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喜欢漫画，因为漫画能引人会心一笑，而笑对人的身心健康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没有幽默感、缺少幽默情趣的人，其生活肯定是枯燥乏味的。记得王蒙有一段话：“从容才能幽默，平等待人才能幽默，超脱才能幽默，游刃有余才能幽默，聪明透彻才能幽默……”

在1997年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我在北京京西宾馆访问了丁聪先生。这是我采访的第一位漫画家，我将平时保存的丁聪的漫画作品集随身带去，让丁先生大为兴奋。他一边翻着自己的漫画集，一边滔滔不绝地回忆起来。

三进三出香港

我们问丁先生：“前几天我们访问吴祖光先生时，他告诉我们您在香港生活过。”

丁聪说：“是的。我在香港前前后后总共生活有10年的时间，三进三出。”

“您是怎么三进三出的？”

“我第一次去香港是在1937年的11月。那个时候上海已经沦陷，我和张光宇、蔡楚生一道乘船来到香港，那年我21岁。在香港，我继续以漫画为武器，揭露日寇的暴行，宣传抗日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我和夏衍、廖承志、潘汉年等同志接触很多，斯诺、爱泼斯坦还去看过我的画展。1939年，我跟随夏衍从香港来到越南，然后到达广西桂林，接着又到重庆。战时的重庆没有条件拍电影，电影胶片贵得很，于是大家就演话剧，我的主要任务是搞舞台设计。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对重庆的进步文化活动采取种种限制和镇压手段。为了保存进步文化力量，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一部分文化工作者从重庆转移到香港。这时， 香港已聚集了很多文化界人士，进步文化活动非常活跃。我主要是编《大地画报》和参与排演抗日话剧《雾重庆》《北京人》等。这时，我画的漫画很少，主要是因为缺少发表阵地。

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圣诞节那一天，日军突然包围了香港。后来，我们在东江纵队的保护下，扮成难民逃了出来。要不是东江纵队全力保护香港的文化界人士，那损失就会太多了。当时东江纵队所在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深圳，我在那里呆了100天，对他们的印象太深了。前些年，广东一家杂志社派人找到我，让我回忆一下当年我在东江纵队的生活，我非常高兴，就画了一组回忆漫画。后来，我在深圳办展览，特意把这组漫画送给了深圳美术馆，以表达我对东江纵队的感念之情。

离开东江纵队后，我先后来到重庆、成都，参与排演了一些话剧如《牛郎织女》《祖国在呼唤》《北京人》《家》等，画了第一本插图《阿Q正传》。在这期间，为了揭露国民党在抗战后方的腐败统治，我又画了长卷漫画《现象图》。

抗战胜利后，我从昆明回到上海不久，国民党挑起内战，上海反蒋、争民主运动高涨起来。这时候，我画了很多反蒋的漫画，如《四海无闲田》《上海即景——天上飞下来和地下钻出来的‘劫收大员’》《民国万‘税’》等。这些漫画大都登在《周报》《文萃》《民主》和《群众》等报刊上。

与此同时，我还为讽刺蒋家王朝的话剧《升官图》，设计了漫画式的布景和服装。到了1947年，国民党加紧迫害进步人士，查封了我和吴祖光合编的文艺刊物《清明》。在这种情况下，我随着上海文艺界的朋友第三次到达香港。在香港，我参加了‘人间画会’的活动，并画了揭露国民党投靠帝国主义、镇压老百姓的漫画长卷《现实图》。到了1949年底，我和阳翰笙一起到达北京。”

“您三进三出香港，当时进出香港是不是很容易？”

丁聪说：“香港是个自由港，解放前进出不要护照，可以随便出入。正是这样，在战争年代，香港对保护大陆的文化界人士作出了贡献。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好得很，把香港收回来了，全世界华人都高兴。绝大多数香港人是中国人，香港的繁荣正是得益于中国人的努力。我们要把香港建设得更美好才对。”

“您在香港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应该说对香港是很有感情的，那您当年为什么还要离开香港到北京去呢？”

丁聪说：“因为那时在香港，中国人再多也没有做主人的感觉。”

天生的乐观主义者

我问丁先生：“夏衍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您：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双洞察时弊的眼……对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可悲、可叹、可笑的现象，做了形象的曝光和调侃，似浅实深，小中见大，每一幅画都会使读者得到会心的苦笑，这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一针见血’……您对过去那个时代，是如何‘一针见血’的？”

丁聪苦笑着说：“解放后我先是‘当’上了‘美国特务’，然后又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苏分子’的‘大帽子’。直到1979年，前前后后一共被折腾了20多年。真是开了个大玩笑，这个玩笑太大了！”

“您怎么会是美国特务呢？”

“唉，奇怪得很。我在香港画抗日救亡漫画的时候，美国友人斯诺和爱泼斯坦曾经看过我的画展，我们还在一块儿合了影，这张照片竟成了一大‘铁证’。更重要的是，我的另一段经历，使我蒙上了阴影。

抗日战争末期，美国军队曾帮助过咱们中国对日作战。他们的军部在云南昆明，他们让我以秘密的身份进行抗日宣传。当时最有意思的工作是，敌占区的日本人贴出某个布告，我们就照着布告原样，重新设计了抗日的内容，然后再贴在日本人的布告上。解放以后，对我这半年的经历，组织上一直在审查。因为我当时的工作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所以在大陆没有任何人、任何证据，能证明我并不是‘美国特务’。直到‘文革’结束，有关方面才确认我并不是‘美国特务’。

到了反‘右’时，我的‘罪名’就更多了。还有，‘大鸣大放’的时候，热闹得不得了，我被搞蒙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我一直不说话，保持沉默，想看看再说。1957年5月，单位领导提出一定让我说话，结果‘鸣放’出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苏分子’。1958年，我儿子出生的那一天，我到医院只看了他一眼，就被‘流放’到北大荒去了。我在一个农场里，劳动了一段时间后，被调到了农垦局宣传处，在《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当起了美术编辑。一直到1960年秋天，我才回到北京。”

与丁聪在北大荒相识、相知的丁继松先生，是这样描述当年情景的：“50年代末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北大荒文艺》编辑部，集中了一批著名的作家、画家和编辑，如丁聪和聂绀弩都在那里。尽管带着心灵上的沉重创伤，但丁聪的脸上依然挂着乐呵呵的笑。

他是《北大荒文艺》的美术编辑，除了给作品画插图外，还要负责每期的版样安排、校对。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他画的插图不仅没有稿费，还不能使用他一贯使用的‘小丁’之名。于是，他便起了‘学普’和‘阿农’的笔名。终审稿件送到印刷厂后，剩下的事儿便全落到他身上。每期刊物都有10万余字，他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页码上出现了空白，他要画插图补上。直到杂志装订成册后被送往邮电局，他才能松上口气……在那个时候，编辑部的编辑们不仅要保质保量，及时编好稿件，而且还要在不断的劳动中改造世界观。丁聪的劳动态度被公认是最好的。”

丁聪接着说：“那一段，我夫人受罪了。她带着刚出生的孩子，远在北大荒的我，无法照顾她和孩子。后来，我先后在北京郊区的几个干校里放羊、养猪，什么活儿都干，曾在一个冬天里，把20多只羊放养到60多只。”

从1932年就和丁聪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的夏衍先生曾说：“小丁是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在1957年受到不公正待遇、被流放北大荒的时候，他总是笑口常开，很少看到他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助人为乐，从不考虑自己。我喜欢这样的人。”

丁聪讲：“在这20多年里，虽然失去了工作权利和作画的权利，但是只要有机会，我仍是不忘画画，偷偷地画。在北大荒时，我画我种的田地，我画我住的房子，外景、内景、全景等，还画过和我朝夕相处的朋友。我偷偷画画被人发现后，画笔被没收了，我就用剪子剪画，剪我养的猫、狗、猪、羊。我剪的画，很多人都来要，剪出多少就被抢走多少。

1976年9月，我从干校回到中国美术馆继续反省‘错误’。当时，美术馆里有许多作废了的卡片，背面很适合作画，我就想到要为鲁迅的小说搞一些插图。于是我每天偷偷画一幅草图。就这样，我画了33张。

有一天，我身体不大舒服，就到附近的医院看病。医生说我的血压很高，要休息一个星期。生病休假了，我不就有时间画画了吗？参加工作以来，我从没休过假，更不知道有病还可以休病假。这下可好啦！就这样，7天里我把偷偷摸摸画出来的插图草图在家里认认真真地重画了一部分。休息一星期后，这些插图还没有画完，于是，我就在复查的时候故意不吃药，再加上在检查我时，我憋了一口气儿，故意让血压仍然很高。就这样，我又休息了7天，这才把那33幅插图全部画了出来。 ”

我请教丁聪先生一个问题：“苦难可以磨练人的意志，使人更加坚信自己的信仰；也可以摧垮人的意志，使人消沉和堕落下去。您这20多年的劫难，怎么没有动摇您的信念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对不起朋友的事，我死也不干。他们编织的那些罪名我都认了，但是让我揭发别人，我坚决不干。我这个人从不做亏心事，再苦再累也吃得下、睡得香，因为我的良心安然。自杀我也不干，死得不明不白，没啥意思。如果真到没路可走的时候，我就顺其自然。我不想做官，也不挡别人的道；不爱抛头露面，出风头。我的处事原则是：愿听逆耳之言，不做违心之事；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小丁四十才结婚

就一个生活话题，我们问丁先生：“您刚才讲，1958年您才有了个儿子。那个时候，您已经42岁了。您是不是为了事业才这么晚要孩子呢？”

丁聪笑着说：“我可是个晚婚晚育的模范，我结婚的时候已40岁了。”

我好奇地问：“那个时候又没有提倡晚婚晚育，您为什么结婚那么晚？是不是有特殊的原因？”

丁聪讲：“不瞒你说，我看见女人就害怕。抗日战争那阵子，我一直是在电影和话剧的圈子里工作，经常看到圈内人结婚、离婚如同儿戏，今天和这个结婚，明天就离婚，后天又和那个结婚。我从来不敢问他们对方的情况，因为说不准人家刚结婚可又离了婚，搞得很不好意思。我这个人很重感情，对这种婚姻害怕得很，所以一直不敢谈对象。

解放后，我的年岁大了，便不大好找对象，心里就想反正碰运气吧。我的终身大事成了我们单位的一件大事。夏衍曾经对我讲：‘这可不行，1956年一定要结了婚，所有的花费我都包了。’这一年也真巧，我碰到了比我小11岁的沈峻，她当时只有29岁。我们谈得很投机，很快就办了结婚登记手续，在1956年的最后一天‘突击’结了婚，因为第二天就是元旦，我们正好可以休息一下。我只告诉了冯亦代一个人，除此之外，文化部和我所在的单位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就这么简单，但是手续完全具备，是合法的。”说到这里，丁聪冲着我们很顽皮地笑了起来，好像他又回到了41年前。

1957年新婚中的丁聪、沈峻夫妇在住所前合影。

他继续讲：“我们结婚不久，我就被打成了‘右派’。后来运动不断，我们这个家庭也就时聚时散，动荡不安。直到1979年，我们家才算安定下来。这时我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儿子也已长大成人。说实在话，我在儿子身上投入的感情太少了，这都是运动造成的。直到今天，我都不会画儿童漫画，不知道儿童的心理。”

“丁先生，您就一个儿子吗？”

“是的。我本来是可以多要孩子的，但是我不敢多要啊！那年头，我是一个‘右派’，要是再有个孩子，不还是‘右派’的孩子吗？现在好啦，我儿子的儿子，今年已两岁多了。儿子一家都在美国，他们小两口都是搞计算机的，经常和我通电话。我的孙子也能在电话里，同我讲上几句话了。我很高兴。他们想让我到美国去住一段，但我哪里有时间呀！我现在忙得玩不转了。我的夫人去过，挺好的。”

“改革开放以来，您肯定很忙，因为我经常看到您的漫画作品发表在报纸上、杂志上，时不时地看到您的漫画新书，如：《丁聪漫画选》《鲁迅小说插图》《丁聪插图》《丁聪画集》讽刺画集《昨天的事情》《古趣集》《绘图新百喻》《丁聪漫画》系列之一、之二、之三、《我画你写——文化人肖像集》等，您在《读书》杂志上开辟的漫画专栏，也已持续了18年。您真是一个异常勤奋的老人。”

丁聪兴奋地说：“1979年我被平反后，组织上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只想画画，没有别的任何想法。我为20多年的光阴的白白流失而痛心疾首，我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从那以后，我就一门心思地画画，对其他事情不感兴趣。我要抢时间啊！浪费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从1979年以来的这18年，的确是我的漫画大丰收时期，我从内心感谢邓小平。你刚才说的《读书》杂志，从第3期开始刊登我的漫画作品，至今已有18年了，从未中断过。我和陈四益已经合作14年了，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他写我画。我们这对‘双打选手’配合得不错，目前还在办的专栏有《诗画话》和《唐诗别解》。看来他要趁我没死，让我拼命画了！”说到这里，丁聪幽默地笑了起来。

他接着讲：“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报纸、杂志为我开辟了专栏，不少朋友还要与我合作。我已经顾不过来了，忙得太狠了。现在我每天都要画，每个月都得画上几十幅。这不，抽屉里还放着5幅画像呢！

越画越不好画啊！别人以为我画漫画，寥寥几笔就可以了，他们根本不知道画好一幅画有多难呀！我所有的漫画都不是拿起笔来一画就成的，而是先用铅笔打好草稿，然后再用毛笔一笔一笔地画出来的。”

“您的漫画时代感很强，观察社会入木三分，‘说’了很多真话、实话，讽刺意义很大，群众很喜欢看。对这个社会的‘喜怒哀乐’，您是怎样去亲身感受体验的？”

丁聪说：“我靠公共汽车。”

“您这么大年纪了，还去挤公共汽车？”

“是的。单位领导说，我什么时候需要用车就讲，一定给我派车。但我想，要车干什么？乘公共汽车可以了解社会上的很多情况，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坚持买月票，出门就坐公共汽车。这样做，能够始终贴近群众，能够从公共汽车上找到素材。实际上，我有很多构思都是在公共汽车上听到乘客的议论，而得到了启发。

由于我的头发全是黑的，不像七老八十的人，显得年轻一些，所以在公共汽车上我老是给别的老人让座，从来没有人给我让过座。这说明在乘客的眼里，我还不到被人让座的年龄，看来我还年轻。”

“您的养生之道，我看关键在于您的心情好。笑一笑，十年少。除了这一点，您还有哪些秘而不宣的好的生活习惯呢？能否对外界披露一些？”

丁聪幽默地说：“嘿！我可没有什么好的生活习惯。我的生活方式和别人不一样，主要是太懒，还特别能吃。吃起肉来，一口就吞下去了。吃鱼，最烦挑鱼刺，便索性不吃。吃水果得先洗后再削皮，吃完后，还得倒垃圾又得洗手，太麻烦，我也不吃。我还懒得去锻炼，一锻炼，就要出汗，干脆顺其自然吧！我对各种体育比赛，都不感兴趣，也看不懂。但是我喜欢散步，喜欢逛书店。我们家的收入除了用于吃饭以外，基本都用于买书了，家里的书都快把人挤出去了。我什么书都喜欢，最喜欢的是画册。跳舞，我是不会的。要是去舞场，他们跳，我就坐在旁边看。我从不一个人下馆子吃饭，人家请我，我去；让我自己花好多钱去挨‘宰’，我不干。

我很容易满足，从不生气，好像没什么事可以让我气起来。人家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我总觉得，世界上应当永远充满欢乐、幽默和理解，不要太斤斤计较了。”

“您的作品署名为什么一直是‘小丁’？用这个名字有多长时间了？”

“有60多年了。大概是1953年，我在上海画了一幅漫画要发表，报馆让我署个名字。当时印刷条件很差，漫画只能先弄成很小的木刻，然后再印。我的那个‘聪’字笔画太稠，要占一大片地方，不协调，于是就用了‘小丁’的名字。‘小丁’就是小人物的意思。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小人物，从来没有自作多情过。我个子矮，长得丑，不喜欢罗曼蒂克。所以，就‘小丁’、‘小丁’地叫了几十年。同辈人这样叫，年轻人也这样叫。这挺好。有时人家叫我丁老，我还不知道叫的是谁。后来明白了，真出了一身冷汗。我真的老了吗？我看还不老！”

81岁的丁聪先生，滔滔不绝地和我们长聊了近四个小时，竟毫无倦意，兴致盎然，神采飞扬，出语惊人，回忆往事，历历在目。那朗朗的笑声，那蓝色大方格上衣的新潮感，那一丝不乱的黑发，处处显示着“小丁”那青春健康的气息。

1997年3月作者蒋晔(站立者)拜访丁聪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