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民国三十五年丙戌(1946年) 先生二十二岁
本年,先生往上海博物馆谋职,因只有高中文凭,只能担任助理员,遭先生拒绝。
先生自述:本来我不想读大学,大学有些东西不见得高明。原来有人给我介绍工作,很抱歉,只有高中文凭,不行。高中文凭只能当助理员,去助理谁呢?老子不干!后来去读大学,本来想读北大。结果没有去……当时已经打内战了,我妈妈只有我一个儿子,不放心。我想读光华大学,因为吕思勉先生在那里当系主任,光华大学是私立学校,贵得不得了。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考复旦大学呢?我说复旦算什么。以前我妈妈她们讲到复旦大学是非常鄙视的,因为复旦大学抗战前是私立学校,说它是野鸡大学。光华的学费很贵,我妈妈借了点钱,东拼西凑。人家跟我说,复旦大学现在是国立大学,不收学费。我一听,这还不错,所以读了复旦大学。
本年,先生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国文试卷题目叫《孔子与墨子》,中文系主任陈子展给先生的卷子打了100分(17)。陈子展曾说他生平曾给入学国文试卷打过两个100分,一个98分,100分其一为黄永年,98分则杨廷福也。
选修丰县蒋天枢所开“大一国文”(18)。
先生有《看雨忆旧(六月十日)》:
榴花着雨万顷泉,忘却江南五月天。犹忆忍寒庐曾往,推窗山晓满城烟。
《顾颉刚日记》九月十三号星期五(八月十八):“丕绳偕黄永年、常厘卿来。”
先生自述回忆在1946年第一次晋谒顾颉刚的情景时说:“我这时已通读过《太平广记》,曾用《广记》的材料纠正博物馆根据罗振玉旧说认明器中有角兽为魌头的错误,很想进而用《广记》来对两《唐书》作校注,那天便向顾先生报告了这个想法。事后丕绳先生说:‘顾先生对你印象颇好,说《太平广记》是部大书,能通读就很不容易。’”
《顾颉刚日记》十月五号星期六(九月十一):“晤宽正、丕绳、大沂、名世、黄永年等。”
十月六号星期日(九月十二):“丕绳偕黄永年来”;“应童丕绳邀,到大舞台看白玉艳演《李十娘》、《青石山》及《斩经堂》、《夜战马超》。晤承名世父子及丕绳、永年。”
冬,先生在上海河南路商务印书馆门市部购得陈寅恪先生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先生《我和唐史研究》说:光读古籍,不接受“五四”以来史学界的新成果,仍有成为乾嘉学派末流以至冬烘学究的危险,因此也得在这方面花功夫。记得上大学时,曾用一两个月时间到图书馆把当时较有声誉的学术期刊如《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燕京学报》、《清华学报》、《辅仁学志》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全部浏览一遍,就是为此目的。
先生曾云:“研究唐代文史的兴趣也在这时产生了,引导者即是陈寅恪先生的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是1946年冬天在上海河南路商务印书馆买到的,同时还买到寅恪先生的另一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不过当时看不懂,看懂且引起兴趣的是这册《述论稿》。原先我上高中时已看了《通鉴纪事本末》,是当章回小说那样看热闹的;读了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才知道如何读史书、如何做研究的门道。几十年后我从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里看到这样的话:‘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我想,这不也正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寅恪先生其他著作使用的方法吗?这种科学方法把我从《资治通鉴》等以君之明暗、臣之忠奸去解释历史的陈腐观念中彻底解脱出来,我至今仍深深地感谢。
“但当初我还没有直接接触唐代政治史,而是先从文化领域下手,这又有个原因。即我在1944年高中毕业、到其时中央大学的南京部分混了半年回常州自学后,曾从吕诚之师处借来《太平广记》通读。《广记》中多数是唐人的杂记小说,使我能利用来解决一些唐代文化上的问题,首先是‘魌头’问题。‘魌头’者,据《大唐六典》、《唐会要》等本是‘方相’一类的东西,《太平广记》记载‘方相’变怪之事甚多,从中可知道它是用竹或荆编扎成形在送葬时开路驱邪的,并非埋进墓里的明器,‘魌头’自亦如此。因此其时博物馆里把唐三彩中怪兽状的明器按照罗振玉所说标为‘魌头’,显然是错误的。1946年冬天我写了文章在上海博物馆主编的《文物周刊》上发表,很快博物馆就去掉‘魌头’的标签改标为‘镇墓兽’。由此我还写了一系列考证明器的文字。”(19)
先生始作明器的研究论文,包括:《明器称谓考》、《方相的流变》、《魌头与方相》、《论木明器在古明器中的地位》、《战国汉唐明器中的木俑(上)》、《战国汉唐明器中的木俑(下)》、《汉唐明器中的木马》、《论唐代明器中的瓦质明器》、《唐代的十二神——文物随笔》、《“十二支神像”补考》、《时傩中的十二兽》、《唐代的玩偶——新妇子》、《宋代的明器制度》、《元明的明器制度》、《近代的明器制度》、《玉俑》、《评古明器图录》。
我国第二部明器专书的作者,时任厦门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读到上述讨论明器的文章,通过上海市立博物馆致函先生,一是同意先生将“魌头”应正名为“方相”的见解,二是索取《文物周刊》第10期上那一篇(按:《方相的流变》)。从信中的口气他不知道先生只是个大学一年级生。先生回了信,寄了那篇文章的剪报(20)。
十一月,顾颉刚至复旦大学授“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商周史”课。先生云:“我听课就在此时。顾先生并不擅长讲课,喜欢写黑板,可惜不久即忙于别的事情没有能再来。我这辈子听顾先生讲课就这一回,记得只有两次,大约四节课。”(21)
十二月,先生开始为顾颉刚先生写作历史读物《中国通史》,至1948年4月,先后成书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