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万里奔袭阿根廷 捉拿纳粹艾希曼

600万犹太同胞惨遭屠杀，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罪不可恕，战后销声匿迹，隐姓埋名阿根廷15年后露出马脚；摩萨德闻讯派出特工前往阿根廷，经过缜密侦查终于锁定目标；由12人组成的特遣行动小组万里奔袭来到阿根廷，摩萨德局长亲自出马现场指挥，艾希曼束手就擒。

热带美女爱上了纳粹头目的儿子

自以色列建国后，为了给二战期间的犹太死难者复仇，以色列情报组织一直在世界各地不遗余力地追捕前纳粹战犯。经过多年的努力，这项工作终于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尤其是1961年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追捕堪称是最精彩的一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一共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而大屠杀的执行者之一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他对犹太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阿道夫·艾希曼于1906年3月19日在德国出生，8岁时随父母迁居到奥地利。成年后艾希曼一直碌碌无为，曾当过吸尘器的推销员。1932年，艾希曼加入了纳粹党后开始发迹，终于成为党卫军的一员。1934年，他被任命为纳粹达豪集中营的头目，不久就加入了盖世太保司令部的犹太人事务部。

从1934年出任党卫军“犹太科”科长起，艾希曼就成了纳粹德国解决“犹太问题”的专家。1936年，他又被任命为犹太人事务部的头目，积极主张对犹太民族实行所谓“彻底解决”方案。

为了掌握对付犹太人的手段，艾希曼曾不遗余力地向众位纳粹头目“学习”，甚至还去巴勒斯坦搜集情报。1938年，艾希曼被派往奥地利，其后又被派到捷克斯洛伐克，专门负责对付犹太人。不久，他又被调到东欧的纳粹占领区。1942年他又去了波兰。此时，他已经拥有了直接驱逐犹太人、屠杀犹太人的大权。在匈牙利，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冷血动物曾下令驱逐和屠杀65万犹太人。此外，他也是屠杀200万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就是这个刽子手发明了用煤气毒死犹太人的所谓高效率屠杀的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这个狡猾的刽子手并没有像其他纳粹高级官员一样被同盟国军队逮捕，也没有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到审判，而是利用纳粹德国战败前夕的混乱，多次改变身份，乔装打扮，巧妙地逃脱了一次又一次追捕。艾希曼先是乔装成伐木工，在德国吕内堡海德的一个偏僻村庄隐匿了四年，然后出逃到意大利热那亚。直到1950年6月，他才像许多漏网的纳粹分子一样，来到了南美的阿根廷。

在二战中备受凌辱的犹太人，当然不会忘记艾希曼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审判这一事实。多年来，以色列所有的情报机构一直在为寻找这个恶魔不懈地努力。直到1957年，摩萨德终于发现了艾希曼的蛛丝马迹。

摩萨德获得艾希曼藏匿在阿根廷的消息实属偶然——

1957年的秋天，居住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的阿利沃斯区的罗泽·赫尔曼，同一位叫尼克的小伙子相爱了。罗泽·赫尔曼是一位漂亮迷人的热带美女。她身材窈窕多姿，有着一头深栗色的秀发和一对明亮的大眼睛。在她的身边永远有一群痴情的追求者，然而她却对尼克情有独钟。

那位叫尼克的年轻人大约二十来岁，同样是长得一表人才，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显得是那样与众不同。不过罗泽·赫尔曼当时对尼克的身世并不清楚，只知道他出生在德国。为了打动姑娘的芳心，在一次又一次的约会时，尼克竟主动在罗泽·赫尔曼面前炫耀，说自己的父亲曾经在德国军队里当过大官，在西欧各国的许多地区任过职，当年曾经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有一次，他们无意之中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谈到了第三帝国中那些犹太人的命运。当时尼克就非常傲慢地说，德国人当时应该把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斩尽杀绝，而不应该半途而废。因为像犹太人那样的劣等民族，永远是这个世界上的累赘。

尼克的这番话让美丽而又善良的罗泽·赫尔曼大吃一惊，她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钟爱的这个年轻人会说出这种话来。因为她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着的就是犹太人的血。既然尼克如此瞧不起犹太人，那自己还有什么必要再同他交往下去呢？当然，她并没有同尼克进行辩论，只是心事重重地和尼克告别了，这一次充满浪漫色彩的约会最终不欢而散了。

罗泽·赫尔曼回到家里，还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细心的母亲似乎看出了女儿的心事，在母亲的一再追问下，罗泽·赫尔曼终于和自己的父母第一次谈起了自己的男朋友，提起了那个奇怪的尼克。

她对父母说，虽然那个尼克一直在拼命向自己献殷勤，但是他从来不邀请自己上他家去玩，去见见他的父母和家人，甚至连他家里的地址也不告诉自己。每次罗泽·赫尔曼给他写信，都是寄到他的一个朋友那里，然后由他的朋友转交给他。所以罗泽·赫尔曼就觉得这个尼克很是奇怪。特别是他今天的那番话，更让罗泽·赫尔曼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年轻的尼克为什么对犹太人有这样可怕的偏见呢？

罗泽·赫尔曼的父亲洛塔尔·赫尔曼恰好就是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位幸存者，在集中营里，他亲眼目睹了纳粹德国的那些刽子手屠杀自己的同胞。看到他们把一群群脱光了衣服的犹太人像赶牲口一样地赶进毒气室，还看到他们用大铲车把成堆的犹太人的尸体推进焚尸炉，然后化成一缕缕的青烟。集中营的那段经历就像一场噩梦一样，让他终生难忘。现在听说女儿的男朋友竟是这样的一个怪人，他也觉得不可思议。又听说那个叫尼克的年轻人出生在德国，罗泽·赫尔曼的父亲想，如果这个年轻人要是出生在二战时期，肯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纳粹分子，一个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分子。所以他就叫女儿多提防点，这样的人不能深交，更不能做自己的女婿。

有一天，罗泽·赫尔曼的父亲让自己的老伴给他读报，当这个老洛塔尔·赫尔曼听到报纸上说，现任德国法兰克福总检察长的弗里茨·鲍威尔博士，正在寻找漏网的党卫军头目阿道夫·艾希曼时，赫尔曼一下子愣住了。平时他也曾听到传闻，说那个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好像也到了阿根廷，正隐藏在这里。于是他不由得心里一动，马上联想到女儿的那位奇怪的男朋友。他怀疑那个叫尼克的年轻人，是不是跟阿道夫·艾希曼有关。于是，赫尔曼马上就让女儿带着自己，按照以前给尼克写信的地址，找到了尼克的朋友家。然后从尼克的朋友那里，知道了尼克家就住在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于是他们马上驱车前往，找到了那里，发现上面挂着“达古特宅”和“克莱门特宅”两块门牌。罗泽·赫尔曼和她的父亲一打听，知道房子的主人名叫弗朗齐斯库·史密特。这时老赫尔曼心里一动，他确信自己已经发现了艾希曼的踪迹。回到家里，他立即让妻子给那位德国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博士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

弗里茨·鲍威尔博士同样也是个受过纳粹迫害的德国犹太人，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找那些至今还逍遥法外的纳粹头目，成效甚微。那些狡猾的纳粹头目好像一个个人间蒸发了一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让他很是沮丧。虽然他以前也曾多次收到这样的检举信，但是等到一调查，却又成了子虚乌有的无头案。但是弗里茨·鲍威尔博士并没有灰心丧气，他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己的心愿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现在当他收到了这样一封很有价值的信时，他的心情又一次激动起来。但是，他没有马上把这封信交给德国当局。由于他对德国当局的失望，他将这条有价值的新线索秘密地报告给了以色列。结果这条消息很快就转到了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局长哈雷尔的手中。

那是1957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时间已经不早了，窗外随风摇曳的树枝间闪烁着路灯的余光。摩萨德局长伊塞·哈雷尔仍然没有回家，他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但是他的内心却很不平静。那是一间简易的办公室，没有任何豪华的摆设，一切显得那样的朴实无华，就像他的性格一样。

办公桌上的灯光下摆着一封信，下班前刚刚收到的。这是他的老朋友伊特寄来的。伊特在这封信里说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伊特说，德国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博士以犹太人的名义向他保证，纳粹德国党卫军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现正藏匿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

在此之前，以色列情报机构经常会收到有关发现恐怖分子藏匿的消息，而后来的调查证明多半是不可靠的。因此，对于伊特信上所说的这个消息，哈雷尔同样无法肯定其真实性。此外，由于摩萨德当前的财力和人力有限，不能马上开展调查，何况这一次说的还是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远在南美洲，千里迢迢，如果情报来源不可靠，劳师千里兴师动众，摩萨德损失的不仅仅是人力和财力，还会招致一些不必要的非议。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情报十分准确的情况下才能动手。不过，一种职业特工的本能让哈雷尔预感到也许这个新情报的背后大有文章，何况这条消息所涉及的并不是别人，而是阿道夫·艾希曼，这不能不引起他的重视。

哈雷尔想了想，终于站了起来，离开自己的办公室走进隔壁的机要室，打开保险柜调来了艾希曼的案卷，然后回到办公桌前开始潜心研究起来。对于阿道夫·艾希曼这样一位纳粹德国的元凶，哈雷尔当然并不陌生。但是这一次他又认真地审读了有关这位党卫军冲锋队头子的生平及其暴行的一切细节。哈雷尔曾经不止一次审读过关于艾希曼和其他纳粹分子的案卷，每一次审读都让他热血沸腾，国仇家恨时时在心中涌动，好像那600万惨遭杀害的犹太人的冤魂都在他的面前飘荡，让他看到了那一双双黑洞洞的眼睛和那一具具还没有被送进焚尸炉的骷髅一样的尸体。在这个初冬的夜晚，当哈雷尔再一次翻阅这些案卷时，那种幻觉又一次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于是他慢慢地合上那厚厚的案卷，终于下定了决心，决定先派出一个调查小组远赴阿根廷，首先找到那个提供线索的洛塔尔·赫尔曼，核实一下这条消息的准确性，然后再作进一步的调查取证。一旦掌握了真凭实据，哈雷尔就将放下手头的一切事务，亲自出马，把这个藏匿了15年之久的阿道夫·艾希曼捉拿归案，给所有的犹太人一个交代。

他拟订了一个行动方案，连夜向总理汇报。

女特工的生日礼物

第二天，哈雷尔就派出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前往阿根廷着手调查。这个特别行动小组中的一名女特工和两名男特工，都是摩萨德战术行动处里最精干的突击队员。

特别行动小组赶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立即找到提供线索的赫尔曼，在他的帮助下找到了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对名叫“达古特”和“克莱门特”的两个人进行秘密调查。但是由于摩萨德的特工人员对阿根廷这一带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陌生，所以调查工作进行得很艰难。他们在附近租下了一幢房子住了下来，对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进出的人员进行严密监视，并且进行拍照分析研究。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在去阿根廷之前，哈雷尔就从艾希曼的档案和有关的资料中，找出了艾希曼当年的各种各样的照片，让他们熟悉。包括他当年的身高体重、生活习惯和走路的姿势等等，都让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们了然于心。通过一段时间的监视，终于有许多关于“4261号”的情报和进出人员的照片送到哈雷尔的办公桌上。

但是这些情报和照片都让哈雷尔无法确定这幢房子的主人就是艾希曼，也无法确定那些进出的人员都同他有关。

为了能尽快找到艾希曼的下落，哈雷尔双管齐下，立即又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前往欧洲各国，对艾希曼以前工作过的地方，还有他的家庭和亲属进行秘密调查。如果发现这些人与艾希曼或他的德国妻子维拉有通信往来，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艾希曼当前下落的线索。这项监视性的调查工作量也很大，被调查和监视的对象包括艾希曼82岁的老父亲和艾希曼的四个兄弟。

要完成这项任务确实困难重重，因为哈雷尔对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作了严格的规定，不能让艾希曼本人和他的亲属有任何觉察。如果他们一旦感觉到有人在他身边布下了天罗地网，或者是给他通风报信，那么，这个狡猾的艾希曼又会逃之夭夭，再次藏匿起来。特别是不能让他那些德国的亲属朋友察觉到以色列方面的意图，否则就会一无所获。

被派往阿根廷的以色列特工人员开始分头秘密调查和监视，很快，一份又一份的秘密调查报告源源不断地汇集到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

以色列特工们利用各种巧妙的手法伪装身份，在各处关系人员的掩护和帮助下，想方设法与在欧洲的艾希曼的亲属、密友和邻居接触。然而，这些人都忌讳提起有关艾希曼和他的妻子、儿子们的情况。所有人几乎都是采取同一顽固态度，对任何与纳粹德国及艾希曼有关的事，都守口如瓶，拒绝回答有关艾希曼的任何问题。至于想从德国官方途径得到有关艾希曼一家的线索，也好像没有多大的希望。因为德国当时在欧洲各国的领事馆，无论如何都不愿意透露艾希曼的妻子维拉的护照是用什么名字颁发的。

那么，仅仅知道艾希曼藏在南美洲，但到底藏在南美洲的哪个国家，行动小组还不能最后确定。尽管那个提供线索的赫尔曼非常有把握地说，那个“4261号”房东弗朗齐斯库·史密特“百分之百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但是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证实，发现此人根本就同纳粹毫不相干。一些居民证实，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一直居住在这条大街上，整条大街上的居民连“艾希曼”这个名字都从没听说过。不过，就在摩萨德行动小组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不久，他们很快就发现，“4261号”的两个房客达古特和克莱门特如今也都已“搬家”，而且“去向不明”，门上的那两块牌子也摘下来了。

这难道是一种巧合，还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种情况立即引起了行动小组的注意。最后他们一致认为，这种所谓的“搬家”完全是一种障眼法，他们根本就没有离开这幢房子。机智的特工们综合分析了从欧洲调查到的新材料和证据，进一步确定了艾希曼的确就隐藏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时他们还得到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由于艾希曼不愿与他家人长期分离，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也要隔一些日子就会设法与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们生活在一起。看来现在只有在他的家人身上找到突破口，看他什么时候会和家人在一起。

不过要找到这个“突破口”谈何容易啊！

他们想利用那个美丽的少女罗泽·赫尔曼做诱饵，利用尼克的那个朋友的地址继续给他写信，约他出来谈情说爱，然后从中套出他父亲的行踪。但是现在这条路也行不通了。这时不要说尼克，就是连他的那个朋友也突然失踪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尼克和他的朋友同样不会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特别行动小组的那位美丽的女特工迪娜·罗思突然想出了一条妙计。因为根据摩萨德特工人员掌握的材料知道，这一年的3月3日是阿道夫·艾希曼的另一个儿子的生日，如果利用这个机会找到艾希曼的那个儿子，借口给他赠送礼物，应该不会引起别人注意。一旦找到了艾希曼的那个儿子，再通过他儿子的关系顺藤摸瓜寻找艾希曼的下落就不难了。经过商量，特别行动小组都认为这倒是个办法，可以让迪娜·罗思试一试。

于是迪娜·罗思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高级旅馆租下了房间，然后在商店买了一个高档打火机，用一个很精致的礼品盒装好，并且在礼品盒里面附上了一张不署名的生日贺卡，迪娜·罗思在生日贺卡写上：“真诚地祝愿亲爱的朋友生日愉快！”然后又在外面的包装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了：“阿利沃斯区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克莱门特先生收”。

迪娜·罗思准备好这个精致的小礼物之后，就在这家旅馆里物色了一个机灵的小听差，请他当一回信使。迪娜·罗思把这个礼品盒亲手交给了那个小听差，并对他说：“请把这个小礼品盒按照上面的地址送给一位有修养的绅士，但千万别让他知道是谁送的，也绝不能让旁人得知此事。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事成之后，我会付给你一笔可观的酬金。”

此时迪娜·罗思又假装是一个十分痴情、又不甘愿单相思的高贵女子，小声地对小听差说：“这不过是一件意外的生日礼物，我想让他喜出望外。”同时还一再叮嘱这位小信使：假如收件人已经搬家，你一定要设法打听到他的新住址。这样，即使礼品送不到，也同样会付给可观的酬金。

聪敏伶俐的小听差对这趟差事十分感兴趣。他耐心而仔细地听完了迪娜·罗思教给他的找人的方法，他觉得自己是在一个神秘而充满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里，扮演着一个传送情感的重要的小角色。而这样的角色自己以前也曾扮演过，因为在这个阳光充足而又充满浪漫情怀的南美大都市里，这样的故事是经常发生的。

小听差找了个机会溜出了那家高级旅馆，然后就毫不费劲地找到了查尔布科大街上的4261号，门上那块“克莱门特宅”的牌子已不翼而飞。他使劲地喊了几声，也没有人回应。小听差就推开院子的小门，径直走进屋子。房子里的门窗都开启着，他看见油漆工正在里面忙碌着。一打听才知道克莱门特全家都已搬走了。4261号住宅已经换了主人。房子的新主人只是听说原来住在这里的人搬到圣费尔南多区去了，但不知道他的确切住址。遵照迪娜·罗思事先的吩咐，小听差不厌其烦地向周围的邻居挨家挨户打听，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克莱门特一家搬到哪里去了。最后，他好不容易从一个干瘪的德国老太婆嘴里了解到，前不久她还看到了搬走的那户人家的一个儿子，在离查尔布科大街不远处的一个小工厂干活。小听差一听真是喜出望外，他谢了谢那个德国老太婆，根据她提供的线索很顺利地找到了那家小工厂。

那个德国老太婆嘴巴里所谓的小工厂实际上是个大作坊，外表看上去很是简陋。那个小听差小心地推门进去，只见几名技工正忙得不亦乐乎。这时，他一眼就看到了一个大约二十岁左右的金发小伙子，正弯着腰在走廊里干活，他有着一副典型的德国人长相。小听差马上走过去对那个小伙子说：“先生，我有一样东西要交给这个人，他的姓名和住址就写在上面。我知道你一定能帮我这个忙，并且一定不会拒绝。”

小听差边说边将手中的礼品盒递给对方，又接着说：“我按这个地址找到他的家，那里的人说他一家早已搬走了。后来街上的一位老太婆告诉我说，搬走的那个人家的一个儿子就在这里的工厂干活。先生，你认识此人吗？”

金发小伙子端详着礼品盒上写的字，又把它翻来覆去看了看，然后带着一种疑惑的口气问道：“谁打发你送来的？”

“我也不太清楚，这是我的一个朋友转交给我的。他说在他干活的那家旅馆住着一位漂亮而又高贵的女子，就是她请我的朋友帮忙转交的。可是我那位朋友刚好有事不能离开，碰到我之后，就转交给了我，让我帮他送一下。”

小听差按照迪娜·罗思教他的话，回答得头头是道。

“我还是想知道这是谁送的礼物！”金发小伙子执拗地重复着说。

小听差猜想这个小伙子或许正是自己要找的人，或许知道自己要找的人在什么地方，就说：“先生，我的任务只是帮人把东西交到收件人的手上，那个漂亮而又高贵的女子的名字也许就写在里面呢！我又不能随便拆开别人的礼品，我想你也应该知道这是起码的做人的道德，所以我也无法告诉你她叫什么名字。我想那个收件人打开以后，一切就都明白了。”小听差一本正经地说着。

金发小伙子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小听差，没有吭声。

这时那个机灵的小听差已经知道这个小伙子就是真正的收件人。但是他还是故意地说：“先生，也许您认识这个人，那么就请您告诉我这个人的地址，我自己去找他，让我亲手交到他的手中吧！我想这个礼物对那个人来说，也许有一种非同一般的意义。”小听差恳切地探询道。

“你就把东西交给我吧。”小伙子一边说，一边就从小听差的手中接过了那个礼品盒，然后看了他一眼接着说，“放心吧，我会帮你完好无损地送到。”说着顺手就把这个礼品盒放到了自己的工具包里。

小听差一见，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就非常高兴地说：“这太好了，先生！我应该怎样感谢您啊！”

小伙子似乎笑了一下，然后做了一个漂亮的手势说：“不用谢了。如果你碰到什么麻烦的话，任何时候都可以在这儿找到我。”

“那好！请原谅我打扰您了。再见！”

小听差很有礼貌地向那个金发小伙子告别了，然后就走了出去，并且记下了这家工厂的门牌号码。他急匆匆回到了旅馆，向迪娜·罗思详细地报告了他完成这趟差事的经过。他不知道自己自作主张，贸然把那个礼品盒交给了那个陌生的金发小伙子对不对，心里忐忑不安地担心自己的赏钱会不会落空。

哪知迪娜·罗思非常仔细地倾听着小听差叙述的每一个细节，并没有责怪他的冒失，末了还慷慨地给了小听差加倍的酬金。小听差这才高高兴兴地走了。他哪里知道，自己今天的的确确是帮了这个女子一个大忙。因为迪娜·罗思这时完全可以断定，接受礼物的那个人正是失踪多时的“克莱门特”的儿子，也正是自己和特别行动小组多方寻找的人。

通过那个小听差的描述，迪娜·罗思马上断定，那个金发小伙子肯定就是那个美丽的少女罗泽·赫尔曼的意中人尼克。如果这个假设能够成立，那么尼克的父亲“克莱门特”就一定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知道了克莱门特儿子的确切工作场所，便可以通过他找到克莱门特，然后就可以证实他到底是不是潜逃了多年的阿道夫·艾希曼。

拍下了艾希曼的照片

当天晚上，一份秘密报告通过密码电报，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传到了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摩萨德的局长哈雷尔见到这份报告后，简直是乐不可支。他中断了其他工作，立即组织增援力量赶赴阿根廷，帮忙寻找那个克莱门特。这时他心中已经有了一种预感，那个化名为克莱门特的人，一定就是艾希曼。

当天，哈雷尔就刻不容缓地制定了逮捕艾希曼的行动计划，等到克莱门特就是艾希曼的假设一经证实，就马上付诸实施。他随即对潜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摩萨德特别行动小组下达指令——立即落实克莱门特的身份。

特别行动小组接到哈雷尔的指令后，就请罗泽·赫尔曼小姐出马，先确定那个金发小伙子的身份。那一天，特别行动小组把罗泽·赫尔曼小姐请到一辆小轿车上，把车子开到那家工厂附近，然后在旁边的一个公交车站旁边静静地等待，等待那个金发小伙子下班后从工厂里走出来。没过多久，那个金发小伙子走出了工厂的大门，来到公交车站准备坐车回家。这时，坐在后座的罗泽·赫尔曼一眼就认出来，这就是失踪多时的尼克。她马上对坐在旁边的迪娜·罗思说：“没错，就是他。尼克！”

迪娜·罗思点了点头，用力握紧了罗泽·赫尔曼的手。因为迪娜·罗思发现，罗泽·赫尔曼的手在剧烈地颤抖。然后她把罗泽·赫尔曼紧紧地抱在怀里，用一只手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此时，车上的人都在偷偷地注视着向公交车站走来的尼克。迪娜·罗思发现，这个尼克长得真是一表人才，帅气逼人，怪不得美丽迷人的罗泽·赫尔曼会钟情于他。这时她不禁回过头看了一眼，发现罗泽·赫尔曼虽然多日没有见到尼克，但是，此时她的眼睛里不再有那种少女的温柔，而是一种仇恨的目光。因为她现在已经猜到了，尼克从前多次在自己面前炫耀的那个“德国军官”的父亲，原来就是屠杀600万犹太同胞的最主要的凶手。

尼克上了公交车，特别行动小组的小轿车悄悄尾随其后，很顺利地找到了尼克刚刚搬到圣费尔南多区不久的新家。尼克下车后，漫不经心地走进了靠近树林边的那幢平房，甚至还吹着欢快的口哨。他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后面不远处的那辆小轿车和他有关。

尼克现在住的这幢房子很旧，简陋而颜色暗淡，孤零零地坐落在公路边的一片树林旁边，没有左邻右舍，要想在这里隐姓埋名躲避起来，倒真是一个理想的地方。第二天，摩萨德特别行动小组的特工人员就开始对这幢房子进行监视，他们带上一部配有望远镜头的莱卡照相机和一部公文包式的照相机，租借来一辆汽车，驱车驶到离那幢平房约50米远的地方。一名特工下了车，他打开车盖，弯身像是在检查汽车发动机是否发生故障。另一名留在车上的特工用莱卡照相机对房子拍了一张照，把房子的整个布局拍摄了下来。看上去，住在里面的人十分寒酸，并不像骄横跋扈、高傲自大、奢侈腐化的艾希曼的住处。负责监视平房的特工人员心里有些怀疑是不是弄错了地方。再说，小平房邻近地区十分荒凉，除附近另外有一幢小屋和一个小亭子外，在方圆数百米的范围内看不到别的房屋，这也为监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他们接连监视了几天，房屋的男主人都一直没有露过面。后来他们又经过多方打听，才得知，原来这幢房子的男主人正在阿根廷的图库曼省休假，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特别行动小组马上将这些情况向哈雷尔作了汇报。哈雷尔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拍摄到一张克莱门特的照片，确定他是否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为了得到这张照片，哈雷尔决定自己亲自到阿根廷去一趟。几天以后，哈雷尔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对监视住宅的特工作了必要的技术上指导，然后让他们耐心等待。他对部下断言：这个克莱门特如果真是阿道夫·艾希曼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在3 月21日回家来。因为根据艾希曼的有关材料记载，1960年3 月21日将是艾希曼和他妻子的银婚纪念日。由于他的家庭观念非常重，所以哈雷尔相信，这一天他肯定会回来的。

果然在3 月21日那天中午的11时45分，一辆公共汽车在圣费尔南多区的加里保迪大街停下，从车上走下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缓步朝着克莱门特家的方向走去。只见这个男人穿着一条笔挺的咖啡色裤子，灰色的风衣，里面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此人年纪约五十多岁，已经谢顶了，但是剩下的几缕淡黄色的头发却梳理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他戴着一副眼镜，手持一束鲜花，迈着一种训练有素的步伐向这幢房子走去。通过对这个人的年龄特征、衣着打扮、走路的姿势和气质风度来分析，隐藏在暗处的特工人员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于是他们立即把他拍摄下来。

哈雷尔想要的证据终于到手了。他立即返回以色列，先派人把照片送到实验室，与艾希曼的旧照片进行比较；同时，把现在的照片送给以前见过艾希曼本人的人进行辨认。但是辨认的过程不太顺利，因为艾希曼的旧照片质量很差，而亲眼目睹过艾希曼的人又不多。不过，无论是通过实验室的科学鉴定还是让见过艾希曼的人辨认，结果都确定，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藏匿了多年的阿道夫·艾希曼！

这样的结果让哈雷尔非常高兴，他再次向总理本-古里安进行了汇报。他对总理说，逮捕艾希曼是摩萨德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艰巨的任务。他想再次前往阿根廷，亲自指挥这次捕获行动。

本-古里安总理当即表态：“我完全同意你的安排。你就亲自去一趟吧，一定要把他弄到以色列来。活得更好，死的也行！”

“你的党卫军证号码是多少”

捉拿艾希曼的行动已经确定，关于捉到了艾希曼将其运送回以色列收审是否合法的问题，也已经得到法学家的肯定回答，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他运送到以色列来，还有运送工具。以色列离阿根廷有1.8万公里，就是飞机也要花二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而且越境抓捕艾希曼这样重大的事必须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准，这种事弄不好就会影响两国关系，酿成政治事件。因此这件事情必须秘密进行，绝对不能惊动阿根廷官方。哈雷尔最初考虑是派专机运送，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告诉他，以色列航空公司暂时还没有开辟直接飞往南美区域的航线。如果真的需要这样做，可以以开辟航线作首次试航为理由加开一班航机。航空公司董事长这个想法倒是可以考虑。不过，哈雷尔经过再三考虑，觉得还是不妥。因为时下正是旅游高峰时期，新开辟一条航线进行试航人多眼杂，不免引人猜疑。

于是哈雷尔又想到了海运。但是他又觉得速度太慢，而且沿途要停靠几个外国港口，同样会惹人注意，比空运更为危险。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在哈雷尔为运送的事大伤脑筋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报纸上的一条新闻。那条新闻说，1960年5月25日是阿根廷国庆50周年纪念日，举国上下正在操办国庆50周年的庆祝活动，并且已经向以色列领导人发出了参加5月25日庆祝活动的邀请。哈雷尔当即从外交部方面获悉，政府方面对这次派人员前往南美参加国际活动十分重视，准备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赴布宜诺斯艾利斯。哈雷尔立即向外交部建议，应派一架专机运送以色列代表团去阿根廷参加庆祝活动，这样不但可以提高以色列的国际威望，而且对定居在南美洲的那些犹太人也是一种鼓舞——当然他并没有透露自己真实的想法，是想借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搭一次“顺风车”——后来他又和总理本-古里安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在本-古里安的协调下，以色列外交部果然采纳了哈雷尔的这个建议，让这架专机返航时顺道将阿道夫·艾希曼带回以色列。专机返航时间在5月11日，抓捕时间定于5月10日。

哈雷尔又找来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和经理，当面向他们直接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航空公司的董事长也预料到将会有重要事情发生，不然，这个大权在握的摩萨德局长不会对自己这么客气。他答应愿为哈雷尔和他手下人员提供航空公司可能提供的一切帮助。就在离开哈雷尔的办公室的时候，那位董事长还回过头来问哈雷尔：“是和艾希曼有关吧？”

哈雷尔摊了摊手，什么也没说，只是笑了笑。

好像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引起阿道夫·艾希曼的警觉再次逃脱，哈雷尔最后决定，须在5月10日前将艾希曼抓捕到手，然后搭乘以色列代表团的专机回国。

哈雷尔马上组织了一个特遣队执行绑架任务。特遣队由11名摩萨德特工组成，全是经过哈雷尔精心挑选的精干人员，他们都有在阿拉伯国家或世界其他地方出生入死的经历。在挑选这些队员时，哈雷尔还附加了一个特别的入选条件，那就是特遣队的这些队员必须是当年纳粹集中营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或者是他们有亲属死于纳粹之手。这样为了抓住阿道夫·艾希曼这样的刽子手，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甘愿牺牲，以命相搏。

11名特遣队员手执不同的护照先飞往欧洲各地，然后从不同的方向飞往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哈雷尔给他们规定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合的时间和地点，自己则率领3名特遣队的成员手持完全能以假乱真的护照，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圣费尔南多区的小旅馆里住下来。在规定的时间内，特遣队的其他成员也准时进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且按事先的规定在圣费尔南多区其他的小旅馆里分散居住下来了。有的一个人住在一家旅馆，有的两三个人住一家旅馆，好像互不相识一样。

现在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在这些日子里，化名为克莱门特的艾希曼处在摩萨德特遣队的全天候的监视之下。特遣队的队员们已经完全掌握了艾希曼的活动规律，知道他每天都在晚上19时40分左右，准时地乘坐203路公共汽车，在加里保迪大街的那个公交车站下车，然后步行几分钟回家。一直从事谍报秘密工作的艾希曼当然懂得隐身之道，潜伏到阿根廷后，他不但改名换姓，而且经常变换地址，日夜提防犹太人的追杀。所以他最近的这一次搬家，完全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既定内容，并不是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此时的艾希曼完全不知道以色列的摩萨德特遣队已经悄悄地撒下了一张疏而不漏的大网，他现在已经是网中之鱼了。

然而，就在特遣队实施抓捕的日子临近的时候，一个意外出现了——阿根廷政府的礼宾部门突然通知以色列观光代表团，由于组织方面的原因，请以色列代表团把抵达时间延迟至5月19日之后。据称，唯有这样，才能保证对以色列官员“隆重而体面”的接待。这个通知对哈雷尔他们来说，真是一个意料之外的麻烦。抓捕绑架行动如果延长，夜长梦多，艾希曼说不定就会乘乱溜走。但是，抓到了艾希曼之后，距以色列代表团专机的到来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怎样才能把艾希曼在阿根廷的首都藏上一周，而又不让阿根廷警察发现蛛丝马迹呢？

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哈雷尔当机立断，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内另外租了两处公寓，预备用作隐匿艾希曼的场所。其中一间是一所乡村别墅式的建筑，距艾希曼现在的住宅约有30分钟的车程，代号为“宫殿”；另外一间则在城市中心。哈雷尔故意让一对摩萨德特工夫妇搬去居住，甚至还特意购买了几件时髦的新式家具，装成是在这里长住过日子的样子。因为抓到艾希曼之后，他们还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待上一个星期，等待以色列的班机，这个“宫殿”就是艾希曼的囚禁室。一旦艾希曼的失踪引起了阿根廷当局的注意，他们就可以把艾希曼秘密地关押在这里，以便及时转移。哈雷尔的指导思想是狡兔三窟，万一阿根廷警方发现艾希曼失踪后，来一个全城大搜捕，他们就可以及时转移，这两处藏身之所就是他们的避风港。

行动在即，哈雷尔在代号“宫殿”的寓所里召集了一次会议，命令这次行动由摩萨德最优秀的特工彼得·马尔金具体负责实施，并要求那些直接参与绑架行动的特工人员务必小心谨慎，使绑架行动出色完成。万一失手被阿根廷警方逮住了，就要一口咬定自己是出于对纳粹罪犯的刻骨仇恨而自行采取行动，从未受任何人或任何组织指使。哈雷尔还特别强调了一点，如若发现艾希曼逃脱，企图寻找阿根廷警方保护，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当机立断把他击毙。在这次会议上，哈雷尔还让所有的行动人员把艾希曼的照片拿出来，再熟悉了一遍；然后又与行动小组的特工们最后一次讨论了绑架艾希曼的行动计划，对每个细节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命令所有的人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深思熟虑之后，哈雷尔决定把行动时间推后一天，定为5月11日，并新买了一辆八成新的“别克”牌轿车作为应急车。

1960年5月11日19时25分，执行任务的特工们准备就绪后，分乘两辆汽车驶向目的地。这时离艾希曼平时回家的时间就只有十来分钟了。由彼得·马尔金带领的第一辆车子，停在离203号公路口大约10米远的加里保迪大街上，他和另一名特工一起走下车来，假装汽车出现了故障，打开引擎盖，摆弄发动机，好像在排除机器故障，等待艾希曼走过来。彼得·马尔金向后走了40步，测量预计和艾希曼相遇地点的距离。然后，他又回到车子的左侧，也弯下腰去像是在研究发动机，两眼却高度警觉地注视着远方。车上的另外两名特工人员则坐在车里，头贴着车窗，窥视外面的动静。第二辆车子则停在202号公路上，车头正对着这个路口。一名特工也在那里一本正经地装作排除汽车故障，而坐在车上的特工人员则睁大眼睛，盯着公共汽车站的方向。他们的任务就是等到艾希曼一出现，就立刻将汽车前面的两只远照灯调到最大的亮度，使他在那雪亮的灯柱里眼花缭乱，不走得很近很近，就无法发现前面的第一辆汽车，以便第一辆车子上的人接近他。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公共汽车已经过去了两趟，可艾希曼却迟迟不见人影。彼得·马尔金手上的夜光表指针已经指向了20点5分。是不是艾希曼发生了意外，还是他嗅到什么味道逃走了？第二辆车子上的行动负责人埃勒达德有点焦躁不安，他在用袖珍无线电对讲机请示哈雷尔，得到的答复是：5分钟内如果不见“猎物”，即全队撤回。但是，埃勒达德等人怎么也不甘心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

就在这时，又开来了一班公交车，一名乘客在街边的公交车站下了车，慢慢地走下站台。

“就是他！”一个摩萨德特工悄悄对身边的埃勒达德耳语道。这时埃勒达德也同时发现，在朦胧的夜色中，艾希曼正向他们走来。

“开灯！”随着埃勒达德一声低沉的命令，两束强烈的汽车灯光直射到艾希曼脸上，把他照得眼花缭乱。

随着第二辆车子的灯光一亮，第一辆汽车上的特工人员也完全做好了准备。彼得·马尔金假装散步，快步地向艾希曼走去。这时竟然刮起了大风，远方电闪雷鸣，眼看一场大雨就要来临。只见艾希曼习惯地缩在大衣内，衣领翻起，双手插在口袋里，顶着大风稳步朝彼得·马尔金迎面走来。但是由于灯光太刺眼了，他根本没有发现前面的来人。这时两人之间的距离还相距不到15米，彼得·马尔金已经听到对方的脚步声。艾希曼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但他双脚落地仍然很有力气，而且有规律，这都是当年正统的军事操练的结果。

猎物就在面前，而且近在咫尺，彼得·马尔金不由得心情激动起来。他加快了脚步朝对方走去。就在离对方只有5米远的时候，彼得·马尔金用简单的西班牙语低声喝道：“不许动！”

艾希曼一怔，镇静地收住了脚步。他的目光透过黑框眼镜，认真地打量着迎面而来的彼得·马尔金。面对这样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艾希曼似乎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他突然惊慌失措，双脚向后退了一步，转过身来，准备向旁边的树林子逃遁。

但是还没有等艾希曼完全反应过来，身手敏捷的彼得·马尔金已经迅速冲了过来，伸出一条有力的臂膀，从后面将他一把抱住，然后用另一只手准确地锁住了艾希曼的喉骨，将他制服了。就在这时，第一辆车子上的特工飞快地赶过来增援。几个人把艾希曼抬了起来，转瞬间就把他塞进了车的后座。待在车上的特工此时已经发动了汽车引擎，迅速向夜色中冲去。整个行动从开始到结束还不到一分钟。

第二辆汽车上的特工看见第一辆汽车亮起了车灯向前开去，也立即尾随其后。然后第二辆车子又加快速度，超过第一辆汽车，为它在前面开道。两辆车子按照预定的路线，向“宫殿”前进。

此时，车中的艾希曼已经被五花大绑，手锁脚镣。他的头部一直被一名摩萨德的特工粗壮的大腿紧紧夹住。车内没有任何人讲话，他听到唯一的一句话是用德语说的：“别动，否则立刻干掉你！”

大约20分钟后，汽车驶入“宫殿”的院子，摩萨德特工人员关好房门，第一次仔细地看着从车上拖下的这个大名鼎鼎的纳粹德国的党卫军头目。艾希曼这时已经显得有气无力，一副疲惫不堪而又绝望的样子。让摩萨德特工感到意外的是，艾希曼此时却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合作态度。在他们面前，这个神经紧张、语言悲怆的老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年身着党卫军军服、令无数犹太人恐怖万分的纳粹头目的威风。他们很难想象，面前这个卑躬屈膝、唯命是从到令人肉麻地步的人，竟会是那些差点儿征服了全球的纳粹党党魁之一。

艾希曼被拖到房间中央，东倒西歪的。他的身上还穿着大衣，眼睛已经被护目镜盖着，看不见抓他的人。一个特工走上前去，脱去他的衣服，给他套上根据他身材买来的睡衣。然后两名特工挟持着他，把他放倒在那张铁床上，他的一条腿被用铁镣锁在床架上。

“你叫什么名字？”一名特工用德语厉声地问。

“里卡多·克莱门特。”对方这样回答，声音很低，显然很虚弱。

负责审讯的特工又问了他的衣着的各种尺寸，回答与档案记载的完全吻合。

“脱掉他的衣服看一下！”那位负责审讯的特工改用英语喝道。

彼得·马尔金等人迅速把艾希曼的衣服脱光，举起了他的左臂。在应该有个标示血型的刺花地方，隐隐约约地看见一个小小的疤痕。疤痕已经不太清晰，但还是可以辨别出来与档案里记载的图形一模一样。这种刺花就是当年纳粹党卫军组织的血腥符号。这时哈雷尔和他的手下终于放心了，眼前的这个家伙就是真正的阿道夫·艾希曼。

“你的党卫军证上的号码是多少！”审讯的特工单刀直入。

艾希曼此时已经完全明白眼前发生的事了。他知道，再也没有必要隐瞒事实的真相，一切都是徒劳的。于是他毫不迟疑地答道：“45526 和 45326。”

“你的社会党党员证的号码是多少？”特工人员继续问道。

“889895。”对方的声音像是重症病人发出的痛苦呻吟。

实际上，单凭这个回答和那些尺寸上的号码，就可以证实眼前这个化名克莱门特的人就是罪恶滔天的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因为没有人能这么熟悉艾希曼在纳粹党内的编号。尽管如此，摩萨德特工还是想从对方口中证实所掌握的情况。

“你什么时候来阿根廷的？”

“1950年。”

“很好！现在我再问你一次，你的真实名字是什么？”

艾希曼这时全身颤抖起来。沉默了好一阵子，他才结结巴巴地说：“阿道夫·艾希曼。”

说完，他全身一阵痉挛，差一点昏过去。

阿道夫·艾希曼终于被哈雷尔和他的手下成功地捕获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他从阿根廷成功地运送到以色列去接受审判。哈雷尔把看守艾希曼的任务交给几名训练有素的特遣队成员，他自己带着其他的特工人员，去对运送一事进行安排。

哈雷尔知道，这个运送的任务如果不能妥善解决，那么，不仅达不到他们此行来阿根廷的目的，说不定连他和他们国家的声誉都将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