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三十岁一代”作家研究 - 绪论

绪论

第一节　文学进程的代际观照：意义与传统

基于年龄的一致性划分写作群体，是文学界对作家进行类型化研究的一种途径，代际分类的主要目的是对特定作家群体的创作实践展开断代考察。然而，对于按照代际划分作家群的科学性、代际意义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等问题，各方的看法并不一致。

反对者认为，尽管基于年龄属性划分作家群体的做法遵循的是社会演进的基本时间规律，但以此对文学创作的主体进行身份定位却过于笼统、武断，这种先定性划分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外围厘定，并未基于对文学本体的多维度审视抵达科学命名的意义空间。事实上，对于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不宜进行简单的线性界定，因为相近年代的文化互渗甚至是隔代的文化反哺总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反映到某个时代的创作者身上，各代之间互相交叉、彼此呼应，构成了人类历史演变的常规。同时，年代归类法侧重于在宏观层面上判别创作群体的共性特征，容易忽视个体之间的内部差异。而文学创作崇尚对个性特质的彰显，作家彼此往往也缺乏自觉的群体性呼应，因此，这样的归类容易陷入代际想象的误区。陆建德表示：“如果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批评家称鲁迅、周作人为十九世纪的‘八〇后’，茅盾、老舍为‘九〇后’，那么他们就有忽略作家个性和特点之罪。难的是以成熟的语言辨析小说家的独到之处，而不是用僵硬的数字、泛泛的概念将他们一网打尽。标签用得多了，总结性的术语用多了，反而不利于批评能力的充分发展。我希望大家尽量少用或者不用‘八〇后’‘五〇后’这类表述。”黄发有认为，“将年龄与文学挂钩的基本策略是：遮蔽同龄作家之间的差异性，激化代际之间的精神冲突”。斯拉夫尼科娃在评论佩列文、索罗金、阿库宁、托尔斯塔娅等20—21世纪之交处于创作繁荣期的俄罗斯作家时表示，这批作家的特点之一就在于，“个性特点绝对超过代际的特点，他们没有统一的思想和艺术共性”。总之，反对利用具体年代对作家进行概念性命名和实质性正名的批评家和研究者要么不确定是否存在所谓的代际差别，要么对能否以适宜的方式呈现业已存在的代际差别心存疑虑。

在支持代际划分的人看来，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属于某个特定年代的人必定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价值意向、知识谱系、文化基质和情感记忆，每个年代区别于相近的其他年代的独立性特征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任何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文化的存在，他们虽然有其独特的心理结构和个性特质，但同样会不可避免地烙下不同时代的文化印记，带着不同历史境遇中的精神征兆。”比如，在中国，“20世纪60年代生人的童年到壮年，经历了中国社会由一元到多元，由禁锢到开放的种种变迁。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元的理想主义的红色氛围中度过的；他们的青年，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由一元到多元的剧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失落、激荡、亢奋中度过的。这种经历，必定在他们身上留下某些特殊的印记，并且形成某种精神特质”。又如，近年来社会上流行的诸如“70后”“80后”“90后”“00后”等说法之所以能为国人普遍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它们恰当地包蕴并且合理地体现了特定年龄段人群所具有的普遍的精神面貌和文化气质。

对于作家而言，年纪相仿是彼此在生活经历、心理基础、文化际遇、审美理想等方面存在共通的重要前提，而这种共通性正好构成各方对其进行代际区分的出发点。作家的代际审视是以整体性的文艺思维为抓手的学理分析，它扎根于特定时期的文学事实和文本现场，深入审度特定的作家和作品，通过对其相互作用的挖掘确认创作者的集体身份，把握创作成果的总体特征，揭示文学发展和演变的阶段性规律。对作家的代际现象进行概念化命名，首先应当确保它与文学现实之间能够形成语义上的互相指涉。这就要求研究者汇聚文学形态的一系列内部元素，将本质相关的创作者、作品的主题和诗学特征结合起来，呈现其内在的系统性及其异于外在文学事实的特殊性。而针对代际构建的批评模式则应该是动态的，必须在较长的期限内跟踪创作者在文化内涵、写作追求、文本策略等方面的种种衍变。同时，按照年代的演进梳理作家群体，并非要抹杀他们在书写方式和艺术特质上的差异——真正的作家理应个性鲜明，风格独具。代际研究恰恰可为基于共性的个体考察提供必要而充分的条件，以期探寻创作者的主体因素，对他们的真实存在进行有效去蔽。

国内外批评家和研究者从代际视角诠释作家创作的实例不胜枚举。洪治纲对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作家群体进行系统探究，他着眼于创作者的成长经历、创作特征和内在的精神走向。在他看来，“作为一个代际意义上的写作群体，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或被称为‘晚生代作家群’，或被称为‘新生代作家群’，因为他们的创作不仅与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而且与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也颇不同。可以说，他们是极为特殊的一代，也是非常值得整体研究的一代”。王涛则从命名考证、存在的合理性、代际特征、创作心理、精神向度、审美转向、话语风格、价值预估等多个角度对中国的“80后”写作展开剖析，将“青年身份”和“时代文化内涵”作为研究的着力点，论证“80后”存在的合理性及其艺术独特性。

在阐析20世纪俄罗斯的主流文学时，邦达连科以代际划分作为贯穿始终的原则。按照他的观点，1936—1941年出生的一批作家是俄苏文学史上最富有才华的一代，他们被通称为“四十岁一代”。而20世纪40—70年代却没有出现哪怕一个富有创造力的群体,也没有形成哪怕一次新的文学运动。出生于这几十年的作家或者成了独行客，或者依附于“四十岁一代”作家。而安宁斯基等人则主张按照所谓的“60年代作家”“70年代作家”来区分上述创作群体。比如，拉斯普京和马卡宁均出生于1937年，他们也都是在60年代的前期开始发表作品。不过，拉斯普京在60年代就已崭露头角，属于结束苏联文学僵化的“钢铁时代”，创造“解冻文学”并开启“青铜时代”的一批作家，因此应跟阿克肖诺夫、沃兹涅先斯基、阿赫玛杜琳娜、阿布拉莫夫、舒克申等人一道被纳入“60年代作家”当中。而马卡宁的作品在十余年后才引起各方的注意，他自然就被归于“70年代作家”之列。针对这两种划分方式，董晓认为，“60年代作家”“70年代作家”这组概念试图从精神成长的社会—历史环境角度来说明某一批作家的特点，相较于单从年龄角度划分因而具有时间局限的“四十岁一代”作家，它们更有说服力。张建华也指出，诗人苏哈列夫1987年提出的“60年代作家”“不再仅仅是一个作家创作历史时期的概念，而是一个获得了创作精神、艺术理念和价值观追求的更为宽泛的审美语义”。

无论是60年代出生的中国作家群体还是俄苏文学中的“四十岁一代作家”“60年代作家”“70年代作家”，都属于狭义的代际划分，概念的所指范围通过研究对象的出生或者成名年代加以明确限定。一般而言，狭义的代际划分可以细化成显性和潜性两类。显性的划分方式是以整十年的纪年周期为限，并以此命名，比如，60年代出生作家群、“70后”作家等等。隐性的代际划分并不拘泥于十年的周期，在命名上兼有时间维度上对年龄的侧重和文化维度上对群体显著特征和所处时代文化内涵的强调。比如，前面提到的“四十岁一代”作家，指的就是20世纪70年代前后在苏联文坛上脱颖而出的一批四十岁左右的才华横溢、风格突出的作家。被经常提及的大约有四五十人，包括阿纳托利·金、马卡宁、普罗哈诺夫、克鲁平、古谢夫、库尔恰特金、叶辛、米尔涅夫、阿法纳西耶夫等。又如，西班牙文学史上的著名创作群体“98年一代”和“27年一代”。前者指1898年美西战争前后开始发表作品的一批年轻作家，包括阿索林、巴罗哈、乌纳穆诺、巴列-因克兰、马查多兄弟、贝纳文特、马埃斯图、布埃诺等。他们年纪相仿，家庭状况和教育背景相似，他们的作品主要是讴歌西班牙的自然景色，反对国内统治阶级的闭关自守。而后者指的则是1927年积极纪念西班牙“诗仙”贡戈拉逝世300周年的一批年轻诗人，以佩德罗·萨利纳斯、豪尔赫·纪廉、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达马索·阿隆索、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赫拉尔多·迪埃戈和拉法埃尔·阿尔维蒂等为代表。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各异，但都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现代主义风格，崇尚自由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手法。陈众议等曾强调，无论是“98年一代”还是“27年一代”，都是断代概念。

广义的代际划分则不唯年龄因素独尊，而是侧重于从社会动因的角度出发，聚合精神调性和思想理念相近的一批同年龄层的创作者。比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象征主义诗歌迅速发展，前后一共掀起过三次浪潮。其中，第二次浪潮是象征主义诗歌臻于成熟的阶段，其代表人物勃柳索夫、巴尔蒙特、索洛古勃、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等人被称为“年长一代”，19世纪90年代，他们在诗歌经历危机之际进入诗坛，崇尚对美和自由的自我表达。20世纪初是象征主义的繁荣期，即所谓的第三次浪潮时期，其代表人物别雷、勃洛克、索洛维约夫等人被称为“年轻一代”，他们视哲学探索为创作要义。又如，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俄苏文坛出现了所谓的“前线一代”，这个战争文学的流派囊括了一批18岁左右参加卫国战争、战后根据亲身经历从普通官兵的角度描写战争的作家，如巴克拉诺夫、邦达列夫、贝科夫等，他们又被称为“战壕真实派”。相较于卫国战争前已经成名的法捷耶夫、肖洛霍夫、西蒙诺夫等作家，“前线一代”是战争文学的新人；而相较于六七十年代涌现出来的拉斯普京、阿列克西耶维奇等未参加过卫国战争，但也以此为题写作的作家，他们则是前辈。正因如此，这批人被视为俄苏战争文学的“中间一代”。

事实上，作为一种聚合研究的方法，广义的代际划分常常被运用于归纳和探析各种社会文化现象，比如，20世纪美国著名的“迷惘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前者的主体是“一次世界大战及美国经济大衰退期间，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一群自我放逐于巴黎及伦敦的美国年轻作家及知识分子。经过大战的洗礼，他们对自己这一代在成长中所接受的传统价值及理想感到幻灭，对于美国的地域主义和物质主义深觉不满，而战争的残酷无情，生命的卑贱无助，使他们无所适从”。以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作家群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关键的转型时期反叛传统，开启了现代美国文学的新篇章。后者则代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民间崛起的一种反文化浪潮，它“吸收东方禅宗的哲学与道家的放任思想，以逃避和柔性对抗的方法，放浪形骸，对传统社会、政治体制进行批判和抵制，甚至反抗知性的主智论（intellectualism），而奔趋浪漫感性的波希米亚流浪典型”。作家凯鲁亚克、诗人金斯伯格等都是“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又如，在西方现代史上占据独特地位的“六八一代”。20世纪60年代，欧美战后一代成长起来，在理想主义浪潮的席卷下，他们高扬反叛旗帜，试图从文化领域发动一场革命。鉴于1968年在德国、法国、美国等地发生了一系列相关社会政治事件，研究者们遂把成长于这段时期的欧美年轻人称为“六八一代”。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创作主体向来是探析文学代际问题的出发点，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代际其实是一个可以把对文学生产、传播、接受等方面的阐释连成一体的元范畴，它能为宏观认知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局限，进而探究特定时代的文学风貌创造广阔的可能性。总之，代际切入是在历史文艺学的视域中聚焦文学横切面的有效途径，而具体的观察视角理应是多种多样的。比如，20世纪后半叶以来，俄语文坛上涌现出了一批以文学代际更迭为主题的写实风格的小说作品，包括卡塔耶夫的《我的钻石王冠》、卡韦林的《被照亮的窗户》、阿克肖诺夫的《笑一笑》、多甫拉托夫的《记事本》、甘德列夫斯基的《颅骨环锯术》、德米特里耶夫的《合上的书》、别兹罗德内的《引文结束》、萨尔诺夫的《不曾寂寥》和波波夫的《燃烧的袖子》等。创作者们零距离地审度自身所处的文学语境，通过传记小说的形式反思一代人的历史命运和存在价值，把上述作品关联起来讨论不失为文学代际分析的典型思路。又如，文学作品的接受总是会随着读者群的代际迁移而产生变化，同时也与时代风格、社会氛围、传播介质等密切相关。互联网时代，现实与文本的关系急剧变化，新生代读者如何在快速化、碎片化阅读的趋势下消费文学、品读文学？在文学的社会规定性框架内探析上述问题无疑也具有代际研究的特征。

第二节　“三十岁一代”作家：划分理据与研究现状

“三十岁一代”（поколение тридцатилетних）作家是俄罗斯文学批评界和研究界遵循隐性的代际划分原则，沿袭“四十岁一代”作家的命名方式，为活跃在当代文坛上的一批创作者进行的归类。属于这个创作族群的成员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包括索洛马京娜、德拉贡斯卡娅、斯捷潘诺夫、奇若夫、诺维科夫、贝科夫、格拉西莫夫、乌特金、马索多夫、捷列霍夫、拉赫马图林、格里什科维茨、丹尼洛夫、鲁巴诺夫、彼得罗夫、库普里亚申娜、波戈金娜-库兹明娜、巴瑟罗夫、博尔特尼科夫、阿斯特瓦察图罗夫、古茨科、伊万诺夫、萨纳耶夫、索博列夫、帕夫洛夫、斯捷潘诺娃、斯捷谱诺娃、伊利切夫斯基、纳吉姆、梅利霍夫、库切尔斯卡娅、科切尔金、卢科申、阿勃加梁、扎哈罗夫、先钦、丹尼尔金、卡拉肖夫、马特维耶娃、叶利扎罗夫、穆斯塔芬、萨都拉耶夫、鲁巴诺娃、菲格里-米格里、卢科申、普拉托娃、伊季阿图林等。他们在苏联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光，心智的成熟和世界观的定型则发生在国家解体前后。年届而立，他们开始不断推出作品，呈现出蓬勃的写作姿态，其思想观念、文化立场、知识人格趋向开放，作品的精神内涵、审美趣味和话语风格独具特色。需要强调的是，“三十岁一代”这个概念的指涉范围并不完全封闭于1965年至1974年这个界限之间，少数在此时间段之前或者之后几年出生、写作追求和文学气质接近于这批作家的创作者也可酌情归于其中，如布托夫（1964—　）、普里列平（1975—　）、米纳耶夫（1975—　）、阿布贾罗夫（1975—　）等。

将“三十岁一代”作家列为综合考察的对象，基于对该群体创作共性与个性的双向互动式考察开掘其代际意义，既具有文学史依据，又顺应文学发展的趋向。

第一，这种分类具有可供集体回溯的起源性语境。“三十岁一代”作家成长于苏联后期，成名于后苏联时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出生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地方城市，成长过程中接受过完整的苏联式教育，叶利扎罗夫、伊利切夫斯基等还曾留学欧美。这批作家中的大部分人服过兵役，卡拉肖夫、普里列平等参加过20世纪90年代的车臣战争，古茨科则参加过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民族冲突相关的军事行动。长大成人后，他们或依托专业背景，或另辟蹊径，从事各种营生，并且逐渐在文学创作领域崭露头角，走上了作家之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们遭遇了社会失序。苏联解体后，政坛乱象丛生，经济危机四伏，统一的语言文化空间缺失。在转型的阵痛中，他们摆脱了旧有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的搅扰，也承纳着新旧价值观碰撞带来的冲击。属于“三十岁一代”作家的诺维科夫在接受同属于“三十岁一代”作家的普里列平采访时表示，他们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过、在转折时期受过煎熬、现如今充满力量的一代人”。由于各种社会禁锢被打破，新时期的文学呈现出非意识形态化的特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和社会思潮的左右”。与前辈相比，这批作家背负的历史羁绊较少，经受集体意识的制约有限；与后来者相比，他们身上尚留有清晰的苏联印记，虽然意识到个体生命存在的批判价值，但并不耽于个人经验的极端表达。“‘三十岁一代’作家理应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代人，他们不谙禁忌框架，在文学领域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一切”，诠释自身对社会转型和文化嬗变的感受与思考。可以说，客观经历和主观思想相对一致是“三十岁一代”作家创作题材和体裁具有共通性的前提，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承担、对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复杂体认构成这批作家重要的群体特征。

一般而言，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对其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作家往往都会有一段对自身创作至关重要甚至决定其文学倾向的成长经历。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出生的这批作家在刚刚步入社会时见证了国家解体，他们以往接受的生活意义和奋斗目标被整体颠覆，精神上和心理上经受的冲击不可谓不强烈。重大的社会变故把尚未完全做好应对准备的他们陡然抛进了不可预测的全新世界，这也促使其将作品置于典型的历史语境之中，借由文学创作对时代做出自我回应。写作理想的趋同性使“三十岁一代”作家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并以此姿态现身文坛，成为一种典型的文学现象。

第二，每个时代的文学都面临创作主体的新老更迭，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新生代”作家。20—21世纪之交，一批年富力强的创作者思想日趋成熟，经历日趋丰富，立场日趋鲜明，他们逐渐向俄罗斯文坛的中心聚集。“苏联解体后，作家遵循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和对小说的理解从事自己的文学创作，这已经成为此间小说创作的基本态势。但小众化、个性化并不意味着文学没有了在创作方法、价值取向、艺术追求、诗学表现方面具有共性特征的作家群体及其作品。”作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一种范式，按照年龄界限对当代俄罗斯作家进行分层考察直接呼应了寻找文学现实共性的需求，旨在捕捉文学发展过程中具体而微、丰富多彩的变化，感受并把握创作实践的多样性和规律性。

“在稳定、静态的社会中，代际的更替会依照‘新陈代谢’的自然节奏展开，衰老者退阵，新健者入伍。然而，在历史剧烈变动的时期，代际更替的速率往往会骤然加快。”俄苏历史变化频繁，屡屡发生的革命、战争、政治运动使得社会的演进往往处在不太平稳的状态之中，年纪相差十几岁甚至几岁的人，经历就有可能大不相同。苏联解体前后长大成人的“三十岁一代”在成长环境、社会资源、思想信念等方面都与前辈创作群体存在明显差异。当然，他们不可能一蹴而就地代替年长一代断然登场，而是与之构成共同在场、各就各位的格局，一同面对并书写社会转型时期的生存境遇。不过，由于参与历史的时机不同，对于由新的社会秩序营造出来的新的文学场域，新老两代作家的适应程度和接受程度不尽相同。在各种文学观念和文化立场的交叉渗透与对抗角力当中，当代俄罗斯文学创作的重心不可避免地逐渐朝着新生代作家倾斜。尽管他们或许暂且缺乏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广阔的生活视野，但其在年龄、身份、精力等方面的优势无疑是不可比拟的。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浸润在俄罗斯社会文化语境之中的“三十岁一代”作家不可能不被强大的文学传统所感染，也不可能不受到前辈作家的影响。无论是“三十岁一代”作家的自我认知还是批评家和研究者的爬栉梳理均表明，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可能作用于思想理念，比如，利莫诺夫之于普里列平；可能作用于创作题材，比如，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之于先钦的《淹没地带》，多甫拉托夫的《营区》之于普里列平的《隐修院》；也可能作用于创作风格，比如，果戈理之于叶利扎罗夫，沙罗夫之于伊利切夫斯基。可见，代与代之间并不存在鸿沟，而是呈现出交叉、延续与跳跃、更新并立的多向度态势。

“三十岁一代”的命名沿袭的是已被普遍运用的既有方式，即将作家的成名时间视为联结不同创作主体的首要条件——这批作家步入文坛并得到普遍关注时，年龄均在三十岁左右。这无疑是对新现象、新事实进行实质性正名的可行性尝试，此外，三十岁成名这一现象本身也暗含着对时代文化开放性、包容性特质的如实记录。从代际意义上寻找特定的文学创作族群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挖掘其蕴含的当代俄罗斯文学的表征意味，对于树立文学的全局观并且探寻属于文学整体性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均大有裨益。然而，作为一种文学命名，文字语符与客观事实之间应该构成最大限度的互证关系，在这一点上，“三十岁一代”与“四十岁一代”一样，都难以动态地体现特定作家群体创作的连续性。

如今，充满创作潜能的“三十岁一代”已然步入了常态化创作的稳定阶段，成了决定当代文学风貌的一股重要力量，对于推动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8年度俄罗斯“大书”文学奖专家委员会主席布托夫在宣布入围决选短名单的作品时强调，该年度奖项评选的一大亮点便是包括伊利切夫斯基、拉赫马图林等在内的“三十岁一代”作家实力突出。邦达连科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引领当今文学潮流的是最年轻一代的作家，他们在三十岁时就已经有三四本书出版，异常迅速地取代了四十五岁左右的作家而成为‘年轻文学’的中坚力量。”在他看来，“二十一世纪初的这一代年轻作家差不多有一百人，这是近五十年来第一次有如此众多的年轻人投身到这样一个纯然无望而又无利的事业当中。当然这一百多人当中只有二十多人出版了三四部作品，而极富才华的领军人物也只有三至四人”。而在《各族人民友谊》杂志组织的关于“00年代”文学的讨论中，邦达连科则点出了他认为值得关注的当代作家的名字，其中包括普里列平、叶利扎罗夫、萨都拉耶夫、帕夫洛夫、古茨科、先钦、卡拉肖夫、伊万诺夫、捷列霍夫等“三十岁一代”作家；巴辛斯基则把普里列平、伊利切夫斯基、先钦、伊万诺夫、库切尔斯卡娅等“三十岁一代”作家视为“00年代”的最大发现。

在社会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的全新语境中，当代俄罗斯文学面临着话语转型的挑战，文学的存在与发展、作用与功能都在寻找新的定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体描述某种文学现象或者某个创作群体不但难度很大，而且具有一定的风险，更何况“三十岁一代”作家正处于创作的活跃期，对他们的文学活动进行过程考察无疑是个不小的挑战。所幸的是，近年来，国内外的批评家和研究者已经开始聚焦这一鲜活而有价值的文学事实，对“三十岁一代”作家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从2001年起，俄罗斯开始举办青年作家论坛，每年从全国邀请数十位35岁以下的文学创作者参加。最初数年，“三十岁一代”作家一直是参与该论坛的主力军。他们集中亮相，互相沟通，并与读者、媒体、批评界和学术界展开交流，吸引了各方的关注。随着这批作家不断彰显创作活力，以他们为对象的批评文章、学术论文、文集和专著陆续涌现了出来。

2002年，科克舍涅娃在《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发表题为“还是那份爱——年轻人的小说：神话和现实”的长文，评介新世纪之初文坛新势力的整体表现。先钦被视为这批创作者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作者剖析的重点所在。2005年，《大陆》杂志把第125期定为俄罗斯年轻作家专刊，副主编叶尔莫林在评论文章《年轻的“大陆”》中以诺维科夫、古茨科、先钦、卡拉肖夫、科切尔金、普里列平、格拉西莫夫、帕夫洛夫的创作为例，强调“三十岁一代”鲜明而真实地记录了历史境遇造成的精神裂口。2006年，先钦本人在《大陆》杂志上发表长文《散落的马赛克：“三十岁一代”作家的短篇小说》，详尽分析诺维科夫、科切尔金、格里什科维茨、鲁巴诺娃、卡拉肖夫、普里列平、古茨科等在短篇小说方面的写作实践，透视作家世界观的变化轨迹及其对短篇小说主题呈现、形象塑造、内涵揭示等方面的影响。2007年，目标读者是年轻人的报纸《反应》刊登了博伊科的文章《青年作家的所言与所为》，文中归纳了这批作家创作实践的三个基本特征。2010年，博利沙科娃在《知悉·理解·技能》杂志上发表长文，对21世纪头十年俄罗斯的小说创作进行回顾，以伊利切夫斯基、先钦、普里列平等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为例，剖析现实主义创作的新动向。应当指出的是，在已经发表的文章中，针对“三十岁一代”作家的整体性聚合探究并不多见，而且缺乏体系性。相比之下，从流派、体裁、题材、风格等方面对创作者的个体特征进行梳理和概括的成果为数不少，视角和内容颇丰，它们散见于《文学问题》《新世界》《十月》《我们的同时代人》《乌拉尔》《大陆》《各族人民友谊》《北方》《旗》等文学刊物、各大学学报以及各种与文学相关的报章和网站上。

2011年，《文学问题》杂志精选1998年至2011年期间发表的多篇论文，结集成《20—21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出版。该书是对俄罗斯转型时期文学进程的全面思考，同时也勾勒出了未来的发展趋势。作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三十岁一代”作家的创作在该书中得到了较为全面的阐释。尤其是《2006—2009年俄语布克奖》和《00年代的新小说》这两部分包括了对伊利切夫斯基、叶利扎罗夫、先钦、伊万诺夫等人的专论。2011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21世纪文学十年总结：语言·文化·社会》问世，其中的《200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小结与前景》《论战背景下的现实主义问题》《当下文学进程之得失》等章节涉及“三十岁一代”作家的基本定位和写作追求等议题。2012年，普斯托瓦娅出版文集《厚重的批评：对俄罗斯小说的现实概括》，汇集了作者在各种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普斯托瓦娅近年来持续关注“三十岁一代”作家，她阐释了贝科夫、科切尔金、普里列平、古茨科、伊利切夫斯基、先钦等人的多部作品，主要聚焦自我书写、“小人物”书写、战争书写等内容。

俄罗斯迄今出版的相关学术专著多是在针对某一文学问题展开专题研讨时把“三十岁一代”作家的创作历程和成果当作实例加以分析。索罗金娜2010年出版的《当代俄罗斯小说中的艺术历史哲学：情节、语言、思想》一书把小说视为历史哲学的典型场域，探寻借助艺术文本解决相关历史哲学问题的途径，并用包括贝科夫、普里列平等在内的多位作家的作品加以佐证。维诺格拉多娃2010年出版的《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边缘空间》集中审视“新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边缘人物，通过对古茨科、贝科夫等人作品的微观症候观察，对当代人情感、精神、社会地位等的边缘走向做出宏观判识。2011年，斯克里普尼克和西济赫合著的《19—21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诗学研究：传统与创新》面世，该成果的中心论题是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承继与开拓。作者从伊利切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出发，归纳了当代文学文本在体裁和修辞建构方面的普遍特点。而在文学史研究领域，2013年出版的由阿格诺索夫主编的两卷本教材《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论及普里列平，认为他是“2000年代的一大发现”，并专门辟出一节讨论其小说体现的时空观。普里列平被纳入俄罗斯文学史教材的事实，意味着世纪之交崛起的新生代创作者虽然还处在“未完成”状态，但已经开始具有了文学史意义。

事实上，尽管丘普里宁、罗德尼亚斯卡娅、列克姆丘克、阿格诺索夫、邦达连科、叶尔莫林、拉蒂尼娜等资深文学批评家都对“三十岁一代”作家的创作颇为关注，但对其展开文学评论的主力还是一批20世纪70—80年代出生的后起之秀。在这些人当中，前文提到过的普斯托瓦娅、波戈列沃娅、加尼耶娃等女将均在对相关作家的创作进行长期跟踪研究的基础之上发表了一批资料翔实、观点新颖的文章。更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岁一代”作家当中的先钦、普里列平、贝科夫、丹尼尔金、萨都拉耶夫等人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也积极开展文学批评活动，而同时代人——尤其是同龄人——的创作实践自然是其评论的重点。例如，先钦于2008年出版的《散落的马赛克：当代文学论文集》既包括对俄罗斯文学现况的整体考量，也体现了他对创作主体年龄分层、现实主义流派的变化等文学现象的独到见解。又如，普里列平对30位各年龄段的俄罗斯作家进行采访，于2009年出版了访谈录《心灵的命名日：与俄罗斯文学交谈》。其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属于“三十岁一代”作家。普里列平变身为提问者和倾听者，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同时代的其他创作主体，为研究“三十岁一代”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应当说，身兼创作与批评两职，这让作家在一定层面上达成了批评主体与对象的统一，有利于建立更有内在张力、更直观的文学审读和评价模式。不过，囿于自身的能力和精力，我们在本书中只尝试管窥“三十岁一代”作家的创作面貌，暂不涉及其文学批评活动。

在我国，目前已翻译、出版的“三十岁一代”作家的作品包括乌特金的短篇小说《铁路宗教局》（王先晋译，《俄罗斯文艺》1999年第1期），帕夫洛夫的短篇小说《逃兵伊凡》（傅石球译，《外国文艺》1999年第3期）、短篇小说《世纪之末》（韩静池译，《外国文艺》1999年第3期）和中篇小说《官家童话》（凌建侯、赵桂莲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穆斯塔芬的《小马驹和两种命运（真实的故事）》（董晓译，《俄罗斯当代小说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普里列平的长篇小说《萨尼卡》（王宗琥、张建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伊利切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马蒂斯》（张俊翔、薛冉冉、刘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叶利扎罗夫的长篇小说《图书管理员》（刘文飞、刘彤、陈建硕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和短篇小说《玛莎》（黄东晶译，《当代俄罗斯小说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先钦的长篇小说《叶尔特舍夫一家》（张俊翔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短篇小说《远足》（隋然译，《十月》2017年第5期）和《灵感》（侯玮红译，《回到伊萨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乌特金的长篇小说《环舞》（路雪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和《自学成才的人们》（刘洪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萨都拉耶夫的中篇小说《一只燕子不成春》（富澜、冯玉芝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萨纳耶夫的长篇小说《把我埋在墙脚下》（陈淑贤译，南宁：接力出版社，2015年），丹尼洛夫的短篇小说《我们的主人公》（徐先玉译，《十月》2017年第5期），阿勃加梁的短篇小说《女孩儿》（吴丽坤译，《当代俄罗斯小说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阿斯特瓦察图罗夫的短篇小说《请勿投食及触摸鹈鹕》（沈莹译，《当代俄罗斯小说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斯捷潘诺夫的短篇小说《火鸟》（李希卢译，《当代俄罗斯小说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等。另外，贝科夫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传》中文版也已问世（王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对“三十岁一代”作家已有所介绍和评析。这方面的成果包括一系列评介作家创作现况的论文，比如，侯玮红的《当代俄罗斯文坛奇才奥列格·巴甫洛夫》和《蕴于悲剧中的批判——论奥列格·帕夫洛夫的小说创作》，王宗琥的《“新的高尔基诞生了”——俄罗斯文坛新锐普里列平及其新作〈萨尼卡〉》，张俊翔的《直面被世相遮蔽的凋匮与殇痛——论罗曼·先钦的农村小说》等，以及对个别作品主题内容、思想内涵、人物性格、表现手法等的专论，比如，赵丹的《虚构世界中的真实——俄语布克奖新书〈图书管理员〉初论》，陈爱香的《文本对话的多重意蕴空间——析〈马蒂斯〉的叙事话语机制》和《历史记忆：思想溃退后的精神引力——评叶利扎罗夫的〈图书管理员〉》，赵荣的《〈萨尼卡〉：民族性格的多维阐释》，薛冉冉的《在流浪中寻找自由和阳光——2007年度俄语布克奖获奖作品〈马蒂斯〉简介》，张俊翔的《无以抵抗的现实之恶与精神之痛——论罗曼·先钦的长篇小说〈叶尔特舍夫一家〉》等。另外，迄今已有多篇以“三十岁一代”作家、作品研究为题的硕、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通过了答辩，它们或对某部作品展开文本剖析，比如，以帕夫洛夫的《卡拉干达九日，或近日故事》，先钦的《叶尔特舍夫一家》《淹没地带》，萨纳耶夫的《把我葬在墙脚下》，格拉西莫夫的《青葱岁月》，普里列平的《萨尼卡》《隐修院》等小说为研究对象撰写的一系列硕士论文；或以文学流派为纲，在总结作品主题系统的基础上归纳作家创作的整体特征，比如，张栋以《新现实主义视野下的扎哈尔·普里列平创作研究》为题撰写的博士论文。

我国学者在对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文学进行整体把握和专题审辨的过程中自然也关注到了“三十岁一代”作家的创作成果。比如，张建华在专著《新时期俄罗斯小说研究：1985—2015》中论及现实主义小说时，分析了帕夫洛夫的卡拉干达三部曲（《官家童话》《马丘申的事》和《卡拉干达九日，或近日故事》）和普里列平的《萨尼卡》，而侯玮红在专著《当代俄罗斯小说研究》中讨论当代俄罗斯小说的题材与风格，涉及先钦、扎哈罗夫、帕夫洛夫、古茨科、卡拉肖夫、普里列平等人的多部作品。又如，薛冉冉的专著《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小说中的苏联形象研究》和陈爱香的论文《新俄罗斯小说中“苏联”记忆的建构框架》探析当代俄罗斯作家对苏联的记忆感知与生命想象，阐释了伊利切夫斯基、叶利扎罗夫等人在作品中重述苏联故事、重构苏联形象的问题。再如，王树福的论文《从俄语布克奖看俄罗斯当代文学的多元化》和陈爱香的论文《俄语布克奖与当代俄罗斯文学20年的历史演进》基于权威的文学奖项透视当代俄罗斯社会的文学生活，以获奖作品为中心把握文坛动向，描绘文学的变化轨迹。上述论文对古茨科、伊利切夫斯基、叶利扎罗夫、帕夫洛夫等获得过俄语布克奖的“三十岁一代”作家及其作品均有涉及。

在本书中，我们借鉴文学代际研究的既有经验，综合运用文本分析、原型批评、平行研究、影响研究等方法，把俄罗斯“三十岁一代”作家视为一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现象，审视其在社会深层变动过程中的创作实践，以发展的眼光挖掘其存在的文化合理性和艺术独特性。我们期望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第一，把对“三十岁一代”作家、作品的本体研究置于宏阔的社会文化系统之中，梳理文学言说与社会演变和时代精神嬗变的共生关系。第二，剖析“三十岁一代”作家作为俄罗斯文坛主力创作者的角色身份、文学气质、创作倾向、审美取向和话语风格，辨明群体立场，比较个体差异，对其做出相对系统的学理判断和学术考量。第三，通过对重要文学创作族群的条分缕析深化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认识，把握创作动向，窥测发展趋势。

本书包括绪论、主体部分的四章、结语、参考文献和附录（汉俄对照作家姓名索引、汉俄对照作品名称索引）。第一章从时代背景切入，廓清“三十岁一代”作家的创作语境，探究社会文化变迁对“三十岁一代”的心理投射，梳理成长环境等因素对写作的影响，从文学发生学的层面揭示该群体形成独特文化记忆的动因。第二章开掘“三十岁一代”作家的创作主旨，对作品的主题内蕴展开评述与讨论。第三章聚焦“三十岁一代”作家的叙事风格，归纳其实现自身创作理念的美学途径，探寻其艺术风格形成的内在规律。第四章选取两位“三十岁一代”的代表作家展开个案研究，探析其创作个性，解读其主要作品。需要指出的是，“三十岁一代”作家的创作式样繁多，体裁囊括小说、传记、随笔、诗歌等。然而，无论是从创作理念的多样性还是从作品数量和内容的丰富度来看，小说无疑都是体现文学自身探索、关联社会生活动向的主流体裁。有鉴于此，我们在本书中主要聚焦“三十岁一代”作家创作的小说作品。

对于按纪年顺序表达的时间概念，本书行文均使用阿拉伯数字，但在引用时则保留了原文的格式。
文敏：《为文学一辩——陆建德先生访谈》，见《书城》2012年第4期，第10页。
黄发有：《文学与年龄：从“60后”到“90后”》，见《文艺研究》2012年第6期，第15页。
张晓强：《2006年俄语布克奖得主斯拉夫尼科娃访谈录》，见《外国文学动态》2007年第1期，第10页。
洪治纲：《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杨澜、朱冰：《一问一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9页。
在中国台湾，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作家被称为“五年级作家”。虽然与大陆的叫法不同，但这样的分类体现的同样是典型的代际思路。
洪治纲：《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王涛：《代际定位与文学越位——“80后”写作研究》，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年版。
弗拉基米尔·邦达连科：《何谓俄罗斯当代文学中的主流文学？》，张新宇译，见《俄罗斯文艺》2008年第1期，第18页。
Аннинский Л．《Шестидесятники, семидесятники, восьмидесятники……》//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1991．No4.
董晓：《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对峙与嬗变——苏联文学发展历程论》，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276页。
张建华：《新时期俄罗斯小说研究：1985—2015》，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页。
由于这批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在莫斯科生活和工作，因此有批评家又把其称为“莫斯科派”。虽然这一概念是否准确并无定论，但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时间同一性的角度还是从空间同一性的角度审辨一批作家，都是对其创作展开类型研究的尝试。
潘桂珍：《关于“四十岁一代”作家的讨论述评》，见《苏联文学》1983年第5期，第61—65页。
陈众议、王留栓：《西班牙文学简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第185页。
张错：《西洋文学术语手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页。
张错：《西洋文学术语手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
Рытова Т．《“Поколение”как катег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истета.2009．No4．С.89.
针对当代俄罗斯作家的代际划分问题，库库林、别利亚科夫、梅列任斯卡娅、雷托娃等人提出了一系列方案，比如，“90一代”（поколение 90-х）、“二十岁一代”（двадцатилетние）、“00年代”作家（лисатели 《нулевых》）等。“90一代”囊括20世纪60—70年代出生并在90年代开始文学发声的一大批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二十岁一代”指的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成年后很快便在文坛上展现才华的卜克沙、沙尔古诺夫、佐伯恩、博加特廖娃、阿法纳西耶娃、杰涅什金娜、多布罗娃、科兹洛娃等年轻作家；“00年代”作家则指进入21世纪以来因发表的作品反响较大而获得较高知名度的一些作家。在我们看来，上述代际划分要么时间跨度过大，难以保证对象的内在同一性，要么归类标准过于模糊和主观，难以形成对它之外的创作主体的封闭性。
又译“巴甫洛夫”，根据《俄语姓名译名手册》（辛华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本书统一译为“帕夫洛夫”。
又译“谢恩钦”，根据《俄语姓名译名手册》（辛华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本书统一译为“先钦”。
Прилепин З．Именины сердца：разговоры с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ой．М.：АСТ：Астрель.2009．С.166.
刘文飞：《当下的俄国文学和我们》，见《俄罗斯文艺》2008年第1期，第4页。
Сенчин Р．《Рассыпанная мозаика．Рассказ в прозе тридцатилетних》//Континент, 2006．No130．С.425.
张建华：《新时期俄罗斯小说研究：1985—2015》，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姜涛：《从“代际”视角看五四之后“文学青年”的出现》，见《云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40—41页。
Степанов С．У большой премии появился короткий список：http：//www.bigbook.ru/smi/detail.php？4609.
弗拉基米尔·邦达连科：《俄罗斯文学：急剧的年轻化——2008年俄罗斯文坛印象》，王宗琥采访，《外国文学动态》2009年第3期，第7页。
同上，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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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X века．Часть 2/Под общ．ред．В．Агеносова．М.：Дрофа, 2013．С.683.
这部短篇小说另有一个中文译本，名为“逃兵伊万”，由赵旭黎、育乔翻译，收入《俄罗斯当代小说集》（拉斯普京等著，张建华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