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胡华同志相处的岁月^[*]

与胡华同志诀别已经十个年头。回忆当年和他相处的岁月，随从他学习，共同工作，一起读书、议论、写文章，一起谈天、逛街、游览，往日的情景，历历在目，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

我和胡华同志于1948年在正定华北大学相识。那时我从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进入解放区，在华北大学一部学习。该校是一座革命的熔炉，锻炼、培养青年知识分子，以迎接即将来临的全国胜利。学校分成四部两院，一部是政治训练班，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短期培训；二部是教育学院，有较正规的本科，分设系科；三部是文艺学院；四部是研究部。两院是工学院和农学院。胡华同志是华北大学一部最年轻的教师，给我们讲授中共党史（当时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我虽然是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学生，热爱历史专业，读过一些通史和专门史，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党如何诞生、如何成长、如何奋斗、如何历经挫折走向胜利，我所知甚少。第一次从胡华同志那里听到这些知识，了解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发展，犹如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既新鲜、惊奇，又兴奋、感佩，对共产党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那时，青年知识分子成群结队投奔革命阵营，华大的学生激增，几天之内就新编一个班，我被编在第十七班。上课是在一片广场上，成千人坐着小马扎听课。华北大学的教师们都富有革命经验，学识广博，口才雄辩。胡华同志是很突出的一位，他的课程内容丰富，条理清晰，语言生动，分析史事精辟而深刻，讲课带着充沛的革命感情。当他讲到死难的烈士、牺牲的军人时，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可歌可泣的斗争情节，真实地反映了爱国爱党的浩然正气和甘冒斧钺的刚烈精神。他讲课至激动处，往往声泪俱下，满座为之动容，成千青年的心灵被课程内容深深地打动。新中国成立前后，胡华同志经常讲课、做报告，听过他讲课的人不下几十万人，其影响之广、作用之大是难以估量的。胡华同志是革命队伍中杰出的教师、宣传家，我听了他的课，深深为这位年轻的革命教师所折服，那时他只有二十七岁。

十分有幸，我在华大一部结业后，被留在一部的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工作，组长就是胡华同志，从此和他共处三年多时间。组员有冯拾、李季、彦奇和我，进城后又有彭明、潘喆、何东、王淇、戴鹿鸣等同志。

1948年底，我们向胡华同志报到，他坐在昏暗的小房中，这是他的书房、卧室、会客室，披着一件破旧的羊皮大衣。当时，大家穿着灰棉制服，他的那件皮大衣可算一件奢侈品了。小房里杂乱地堆放着许多书籍、刊物、报纸。他正伏案写作，抬头打量了我们一眼，放下笔，招呼我们在炕沿坐下，向我们微笑，和我们交谈。谈论内容我已记不起来，而他亲切的微笑、柔和的声音，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胡华同志是待人宽厚、爱护后进的好导师。他督促我们学习，要我们多读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的书。他那里有一套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当时是难得的珍本书，我借来第一次通读了毛主席的著作。进城以后，胡华同志忙碌起来了，在校外讲课、做报告，出版书籍，为报刊写文章，主持行政工作（他是华北大学第八区队的区队长）。我们做他的助手，也跟着忙碌起来。他讲课经常在大礼堂内，听众成百上千。党史中很多人名、事件、词汇，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人不熟悉，需要有人写在黑板上，我和彦奇同志担任这项板书工作。因此，胡华同志每次讲课做报告，总有我们两个人跟随着，人们戏称为“哼哈二将”。

胡华同志写文章，我们帮他找资料，记得当年他撰写中苏关系的文章，我们抄录了许多资料，和他一起商讨整理和分类的方法。有时也给他起草几段文字，他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中最初未写东北抗日联军一段，即将付印时发现此一重大遗漏，要立即补上。他要我连夜起草，口授了提纲、要点，又给我找来一些重要材料，草稿写成后，和我一起字斟句酌地进行修改。他写作的态度极其认真，一丝不苟。

胡华同志对我们的思想、学习、生活都很关心，用他的微薄稿费给我们购买生活用品，如毛巾、肥皂之类，有时请我们打牙祭，在小摊上吃馄饨。他平等待人，从来不摆师长和领导的架子，总是那样和蔼、亲切，询问大家的要求，听取大家的意见。他对人宽容，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即使你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或者顶撞他几句，他也不会疾言厉色，总是淡淡一笑，慢慢地解释。他在第八区队工作，为了进行研究，把彭明、彦奇和我带到区队上，我们的任务就是读书、找资料、研究、写作。那时，我们之间朝夕相见，有时讨论，有时吟诗，有时散步，四个人亲密无间，相处极为融洽。

那时，胡华同志精力旺盛，忘我地工作，往往彻夜不寐。他撰写并编辑了许多著作、文章、材料，还组织和指导别人写作。当时，他要我挑选一个研究题目，试着写作。抗日战争，在我们一代人心灵中留下深沉的伤痛，抗日胜利也给我们带来了最大的欣悦，可是国统区人民对抗战中共产党、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作用并无了解，我想用通俗的演义体裁，写一本抗日战争的简史。这个课题受到胡华、彭明、彦奇的支持，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指导，胡华同志读了我试写的章节，感到满意，鼓励我坚持写下去，并给我保证时间、提供资料、介绍出版。1951年，《中国抗战史演义》以王金穆的笔名在新潮书店出版，这是我在胡华同志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处女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掀起了学习党史、革命史的热潮，胡华同志在其中发挥了卓越的作用。他经常在各处讲授中共党史、中苏关系史、时事形势，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是当年最畅销、最有影响的党史教科书。为了配合全国的学习，胡乔木同志指示胡华主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彦奇和我协助编辑，收集了党的许多文件和各种珍贵资料，大多是胡华同志收藏和借来的，篇目经乔木同志审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畅销几十万册。所得版税极为丰厚，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由胡华提议，用我们三人的名义购买一架飞机，捐献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

1951年，一场狂风暴雨骤然降临，胡华同志遭到批判，我不理解为什么要进行批判。胡华同志自进城以后，废寝忘食地工作，宣传党的历史和党的政策，使广大人民、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经历的艰难而伟大的历程，更加热爱党，投身中国革命，他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最重要的罪名是：胡华为新潮书店组织了许多书稿，而新潮书店是一家私营书店，这就沾上了与资产阶级勾结的罪状。其实，新潮书店的同人大多是跟随共产党多年的文化出版界的进步人士，他们当年所做的也是有益的工作，即使有缺点，也可以引导、纠正，没有必要扣上大帽子，一棍子打死。思想文化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和“左”的倾向，只能给工作带来损失。

胡华同志遭到党内批判，再三检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同他在一起的人也受到株连。当时，没有任何人指出我们所写的内容有什么错误，但我们还是要检查资产阶级思想。从此，在胡华领导下一个颇有生气的青年学术群体停止了写作，偃旗息鼓，闭门思过。

此后，我被调往中国历史教研室，和胡华同志不在一起，见面少了，但有时还聊天、谈心。胡华同志经过批判之后，锋芒骤敛，谨言慎行，很少写文章，但仍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他关心党史领域中如何推进研究工作，并向我多次谈起。他说：《红旗飘飘》是很好的党史资料和教材，这些都是活着的革命者的回忆录，还有许多牺牲了的烈士已长眠地下，不能撰写他们轰轰烈烈的革命经历，希望能组织一批同志来为共产党的烈士写传记，将英烈们的事迹传之久远，这是推动党史研究的一大举措。我不知道他后来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缘起，但他早就萌生了这一念头，多次和我谈论过。

60年代，思想学术界的批判之风大盛。杨献珍、孙定国、孙冶方、尚钺、巴人（王任叔）、周谷城、罗尔纲，一个接一个地被批判，胡华同志再一次难逃劫数。他赴外省市巡回讲学亦被点名批判，他不承认讲学内容有什么原则错误，这样一来，只能遭到更猛烈的批判。他虽感到苦恼，但扪心无愧，尚能坦然处之，我见到他只能说几句劝慰的话，他的身体却明显地衰弱了。

我又一次和他长期相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牛棚里。这场失去理性的疯狂行动使许多人蒙受灾难，胡华和我都在被打倒之列。工宣队进校之后，把被打倒的干部、教师集中在一起，我和胡华等二十多人挤住在两间小屋中，每天劳动、写检讨、听训话、背语录，过着牢狱般的生活，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黑帮”之间即使是从前十分熟悉的同志，表面上也只能如同陌路，不敢公开交谈，但一有机会，就要低声谈几句，通一点消息，说两句宽心话。自己已被批得“体无完肤”，但仍忘不了用剩余的一点微热去温暖别人被冻得快要凉透的心，真所谓“涸辙之鲋，相濡以沫”。胡华同志不愧是经过锻炼的老干部，虽处逆境中，仍保持坚强、乐观的心情。他相信局势会起变化，鼓励“难友”们勇敢地坚持下去。有一次工宣队和红卫兵布置学习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还要写学习心得。在没有人的时候，他低声对我说了八个字：“造谣诬蔑，一派胡言。”他也是敢和工宣队、红卫兵讲理、顶撞的人。有一次，他和工宣队争执起来，为的是要给一位年老体弱的老干部减免体力劳动，他据理力争，言谈从容，不畏惧工宣队的权势，终于说服了工宣队，达到了要求。

不久以后，我们被“半解放”了，有了行动自由，恢复了党籍，但仍是列入“另册”的人，下放到江西余江县刘家的“五七”干校。凑巧的是胡华和我都分配在养猪班当猪倌，相处近两年，一起喂猪、清圈、做饲料、值班守夜。“五七”干校中仍然风波迭起，不时敲响批判的锣鼓。有一天，忽然有人贴出要批判胡华的大字报，开列的罪名仍是“反动权威”“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资产阶级”之类，并加了一条新的罪名。胡华同志是浙江奉化人，在江西干校期间曾请假回家探亲，因蒋介石也是奉化人，大字报中竟说胡华回奉化探亲是怀念蒋介石，策应蒋介石“反攻大陆”，这种莫须有的罪名真令人啼笑皆非。胡华同志毫无惧色，找到那个写大字报的人，把他驳斥得哑口无言，这场所谓“批判”因得不到人们的同情而进行不下去。胡华同志一向和蔼，从不疾言厉色，而在必须抗争的时候却锋芒凌厉，显示了铮铮风骨，使我认识到了他性格中刚强的一面。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人们普遍忧虑、苦闷。全国局势仍一片混乱，国家不知走向何方，中国人民大学已被解散，教师们被打发下乡，个人的命运难卜。大家有一种被人抛弃、任人宰割的感觉。当时，领导已决定把江西“五七”干校的教师、干部在当地就地分配工作。但这批人工资挺高，年迈体弱，不能胜任重体力劳动，江西方面不肯接收，又推回北京去。这个“包袱”被推来搡去，最后仍由北京市接收安置。

1972年，“五七”干校中传开了好消息，我们将回北京去，重新分配工作，而不至于千里“发配”，流落他乡，人人喜上眉梢。可胡华同志和我们却碰上了一件小小的难事，即如何处置两年来豢养的一条小狗。

这条狗是胡华同志从远处要来的。它通体乌黑，额上有一片白毛，灵活而精神，很讨人喜欢，养猪班把它养下来，取名“小纠纠”。胡华同志精心照料，给它搭了个舒适的窝。两年下来，“小纠纠”出落得伶俐、俊美、健壮。它白天围着我们奔跑欢跃，帮我们轰猪守门，晚间陪我们值班查夜，人们都喜爱它。现在我们要撤离干校，怎样安置这条狗，一段时间里我们很愁闷。带回北京是不可能的，如果留在江西，江西老乡们吃狗肉之风甚盛，它很快会被捕杀吃掉。胡华同志和我们商议多时，无计可施。后来，胡华先要回北京了，那天，他在猪倌房内和小狗逗弄半天，最后闷闷地离去，临走时嘱咐我：“小纠纠”的事，尽量安置一下，你最后瞧着办吧！我是最后一批回北京的，“小纠纠”似乎知道大祸临头，那几天依偎在我身边，寸步不离。一些好吃狗肉的战友们，再三动员我把狗杀掉，我坚决不同意。他们说：“就要回北京了，总不能把狗带回去，与其留下给老乡吃，不如让战友们饱餐一顿，增加点油水。”禁不住他们天天催问、敦促，我只好撒手不管，任凭他们处置。我请假一天，躲开了杀狗吃肉的场面，但耳畔仿佛响着“小纠纠”的凄厉叫声。我为此事内疚，心神不宁。1973年春返回北京，第一次见着胡华同志，向他讲述了小狗的噩运，我们两人相视半晌，黯然无言，他最后叹了一口气说：“只能是这样的结局。”在那年头，我们自己的命运尚在未定之天，哪能庇护这条可怜的小狗。

到1976年，十年浩劫的噩梦才逐渐淡褪。中国人民大学于1978年复校，我们各自回归工作岗位，忙碌着自己的专业。我和胡华虽然住地很近，但长谈的机会很少，我感到他历经风雨，磨炼得更加沉着厚重，而且在他心底燃烧起要求工作的强烈愿望，要把失去了的时间追回来。讲课、写作、开会，他忙个不停，多年前曾经向我透露的为共产党烈士写作传记的心愿变成了现实。他为此而勤奋写作，夜以继日，忘我拼搏。他身体本来衰弱，得过肝炎，这样争分夺秒地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导致旧疾复发，终于转化成不可救治的肝癌。他去上海做肝脏手术前，我去看望他，他身体很虚弱，内心很痛苦。他不愿做保守治疗，迁延病榻，而宁肯冒着风险，走上手术台，进行彻底切除，以争取治愈，获取继续工作的一线机会。他就是在这种迫切希望继续工作的心情下前往上海的，谁料到，他竟一去而未能复返。

我和胡华同志朝夕相处，先后有六个年头。我所认识的胡华是一位宽容、和蔼、爱护青年的导师，是一位怀抱理想、渴望工作、坚持原则、内柔外刚的革命者，是一位才华焕发、知识渊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党史专家。

注释

[*]原载《胡华纪念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