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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智的学者 勇猛的斗士———忆黎澍同志

学界记往 作者:戴逸


睿智的学者 勇猛的斗士[*]——忆黎澍同志

黎澍同志是我所熟悉的前辈历史学家,他富有思想才华、理论勇气和学术良知,是年轻一代历史学工作者杰出的导师。

我认识黎澍同志在50年代中期,几次会议上见到过他,听过他的发言,但印象不深,也没有和他交谈过。直到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要写纪念孙中山的文章,约请黎澍同志进行讨论。我当时担任吴老的学术秘书,在座听了他们的谈话,做了记录。吴老非常敬重黎澍,亲自送黎澍出门,还对我说,黎澍同志的理论水平高,他的意见非常好。时过40年,那次谈话的内容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当学术秘书时,有两厚册吴老的谈话记录,主要是吴老谈个人的经历,也有不少学术见解,可惜在十年浩劫中被抄走,一直没有归还给我。我是通过在吴老处的谈话和黎澍同志相识的。

《历史研究》是我国史学界的权威刊物,在国内外影响甚大。1961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改组,黎澍同志从中央政治研究室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副所长,并主编《历史研究》杂志。当时,正值学术界“拔白旗”运动以后,历史学界受“左”的思潮的侵袭,批判了许多教授,空气沉闷,万马齐喑,大家不愿也不敢写文章。《历史研究》闹稿荒,从月刊变成两个月出版薄薄的一册,假大空的文章充斥于报刊上。黎澍同志受命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力图改变局面,活跃学术空气,贯彻“双百”方针,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他为了办好《历史研究》,广泛征求意见。有一天,他邀我去他家中谈话。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他住在沙滩中宣部的宿舍里,一间宽大敞亮的书房,周围全是图书,整整齐齐排列在书橱里。他的大写字桌放在书房的正中间,桌上堆放着各种书籍、报纸、杂志。他给我倒了一杯茶,相对坐在藤椅中,谈了很久。他身体健康,神采奕奕,待人热情,思路敏捷而清晰,熟谙马列著作。他是长者、著名的理论家,又是党的高级干部,而待人和蔼,思想解放,无所拘束。他对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有胆有识,目光如炬,我被他的谈话深深吸引。他谈到当时正在进行的关于农民战争的讨论,山东历史学家孙祚民正遭到批判。他认为:孙祚民的意见符合马列主义,没有什么错误,为什么要挨批判,这是“左”的思想作祟。他要我去找孙的文章和批判文章,仔细对照读一读。他反对把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现代化。他说:革命是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是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只能打乱某些封建关系,并不能创造新的生产关系,农民阶级也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统治者。所以,农民战争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当年,“左”的思想盛行,说农民战争不是革命,这种主张实闻所未闻,可说是石破天惊之论。他还讲了《历史研究》的编辑设想。他说:《历史研究》是高规格的学术刊物,应该组织高质量的文章,文章不在长短,而要求质量,哪怕5万字、10万字的文章也可以登载。要推动百家争鸣,提倡创造性研究,树立良好学风,文章要言之有物,反对动不动搞批判、打棍子。在黎澍同志主持下,《历史研究》就是力图贯彻这样的方针。

以后几年中,我和黎澍同志经常见面,每次都在那间大书房内。他经常邀我去聊天、谈问题,谈一些历史理论问题,谈史学界的思想倾向。他的意见中肯、新颖,有说服力,我深深服膺他的思想深度、创新精神和理论勇气。他具有洞察事物本质的智慧。有一次,他谈到浮夸风、共产风。他说:我们目前依然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因为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过早地改变生产关系是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只能是“揠苗助长”。什么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只能是好心的空想。今天回想起来,他的话多么重要,多么正确。他讲“揠苗助长”四个字,一直印在我的头脑中。这种话,当时可说是大逆不道,但黎澍同志无所畏惧地敢于讲出来,实在难能可贵。

那几年,理论界强调阶级斗争,而且强调到很不适当的高度,黎澍同志多次反对这种论调,他认为:必须把阶级斗争和历史主义结合在一起,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那时,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历史主义提出来和阶级斗争相提并论,不能不冒很大的风险。后来,宁可同志根据黎澍的意见,写了论历史主义的长篇文章,刊登在《历史研究》上,引发了一场大讨论,以后遭到批判,黎澍同志也受到牵连。

《历史研究》刊载过戚本禹批判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文章,引起学术界的震动。此文刊登之前,黎澍同志给我看了稿件,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李秀成作为农民英雄,思想上有弱点,有失败主义的情绪,但说他是叛徒,我思想上不能接受。不过作为学术讨论,这篇文章可以发表。黎澍同志同意我的意见。文章发表以后,众论哗然。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了一次讨论会,由范文澜主持,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邓拓、吴晗、黎澍都参加了,大家的发言都不同意戚本禹的观点,但还属于学术讨论范围。中宣部林涧青同志说:周扬同志的意见是,近几年来历史人物否定过多,人物评价要慎重,不要随便地拔掉旗子。“文化大革命”中,这次讨论会被称为历史学界的“黑会”。

黎澍同志写过一篇《让青春放出光辉》的文章,鼓励青年们立志远大,努力上进,勇于探索。文章几经修改,写得精练而有文采,作为《光明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发表,当时各级青年团组织曾把它作为思想教育的范文,组织学习座谈。但这篇文章极为难产。据说:有关方面认为,现在青年们高中毕业以后,上大学相当困难,大批青年要下乡插队,在这样的时候,鼓励青年立志上进是不切合实际的,不利于稳定青年的思想。这篇文章几乎夭折,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往往有这样似是而非的高论。

黎澍同志的文章凝练、畅达,富有理论深度,往往闪烁着思想的火花。他和我谈论写文章的经验,主张一个“慢”字,要反复思考、推敲、修改,务求写出新意,切忌信笔所至,海阔天空,陈话连篇。他写文章有时一句话写不下去,憋大半天在房间里来回溜达,冥心思索。他常说:写文章是苦事。他的文章全是呕心沥血之作。

黎澍同志在学术上勇于开辟,不囿于成说。在培养青年方面,又热心爱护,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他有一次详细地谈到在近代史研究所招收研究生的计划,询问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培养青年教师的情形,非常赞赏我们重视理论教育和锻炼写作能力的好经验。当时,国家尚无学位制度,没有培养硕士和博士的规章与先例。怎样培养下一代学术工作者,确实是面临的重大课题,而各单位的做法很不相同。近代史研究所人员众多,力量雄厚,但年龄偏高,缺少青年同志,这引起黎澍同志极大的关心,开始认真考虑培养的方法和途径。我建议他到全国高等学校物色杰出的本科毕业生,招收他们当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后来,近代史研究所果然派刘桂五等同志到全国各高校去选拔学生,招收研究生。这批研究生今天是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骨干,都已年近60岁。回想35年前和黎澍同志多次商谈培养青年的计划,他那种求才若渴、爱才如命的心情溢于言表,至今仍历历在目。

谈到黎澍爱护青年,不能不想起当年的沈元事件。沈元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聪颖好学,很有才华。1957年被划成右派,勒令退学。他在家中自学,写了有关《急就篇》的文章,此文很多学者均甚赞赏。郭沫若见了此文,称沈元为“神童”,黎澍将此文刊载于《历史研究》,并将沈元调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希冀他日后成才。沈元到了近代史所,就得研究近代史,他写了一篇《论洪秀全》,文章很长,拟在《历史研究》刊登。《人民日报》编辑部看到此文甚为称誉。要沈元缩写该文,但仍长达万余字,由《人民日报》整版刊载。沈元的事引起学术界的轰动,也招来了许多非议。沈元是摘帽右派,培养和重用沈元被认为是政治上的重大失误,许多人写信告状,窃窃私语,黎澍同志因此遭到重大压力。沈元本人的性格确有弱点,恃才傲物,盛气凌人,但确有才学,且十分勤苦用功。有一次我去黎澍同志处,看到和听到黎澍同志与沈元的一席谈话,谈及两件事。一件是沈元和考古学家陈梦家发生争执,可能陈梦家写文章引用了沈元的话而未注明出处,沈元大为不满,指责陈梦家抄袭和剽窃,因而发生龃龉。黎澍对沈元说,陈梦家是考古界的前辈学者,是有贡献、有声望的专家,应该受到尊敬。如果他引用别人的话而未注出处,可能是一时疏忽,怎能武断地指为抄袭和剽窃?这是极不负责的说法。另一件事是沈元在北京图书馆借阅书籍,因管理员取书延误而发生口角。黎澍批评沈元说,管理员为我们服务,借还图书,工作烦琐辛劳,我们应该感谢和尊重他们,体谅他们工作中的困难。你凭什么向他们颐指气使,横加责难。他要求沈元向陈梦家和图书管理员赔礼认错。黎澍的话既严肃、坦直,严格要求沈元,又委婉说理,苦口婆心。沈元受到感动,他低头沉吟良久,向黎澍同志恳切承认错误。我的亲见亲闻可以纠正外间所传黎澍放任姑息沈元的说法。像沈元这样一位既有才华又有缺点的青年,划右派后被社会遗弃,失去了学习和工作的机会。黎澍同志录用了他,帮助他加入史学研究的行列,不惜自己受人的误解和指责。他的仁心慧眼、古道热肠,实是令人敬佩。

后来在批判历史学家刘节的历史观时,史学界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文章。《历史研究》发表了署名张玉楼的文章,大家认为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具有理论色彩,比较讲道理。周扬同志还打电话询问黎澍:“张玉楼是谁?”原来张玉楼就是沈元。他用本名发表了两篇文章,引起众多非议,此时只好改用笔名了。但此事仍引起了风波,此后,上级命令不许再刊载沈元的文章。黎澍同志为录用沈元遭到沉重的压力,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招降纳叛”的罪状。“文化大革命”期间,沈元遭受批斗,心怀不满,竟化了装想逃到外国大使馆中避难,被我公安部门抓获,开了公审大会。如何处理,交付北京市居民进行讨论。第一次讨论后,他获宽大处理,未处死刑。可是不久之后,不知什么原因又第二次讨论,结果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沈元性情孤傲,思想上有缺点,但罪不至死,“文化大革命”后得到了平反。在当时,小小年纪的沈元到处受敌,四面楚歌,只有黎澍同志能顶住压力,爱惜人才,希望引领沈元走上正道,成为有用之才。可叹的是一场浩劫,不仅黎澍同志爱才育人的苦心未能实现,就连沈元的性命也未能保住。“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同黎澍同志谈到沈元时,他默默无言,目光中流露出痛心和惋惜之情。

1963年,上级从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先后调集20多名历史科学工作者,从事一项研究任务,我和许多朋友都在其内。我们这批人起先集中住在香山,黎澍同志是这个研究组的负责人,因此我有近半年的时间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平易近人,对下级关心、热情,经常到香山来看望我们,有时也住在香山,和我们一起生活,一起讨论问题,一起散步聊天。他是一位极富爱心的长者。有一次,我搭他的汽车从城里开往香山,路上见到一位妇女,躺在地上呻吟,旁边一个小孩在哭泣。我们的车子停下来,黎澍同志下车询问。原来这位妇女带着孩子往邻村走亲戚,在路上突然病倒。黎澍同志问明情况,急命司机将病人和孩子送往附近医院,并设法通知病人的家属。他将事情处理完毕,和我步行到汽车站,乘坐公共汽车前往香山参加会议。这是一件小事,却也体现了他的急公好义和对病难者济难扶危的精神。

熟悉黎澍同志的人无不称道他崇高正直,有独立见解而从不趋炎附势。“文化大革命”前,在“左”的思想氛围中,他自己承受着重大压力,却乐观开朗,不改初衷。“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批判是必然的事,与他人被诬蔑为“东霸天,西霸天”,处境很困难,他仍不以为意,泰然处之。红卫兵要他写揭发、检举材料,他总是实事求是地对待曾经共事的同志,甚至为他们申辩。“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国的学术刊物都停止出版了。后来,毛泽东主席提议复刊《历史研究》,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个恢复出刊的学术性刊物。刊物本为中国科学院所办,黎澍是主编,复刊后理所当然应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办(简称为“学部”)。但“四人帮”不肯放过这样一个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刊物。那时,实际主管教育部工作的迟群伸手争夺《历史研究》,当时,黎澍同志知道毛主席提议《历史研究》复刊,也在草拟复刊计划。他不畏惧“四人帮”的气焰,敢于和他们争夺这片学术阵地,结果还是被“四人帮”抢到手,由迟群负责《历史研究》的复刊工作。迟群从高等院校调集了多名历史系的教师,组织编辑部,搞评法批儒。开始是在西单教育部的招待所里,后来搬到前门饭店。我也被指名调去教育部。迟群在一次会议上宣布,要求编辑部人员保守工作秘密。一个学术性刊物,有什么工作秘密,真是奇谈怪论!还要求大家不得和学部的人往来,特别是不得和黎澍、任继愈接触,迟群偷偷摸摸,简直像搞特务工作那样来办学术刊物。不久,黎澍同志托人给我带话,希望我赶快离开那个“是非之地”。我自己也很不愿意在那里工作,就想办法对工作拖拉磨蹭,又借口要完成前些日子外交部交给的一项重要研究任务,几次要求脱离编辑部,回原单位工作。迟群等很不高兴,认为我不识抬举,同意我离开。我回校时心情愉快,如释重负,立即打电话告诉黎澍同志,他在电话中为我祝贺,并打趣地说:“你终于逃脱了‘曹营’的磨难。”我去《历史研究》编辑部临时工作只有三个星期时间。

1975年,黎澍同志继续担任《历史研究》主编。“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黎澍同志积极在学术界拨乱反正。有一次他跟我谈话说:最近于光远同志倡议民间组织研究会,以活跃学术空气,消除“四人帮”的余毒。这一倡议很好。考虑到历史学界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较有基础,人数较多,建议先成立一个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以倡导风气。民间组织学术研究会,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尚无先例,在黎澍、于光远等同志的支持下,我和王庆成、郭毅生、马汝珩、贾熟村等同志酝酿、准备,在1978年7月成立了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并请罗尔纲先生担任顾问,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礼堂举行成立大会,黎澍、于光远参加了大会并讲话。这是全国社会科学理论界最早成立的民间研究会,《光明日报》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此后各种研究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对开展百家争鸣、促进学术研究起了积极作用。黎澍、于光远等同志有首倡之功。

粉碎“四人帮”以后,黎澍同志为重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而发奋工作,他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批判封建主义的残余,讨论历史的创造问题,评论阶级斗争的理论,揭批“四人帮”,讨论历史的求真精神,等等。他在最后十年中,作品之丰硕、用力之勤奋、见解之深邃更胜于以前。一场重大的政治风暴过去之后,必有智者、勇者去反思、去探索,黎澍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自言:“文化大革命”使他“大彻大悟”,“使人感到有重新认识许多问题的重大必要性”。他探寻刚刚逝去的历史的经验教训,而着眼的却是国家的现代化。他能言人之不能言,敢言人之不敢言。他在开辟那混沌未知的领域,永远前进而不肯止步。黎澍同志是一位睿智的学者、勇猛的斗士、不知疲倦的探索者。


注释

[*]原载《黎澍十年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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