一頓批評和由此而導致的尷尬，嚴重的還有可能被推倒重來。於是，爲了避免這樣的窘境，同學們在查找資料上都特别謹慎和認真，寫有關外國課題的同學就更是如此，而且也更辛苦。因爲外文資料畢竟不比中文資料那麽好收集，在四川大學找不到的，往往還要千里迢迢上北京複印，或通過互聯網來與作者聯繫找尋。另外，在打印和書寫上也要求工整和規範。曾經有一位博士生論文因校對不周而出現了一些文字上的錯誤，後來被勒令重新打印。所有這些要求都是與楊先生的治學要求相一致的。這可以説是楊先生治學精神在又一代教師身上的發揚光大，是楊先生教書育人方式的延續。

對於教師的這種嚴格要求，人們往往都以這樣的一句話來詮釋：“嚴是愛，鬆是害。”這確實是至理。老師現在讓學生多吃點苦，是爲了讓他們以後少吃苦。楊先生的嚴，其實也是對學生的愛。説他嚴，衹是從學術的角度而言，絶不是説他在生活中總是板着一副面孔面對學生。其實，他很喜歡與學生交談，而且很親切，很健談，往往滔滔不絶，談學壇往事、談他的學術、談他的學生、談生活經驗、談體育賽事，乃至談及他雖然愛抽烟、吃肥肉却依然健康長壽的個人生活感受。而且還每每在這種交談中，不忘叮囑學生：千萬不要剽竊，一旦有一次，學術生命就結束了，尤其年輕的時候，會害了自己一輩子。學術上的嚴格、生活上的關懷，這就是楊先生對待學生的辨證法。對楊先生的這種嚴中之愛，項楚先生最有體會，認爲這正體現了“先生對晚生後輩的既關懷又嚴格的一片心腸”。所以，他很理解先生的嚴格，更感激先生的關懷。他至今没有忘記，是楊先生在撥亂反正後，多方呼籲和奔走，纔使他重新回到了四川大學，回到學術的陣營裏來；他也没有忘記雖然自己是以先生助手的名義調入的，但先生却不讓他做助手，而是把更廣闊的發展空間留給他的一番苦心；他也没有忘記先生向他傳授健身之道時所藴寄的殷殷期盼。

總之，無論是嚴格還是關懷，楊先生都在學生的心靈中樹立了一塊值得崇敬而難忘的豐碑，真可謂“後學仰止，千載留聲”⁽¹¹⁾。先生雖已離我們遠去，但先生又以另一種方式永遠與我們同在。寫到這裏，我們不禁又想起了先生那朗朗的川音，那飄飄的白鬚，那激情揮動的手勢，那親切的笑容，仿佛他又回到了我們的身邊。

(1)　《我是怎樣研究〈文心雕龍〉的》，《四川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

(2)　同上。

(3)　《楊明照氏〈文心雕龍校注〉讀後》，載曹順慶編《文心同雕集》，成都出版社，1990年，第311頁。

(4)　《歲久彌新的“龍學”泰斗》，載《歲久彌光》，巴蜀書社，2001年。

(5)　王更生：《楊明照和他的〈抱朴子外篇校箋〉》，載《歲久彌光》，巴蜀書社，2001年，第130頁。

(6)　王更生：《楊明照和他的〈抱朴子外篇校箋〉》，載《歲久彌光》，巴蜀書社，2001年，第132頁。

(7)　轉引《文心雕龍研究論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第4~5頁。

(8)　《我與〈文心雕龍〉》，載《歲久彌光》，巴蜀書社，2001年，第3頁。

(9)　《歲久彌新的“龍學”泰斗》，載《歲久彌光》，巴蜀書社，2001年，第91頁。

(10)　《漢魏六朝文學選本中幾條注釋的商榷》，載《學不已齋雜著》，上海古藉出版社，1985年，第560頁。

(11)　見啓功《祭楊公明照》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