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纯真少年

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也无法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可是赶上什么样的时代对一个人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也常说“生不逢时”，可见时代与人生的关系密切。一个特殊的时代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陶渊明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这个时代是成就了他还是毁灭了他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最动荡、最混乱、最不堪的时代，用分裂、黑暗、杀戮、阴谋来形容这个时代一点都不过分。

但对陶渊明来说，他无可选择，这就是命运。

古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们国家，也的确是在合合分分、分分合合中颠簸前行。但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是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所以“合”，也就是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纵观中国历史，总体上看，还是“合”的时间长一些，“分”的时间短一些。而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的一个阶段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这个将近400年的时间段里，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陶渊明正是非常不幸地生活在这个时间段里。

陶渊明出生于公元365年，上距东晋建国（公元317年）48年，下距东晋灭亡（公元420年）55年，他去世时，即公元427年，已经是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刘宋政权建国后的第7年了。也就是说，陶渊明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生活在建国未稳、羽翼未丰、偏安一隅的东晋小朝廷统治下。这是个行将灭亡的政权，很快就被另一个新政权所取代。这样的政权，它的统治一定是最黑暗、最混乱的，那时的官场也一定是最腐败、最肮脏的，否则这个政权就不会灭亡。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分析，东晋政权所以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是因为社会矛盾中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利益纷争的种种矛盾都处在激化的状态，并且交织在一起。正是这些矛盾的共同作用，使东晋政权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当时国家的分裂首先表现在南北方的对峙——这体现了民族矛盾的激化。首先，北方地区本身就处在极度混乱的割据状态下。在匈奴族的刘聪推翻西晋之后，羯（jié）、氐（dī）、羌、鲜卑等族相继出兵，割据一方，史称“五胡十六国”，直到鲜卑人拓跋氏建立北魏，于公元439年吞灭北凉，也就是陶渊明死后的第12年，北方才渐渐统一起来。而南北方整体上又长期处于对峙状态。在南北分裂中，北方各族的上层统治者们经常对南方的晋国进行骚扰和掠夺。而东晋统治者面对北方的入侵和掠夺根本无力抵抗，更不要说收复北方失地、统一祖国了。唯有一次淝水之战是东晋取胜。后来刘裕北伐也曾收复长安、洛阳，但随即又丢失了。频繁的南北战争给南方的东晋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继而也不断引发着东晋朝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内乱。

在南方，也就是陶渊明所生活的东晋王朝，偏安一隅，地盘狭小，其政权内部和各地政治势力与军事力量之间也是矛盾重重，混战不断——这体现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矛盾。虽然国家仍然挂着晋王朝的牌子，其实，大多数东晋皇帝都软弱无能，不过是一些权臣的傀儡而已。这导致了国家强枝弱干，纲纪混乱不堪，辅臣勾心斗角。握有重兵的地方势力各霸一方，时时觊觎国家的最高权力。朝廷与各地方势力之间、各地方势力彼此之间都是你争我夺，互相残杀，演出着一幕幕血腥的人间悲剧。

长期的南北分裂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其灾祸最后都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敲骨吸髓、竭泽而渔的榨取，战争不断、徭役无穷的生活，都使百姓苦不堪言，铤而走险，终于酿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隆安三年（公元399年），陶渊明34岁那年，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爆发，各地百姓纷纷响应。起义遍及南方各地，声势浩大，历时12年之久。而朝廷对起义百姓残酷镇压，血腥杀戮，又使老百姓陷入更大的困苦和灾难之中。

历史学家蔡东藩先生说过：“有史以来未有如两晋祸乱之烈也。”而陶渊明，正是生活在这祸乱最烈的东晋末年。

如果说陶渊明出生在这样的时代是他的不幸的话，那么他出生的地点却得天独厚。他的出生地在哪里呢？就是当时江州的浔阳郡柴桑县，也就是今天江西省九江市西南。这个地方说起来真是名声卓著，此地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赤壁之战中，雄姿英发的吴国大都督周瑜，统帅吴蜀联军设计大破曹操强大水军的策源地。更何况，这个地方正在庐山脚下——中国风景最为秀丽的地区。

庐山的秀丽天下闻名。据传说，庐山的得名是因为在周武王时期有一个人名叫匡俗，他屡次逃避征聘，后来跑到庐山上结庐居住，最终成仙。他成仙后其空庐仍在，他的弟子们就称这座山为庐山，也称为匡山。庐山北面是长江，东南面是鄱阳湖。庐山上有以云为衣、万古长青的五老峰，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香炉峰瀑布，有五彩缤纷、四季不败的鲜花，有歌喉婉转、舞姿轻盈的百鸟。在山中，三里五里一个小村，十里八里一个酒肆。陶渊明的家乡柴桑口，被大山、大江、大湖所包围，三位一体，简直就是人间仙境。那青山碧水、奇峰幽谷、林泉怪石、霞光云雾，在一年四季中变换着模样，让人陶醉其中，心神荡漾。李白有“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障凌苍苍”（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名句，苏轼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苏轼《题西林壁》）的名句，说的都是庐山。庐山这方人世间的宝地，不断吸引着八方游客和四海名人到此游山赏景或定居讲学。例如与陶渊明同时的佛教高僧慧远就是在公元381年也就是陶渊明16岁时入驻庐山的。慧远在庐山东林寺广收弟子，传播佛教禅学，使得禅法流行于江南各地。由此一例就可看出庐山除了风景美丽，同时也充满着浓郁的文化氛围。陶渊明就是年复一年地生活在这美丽的自然风光与浓郁的文化氛围之中，他的心理、情感和思想又怎能不被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甚或铸造呢！

幼年的陶渊明常常到庐山附近一个叫栗里的地方去玩耍。栗里的山川景色给少年陶渊明心中刻上了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记。陶渊明曾经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还说“少学琴书，偶爱闲静……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与子俨等疏》），这都表现出他对家乡美景永远和深沉的挚爱。后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经专门到栗里去访察了陶渊明的少年故地。白居易写“今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访其宅”（白居易《访陶公旧宅诗序》），说他此时才知道了陶渊明文思高妙的根本原因。白居易用诗歌写道：“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今朝登此楼，有以知其然。大江寒见底，匡山青倚天。

深夜湓（pén）浦月，平旦炉峰烟。清辉与灵气，日夕供文篇。”

（白居易《题浔阳楼》）显见地，白居易认为，陶渊明所以文思高妙，是其受了庐山优美景色的熏陶。

在如此美丽优雅的环境中成长和生活的陶渊明与大自然几乎融为一体，因而他的心性是那样的纯真无邪、自然天成。陶渊明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孩童时期那美好的感觉，他在写给孩子们的文章《与子俨等疏》中说自己小时候“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所谓“羲皇”就是“伏羲”，传说中他与女娲是兄妹，都是华夏民族最古老的人类首领。

“羲皇上人”就是伏羲时代的人，或者是伏羲以前的人，也就是最自由自在、无人管束，因而也最天然本真、无忧无虑的人。可见陶渊明最喜爱的生活就是自由自在地去享受大自然的美好与恬静。陶渊明没有兄弟，但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兄妹二人一起长大，平日里一起玩耍，一起嬉戏，形影不离。童年的美好、惬意、欢乐、自在，令人难以忘怀。

陶渊明与妹妹一起栽种桃树

不过，无忧无虑的生活也只是相对于成年以后的陶渊明而言的，他的少年时代也不是没有遇到过伤心事。他8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少年丧父，是人生第一大不幸，这让陶渊明赶上了。这对他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家境原本就不富裕的陶家，一下子失去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陶渊明没有兄弟，只有庶母生的一个妹妹，比他小四岁。陶渊明的生母和庶母两个女人，带着这两个孩子，靠原来的老家底过日子。他们有几处房子，几十亩田地，日子不算富裕但还过得去。陶渊明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母亲对他的期望用“望子成龙”形容绝不过分。既然陶渊明的祖上是世代做官的，陶渊明必受影响，顺理成章地认为自己将来也要做官，而且做官后还要大济苍生，大展宏图，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这才不辱没先祖。为了能够做官，他一定要好好读书。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士子们人人皆知的道理，陶渊明也不例外。他在诗文中屡屡表现出自己努力读书、热切功名的实况。陶渊明曾说过：“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这就是说，在少年时期他很少接触社会上的事情，他在闲暇时光中最喜爱的事情就是阅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经典。他还说“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你看他读起书来多么投入，有所收获时竟连吃饭都忘了，这些都是他刻苦读书的明证。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

那么，读书的目的呢？陶渊明也有明确的回答：“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

“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读史述九章·屈贾》）；“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感士不遇赋》）。

从这些说法中都可以看出，陶渊明是一个心有大志的少年，他希望自己长大后能成为像虞舜时期的稷和契那样的贤臣。稷是农官，曾教民稼穑，栽种五谷；而契任司徒官，教民以人伦道德。

陶渊明既然说像稷和契那样的贤臣，有谁不愿意做呢，这就说明他非常想和稷、契一样，帮助皇上治理好国家和社会，自己也因此成为一个因品德优秀、才干超绝而名扬天下的人。但是，陶渊明非常强调要“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也就是说一定要靠自己的真心和真本事做出成绩来，绝不做那种没真本事却沽名钓誉的人。

这些诗文都表明了陶渊明心中是把治国安邦之道奉为人生最高准则的，他心中躁动着强烈的博取功名、大展宏图的愿望。这在当时社会盛行老庄思想、人人谈玄论道而轻视儒学的风气中尤其难得。这正是他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受陶侃等陶家先祖影响的结果。事实上，他有志于社会的心愿和情结，即使是到他彻底决绝官场、终身归隐以后，甚至到他晚年，也没有完全丧失。他后来的诗歌中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这样的诗句，他还说过“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

这样的话，恐怕亦正是这种心情的表露。陶渊明后来不能为官，不能施展才华，不得不在孤寂中终老田园，这于他而言并非是没有痛苦的，不过，他坚守住了自己心灵所追求的更加纯正的生活目标和生活准则。《杂诗》其二这首诗正是表达了诗人这种极其复杂的心境，读来令人百感交集：

白日沦西河，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晖，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终晓不能静。

陶渊明青年时期有志于仕途，但他兴趣广泛，眼界开阔，并非只读儒学经典，而是博览群书。在儒学经典之外，他特别喜欢读《老子》、《庄子》、《史记》、《汉书》以及《楚辞》、《淮南子》等书，甚至一些属于“异书”的《山海经》、《穆天子传》、《高士传》、《列仙传》、《列女传》等书籍他也爱不释手。广博的学问和多家的不同观点开阔了他的视野，让他能够把儒家、道家等不同思想体系中的精华融会贯通，用于自身的实践。正是在对各家思想的融会贯通之中，陶渊明才逐渐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思维模式。

陶渊明12岁那年，家里又出了变故，陶渊明的庶母，也就是他同父异母妹妹的生母去世了。虽然这不是陶渊明的生母，但陶渊明从小与她一起生活，视她与母亲没有什么两样。庶母去世，陶渊明哀痛不已，更加疼爱和关照自己唯一的妹妹了。从父亲和庶母的去世中，年幼的陶渊明深深感受到了人生的短暂和生命的脆弱。昨天还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今天就与自己阴阳两隔、人鬼悬殊了。人生中的亲情是那样珍贵美好，大自然的景观是那样雄浑壮丽，而每一个人能够享受人生、享受大自然的时间却是那样短暂！这种对生的眷恋，对自然美的眷恋，以及对生与死顷刻间变故的哀恸，都在少年陶渊明心中烙下深深的印迹，让他更对短暂而难得的人生眷恋不已。

陶渊明渐渐长大了，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上有母亲，下有妹妹，他不得不事事操心。闲暇时，他会到田间地头去看农人种田，顺便也帮把手。生于农村、长于田园的陶渊明，虽然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时代不必亲自参加农事劳动，但是，他对田园劳动并不生疏。他后来说到自己做官的原因时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饮酒》其十九），就是说，他曾经干过农活，但苦于只靠田间收获，一家人难以温饱，他才扔掉农具去做官。由此可见，他在出仕为官之前就参加过农事劳动。有过劳动经历的人与从未见过秧苗如何长大的人对田园的感情是绝对不一样的。陶渊明在做彭泽县令时，还让自己的大儿子留在农村老家参加耕种。总之，陶渊明幼年有过种田劳动的经历，品味过种田的辛苦，这使他对农田劳动不生疏、不惧怕，这对他日后决绝官场、终生归隐、躬耕自给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陶渊明在弱冠之年，也就是20岁左右的那几年中，赶上连年灾荒，家境迅速衰落。一次家乡发大水，水灾过后，家里东西被冲走大半，家境变得相当穷困。根据《晋书》的记载，在太和年间，大约是公元374年到383年的十年间，江州一带闹过五次大灾，有大面积的水灾，还有虫灾和大旱。陶渊明家虽然比普通农民家要富裕一些，但赶上大灾年谁家也不可能不受影响。所以他曾在诗歌中说自己是“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弱冠逢世阻”（《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就是说在他弱冠之年，家里碰上了许多倒霉事。总之，到他20多岁时，他的家境实际上是相当困难了。虽然，他的家境终究比一般老百姓还是要富裕些，还不至于吃穿无着，但希望改善家庭生活状况的愿望也是陶渊明几次为官的重要理由之一。所以，他立志报效国家、施展才华仍然是其为官理由中的第一条。

还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陶渊明影响也不小，那就是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陶渊明19岁时，东晋与北方前秦之间发生的淝水之战。当时北方前秦苻坚统帅87万大军，号称百万，大举南下，想要彻底消灭东晋王朝。亡国的危险迫在眉睫。为了保卫祖国和家园，在名相谢安的指挥下，东晋上下，同仇敌忾，最终大败苻坚，还收复了洛阳、彭城等地。这次胜利使得东晋朝野欣喜若狂，士气大增，也使年轻的陶渊明深受鼓舞。

他后来在一首豪情满怀的诗中写下这样的话：“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其八）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陶渊明满腹豪情的形象。诗中的他，简直没有一点文人书生的样子，倒是很有些“侠士”风度。张掖和幽州都是北方的地名，离陶渊明家乡很远很远。这些地方原本都是晋国的土地，后来被北方少数民族占据了。陶渊明诗中的意思是，他年轻、健壮、勇敢，要带着剑，独自行游到那里去，充满了立志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豪情壮志，这也是他“猛志”的一种表现。

这种侠士精神，可以被看作是儒学子弟匡扶社稷的远大抱负与道家隐士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的合璧。

当然，也是显而易见地，在青年陶渊明身上，与侠士风格同时存在的，还有一种“五柳先生”的风格。

《五柳先生传》一文是人人皆知的。许多人认为《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为自己写的传记。但是，多数学者研究考证后认为，《五柳先生传》大约写于陶渊明28岁时，也就是写在他出仕为官之前。南朝齐梁间的沈约曾经说：“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宋书·隐逸传》）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那时的陶渊明还没有做官，还是一个未出茅庐的青年，因此《五柳先生传》就不应该认为是陶渊明的自传，而只能看作是陶渊明青年时期的咏志之作。陶渊明是想借《五柳先生传》为自己的未来画像，表达自己的志趣和情操。《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全文如下：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文中这个“五柳先生”很是与众不同，他有什么特点呢？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

“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

1．无名利之想，蔑视门阀等级制度

魏晋时代，门阀等级制度森严。“九品中正制”的官制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一个人的出身门第几乎就是他无形的命门。而陶渊明偏偏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既无真名实姓，也就不劳大家猜想，也就不想扬名。无名无姓之人也必然不是高门望族之后，绝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

这样的说法正是对当时门阀制度的藐视和反抗。但“五柳先生”并不自卑自贱，他悠悠然，随遇而安，自得其乐，这正是他选择以“柳”为号的原因，因为柳树的性格就是轻柔飘逸、随性自得。不过，这个五柳先生并不神秘，也不孤独，他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与大家和谐相处，相得益彰，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了。

2．好读书，不求甚解

这位五柳先生好像是个儒生，因为他特别喜欢读书。通常道家、佛家貌似是不大讲求读书的。道家讲究清静无为，不要智慧，所以不用多读书，一切顺其自然就行了。佛家讲究参禅诵经，那也用不着多读书，经文是佛祖传下来的。所以“好读书”

显然是儒家行为。不过，五柳先生读书又与一般儒生不同，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不喜欢咬文嚼字，不注重训诂考释。他读书，只取一个诚实的态度，主要是在读懂弄通方面下工夫。一旦感到自己明白了一些道理，心有所得，他就会高兴得忘乎所以，甚至忘记了吃饭。因为他从读书中得到了收获，提高了自己，也获得了愉悦。今天有人提倡把“阅读”变成“悦读”，之所以这样提倡，正是因为现在的许多“阅读”已经不是“悦读”而是“苦读”了。许多人为了文凭读书、为了职称读书、为了出国读书、为了考本读书，不一而足，但都不是为了身心愉悦而读书。那种书读起来真苦啊！可是五柳先生不是，他读书是纯然的、兴趣的、艺术的、审美的、诗化的、无功利的，也就是让心灵和生命处于愉悦的状态。他读书是生命中的乐趣和享受。读书之外，他还特别喜欢写作：“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他觉得写诗著文能够记录下生活的艰辛与快乐，所以他孜孜不倦地写下读书时的思考与心得，抒发自己的情感与志向，也写出心中的不解与困惑。他愿意以此方式终老此生。可以说，其后陶渊明的读书之法正是五柳先生的模式：尊重书本，却不迷信书本；崇尚前贤，却不迷信前贤；钻得进去，又走得出来，学为己用。他的这种读书方法造就了他独特的人格精神，积极进取，有所为又有所不为。

3．好喝酒

文中说：“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陶渊明的酒德是引人注目的。这位五柳先生也是个嗜酒之人。五柳先生爱喝酒却因为家贫没有足够的酒喝，于是他的亲戚朋友就常常邀请他举杯畅饮。他也不讲客套，有邀必到。而且他每次饮酒一定要喝得精光，一定要喝醉。更有趣的是，这位先生喝完酒抬腿就走，也不跟人讲客套，十分不拘礼节。由此可见这位先生性格的率真和对酒的喜爱，而且有些不那么“儒”了。儒家十分重“礼”，不讲礼仪的人称不上是君子。五柳先生可不管什么君子不君子，他讲求的是做人的真诚和率直，坚决反对一切虚伪造作。

有酒必醉是五柳先生的标志性特点，也是日后陶渊明的突出特点之一。

4．安贫乐道

五柳先生很穷，他的家“环堵萧然，不避风日”，他的衣食“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但是他安然自得，颇为满足，“晏如也”。这样看，五柳先生又很有些儒家风度了。《论语·雍也》云：“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可见“安贫乐道”是儒家提倡的思想。五柳先生呢，也是极为努力地向儒家的古之先贤学习的。

文章最后，陶渊明对五柳先生表示了衷心的赞美，说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意思是，五柳先生不羞于贫贱，不追求富贵，是个不同寻常的人。那么他是什么人呢？难道他是上古生活在无怀氏和葛天氏时代的人吗？无怀氏、葛天氏都是中国上古盛世的帝王。无怀氏之治世“以道存生，以德安刑”，所以“当世之人安其食，乐其俗，安其居而重其生”。葛天氏治世是“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可见葛天氏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拥护和信任。陶渊明写“五柳先生”正是表示自己愿意做一个生活在那自然质朴时代中的纯真自在的人。

十分明显而又令人略感困惑的是，那个立志“献身报国”的“少年侠士”与这个“纯真自在”的“五柳先生”怎么看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可是，他们都是陶渊明早年的偶像。这是否矛盾呢？必须承认，这是有那么点儿矛盾的。事实上，青少年时期的陶渊明就是在矛盾中成长。他报国的愿望是真诚的、强烈的、积极的。但这时的陶渊明还不怎么懂得社会，也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人生目标。他只有一种激昂热烈的情绪，一种希冀不虚此生的强烈愿望。他给自己设计了一种高标准的、绝非苟安的人生境界，绝对没有任何消极避世的隐士情怀。但他同时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当时社会风气以及外祖父和母亲的影响，骨子里憧憬着随意恬静的生活。正是这种积极的心态和一些尚处于混沌不清状态的思想理念以及融化于内心的对自然本真生活的热爱，在左右着他，指引着他，他将一步步走出自己曲折反复却不同寻常的人生之路。

1. 蔡东藩撰《两晋通俗史演义》序，转引自《两晋的故事》，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7页。
2. 参见《路史·禅通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