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三十岁一代”作家的创作语境

“文学即人学”，这是马克西姆·高尔基对文学的经典见解。人是文学的终极认识目标和服务对象，文学的一切都是从人出发的，也都作用于人。作为文学创作的客体，人在自然与社会中的活动和情感具有独立存在和被加工、被表达的重要价值。而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作家是挖掘创作原型、架构作品人物体系、展现人物性格特征的主导者，也是为读者提供阅读的文本、确保文学系统正常运转的操作者。众所周知，人与社会密不可分。一方面，人是社会的存在，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人文环境当中；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借由高度的能动性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了观察“三十岁一代”作家，把握这批创作者的成长历程和创作规律，我们有必要首先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感受的文化氛围和所面临的文学状况入手，描绘社会、文化、文学转型的历史语境，概观其活动场域的普遍特性及其对创作者思想信仰、价值观、文化理念、写作意识等的影响。

第一节　“三十岁一代”作家的社会语境

文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始终受到环境的影响。任何作家都不可能脱离生存和思想的环境。无论其个人经历和社会态度如何，他都必须在特定的历史景观、社会图景、文化氛围当中生活、创作，他的文学表达也必然直接或者间接地与周遭环境紧密相关。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这种相关性又是“三十岁一代”作家的创作实践具有社会价值的前提和保障。

一、俄苏社会的历史衍变

从公元9世纪基辅罗斯建立至今，俄罗斯经历了一千余年时而波澜不惊，时而风谲云诡的岁月，社会历史进程格外丰富而厚重。20世纪，俄罗斯走过了一条跌宕起伏的发展之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事实莫过于与苏维埃政权的兴衰存亡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体制的变迁。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成立。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定》，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停止存在。同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最高苏维埃于次日通过决议，苏联的历史就此终结。

十月革命后，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发起了武装干涉和颠覆活动，新政权经过三年的国内战争才得以巩固。这场战争让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国内政局动荡依旧，人民生活艰难。1921年，列宁倡导、实施新经济政策，这对加速经济建设、摆脱政治危机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列宁去世后，接替其执政的斯大林分别于1925年和1929年开始力推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方针。“斯大林经济模式的全面建立是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后果。一方面，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通过指令性计划把工业和农业的建设、生产和发展纳入国家计划，构建了计划经济体系；另一方面，通过行政命令进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也进一步强化国家行政系统的经济职能。”不过，快速展开工业化、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也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根本性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关系骤然趋紧。这样的局面促使斯大林做出了阶级斗争正在尖锐化的判断，并最终导致其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从1928年开始的十余年间，大清洗进一步强化了斯大林的个人专权，形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场运动不仅是对反对派的政治镇压，更是对各级党员干部的无情打击和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严重践踏，而这一切都给苏联的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不宣而战。苏联人民奋起抵抗法西斯侵略者，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1945年5月2日，纳粹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伟大的卫国战争取得最终胜利。这是一场捍卫民族尊严、保卫国家主权的严酷战争，其胜利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损失为代价。当然，这场战争也增强了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大大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二战结束后，苏联开始恢复在经济、文化、民族等各个领域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受到国际环境和国内矛盾等因素的影响，在斯大林的提议下，苏联从1946年起掀起了一场批判运动，一大批科学界和文化界人士受到迫害。1953年，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他在此次大会上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标志着斯大林时代的结束和思想大解放的开端。在国民经济领域，赫鲁晓夫积极推行农业和工业改革，“在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一系列生产部门取得的生产成就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对后苏联时代的我们国家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它们证明，除了谷物生产，社会主义经济在各个领域都有了快速向前的发展”。然而，在国家管理方面，赫鲁晓夫虽然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从根本上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框架，经济杠杆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经济的稳步增长难以得到保障。1964年，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66年他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的执政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政前期，勃列日涅夫积极促进工农业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央集权逐步加强，计划体制的保守性越发凸显，勃列日涅夫主张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保持现有的平衡和稳定，竭力避免改变与革新，苏联社会由此进入了“停滞”时期。

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社会逐渐陷入危机。安德罗波夫执政时的短暂努力和契尔年科当权时的竭力支撑都没能让国家的经济局面和民众的精神状态得到改观。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随即提出了全面改革的“加速”战略。在他看来，所谓的“加速”应该体现在各个方面，既包括生产资料的发展，又包括社会领域、党的机构的活动，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加速。戈氏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表示，他下决心从经济改革入手，希望“打破障碍机制，建立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可靠而有效的机制”。这一时期，国营企业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租赁承包制得以推行，私营部门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对外贸易更加自由化。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改革措施贯彻得并不彻底，它们虽然动摇了旧体制，但未能使经济有序地过渡到新体制，状况反而愈加恶化。在经济改革受挫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公开性”政策，主张揭露妨碍加速的缺点，消除改革的阻力。实施“公开性”政策旨在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讨论政治和经济问题，重新审视历史，达到“历史无空白”。随着“公开性”政策的广泛贯彻，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程度不断加深，针对历史问题的揭秘越发大胆。对斯大林以及其他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批判演变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批判，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变成了对现有体制的讨伐。在“民主、自由”的口号下，民族分立主义浪潮高涨，1990年，波罗的海三国先后独立，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与日俱增。在严峻的局势面前，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强力手段控制国家。1991年8月19日，保守势力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软禁了正在休假的戈尔巴乔夫，并宣布接管其权力。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为代表的改革激进派拒绝承认该委员会，并号召人民奋起保卫民主。“八一九”政变失败，但苏联解体已无法挽回。

从布尔什维克掌权到苏联解体的70余年间，社会气候风云变幻，经济状况有起有落，人民生活甘苦交织。解体后，俄罗斯进入叶利钦执政的转型期。以私有化、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激进式经济改革（即所谓的“休克疗法”）和以修改宪法、选举杜马、改组政府为主要内容的深层政治改革并未能让国家局势得到大改观。俄罗斯没有走上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轨道，也没有建成完善的民主法治秩序。1996年叶利钦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后，俄罗斯政治事件频发，政府总理不断更换，经济危机险象环生，车臣战火时燃时灭，党派斗争异常激烈。社会的稳定和延续性发展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1999年底，叶利钦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并依照《俄罗斯联邦宪法》把权力移交给了时任总理的普京。叶利钦在对全体俄罗斯公民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致歉，“我想请求你们的原谅，因为有许多我们共同的愿望都没有实现。那些我们曾认为很容易的事情完成起来实际上却十分艰难。我请求你们原谅我，因为我没有实现某些人的愿望，他们相信我们可以轻易地从灰色、停滞、极权的过去，一跃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我自己也曾相信一切都可以一蹴而就，仿佛轻松一跃就可以越过所有困难。事实上没能一跃而过。在这一点上我太幼稚。有些问题极其复杂。我们是在不断犯错误和经历失败的同时向前迈进的。在这一艰难时期许多人都受到了震荡”。

有学者指出，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的政局动荡和经济衰退与其说是转轨阵痛，不如说是“帝国后遗症”。“越是强力控制的大帝国，一旦解体就更难建立正常秩序。”换言之，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现实成因的角度来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陷入一个相对无序的过渡时期都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整体转型期持续时间的长短和震荡幅度的大小与国家政策、外部环境、民众心理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

21世纪伊始，俄罗斯开启了普京时代。普京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率领国家管理者一边完善垂直权力体系，复兴国家武装力量，一边打击寡头，发展经济，同时推行全方位的多极外交策略。几年过去，当普京再次高票当选总统时，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已有明显好转。不过，彼时国内恐怖活动猖獗，国家强力部门与极端分子数度交锋，强力维稳，与此同时，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由于种种原因日渐趋紧。

受到俄联邦宪法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2008年第二个总统任期届满后，普京转而在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后出任政府总理。然而，即便是在所谓“梅普配”的四年时间里，俄罗斯各领域的工作总体上依然延续了普京担任总统时的方针政策。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领域，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油气生产和出口大国来说，能源产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颇大，是政府预算收入和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国际市场的能源价格无疑是该国经济命脉的关键。从1998年俄罗斯经济危机结束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这个时期，国际市场持续上涨的能源价格成了俄罗斯经济复兴的主要动力。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形势扑朔迷离，情况异常复杂。石油价格随需求的下降而下降，俄罗斯资源依赖型的增长模式遭遇严峻考验。

2012年，普京开启了第三个总统任期，在继续维持国家稳定与团结的基础上不断加强联邦体制、财政金融、民族事务、国防科技、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建设。然而，2013年以来，俄乌冲突导致地缘政治局势趋紧，美国和欧盟对俄实施的大规模制裁让后者的经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反映在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外汇储备等指标上。2014年底，卢布急速贬值，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下降。然而，在俄罗斯政坛上，普京并未遇到强有力的竞争者。2018年3月，普京第四次在总统选举中胜出，于5月再次出任总统一职。在接下来的六年间，俄罗斯内政外交的诸多方面都亟待改观，譬如，加强政治与经济活力，增加百姓收入，降低贫困率，改善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的问题，再如，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又如，维护周边环境安全，保护自身利益的问题等等。

近二十年间，俄罗斯历经了由诸多内外动因引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被车臣局势、俄格冲突、俄乌冲突等问题搅扰，遭遇了极端分子制造的多起大规模恐怖事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持续紧张。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普京执政以来巩固了以总统为核心的垂直权力体系，遏制了国家分裂，维护并提升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同时，当局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打击寡头和贪腐行为，为国力的增强和民族的复兴做了全方位铺垫。有俄罗斯政论作者概括了普京的政治哲学公式，指出其执政理念即俄罗斯的“主权民主”。这一概念既指民主的俄罗斯化，也指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还指俄罗斯在国内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其实质在于传达作为主权国家的俄罗斯根据本国国情自主确定民主发展道路的决心，为复兴俄罗斯大国地位及其战略的实施进行宣传。而美国学者艾伦·林奇使用“普京主义”这一术语定义普京的执政理念。在他看来，普京主义的实质是“既非共产主义也非资本主义，既非极权主义也非自由民主，普京创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后苏联混合型政治体系……”

二、“三十岁一代”作家的时代关切

以上我们以高度浓缩的方式回顾了千百年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俄罗斯社会的发展历程，旨在立足于社会背景，将“三十岁一代”作家的创作动因还原到历史过程中加以审视。虽然这批作家的人生之旅始于勃列日涅夫时代，但他们的长辈都经历过更早以前的肃反与解冻、战争与和平。在血脉情缘的延续过程中，国家和社会变迁的点点滴滴通过家族的传袭得以自然入微地体现，并且对后代的个性、心理和世界观的形成发挥着潜在的规约作用。同时，体现历史宏大形势和细微症候的文艺影像、音像和文字材料广泛传播，社会覆盖面不断扩展，这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对社会演进规律的认知。从基辅罗斯到俄罗斯帝国，从苏联到俄罗斯联邦，千年以来的思想文化积淀，内政外交的经验和教训，民俗风情的继承与创新为包括“三十岁一代”作家在内的当代俄罗斯人认识自我内心与周遭环境的关系设置了厚重的背景。虽然每个个体在历史的沧海中都是毫不起眼的一粟，但是其生活视野的界定与精神气质的养成却从来无法脱离复杂的社会语境。

在人生的初始阶段，“三十岁一代”作家赶上了社会“停滞”时期，尽管他们基本上没有忍受过饥饿的折磨，但也不太可能拥有甚为丰富的物质体验。苏联后期的现实情况成了他们描绘自我精神履历的原初底色。等到他们日渐成熟，步入社会之时，又碰到国家的全面转型。经济的市场化已成定局，这让他们不得不首先关注现实的物质利益，确保能够安身立命、成家立业，同时还要创造自我发展的空间。世纪之交，信息化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三十岁一代”作家与其他俄罗斯百姓一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自身的价值观受到冲击，内心的体验持续更新，对一切皆需加以调适。与此同时，时间的长河却始终在不可逆转地向前涌动，此起彼伏、波澜壮阔，为“三十岁一代”作家提供了繁复缤纷的社会图景和丰富多彩的观察视角。毋庸置疑，文学作品营造的艺术世界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具有同构呼应的关系，作家的创作必然体现自身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感知、透视与评价。通过他们塑造的每一个人物、搭设的每一个场景、展现的每一个情节均可管窥现世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