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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者说

坐人间的车,驾非人间的马:卡夫卡作品选读 作者:黄荣华,郁蓓媛


编著者说

人类发展的关键性瞬间是持续不断的

“人类发展的关键性瞬间是持续不断的。”这是卡夫卡箴言第六条的第一句,这也是我写这篇序时想到的第一句话。

还是五年前吧,我们这一群语文老师就想到要编这样一套丛书——“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西方文化”,最初的念头就是要将西方文化中“人的发展”这一线索,用中学生能较好接受的方式介绍给中学生。现在,这套丛书的第一辑即将出版,在这里借这句话对这套丛书的编注作几点说明。

切入的角度——“文化”。

大家都清楚,人有两性:自然性与文化性。对一个人来说,两者密不可分。但与其他动物比,人因为文化性而显出了他的卓尔不群。或者说,人因为有文化而区别于动物,由此也可以说文化性即人性,人性即人的文化性。正是从文化与人性关系的角度出发,人们看到了文化对人性发展的意义。也因此,我们在编注这套丛书时,期待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的经典,述说这些经典对人性发展的影响,进而述说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

选编的线索——“人的发现史”。

人们在谈论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时,总会谈到两种文化中有关“人的发现”问题。在东方,“人”一开始就被发现了,如“人本”思想,如“博爱”思想,如西方现代性精神的三个重要支点——“开放、自省、反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只是因为封建专制的强大的压制力,这些精神因素不断地被挤压,以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这一方面显得很孱弱。

而在西方,“人的发现”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古希腊时期,人与神是模糊不清的,所以无论是神话故事,还是英雄传奇,塑造的神或人都是神人混合或曰人神一体的,像宙斯、阿波罗、雅典娜,像阿喀琉斯、俄底修斯、俄狄浦斯……无不如此。

古罗马时期,人得到了肯定。朗加纳斯在《论崇高》中说:“做庸俗卑陋的生物并不是大自然为我们人类所定的计划;它生了我们,把我们生在这宇宙间,犹如将我们放在某种伟大的竞赛场中,要我们既做它的丰功伟绩的观众,又做它的雄心勃勃、力争上游的竞赛者;它一开始就在我们的灵魂中植有一种所向无敌的,对一切伟大事物、一切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事物的热爱。因此,即使整个世界,作为人类思维的飞翔领域,还是不够宽广,人的心灵还常常超过整个空间的边缘。”这是西方第一次将“人”提到神的高度,对“人”的尊严给予了肯定与歌颂。

但随着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东罗马帝国的建立,那个漫长的中世纪来到了,神开始全面统治世界。马克思说,在中世纪,政治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等都从属于神学。此时,世间一切,都成了上帝的词典。人匍匐在神的脚下,成了上帝的奴婢。

14—16世纪,文艺复兴从意大利开始逐步蔓延到整个欧洲,“人”逐步向中世纪告别,向神告别。特别是在但丁唱响《神曲》100年之后的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了拜占庭,东罗马帝国覆灭,一大批学者携带着古希腊的文献与学术资料来到意大利,同时人们在罗马废墟中发现了大量的古希腊与罗马时期的艺术珍品。所有这些一下子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如恩格斯所说:“在它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于是,达•芬奇、卜伽丘、塞万提斯、培根、莎士比亚……一大批英雄一路高唱“人”的赞歌,终于使“人”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站立起来了。

18世纪,继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启蒙运动。“启蒙”即“照亮”,“启蒙运动”即“光明观念”的运动,即以资产阶级倡导的以个人为目的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原则,反对封建专制、宗教蒙昧,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解放。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是这一运动的杰出代表。

18世纪末—19世纪中叶发生的浪漫主义思潮,是西方中世纪与现代意识对话的结束。浪漫主义主张自我表现,崇尚理想主义、想象力和崇高美。雪莱说:“诗是一柄闪着电光的剑,永远没有剑鞘,因为电光会把剑鞘焚毁。”在这一文艺思潮中,人彻底战胜了神,人成了人的最高本质。此后,神再回到人间时,不再是束缚人的力量,不再是救世主,而是人的朋友、亲人、恋人。毫无疑问,雨果是浪漫主义最伟大的代表。

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现实主义思潮,是浪漫主义之后西方又一次重要的文艺思潮。它关注人与人的分离,上层与下层、贫与富的矛盾对立,以强烈的主体性观照现实:由个人到社会,为全社会人寻求发展个性、实现个性的途径;由个性到人道,重视对不同个性的理解与同情,带着魔性(批判性)重新寻找神性(人道)。在这一思潮中,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将“人”引向了人道主义的高峰。

1853年波德莱尔出版《恶之花》之后,西方发生了现代主义运动,至今已历160余年的风雨。现代主义通过不懈的努力,将文学表达由人的情感发展到人的意识、人的全部精神活动,使作品内涵得到了很大的拓展、深化;现代主义从重视对客观世界的主观体验,到把这种体验发展成为作品的“唯一现实”,由此发现人的真正声音往往被历史的声音掩盖、压抑,甚至为历史的声音所吞没。于是,在现代主义作品中,人的意识与人的内心活动的原貌、最真实的原始状态得到了真实、生动的表现。在这样的探索中,现代主义发现了“人”与世界的分离,发现了“人”与“人”的交流与理解的不可能实现,发现了“人”的不可能完美及其荒诞的绝对真实性,发现了“存在”与“虚无”的统一是“人”的唯一现实。在这样的发现面前,卡夫卡只能感叹:“目标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谓之路者,不过是彷徨而已。”“无论我转向何方,都有黑浪向我扑来。”卡夫卡的感叹几乎影响着此后所有的现代主义作家。

正是在“人的发现史”这一线索上,“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西方文化”第一辑选取了“希腊神话”、《圣经》、“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卡夫卡”这几个重要节点,以期呈现西方文化中“人神不分→神统治人→人告别神→人与人分离→人与世界分离、人与自身分离”这样的文化景观。

推介的期待——“让读者成为一个‘完整’人”。

随着现代商品文化对人的控制和西方后现代理论对人性的解构,现在的许多人也包括不少中学生,对人类几千年建立起来的基本信条、价值、秩序表现出厌倦、怀疑,甚至嘲笑,以多元消解中心,以他者消解主体,以相对消解绝对,以变动不居消解永恒,以随心所欲、纷乱无序的生活来消解人性中的美丽,如崇高感、悲剧意识、拼搏精神等。最终,人就在不同意义的碎片中生存,虚无而荒诞,就像洛夫的《解构》所言一样虚无:“昨日/我偶然穿上这一袭华美的袍/我脱去昨日,留下了袍//今日/我被迫穿上这一袭华美的袍/我脱去今日,留下袍//明日/我无意中又穿上这一袭华美的袍/我脱去明日,留下了袍//留下了袍子/便留下了虱子/留下了虱子/便留下了历史和/痒。”在这样的“解构”中,生活充满着“偶然”、“被迫”和“无意”,“袍子”美与不美都一个样,“穿上”与“脱下”都无所谓,因为“袍子”与“虱子”同体,“虱子”和“历史”同体,“历史”和“痒”同体。这样虚无的人生,正是现代人“碎片化人生”表征。

当人类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那些永恒的意义被消解,历史就不再有它可“究”的“天人之际”,不再有它可“通”的“古今之变”,更不会有它可“成”的“一家之言”;现实人生也就不再需要去追问“我为何而活”之类的本质意义,更不需要去思索“我自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些“白痴”式的永无解答的终极之问,只需要“即时”性的“酷”、“爽”、“超赞”,说“过把瘾就死”还是低端,最高级的是“无可无不可”“生即是死,死即是生”,一副“悠然人世中,潇然人世外”的模样。

不难看出,“碎片化人生”与“无信仰”有极深的关联。信仰是有中心的,信仰是一元的,信仰有历史建构的,信仰是有绝对价值的,信仰最终托起人生的整体性意义。若无信仰,生命就一定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即时”挥霍,人就会变为一头为觅食而东奔西突的兽,就会成为与社会失去必然关联的“失忆人”。

当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时代病症”之后,作为语文教师,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学生沉溺其中。我们期待,通过积极而有效的引导,使学生有较为完整的阅读,并在阅读中拾回失落的信仰,拾回人生的整体性意义,“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我们认为,作为一名现代中学生,要“成为一个‘完整’人”,就一定要将“现代”看作人类文明大河的入海口,然后“溯洄从之”,一直抵达大河的发祥地。这样,才可能完整地感受、体察、认识、理解这条大河,真正地感受、体察、认识、理解这条大河的伟大之处、辉煌之所,以及与自己人生的契合之命,从而叹之服之赞之,献身之,皈依之。反之,如果只是站在“现代”这个入海口,没有完整地拥抱文明大河的愿望与行动,那将永远不可能欣赏到大河的真正的生命伟力,也就永远不可能真正获得这种生命伟力,充盈自己的人生,“完满”自己的人生。

流淌到“现代”的人类文明大河由两大支流汇合而成,一大支流是中华文明,一大支流是外国文明。“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西方文化”正是要引导读者在外国文明支流上“溯洄从之”,形成较为完整的外国文明概念,成为他们从“碎片化人生”走向“完整人”的构建的一种推力。也许这种推力极其微小,但我们也乐在其中。

卡夫卡说“人类发展的关键性瞬间是持续不断的”。我们也要说:一个人的发展的关键性瞬间也是持续不断的。当沉浸于一本好书,为这本好书所激动时,一个人的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瞬间也就出现了。倘若“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西方文化”能给读者带来这种“关键性瞬间”,我们将感到非常幸福!

黄荣华

2013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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