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定的事

文·阎连科

阎连科

生于1958年，河南洛阳嵩县人，中国著名作家。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等。阎连科的妻子，开封人，经人介绍与阎连科结识，二人于1984年结婚。

总以为，我和妻子的婚姻是命定的事。

争吵是命定的事。妥协、相安和扶生，也都是命定的事。哈金的名作《等待》的开篇是：

每年夏天，孔林都回到鹅庄同妻子淑玉离婚。他们一起跑了好多趟吴家镇的法院，但是当法官问淑玉是否愿意离婚时，她总是在最后关头改了主意。年复一年，他们到吴家镇去离婚，每次都拿着同一张结婚证回来。那是二十年前县结婚登记处发给他们的结婚证。

这开篇的一段，让几乎所有的美国读者，都感到愕然与惊颤，其不可思议的境况，如同和睦家庭的堂屋里，会定时刮起田野的龙卷风。读者几乎人人以为，这是天下小说最好的开头，犹若他们在烦闷的夏天准备远行时，一出门就遇上了神秘凉爽的客车。而在中国的一边，人们读到这样一个段落，并不会有美国人的意外和愕然。因为，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是我们说的，命定的事。

哈金的了得，正是他深深地谙明着作家该怎样向生活与人的命运最深沉地鞠躬。而于我言，在十几年前读到这个开篇的段落时，独自在屋里没有骇人的颤感，也没有不以为然的凡庸，只是不知为何会放下书来，独自在屋里久久地沉默和呆怔。独自望着窗外的大千世界，仿佛被哈金的灸针，缓缓捻捻地刺中了某个被我忽略的命穴。有一种为《等待》中的孔林和淑玉夫妻盈泪的慢痛，在心里潺潺地浸流，不止不息，纠纠绕绕，并对那忽然到来的沉默，甘愿沉溺其中，又想要浮游上来，正如一个人钻进水里憋气时，那永恒一瞬的犹豫和坚持。

我和妻子在上世纪的1984年结婚。结婚时26岁。因为从小渴望对土地的逃离，乃至于想要在城里成家立业，会成为一代、几代人的梦想，一如《红与黑》中于连的渴望和奋斗。对于“吃商品粮”和“市民户口”的理解，正如行乞者想象天堂的模样。这就是我人生的开端。是写作之初想要达到的目的。乃至自己发了一些作品，成了一名军官之后，以为有了找个城里对象的本钱时，却在短短的两年里，被五六个城里姑娘嗤之以鼻后断然拒绝，甚至连“婉拒”那样的安慰都没有得到。于是，一种自作的绝望，化为于连式沉默的苦痛，日日都在我青春的饭里蒸煮和煎熬。没有对城市和城里人的仇恨与愤懑，反而更加努力地追求和向往。也就是这个时候，1983年的岁末，我的妻子以对象的名义，被朋友介绍到了我的眼前。她不仅是个城里人（开封人），而且比我以前所有相亲的姑娘，都更为漂亮和娴静，也更为犹豫、默认我们间的往来和可能。这中间，是犹豫大于默认，还是默认大于犹豫，我一生都没有弄明白。只怕她的一生，也都没有去回忆分辨过往的事情。总之，我们都在犹豫和默认之中。在她，我不知她犹豫什么和默认我的什么；而在我，犹豫是因为她的父母——我的岳父母，明确地提出一个条件：他们家有三个儿子，只有这一个女儿，待我从部队转业之后，一定要留在开封，而不能把他们的女儿，带回到洛阳或我山区的老家。

然而，我虽然自幼想要逃往城市，但真正渴望落根的地方，却是十几岁就已赌选的豫西洛阳——那个离我老家六十公里的古都老城，而不是“背井离乡”的遥远的豫东开封。就这么，犹豫着，默认着。默认着，也犹豫着。彼此迟疑在人生的路上，如一股有来向、无去向的风，盘旋在人生鬼打墙的路口。也就这个时候，1984年的又一天里，我哥哥突然朝我所在的河南商丘的军营，打去了一个长途电话，说几天前父亲再次病重，把哥哥叫回到他的床前，对哥哥说，他预感着多年不愈的哮喘，会让他难度这年冬天的冷寒；说他一生辛劳努力，四个子女中有三个都已成家，只有老小连科，还未结婚。

他说，他倘是能看着连科结婚，就是冬天果真离去，心里也会踏实许多。

哥哥在电话的那头，我在电话的这头，相距几百公里。说完后彼此在电话中沉默不语。而我，却是能听到哥哥在那头伤悲而无奈的喘息。大约，哥哥在豫西嵩县邮电局的某间电话房里，也是可以听到他的弟弟在遥远豫东的营房中沉默的无奈。于是，待沉默久了，到沉默将要炸开的时候，哥哥缓解着说了一句：

“看看吧，去和人家商量一下，有可能了就结婚——为了父亲，而且你的年龄，也那么大了。”

然后，哥哥放下了电话。

我在这头，河南商丘的33636部队的一间办公室里，听到哥哥放扣电话的声音，像一个农人无力地把他耕用一天的锄头，顿放在了收工回家的田野。看着握在我手里的耳机音口上挂着的我哈气的汗粒，看着夏天窗外营院的落叶，当我放下电话从那间机关办公房里走出来时，感到有一种宿命的压力，一种来自命运安排的力量，正朝我围将过来，觉得自己不迎将上去，定会铸成终生的大错。那时，军营里有了下班的号声，去食堂集合吃饭的哨音，正连续地吹响在我的头顶。

而我，没有去集合吃饭。

没有去宿舍取什么和准备什么，只是抬头看了看浩瀚的天空，看看被红砖围墙堵着的豫东平原，取出口袋牛皮纸叠的一个钱包，点数了里边的钱数，就转身朝营房外面去了。

朝火车站的方向去了。

我要结婚。

我要去开封古都，对我那在默认和犹豫间的对象说，请你和我结婚。我年内必须结婚！这是命运的安排，是我父亲的生命给我命定的事情。甚至我想说，现在结婚，我们就是人世间和他人一样的一对夫妻，如果你不应不结，我们就将各奔东西，只是路人在途中的一次相遇。

那时，我没有想到啥儿自私，没有想到我的决断，是否对她有一种威胁，只是怀着命运的使命，果决地朝那个老旧的商丘火车站急急地奔着。从军营里出来，也就赶上了公共汽车；从公共汽车上下来，也就赶上了一点多的火车。

从商丘到开封，那时火车的行驶时间，是将近四个小时。火车自然是现在极其少见的绿皮火车，车座是被人坐得油光结实的木条凳。我是站票，就在那火车上站了几个小时。记不得火车驶过河南东部旷野沙地时我想了什么，也记不得经过因为焦裕禄而著名的兰考县馒头般的沙丘地带时，对饥饿、贫穷和逃离与奋斗的感受。虽然那时我已读过许多的名著，对《红与黑》中于连印象的深刻，如同在农村老家割麦时，镰刀留在身心上的疤痕。但还是觉得，于连的命运，远远地好于自己。而自己，也永远不会成为那个曾经成功过的于连。因为，那个遥不可及的巴黎，简直是我永生无法抵达的圣地；那里的繁华与贵族人的生活，也是我们无法想象和触摸的高高挂在天空中的金丝绒的窗帘。而我，和我一样通过各种途径，从农村奔往城市的一代一代的人们，只是想要逃离土地，想要自己有个城市的户口，和一间城里的房屋。在内心的深处，并不去渴望那种巴黎式的生活。所以，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血液中，原来是有着于连的脉动，有着于连对人生与命运的谙解。也就那么到了开封。到了在落日中安静在熙攘间的被《水浒传》描写过的宋都大相国寺边的胡同口，依时依点的，等着对象的下班，等着她骑车回来时我的摊牌和请求。

那条胡同我至今记忆犹新。它如同我命运中总在跳动的一根神经，狭窄，曲长，地上是不知何年何月铺就的碎裂的砖地。胡同两侧老平房的院墙屋壁，全都砖粉泥落，涂着的白灰，显出岁月的灰黑。斜立在墙边的几根水泥电线杆上，东来西去的电线，把胡同的上空，切割为一块一块的蓝色，很像春天飘浮在头顶上的田野。我就在那儿等她。也如期地等到了她的到来，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从车水马龙的鼓楼大街，拐进了这条宁静沉闷的胡同。

看见我时，她在车上怔了一下。

刹车。下来。说了两句很平常的问话：“你又出差？”

“收到我给你写的信没？”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话。我按我早已想好的计划，就在那胡同的口上，离她两步远近，说了我父亲的病情。说了我想结婚。说了为了父亲我必须结婚的想法和安排。那时她就站在我的对面，我们中间隔着她那辆可行可止的自行车，看不出她脸上有什么惊讶、不安、愉快或者不愉快。她在开封的电瓶车厂上班，是那厂里的车工。身上制服式样的工装，那种灰蓝的颜色，是可以和黄昏、蓝天融在一起、混为一谈而不分彼此的大同。就那么站了一会儿。就那么闷着想了一会，她对我自然而得体地说道：

“我得回去跟我爸妈商量商量。”

也就走了。

推着自行车离开我时，脚步很慢，一直那么推着，再也没有骑上。我在后边盯着她高挑的后影，待她走出十几步时，又追着大声唤道：“我就在这儿等你回话啊！”我不知道那大声的唤叫，是不是一种逼婚。但我知道，我的唤声给她传递了非此即彼、不合便分的清晰的信息。她听到了我的唤话，扭头看了看我，没有点头，也没有说啥，就又那么慢慢走了。像走在一段钢丝的绳上，一样缓慢，一样谨小，一样地在平衡思量着她的一生。

那天的中饭和晚饭，我是合在一起在那叫吹鼓台街的胡同口吃的。是一碗我爱吃的烩面。从买票、排队，到端上一海碗烩面坐在路边的窗口，大约用了三十分钟。而就在这三十分钟之后，她从她家走了出来，在那小馆门前找到了我，默站一会儿涨红着脸说，她爸妈同意我们结婚；并说如果我父亲真的不在了，就把我母亲接到城里一块来住，也好对老人有个照顾。说完，并不等我说句啥儿，她看看左右，就又慢慢地转身走了。好像我在这胡同口“逼婚”的等待，会惹出什么事端一样。再或，是她出来告诉我这个可以结婚的消息，是偷着出来为了安慰我说的假话一样。总之，在那小馆的路边，她慢慢地说了，又急急地走了。可在她走了之后，我再次望着那条胡同，再次望着她的后影时，对她和我人生的感激，忽然觉得如不像《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跪在广场（城市）的中央，在地上磕头，怀着快乐和幸福的心情去吻那肮脏（城市）的土地”，我就无法说明我对她的感激和对命运的感谢。

她走后，我的泪水莹莹哗哗地流了下来。

就那年，1984年的10月，我们结婚了。

就那年的冬天，我父亲在我们结婚后不久，到底如他预感的一样，苦痛地离开了我们。