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1962年壬寅 先生三十八岁
先生摘去右派帽子,安排在西安交大图书馆工作,业余重理唐史旧业。
顾青《追忆黄永年先生》:“谈到自己当右派,黄先生说:那些人真是瞎了眼,让我这个右派到图书馆去改造。他们自己不喜欢的地方,就让我去,我正好有机会读书!”(21)
先生寒假赴山东济南探望童书业及儿子黄寿成,并在济南购得四印斋初印本《樵歌》。
先生为童书业《中国美术史札记》润饰文字。
先生继续与谢国桢通讯讨论古籍版本。
黄永年藏《李义山集》跋语
先生1957年后已蒙错划之厄,谢国桢刚主仍不避嫌矮,折节下交,使先生有“空谷足音”之感。两人时常通信讨论旧书版本(22)。当时南开大学的朱鼎荣协助刚主校订清人全祖望的《鲒埼亭文集》和《外集》,先生有一部《外编》抄本和刻本颇多异同,因此借给刚主使用。先生所存的《幸存录》抄本也借给了刚主,刚主看过后抄录了为《明季稗史》本所无的“东夷大略”部分,并在增订《晚明史籍考》时在《幸存录》的版本项里加上“武进黄氏藏旧抄本”。谢国桢刚主借过几本书给先生看。刚主还寄赠了焦循焦里堂所批郝懿行笺疏的项刻《山海经》(笔者按:这是部黄纸本,因为有里堂的批,价值远胜一般白纸本)、叶昌炽早年的读书笔记手稿(笔者按:叶昌炽的著作也是先生一向喜读的),还替先生从上海买到一部先生访求已久的清初写刻本《西昆酬唱集》。
先生大约此时开始与吴则虞通讯,谈论旧书版本(23)。
先生在《古籍版本学》第二章“参考书”云:“吴则虞也撰写《续藏书纪事诗》,已完成初稿,由于‘极左’干扰,‘文化大革命’前即未敢付印。‘文化大革命’后吴氏病逝,此初稿不知是否能保存下来,听说所收远较伦明的详备,甚望将来能整理出版,以保存半个世纪以来的藏书掌故。”
六月十二日,顾颉刚致周扬函,请求调黄永年进京为助手:“黄永年,籍江苏武进,年约三十五,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他毕业时周谷城主任要留他作助教,但华东教育部不允,被派到交通大学任近代史教师。交大一部分迁西安,他随着前往。不幸于1957年整风运动中,该校近代史教研室六人全划为右派,他亦在内。嗣后即少通讯,不知现在已脱帽否。他天分甚好,早岁即从吕思勉先生受学,研究历史已经入门,甚能解决问题,倘得一适当环境,容其进修,将来一定会有较好的成就的。”
《顾颉刚日记》六月十三号星期三(五月十二):“昨与项平通电话后,昨得张北辰电话,知北京市报进户口极难。今日因与周扬同志函,请其由文化部与北京市人委洽办,又连带说黄永年、王煦华两人。”
六月廿八号星期四(五月廿七):“下午田珏来,传周扬同志命,谓决以大力支持我,所提刘、黄、王三人无问题,予何幸而得此支援也?亦何不幸而八年之间几为尹达所扼杀也。”
九月,先生辑录《唐房行履录》。
嘉德2009年拍品422号《唐房行履录》,黄永年辑,五册,为黄永年先生稿本,绿色方格纸,有三册为陕西师范大学稿纸。内抄《参天台五台山记》四册八卷。《唐房行履录》等一册,文中有批注及校改,并有“年注”及“年记”等字样,朱笔批改,题“1962.9.25校毕”等,可知为黄永年早期稿本。且该本经黄永年先生之子黄寿成认定,大部分为永年先生亲笔。
《顾颉刚日记》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四(十月十九):“写黄永年、李民信。”
顾颉刚先生致先生函:
永年同志:
您来的先后两信,我都收到了。您重归人民队伍,使我非常高兴,特此奉贺。我为《尚书》工作所困,越钻越深,要想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大诰》一篇已成三十万字,可是至今没有写定。为了赶工作,一切朋友来的信我都搁起了,累您盼望,万分抱歉!您决心专精先秦两汉及唐史,好极。所要《国语》函中,徐元浩的一部我没有,令岳则有之。董增龄的一部我是有的,但常要翻检,也无法寄你。这二书,书肆中都少见,否则即可买了寄去。但这二书都不算好,董书平庸,徐书则简直有常识性的错误。您已写出的《常田部田试释》一篇,请即寄来。新建设社和中华书局合办的《文史》正需稿,我可以介绍。第二辑中,我有一篇《世俘篇校释》,出版后请审阅。《史林杂识》是从《浪口村随笔》中选出54篇,又加以增补,均年内可出书,届时即寄览。此后二编、三编即陆续出版。祝你们全家安好!
顾颉刚 1962.11.15.(24)
《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九卷1962年冬起的《愚修录》(一)“陆梁”二义条:“一九六二、十一、十八,黄永年君自西安来书云:‘前读《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冬十月:“诏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贼陆梁边陲。”以此知《史记索隐》释“陆梁地”为“其性陆梁”,殆有所本,非经杜撰,惟此亦非“陆梁地”之本义。《浪口村随笔》有“梁州名义”条,受业以为正可援释“陆梁”。……窃谓“陆梁”之名殆由五岭而来。’所谓‘陆梁地’即‘大陆上的山岭地区’之谓,又南北朝前,南人之强悍有逾北人,秦军之进取南越即大受挫折,因而‘陆梁’一词,日久渐成强梁不驯之形容词,通行于两汉、三国时代,高贵乡公之诏未必有意用典也。此说甚是,当并入《九州名义》。”此信为先生安排在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工作后,购读新出标点本《三国志》后所写(25)。
谢国桢先生致函先生:
永年先生:
久未通候,际旧岁除,想新年通吉,痛饮。尊藏《鲒埼亭外集》钞本当由津寄上,至希释念。寄上小作一篇借作吾兄新岁假中消遣之用,并望指正。尊况何似,得何新书,有何佳构,便希示及。匆匆,此祝年釐!
国桢谨上 十二月廿八日
时与顾颉刚先生晤面。(26)
先生自述,当时南开大学的朱鼎荣协助刚主校订清人全祖望的《鲒埼亭文集》和《外集》,先生有一部《外编》抄本和刻本颇多异同,因此借给刚主使用。此信即该钞本使用完毕后所作,上海古籍版《鲒埼亭文集》卷首有朱先生1962年12月序引一篇。
先生致函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指出其新撰写历史剧《武则天》附录《武则天出生在广元的根据》中,李商隐的《利州江潭作》诗题和“感孕金轮所”的自注理据不足,武则天生于武德七年(624),与她同时李峤《攀龙台碑》及《册府元龟》都未有其父武士彠担任利州都督的记载。《攀龙台碑》更明确说武士彠担任利州都督是贞观二年(628)至五年(631)。郭沫若院长未作答复(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